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道德与伦理标准的演变论题资料（2）

　　从孔子怎样到孔先生？

　　【摘要】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获得前所未有的活力，更有赖于另一位先生，他不像德先生和赛先生那样为人们所瞩目与高歌，但是却在滴水穿石，一点一滴地改造中国。这就是“孔先生”。当然，此“孔先生”并非本文所论及的孔子，而是在一个开放社会中被奉为常识的”多孔性”的价值，开放的价值。它和民主与科学价值一样，共同推进中国社会的成长。

　　国学并非只有儒学，孔子也不是中国价值的唯一生产者与引领者。所以，在中国由封闭社会走向开放社会的今天，我们首先要做的是立足现实回答“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孔子”这道“多选题”，而不是“孔子是否伟大”这道 “是非题”。换言之，当我们面对历史人物，应该学会的是做选择题，而非判断题，以期找出对我们这个时代有用的东西，而不是牵强附会地全盘肯定或全盘打倒。

　　尽管中国正在从封闭社会走向开放社会，但是现代性的完成仍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而要完成这种现代性，就必须充分认识到开放社会的重要性，必须着手建设一个多孔性的社会。这种开放不仅意味着中国打开国门，它同样意味着在社会内部有尽可能多的通道，让更多的人有自我实现的机会。而正是这些人以自我价值为目的的自我实现，对旧观念、旧事物的改造起着摧枯拉朽的作用。

　　《论道德法律化的负效应》

　　【摘要】道德法律化的主要目的是以法律这种带有强制性的硬约束手段来有效地、迅速地促进人们道德水平的提高。但这里问题的关键是,用法律的形式“逼”人道德是否可能?道德对人的规范作用既不凭借一种神秘的精神强制(如某些宗教),也不凭借物化的国家强制力(法律)。虽然道德并不能完全排除外在压力(如社会舆论),但从根本上说它依赖并诉诸人的自主自律能力。如果说,对于主体尚未形成,还没有主动追求道德人格的理性能力的儿童乃至未成年人来说,道德的约束力主要靠他律和某种强制来维系,那么对于认知能力和自主意识已经成熟的成年人来说,道德的约束力显然主要来自于以自觉自主为特征的人们的内心信念或良心。换句话说就是,从道德发生作用的根本途径和它所依赖的内在心理基础来看,外在有形的强制手段若缺乏主体道德信念的支持甚至两者相互冲突,那么其道德约束力不仅会大打折扣甚至会起到反作用。

　　作者认为,由于法律只能反映社会最基本、最普遍的伦理价值,而且只能对人的行为提出要求,不可能去调整人的意识领域,因而道德法律化实践的基本原则就是:第一,只限于对现实的公认的社会基本道德的确认。第二,只限于与人的行为发生一定程度联系的道德要求。第三,只限于对义务性道德规范的确认。

　　“道德危机”及其社会根源

　　【摘要】 中国社会目前所面临的“道德危机”实质上是“道德信念危机”,是道德“权威性”的下降以及由此引起的道德自律或道德约束力的不断弱化。危机的社会根源之一是经济和政治系统之间形成的货币与权力的畸形交易对生活世界的侵犯。

　　作者认为道德危机不仅仅存在于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也同样地、程度不同地存在于西方发达国家,毋宁说它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社会普遍面临的危机。转型期的中国，从维护道德信念和道德权威性的角度来看,“钱权交易”对生活世界所造成的危害,首先表现为“道德表率效应”的蜕变和“伪善”的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