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论坛：中国政策环境展望

　　由世界经济论坛主办的首届“从达沃斯到大连-新领军者年会”(简称“夏季达沃斯论坛”)于9月6日至8日在大连举行。此次会议的主题是“变化中的力量平衡”，将探讨变化中的全球商业环境、中国的经济发展、企业如何走向全球等重大问题。以下为分论坛“中国政策环境展望”实录。

　　戴相龙, 中国天津市市长

　　Nicholas Eberstadt，美国公共政策企业研究所政治经济学亨利·温特学者

　　樊纲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李克强，中共辽宁省委书记，中国

　　William R. Rhodes，花旗银行董事长、行长兼首席执行官

　　主持人：诸立力，香港第一远东投资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世界经济论坛理事会成员

　　主持人：我们现在来讨论一下中国的政策环境，昨天大家可能参加了开幕式，开幕式的时候温家宝先生在他的讲话当中给我们进行了非常全面的，而且是逐步的回顾了我们中国在过去几年当中的政策整个的环境，而且他也给我们提供了非常有远见的见解，我们今天谈一下政策制定的问题，我们未来还有什么新的政策，我们在座的各位可能都知道，但是我还是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在我的左边是樊纲先生，樊纲先生可以说是一个最有知名度的，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学家，在过去的十年当中他都参加过世界经济论坛，他每一年都会受到邀请来参加这些会议，大家也知道樊纲先生他现在是国家经济研究所的所长，同时他也是中国改革基金会的负责人，他一直被人们认为是五个中国最最有智慧的经济学家。

　　主持人：下面在樊纲旁边先生的是戴相龙先生，他是天津的市长，他本人也在整个的公务员的行业卓有成就，在他成为天津的市长之前，他曾经是中国银行的行长。当然我们要是有一个央行的行长做天津的市长那也是非常好的了，我们非常欢迎戴市长能够到这里，我们也知道在明年的9月份，达沃斯的夏季论坛就要在天津举行了。下一位介绍的先生是张晓强先生，他是来自发改委的副主任，他会给我们带来很多新的一些的见解，我们对他能够来参加这个会议呢，也感到非常的感激，他能够参加这个会议真是太好了。

　　主持人：然后我们就看到是William R. Rhodes先生，他在银行业是一个传奇人物，他在花旗银行做了50年，现在他也可以说正是一个活的百科全书了，他在93年以来一直在中国在政府部门提供咨询，而且我们也可以说他是中国目前可以说是最有国际经验的一个金融方面的咨询的专家。下面一位先生是Nicholas Eberstadt先生，他是来自美国的一家政治经济的研究衷心的一位负责人，他本人对于经济，对于人口的变化，对于人口本身的都是有非常好的研究，他对于中国的政策的制定尤其是对人口的政策的制定是非常有见解的，这也是我们在这个整个论坛当中经常会讨论的一个问题。

　　主持人：如果可以的话，我们现在是不是先请戴市长来给我们讲几句话。这个讨论会我们实际上是一个互动型的，我们嘉宾先问他几个问题，然后他们回答这些问题，然后我们最后会有一个大家集体的讨论，戴市长您在做行长的时候，你是非常知名的，然后你又做了市长，那么在在天津成为市长，天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了，在这里你就会看到有些竞争。比如说要跟北京竞争，北京和天津如果你要是做这种高速的这种交通工具呢，可能是很短的时间就到了，那么你可不可以给我们说说你现在是天津的市长了，你觉得从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角度来说，如果和你在以前做的这个职位上有什么区别，你能跟我们说说吗？

　　戴相龙：很多人问我，当银行行长跟直辖市市长有什么不同，我说都很紧张，都很累，我们也很认真，有很大不同，就是中央银行行长就是只有一家，没有人跟他竞争。但是当直辖市市长，或者当其他市长，远处有竞争，近处也有竞争。不但要比较增长速度，增长质量，还要比较环境生态建设。所以我看这个也没有什么不好。现在我们的工作状况就是五加二，什么叫五加二？就是五天工作制，再加星期六，星期天，叫五加二，所以说星期六休息，星期六保证不休息，星期天休息没有保证，所以很紧张很重要。但是也很有成就感。修一个桥，造一条路，就存在着对经济发展有作用。

　　戴相龙：到天津当市长我觉得这个政策层次有很大的变化，我们的党政机关工作就是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到了地方要处理各企业的关系，就不能用这个办法。你就必须依法、公正、公开、透明的办事。我开了很多市政府常务会议，制定一百多个行政法规。我在征用土地都是公开拍卖、招标、挂牌。另外一个我还感觉到我们现在国家政策更加依法公开、透明了。就拿我们天津来说，我们国家已经把天津的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纳入了国家发展战略。一切都是按照法律程序办的，首先党中央提出来建议。第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做出来决定；第三国务院制定了具体的开发开放经济，滨海新区的若干意见。其中有一条重要的线索，原来我们想制取，像深圳或上海浦东新区一样，对外商投资企业有一个优惠政策。这样我好吸引外资啊。但是我们所得税并轨了，所以不能这样搞了，所以就没有给我们这个政策，就没有给我们天津滨海新区一个区域性的特殊的政策，这就是跟过去政策不同。所以他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改革的政策，批准天津滨海新区为全国综合改革实验配套实验区，就金融体制改革，又建立报税港区等等，所以这就是我们国家在重大问题决策跟过去很大不同。

　　戴相龙：所以我们在天津是依法办事的，不分大中小企业，不分内外资企业，我们在他们关系上，都是依法办事，公开透明处理问题。我就简短介绍到这儿。还要一个我不能忘了介绍。天津滨新区开发开放纳入国家战略，现在进程非常顺利，就讲交通，明年这个时候从北京到天津115公里，坐快速铁路只要28分钟，28分钟，5分钟可以发一次车，再一个我不能忘记邀请你们，参加明年9月下旬在天津召开的达沃斯夏季论坛第二次会议。到那个时候你们可以住在天津，也可以住在北京参加会议。为什么呢？28分钟就到了，所以我愿意明年夏季跟你们再见。

　　主持人：非常感谢戴先生，戴市长，我们希望在接下来的9月份到天津，我们希望1月份邀请你到瑞士到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William R. Rhodes你在中国做咨询，你觉得中国在过去25年当中他金融改革方面的情况究竟怎么样？

　　William R. Rhodes：首先我想跟戴市长说，在明年我们非常想去参加天津召开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我到中国是在1983年就来到了中国，过去25年当中我一直在中国，在我整个的生涯当中我从来没有看到像中国发展这么快的情况，因此我可以说他的历史性，而且有非常好的结果，我觉得从金融的角度，金融改革的角度来说呢，我觉得公平的说，金融的改革应该是跟深圳在1992年在深圳的讲话就反应了非常的清楚，我们在以后中国又加入了WTO，在那个讲话之后，我们就发现了中国的国有银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很多的坏账的比例开始降低，它的所占的比例也开始减少，同时我们还发现了在其他的方面也有了非常好的改进。比如说在治理方面更加的透明，另外还有其他的银行，中国的农业银行等等都开始走向了市场，我觉得这一切都有非常大的影响。另外中国同时也允许一些外行银行，我所在的花旗银行进入到中国，参与中国的市场，我们在北京，在中国现在已经有了20多个分支的机构了，而且在昨天我们也宣布在今年的12月的时候我们要在这里在建一个我们的分支机构，那个是我们数字的中心。

　　William R. Rhodes：另外我们根据中国的法律的允许的范围之内，我们在银行当中可以占24.9%的这种股份，另外我们在上海的浦东的地区，浦东银行我们也可以跟他们进行合作，另外跟广东的发展银行也有合作，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在这里当地的银行，外国的银行现在已经合在了一起，这个和在15年和25年之前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大家看到我们在很多的金融方面的这种流动都要取决于金融的体系，因此我们继续能够有更好的安全的措施，以便能够使得这个当地有更好的发展。另外在当地的这种债权和证券的市场有需要进一步的发展，我们同时看到外国银行的机构的进入，也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这个市场的发展，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些是需要有进一步的推动，有进一步的发展。当然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问题呢，我们也提到过，我觉得整个的当地的这些银行，他们需要在风险管理方面做进一步的工作，尤其在5年当中更需要这么做。制订价格的方面也需要有进一步的改进，我们应该让市场来决定价格，那么这样的话，就会进一步促进这个市场，同时证券也会有进一步好的发展。

　　William R. Rhodes：我觉得银行业对经济的发展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座的以前可能也读过拿坡仑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中国是一头巨狮，是一头沉睡的巨狮，如果醒了会震惊世界”，现在这个狮子正在醒来，我们看到中央的银行在这方面也进行更多的工作。主持人等一会儿还会问更多的问题。

　　主持人：樊纲教授，拿坡仑说让这个巨人睡下去吧，一旦醒目就震惊世界，但是这个开放政策，这30年来，从经济改革的开放以来，一直是比较谨慎的，深思熟虑的，是先实验，做了很多的试点，先走路再去学会跑，但是经过30年以后，中国醒来了，你觉得在在执行新政策方面是不是加快了？尤其在经济体制结构方面，是不是政策加快了呢？

　　樊纲：我觉得还没有彻底醒来，还在醒的过程中。决策过程现在比过去更复杂了，首先去年中国刚超过了年均收入2千美元，去年就超过了2千，所以说明我们还是穷，现在经济变得越来越复杂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就需要有一个很好的法律体制，一个结构才能让这个国家运转的更顺利，那么这个国家的政府也要依靠这种法律来使得这个经济运转的顺利。在过去20年中，我们颁发了许多新的法律，而且我们的法律体制结构也有了改革，改变，所以我认为现在的中央政府和当地政府的领导们，都要受到法律体制的约束。第二点2千块钱的数字说明中国的经济变成一种双轨经济，一方面有中产阶级在城市里增长起来，他们的需要越来越多样化了，光是一个简短的财政，还有社会要求，环保要求，环境要求，同时在很多地方也非常非常贫困，有上亿人基本上只能满足基本的生活要求，这个贫富差距是相当严重的，而且环境问题变得越来越令决策者关系尤其对经济决策者来说越来越关心问题。

　　樊纲：正是因为这个，领导人包括温家宝总理都提到了和谐社会这么一个概念，还有谈到许多社会问题，不光有经济问题，还有很多社会问题，当地政府就像戴市长那样子，还有其他的省，一级的，或者当地的政府他们的目标也各种各样，过去五年前很简单，就是GDP增长，就业的问题，但是现在要考虑很多很多别的问题，所以我认为这个决策过程变得越来越复杂。那么经济政策呢，现在好像更难来制定，而且很难做迅速的改革，因为现在所有的利益集团，还有许多其他关心社会环境、生态、文化，所有这些因素都起着重要作用，正在发挥重要作用。所以这也是进步的一部分，也是政府所面临的一个挑战。要怎样比较平衡的去掌握这些事情来促进下一步的发展。

　　樊纲：我还是知道，我觉得政策是面对这些问题，而且面对这些挑战，并且我认为在下一阶段，在做决定的过程中，人们也会看得更复杂，而且会变得越来越深思谋略了。谢谢。

　　主持人：对中国的长期投资者来说，这个中国的老龄化，还有欧洲老龄化，就是人口的增长情况又是很大的影响，我不知道今后是不是能够保持活力？

　　(宣传片)

　　主持人：你可以谈谈其他的一些情况吗？

　　回答：在过去30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绩，温家宝总理在昨天呢，把它归结为我们坚持改革开放这样一个基本方针，所以我想在中国共产党第17届全国代表大会之后，中国的领导层将坚持这样一个改革开放的基本方针不动摇，同时中国经过30年的快速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有很多新的机遇，也有很多新的挑战，因此，在新的发展阶段，要根据我们发展的经验和面临的新问题，我们经济的快速发展，在有些地方呢，集中于GDP增长为第一任务，那么现在我们有更加注重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过去我们的经济发展比较快，在社会事业发展方面，有很多落后的地方。那么今后我们将更加注重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在我们新的发展先，是中国贸易组织以后，中国的近来开放也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面对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大趋势，中国已经并且应该更积极的参与大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竞争与合作中去，更加扩大自己的对外开放，同时在激烈的国际竞争领域合作中，注重增强创新能力，依靠科技进步的力量，转变我们过去这种粗放的增长方式，走出一条新型的工业化道路，再比如说面对像气候变化这样一些，近年来引起全球高度关注的问题，中国作为一个13亿人口，但是人均GDP只有2千美元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即要保持发展所必须的能源消耗，又要根据联合国公约的责任，和国际社会一起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回答：至于刚才所谈到的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老龄化问题，我个人感到这是中国政府必须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中国在人均GDP大约3千美金的时候，老龄人口就要超过10%，那么我想解决贼个问题一个关键还是在于要重视科教兴国战略，提高技术水平和国民素质这样才能使得我们过去那样一种主要依靠资金、物质和大量的年轻低成本劳动力推动发展。走上一个依靠科学技术和高素质人才持续发展的道路。我相信我们的领导人是具有这样一种长远的战略思维和世界眼光来统筹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

　　主持人：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放宽的这个政策，在滨海区是不是可以试点实行呢？也许也是个办玩笑的一个问题，女士们，先生们，现在我们开始自由的讨论，如果在座的有问题请先介绍你自己，然后说清楚你这个问题提问给谁，我想强调说，如果大家要想发言的话，这个会议是记录的，第二行的女士。

　　记者：有一个问题问一下戴市长，天津作为境内的居民投资香港股市的第一个试点，在8月23号的时候中国银行业表示说，在一周之后可以办理，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开通，请问推迟的原因是什么？什么时候可以开启，这个试点有没有扩大的可能？谢谢？

　　戴相龙：我们在天津试点就是中国境内的居民可以用自己的外汇，或者是用本币购买外汇香港购买股票，这一件好事，有利于繁荣香港的证券市场，也有利于我们扩大居民的投资，也有利于进一步促进我们国际收支的平衡，我们具体在什么时候试点？我想由国务院的有关部门去公布。我们在天津实行，我们会尽我们政府方面的责任做好这项工作。谢谢你提问。

　　记者：我是加拿大温哥华的，我非常荣幸在国际金融论坛，去年9月的时候呢，见过戴市长，我的问题是向戴市长提问的，在这里呢，就是在座的有很多的企业家，他们都非常感兴趣的是要参与到中国的这个迅速增长过程当中来，那么其中原因是非常清楚的，为什么我们要参与，这个很清楚，我们要建立与中国长期互利的关系，在一个理想的世界中，戴市长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希望在座的企业家如何能够为天津的增长和繁荣做出贡献，能够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繁荣做出贡献？

　　戴相龙：中央政府已经决定把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展开放，作为国家战略，天津滨海新区和深圳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一样，成为国家一个新的国家级的这样一个新区。我们要把天津建成国际港口城市，北方经济中心和生态城市。这样的新区不但是一个经济新区，也是一个社会新区、生态新区、综合改革实验区。我们正在规划500多平方公里的产业功能区，有100多平方公里的物流港口区，今年港口进入量可以达到3亿元，25吨的船可以随时进入港口，另外我们建立80平方公里的办公区，另外还又几套项目落实在这儿。我们还有100平方公里的现代工业区。这个汽车生产能力到2020年会达到100万辆，我们还建103公里的空港区，除了之外我们还建30平方公里的高新技术园区，还有70平方公里的旅游度假区，我们现在每年的投资增长在20%以上，所以我欢迎外商参与我们的港口建设，同时欢迎大家参与各种现代工业制造业的建设。欢迎大家参与房地产，特别是第三产业的发展。我们的第三产业只占GDP的40%，所以我们要到年底提出45%，所以欢迎大家在我们第三产业方面进行投资。我们现在的开发开放，势头很好，但是我们也会碰到人才缺乏的问题。我更多的欢迎国内外的优秀人才能参加天津的开发开动区，而且给他们一个发挥作用的条件。

　　戴相龙：再一个我们会按照国家的法律，公平、公开给予投资的环境，依法保护外商的国内企业合法的权益，当然我还要说一点，我还欢迎大家参与大我们天津的现代汽车建设方面，那天我跟西门子公司的高层谈到这个问题，所以总而言之，天津市的经济社会发展，会为国内外的企业提供很多的投资机会，我也欢迎加拿大的企业到天津更多的投资，我也希望把加拿大的耐寒耐碱的树种能够迁移到天津来，我这个天津总的来说有很多好处，就是树少了一些，所以怎么样培养耐寒耐碱的树种极为重要，但是天津已经有人在引进他们的树种，我希望他们能够成功，谢谢，谢谢大家。

　　记者：我是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中心的，我想问一下张主任，也许戴市长可以以中央银行前行长的身份回答这个问题，中国现在资本帐户顺差，贸易有顺差，还有大量的外汇储备，这些外汇储备都是投资在收益率比较低的外国资产之上，这些本来是可以用于扩大内需，扩大内部的消费，中国可以增加在世界上的进口，同时也可以成为世界其他地方增长的一个火车头，那么我认为在这个贸易顺差的背后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机会来大大的提高中国国内人口的生活水平呢？

　　张晓强：在近几年呢，因为外贸出口的快速增长以及外资大量的进入中国形成了双顺差，使得我们的外汇储备快速增长，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这样的问题，我们一方面认为要积极的扩大国内的消费需求，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增加工人的工资，增加就业，增加对低收入群体的这种补贴保障等等，这样使得中国的今后发展从主要依靠出口和投资的拉动，加快转变为国内需求为主和国外需求共同拉动的这样一个方向。

　　张晓强：那么同时对于我们已经存在的这样大量的外汇储备，确实有一个要合理的使用它，一方面中国政府将鼓励中国企业更多的进口，适合中国市场需要的各类产品；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将鼓励有条件的中国企业积极的开展海外投资。那么大家都知道，我们正在抓紧设立中国外汇投资公司，开展海外投资，刚才大家已经问到，中国政府做出了一个新的决定，允许中国居民个人使用外汇到境外开展股票证券种类的投资。那么去年我们已经试点开展了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的业务活动。QDII，对这些措施都表明中国是在向着一个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的方向在努力。但是我想因为经济全球化的结果，形成的这种产业结构的变化，目前中国是一个大的装配中心和加工业的基地，这种状况的形成是世界产业发展客观形成的。如果我们看中国的出口提供60%是外商投资企业，因此这种结构的调整需要有一个过程。谢谢。

　　主持人：戴市长，要不要谈谈。

　　樊纲：首先中国人的消费并不多，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消费，而是因为他们没有钱，最缺钱的是谁呢？中国的70%的人口仍然和穷，他们人均收入仍然低于1000美元，这不是政策的问题，这是市场的问题。因为现在仍有3亿的这个农村工他们在等待着，在工业部门，在服务业部门等待着寻找一些就业机会，但是这么大的就业的待业的人口，使得他们公司变得非常低。另外就是你说到如果我们人民币升值了，也许中国人的购买力增加了。但是如果人民币升值导致了就业机会的减少，那么有些就业机会不会回到美国，可能到印度尼西亚，到越南等等。那么如果我们这么做的话，有消费能力的人口可能会更少，由于这追收入的差距，虽然GDP增长的很快，但是他主要是集中在少数的人口上，集中在中产阶级身上，但是大部分的这个穷困的人口他们仍然没有得到这种消费能力。所以我们这个问题应该全面的来看，当然机会是存在的，但是我们怎么去提高人们的消费能力，是通过补贴来做吗？还是说把社会建成一个社会福利式的那样，通过补贴来提升他们的消费能力呢。

　　樊纲：那么如果有一天中国这个顺差没有了怎么办？我们必须要从拉美的经历当中吸取教训，不能实施过度支出的政策，当然确实有一些问题需要改革，要改的不是政策，是制度，我们减少储蓄，我们要通过市场的力量来使人们能够从中收益。另外中国的储蓄率增加，其原因并不是消费者的储蓄增加了。一般的家庭存款25%，自己支出75%，但是我们的储蓄率很高，很大程度的原因是企业的储蓄率很高，在这方面我们应该要求一些资源行型的企业跟社会分享他们的收益，同时我们通过制度改革来保证，就是国营企业他们现在有很大的盈利，但是他们不把这个盈利分红给政府，我认为这些都是一些体制上，制度上的问题，而不是政策上的问题。这个问题比大家想象的更复杂一点。

　　主持人：我想问一个问题，也许樊纲你可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你也是中央银行货币证词的一个顾问。中国昨天又宣布了储蓄准备金又一次提高，这个决定会把1700亿左右的人民币从这个系统当中，流通当中拿走，你觉得这一次的提升是不是会是最后一次？

　　William R. Rhodes：我们应该把这个问题提给周小川行长来回答，但是因为他不在，我想说其实在除了七次的准备金的提升，同时我们今年还有四次的利率的提高。这些都是中央银行手中可以使用的政策工具，那么这些手段对于减缓经济增长，今年上半年的增长率超过11%，同时人们也提到第三季度会达到12%，是不是有效还是一个问题。但是它的目的是想减缓证券市场上的投机，现在我们看到有些储蓄的资金被拿出来投到了房地产市场和股市，政府有必要采取政策来减缓这些方面的投资，那么我回答你的问题呢，就是如果他们再采取措施，再宣布提高准备金率，还有利率，我是不奇怪的，如果有进一步的利率的增加，准备金的增加我是并不奇怪的，也许你应该问周小川这个问题。

　　樊纲：有一点需要补充，除了准备金率，另外还措施了其他的一些措施，这些都有很好的效果的，中央银行在流动性方面也做了很多。

　　(宣传片)

　　张晓强：我们要进一步的发展多层次市场，使我们的经济比较平稳的继续前进发展。

　　主持人：各位我知道大家还有很多的问题，但是现在我们已经过了4点30分了，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休会了，我非常抱歉，那位女士非常抱歉，现在我们大家一起鼓掌感谢一起讨论的嘉宾，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