抬会风波民间资本在刀尖上起舞

　　经济学信条告诉我们，当一项公共需求无法通过合法的方式获得满足时，哪怕是最理智的人群也可能做出最疯狂的举动。

　　1986年，温州，在以郑乐芬为代表的一批“会主”的主持下，一种被称为“抬会”

　　的民间信贷交易正在这片土地上激情上演。

　　所谓“抬会”就是出资人将自己的闲散资金交给会主，由会主负责放贷，出资人每月可得到一笔利息，而会主则从中抽取提成。诱人的投资，高额的回报，让抬会的会主成了乡亲眼中的财神。

　　从1985年到1987年初，温州有30万人卷入抬会风波，会款发生额达12亿元之巨。

　　这笔资金成为当地私人企业发展最重要的资金动力。可是，由于其运作缺乏法律的保护和规范，纯粹靠乡亲间的个人信用保证，一旦到了经济快速成长和资金供求失衡的时候，就会土崩瓦解。

　　1986年春，抬会的资金链出现断裂迹象，随后，整个体系如多米诺骨牌般瞬间倒塌。在那次台风式的金钱游戏中，温州有63人自杀，200人潜逃，近1000人被非法关押，8万多户家庭倾家荡产。1991年，郑乐芬等人以投机倒把罪被执行枪决。

　　“抬会风波”使刚刚萌芽的私营企业对资金的渴望浮上了台面。上个世纪80年代初，随着温州模式的兴起，私营企业遍地开花，而他们对资金的需求却始终无法满足。1984年，收发室工人方培林在苍南办起了新中国第一家私人银行——“方兴钱庄”，第二天就被当地政府查封。私人业主无法从国有银行获得资金支持，又不能开办民间钱庄，民间资本只好转入地下。抬会风波正是这种时代大背景下发生的悲剧。

　　此后，沿海各地对民间金融活动的探索从未停止过，黑色或者灰色的民间借贷、抬会，各种基金会的融资、地下钱庄和典当等层出不穷。一批“探索者”不断尝试着突破政策禁区：20 06年，一夜暴富，以38亿元身价“空降”中国富豪榜的吴英，以允诺高息回报为饵，通过地下钱庄迅速筹集到巨额资金……

　　1996年，我国第一家以民间资本为主的股份制银行——民生银行成立，开启了中国私营银行的破冰之旅；2005年，“非公经济36条”提出了4方面的政策意见：加大信贷支持力度、拓宽直接融资渠道、鼓励金融创新和建立健全信用担保体系，对民间资本的运作给予进一步的支持和规范……

　　民间资本正是在这些成功或失败的探索中一步步地成长起来。根据去年央行对民间融资的推算，我国民间融资规模为9500亿元，占GDP的6.96%左右，占本外币贷款的5.92%左右。如果能减少民间资本的准入限制并给予全面的产权保护，如果能给私营企业以更宽松的资本环境，如果能为民间资本流向提供更合适、合规的途径，那些游离于灰色地带的民间资本是否能逐渐化浊为清而不至于成为刀尖上的资本之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