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概念和城市治理论题资料

　　城市“黑车”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及治理对策

　　所谓“黑车”, 是未经行业主管部门批准而非法运营的各类小客车、微型面包车、三轮摩托车、人力三轮车、残疾人车等车辆的统称。据各地公安部门不完全统计, 目前, 我国大中城市约有“黑车”49万余辆。城市“黑车”的非法营运活动，扰乱了客运市场秩序和社会治安秩序, 造成国家税收流失、市场经营混乱, 侵害了合法出租汽车司机的权益, 造成不公平竞争, 引起出租司机不满, 影响社会稳定。而且安全隐患大，在个别地方这个现象甚至发展成恶势力的苗头。

　　文章分析了“

黑车”现象的根源，提出了六大治理策略，包括 (一) 开展专项行动,加大对“黑车”的治理力度。(二) 整合执法力量, 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治理“黑车”必须以交通、客运、城管部门作为主要执法力量。(三) 完善法律法规, 为治理“黑车”提供法律保障。(四) 改善运营环境, 保障出租汽车司机合法权益。(五) 增加科技含量, 提高治理“黑车”的水平。(六) 合理配置资源, 挤压非法运营市场空间。

　　国家介入与邻里社会资本的生成

　　社会资本是提升城市治理有效性的重要基础。但是在中国城市社会中，社会资本是如何演化的? 本文回顾了上海90年代以来的社区重组政策为例，论证了城市基层治理框架与社会资本生成的关系。

　　研究发现：在不具有发达的结社传统的社会中，国家自上而下的政策介入对邻里社会资本可以具有重要的政治构建作用。在上海基层社会中，国家和邻里出现过两种典型的连结方式,一种是以纵向管理为特征的“行政化连接”,一种是在四级网络建构过程中出现的“社会化连接”。前者的实质是通过“议行合一”的方式建立地方行政网络;后者则旨在“议行分离”的架构下催生社会内部的协商组织,进行社区事务自治。这种政策介入的变奏改变了社区中组织资源的分配模式,并对邻里之间的信任和合作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前一个政策建构了纵向的参与行为,在客观上淡化了居民间横向的人际互信关系;而后一种介入类型所嵌入的协商性组织乃是居民进行横向动员、建立互惠关系的激励机制。这些差异意味着,社区建设提供的社会化制度设施蕴含着更多的社会资源,由此引发的居民间的合作行为和信任关系会比较显著;而那种“刚性”的制度安排则不利于社会互信和内部互惠规范的生成。

　　单位制向社区制的回归——中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50年变迁

　　文章从历史的角度回顾了中国现代城市基层管理体制的变迁，指出这个过程的主要表现为：在20世纪上半叶主要是从传统社区向法定社区(市政层级)演变，在20世纪下半叶则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先是由以法定社区为主转向以单位体系为主，然后又开始由单位制向社区制回归。　　

　　文章着重分析了1949年以后城市社区与单位的关系，这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50年代是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中社区与单位齐头并进，法定社区(市政层级)从区一级延伸到街道一级，控制力大大加强；单位制度从党政军机关扩展到所有国营和集体性质的基层企事业法人，单位社会逐步形成。六七十年代是第二阶段，通过社区单位化和单位社区化的双向发展，单位社会进入全盛时期，法定社区沦落到城市社会的边缘地位。八九十年代是第三阶段，城市中的单位社会逐渐萎缩、瘫痪乃至濒于解体，社区组织重振旗鼓、面貌一新、日益壮大，开始向主导地位回归。进入80年代以后，社区的概念重新获得确认并逐步被官方文献所采用。90年代初，政府主管部门正式提出了社区建设的思路。临近世纪之交的时候，随着单位社会的迅速瓦解，各项社区发展和社区工作陆续提上议事日程并取得了初步成效，社区建设愈来愈成为城市发展的重中之重。

　　分权改革与城市地方治理单元的多元化

　　以武汉市城市治理和社区建设为例

　　中国的城市治理改革是和分权改革联系在一起的。伴随着市区政府分权，城市管理结构从“一级政府、一级管理”转向“两级政府、两级管理”，伴随着区街分权，城市治理结构又从“两级政府、两级管理”转向“两级政府、三级管理”。伴随着政府赋权社区组织(主要包括社区居委会、社区党组织、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社区协商议事委员会等法定的社区公共管理组织)，社区组织获得一定的自治权，城市治理结构进一步从“两级政府、三级管理”逐步转向“两级政府、四级管理”(包括社区组织的半自治管理)。由此，城市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的再分配也带来了居民社会权力的扩大。

　　文章追溯了武汉市从“两级政府、四级管理”到“两级政府、五级管理”的分权与治理改革，指出这个过程的本质就是地方治理单元多元化。而治理单元的多元化，则充分地体现了城市地方政府的可控性分权，即培育多个治理主体，孕育地方治理结构的多层次性，激活多个治理主体的积极性，从而内生治理单元的多元化，形成多边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互动的治理模式，最终走行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