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故事会》特别节目海外财富之旅聊天实录(4)

　　主持人:给我们讲一个具体的例子。

　　郝国华:例子太多了，比如在安哥拉我们采访老贺，老贺在海外做建筑行业，他就跟我讲，有一天讲到他的母亲去世，他就一直家人都不敢告诉他，就怕他在海外工作的时候心里不安，就不敢告诉他。所以，一直瞒着他，后来也是他的哥哥在无意中打电话才透露这个消息。老贺是一个很孝顺的儿子，他的母亲去世了，他不知道，当他知道的时候，他又回不去。等他能回到国的时候，他一个人在他母亲的墓前坐了6个小时。你想他的两个孩子，送到武汉的姐姐家里照看着，他的老婆，单位为了支持他，他的老婆也派到非洲，一块儿和他住什么集装箱，什么样的事都经历过。我去的时候，他在国内也算是老总级的人物，在那儿住的房子，说是别墅，其实很小，就是中间搭个布帘子，这边工作，设计图纸，这边就是两口子住的床，连个走路的地方都没有，很挤的。他的爱人跟家里孩子唯一的沟通方式就是通过网上QQ聊天。那边网又不好，通信不是很发达，聊着聊着就断网了，然后就等啊等啊，无数次等，一会儿上去，看能不能登录上去。这是一种例子。

　　还有比如在津巴布韦，我们在津巴布韦也感受很深，吃不饱。因为那个国家现在通货膨胀很厉害，物质非常匮乏。我们去，在那儿想吃一顿肉都很困难，主人公为了给我们吃顿肉排了一下午队，买了二斤肉回来。所以，我们吃他肉的时候都很不好意思，都不敢用筷子去夹。他们在那儿生活是非常非常困难，不像我们想象中，好像在国内物质生活很丰富，因为非洲国家很多都生活在发展阶段，很多东西像我们国家70年代，很多东西不很完备。做起来，生活方面不是很方便，包括通讯电话，想跟家里人沟通都没有办法沟通，在我们身上体现的困难，他们每天都要面临。

　　我们当时去的时候，50分钟的飞机能飞7个小时，它的航班不准时，你可能到机场去等，一等几个小时。

　　主持人:国内想象不到。

　　郝国华:小飞机呜呜转着，哪有客人就跑了，本来直线到的线路，结果到另外一个地方载一个客人。

　　楚顺堂:就像80年代的小公共，招手即停，它这个也是。

　　郝国华:这是飞机的一个大特点，我们坐飞机是从屁股上去的飞机。在飞机还有什么飞机呢？有站票的，还有挤到什么程度呢？一只脚都落不地了，像当年我们挤火车一样，悬着空。

　　主持人:安全吗？

　　郝国华:安全可能差一点。

　　楚顺堂:真主保佑就安全，这是我在尼日利亚问到的一句话。

　　郝国华:我们也经历过，我们坐的那一班飞机，本来是几十个人，可能多了几个人，怎么办呢？就跟这个乘客说，让他坐在你腿上，用安全带一围。像非洲这些困难，我们这次去都经历过，为什么本来15天变成20天？就是中间周转什么的。这些困难他们都经历过，15天我们都觉得很痛苦，有时想他们要常年在那里生活、创业、去打拼天下，他们所承受的这种东西，可能我们国内是很难想象的，我们很难想象，在国内想家就打一个电话，在那儿就打不了，一想也打不了电话。一件事办起来要很长时间，在这里可能我们觉得很方便地发一封信，上个网就沟通了，在那儿就实现不了。包括我们到刚果金，在热带雨林里，那蚊子真是，我们穿衣服都裹得严严实实，避蚊安从头裹到脚，人家对我们很照顾，给我们一个小账篷。在非洲被蚊子咬挺可怕，我们也觉得很恐怖，他们长期在森林里跑。我们就感觉这些企业家们创业的精神真是值得我们学习。

　　主持人:在这儿我就想跟楚部长沟通一个问题，既然刚才过华也提到了非洲的环境那么艰苦，要克服那么多艰难的条件，在国内创业条件也是很多的，为什么他们不远千里去那儿创业，那儿有什么吸引他们的地方？

　　楚顺堂:其实咱们的企业，华人到非洲跟非洲一起来经商，一起做贸易，早在两千年前就有了。古代的丝绸之路就是中国人、波斯人、埃及人开辟的丝绸之路。到了唐宋时期更多了，我们出口

瓷器、绣品，从哪儿进口香料、象牙，当然现在不能进口象牙了，要保护动物。再到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殖民者的入侵，隔断了中非之间的贸易。到了清朝后期，最后的1908年的时候，当时的清政府派了一个公使到南非，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政府官员，当时在南非就一千名华工。1928年又有一千名华工到刚果布建铁路，当时是法国殖民地。再到后来，我们也遭受到日本侵略，又隔断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开辟了中非发展的新纪元，我们支援非洲国家独立，支援他们独立斗争。到了去年中非论坛召开，鼓励企业走出去和非洲一起发展，这是好事。为什么中国的企业去非洲发展呢？一个是传统的友谊，另外也有商机。

　　主持人:有什么样的商机？

　　楚顺堂:比如咱们现在的矿泉水，在非洲这一瓶矿泉水得卖4、5块钱，有的国家还更贵，最便宜的也得3块钱。就是这个，像国华讲的，津巴布韦这些很少，买不到。

　　郝国华:对，我们在津巴布韦拍片子很渴，街上买不到水喝。

　　楚顺堂:非洲的很多疾病是水传染的，没有洁净的水。为什么痢疾、霍乱，都是水不干净、饮食不卫生造成的，每年死几百万人。我们的企业去了，把矿泉水厂建起来了，把饮食卫生搞好了，我们挣了钱，他们得到了健康，而且雇佣他们的员工，国家有了税收，老百姓有了就业，咱们的企业也双赢，这不是很好的事吗？这就是商机。

　　在非洲说住五星级的宾馆，那个标准，咱们这里是五星级，但是跟咱们的五星级比起来差远了，他们那儿的五星级标准就像咱们的三星级。但是即使这样的宾馆，你提前一个月订还订不到，还是200美元。我刚从加纳回来。

　　主持人:200美元，好贵呀。

　　楚顺堂:这些商机也是非洲要发展的。再加上很多国际会议他们想开开不了，没有那么大的接待能力，加纳一个国家有两个五星级的酒店，这样的接待能力如果开千人的国际会议，怎么开，人住哪儿？这些都是非常现实的问题。再就是中国的

纺织品，外面的人说我们价格低，说我们的价格便宜，实际上像有的国家的劳动力成本很高，而且比如非洲，他们做一件衣服很慢，有的几天，有的一星期，缝那么一件衣服。浙江我带着学生看了我们的纺织厂、缝纫机厂，几分钟就是一件衣服，怎么能不便宜？这些缝纫机厂到非洲去建纺织厂、制衣厂，这样的话，非洲的商机也有了，我们的商机也有了，这就叫双赢，这就叫共赢。

　　我们是去赚钱的，但也是去投资的，带来的是非洲的发展，带来的是非洲的就业。

　　主持人:温先生，刚才三位嘉宾从各个角度讲了华商走出去的故事，其实您是最有发言权的一位，您是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过程。您能不能从您亲身的角度给我们讲一讲，比如刚才唐老师也说了世界各国其实对中国的廉价商品是有很多偏见的，您在海外生活这么多年，您看到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温锦华:刚才我听几位讲，我一提到俄罗斯，肯定国人们很快就想到俄罗斯、中国的所谓国际倒爷。过去中国有说倒爷，其实过去中国人把这边拿到那边就是倒爷，只不过是北京人的一个俗语。

　　主持人:为什么倒爷成为

　　温锦华:北京人在80年代、90年代光从国内倒不满足了，突然发现一个新大陆更好倒，于是就倒到俄罗斯、周边国家去了，国际倒爷就出来了。所以，很多人一提到俄罗斯，肯定想到国际倒爷。我在这儿借这个平台，其实在不同场合经常正明这个东西、解释这个东西，但是一提到倒爷就是一个贬义词。应该辩证地看，比如90年代初苏联解体，刚刚出现俄罗斯这个国家。那时我去，我是看到俄罗斯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倒爷实际上和商机，最后还有一个决策，之间是有一个辩证的关系。比如说苏联解体以后，苏联的商品极度匮乏，商店里几乎没有东西，买面包都要排队，中国人那时已经很不适应排队，一提排队就想到文化大革命发布票、饭票、粮票，好像又回到那个年代，到哪儿很不适应。但是我会感觉到很多中国人和和我类似的中国人感觉到我们到了一个新的国度，而且是既陌生又非常熟悉的国度，我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改革开放赚钱出来的，就发现了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发现商机了，倒爷跟商机就联系在一块儿了。那么好，我们国家当时的重心，改革开放刚十年，那时重心没有在发展中国家，那时大部分企业家或者是国家的目光盯的是欧美、发达国家，那时我们需要的是吸引资金，并不是自己的商品走出去。可是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有很多那个年代叫乡镇企业、中小企业，那些产品已经出来了，而且这些商品卖不动了，人们过了十年以后更新换代了，可是那么大的市场，这边又产了那么多商品，但是这些商品不是高端的，是中低档的商品，劳动密集型产品，附加值比较低。这些商品需要寻找一个巨大的市场，实际上黑龙江那边就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大企业和主要的所谓国家的没有发现这个地方或者是没有看准这个地方，谁看出了呢？倒爷看出了，倒爷实际上就是商人，是商人的贬义词。他发现了之后，你不去卖，他就去卖，而且俄罗斯当时刚解体，商品又缺乏，大量中国廉价的商品过去以后实际上要一分为二看，积极因素是占主导的。

　　主持人:俄罗斯人是不是本身也是很欢迎倒爷？

　　温锦华:对，比如方便面，我到那儿做生意，一个很大的官员，是大将还是将军，请我吃饭，请了几道俄罗斯菜，说最后还有一个中国人非常爱吃的大菜，等了半天上来，是一包方便面。我说这在中国是快餐食品，他们没有见过方便面，但是觉得非常好吃。实际上倒爷们随身携带，本来在那儿卖皮夹克，连方便面都一块儿倒出去了，连方便面都能赚钱。我记得很清楚，90年代初，91年、92年，一瓶二锅头在那儿活一个星期没问题，带一件皮夹克可以赚多少钱？这么好的市场为什么不去做呢？肯定要去做，而且对两个国家都有好处，对俄罗斯来讲，你是满足了它的市场需求，老百姓要穿衣服，我记得我穿了一件牛仔裤，后面跟了很多人，俄罗斯人高大，我也大，非盯着我，我说我不卖货，我没货。说你没货把裤子脱下来，我说大街上不能脱下来。就跟我要牛仔裤，他们要穿，要吃，他们需要。中国的商品又很多，这不是一个商机吗？就对上了。

　　整个大的趋势，按比例来说，倒爷们倒过去的东西基本上是可以穿的，是好的，因为中小企业本身的价格在那儿摆着，一分钱一分货。

　　主持人:不可能是非常高档的东西。

　　温锦华:不可能是非高档的东西，几个美金的东西，起码我有你没有，保证了物质所需，保证了低端市场基本百姓的需求。这个时候很多人都要去，一看这边淘金回来了，都去那边，去的就是什么人都有了。我也听说过卖皮夹克的都是早晨批，早晨天不亮，俄罗斯黑夜时间长，卖完了回去了，俄罗斯人脉皮夹克是点打火机，吐点唾沫在皮夹克上蹭一蹭，为什么蹭一蹭，怕墨染的，为什么打火机点呢？是看是不是皮的。但是随着俄罗斯国家逐渐经济恢复，人们手上的钱逐渐增多，就开始买价格高的。中国的倒爷这个时候就逐步改变观念了，再卖那些廉价的不行了。过去有很多浙江村，现在没有了，中国改革也在变化，产品在逐渐提高了。俄罗斯人手上有钱高档了，买一件皮夹克都是几百美金，中国人现在就逐渐逐渐规范了，不是哪儿都规范了，现在像山东，有几个就是裘皮制革基地，出的都很高档，都可以和国际竞争，这些又倒过去了。因为俄罗斯人有这个钱买了。当初只能买5美金的皮夹克，你非卖500美金的皮夹克，肯定卖不动。所以，一味说中国人是倒爷，败坏了中国商品的形象。当然中国有一句俗话，一只蚂蚁坏了一锅汤。但实际上中国的商品在发展过程中，这些东西是难免的，不可能回避的东西。因为市场发展是多头运作，不可能一般企业。而且随着市场的淘汰，市场是淘汰的，老出假的、劣的，就没有市场。今天可以骗一下，明天就没有市场了。

　　实际上在国外特别是东欧经商的华人，为什么看准那儿了？就是市场的需要。中国什么最多呢？中国不是高附加值的产品多，在90年代初，实际上中国是低廉的商品比较多，就是劳动密集型产品比较多。为什么现在国家也在鼓励向高附加值、向高科技、高端的产品发展？就是国家发展到现在这个程度，要向高端方面发展。其实中国商品现在经过30年改革开放以后，其实中国商品已经很好了。我就这么比喻，在俄罗斯，你说一万个家庭里头，敢保证有9900个家庭里都有中国货，已经离不开了。俄罗斯是属于一个高科技，搞国防工业，重工业比较发达，这些东西缺。为什么过去老讲中国是互补式比较强的国家？这些日用百货很少，就 靠这些中国商人出去以后把这些东西带去了，当然带的过程中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矛盾、问题，实际上都是在矛盾中生活和发展。倒爷和商机是联系在一块儿的，倒爷抓商机是抓得最准的、最敏感的一部分人。这些人发展到一定程度、倒到一定程度就变成企业家，原始积累赚够了，就在俄罗斯开厂。过去开鞋厂，俄罗斯人块大、重，重的人鞋一定费，走的承重力大，再就是俄罗斯冬天下雪，夏天下雨，鞋费的大，后来俄罗斯反倾销制止我们的鞋。商人是敏锐的，不让我这么走，就到俄罗斯办厂，就成了企业家了，直接生产鞋，就在那儿卖了。

　　所以，中国商人走出去要适者生存，一定要适应那个国家那个地区的那些环境才能生存，才能发展。而且商人又是敏锐的，不动脑筋，不抓住时机就不能发展。所以，最后一个就是决策，看准了国外有那么大市场，或者国人有时在家里老想他们赚了那么多钱，光说没有用。为什么刚才说非洲？我在非洲呆过很多年，我知道那个地方，你什么都没有，你会做塑料，做塑料拖鞋都能挣钱，因为黑人都光着脚，让他穿鞋热，只能光着脚。我认识一个浙江人，就做塑料拖鞋，很挣钱。商机就是看人能不能看见，看见了决策就很关键。当年那些商人看准了俄罗斯的市场，早占领市场，那个市场早就做到了。韩国、日本，我刚去到俄罗斯，已经在那里铺天盖地做广告，现在看南韩、日本已经占领那个市场了。

　　最后就是决策，这些东西都是辩证的。倒爷，倒爷，是一个时代的名词，但实际这些人应该是最善于抓住商机的一波人。

　　主持人:唐老师，刚才两位嘉宾也特别提供了很多精彩的例子，我想跟您探讨一个问题，中国企业家走出去这批人，很多都是民营企业，尤其是以浙江、温州这一带的人居多。您怎样看待走出去民营企业家这个群体的人？他们有哪些共同的特点？有哪些共同的精神上的东西？

　　唐琳:现在我们第一批采访很少是在江浙一代的，有北京出去的，俄罗斯的，中非民间商会有安徽、山东、上海，但是可能在欧洲的江浙一带的比较多，尤其是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很多浙江、江苏的或者是福建、广东那边沿海的。因为自古以来那边的人临近海口，可能开放意识以及离江出走的意识比内陆的人强得多，这也是每个国家有特点。为什么美国发达？美国东岸、西岸都有。地缘经济是有相对关联在里边。包括海洋性国家，在16世纪、15世纪、18世纪称霸全球，从西班牙到最后的美国，挨着走，海洋开放的窗口对人们的思维、决策都有很大的关系。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资源比较贫瘠，跟日本一样，没有多少土地，只能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人的意识，包括广东，当年下南洋那部分人，包括江浙第一代、第二代移民，都是恶劣的生存环境逼着他们不得不出走。这是一个情况。

　　所以，《财富故事会》栏目不仅仅在反映这些海外华人当中的吃苦耐劳冒险的意识和精神，更重要还要挖掘他们创新的能力，就是我们的企业家出去以后绝对不会做三流的产品、三流的工厂，要一步一步崛起，这次我在俄罗斯感觉比较深，我在莫斯科的红场，在圣彼得堡的巡洋舰旁边看到两大块最大的广告牌，不是中国的，也不是美国的，也不是日本的，是韩国的三星。在俄罗斯两个最著名的地方，是韩国三星的品牌在那儿矗立着，从克里姆林宫出来看到是三星的牌子。这也是一个小小的海洋国家，能够在莫斯科、圣彼得堡最显著的地方把自己的牌子树起来，这就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象征，我认为是有选择的，是有目的的，是一个战略的演示，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我在俄罗斯莫斯科的堵车已经太厉害了，几倍于北京，虽然地铁四通八达，但是地面的交通堵得非常严重。但是在那边新车、旧车都有，老车就是当地产的，20多年的车都有，比如拉达、伏尔加，新车一个是德国车，一个是日本车，日本是以丰田、尼桑为主，德国车是大众、宝马，路边上全是4S家，很少看见中国的，中国有几个民营企业进去了，一个是长城，一个是奇瑞，奇瑞是国企，就是这么几个小牌子，量不大，我们看到这几个亮点。中国国人也敢于把中国的产业、产品带过去。

　　主持人:我们之前讲中国制造，现在就讲中国创造了。以前是大量的劳动密集型的产品，现在其实中国企业也在做自己的品牌，《财富故事会》讲的新财富是不是也想抓这个亮点？

　　唐琳:肯定的，我们绝对不会只是做一个代工，仅仅当一个世界工厂的角色。可能现在我们发挥劳动密集型的优势，发挥地大物博的资源优势做一些低级的制造业或简单的加工，但慢慢的我们也应该把我们的科技含量、技术先导做起来。包括我刚才看到一个王长福，中国的电动汽车要领先于日本20年，他的研究水平，他是做电池的。这样的企业，包括无锡的施正荣，光负点子也是在国际上领先的，包括文化创意的东西也是不断跟国际接轨，提供我们这样一个新的制造力量。包括我们的品牌也是这样，联想收购了IBM之后，现在准备放弃IBM的品牌，放弃的背后是对自己品牌的一种信心。这实际上也是中国企业自信的一种表现。《财富故事会》肯定会高扬这种价值观，让我们的企业更多追求这样一个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从给别人代工到自己品牌的延伸，到价值的提升，这样一个过程，这也是《财富故事会》和广大企业界人士，和我们的观众一起共同的方向。

　　主持人:之前的节目已经走了非洲，走了俄罗斯，之后还有什么样的报道计划？

　　唐琳:非洲和俄罗斯，我们也是跟节目紧密相连的。一个是改革开放30周年是大背景。第二，非洲去年刚刚开完中非经济论坛，今年12月3号在非洲坦桑尼亚还有一个活动。

　　楚顺堂:有一个活动，中非论坛是两年一次，明年在埃及。

　　唐琳:今年在坦桑尼亚有一个5国政府首脑会议，专门探讨中国企业家和非洲合作的会议。今年俄罗斯是中国年，让更多的俄罗斯人知道中国，明年一季度可能匈牙利搞一个中国文化季，我们马上去匈牙利，这个月15日左右就要派一批记者去血压里，接着去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塞尔维亚前社会主义等东欧一些国家，紧接着还要挖掘南美这个庞大的土地。几年前我去我阿根廷、智利，也有一大批华人。我们想用一年时间慢慢梳理，用我们的镜头、思考展现我们的主人公在海外创富的经历和历程，反映他们的情感和他们的心声。同时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中国，我们通过走出去看中国，换一个视角来看中国。我们在非洲买不到矿泉水的时候，就想在中国花一块钱就能买大瓶矿泉水，我们在非洲花5块钱上厕所，在中国是免费的，在俄罗斯花20块钱买一瓶可乐，在中国几块钱就可以买到。走出去才觉得祖国的可爱，才知道祖国的强大。同样我们也希望我们海外创富的人也夺回来，像温总这样尽量多回国内看一看，知道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崛起，实际上是他们坚强的一个后盾，他们同时也传播着中国的精神、中国文化的一些使者，使外国人从他们身上看到中国人的形象。

　　主持人:各位亲爱的新浪网友由于时间非常有限，我们今天很精彩的聊天就先进行到这儿了，更多精彩的故事，大家可以关注后续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财富故事会》的特别节目《海外财富之旅》，将会有很多精彩的内容来呈现。

　　非常感谢今天做客新浪的四位嘉宾，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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