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商这一幕：蜕变与沉浮

　　中国经营报记者 叶文添 南京 无锡 南通报道

　　言说过往辉煌，苏商底气不弱。

　　有人将苏商比作“优裕一族”，不无道理。

　　和那些因为自然条件恶劣被迫出走异乡的晋商、徽商、闽商比起来，苏商幸福得像花一样。翻看地图，自古至今，苏商的诞生与群居之地——苏南(苏州、无锡、常州三地周边地区)可谓物阜民丰的风水宝地。历史上被赞誉为鱼米之乡的苏州河畔、太湖流域，酒肆林立、商旅辐辏，店肆如鳞，客贾云集。

　　远在春秋战国时期，江苏的青铜器冶炼已闻名遐迩；隋唐以后，开凿好的大运河成为南北财赋、盐铁中转的中心，有史书为证：“赋之所出，江淮居多”；那时我国的经济重心开始从中原一带南移至苏南。清晨，人们用担子挑着自家产的绸缎从江南的蒙蒙烟雨中“深巷明朝卖杏花”一路走去，晚上，归来的是满担的柴米、油盐。

　　斗转星移、世事浮沉，先天资源的充裕成就了苏商，也迟滞了他们的进一步跃进，苏商一直在兴盛与衰落之间飘渺游移。

　　影像沈万三 苏州起、苏州兴

　　600年前的某一个冬天，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为了迎娶心爱的姑娘，在寒风中身着破烂不堪的棉衣，怀揣几十纹铜钱来到苏州。一个月之内，他用几十文铜钱靠卖胭脂赚到了1000两白银，终于娶到所爱的姑娘。后来这个人富可敌国，与朱元璋成为结拜兄弟，这个人叫沈万三。

　　沈万三，传统苏商的影像标志。

　　600年后的这一个冬天，一个年轻人茫茫然赶至苏州周庄，瞻仰沈万三故居，尽管身旁游人如织、熙熙攘攘，但他的心情却忧郁不已、暗自伤戚。由于遭受亚洲金融风暴冲击，他的企业濒临破产，面对着沈万三的铜像他不停地抽烟沉思。几年之后，他的企业不仅没死，反而越做越大，而今已是中国服装行业的领先企业。这个年轻人叫周海江，江苏红豆股份集团公司董事长。

　　2007年9月25日傍晚，江苏红豆股份集团一间狭小而精致的会议室内，面对记者，周海江依然像10年前那个冬天一样不停的抽烟，只是此刻心境已然迥异。“我在沈万三故居溜达了多时，我记住了墙壁上锩刻的一行字——成功等于诚信、勤奋、智慧再加一点点机遇。这些让我深有感悟、若有所思。”周海江向本报记者回忆。

　　600年的时光与界限在那个冬天悄然相通，困境中的周海江与那个传奇人物心意相融。“如沈万三所说，诚信、勤奋、智慧、抢抓机遇是苏商的群体特征，苏商的文化演变一脉相承。”周海江如是说。

　　以沈万三为代表的苏商自苏州起，自苏州兴。

　　2005年12月的一个清晨，在苏州古老的上塘街上，苏商博物馆悄然间落成。在这里保留了古代至今关于苏商的各种商业资料以及江苏企业的发展简史。一卷卷商会档案，一张张陈旧的图片，一页页泛黄的文件，沈万三、荣德生等商业名人的记录赫然在列。

　　本报记者翻开其中一卷泛黄的商会档案，“赏礼奖项”上仔细记录了苏州商会创办时，呈送给南书房、乾清门、禀事处、御膳房的银两数目，而这仅是商会有案可查的3800多卷档案材料中的一卷。作为苏州博物馆“镇馆之宝”的商会档案，是苏州商会和商人近半个世纪从事经济、政治、文化等诸方面的原始记录。

　　“苏州商人的历史代表整个苏商的历史，苏商博物馆成立的意义在于让后人了解苏商的真实过往。”苏州市工商联主席姚东明对本报记者如此解释。

　　历史上的苏商为了应对徽商与晋商的在江苏地区市场不断的分食，于20世纪初成立了苏州商会，以期振兴工商业，自此而始苏商与商会保持紧密联系。

　　与从事商品贸易的徽商和金融票号的晋商不同，苏商是注重实业的新式商帮。1895年《马关条约》之后，清政府允许外国人在上海设厂，于是临近上海的苏南商人们近水楼台先得月，在上海见识了洋人现代化工厂之后，便纷纷回到家乡操办起冶金、纺织、服装、航运等制造业。

　　“实业救国”的浪潮中，涌现了荣德生、张骞等一批人物，而那时，苏商所办的实业工厂无论资金规模还是工厂都远居其他商帮之上。上世纪20年代，苏商的阵容空前强大，成为当时中国一股不可小视的经济力量。

　　“近代苏商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代表。”《苏商》杂志主编、国际苏商联合总会秘书长俞文勤对本报记者表示。他认为，苏商历来以实业为主、商贸为副，因为江南士绅们的不断加入，提升了苏商的文化素质，而这也是苏商有别其他商帮派系的标志之一。

　　俞文勤眼中的苏商低调做人、埋头做事，远官僚，亲商人。历史上的苏商与官员过从不密，奇迹般规避了因改朝换代导致的商业沉浮，存活于世。

　　“苏南模式”的批判与反思

　　苏商重新走进公众视线，是上世纪80年代。

　　其时，中国人终于近乎癫狂的政治狂热中渐次醒来，那时贫穷犹如一根芒刺穿透复活不久的肌肤，让人疼痛不已。著名诗人舒婷在一首诗中表达了人们对摆脱贫困的向往：我是贫穷/我是悲哀/我是你祖祖辈辈/痛苦的希望/是“飞天”袖间/千百年未落到地面的花朵/——祖国呵！

　　那个时候开始，苏南以上海为依托，乡镇企业大行其道，优越的地理位置宽松的商业政策让苏南的乡镇企业狂飙突进。

　　“那时侯，我们这里绝对是户户点火，村村冒烟，苏南的整个农村都在办钢铁厂、五金厂。”9月初的一天，江阴华西村党委书记、华西集团董事长吴协恩对本报记者说。

　　“为什么我们要搞这些？因为种田实在赚不到钱，搞小工厂之前，我们全村人拼死拼活干一年，农业总产值只有24万元，而只有20个人左右的小五金厂轻轻松松一年下来也是24万元的产值。”吴协恩对本报记者说。

　　吴协恩回忆，当时全国各地奔赴苏南考察的人员源源不断，华西村几乎成为“朝圣”之地。著名的江阴籍文学家81岁的叶圣陶还为当时的老书记吴仁宝写了一首赞美诗：“仁宝同志江阴众，英雄业绩维仔肩，更思举国数千县，孰不能如江阴焉？”

　　苏商研究所提供的数据显示，1993年，江苏省乡镇企业总产值占全国的1/6，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1/5，出口创汇占全国的1/4，上缴税金占全国的1/11。那时，乡镇企业不仅是江苏省国民经济名副其实的“顶梁柱”，也成了全国乡镇企业及农村经济发展的样板。

　　当时苏南乡镇企业所采用的是“大集体模式”的发展之路，乡镇各级政府实际上就是企业老板。在我国经济转轨初期阶段，依靠其公有制性质和灵活的运行机制，苏南的乡镇企业显示出了蓬勃活力。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苏南模式政企不分、产权不清的两大弊端日益彰显，“苏南模式”由此走上下坡路。

　　“一定意义上讲，苏南模式的自打开始就已是先天不足，那时很多的乡长、镇长同时担任企业一把手，这种官商兼具的身份，导致原先经营机制上的优势渐渐退化，而直接任命的干部也没有什么自主权和积极性。” 苏商研究专家、南京大学商学院成志明教授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周海江向本报记者回忆，那时候更多的企业主白天在工厂为政府打工，晚上回到家则为自己做事，原料都是从工厂里拿，三五个人便匆匆开工，为自己的小金库添砖加瓦。“这样下来，不仅工厂得不到良好发展，家里的小作坊也做不大，都耽误了。” 周海江说。

　　1994年，宏观调控开始了，企业普遍资金吃紧，卖方市场逐渐取代了买方市场，苏南乡镇企业遭遇严冬，不得不进行改制。 到了2000年底，苏南地区已有8.5万多家乡镇企业完成改制，达乡镇企业总数的93%。至此，旧的“苏南模式”被扬弃，一种新的“苏南模式”诞生。

　　此后，以苏州为代表的苏南地区，其中政府招商引资是发展的主要动力，曾著有《苏南模式的终结》一书的学者焦新望将之形容为“飞来式经济”：上海门槛较高，很多外资无法直接落户上海，于是选择了昆山等地，正好接续了因苏南模式衰落而带来的增长空白。而学术界对苏州的质疑即是：发展能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老百姓的财富与福利？

　　近年来，外资占苏州的GDP总额的70%左右，剩下的才是本土企业所贡献的。专家们认为，苏州只是创造了经济增长的神话，老百姓实际收入未有太大提高，今日的苏州已经沦为世界工厂，如今的苏商们在外资包围的缝隙中挣扎。

　　“江阴模式” 另一种力量的生成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学界对苏商的评价曾经并不高。

　　“苏商更多的是依靠政府，经常会被政府的意见而左右，而浙商会先考虑市场，即使政府不同意也会冲破体制限制，而后再谋求政府转变政策。” 苏州大学商学院孙永正教授对本报记者说。

　　“苏商之前的路子大多是单打独斗，宁愿自己吃掉一只狗，也不愿联合起来吃掉一头牛。”江苏雨润集团董事局主席祝义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他对浙商赞赏有加，“浙商，四海为家、积极进取，一个浙商跑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开阔新市场，很多浙商就会一涌而入，把当地的市场慢慢占领。”

　　如今这种现象正在悄然改变。一个名为“江苏投资联盟”的组织在2005年出现，始作俑者是来自江阴利安达集团董事长黄丽泰。这个组织里，祝义才、周海江、严介和、蒋锡培(江苏远东集团董事长)等。

　　“当初也没想太多，就是想大家聚在一起赚钱。”黄丽泰对记者说，“在江阴，合作赚钱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黄丽泰轻描淡写地说。

　　上世纪90年代，与苏州、无锡选择外资进入的“打工经济”不同，江阴开始大量从上海引进设备和资金，承接了纺织、钢铁等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一举奠定了江阴如今的工业基础。

　　说到现在的苏南，说到江阴与苏州、昆山的比较，江阴市委书记王伟成依然掩饰不住他的自豪感，“江阴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明显多于苏州和昆山，民族工业实力明显强于后者。”

　　时下，在江阴已经上市或即将挂牌的公司中，不乏国内颇有知名度和经营实力的企业，如华西村、法尔胜、凯诺科技、四环生物、江苏阳光、澄星股份、双良集团等22家上市公司，他们支撑起了证券市场上带有传奇色彩的“江阴板块”的大半天下。而当一个县级市拥有22家上市公司，也就创造了一个区域经济的资本运作范本。

　　黄丽泰背后的支持力量是江阴青年商会，这是江阴青年企业家的联盟，在这里众多的年轻商人变成成熟的商人，小企业变成大企业。

　　“10年前，我连耐克鞋都买不起。”32岁的江阴润华集团董事长严海滨对本报记者说，而如今他的资产已达数亿元，公司旗下分为服装、医药、

　　而今在江阴像严海滨这样的青年企业家甚多，他们的年龄大多在30岁到40岁之间，90年代末开始奋斗，如今功成名就，这些人如今已是江阴商业新势力。

　　“江阴的路子其实是传统产业＋上市公司，企业发展创新去上市，又依靠上市筹来的资金发展企业，这对江苏民企业来说是个不错的选择，这个模式对苏商的参考意义重大。”俞文勤对本报记者说。

　　“如今在世界各国，有江阴人的地方，就有江阴青年商会的分会，所有的江阴企业都会受到帮助和款待。”江阴市青年商会副秘书长周东对本报记者说，在他看来，这种抱团思维在江阴已经深入人心，并在逐渐潜移默化中影响着苏商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