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安民现象私企纷纷摘掉红帽子

　　咸阳无线电二厂厂长陈安民怎么也没有料到，当初为得到政策支持而给企业戴上的全民所有制的“红帽子”，会将他送进监牢。1996年，他举家移民不久，厂里职工便告发他贪污公款1000万元。尽管他坚称工厂为私人性质，但挪用公款、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罪名难以更改，他将在铁窗中度过8年牢狱生涯。

　　“红帽子”是一个典型的中国词汇。所谓“红帽子企业”，即是挂靠在公有制单位之下的私营企业，它们每年缴纳一定的管理费用，出资、经营皆为私人，注册登记的却是国有或集体性质。说白了，就是名为公有、实为私有。

　　私企戴上“红帽子”，是因为“怕”——怕戴上剥削者的帽子，怕被打入另册，怕银行不给贷款，怕国家对私营企业的政策发生变化……所以只好委曲求全，让自己的儿子姓别人的姓。1989年之后，个私经济“倒春寒”，“挂靠风”突然升温，数以十万计的私营企业主纷纷“戴帽”。

　　因为戴上了“红帽子”，自己分掉自己的利润是“贪污”，自己调拨自己的资金是“挪用公款”……“陈安民现象”正是“红帽子”企业尴尬境地的真实写照。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仅华北地区，就有200多个戴着“红帽子”的私营企业家被逮捕，罪名与陈安民一般无二。由于产权混乱，“红帽子企业”的纠纷日渐增多。

　　邓小平南巡讲话是一个分水岭。此后，第一次大规模的“摘帽”行动开始了。19 90年中期后，各地开始了对“红帽子企业”的清理工作；而私企业主也希望通过身份的清晰化，让产权恢复到原来的面目，免除后患。一个更为隐秘的现象是，在清理过程中，有的“真集体企业”也悄悄挤了进来，以各种方式证明自己的“红帽子”身份。而这些，最终意外地演变成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企业产权清晰运动。

　　党的十五大之后，非公经济成为“重要组成部分”，个私劳动者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个私经济得到了高度认同，私营企业主再也不必担惊受怕，再也不必为寻求公平发展机遇绞尽脑汁，纷纷摘掉了“红帽子”。

　　“红帽子企业”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盛极一时，如今却已经成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