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桌议题：PE在中国的机会及挑战实录

　　2007年10月28日，欧美同学2007北京论坛暨第四届中国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发展与交流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新浪财经作为主办媒体全程直播了本次论坛的盛况。以下为“圆桌议题：PE在中国的机会及挑战”实录。

　　张懿宸: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参加我们这个圆桌议题，我们圆桌议题是定为PE在中国的机会及挑战。我是今天圆桌的主持人，我叫张懿宸，我是中信资本控股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今天在座的四位朋友都是十几年的朋友，首先坐在我旁边的朱德淼先生，我们俩十年前认识的是瑞士信贷，也是进入华尔街很早的一位资深的投资银行家，后来是在摩根中国银行亚太区很高的职位，他两年前退休了，但是大家可能知道，在投资银行界是投行做好了就去做PE，他就加入了PE，现在是橡树资本的合伙人，也是亚太区的经理。再旁边的是杨志中，志中和我认识的时候也是10多年前，93、94年，志东那个时候是刚从IT出来，然后加入到高盛，在高盛做直接投资，因为和我太太和我妹妹都很熟，志中现在是雷曼兄弟中国区的主席。再旁边的是唐葵，也是十几年的朋友，他原来是在高盛，差不多三年前离开高盛去淡马锡，淡马锡负责中国投资的总裁。再旁边的是欧巍，我认识欧巍的时候，是刚开始和几个人一起去创立新侨，大概也是十几年前，他其实一直在新侨，但是后来去年我国组建第一个内资全人民币国务院特别产业发展基金—渤海基金的时候，决定走市场化运作的道路，把国外有经验的PE吸引进来，最后挑中了欧巍来做渤海基金的总经理，今天我们非常有幸把知名度很高，而且在国内方方面面资力都非常深的朋友加入到这个圆桌会议里面，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这个应该说是大家比较感兴趣，而且时尚的课题。

　　张懿宸:我想请每一位嘉宾大概谈一下他们自身的背景和他们以往做了哪些投资，主要在中国做投资的经历。

　　朱德淼:谢谢主持人的介绍。在投资行业有两年的历史，应该说还是在学习的阶段。我自己本人的经历，在中国大陆受的教育，82年进入政府，大部分都是委派在香港，后来进入华尔街做了资本市场，在12年前刚刚加入直接投资，直接投资产业写了一本书，但是很多人不是特别同意这个观点，我觉得PE在中国起义很大的作用，尤其是资本扩张到理性化过度之中。第二就是不存在一个品牌、战略、市场、技术方面的问题，当然主业还是提供资本，这个行业我本身主业是提供资本的，是旨在提供资本之外对于战略，主要是技术、市场方面，第二是在公司治理方面。投资的领域主要是传统领域，所以我们投资是几千万以上。这是一个基本的背景，很高兴今天能有这样一个交流的机会。

　　杨志中:在座的另外几都是做职业投资，做资本投资的，我严格意义上来讲并不是做股权投资的，我在华尔街职业生涯前三年是做股权投资，在高盛公司，但是我想说这些年来我一直是非常关注职业投资这个概念。从另外一个意义上来讲，现在国际上大的投资银行也都在迅速发展私募股权投资或者是利用自有资金进行投资这样一个领域，另外银行也在位私募资金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应该说是与我们产业链上密切相关的这样一个关系。我本人94年去

罗马，过去10年主要是针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包括私募资金提供投资和运用的服务。

　　唐葵:大家下午好，我是1994年和杨总加入高盛，之前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念工商管理，高盛工作11年之后就去了淡马锡，做中国公司。过去三年我们主要是做两个事，第一就是在宏观基金方面，对于国内的基金非常充满信息，所以当国内经济体制改革的时候有幸参加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的投资，这是第一个事情。第二就是在国内发展当中发现民营经济逐渐成为经济发展重要的驱动市场，这中间不断的发展壮大，而且随着自身发展的规律，形成行业的地位，我们在这个行业当中寻找机会，寻找项目。投资公司，包括投资酒店，包括发展商，使得他们逐渐成为中国领导企业。

　　欧巍:大家好，我是欧巍。我是从1994年加入新侨资本GBT香港，我是属于投资银行没有做好做了PE。在新侨做了11年，最后转到了渤海基金。因为做了10几年，而且做中国投资，所以整个过程从国企到外企又到国企，在离开新侨之前，在国内的投资算是比较成功的。这一次在渤海基金成立当中，因为这是一个新兴事物，算是中国人的第一次，所以也非常有幸参加组建渤海基金当中。刚刚正式成立了6个月，希望能够做出一些成绩来，希望大家指教。

　　张懿宸:我们在介绍完之后，主要是我来提一些问题，请我们这些嘉宾来回答。今天既然讲到PE在中国面临的机会和挑战，我想先说一下这是我自己经常发表的一个言论，就是在中国虽然经济在高速发展，但是中国企业事实上面临的融资的手段，实际上是极其有限的，而且要从企业资产负债表的资产当中融到资，无非是两个极端，要不然是从银行贷款，要不然就是已经到了要上市了。在中间是让通过其他的种类，无论是私募的，或者是夹层的融资等等，这一系列的融资手段，在中国资本市场中间始终没有被发展起来，这中间也有法律的框架的问题，也有其他的问题。但是这本身也是一个机会，我想在座的我们这些嘉宾大家都会同意这个观点。

　　张懿宸:但是现在在发展的机会中间，还遇到了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像PE，最终包括在座的这些其他的来的观众、听众中间，大家都觉得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但是对于PE本身的运作，包括它的性质，究竟大家有多少了解，而且PE在中国的经济，尤其是对于中国的企业的发展，究竟能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这一点我想问一下我们在座的各位嘉宾，请他们讲一下，第一PE在中国经济和对于企业中间能起到一些什么样的作用；第二在他们的眼里认为，就是他所做的行业，他所做的投资，最多的被人误解的方面是什么。

　　朱德淼:我大概跟大家分享一下交流我自己的体会主持人提出的这几个问题。第一就是从中国市场有效性来说非常低，风险层次和时间资本提供对于发展来说很不容易。企业银行贷款资本抵押非常安全，高的就是股本提供，股本公开的股权资本市场没有一个真正的私人股权资本的市场，更别说投资级别以下长期债务资本，这中间缺少很多；第二就是从企业发展阶段来看，风险资本早期有一桶金往里面一放开始发展，但是在开放20多年以来，大部分都是基础设施创新的部分，我们本身是属于发展性和风险性的，当时只是一个主意，一个政策支持，PE是不符合国家资本通过资本市场提供资本的角度来讲，大部分都是缺的，所以这两个提供了中国发展的机会；第三就是中国高速发展的时候，大部分新建项目可以得到使用，可以得到回报，但是慢慢的过程当中提供的量和定的价有很多无效的。第一就是被误解的地方，我觉得PE增加价值的地方，PE对于资本、股权和不同层次资本的题目回报提供有效的借鉴；第二就是通过国内企业民营和国营交流来讲，大家对于提供资本的可靠性的质量，对于技术和市场，第一可能是市场，第二才是技术，这两方面起到战略方向协同的作用非常难理解，第三是公司治理包括退出大家都比较难理解，误解就是控制权影响比较大。但是这个方面正在进步，就是从企业来讲，第一我们没有利益冲突，第二我们没有野心，说投几年以后一定要退出局，第三方面就是控制扶持关心战略层面，就是说融资更大的实项推出机制关心，对于经营方面我们只是帮助，实际上没有力量管这个企业。大家被误解的方面正在调整。第三就是中国在发展阶段在资本市场蓬勃发展的时候，这是一个伟大的进步。经济发展周期也在变化，经济发展对于我们产业来讲应该是有一个很好的前景。

　　杨志中:这一次欧美同学会本次论坛是新海归，新使命，本次议题是PE在中国的前景与挑战，为什么花很长的时间来谈PE和风险创业基金。我想这个题目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题目，可能跟我们在座各位都息息相关，不论是我们回国创业队伍当中一员，还是我们在座的媒体。主持人刚才提到的题目就是PE在中国的前景与挑战，我个人认为PE在国内现在得到接受的程度还不够，PE是一个方兴未艾的行业，是一个非常有发展前景的行业，我觉得它能够提供给社会，提供给企业不仅仅是资金，而且是有许许多多的战略。在这个过程当中，在座的各位，关心海归创业的人，我觉得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杨志中:具体地讲，PE可以在中国经济当中发挥三个作用。第一就是创新的作用，今天上午的一个命题就是新时期新使命，认为最重要就是创新，我们

留学人员应该把创新作为为中国经济发展创造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我非常认同。我觉得PE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创新的规模，为什么这样讲？因为PE是支持发展潜力比较大的企业，为股东创造价值，为整个社会创造财富，这就需要很多的知识，需要很多的判断，也需要有投资的胆识。创新又不完全局限于新的技术，这是一种新的产品，而且包括新的体制，新的管理模式，新的商业模式，投资在这些公司的投资者就需要一些国际的视野，PE这个行业是这样一个行业。很多新的模式在进入中国是不被接受的，现在纳斯达克成功上市的分众传媒，很多投资者都认为这能成功吗，很多的投资者都有置疑，这是PE在这当中可以发挥得作用，在创新当中PE发挥多么重要的作用。

　　杨志中:第二就是PE资源合理高效的利用。这一点可以理解，因为现在中国很多中小型企业，民营企业在迅速崛起，这些企业在过去有极强的生命力，但是他们在过去资金支持方面收到很多的制约。在这种情况下，PE和VC都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我记得我在高盛的时候，高盛和摩根士丹利投保了两家公司，这是新生事物，投资两年以后需要追加投资，那个时候这些国外大公司，无论是高盛还是摩根士丹利都在积极响应投资，到底能不能带来回报，现在回过头来看，毫无疑问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公司。当时像这样的企业如果没有PE的支持，得不到现在的发展。同样中国其他的民营企业，像蒙牛的发展早期得到PE的支持，阿里巴巴这样的企业的发展，还有像国美这样的公司，国美的公司在一定特定历史，特定时期是不被资本市场所接受的，可能资本市场有这样和那样疑虑的时候，有这样的PE公司投资，来帮助他实践更高的阶段发展，我觉得这是所谓资本高效合理的利用，PE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杨志中:当然PE公司除了提供资金之外，还可以有非常庞大的人才网络，人才的网络可以把人才聘用到他所投资的公司当中来。我们也注意到很多公司，PE公司都汇聚了很多精英，这也是社会资源分配一个很好的形式。

　　杨志中:第三PE对于中国国际化，帮助中国大型企业走出去战略当中是起着一个非常重要作用。在这方面，实际上我们差距还是很大的，我们总体的经济实力很强，但是全球化的实力并不是很高，PE就可以跟很大的企业进行合作，帮助企业国际化发展。最近华为和贷银公司联合收购了美国三大公司进行私有化，联想和新侨的合作，把IBM PC收购。我们了解到中国大型国企，电信行业、自然资源、石油天然气等公司都希望到国外发展，很有意思的是汇银非常希望和国际上非常知名的公司合作，这样能够解决掉发展当中的障碍，这是市场在尽职调查过程当中，结构判断当中以及收购整合过程当中，人才引进当中，都可以起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就谈这一点PE在市场上的作用。

　　唐葵:提出的问题就是对PE的误区，我想谈一谈大家可能在这方面一个非常混淆的概念，就是所谓的战略投资者和财务投资者这方面的区别。大家经常在报纸上会看到这家是战略投资者，那家是财务投资者，不自觉地把行业公司企业战略提得很高，把PE的基金财务这一块替得很高，这是一个错误的概念，私募资金往往对于公司带来战略。一个大国的行业，同行业的公司他如果没有财务的融资，有时候很有意思就是同行业公司进入中国来投中国的企业，往往在战略上是通的，我们投资一个公司发现很有意思，我们同时进来另外一个海外的同行业的公司，这个公司他在国内也有其他的业务，所以当他们进来的时候，他们本身的这个业务和在国内投资的这个公司业务怎么样融合。当然中国企业说我要到海外发展，我们在国外发展，你们到国内来发展不是跟我们竞争吗。PE公司在财务方面是有回报要求的，同时一个好的PE投资者应该对于公司也有很多增值的作用，我希望在座各位能够了解。

　　唐葵:实际上我想我们大家会发现很多国外企业到中国来会水土不服，如何他们到中国来真正帮助中国企业发展，这些私募基金，不管是境外的私募基金还是境内的私募基金，如何能够帮助中国企业发展，其实需要这一方面能够发展，也是如何为公司增值最重要的一方面。

　　欧巍:首先在PE的社会作用，刚才几位嘉宾都在对企业这个方面谈了看法。其实除此之外，对于拓宽一般居民的投资渠道也是非常重要的，现在中国居民除了买

股票，买房产之外，投资是有限的，如果在这个行业发展，会早更多的投资渠道，帮助居民提供很高的资本回报之一。对于企业来讲，我觉得贡献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类型当中，比方说现在在国外的这些市场上要求是什么，PE主要的投向是收购兼并，而在国内有增长性因素，前者是在成熟的行业当中，在一些无效的企业当中收购兼并体现出新的生命力，这是为社会创造财富。但是同样的在国内，现在在经济高速增长期，未来可做到的也就是继续增长。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在国外PE明显比国内PE要大，在企业当中。

　　欧巍:另外就是平缓投资的周期。现在一些资本市场上，当然市场会好，但是PE相对于市场可能会相当长一些，特别是为国有企业提供继续的资金，而且长期的提供，这是一个平缓融资周期非常重要的方面。再就是在行业里面，国外的基金在前一段时间有很多民营企业，比如说现在国外经济在国企，如何建立激励机制，在有明确的国家国资委的规定之下，或者是之外创造一些可以激励管理层的发展机制。如果说误解，可能不算太误解，所在的法人治理结构，激励机制方面带来了积极的作用，当然也不能过分夸张。因为某一些从业人员，都是希望能够帮助企业，无论是在国内国外，包括资本结构方面出谋划策，这是新阶段的机遇。而且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增加，法律的完善，专业性很高，会越来越多，如果说动态的来看，PE对于经济产业的积极作用会是与日俱增的。

　　张懿宸:刚才我们集中谈了PE对于经济，特别是对于企业在发展过程当中所起到的作用。在这中间他们特别谈了一下大家普遍对于战略投资者和财务投资者存在的一种误解，而且尤其是在对于中国很多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到媒体，到一般的社会舆论，总是觉得你的钱如果投进来，如果几年之内要走，对于这一类钱本身就认为你是来炒一把，或者是赚钱的。投资赚钱这是天经地义的，这是肯定的，但是关键就是看在这中间是否创造了价值。刚才唐葵也讲了几个方面，除了战略方面，其中有一点事实上也是机制，一方面大家在国内无论是媒体还是在政府文件当中，讲机制转换，讲这些东西作为口号喊得很响，但是真正我引进一个战略投资者，是因为他带来体制上的优势或者是机制上的优势，来帮助这个企业创造价值，这一点大家似乎有一点心照不宣，但是又不太愿意把这个事挑明了，好像机制一变了企业价值就可以增加，大家都知道，但是仅仅把投资人引进来，仅仅是因为这个原因，觉得这个理由好像不够强。但是事实上大家一般要追溯一下的话，都知道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完全是一个机制改变的过程。刚开始农村包产到户，地是原来的地，人是原来的人，为什么不一样。

　　张懿宸:这一点我很推崇巴菲特一句话，他说对冲基金实际上严格来讲不是一个新的资产类，他是一种报酬结构，他说这句话本身是有一定贬义的，因为对冲基金短期性决定，流动性决定必须要快尽快出，跟做PE还是不一样，正是因为这一套报酬机制不一样，所以说PE作为资产类，在美国所有资产类里面来讲，从80年代开始往后算，PE始终是比其他资产率是高的，尤其是PE中间最好的公司，就是PE公司中间最上面25%他们创造出来的业绩是远远领先于市场的，而且是非常稳定的，这上面是不会有特别大的企业，这就说明这上面有一种力量在上面。

　　张懿宸:我们刚才是从融资的角度，是从经济和企业的角度来讲的。现在我想问各位嘉宾从中国投资人参与的角度来讲，中国经济资金循环的另外一块。这个问题我是想我们现在基本上这里面在座的除了渤海基金是经过特批，是经过一系列的艰难的运作，最终在去年年底成功挂牌，而且在这过程中间按照国际惯例，不是一个标准事物，就是并不是最后出来的产品部标准，而是产生的过程不标准。正常来讲在海外做PE的投资，是基于管理团队以往的投资业绩，基于这个团队的能力，因此他能提到这个钱。我们知道渤海基金是国务院特批的，天津市申请滨海新区一系列的政策，造成了社保、开发银行、邮储、中国人寿等一系列大公司投进来，先把基金成立了然后再找的管理团队，这是不一样的，这是结构上的。

　　张懿宸:还有一点，我们其他人的基金，到目前为止，我们管的都是两头在外，就是我们集的资金是从海外来的，然后我们投的项目是投到国内，退出的时候又是把这个企业拿到海外上市，这就是所谓的两头在外。今天因为A股目前势头这么强劲，给企业的股值也远远高于外面，我认为两头在外最初的在外实际上不是真正的在外，集的资金是从外面来的，而不是把国内的资金集起来，这就是我们讲的人民币基金的问题。只有人民币基金发展起来，我们国家才能有自己真正PE的行业，为这个行业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我想问一下各位嘉宾对于这一方面有哪些建议和看法。

　　朱德淼:这个问题我先讲一下我是非常悲观的看法，包括前面说为什么非常悲观，我本人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改革开放的过程，金融体制改革是非常成功和大胆的，国企改革经历了好几个浪潮，参加极其原始利改税的项目。现在到PE这个产业来讲，我也是参加海外上市，所以我看发展的进程，包括刚才渤海基金的总经理也讲了背景。我觉得现在两头在外的模式能够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我觉得这个价值还没有被特别的理解和认可。

　　朱德淼:第一是说资本投向的合理化；第二是阶段；第三是机制；第四是企业对哪一部分资本应该获得多少回报，以此来确定我们进入企业哪一部分资金应该是多少回报，定了价以后企业的可融资性，企业的可实现价值的可靠性得到很大的提高。我看这个价值另外就是说整个企业，因为在企业界我感觉到很欣慰，政府的领导对于我们理解很高，但是社会上的理解差别很大。几个方面不同层次理解也不一样，所以对于国内PE产业的发展，将来融资、投资、管理和退出的机制，在中国的环境我是非常悲观的看法。一是融资的机制大家理解不对，但是又有很多人去管，一管就变成我们现在中国资本市场方式一样，一开始管大家就开始切割，就是横着切纵着割，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本土PE发展，建议就是可能慢慢看一看，多扶持，多观察，用我们老办法就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观察一段，试验一段，总结经验以后再去讨论大家的观点，再说有什么立法，什么人管，我的建议就是慢一点走。

　　杨志中:我对这个情况不是特别了解，我看到这样一个趋势，就是本土化的趋势，在这个趋势上做得越来越磅礴。还有我们周边其他的一些国家，我想从长期来看，觉得中国包括外币管制等等，对于国内基金发展是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唐葵:我觉得从长远的发展来说PE会成为私募基金的主流。私募基金要有高质量的PE，第二要有很高质量的投资人，这两个是缺一不可，总体来讲这两方面都具备。首先要有有很足的经验；第二就是非常适合私募基金的投资人非常少，包括养老基金这样。西方世界私募基金的投资人不存在，社保基金是受到很大的限制，银行业、保险业等等私募基金都变得很困难。所以其实在今后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都要解决，需要国家政策方面的支持，所以今后希望能够进一步的改革。

　　欧巍:这个问题整体来说，首先是现代PE分开来说，自从6月1日证券法颁布以来，民间组织在规模上超过常规。民间的资本事实上量是很大的，但是我认为短期内民间资本要做大是不可能的。这些由政府主导发展，根据我自身的经验来看，首先机构发展就发展对于基金的了解，对于基金的运作模式的认识，它们的开放程度是大大超乎我们的想象。这是在去年的大的环境下，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力。在它们现在身处的各个方面，我觉得起码在我的认识里面这样的创新是非常了不起的。

　　欧巍: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国泰也好、人寿也好，其实在现有的情况下，他们做不到这种做法。其实基本上我们这种机制，包括两头在外的机制，这是错误的，那5%是我们的责任，而这5%对管理者有益，对于我们没有益。但是更重要的是在我们到后面发改委指导我们，在新的领域里面做出调整，包括地域限制，包括各个方面的调整，或者说他们对于调整主观能动性。我们是有一种感觉，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遇到过这种问题，得到了很大的帮助，而这些问题在未来的立法，在未来基金里面，希望做好。所以我认为跟国外还有一段距离，而且是一段不小的距离。其实除了刚才说到好的PE，必须真真正正做到根上，才能真真正正发展一个经济体的PE，核心是什么？是钱，这两个东西我们都不缺。在这一点上，最核心的资源不缺的情况下，如何去找到好的法律环境，吸引更多的人，特别是有经验的人来进入这个行业，这是很重要的，而且发展速度会是飞快的。

　　张懿宸:谢谢各位嘉宾。下面我们有10—15分钟的时间给大家提一些问题，提问题的时候请先说一下你是代表哪一个单位。

　　现场嘉宾:各位嘉宾好，我是浙林集团的，我们也有一些项目介绍给PE，我想请教一下大家，因为刚才提到先进机制、法律、税务不是很健全，可能国内每一个PE企业，特别是成功的，包括刚才杨先生提到的，唐先生都提到两个，一个是交给税务的，那个很少，一个就是公司自己的。在美国个加拿大税务，特别是上市公司要根据税法倒闭的。第二就是刚才唐葵先生说民营公司做的事情没有想我们职业的PE来做，他一看钱不错就投进来，几乎没有什么意识，你怎么怎么好为什么不给PE30倍。

　　唐葵:关于税务的问题，我想归纳宏观的问题，这个企业家是不是合法经营，是不是有遵守一定法律上的规范，如果说是品质上有问题，那税是其中一种表现方式，所以我们做任何一个投资，或者是任何一个公司的管理层，企业家首先对于这个人的品质是要做深入的调查，做私募基金业不是看一看就买，需要做很深入的调查。关于税务是两种情况，一种是逃税，一种是合理的避税。根据这两种情况，有一些企业就是拿到高科技企业，能够拿到优惠，只要政府愿意给他，这个东西是一个合理的尽量减少税务，这在西方非常普遍，这是合理的避税。逃税不一样，这个公司过去发生这样的情况，就要调查是什么情况，如果是他愿意解决还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他不愿意解决还是这个企业家合理诚信的问题。

　　欧巍:其实不论是什么PE，任何PE无在任何投资里面，所有人都是在这种高流动性，过高估值的市场寻找一些质量，特别是结构性的质量，也就是去买一些别人不怎么看好的东西或者是买起来费劲的东西，可能在这个情况下不很简单，但是在价格上会有机会。

　　现场嘉宾:各位老师你好，我是来自ADM，我是来自个人消费信贷信用部的，我想问各位老师一个问题，在前不久荷兰银行发的一个投资项目，这个项目开始，包括我个人自己了解私募股权PE这个东西，我们在和这些客户交流的时候反复强调其中风险所在。特别是这一次次级债风波当中，PE受到打击是比较大的。我们常说好的市场比较成熟，但是在海外PE在市场的环境之下真的会表现很安全吗？与在中国相比的时候，我们这两个市场做PE它们各自的风险都有哪些？

　　欧巍:你的意思就是国内和国外PE风险是吗？应该说我们现在国内PE行业环境和国外几乎还差一个很大的环节就是次级债，或者是投资债。其实刚才讲到过去这20年，整个行业在欧美市场，很大的历史是过去10年次级债，企业融资债。这是PE部分，还有PO方面你刚才提到把引进的效率提高，但是同时更重要的原因是要控制现金流，是赚取里面的利差。在国内基本上投资回报率在同一环境下会比国外的同行要低，但是反过来讲，风险相对会低。

　　现场嘉宾:台上各位嘉宾好，我有几个问题不明白。一开始来大家看到很多外资做PE巨头，国家经过特批的，在这个市场里面中国的企业参与或者是小企业参与，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机会，这种机会在哪里，小企业怎么发展，本土PE有没有生活的空间。因为这个行业非常奇怪，很少看到真正的合资在中国在做。另外还有一个不明白的问题就是认为机关评论，说2006年在四大银行上市，外资攫取了6万亿的利润，说这是日本侵略以后又一次帝国主义侵华的战争。今天大家做PE再做海外投资，今天大家讨论的问题是海关的使命，海关的使命除了PE带来海外的资金，带来海外的管理之外，中国人的机会很少，怎么让我们老百姓分享真正在这里面高投入之后的高回报。

　　朱德淼:PE公司有没有合资的，我也讲一下中国的银行合资，这种体制改革非常早期阶段，也是和这个问题很相近的。当时中央体制改革的时候，说你们这些银行券是大银行，你们有没有对其他国外的银行合资，专家研究以后发现没有什么太多合资的，政府的目标当时是说我们希望引进先进的银行管理体系，因为银行都是百年老店。你刚才问这个问题是PE有没有办法合资，在中国我们也有合资，只不过PE时代是一个极少数人管理很多钱的实战性的办法。比如说我们有10个PE我们合资，我也算老板，但是管钱是550亿美元，这个钱数很大，范围限制非常小，大部分都是以私人身份进入。当然像欧巍是国家非常特殊特批下来的，下一步发展在中国是不是存在中外合资，私人和企业合资，民营和国家合资这种PE，我觉得现在也有很多的正在蓬勃发展，另外欧巍刚才讲到部分人，也有私营和个人做PE基金，现在国家管理上没有一个说不行，政府的意见上是非常同意，大家集资去投，但是别搞非法集资，这中间有一些界限，政策法规都有一些界限，但是总的来讲中国市场是独立性、开放性的市场，大家还是别犯法。PE这个行业开放程度是不受影响，现在各种情况，民营、私营、机构、国有、个人五花八门都有，但是范围很小。

　　杨志中:另外一个我自己感觉到在一些华尔街的公司工作过，包括高盛、摩根士丹利，我的感觉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对于一些大的企业市场参与是一个问题，主要是商业利益。他投资比如说中国银行重组改制上市，很多投资都赚钱了，我觉得这是商业上的，并不是说他们怎么样的一种安排，这样赚很多的钱，我觉得值得讨论的就是我们政府部门，我们国有企业老总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借鉴这些包括在资本市场上有很多经验的人，让他们提一提意见，让他们把今后的事情做得更好。我们也了解到当时我们国家政府官员，还有商业银行的一些老总们，当时为了引进战略投资者，战略领导者，那个时候我们银行价值没有得到投资者认识的情况下，有很多的机构不认同，实际上可能拒绝投资的，他们比真正会投资的还要多，最后投资的资本增殖了，大家都看到了这样一种结果，我们作为中国人觉得不大情愿，但是实际上他们是有相当高的风险，就像中国股民投资股市一样，两年前投资股市现在涨了若干倍。

　　唐葵:我说两点，第一就是像杨总刚才说的有一个买方，有一个卖方，当时金融业其实为什么2003年10月31日国家要通过这个方式来变革，其实有很多的情况，现在大家来看风险回报，这是第一点。第二当时犹太人的做法非常成功，不要看别人赚多少钱，看自己赚多少钱。我可以说汇银公司是当前世界上最会赚钱的事情，他分别向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注资25亿，当时是1块钱，现在在港股价钱是4、5块钱，他们在过去4年不到的时间里面，将当时投资的这些银行翻了几倍，从国家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

　　张懿宸: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提问了。我再说一下最后的观点，说实话我觉得很惊讶，就是直到今天我们作为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整天到万还要看鸦片战争人家是怎么从我们这拿到钱的，全球化完全是商业化这样一个决定，就是在当时做投融资健康和中行的时候，英国中信本身也有一定的参与，我对那个是比较了解的。当时在所有的扮演投资人中间，对中国最了解的，而且最早明确表示愿意投资的，从头到尾都是淡马锡，中间像中国建行换过花旗，几乎所有的世界大银行都换过，谈了不知道多少时间，直到美洲银行和淡马锡已经入股中国建设银行以后，最后才入驻。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好像把人家的钱抢走似的，但是一样全球化的过程当中，我们如果没有几千亿的外资启动，我们发展怎么回到今天，这中间肯定要跟人家有一部分共享，人家带来不论是机制，还是技术，只不过在银行这个事情上大家说可能到目前为止，因为正好赶上中国经济拐点，但是非要以此和鸦片战争对比，我认为这是荒唐的。我就说到这里，谢谢大家！

　　主持人: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演讲，欢迎大家到进行酒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