年会笔记：中国公共政策的艰难选择

　　应该厘清公共政策的目标和实现方式，并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注意平衡各种利益关系

　　【网络版专稿/《财经》杂志记者 王以超】在中国当今面临的诸多焦点话题中，养老、医疗等公共政策，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一块。这些公共政策的走向，往往关系着亿万人的福祉，无论富贵或贫贱。因此，这些政策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总会激起公众最为广泛的关注。

　　在12月11日上午举行的《财经》年会“2008：预测与战略”分会之一《公共政策制订：和谐社会的基础设施建设》上，与会专家表示，应该厘清公共政策的目标和实现方式，并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注意平衡各种利益关系。

　　即将到来的“老年中国”，很可能将是整个国家面临的最大挑战。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养老保险司副司长董英申在发言中指出，目前中国年龄在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总数已经达到了1.4亿，未来则将达到目前整个欧盟的人口规模。

　　人口的老龄化，对于中国而言，最为直接的影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舫看来，就是“人口红利”将逐渐消退，而“人口负债”则将逐渐显现。经济学模型显示，老龄化比重上升一个百分点，人均收入增长幅度可能会下降0.115个百分点。

　　他指出，未来20多年中，中国劳动人口的人均增长率将仅为0.4%，不仅将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个数字，只比日本和欧盟略微好一点。

　　董英申表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打破现有的二元结构，建立城乡一体化的保障体制。目前，企业、机关以及农村等条块分割的保障模式，不仅严重地影响了公共政策效率，同时也是潜在的不稳定性因素。

　　对于老龄化社会而言，一个巨大的挑战，就是医疗问题。尤其对于人均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的中国而言，这种挑战就更加艰巨。

　　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处技术官员汤胜蓝表示，虽然中国

医疗改革大方向已经确定，比如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医疗卫生服务提供体系、医疗保障体系以及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等，都已经有了比较清晰的“路线图”。然而，现在就断言难题已经解决了，或许仍然为时过早。

　　目前，在医疗费用总支出中，个人支付的比例仍然偏高，这就会导致“看病贵”的出现。他指出，目前职工医疗的报销比例，一般只有60%；在农村地区推广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报销比例更是只有30%到35%。虽然明年随着中央对农村的投入增加，报销比例会有所增加，但上升幅度很可能十分有限。

　　世界银行东亚及太平洋地区民营经济发展部首席专家张春霖也认为，降低个人支付比例是这一轮医疗改革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2005年，中国人必须自己支付52%的医疗费用，虽然这个比例比2000年的59%略有下降，但仍远高于1978年20%的水平。就世界范围内而言，中低收入国家个人支付比例为50%，而中高收入、高收入国家这个比例仅为36%和19%。

　　此外，如何使得政府对于医疗的投入真正用到患者身上，在汤胜蓝看来，也是一个难题。同时，对于现行医疗制度的缺陷，也应有清晰的认识，比如目前普遍执行的“保大病”原则，对于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也许并不是一个好的解决方案。因为如果能早期介入的话，显然成本会更低。

　　张春霖则认为，目前政府对于医疗服务提供者的各种隐性补贴，人为地扭曲了价格信号，不仅没有起到真正降低成本的目的，还损失了效率。因此，政府应该提供开放、平等的竞争环境，才能真正惠及普通患者。

　　正是由于公共政策影响的广泛性，以及政策本身的复杂性、不确定性，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教授在发言中呼吁，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应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只有吸纳包括弱势群体在内的各种声音，才能使得公共政策不至于在制定或执行中，出现大的偏差。

　　毕竟，公共政策只有最大限度地反映整个社会而不是个别群体的利益，才能有效地避免政策的滞后性以及人文关怀的缺失。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养老还是医疗制度的改革和推进，都应该赋予公众充分的知情权、参与权，并合理处理公众施加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