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京：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转型

　　2007年12月5日第二届中国私人银行与财富管理论坛在北京丽京酒店召开。此次大会为期两天，邀请多位重量级嘉宾和行业领军人物同我们一起分享最新世界财富管理方面的实际发展情况和展望。以下为中央党校经济学部的主任王东京先生演讲实录。

　　主持人：好，非常感谢江何佩琼女士带给我们非常快乐的一段演讲，刚才我们也是充分地领略到了江何佩琼女士的风度和她的

幽默，接下来这位嘉宾是中央党校经济学部的主任王东京先生，王主任是

中国经济观察的主编、教授、博士生导师，他长期从事中国宏观经济与企业问题的研究，在经济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专刊写专栏文章数百篇。他演讲的议题是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转型。

　　王东京：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今天下午我演讲的题目是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转型，一个月以前，中共十七大刚刚闭幕，这是中央一次中央会议向我们传递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中国经济的发展将面临一次大的转型，胡锦涛总书记的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发展要适应三个转变，第一，过去我们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投资和出口，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实行由消费、投资、出口、协同带动，过去我们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工业带动，第二产业带动，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实行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协同拉动，过去我们的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消耗为主，现在开始，我们要转向向科技进步、管理创新和劳动收支提高，这三个转变对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影响是决定性的。

　　如何适应三个转变。我认为中国经济未来有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我们讲新型工业化是党的十五大提出来的，当时我们理解的新兴工业化就是指

信息化，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工业化促进信息化，那么这几年的发展，我们从实践中总结观察我们发现，新型工业化在国际上也不仅仅只有一条路，从当前世界经济的格局来看，这些工业化国家他们的新型工业化也不是只有一个模式，美国的新型工业化是以信息产业为主导，英国的是以金融服务为主导，日本是由终端消费品为主导，中国今天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我们认为一定要结合中国本身的国情，中国的国情是人口多，就业压力大，人均拥有的资源量少，我们的工业化还处于中期阶段，能耗高、污染重，从这么一个基本的实际出发，中央提出我们的工业化是一个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三高两低，即，高科技、高效益、高就业，低能耗、低污染，也就是在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我们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主要用现代科技改造和提升我们的传统工业，促进我们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节能减排，这些工作是未来中国经济转型的一个重要任务，中国经济的转型，第二个要点就是坚持各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如果说过去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是由出口和投资带动的，那么从现在开始中央强调是要把消费作为重点，消费、投资出口的协同带动。

　　这里我要指出来，中央强调的坚持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这是一个新的提法，大家知道本届政府，我们扩大内需，重点放在消费，去年2月中旬，中央总理温家宝先生在中央党校发表演讲，他就讲到中国经济持续高速稳定的发展，有一个前提就是不断地扩大国内需求，怎样扩大国内需求他认为重点是刺激消费，刺激消费的重点是要提高低收入人的收入，特别是广大农民的收入，所以这几年我们在提高城乡居民收入上面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制定一系列的政策，比如说关于增加农民的收入，中央提出要建设新农村，生产发展、生活干预、村荣整洁，温家宝总理强调最重要的这五句话当中是前两句，生产发展、生活干预，只有通过生产发展，提高农民的收入才能带动农民的消费，启动国内的消费，如何提高农民的收入，从上届政府开始，我们在实行农业的产业化，农业产业调整农村废水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本届政府在免征农业税，这些方面取得的成效，我们同时看到现有的这些政策还不能极大的帮助农民致富，极大的提高农民的收入，农民一亩地生产粮食50块钱，农民大概每户50块钱，60块钱不等，免征农业税也是50、60块钱不等，现行根据政策措施帮助农民增收，如何实行中国农民大幅度增收，增加农民的购买力，中央认为，下一步就是要实行土地的规模供应。

　　不久前，我曾经在河南调研，大家知道河南省是中国的粮食主产区，农民比较多，当地农民说，农民要税收，现在一亩十分地很难，怎么办？如果让他种一亩地不能富，如果种20亩地、50亩地就能富，算笔简单的账，一亩地粮食的总收入大概是500块钱人民币，如果20亩地一年的纯收入是10000块钱的人民币，那也就是说如果农民种到20亩地一年的纯收入和我们城镇收入水平持平，引出来的问题现有的农村劳动力大量的向城镇转移，向工业转移，所以农民要增收这篇文章，我们中国一定要把它做在城镇化和工业化上。啊主要出路是要减少农业人口，实现农业人口的非农化，城镇低收入人口怎么增收，这次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五条思路，第一条，中央强调要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当时我们提出来要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勤奋劳动、合法经营先富基础。那么现在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央开始干住公平，特别是强调对低收入阶层要特别地关照，中央又强调，在公民收入当中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的比重，提高劳动收入，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当中的比重，这也反映出，过去我们一直强调两个比重，一是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第二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收入的比重，一个是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下一步政府政策的导向会引出一个结论，就是要减税，因为初次分配它是把我们的收入分成了工资、利润和税金，企业的利润不减少，工资要增加，那就意味着必须减税，政府的税收要减少，而且我们具备了这个条件，今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大概是GDP能达到11.3%，而我们的财政收入大概会超过30%的增长，所以在这么一个背景下，中央提出来国民收入要向个人倾斜，向居民倾斜已经到时候了，中央强调要提高中国人民的收入第三个思路就是要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的机制，这个正常增长的机制是什么？我体会有两条，第一，企业职工的工资增长要和企业的增长同步，和国家的经济增长同步，让广大职工能够分享我们改革发展的成果。第二，我们的收入增长要和我们物价水平同步，避免职工收入因为通货膨胀造成损失。再一点，中央强调，要逐步提高保障标准或最低工资标准，这也是针对低收入阶层中央要采取有效的政策和措施，第五中央要强调，要让更多的群众拥有财产收入，这里面也有两条，第一，中央这次在十七大报告里面提出来要完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的制度。第二条中央又强调要坚持平等保护主权，公有财产和我们私有财产，国家要依法平等予以保护，这样我们的劳动者，我们的广大群众有了收入才顺利地转成了财产收入，这是我谈得第二点。

　　第三，下一步中国经济改革，我们的重点逐渐地向政府改革转移，什么意思？改革30年，过去我们的改革重点主要摆放在农村改革和企业改革两个阵势，从现在开始，我们的改革重点逐渐向政府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大家有一种说法，这些年我们的经济改革和政府改革相比，政府改革是相对滞后的，不是说我们的政府没有改革，而是说政府改革的效率，和我们改革的预期还有相当的距离，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政府改革很难，难在什么地方，难就难在我们的政府改革既缺乏动力又缺乏压力，农村改革不同，当年我们的农村改革作为改革主体的农民有改革的动力，我改革的积极性，因为农村改革家庭联产承包以后，农民能解决温饱问题，所以农民欢迎改革，当时中央一号召，全国亿万农民一呼百应，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们就完成了农村改革。

　　那么工业企业改革，本来我们的职工是有些想法，为什么工业企业改革要减员增效、项目分流，职工要下岗，有一部分人要遭遇失业，这项改革是政府推动的，是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的，所以企业改革有来自政府的压力，我们也改了，那么现在政府改革面对的问题是，政府的官员对政府改革要长时期运营，所以改革没有积极性，没有动力，而且政府改革也没有外部压力，要靠政府自觉的改革，所以就很难，尤其是政府的基础改革，很多人对改革是观望，不积极，那么新一轮政府改革，中央我们强调，要加快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性政府，从这句传导一个改革的趋向，是新一轮政府改革的重点或者突破口将不再是政府的机构改革，我刚才讲了，政府的机构改革要直接涉及到或者牵涉到政府官员的利益，让他下岗，所以很多人不赞成机构改革，现在中央提出来要建设服务型政府，那就意味着下一步政府改革重点将是重新对政府的角色或职位或职能进行对位，什么叫服务型政府，经济学里讲，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曾经讲政府是一个开业人，美国经济学家讲政府是我们的主人，说服务型政府就是要建立一个开业人政府，一个仆人政府，一个保姆政府，政府是由哪些人供养的政府，所以它的职能就因为是一个仆人的职能，保姆的职能，可是长期以来我们的政府是从技术经济转轨而来的，我们没有很好的完成这种角色转变或职能转变，我们现在政府还有很多行政审批职能，所以改革政府我们认为中国的一点就是要改革政府的行政机制，因为政府作为一个服务性政府，作为一个保姆政府，它是不应该也没有行政审批，所以我们认为下一步政府改革会把定位政府角色重新定位政府职能作为投靠点。

　　现在中国有一个现象，我们一直在说，存在一个官本位现象，为什么人们愿意做官，主要就是中国的行政审批权，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政府改革把行政审批权缩小了，或者说取消了，把行政审批制改为了备案制，那么我想恐怕很多人在选择职业的事，就不一定要进机关，现在为什么机构改革难？机构为什么能进不能出？说大家就是中国现在政府的行政审批权，我曾经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一个大学的学习毕业以后在政府机关工作，让他当到一个司局长，而另一个学生，他大学去任教，他当一个教授，在当前中国的模型体制下，在就业的时候哪一个更好，很多人当司局长好，如果中国的行政审批权取消了，改为备案制，我再问在政府机关里面当司长天天备案和一个教授在大学里面天天备课哪一个好，至少有一半人会说在大学当教授更好，所以打破中国的官本位，我理解关键有一条就是要先取消政府的行政审批权。

　　五年前，中共召开十六大，我们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要进一步规范和减少行政审批，中国共产党曾经在我们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里面已经提出要把行政审批制逐步过渡到备案制，这次党的十七大又强调要规范和减少行政审批，所以它是我们改革的一个方向也是一个重点，我曾经研究过中国的发展，研究过我们中国的官史，我就发现一个现象，有三个现象第一个现象，我叫做中国官场三大病，第一个现象叫做地方越穷想当官的越多，我简称为越穷越想当官，为什么？我们比较一下中国的东北和南方，我就发现东北人想当官的明显的比南方的多，内地的人明显的比沿海的人想当官，为什么？因为穷地方的人要穷则思变，要追求他的最大化，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穷地方靠什么？投资办阶级没有本钱，开个餐厅没有市场，大家都很穷，下班都回家吃饭。那么你要分享到国有企业的好处，如果你没有审批权，你说了不算，分享不到。所以很多人都想当官，我们现在国家所有制是以一种政府为代表的政府所有制，如果你是政府的官员，掌握了一部分的行政审批权，我发现第二种现象，现在那些年轻干部如果掌了实际的权利，掌握的很大的审批权，那么权利越大，他升官就越难，为什么？因为你的审批权越大，说明你掌握的资源越稀缺，越供不应求，需要的越多供给的越少，举个例子，某一个处长级别虽然不高，但权利很大，他掌握了一个工程的审批权，现在很多人知道工程很赚钱，所以有人给他写条子，给他推荐工程队你掌握一个工程，比方有20个找你，你怎么办？你最终只能按一个领导的意思办，这样你就讨好了一个领导，有19个领导有意见，一个人支持你，19个人不支持你，你肯定升官很难。

　　那么官场第三个现象，我发现了，好人不一定就是好官，我指什么，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干部部门、人事部门到基层，如果某一个人得到满票，满意率是百分之百，大家都支持他，这个人一定是好人没有问题，但是他不一定是好官，因为任何一个当官的都有他当官的一份职责，他要尽他的职责他就要做事，做事就一定会得罪人，没有不得罪人的，你做好事就要得罪坏人，你做坏事就得罪好人，你要好人坏人都不得罪，你要得满票，那只有一点就是什么都不做，这样的人是不作为的人，是一个不作为的官，所以他一定不是好官，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个官场的现象，这三个现象都是不正常的，不作为，其实都与我们现在的行政审批制有关，官本位有关，所以要改变政府，改变政府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我们官场的风气，集中到一点就是要逐步地减少甚至取消我们的行政审批制，让我们的体制能够顺利地和国际接轨。

　　那么这三大转变我刚才讲，中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政府改革转向改革行政审批制这三条，将是中国经济下一步未来我们要抓住的三个重点，有了这三条，我想，我们的其他改革会时时跟进，那么中国的未来在参与国际经济、对外开放我们的步子会迈得更快更稳，谢谢大家！(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