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桑顿：跨国企业在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感

　　百人会第二届大中华地区会议于11月26日至27日在北京中国大饭店召开。本次会议的主题为“桥连中美 展望未来”。新浪财经独家图文直播本次会议，以下是布鲁金斯学会董事会主席约翰·桑顿回管《纽约时报》驻中国分社社长周看问题的文字实录 。

　　周看：你能不能评估一下跨国公司，在社会责任感方面，中国做得怎么样，包括沃尔玛，还有波音，他们在中国有比较大的投资、销售、活动等等，他觉得他们这个方面做得怎么样，做得够吗？他们是不是承担有足够的责任感？

　　约翰·桑顿：我们先考虑一下环境吧，假设你是问我的学生的话，你要是离开清华之后，毕业之后是不是要建立自己的公司，你想做什么呢？他会告诉你要做什么，要在美国学一个博士，或者在学英语的国家学博士，或者在跨国公司工作，尤其是美国公司获得更多的培训。第三就是为合资企业工作，但是是西方控股。第四就是中国私营企业。第五，中国读博士，有的接下来是中国政府，还有中国企业。

　　所以这是他们的答案。在学生中有一个假定，一般也是正确的假定，假设我要去为一家跨国企业工作可以真正得到一些培训，做5-7年之后离开这家公司自己创业。所以我想强调的一点就是说这是一个大致的趋势，也是一个大致的假设，但是五年的教学过程中，从来没有一个人跟我说，我想为跨国公司工作，因为他们有比较好的企业责任感。所以就是说他们并不觉得从跨国企业可以获得企业社会责任感的教育。

　　我想谈一下全球的调查报告当中调查了一些国家，是不是外贸来说对中国来说是好事，中国的答案91%的人说是。所以47个国家中答“是”的国家中国首居榜首。在美国基本上是倒数第一。倒数第二是79%的人说是埃及。

　　第二个问题提到外国公司投资在你们国家是件好事实麻烦，比如说像巴西、孟加拉，还有尼日利亚，其中75%的人说是好事，美国只有45%的人说“是”。所以美国倒数后五位，这样一个调查结果并不是只能展现07年的现状，这个数据可以展示出全球变革的一个端倪。在未来十年中，继续维持这样的状况，所以这一点大家记住，只能有什么样的含义呢，所以美国对外国投资的态度如何，大家可以知道。

　　同时中国的国有企业，实际上中国的大企业都是国有企业。大多数企业想成为全球最好的企业，比如说工行，还有中海油。如果这些公司在美国进行投资的话，他们可能就要面临美国人闭锁的一个态度。所以美国很少能够把中国的企业和中国之间进行划分。所以中国公司一旦进入美国之后，可能面临的是一个不受欢迎的环境。

　　而美国人民对于外国投资比较谨慎，而且比较持怀疑态度，而且不安。所以肯定会经历很多的检查、调查，还有压力。所以这是对中国的国有企业来说也是一种压力，使他们能成为最好。可能对一些小的企业来说没有太大的压力。

　　我觉得跨国企业在中国做得整个来说还不错，企业社会责任感来说，受到当地的人们，还有年轻的中国人还有清华大学毕业生的敬仰。而且我个人认为，最终中国文化也会选择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感，而最终我们这代年轻人，会成为这些企业的领导人，他们会建立一个基调，带头的作用建立中国企业社会文化的模式。还有中国企业独特的机构，还有跟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交流。还有政企之间的不同的内容。

　　我提一下自己的经验，在某种程度上，党的要求和企业的利益，在怎样一个程度上，能够和谐起来，是不是曾经有过这样的状况，说私营企业能够影响党的态度，或者仅仅是一个从上到下的单向的一个命令式的执行，这个状况是否有变化，是否有改进。

　　冯仑：在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以后，这个社会已经高度透明，不同的声音之间，不同的阶层和利益群体之间的互动，已经表现出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情况，而且他们的规则性越来越逐步地清晰。包括我们党提出的所有的要求，已经不像过去是关起门来，然后通过耳朵对耳朵的传，现在已经在网上、特别是十七大，还有各种媒体，所以党的要求从这个角度来说，你已经是非常容易地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了。

　　那么从企业来回应这件事来看，因为这些要求可以变成很多的政府的政策、法规，以及具体的技术要求，你比如说刚才讲的环保的这件事情，因为党提出的节能省地、环境友好，

　　目前劳动法提出来以后，作为民营企业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代表，就是工商联，就是全国的商会。那么工商联商会的领导已经直接向党的最高层，当面提出了工商界的意见。那么他们会考虑未来几年怎么样修改和完善这个劳动法。但是因为1月1日实施，立法机构必须实施，就像破产法经过多少年以后重新完善。还有一个渠道，公开的媒体，在媒体的讨论，网上的讨论，企业界，工商界的言论，包括舆论领袖不断进，包括华为这件事不断讲，讲完了以后最后政府的有关部门，会把这些意见收集起来然后做出回应，现在变成的一个体制内的一个影响和体制外的影响，变成了一个互相的过程，这个过程目前来说，还没有形成包括像台湾、包括像香港，包括像美国，比如说在立法机构怎么样运作，在政府的行政部门怎么样运作。目前还不是很清晰，但是至少已经可以看到一部分在体制以内互相推动，有一部分通过媒体舆论，还有个别事件影响政府思考问题的方法。

　　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