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清华管理全球论坛实录

　　首届清华管理全球论坛于10月30日在清华大学召开。来自全球的财富巨头和学术界精英将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全球化背景下管理的热点话题。新浪财经图文直播本次会议。

　　钱颖一：各位来宾，各位校友，各位媒体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首先我宣布，大家期盼已久的首次举办的2007清华管理全球论坛正式开幕。非常高兴能与全球商界与学术界的朋友们来探讨全球化背景下的管理热点话题。今天在座的还有来自我们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MBA、EMBA和EDP的同学，还有报名参加本届论坛的同仁们，欢迎大家。本届论坛得到杭州市商业银行的倾情赞助，并得到广大媒体的大力支持。论坛将通过新浪财经频道进行图文直播。

　　钱颖一：下面我们请沃尔玛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李斯阁先生致词。

　　李斯阁：谢谢钱教授，今天非常荣幸又到清华大学，我今天听到了周行长的发言，他谈到了中国和全球经济的状况，我也意识到，既然他以这么资深的身份发表了这些观点，我再多说就显得很多余，所以我想借此机会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沃尔玛用人方面的一些看法。

　　我想在座的许多人都是从清华毕业的，作为全球的管理人以及经理人、领导人，都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沃尔玛全球有200多万员工，所以我们很关注人，我到全球去巡店，会听到和看到很多的事情，我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在此过程中我总结出来的经验。

　　我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沃尔玛领导人的经验，第一个就是如果你想在你的业务当中成功的话就应该雇佣比你优秀的人，而且对他们的成就作出奖励，95年我在巴黎做了一次演讲，当时我早上七点钟打电话给阿肯州的同时，然后礼拜一回到沃尔玛，当时他们把我任命为销售部的总经理，之前我是负责物流和仓储运输，我之前从来没有从买方的角度来工作，我当时就问为什么要我来负责全球最大零售商的销售方面的情况，他当时就说在95年之前是雇佣了杜克全球，他负责全球运营，但是他后来离开了沃尔玛，所以有一个职位空缺，当时他们发现只有我才能够马上地进入状态去填补这个空缺。他们说让我负责销售可能有风险，但是他们发现杜克离开之后也知道我这个选择了。

　　后来我又做过许多其他的工作，而且每次都做得比我成功，因为我愿意雇佣比我优秀的人，另外我还学到一些经验，作为领导人你必须能够欣赏别人批评的建设性的意见，而且能够提出建设性意见的也是一种难能可贵的能力，而且如果你能够接受的话你就能够成为一个更加优秀的人。

　　我今年有70岁了，和在座相比可能年纪比较大了，但是我生命当中各种各样的批评我都听过，当然不是所有的意见我都接受，但是我需要这些批评，我想在座的各位都是一样的，我们都希望自己看到自己的缺点，有各种各样的发展目标和机遇来挖掘，但是我觉得有一些人可能会给你提出建设性意见，而且可能是你的下属，你应该有一个很好的渠道让他勇于提出意见，如果你不给他们提意见的机会，实际上你就剥夺了他们职业生涯发展的机遇，因为如果上司不给下属提意见的机会，下属就会失去很多的机会。

　　过去有一位老板是副董事长，只要我参加他这个会议，我会后都会跑到他的办公室里，他就会跟我讨论我未来发展的机会，而且我们沃尔玛通过这种方式使自己的公司成为了一个非常成功的公司，我们的文化就是不要在上下属之间有沟通的障碍，之前我是愤世嫉俗的年轻人，后来我使自己不太那么愤世嫉俗了，我想这种方式才能吸引人，使你的手下真正围绕在你的身旁，而且和你更好地进行交流和沟通。

　　沃尔顿创建了沃尔玛，他经常会去巡店，山姆进店的时候会伸手和所有的员工握手，他会把大家引入他的影响圈，对这些人产生影响，我想建设性的批评意见也是一样的，如果你能够让别人给你提意见，你传达的信息就是你会通过这种方式为我们的企业作出更多的贡献。你实际上是跟他们说，如果你能提意见出来，你的工作效率就会更高。

　　另外还有一个经验就是你要想成功，必须对你的工作充满激情，否则不可能成功。我们的人对工作都是充满激情的，他们在沃尔玛工作并不轻松，并不是因为我们沃尔玛非常漂亮，实际上我们沃尔玛

装修差是全球出名的，他们对沃尔玛工作是对我们的使命充满激情的，我们的使命就是为消费者节约。我们都坚持这样的使命，山姆.沃尔顿当时是在阿肯色州创建沃尔玛的，他当时想这样的小贫困的城市也应该享受到折扣。后来业务拓展到了全球，我们当时没有金融中美洲等地方，直到我们做得很成功了才来，另外在可持续发展中间我们也是同样的做法。

　　沃尔玛认识到要帮助人们过上更好的生活，不仅是在买东西的时候省钱，而且沃尔玛要提高所销售的产品的质量，要提高环境的质量，与此同时再帮助消费者省钱，我们的员工对可持续性发展就有这样的一种热情，这类有很多的动人的故事，比如说包装材料、选购的产品，跟供应商之间达成的协议等等，在美国有一种银光电灯泡，在美国它的普及率不及欧洲这样的国家，但是沃尔玛决定在美国销售出100万只的目标，我们提前三个月就能够达成这样的目标，因为沃尔玛有很大的影响力，我们通过销售100万个电灯泡就能够免使用1.5万个电站，当然在中国沃尔玛面对的机遇更多，沃尔玛在这个充满机会的土地上我们要追求产品的更高标准，我们要和供应商共同改进工厂内外的环境。沃尔玛也要让自己的员工和客户互动，让消费者也加入到可持续性发展的行列中来，目的是让中国人过上不断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我们有这样的热情。一个人只要有热情，而热情不能是我要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的热情，而是为即使是再贫穷地区的人服务。这样的创始使得沃尔玛成为了全球最著名的公司。

　　我代表沃尔玛公司经常去出差，我能感受到世界各地存在的机遇，我同时还是清华经管学院的顾问委员会成员，我也认识到了中国经济的进步。我觉得要有人性化的观点，这样会对你的生活和工作产生巨大的影响，像沃尔玛的创始人山姆.沃尔顿一样，你只要为世界上即使是很穷的人作出了承诺，你有热情，你就一定能成功。

　　钱颖一：下面请清华大学教授及全球领导力项目负责人约翰·桑顿先生致词。

　　约翰·桑顿：非常高兴参加今天下午的论坛，这学期好像是第一次跟这么多学生见面，谢谢领导发挥的卓越的作用，我在清华五年之间目睹了清华的巨大变化和全球正在上升的影响力，在未来这种变化会更多更好。我是中国网通和中国工商银行的独立董事，我希望帮助他们建立适合中国的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而且我可以本着我自己第一手的经验来告诉所有人，这两个企业以及它所代表的国家都以务实的态度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我在清华开了一个全球领导力的课程，每一期的课程最后只是选择50个左右的学生，其中要面试400多个学生，我觉得这些学习都要对他的国家有远大的理想。我觉得中国的领导人一定要有非常宽广的视野，每一个领袖人物选择在社会上做事情的时候都要想到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否对国家有贡献，而且我也经常对学生说，中国所面临的挑战在以后一段时间都会越来越大、越来越严重，所以在中国国内年轻一代要承担很大的责任，与此同时，中国的年轻人在海外也要承担很大的责任，因为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在重新恢复它在世界上的地位。大国的崛起会在世界上有一小部分的负面影响，所以中国人和外国人打交道的时候都是中国的大使，而且大部分的西方领袖对中国知之甚少，所以我在全球领导力的课程当中我把西方的各界的领袖人物带到课堂上来和学生进行面对面交流，而且每上一节课只要能记住一点或者一个就可以了，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与此同时我也希望学生能够了解西方人的思想，西方人对中国到底有多少了解，因为作为年轻学生，以后出了国都应该是国家的大使和代表。2007年有一个全球态度调查，调查了四十七个国家的人的态度，问题是“你觉得世界贸易对你们国家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事情”。在中国91%的受访者都说世界贸易是积极的正面的事情，这种比例中国比任何国家都高，而在美国只有59%的人认可世界贸易，认为它是积极正面的。几乎是排在最后了。比美国稍微好一点的是埃及，它是69%的人认可世界贸易，这项调查当中的第二个问题是“你认为跨国企业对你们的世界来说是件好事还是坏事”，问巴西、尼日利亚等国家，它们以前跟跨国公司都有一些不太愉快的合作，所以这些国家的受访者仍然有70%的人说是件好事，但是只有45%的美国人说是件好事，这个问题美国排在倒数四五位。

　　上个星期我把我的一些朋友带去美国见了一些资深的国会议员，现在美国国会对中国的敌对情绪以及对世界贸易的敌对情绪是二十年来最严重的，就我个人来说，这不仅是说07年或者08年才存在的一种现象，我觉得这种趋势可能会存在比较长的时间，现在这种敌对会变得越来越严重。

　　今天下午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住，你们不但要对自己国家的普及性的权利和义务，而且你还要成为你们国家的大使，因为你们的国家正在崛起，需要一大批大使级的人物，你们崛起的话，美国这些国家当然会想，中国崛起对我们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的？你要了解西方人有这种心态和担忧，所以中国人也要懂得这一点。

　　演讲的最后我希望以乐观的态度结束我的讲话，我认为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国家，它们需要携手地来做几件大事，这指的是什么呢？应该是前瞻性的、以科技为导向的、以环保为导向的、以节能为导向的，这几件大事比得上美国宇航局把人类送上月球更重要，很快这个梦想就要实现了，我想在两国的政府、商界、企业界，我们也要联合做这件比人类登上月球更大的事情，就是要提高普通的人对对方的了解和认识。

　　我相信随着科技的进步和两个国家的进步，两国的关系是一定会改善的，会变成战略性、前瞻性、高瞻远瞩的关系。最后再次感谢大家来参加今天下午的论坛，我盼望着接下来听到更加精彩的演讲，谢谢各位。

　　主持人：感谢约翰·桑顿先生的发言，开幕式到此结束，下面进入分论坛环节，下面的论坛将由水均益先生主持，让我们一起在接下来的环节中聆听各位名家的思想交锋。

　　首届清华管理全球论坛于10月30日在清华大学召开。来自全球的财富巨头和学术界精英将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全球化背景下管理的热点话题。新浪财经图文直播本次会议。以下为“分论坛一：新兴市场金融体系的发展”实录。

　　水均益：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非常荣幸今天来为大家主持今天下午的分论坛，下午一共设了三个分论坛，分别是新兴市场的金融体系的发展、全球化的竞争战略、企业的社会责任，我相信这三个话题都会是在座的各位来宾包括同学非常感兴趣、同时也是想有所启发和感悟的话题。

　　首先请允许我介绍一下论坛一的嘉宾，分别是泛大西洋投资集团董事长斯蒂文·丹宁，史带投资集团首席执行官莫里斯·格林伯格，上海市人民政府金融服务办公室主任方星海，还有清华经管学院金融系教授李稻葵。

　　水均益：论坛大概按三个部分进行，第一部分是请在场的每个嘉宾做一个两分钟左右的主题发言，就您所作论坛的主题做一个发言。然后再用十五分钟左右的时间进行嘉宾的自由交流，然后再留十五分钟的时间做一个现场互动，欢迎在场的各位同学和嘉宾自由提问或者发表您的观点。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需要向现场嘉宾提问，也可以通过传纸条的方式。

　　接下来请台上的几位嘉宾做一个两分钟的主题发言。

　　李稻葵：我是李稻葵，我非常荣幸参加今天的论坛，我作为主人之一，想接过水先生刚才的话题，提出我的两个问题。我想接着周小川行长的问题，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里面，在一个成熟的金融体系里面，小的危机是不断的，但是它有自我完善能力，我想问问各位来宾，在你们看来，尤其是来自西方市场的来宾，在你们看来西方的金融体制里面，是哪些最主要的机制，保证了它能够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小危机，不断前进。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中国经济今天是哪些地方有危机，我们还不具备调整的能力？想请各位嘉宾来回答。

　　斯蒂文·丹宁：我是丹宁，我负责一个全球的私人投资公司，我们的业务前提就是有一个稳健的全球金融体系，回首15年前会发现，虽然我们的公司也是全球性的公司，但是基本的业务还是在美国，现在我们在全球有自己的业务，超过半数的资产都是在美国之外，有下属的六个子公司在全球股票市场上市了，作为我个人我是非常坚信金融系统的，我认为它是我们作为全球社会和全球公司运作的基础，我们现在不同经济体系的互相的依存度不断在提高，约翰先生刚才的发言实际上也提到了，美国有一个问题就是美国的人民并不是特别理解全球问题的实质，实际上我前阵与摩根斯坦利的全球副总裁有一个对话，我问他中国有百分之多少的出口是在被全球设厂的美国公司所代表的，你会发现62%的中国的出口都是出口向美国的公司。通过问我们的问题我们也可以更好地理解我们的金融市场，更好地去了解这个系统的内在的挑战和问题。

　　现在美国有危机，会对全球有波及效应，我想各国的政府和金融机构应该与市场机构携手处理这些问题。

　　李稻葵：我想更明确一些，到底美国的金融体系里面主要是靠法律系统还是监管系统，还是靠金融业的自律，是靠什么机制使它们不断克服小的危机，不断改进和前进。是法律还是监管、还是自律？

　　斯蒂文·丹宁：我不太能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是几者的结合，当然监管机构非常重要，它是确保稳定的原则，所以我觉得是这几个方式的结合体。

　　莫里斯·格林伯格：我赞同斯蒂文的意见，我觉得这之间需要平衡，但是我觉得必须要有一个非常好的会计和法律系统，这样才能有比较好的金融系统，否则你就不可能建立一个非常成熟的资本市场。我去过130多个国家，我们公司的业务在这些国家都有，我们现在在这些国家的存在是帮助这些国家改善了它们的金融系统，我们的存在特别是我们与当地监管者的互动，帮助了这些国家，我想这也是我们跨国公司的责任，我们应该帮助我们的业务所在国，你可以向这些国家引入一些东西，只要你做得对你就可能使他们改善，这样可能比他们自己做得更好，你可以培训他们的员工，可以与本地的公司合作，即使是竞争对手，如果你存在于这些国家，他们的监管机构可以从你这儿获益。但是你要有一个长期的远景。

　　我想任何跨国公司的成功的故事都离不开这一点，现在有这么多的跨国公司来到了中国，再过十年会越来越多，而且中国也会有很多跨国公司，你们也必须学会这些东西，当你到其他国家或者海外拓展道路的时候也必须走这条路，而且我们的经验是多年以来获得的，你光在自己的国家做得好还不够。当你到海外拓展能够解决其他问题的能力才是重要的，刚才约翰先生在发言中也提到了一些美国对中国的看法，现在全球遇到的问题就是越来越高涨的保护主义，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挑战，包括中美双方，包括金融界的学生和从业人士，这都是我们值得考虑的问题，如果现在保护主义的势力抬头的话都会导致巨大的挑战。

　　李稻葵：我理解您说的是金融服务的竞争和金融业服务的自由的贸易能促进一个金融体的发展。我们请百仕通集团（另译为黑石集团）董事长施瓦茨曼发言。

　　黑石董事长：我是黑石集团的董事长和CEO，我非常高兴来参加今天的会议，十八十九世纪的西方金融行业是时而高涨、时而衰弱，我认为这样的金融体系是不太正常的，这种不太正常的金融体系应该说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中央银行的干预我觉得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只有中央银行出手干预，才能够重新把握住一个金融体系的大局。

　　在西方我们也不是一开始就懂得这样的道理，总的来说这跟美国的监管体系以及银行自身的自律体系比较透明有关，也跟美国的会计制度的严格有关系，如果没有这样的框架，你知道美国的金融体系是最讲究创新的，在这个不断创新的金融体系里，我们需要不断地做实验，但是如果你在做实验的过程当中，中央银行不鼓励你是不行的，所以美国金融业本身也需要一个健全的监管体系，否则就会重现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的情景。

　　所以我觉得随着中国的经济和金融体系越来越融入到世界经济当中，他们也会认识到这一点的。我是做私募基金的，在私募基金里怎么做创新呢。我会在今天晚上做一个演讲。总的来说金融业真的是一个很棒的行业。在金融体系里面，应该不存在什么所谓的专利保护，我不是说中国，其实在任何国家，金融体系里面你有一个好的金融方面的创意和点子，往往是得不到专利保护的，所以任何从事金融业务的人都必须懂这一点，比如格林斯潘称得上是美国或世界的非常有影响的中央银行家，还有我们的斯蒂文·丹宁和其他的先生，我们从事金融业的人也都是在不断地创新，总是想有新的方法和点子，而且一旦有新的方法就希望马上付诸行动，不仅是本土市场，而且是在其他的国际市场上，也就是我们绝对不能够浪费时间，因为搞金融业的人都很忙，都是行色匆匆。因为在金融业里，确实你的反应速度必须非常快，时间很短，在金融业可能没有所谓的边际成本，一个金融业的企业一旦建立了自己的地位，他积累了自己的专长，也许就能够很快地发展，赚到很多的钱。

　　总的来说，金融业任何一个好的点子会很快在企业内部外部扩展开来，传播出去，所以大家一定要认识到金融业的创新是不断循环的创新，如果你们作为金融企业不能拿出新的创意，你会发现你本人就会陷入困境，你们的利润率会下降。

　　大家都不想输，都不想败下阵来，任何行业都是这样，所以搞金融的人要让自己的手下或者周围的人都能够有创新的力量。这对金融业是非常重要的。

　　方星海：我回答稻葵教授的问题，金融体系发生小的问题的可能性很大，怎么样来避免大的问题发生，西方的成熟国家我觉得有两个机制：一个就是刚才讲的央行的体系，另外一个是比较有效的责任追究机制。公司治理和法律方面的责任追究机制。如果没有责任追究机制，就会闹出很多问题，但是光有责任追究机制还不够，因为人就是有贪婪的本性，一些责任还不能得到马上的追究，所以还是会闹出很多的大的问题，这个时候就需要中央银行来收拾这些问题，我觉得这是西方保证金融不出问题的大的两个机制。

　　在中国来说，我觉得我们国家是一个新兴市场，我们的法律体系还不太完善，我们市场本身的监管也还是不太完善，所以责任追究机制还不是那么有效。我觉得我们的央行还不是独立的，还是政府的一个部分，所以我的体会，我们国家避免大的金融危机的有效的机制其实是有一个强大而负责任的政府。刚才周行长讲到，90年代末的时候中国40%的不良资产，如果没有强大的政府作为后盾，当时大家肯定不愿意把钱存在银行了，后来股票市场，三四年前降到一千点，几乎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政府后来启动了股权分置改革，花了很大的代价把股票市场搞活了，所以我体会我们的机制还是一个强大、负责任的政府，反过来说，中国是有一个强大而负责任的政府在，其实反过来是不是也就是说我们大的危机也是不太容易发生，或者发生了以后也会得到纠正。

　　李稻葵：刚才各位有很好的观点，我补充两点，我这么多年以来跟很多的合作伙伴做了研究，包括我们的钱颖一院长，我们长期以来的研究发现，中国的金融体制的确效率不高，但是这个效率不高要放在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个的历史过程来看，从某种意义上讲，今天我们的金融体制改革比较落后的格局，是整个经济改革的需要，中国的金融体系是一个微弱的金融压抑体系，而政府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之内比较有意识地放缓对金融业的开放，利用不是太开放的金融业的状况，比较廉价地从金融体系里面借钱。能够维持一些经营不善的国有企业，从而减轻改革的痛苦，这是整个改革的大的思路。

　　当然我们的改革到目前为止非常成功了，所以今天的主要任务是怎么提高金融体制的效率。金融业里面资金的流动跟金融服务的开放恐怕是两回事，金融资金的服务是指可不可以允许百姓自由地把人民币资产转化成美元、日元、澳元出国投资，这一方面我们没有完全放开，另一方面是金融业的放开，在我们的金融没有完全流动的情况下，我们已经邀请到很多境外的跨国金融机构在境内运作，包括都是银行和保险公司等，通过金融服务业的开放我们提高了竞争程度和效率，我个人认为如果完全放开资金流动的话会带来很大的冲击，因为目前的金融市场和机构效率比较低，如果马上放开会带来非常大的冲击，因为金融业有共同特点，如果你犯了一个错误，它给你带来一个惩罚往往是暴力性的。在这个情况下，我理解我们的政府正在逐步放开金融资金的流动，在此同时，也在逐步放开我们的金融服务业的市场。

　　斯蒂文·丹宁：我们说到不同的企业和国家的金融制度，但是同时你不要把它们看成孤立的个体，世界经济和金融体系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是脱离世界发展的潮流和轨道，最后只能是给自己创造障碍而已，会妨碍自身的金融体系的创新，而且更重要的是可能这个国家就不能够获得国际金融资本了，但是我们知道，资本对一个经济体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就我们泛大西洋来说我们是一个私募的基金，但是我们对纽交所的转变做了很大的事情。纽交所现在的电子交易平台是极其先进的，纽交所的变化也反映了全球金融体系的演变，大家注意到了，现在金融市场上肯定会出现更多的整合和集中度，这些都是跨国界的，我相信在中国的环境之下，肯定中国的经济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但是与此同时你们的金融体系也应该赶得上自己在国际上的地位才行。

　　莫里斯·格林伯格：十年之前，我们看看中国的金融体系在十年之中有很大的发展，今天中国有许多金融服务的企业，中国人寿股东的市值在全球是最高的，工商银行也是，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它们增长是非常迅速的，它们的市盈率可能有点高估的，这里面可能有一定的风险，但是总体来说，他们的股票是非常成功的，我们美国过去十年之内是不能取得如此大的进展的，美国的监管的体系和金融机构都是花了很长时间才达到现在的阶段，所以现在我们一方面认为过于耐心步伐太慢不是一件好事，但是另外一方面，金融服务所运作的市场必须是很稳健的市场，你要一边进行运作一边学习。

　　另外尽量避免任何的限制，像金融服务领域或者其他的领域，他们实际上是受到闭关自守的限制，开放的市场可以使所有人收益。

　　主持人：其他的嘉宾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其他的新兴市场的经验。

　　黑石董事长：我想重申一下开放性，开放性使大家的眼光更加宽广，刚才周小川行长谈到了过去不良贷款是40%，对中国来说这么大的比例我们是无法理解的，像一个金融体系，全球金融体系的监管者，一般来说他们正常的不良贷款的比例是在非中央控制的体系，差不多2%到3%，如果是40%的不良贷款率，这对我们来说是很难理解的数字，当然中国十年之前已经开始改革了，改革的成就是令人瞩目的，我们在放贷的时候，要负责任，借贷的时候也要负责任，那么你放贷的时候借贷人必须是有能力偿还的，全球人都是这么想的，对于借款人你借款的时候也必须相信自己在未来有偿贷的能力，这样你才可去借贷，如果放贷方和借贷方都不理解这些简单的金融原则，我想可能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使他们提高意识，这些你的金融体系才能创新，至少要保证所有的金融体系的参与者都能理解这个原则，无论是大学里面进行这个教育，还是自己在家里学的，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一个资本市场当中，大家一定要了解。

　　在其他的新兴市场当中，我也是非常震惊于他们的发展，各国政府运用他们的金融体系，增加他们的金融规模，上个礼拜我去了孟买，他们对自己的金融机制控制也是非常严格的，像外国的金融机构进入印度的金融市场也是有一系列的限制的。我认为印度实际上增长率比较高，昨天晚上晚餐的时候，我碰到了一个政府的高官，他们没有所谓的企业债权市场，企业债权市场可能有些人不太了解，就是一个企业可以直接借钱，可以借五年或者十年，到期的期限可能会很长，这个应该是从银行间接融资的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就是说你可以借五年或者是借七年，对企业来说，能够进行长期的投资。用债券型的融资方式而不是信贷的融资方式，印度没有企业债券的市场。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比较古怪的发展的模式。

　　我觉得在美国或欧洲企业债券市场是想当然的事情，而且是企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因为通过这种融资方式，融资的成本比较低，那么在印度，就可能要开始学习如何做这个方面的工作，我想企业债券市场应该是成熟经济体的指标。有一些国家可能也没有金融界的领导人告诉他们该怎么做，所以他们必须边做边学，但是这些金融的体系，有时候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做法。

　　斯蒂文·丹宁：即使一些发达的国家，它也可能有很高的不良贷款率，比如美国的危机就是这样，就是大家忘记了基本的原则，他们还不起钱却能获得房子，而且他们把抵押贷款打包，而且你会发现这个打包的资产非常差，如果你投资回报拿不到或者这些人欠债不还就导致了资产危机的爆发，我们已经看到了全球波及的效应，包括英国的银行、中国的银行投资受损失，一开始大家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产品，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些人是付不起这个钱的，这样就影响了整个金融体系的体制。

　　方星海：我们国家是容易趋向封闭的国家，开放对我们来说是特别的要紧，从金融的角度，无论是金融的开放还是金融服务的开放都是不够的，李稻葵有一个观点，好像金融服务可以多开一点，资产可以晚开一点，金融服务如果开放很长时间以后，资金的开放也需要跟上。

　　我们国家服务的开放还是很少的，比如说商业银行大家好像觉得中国的商业银行开放比较多、开放时间比较长，但是去年年底所有的商业银行加在一起，他们的资产占到中国银行资产的1.98%。外资的投资银行，有管理权的银行在中国占的投行业务，占到中国总业务的量恐怕也就是1%。所以开放的还是太少了，开放有一个节奏，开放我们才有更多的竞争，有竞争才能进步，因为我们的国家很大，很容易就可以把日子过得不错。现在我们没有一家银行过得日子不好，大家都过得很好，但是没有高标准的竞争的话，我们就很容易进入自我满足的状态，所以一定要开放。

　　那么开放过程当中，总是要逐步地进行，一方面是风险控制，另外一方面也是让本地的机构在开放过程中自己变得更强大，所以最终的一个充分开放的市场上，我们本地的金融机构，包括本地的投资者，在我们本地市场上，还是占有绝对领先的地位，这是我们今后要实现的一个目标。

　　但是目前的难点或者目前面临的主要任务不是说我们开放得太多了，而是说开放得太少了，应该进一步加快开放，这样才能使国内的金融机构的水平进一步提高。

　　主持人：我们还有五分钟的时间，但是还有两位发言人没有发言，另外我还承诺现场观众有提问。

　　斯蒂文·丹宁：你必须开放市场，这样你才能进步，对于本地市场来说，过去是受保护的，比如说保险业，保险业现在已经向外资开放了，这对中国公司肯定是好的，因为开放以后，外资公司会带来很好的想法，这不会改变中国公司的地位，如果限制外资进入，去保护本地的话，可能有时候会有点得不偿失。

　　莫里斯·格林伯格：我也赞成这个观点，无论是金融服务领域以及金融体制，这两个方面的改革必须要加速，你看过去某些国家的变化，如果想把他们作为参照的指标的话，你就会发现，像我们这个企业债券市场、证券市场股票市场等等，实际上像巴西的变化就非常快，像公募的时候，上个礼拜开放了，期货交易今年年底也会开放，所以大家考虑自己的步伐的时候也要看一看全球的大背景，看看金融体系发展的背景，另外要考虑到不同经济体系的依存度。

　　李稻葵：我觉得要关注改革的初始条件，第一个我们的资本市场，我们的股票市场的价格远远高过美国的、香港的，即便是同一只股票，在三个地方上市，在我们A股上的价格远远高过香港的或者纽约的价格。也就是说我们平均的股票价格远远高于其他市场的股票价格，与此相关的就是我们的广义货币忖量，我们是160%，美国是50%，我们是独一无二的，我们资金如果完全开放，我们理性的投资者，他很快地就会意识到，我这个资金出国，出国投资，其他的金融市场肯定比我们好，这样对我们的经济造成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所以资金的开放肯定需要一个节奏。

　　方星海：总是要一步一步来的，目前的矛盾是开放得太慢，这是目前面临的主要的问题。

　　李稻葵：我想不光是速度问题，还是一个方式问题，任何开放的方式应该达到可控制的目的，当我看到资金有大量的逆向流动的话，我能够通过一种防火墙、通过一个安全门的方式把压力化解，达到可控性，这个可控性非常值得我们研究。

　　水均益：最后一点时间给现场的那种听众。

　　提问：在中国，我们中国人有阴阳的观点，就是事物有两面性，我们回到东南亚的金融危机，你刚才说谁也不愿意败阵，但是你真的获得胜利了，你就真的快乐了吗？当时有一个量子基金，获得了很多的私募基金和银行的资金，使得一夜之间东南亚的人失去了自己的房子，企业家的损失也非常惨重，像黑石这样的私募基金却大赚特赚，你不觉得打开国门也需要公平的竞争吗？我觉得几个大人打一个小孩是不公平的。所以黑石的董事长，您是哈佛的博士，您在金融街长袖善舞，所以您要懂得一个最简单的游戏规则，我们有五千年的历史，中国人的观点向来都是有两面性的。

　　黑石董事长：这个世界是多姿多彩的，而且你刚才讲的话非常地直接，直抒胸臆，讲了金融体系开放的问题，首先对私募基金这个行业来说及我们会去收购购买一些企业，我们不是说做证券和货币的投机业务的，也就是说你不应该拿这个问题问我，我没有做你所说的那些事情，但是很显然，在一个非常具有流动性的市场上，可能在中国我知道人民币的汇率是受到控制的，但是流动性又过剩，所以我承认其实中国本身的金融体系也都存在一些不公平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这种不公平的状况当然是谁都不能够容忍和接受的，但是我觉得最好还是把这个问题问你刚才说的做那些坏事的人。

　　可能人们有的时候会显示出一种怀疑的态度，我倒也赞同应该是有一定的可控性，比如说回到东南亚金融危机，这个危机首先是从亚洲爆发，然后蔓延到了拉丁美洲，然后在鲁宾先生的领导下，就是约翰·桑顿在高盛前老板，美国的财政部在金融危机以后用了很大的力度去打击那些投资者。从而遏制住了东南亚金融危机进一步蔓延的趋势，我个人认为，资本或者资本主义就是一种良性的东西，因为它能够让人们获得准入权，有资本有资本主义才能获得准入权，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而且提高了中国很多人的收入水平。

　　当然在一个金融市场上如果什么东西都能处在严格的控制下就不会有危机，那是理想的状态，但是那是不可能的，我们黑石公司只是一个商业性质的公司而已，我们不掌管世界经济，我们不是那么的强大。谢谢。

　　水均益：显然我们今天下午的时间太短了，我听得津津有味，而且现场的嘉宾和同学们也非常感兴趣。我觉得清华要提供更多的平台和时间进行这样的交流。

　　各位的观点都对我们有很多的启发，我相信对整个世界经济，说小一点，我们中国的新兴的金融市场的不断完善，不断地国际化，当然中国的发展对世界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的话，都会有非常大的帮助，非常感谢第一个论坛的各位嘉宾。请大家继续就坐，接下来马上要进行第二场论坛。

　　水均益：下面开始我们的第二场论坛。

　　金占明：非常高兴有机会和各位跨国公司的老总以及斯坦福商学院的院长一起讨论这个问题，先谈一个大家很关心的问题，因为企业都在进行国际化，想问在座的几位嘉宾朋友，企业的国际化主要分哪几个阶段，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企业化和国际化的过程到底有哪些特点，先请这三位嘉宾给我们回答一下。

　　李泽楷：我认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它们在基础设施方面必须要找到一个平衡，我的工作是在电讯方面，电讯是一种运用型的技术，是运用在消费市场的，我们都知道，在许多的发展中国家，如果你让基础设施完全私营部门来做的话，或者完全进行公开的竞争的话，很可能就不能服务于这个国家的人民的利益，所以我就想用电讯基础设施作为一个例子。

　　大家可能不一定知道，最近在马来西亚报了一则新闻，两个月之前，马来西亚的政府要完全去为光纤入户买单，全球只有两个国家大规模地做这样的事情，第一个是美国，第二个是日本，只有这两个国家做了这件事情，在马来西亚需要五到七年的时间，从今年开始，他们30%的住户都要光纤入户，我并不觉得这种行动就显示出马来西亚突然要在每个领域或服务方面就要超过其他国家，但是话说回来，这肯定是帮助了马来西亚，使它有一个很好的机会，以一个更高的层次参与全球的竞争，而且还有可能超越其他国家。

　　当然在一个完全中央控制的计划经济体当中，可能会导致大量的投资浪费，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一个完全自由的市场，或者完全商业化的市场，也不一定就完全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特别是从基础设施的角度来考虑。

　　出井伸之：能重复一下刚才的问题吗？

　　金占明：我们国家的企业国际化和美国、韩国的企业国际化有什么区别。

　　出井伸之：这个问题很难回答，这是过去的十天当中我第二次飞到北京，我是一个企业的独立董事长，我希望这个企业在日本拓展它的业务。我觉得其实对日本企业来讲全球化也是一个大的挑战，在这个方面你很难去定义任何一个国家，包括在二十一世纪当中，对这些新兴国家来说没有什么明确的道路要走，对日本来说，我们对二十一世纪这个概念走得比较早，我想应该去忘记新兴国家或者成熟国家之间的差异，我的它们之间没有什么差异，像索尼和百度，这些企业都要成长，不会因为两种国家不同而有差异。

　　水均益：我们讨论的全球化中的竞争战略，所以问题是很有挑战性的，我们是来自不同的国家，他们的战略是不是有不同。

　　约翰.罗伯茨：今天看到这么多的跨国公司来到这里，我感到很惊讶，我刚才坐在出井伸之先生旁边，从索尼公司来说，它一开始就想做一个全球化的企业，所以它们选的这个名字用日文是无法写出来的，它们直接用英文拼了一个名字。所以像日本的汽车企业、日本是汽车工业强国，它们一开始就有国际化的眼光，中国也有各种各样的例子，像海尔、华为、联想，都是一样的。在印度、拉美也是如此，一个全球最大的水泥生产商，十五年之前还是一个地区的水泥公司，公司只是在墨西哥东北部，现在它的业务遍及五十个国家，它成为全球性的跨国企业。因为全球化的水泥企业进军了墨西哥，它们觉得一定要反击，后来它们就成为了全球化的水泥企业，后来他们在全球的收购提高了他们水泥生产的效率。另外还有一个阿根廷公司，这是全球第一的无缝钢板的生产商，它们的人才的素质非常地高，对许多企业来说，它们都说人是最重要的资产，但是实际上有的企业真正地身体力行了，有些企业只是说说而已，像墨西哥的水泥公司就可以雇佣全球最好的工程师和高管，像德国的水泥生产商就雇佣不到德国最好的工程师。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比较优势，比较优势实际上就在于你要充分地利用大家的智慧。如果能做到这点你就会成功。

　　金占明：我很满意，不知道听众满不满意，我想解释两句，我是做教授的，可能问的问题很古板，我只是希望听众分清一个脉络，企业的国际化还是有一些典型的步骤，从出口到特许经营，合资和独资，作为美国，因为技术先进，一边会有产品生命周期的问题，现在美国因为市场容量很大，卖完以后会把技术先进的产品转移到欧洲和日本，等到技术过时的时候会到发展中国家。这样他们公司会赚得更多，新兴市场，比如说我们原来说的新加坡、韩国，因为技术没有美国欧洲先进，在经过腾飞的时候，是采取发展出口替代型的经济，找一些替代化的产品在发展国际化战略。

　　而中国前些年开始国际化主要是出口农副产品，最后再出口机电产品，路线可能也有一定的差别，比如说是从发展中国家，再到中等程度的国家，最后进入美国等市场。

　　水均益：我有一个问题，金教授，您觉得中国的企业在企业的国际化、在全球化的浪潮当中，我们目前处在什么样的阶段，或者是什么样的状态，中国要想出现索尼这样的企业，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金占明：我觉得这个问题确实很有挑战性，我觉得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还处在初试和摸索阶段，但是和二十年前相比有了很大的进步，比如说海尔、联想已经在国际市场上初露头角，或者已经和跨国公司展开了竞争，这和过去的情况有了变化，但是总体我们对国际市场的运行规则、法律制度还有很多不熟悉的地方，而且我个人认为，就是我们国际化的基础理论还有比较大的欠缺，因为我经常在杂志上看到，比如某某大公司，采取一种农村包围城市，有的或者是采取先进入发达市场。我觉得这样的说法也暴露出我们理论准备的不足，对国际市场的复杂认识不足，所以中国的一些大企业国内市场做得很好，涉足国际市场的时候失败得比较多，这方面大家都很清楚。我觉得还是处在初步尝试的阶段，当然有些个别公司已经可以和大公司平等竞争了。

　　水均益：李泽楷先生，您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理解，对金占明教授刚才的讲话。您有什么回应吗？

　　李泽楷：我试图来回答一下，刚才问的问题非常好，其实提的第一个问题我刚才不是听得很懂，现在我知道这个问题是什么了，我觉得要跟跨国公司学习他们的知识、管理的经验、营销方面的经验、技术，这是一件好事，是很积极正面的，对中国国内企业来说是非常积极正面的，尤其是对那些想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来说。

　　而且中国要走出去的企业必须要走这条道路，比如说像联想，它们就非常地聪明，它甚至跟一些私募基金都进行合作。我觉得通过这种学习和合作，能够提供一定的保障，就是联想走出去不会完全失败。因为在外国市场上确实有很多的陷阱，与此同时刚才您也说到一些中国企业的名字，现在世界上有很多的科技还没有获得专利保护。很多的都是公开领域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人，你也应该要有自信，能够去获得、整合西方的先进技术，但与此同时也不要害怕、不要羞涩于发展自己的科技，有的时候如果你野心太大，总是想着建立自己的模式的话就会代价很昂贵。

　　比如说在香港和大陆的IP网络都是最大的，我知道在美国或者其他的西方国家，他们在研发一些新的科学技术，那么其实这就意味着香港不一定要自己研发电信方面的独有技术，因为外国的技术是没有专利保护的，如果你跟外国的企业建立合资企业，建立资本纽带的联系，其实都会对本身的发展有所帮助。

　　水均益：出井伸之先生，我两年前还访问过现在的索尼公司的CEO，我们讨论了索尼的一切，它的经历和变化，但是我想您也许更有资历给我们介绍一下索尼这家企业所走过的道路，索尼所采纳的全球化的战略到底是什么。

　　出井伸之：这个很难解释，索尼的历史两分钟就说清楚不可能，我们已经有超过60年的历史，我们1947年起步，我们的创办人本人经历过战争，就是山田昭夫先生，他说要成立一个企业，生产电子类的产品，所以索尼全球化的第一阶段是在视听产品上，并且出口。这是第一轮的全球化。

　　后来索尼开始进军内容领域，比如说我们跟CBS，哥伦比亚电影公司在80-90年代合并收购，刚才黑石的董事长应该非常了解我们这段历史。索尼说到底是一个日本的企业，日本是一个东方的国家，所以日本的企业要走出去，要去美国做生意的话，当然要知道日本和美国的文化是大不一样的。比如说我曾经在美国工作过，在美国一个私人企业工作过，到日本公司治理就觉得需要改善，要把董事会和执行部门分割开来，索尼这么做以后，有数以千计的其他的日本公司也都这么做，把董事会和经营管理层分割开来了，这其实是跟美国欧洲的现代管理制度接轨了。当然要转轨的话就意味着要有一个转型的成本，比如说日本的经理人要学会跟国际经验接轨，这也需要一个学习的过程。

　　我们在美国也做过不少的并购，比如说并购了美国音乐界、电影界的一些企业。在外国搞收购，改善自身的公司治理就重要了。

　　全球化第三步我们的建立IT企业，英特尔提供了非常多的帮助，进入电脑的业务，我们从开始做录音机、录像机，到现在开始生产PC，生产手机，索尼的手机业务也是很成功，索尼和爱立信进行了合资，现在已经有七年的历史，我们的客户基础在不断地扩大，在软件方面，索尼跟一个瑞典的软件公司组成了一个合资企业。这样的话我们就要被迫地了解瑞典的文化，而瑞典的公司也要了解日本的文化，所以索尼是一个确实的跨国企业。

　　现在这个时代可能很多人不认为索尼是一个日本的企业了，我们的CEO英文讲得很好，而且我们的员工很多是在日本以外，同样的我们在中国也有不少的员工，中国的员工工作出色甚至还到了日本的索尼公司工作，有一天我希望我们清华大学的学生也能够有兴趣为索尼公司工作，索尼公司会进一步地走向全球化。

　　在中国市场上，其实索尼的挑战也挺多的，因为我们要更好地理解中国市场。在日本行得通的经营之道在中国不一定能行得通，所以希望中国人能理解索尼公司的做法。

　　水均益：大家都知道，索尼是一个真正的跨国企业，或者全球化的企业，大家的观点需要纠正。在索尼的历史上，我知道几年前索尼邀请了一个美国人做你们的CEO，当时我看到了你们的董事会开会的照片，董事会四个日本人，但是在中间站着的是一个美国人，我觉得它的象征意义是很多的，能够说明索尼的变化和转型。

　　那么在中国我们可以思考一下，比如说中国足球队在过去几十年都是邀请洋教练，其实请来洋教练也不是那么奏效，但是对中国的企业来说，有洋教练或洋董事的参与也许会带来很大的不同。

　　约翰.罗伯茨：我回答刚才金教授的问题，要成为一个跨国企业要经历不同的阶段，刚开始可能那些跨国的企业都是出口一些简单的产品，比如说索尼公司刚开始生产和出口的产品是一些很简单的，比如说电饭煲等等不是很有科技含量的东西，但是做得很漂亮，赚了不少钱。

　　其实中国在成本方面，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低，但是质量又很高，这是中国的一个优势，但是这种优势不会保持太长时间，因为你总是靠劳动力低廉，最后你总是会败下阵来，而且在中国合格、优秀的经理人是比较紧缺的，甚至在后来，中国也会出现劳动力短缺这种情况，或者是劳动力的成本不断上升，那么中国就不可能是世界低成本制造中心了，这项桂冠要由其他国家来承担。香港、新加坡都经历了这样的转型，韩国也经历了这样的转型，也就是一个国家一定要发展出新的竞争的优势，这就要创新，要制造出更复杂的、更尖端的产品，中国应该成为世界创新的中心，就像刚才李泽楷先生所说的，不见得所有的基础都自己国内研发，你完全可以利用外国的已有的技术，把这个技术运用到你的产品上，创造出你的独一无二非常漂亮的产品。索尼公司就是这样。

　　金占明：我想问问几位专家，也可能是听众关心的问题，企业国际化成功的标志是什么，尽管不同企业的目的不一样，但是可能会有一般性的标准，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因素最容易导致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失败，这可能是中国企业开始国际化的时候最愿意问的问题。

　　约翰.罗伯茨：其实我觉得遭遇失败的案例我听到的不是太多，如果一个人在你们公司总部以外的分公司、支公司任职，但是有一天他却成为了你们公司的CEO，我觉得如果你们公司做到这一点就说明你们公司真正全球化了。

　　当时我去一些日本公司，问他们你们愿意让老外当你们的CEO吗，一般来说他们就会以一种比较古怪的表情看着我，以为我问了一个很蠢的问题，后来我问他们的索尼，他们的董事长就给我列清单，说哪些人有可能当我们的总裁。

　　还有一些日本的公司，在充分地挖掘全球的人力资源潜力方面做得也比较好，汇丰、花旗等等公司都是这样，在成为花旗之前花旗也是在全球有能力充分地找到人才，比如说在旧金山总部的总裁就来自智利，我觉得对于全球企业来说，必须要有充分地利用人力资源的能力，能找到就应该用他，如果你连这一点都做不到，可能不一定是一个灾难，至少是一个瓶颈。

　　水均益：什么样的原因可能会导致企业在国际化中失败？

　　出井伸之：我想全球化并不是说在国外卖产品，而是要把自己全球化，我在法国工作的时候，我花了五年的时候去研究那个地方的工作，我当时很年轻，我也不会说法语，当时有三百多个员工，只有三个日本人，我是其中一个，我在法国南部的一个法国公司工作，当时是与一个金融机构合作，当时我的老板就跟我说，你工作就是在法国本地换，因为索尼是一个全球的企业，你要在法国做生意你就必须像法国人一样做事，然后我就招募到了最好的法国员工作为总经理，这样我就可以飞回东京，不用再待在法国受罪了。

　　我想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找到最好的人才，另外一方面就是如果我是一个好的工程师，可能有人说，那我就招一个比我差一点的人，这样就衬托出我做得好，我就能在企业里面干得更好，当然有人是有这样想法。

　　水均益：全球化跟本地化确实是相关的。

　　约翰.罗伯茨：我觉得在全球有两种基本的方式，一种方式是你可以尝试去提高你全球的协调的效率，在全球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以最低的成本，或者是找到一个出口的模式，有些产业这么做还是可以的。像我们汽车行业的汽车零件就是这样，这种竞争的模式大概是二战之后美国的跨国企业，包括日本后来的企业也是效仿，丰田过去的做法就是这样。像丰田美国事业部也是这样的做法。

　　还有另外一种全球化的模式，它是非常地本地化，是应对本地市场的需求，像西欧的这些跨国企业，在二十一世纪的早期都是这么做的，因为各个欧盟的市场，和其他地方的市场是不一样的，而且欧盟当时内部各个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的障碍是比较大的。至于你全球如何协调实现高效率、低成本，同时充分运用各地的资源，我想这点你要做到，另外还有能力去应对各个国家独特的需求，各个市场独特的需求。甚至在一个国家内部不同的地域也有不同的需求。

　　IT已经可以使大家实现这些目标，IT可以解决大型企业的问题，因为像索尼这样的大企业在各个国家都有业务，各个国家都有本地的团队，IT和通信技术，还有数据分享的技术，使我们现在的全球分布成为可能，就是你可以既是国际化的公司，也是本地化的公司，我想编一个词叫国本化。

　　水均益：李泽楷先生，请您简单向我们介绍一下电讯盈科。它本身是一个跨国企业，您在内地会有什么样的挑战。

　　李泽楷：电讯盈科在38个国家都有分布，另外在星空卫视上也有业务，主要还是一种集中化的服务，同时尽可能地去适应本地市场的要求，同时也不要由于故意地去适应它而导致成本过高。因为实际上有些人，不同的国家可以抄袭你的做法，而且抄袭得成本是很低的，过去我们有28个国家没有什么特别的办事处，我们进入这些国家就是看在本地环境下哪些业务它们是需要的，哪些是不需要的。

　　有一些跨国公司可能在中国也有代表处，和他们相比我们电讯盈科的国际化可以说是非常初步的阶段。

　　金占明：企业在国际化的过程中，可能首先要注意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很多嘉宾都谈到了，就是你首先要区分一下你这个行业是什么样的行业，如果行业是典型的全球化行业，像汽车、照相机、飞机制造还有某些体育项目，全球有相同的特点，全球关注的东西一样，那么就要采取全球化的战略，比如说日本七八十年代的时候，日本的公司就是采取一个全球性的标准，把在日本制造的产品向全球销售，各个地方的子公司就相当于销售中心，只是销售，在日本集中生产制造。如果这是一个高度地方性的市场，差异很大的，比如说二战之后的欧洲，不同国家的需求有很大的差异，这时候最重点的问题就是如何满足地方市场的需求，所以大家知道那个时候欧洲的跨国公司，基本上是一个分权的联邦，总部的决策很少，而是各地的子公司权力很大，美国公司二战之后可能是一种集权的联邦，生产研究开发中心是放在美国，然后各地的子公司是来转移母公司提供的技术。是鉴于欧洲和日本的中间。

　　现在不管大公司还是小公司，面临着矛盾，一方面要追求规模经济，做到成本、价格很低，同时又要满足各地的不同消费者的需求，一方面满足全球标准化的要求，另外一方面还要满足多样化的要求，如何平衡这个矛盾，这是跨国公司面临的棘手的问题，当然现在虽然网络的出现，有些制造技术，比如说敏捷制造系统，一定程度上能够解决这方面的矛盾，但是总而言之，这还是国际化过程中最棘手的问题，也是各大公司，谁能解决得好，谁就更有竞争优势的地方，现在学术界把这种跨国公司的组织结构成为网络状的结构，子公司要非常配合默契，充分利用各地的资源和优势，同时便利地进行协调，这是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

　　水均益：金教授，说到中国的企业和全球化的时候，我个人的印象好像全球化这个词，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国际上，特别是在西方，欧洲国家，似乎很多人并不是特别买这个词儿的账，而且对于全球化的浪潮也有不同的看法，这个我们撇开不说，我想问的是，现在很多的所谓的全球化，都具体的面对的是什么样的问题，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你要有一种竞争的策略，竞争的本钱是什么，比如说对中国企业来讲，现在我们很多企业拥有廉价的劳动力，低成本的生产资料等等，那么在全球化一旦铺开之后，我们的景象是不是不一样了。

　　金占明：我觉得水先生这个问题涉及到多方面，首先看一看全球化，全球化的理解可能有差异，但是总体来讲，我们说的全球化是三个方面的全球化，一个就是市场的全球化，现在很多行业面对的是全球化市场，这些大的企业可能说是在世界范围内竞争，比如说丰田和通用，对这些大公司来讲，说日本市场、美国市场，一点意义都没有，因为他们是在全球市场竞争，因为市场的全球化就出现了很多全球性的消费者，有些消费者在购买产品的时候是在世界范围内挑选，比如运动员买网球拍是在世界范围内选购，而不是局限于某个市场。

　　第二个全球化是指产品的全球化，现在有些产品已经演化成典型的全球化产品，比如说飞机、汽车、手表，你买的时候可能不会考虑哪个国家制造的，比如买手机的时候不关心芬兰造的、还是中国造的，你关心的是手机的可靠性价格。

　　第三个是生产资料的全球化，比如说波音747是在五百多个国家造出来的，有英国的、中国的、美国的产品。

　　所以我们理解全球化要先理解你这个企业是不是全球化的行业，不买账的人可能是因为他们对全球化的影响比较小，比如云南的小商贩，做云南民族服装的，他不太关心这个东西，咱们中国过去国际化主要是利用咱们的生产要素、价格低廉的优势，但是大家都知道这种生产要素、价格低廉的优势的重要性越来越下降了，以后要想竞争，要由高级的生产要素来替代，比如说技术创新。

　　等到经济发展以后，劳动成本就上升了，你的优势就没有了，会被更穷的国家代替你的优势，所以等经济发展了，科技水平提高了，劳动力成本上去了，不管愿意不愿意，都会去寻找新的优势。这也是我想问嘉宾的问题，我们中国的企业要形成自己的国际化优势，以几位嘉宾来看，在哪些方面会有突破。

　　李泽楷：我觉得您已经回答这个问题了，我觉得中国其实是有很多的优势，不仅仅是劳动力比较低廉，中国还有一个巨大的市场，这个市场还在不断地扩大的过程当中，中国其实也都认识到，如果光靠出口的话，这条道路是会走进死胡同的，其他国家也不会接受。所以中国应该挖掘自己的内需，一个强有力的内需是非常关键的。当然中国早就认识到这一点了，现在很多的中国企业都重视要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提供适销对路的服务。所以我觉得国内的消费市场显然潜力非常大，而且在未来很多年都会保持这种增长。

　　出井伸之：我觉得中国也有它的不利之处，中国企业要走出去也有劣势，劣势就是因为你们的国内市场太大了，要走出去之前要先在国内进行竞争，比如说在中国国内恐怕好多的制造商，电冰箱的制作商就很多，所以很多的企业先学会在国内竞争，国内竞争当中站稳脚，然后再走出去。

　　比如说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当然美国的跨国企业也往往是在国内本身就很强大的企业。其实美国有的时候反而是一个比较内向的国家。所以我觉得对中国企业来说，当然你们必须在国内站稳脚跟，你必须在国内站稳脚跟的同时再走出去，这就是一个双重的挑战，因为你不得不走出去。

　　比如说我们索尼，索尼在电池方面也是很有名的，销售到世界各地，但是我们索尼在刚开始制造电池的时候，我们已经在佛罗里达州有一个合资的企业，因为我们在关注国内市场的同时，已经想着有一天要走出去的，但是有的企业觉得国内潜力很大，所以忽略了国际市场。

　　水均益：我觉得刚才出井伸之先生所说的很有意思，全球化不是说出来的，而是想出来的，你不仅口头上要说全球化，你还应该有全球化的思维和理念，你要在全球获胜，首先在国内市场要站得住脚跟才行，但是过度地关注国内市场的话，也有可能会拖累你的走出去的步伐和全球化的进步。

　　中国的企业现在出现竞争过剩的局面，去到中国的一家超市，同一类型的产品可能也几十个品牌。尤其是电子产品，我想李泽楷先生可能比较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手机的品牌就有很多。

　　水均益：下面听众有问题要问嘉宾吗？

　　提问：我是清华经管学院的毕业生，而且是金占明教授的学生，我想问三位嘉宾，中国企业全球化的时机问题，比如看看二十年前，八十年代的时候，八十年代的时候，日本的经济几乎是世界上最强的，日本所经历的事情就像现在中国的经历的事情一样，日本的股市飙升，日本的房地产也非常旺盛，本土企业越来越富，日本人也越来越富裕了，然后很多的时候都用自己的资本介入其他国家的市场，比如日本人在美国购买了洛克菲勒中心，买了很多的资产，现在同样的场景在中国上演，人民币现在正在升值。与此同时就像周小川行长所说的那样，七年前的时候中国本地银行的坏债率高达40%，所以其实中国很多的企业可能本身的质量并不是很高，包括中国的银行，但是现在中国的银行也好，石油企业也好，电信企业也好，他们都动用自己的资本要去海外做收购，必须在南非、荷兰购买外国的电信企业，您觉得这个时机成熟了吗？还是中国的经济会重复二十年前日本所犯的错误，会不会重犯很多的日本企业犯的错误。

　　约翰.罗伯茨：对于日本八十年代末发生的事情，我本人有自己的理解，而且要说清楚还得花很长的时间，我认为当时的日本的情况跟现在中国的情况不太一样，因为当时日本的经济仍然是非常封闭型的，而且日本的各个经济部门是联成一体的，但是后来这种铁板一块的情景被打破了，当然要说清楚得花很长的时间。

　　对我来说我很惊讶的是中国的储蓄率非常地高，所以其实是中国人把钱借给了世界的其他国家，因为中国也去世界各地购买资产，我觉得这其实是一种比较奇怪的状况，因为与此同时中国还没有富裕起来。还没有富裕起来的时候中国的资本就已经流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而在几十年前人们还意料中国的经济就要垮了。

　　出井伸之：其实八十年代末的日本跟现在的中国不一样，但是对于日本八十年代末所犯的错误，中国的企业完全可以去借鉴，好的经验也可以去学习，尤其是八十年代到现在日本所经历的一切。日本当时的资产泡沫是事实。但是跟中国现在的资产泡沫好象不是一回事，当然我对中国的情况可能不是特别了解。但是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没有个人电脑，没有互联网，二十年后的今天，世界就完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了。所以我能够提的建议就是中国企业要走出去，不要过分地自信。而是首先要努力地工作，先把全球市场的情况摸清楚了、理解透了，而且要接受种种困难的挑战。

　　李泽楷：我的回答非常简单，就是中国企业走出去要非常慎重，而且要注重吸收当时日本走出去，在海外投资的经验和教训，我觉得尽管八十年代的日本和中国不太一样，但是当时日本所犯的走出去的以及资产泡沫的错误还是可以为中国所学习和借鉴的，我相信中国的企业如果不慎重的话，会付出昂贵的学费。如果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时候如果能够获得海外值得信赖的朋友的帮助的话，就能力提高成功的机率，而且机遇是双向的，海外朋友帮中国的忙，然后中国企业当然也是对这些外国企业能够有所贡献的。

　　你跟外国的企业合作，外国的企业在金融理财、技术管理上有更多的优势。

　　主持人：第二个论坛依然非常精彩，我们听到了几位嘉宾给我们讲的非常有趣的，也是他们切身的故事，另外我们的教授也从理论层面谈了一些全球化面前所面临的竞争的策略，我觉得这对我很有启发，再次感谢几位嘉宾给我们提供的帮助。

　　主持人：我们现在频繁的听到一些矿难和食品安全的问题，包括前一段所谓的中国制造的问题，引发了很多人的考虑，当然我们不是说把中国和国际割裂开来，其实这是一个全球的论坛，我们谈的话题也应该是大家共同的问题，当然可能这个话题对于中国企业更有一定的借鉴和反思的价值，如何来看待我们企业所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我相信在场的嘉宾会有很多的精彩观点。还是按照中国人的传统，作为主人率先垂范，请清华的老师打头阵。

　　杨斌：刚才您提到的是有一些事故，还有一些事件，有一些悲剧，但是我的观点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好消息多于坏消息，中国和全球都是这样，今天我们实际上是邀请了五位非常值得尊敬的董事长或者CEO，他们所在的这些企业都是非常有社会责任的企业，包括英国石油，还有沃达丰的，还有利丰集团的冯国经先生，还有刘绍勇先生，来自南航的，不仅仅是业界的领袖，而且是业界的好领袖，我们邀请他们和我们分享一下他们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经验。

　　唐熙华：我是代表英国的公司，我先谈谈我的看法。我觉得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要建立一种能力，如果你想可持续发展，你就必须教育你的公众，首先有企业运作，有世界级的服务提供，你做的每件事都要做到世界先进水平，另外可以给大家举一些例子。最近我们在安哥拉有一个深海钻井，当时它是一个最先进的深海钻探项目，我当时是和当地的首相、副首相站在操作台面前，去听取两三位非常年轻的工程师的讲座。

　　我们后来把工程师派到南非的企业，他们回来以后就可以独立地去完成安哥拉的钻井工作。有时候我们还把墨西哥的员工派到北海去负责钻探，也就是要使现在的这些人有相应的能力。

　　第二个问题就是在社会和社区，你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就是要建立自己的供应链，我们每次到外国都是要建立本地化的供应链，这本身实际上也就建立了一种能力，就是使该国的社区、普通人也可以受益。

　　我实际上花了很长的时间去清洁能源的研究院去教课，刚才简单地介绍了一下英国石油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有什么做法，我们要建立一种能力，实现可持续的未来。

　　冯国经：非常荣幸来到北京，来到这个清华管理全球论坛，至于像企业社会责任这样的问题，我完全赞同唐熙华的意见，我觉得这不是一种责任，我们应该换一个措词，它实际上是我们业务的核心，我们姑且先用这个词。

　　我觉得各种研究都表明，如果企业的CSR做得比较好的话，你在市场上就越来越好，可以为股东创造更多的价值，所以我们不应该把社会责任感作为企业的额外负担，好像做正确的事情就要多花钱似的，实际上我们来自的企业都不一样，刚才唐熙华先生是来自英国石油，像我们的企业有两千多个供应商，是中小型的企业，来自全球40多个国家，所以我们遇到的企业社会责任的问题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遇到的问题是如何协调全球大量的供应商的网络。

　　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说仅仅看采取企业社会责任的活动，不仅在企业内部实施这种活动，同时还要确保与你合作的伙伴，你无法真正控制业务的伙伴，你要让合作伙伴做正确的事，比如在劳工法和环保方面要负责任，这实际上就涉及到所有的有道德的伙伴。

　　在今天的世界当中，有这些东西并不是锦上添花的事情，实际上我觉得现在的消费者已经重新定义了质量，质量现在并不是说你能够看到的实物产品的质量，它的口味等等，实际上质量还来自于这个产品制造的方式，实际上它不仅仅包含看到的商品本身，而且也涵盖到这个商品整个制造的过程，这个商品的制造过程是不是对环境造成了危害，是不是有一些非道德的行为。

　　我想我们现在应该给消费者提供一个好的质量和环境，我想现在对它的这种定义也是我们企业社会责任的核心。在我们的业务当中，我觉得我们应该考虑教育，因为我们现在要协调庞大的供应商的网络，所以我们要教育我们的供应商，因为它们不在我们的企业当中，所以不能直接控制它。我们有非常厚的一本手册，详细地去要求供应商，你在这个企业当中必须满足什么样的资质，必须满足我们的要求你才可能成为我们的供应商，所以在我脑中企业社会责任是我们今天业务的核心。

　　刘绍勇：在座的各位我相信很多都做过我们南方航空的飞机，大家坐我们的飞机首先要感觉这个飞机是否安全，这个安全在一定意义上讲就是我们对你们承担的责任，大家知道每天有15万人在空中飞行，每年有6000万的旅客运输，保证这里旅客的安全，我认为这就是我们企业的最大的责任。所以企业的社会责任，我也赞同一种说法，两个层面，一个是企业的法律层面的责任，按照政府的法律去办事。另外一个层面是企业像一个人一样，有它的道德准则，道德责任各有不同。

　　作为一个企业来讲，我理解企业本身内部的社会责任是一个层次，企业内部的相关利益者。第二个要超越企业本身的，也就是说具有区域性的社会责任，第三要具有超越区域和国家的全球性的社会责任。

　　比如说一个国家你们认为生产纸有污染，你可以转移到欠发达的国家，对你们国家来说你们可能是有社会责任的，但是从全球观点来看，你把你污染的产业转移到欠发达国家，实际上你对人类来讲，没有履行社会责任，所以我想社会责任它分道德的和法律的，分企业本身的和超越企业本身的，还有超越地区的社会责任，谢谢。

　　水均益：刘总的南航不仅有企业责任，还有媒体责任，1998年我曾经率中央电视台的报道组去报道伊拉克的沙漠之狐，那次行动当中我们一行几个人差一点点就搭不上前往约旦的航班，由于技术性原因我们差点误了飞机，后来是南航的老总特批。我个人就是享受到这样的一种待遇，这使得我们的摄制组第一时间和其他的外国媒体通台竞技，我们赶到了伊拉克。

　　庞约翰：我觉得企业的社会责任有两层含义，一个是企业的伦理道德，因为在世界各地来说，一个企业应该跟客户、员工、社区、供应商相处的时候要有一定的伦理道德标准，这是很重要的。然后在你的经营运营以外，在社区所从事的一些慈善工作。其实企业的唯一的职责是不是就是使股东权益实现最大化从而忽略社区的利益呢，这种日子应该说现在已经过去了。既使是上市公司、家族企业、私营企业，它们也都必须要做更多的慈善工作，必须要让自己的所作所为有利于当地社区的发展。

　　我本人是汇丰银行的，我们汇丰银行在世界这么多国家开展业务，我们在当地开展慈善工作，我比较看中的是在教育和环境方面的工作，我们也想过帮助人们治疗疾病。但是我觉得药物在不同的地方，人们的常见的病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沃达丰有一个慈善项目是研究手机对人的影响，还有一个是手机回收利用的可能性，所以我觉得不同的企业对社区承担的社会责任是不一样的，大家应该从不同的标准和方面去吸引自己的企业的社会责任。

　　比如说现在有很多的指标，道琼斯指数，金融时报指数等，我觉得以后这些指数当中应该有更多的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内容。比如说现在有这么多的矿难，我觉得这些没有尽到保护自己员工责任的企业都应该受到惩罚。放任自由的资本主义确实有它的弊端，但是现在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呼吁企业通过执行企业的社会责任从而汇集成一个社区，为全社会创造价值。现在我已经不在汇丰银行工作了，但是现在我仍然非常怀念跟我的同事一起做企业社会责任的项目。

　　杨敏德：刚才大家说的我完全同意，在市场经济体系之下，企业是必须要有社会责任的。因为企业跟社会是息息相关的，我们是一个中小企业，我们是做棉纺产业，从种棉花开始到做成衣，我们跟社会的接触实在太多了。我们最关心的是水的问题，因为大家可能都知道，棉纺是用水、耗水比较大的行业，而且跟水的污染很有关系，那么我们一个企业能够做些什么的，在新疆因为我们在种棉花，我们发现我们可以让农民用一种新的灌溉技术，水用少了，农民的收入也增加了，这是我们一个企业能够主动去做的。下游一天要处理污水25000-30000吨，在这方面我们进行了很多的科研，包括跟清华合作做了很多的研究，我们从怎么把污水处理掉到水的回收使用，我们甚至想到能否不用水来染纱染布，这是我们企业能够做到的，而且跟社会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我们以前跟很多学校的老师都接触，纺织行业有很多的中小企业，是我们国家的很重要的行业，那么怎么能够让同行都对资源有密切性的注意，我们发现它的难度是很高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把小朋友作为我们的对象，我们在农村开始了一个环保车，到现在为止已经接触了12万小朋友，我们公司希望能够在跟社会相关的环节稍微尽一点力。

　　水均益：企业社会责任好像是近些年，或者对中国来讲，中国的老百姓听到这个词儿还是在近些年，而且在很多人的概念中，似乎企业要为社会做一些事是企业在赞助，或者是企业在恩赐于这个社会，而不是他的责任。但是反过来我们这些年也看到一些企业不负责任的做法，在中国确实也有这样的情况，于是就带来这样一个问题，刚才听嘉宾介绍，这些企业都有自己的策略，但是整个社会如何来监管这些企业，我觉得我们不能老是听到国家安全生产局的负责人发怒，在电视上骂不负责任的煤矿主，社会上应该有什么样的监管？

　　杨斌：我觉得非典可能是一个坏事，但是也有很多的作用，它让我们意识到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经济体和人类是其中的一部分，倘若他做法不考虑后果的话会受到惩罚，更重要的一点跟我们新的一代领导人有关系，这一代领导人非常重视社会的和谐发展，他们提出又好又快发展，而改革过去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中国相对还是主流意识形态或者政府声音会对社会和商业运行体有很大影响的国家，所以这也部分造成CSR非常非常热门。当然它更多的是在言而不是在行。

　　第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快速发展过程中能源遇到了非常大的限制，而能源和资源方面的限制也迫使企业有内省的动机，是不是还能持续下去。这个我觉得CSR本身也成为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

　　杨敏德：第一我想，其实这个概念在中国并不是新的，我外祖父是清华第一届的学生，当时庚子赔款送出去读书。他三十年代也是从事纺织工业，他写了很多对内部、对外发表的文章，我最近因为写他生平的书看了很多资料，其实他里面说的完全是我们现在的企业社会责任，这个概念其实早就有了，还有他有根本当是一个企业家该做的事，而不是福利的性质。

　　第二件事您刚才说到政府该怎么做，政府现在是在推动这一方面，但是也要非常注意，譬如说现在政府要把纺织工业该用多少水给一个指标，但是因为没有好好地去研究，所以给一个指标只是一个平均的指标，因为行业里边有很多不同的产品，所以以一个平均指标来算，最后行业根本就置之不理，所以政府要管也要非常小心。现在有一个趋势我是很担心的，就是在劳工福利方面，最近广东省有一个指示，在高温工作情况下，每个员工要补贴一百五十人民币一个月，第二条它们提到，非高温工作，补贴一百人民币。那我们在公司里面坐在冷气房间的员工也要补贴一百元，因为我们是企业，要守法，所以政府要非常注意这方面。

　　冯国经：我再加一点，我觉得这实际上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政府在CSR里面可以扮演什么角色，很明显政府当然要扮演一定的角色，政府要向世界证明政府是重视这个问题的，我觉得这点是很重要的，很明显政府有自己的监管作用，有一定的监管的政策，当然你不是说要过度地监管，但是过度监管会导致我们的效率下降或者竞争力下降，实际上你就失去了你的竞争的优势。

　　我想真正的解决方案就是通过市场来管理，我想像消费者市场就可以发挥这样的作用，消费者现在都是非常关注的，一个企业你的产品的生产的方式是他们倍感忧虑，而且他们就是把它付诸实施，把它作为自己消费决策的基准，实际上我觉得全球的消费者现在正在重新地定义这两者的概念，质量的概念实际上也包含这个企业的行为。包括它的生产的工艺、生产的流程等。还有这个企业的一系列的行为，这是影响到了我们的购买的决策。

　　另外对市场本身来说，在金融市场方面也会有一定的影响，比如说大家做投资的决策的时候，他就愿意投到一些已经有很好的资信的企业当中，换句话说就是很有社会责任的企业里面，在全球化当中，每个个人的行为，各个国家的自己的行为，很可能很难靠一个国家一己之力去改变全球的市场，你必须要有非常好的所谓的制裁，我们的金融市场和消费者制裁没有社会责任的行为，这种制裁实际上也是市场的一种归置。

　　水均益：英国石油怎么做的，我们很感兴趣，尤其是你们进入俄罗斯的时候。

　　唐熙华：我们对市场的管理应该是有透明度的，那么透明度它是源自我们的技术，实际上现在只要你做了一件事情马上全球都会知道，你做的事情对全球都会产生影响。现在有各种各样的全球的市场调研，这种透明度已经非常显著了，作为这个市场的管理、监管，对我们的消费者来说，他们去买这个产品的时候，他也知道这个产品是哪造的，怎么造的，它的工业流程是什么等等。

　　刘绍勇：我认为政府在企业社会责任上所扮演的角色应该是从法规、规章的最基本层面的要求，企业社会责任的道德层面我认为这是一个度的问题，比如李嘉诚先生，他的家族很有钱，可以赞助很多的福利事业，微软可以做很多的福利事业，可以建立基金会为社会服务，就像人一样，一个坏人大家有很清楚的衡量标准，但是一个好人，道德层面是永无止境的，比如说像我们南航做的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清华的被南航资助的大学生来参加今天的研讨会，我在2005年建立了一个十分关爱基金会，我们一年运送旅客5000万，每运送一个旅客南航捐出一角钱，坐一个飞机南航就捐出一角钱，当时我们想捐一块钱，但是考虑到承受能力有限，所以一年是五百万，今年六千万旅客就是六百万，基础资金投入是两千万，我就说这是一个长期行为，只要南航存在，每年就会不断上升，而且对象的选择方面，我们选择的是对社会影响最大的，带动力和影响力、辐射能力最强的这么一群集体，谁呢？目前我们在中国，我们考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复旦大学，前十位的大学，我们考察这些大学家庭经济比较困难的大学生，所以每次去演讲，我最不同意这个叫捐助贫困大学生，我觉得贫困大学生并不准确，他们精神非常富有，他们只是经济比较困难，但是他们能够考上清华北大这样的学府，他们一定有超群的毅力，所以选择要把有限的资金放在最大可能产出效果的地方。

　　比如说我看过一个国际卫生组织的研究报告，一年有十亿美金，加入可以借助10亿个有心脏病的人，但是可以救助五十亿个有其他慢性疾病的人，说钱往哪花。我们的基金会基于这样一个思考，因为这些人的带动力会持续的。他们也是一种持续的力量，说不定以后会成为领导。所以南航在企业的社会责任方面，特别是道德方面有很多的实践，谢谢。

　　唐熙华：我认为政府的作用当然是很重要的，因为它要制定规则和制裁的框架，但是在有些国家，政府反而是问题的一部分，因为我觉得现在企业声誉，最重要的一个监管者，特别是商学院的学生，对他们来说，你最重要的资产就是你的声誉，如果你超越了这条红线的话就会影响到你个人的声誉，市场是绝对不会承认你的，对市场来说，市场本身就是管理你的一个组成部分。

　　杨敏德：我也说一下，刚才庞约翰博士提到了一点，对一个企业来说，一个有良好的企业社会责任的企业，它就可以留住一些卓越的人才，而且这个人在这个公司工作也会自我感觉非常良好，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任何一个公司，现在最大的一个挑战我看还是人才的挑战。所以正因为能够留住人才，所以企业更要做有社会责任的事情。

　　水均益：下面留给听众。

　　提问：我来自清华，我赞同两种企业社会责任，约翰爵士也提到了，企业必须先满足社区的需求，第二个是有一个企业可能有一些活动，有时候做了一些工作并不一定是可以赢利的，在一些国家，非政府的组织是可以提供非常有意义的，而且他们也能更好地理解本地的需求，有些企业就和非政府组织一起合作，中国现在可能没有做到这一点，但是我觉得中国缺乏非政府组织的体制是否影响到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实现，还是在中国是不是政府与企业合作来实现企业社会责任的要求。

　　庞约翰：我认为非政府组织目前是全球最重要的一股力量，比如说在亚洲地区。长期以来我们是注重家庭观念的地方，家庭责任在有些企业很好地体现，对自己的员工和消费者负责，我们可能没有用企业社会责任这个词，但是长期以来它应该存在在亚洲这些企业当中了。

　　水均益：最后一个问题。

　　提问2：我是国际新闻专业的学生，我们知道WTO委员会发布了多哈的议程，这个里面提到了发展中国家，主要是这些出口国，如果他们的产品没有满足国际的标准的话，对他们就面临着巨大的损失，中国是很大的出口国，中国必须特别关注出口产品的质量，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样的意见，像贸易量以及环保的标准方面，如何找一个平衡。

　　冯国经：我认为在今天的格局当中，特别是你放眼未来的时候，你必须要生产高质量的产品，这个产品的性能要高质量，同时这个产品必须是通过一种清洁的、环保的、符合道德的方式来生产，否则消费者不会去购买的，所以这是我们必须关注的重点。我认为必须有一个非常强的整合的力量，就是所有的无论是需求国和制造国，不仅仅是发达国家，同时像发展中国家也都是一样的，要合作，在中国几年之前我还记得所谓的家奶粉，大头娃的事件，当时对许多婴儿来说是巨大的灾难，后来消费者有巨大的反响，当时这是非常极端的例子，它只是这个产品本身存在着质量瑕疵，但是今后在亚洲和其他国家，大家可能关注的不仅仅是它本身的性能，而且是说你这个产品生产过程是不是也对环境造成了危害。

　　实际上只要你现有的环保的系统建立起来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太多的成本。一旦这个步骤启动之后，我想大家可以在很高的程度上达成一种共识。

　　水均益：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再次感谢各位嘉宾以及在前面以及论坛当中参与我们讨论的嘉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