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商命运：放大的使命 现实的两难

　　中国经营报记者彭戈 南京 无锡报道

　　一回首，已是百年身。

　　一个世纪之前，在两江总督张之洞的支持下，张謇用筹集来的50万两银子，在江苏通州的唐闸镇挖起第一锹黑土，开建江苏的第一个近代工厂──大生纱厂。此刻，这个状元出生的南通人立誓在一个国运凋敝的年代彻底转变身份：从清高无比的翰林院编修成为怀抱强国梦想的实业家。

　　作为一代实业家张謇的精神传人，现代苏商建功立业的同时，经历着激荡三十年年所伴生的欣喜、阵痛、反思与觉醒。

　　梦想与荆棘同在，光荣与危机同途。

　　检视苏商群体，急需破解的问题依然横亘，但在苏商新一轮使命承担中，政府对大局的操控智慧与民间商业力量的觉醒程度，始终是影响有着百年血脉的苏商能走多远的关键命题。

　　“最中国”蕴涵的苏商使命

　　可观的经济总量，发达的民营经济，每年超过全国平均3个百分点以上的GDP增速，江苏的富庶不容质疑。

　　但是，作为悖论存在的是，作为江苏10万平方公里地域的首尾两端，苏南与苏北的悬殊可谓触目惊诧、不胜喟叹。一省之内，地域发展如此不均衡，江苏堪称典型代表。在江苏学界，有人形象将之品读为区域经济发展的“碎片化”。一定程度上来说，江苏是最能代表中国的样本省份。在“最中国”的背后，如何填平经济发展的鸿沟，实现省域经济的统筹均衡发展，对于江苏的主政者而言，是颇费思量的问题。

　　江淮大地上的万千苏商，是承载这一使命的最重要角色，他们有自我逐利的本能，以及在成本和环境压力下产业转移的必要与需要，也有着现实要求担当的必然。没有一个更均衡、稳健、和谐发展的江苏，

　　任由区域割裂的“碎片化”景况延续，不仅拖累江苏整体向前迈进的步伐，作为依附于这方水土生长的苏商群体也会蒙受影响与制约。

　　从这一层面而言，“苏商”这一称谓，具有更宏大的历史与价值承载，其使命重构中蕴涵的分量直追百余年的张謇。

　　除此之外，进军苏北，也凸显着另一命题：苏南在经历了20多年的工业化实践之后，如何应对更高层次的产业竞争，以保持经济活力与张力。

　　让我们先从苏南重塑说起。

　　“苏南作为传统的大型制造业基地，有很大一批占地多、能耗大、传统型的生产制造类企业。但从苏南未来的发展路径和定位来看，现有产业结构必须调整，要从传统的制造业基地向以科技带动、高附加值的高精尖制造业方向转化。”身为江苏省政府经济发展专家智囊机构成员之一，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志彪教授表示，此种背景下，苏南的传统制造企业向苏北转移具有两重意义：增援苏北、重塑苏南。这一问题上，苏南企业家不一定人人都能看清，但大势不可违。

　　“江苏，尤其是苏南地区的命运与上海紧密相联。一是未来上海地区的制造业，尤其是高精尖制造业将向周边地区转移。二是，上海将为周边企业提供高质量的企业服务。江苏要想在未来竞争中不落后，必须抓住这一机遇，并提前做好准备。”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刘志彪教授如此表示。

　　此种情形下，苏南传统制造业的转型与转移也就成为必要。苏南的企业家群体，面临两种选择：或者重新择地而居，或者配合上海定位，重塑产业形态，加强产业升级，提升技术含量，保持并维护以技术创新为根基的核心竞争力。

　　对此，许多苏商不乏清醒认识，比如江苏远东集团董事长蒋锡培。从传统电缆制造起家，做到如今120亿元的规模。但蒋锡培深知，除了在电缆制造技术方面不断更新，加强技术引进和自主开发外。也从近年起开始涉足具有产业关联性的新材料领域。“碳纤维本来是用于航天产业的，现在我们开发用于电力方面，在这一领域的投入是为了确保我们具备新的增长优势。不进行创新与发展，企业将随时处于危险之中。很多企业并没有这样的意识，满足于一城一池得失，守土不离，又进取心不足。从长远看，不做好未雨绸缪的准备，很多苏商的路子会越来越狭窄。”

　　苏南重塑的大背景下，苏南制造业向苏北的转移，在官方看来是顺势而为的事情。既能让地理位置优越的苏南腾出空间，让位给更具竞争力和科技含量的产业，同时，产业转移也能充分带动处于工业化前期的苏北的地区的工业经济发展。如此一来，二者兼顾，苏商在此中一肩双挑。　

　　2004年起，此种产业转移已呈现规模化倾向。政府的推手与民间的力量自发互动，大批项目在南部苏商的“携带”下深入苏北。这其中，纺织、机械制造、钢铁、化工等传统产业充当着先锋军的角色。

　　过去的一年之内，江苏省常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重大项目稽察办公室主任俞建初往苏北跑了近百次，为的是促进“苏南苏北产业转移”。他经常带着常州的民营企业家到苏北考察、投资。这一两年经他之手达成的投资就有10多项。

　　2005、2006这两年，苏南向苏北的产业转移项目总投资达到了700亿元以上。

　　江苏省常州市昌泰公司是一家制革企业，“本来想在去年扩大投资新建一个厂区，但土地成本、人力一直在不断上升，而在环保方面要求也越来越严格，往苏北转移已经成为必须。”昌泰公司董事长许建盛向记者表示。昌泰是众多向苏北进行产业转移的苏南企业之一。

　　虽然，还有着诸多未知，但一场牵扯着苏南和苏北共同命运的商业流转不可避免地展开了。

　　外生与内生：影响苏商命运的两条路径

　　往事并不如烟。

　　苏南经济重新焕发勃然生机之际，相信很多人应该不会淡忘曾经辉煌一时，又猛然消沉的“苏南模式”。

　　往事已去，“苏南模式”创生早期的制度环境、历史局限都已消解于市场法则的更替与时空交错。“苏南模式”的伤与痛，会否给今日的江苏带来持久的警示？江苏又该选择怎样的工业化之路？

　　疑问一直没有清除——即使在诞生并延续着“苏州奇迹”的今日。

　　苏州创造了GDP增长的奇迹。当传统依托乡镇企业发展的“苏南模式”衰落之后，短短的10多年时间，以强势政府为主导，通过强有力的招商，苏州横空出世，一跃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制造业基地。

　　在“苏州经验”、“昆山路径”的示范效应下，从苏南到苏北，招商引资的大潮滚滚席卷，迄今势头不衰。作为典型的外向型经济，苏州模式依靠大举吸纳国外工业资本方式，完成了一次漂亮的GDP跨越。

　　“吸引外资自我发展无可厚非，但是不是江苏所有的地方都应该、都能克隆苏州经验？”江苏兴达钢帘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锦兰并不讳言其对“苏州经验”的中性立场。刘锦兰的公司是亚洲最大的钢帘线生产企业之一，他感受最深的是只有本土商业力量成长起来，江苏的未来才能有更坚固的保障。

　　“在我看来，苏南能否成为未来的全球制造业基地，并不仅仅取决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当地政府的亲商程度，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取决于当地民间商业活力的激发与互动。”在南京一德集团董事长陈俊看来，引进外资确是迅速提升区域竞争力的有力法宝，在外资和民资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产业互补。“从根本上说，苏南的真正崛起还是要依靠众多成熟的本地企业支撑。”

　　在这一点上，对江苏民营经济长期关注的东南大学商学院院长徐康宁教授表示赞同。“苏南不会永远是全球制造业资本流向的低地，随着资源性价比优势的逐渐消失，外资纷涌而来的情形会逐渐消退。苏州是唯一的，苏南和苏北其他地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再有第二个苏州。”他认为，从长远看，通过推动民间资本力量、产业升级进而培育出强大的内生力量才是江苏未来发展的长远之路。“利用外资，只是依附，但并非真正的振兴。”

　　在一些受访人士看来，如果江苏各地不加选择的学习苏州和昆山模式，其可能潜在的弊端不仅仅是压缩了现有民营企业的资源，同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压制本土商人的创业热情。“苏州当地人在很长一段里满足于给外企打工，自身的创造力和创业意思并不浓厚，这并不利于苏商本土力量的壮大。”刘锦兰表示，日本、韩国的崛起正是因为其内在机制培育出大批有竞争力的本土制造企业。“马来西亚也能生产戴尔、索尼、阿迪达斯品牌的产品，但它赢得的敬意又有多少？”

　　对此，刘志彪教授认为，即便是目前帮国际企业代工的苏商民企，也存在着转变角色的问题。“应该由配角和打工仔转变为真正的主角和老板。”他说，目前江苏的化工、电子信息等产业基本都是帮外企做代工。对这些企业而言，需要组建由OEM贴牌生产转变为OBM，即拥有自己的品牌，自己营销。“这需要一个过程， ‘江苏制造’到‘江苏设计’进而到‘江苏创造’这条发展路径，对于很多外资依附型的苏商而言，是一条可行且必然要走的路。”　

　　事实上，在经历了多年实践和理论层面的争论之后，包括苏州在内的江苏省各级政府也逐渐开始重新审视引资外生型和自主内生型两条工业化发展道路的合理搭配问题。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江阴，依靠“内生机制”成为孕育苏商的基地。

　　政府与企业：远与近的辨证

　　20多年前，爆发于浙江乐清柳市的“八大王事件”，是在特殊政治气候下一次商业劫数。

　　往事重提，很多浙商难免唏嘘。

　　浙江草根经济冒着风险成长、发育，无人依靠，全凭一己之力对抗变幻莫测的市场和政策风险。但江苏商人几乎从未遭遇过这样的打击，他们，在体制内成长，受体制呵护，因存在于体制内而发展，也因在体制内而受挫。

　　历史上，苏商一直有着“远官员，亲商人”的传统。低调之下是一种处事的清醒，避开风云变幻的政治，守得一份家业。但在苏南乡镇企业出现后，苏商的“远官”传统在独特的企业经济模式下被扬弃，纠缠不清的产权归属，让企业家既烦恼又不安心。受困于体制，又受惠于体制，新一代尚未成形的苏商已经在强大的现实面前，接受了企业与政府、商人与受到员之间模糊朦胧、似是而非的关系。并在某种程度上得以延续下来。

　　与多数民企对政府刻意而为的敬而远之，以及政府颇有自知之明的甩手不问的风格相较，江苏省给级政府与苏商过于亲密的互动关系在一定程度影响着苏商的成长。

　　企业与政府，该多远，该多近？可能对于很多意图高飞的苏商而言，仍是一个难以拿捏的“尺寸”难题。

　　“江苏一直是一个很柔顺的地方，既出顺民，也出顺企。企业的自主意识一直都不是很强大，当强势政府的意志参与进来后，企业要真正做到与政府保持健康而适度的关系比较不容易。”刘志彪教授表示，“政府对企业的关爱并不是不好，但有时好心能成好事，但很多时候却不一定，会造成企业的创造力和能动性下降，而依赖思想却会上升。苏南模式的衰落，与政府和企业联系太紧密，紧抓不放是有着直接关系。”

　　“政府其实可以放手让企业干，要相信做企业远比政府所想象的更聪明、更有生命力。”红豆集团总裁周海江表示，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可以用鱼与水来形容，企业需要学会与企业既相依靠，又各自安生的策略。“适当的距离感是需要的。无论如何交往，企业与政府官员的之间的关系都要守住法律的底线，大家才能各自安生。私交是一回事，商业又是另一回事，官商之间都有自己的行为准则。”

　　蒋锡培更是亲身经历过与政府之间更为复杂的关联。苏南模式大兴之时，正是在乡政府干部的劝说下，蒋把自己建立的民营企业变成了集体所有制企业，“当年融资太困难，只有通过这个办法。”后来，苏南模式陨落，才通过改制，归复民营企业的本色。作为江苏本地的企业，远东集团甚至协助政府，为别的民企提供过“关怀”。当初无锡尚德刚开始起步时，缺少实力和资金。在政府的安排下，远东和其他几家企业，各出一部分资金参股尚德，扶持其成长。而在尚德实力壮大后，即将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前，远东集团又遵从政府的授意，将投资撤回。

　　不过，虽然不乏政府与企业良性互动的案例，但受访的企业界人士还是认为，企业与政府保持适度的距离会利于苏商的发展。微妙的政企关系助益苏商生长，若论持续成长则未必。“我们不需要特别的额外照顾，政府能致力打造一个好的服务平台，建立一个公平的市场环境就足够了。”南京先声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任晋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