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竞争是劳动者最后的保护者

　　谢谢杨澜。我今天本来是坐下来听，今天来了很多企业界的朋友，他有很多感受。我忙的事情比较多，杨澜请我来，所以就来了。

　　首先，我要强调一点，我们30年的改革，就是应该是为民营企业创造好的发展环境的改革。我们很难找到是由国有经济主导的市场经济。

　　民营经济很大，但是距离真正的市场经济有一段距离。我们的路很长。我们从一个角度来看，谈到企业，我们就谈到了企业家。我在1985年写了一篇文章，1986年发表了，21年前，市场等于价格加企业家。价格给我们传导信号，企业家帮我们决策。价格是看不到的手，企业家通过看得到的手来指挥。

　　第一，企业家是运作不确定性。如果这一个社会是确定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看到未来，就不是企业家了。

　　第二，另外一位经济学家在40年代说，企业家就是创新。创新是干什么？创新就是创造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怎么样给消费者创造更大的价值，以同样的成本创造更大的价值，以更低的成本创造同样的价值。创新是一个三赢的概念，这一个东西要给消费者带来更多的剩余，这才是创新。

　　在宝洁公司决定生产一次性用的尿布的时候，他们技术很快解决了，但是之后才决定生产。因为之前没有把成本降低3.5美分之下，属于不降到3.5美分之下，家庭还是用能够洗的尿布。创新是三赢概念，当创新给消费者带来更多的剩余价值，这才有意义。

　　我们中国的企业家和西方的企业家和美国的企业家有什么区别呢？

　　第一，都是运作不确定性，都在看未来。

　　第二，都是在进行创新。

　　但是细分之下会发现区别比较大。不确定方面划分两类：

　　一类是商业的不确定性，包括消费者的口味等等。

　　另外一类是政策的不确定性。

　　西方的企业家主要是忙于预测未来和消费者消费偏好的变化，中国的企业家主要是忙于预测政策的不确定性。

　　对创新来说，可以说技术和产品的创新。另外一类创新是制度的创新。

　　西方的企业家主要是忙于技术创新、产品创新，也就是说怎么样给消费者带来新的东西。

　　而中国的企业家也在忙于创新，主要是忙于制度创新，比如奖金能不能发，期权能不能搞等等。

　　我们比较一下，中国的企业家在东南角，西方的企业家在西北角，本质上有很大的区别。作为消费者来讲，你不会关心企业背后花了多少精力，而是关心他们的产品有没有价值。

　　西方的企业主要精力放在怎么样为消费者创造价值，而我们要花在有没有资格为消费者创造价值。

　　自然，这一方面的资源就浪费了很多。我就想到我们的制度环境问题了。我们的确非常古怪，本来是政府把制度环境做好了，企业忙于自己的事情，忙于技术创新。我们国家忙于技术创新，企业在忙于搞制度创新。这个也是分工的错位，侧面反应出中国制度环境缺陷很多。

　　一会儿，有很多业内人士演讲，他们感受会更多。像孙大午先生以身试法，这一个“法”是什么？我们要“法”的目的是什么？“法”的目的不是限制人们的创造性，不是扼杀商业活动，法是更好的创造价值。

　　我们的确有非常多的进步，从孙大午身上可以感觉出来，在过去，你会在牢房里面坐着，而不会是在这里。30年前，搞一个小买卖，会把你抓起来，斗你一番。今天不用关心这一些事情了。所以我们进步很多。

　　好多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完，现在又出现了新的问题。我们看到现在越来越多的法律顾问在我们企业。

　　接下来我谈劳动力市场。中国这20多年的发展来看，一个是产出市场，一个是投入市场，投入市场是要素市场。市场大类划分为几类：

　　一类是产品市场

　　一类是劳动力市场

　　一类是资本市场

　　一类是土地市场。

　　在产品市场方面，我们做得是最好的，虽然不是最完美的。如果一个产业进出不自由，很难说是好的市场经济。但是现在是比较好的。

　　中国劳动力市场是相当灵活的，没有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不会有我们的今天。最糟糕的是，资本市场和土地市场，这两个市场问题很多。资本市场，民营企业融资相当的困难，土地市场，大量政府的介入，我们知道有很多的腐败，不健康的东西很多。劳动力市场，特别是通过劳动合同法，会不会成为中国企业和中国社会发展非常重要的障碍，它不是使劳动力市场变得更加灵活，而是更加僵硬。我们通过法律的形式做了很多违反市场规律的措施，这是我非常担心的。

　　我们的初衷是保护劳动者，但是最后受损害最大的可能是劳动者。在一个体制下，我们使得雇佣关系变得更加不自由的话，导致的结果一定是人们更加不愿意雇人。不愿意雇人，使得很多人不好找工作。很多国家的经验都有这一方面的教训。我们的一些新的法律环境的出现对国家和企业的成长是非常不利的。

　　一方面，我们解决老的问题。

　　一方面，新的问题不断出现。这是需要民营企业来应对的。

　　在劳动法方面，外资企业比民营企业更加关心这个事。因为一旦有法律，外资企业必须执行。为什么中国民营企业不太关心？

　　一方面，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第二，中国很多法律也不执行，有它没它无所谓。对有一些企业是这样的，但是真正做大了之后，守法了，会变成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如果有法不守，麻烦更大。我们在法律出台之前，我们要广泛讨论，让法律更加合理一些。但是现在没有达到这一个目的。

　　我担心下一个阶段，我们的企业包括民营企业在发展当中很大的问题是劳动力市场的僵硬化，会导致一系列的成本的上升以及新的问题。

　　我特别要强调一点，谁是劳动者的最后保护者？是竞争。我们只有竞争，只有让企业更加有创造性，他们才能雇佣更多的人，我们才有更多的人有工作，收入才会上涨。劳动法的规定，可能会伤害工人阶级。欧美的经验证明，受损害的是青年一代。劳动法出来之后，企业不愿意雇佣年轻一代。

　　法律是一个激励机制。举一个例子，委内瑞拉特别怕老板找工人提拔他，因为低于平均工资1.5倍的人是不能被解雇的。这一个时候老板要解雇人，先把低于平均工资1.5倍的人提拔了，这样，就不用解雇他了。我们政府要考虑这些现象。

　　非常遗憾的是，我们的用人环境都不利于真正问题的讨论。经济学讨论问题的时候说，这一个政策带来什么后果，假定你的目的是对的，比如说要保护工人，但是你是不是真正的保护工人，这是经济学家要讨论的问题。现在我们讨论问题只讨论立场，这是非常糟糕的。如果一个国家、一个媒体只讨论立场，这个国家不可能制定出好的制度，不可能有好的政策。

　　借此机会，我提醒包括《财经时报》的媒体。《财经时报》主编邵颖波说得很好，我们改版了。但是改版了以什么理念办报，这很重要。我们少讨论一些立场，讨论立场是没有用的。你说你为穷人办事，有可能你做的事是危害穷人的。

　　我希望《财经时报》办得越来越好，以非常科学的态度来讨论一些严肃的问题。使我们整个经济发展环境越来越好，企业环境越来越好！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