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贸易-避免新投资者遭受冲击分论坛实录

    由世界经济论坛主办的首届“从达沃斯到大连-新领军者年会”(简称“夏季达沃斯论坛”)于9月6日至8日在大连举行。此次会议的主题是“变化中的力量平衡”，将探讨变化中的全球商业环境、中国的经济发展、企业如何走向全球等重大问题。以下为分论坛“全球贸易-避免新投资者遭受冲击”实录。

　　为保护国家级重点企业和国内工业免受国际投资的负面影响，各国政府近期纷纷采取干预政策，

　　体现了对经济全球化日渐高涨的抵触情绪。实际上，经济民族主义和金融保护主义，

　　可能会阻碍新领军者充分发挥他们的最大潜力，以及对经济增长做出最大贡献。

　　1) 以解环保、

食品安全和国防之忧为目的政策，与保持开放竞争的商业环境之间，其平衡点在哪里？

　　2) 就为新领军者创造积极的投资环境而言，政府的责任是什么？

　　3) 政府、投资者和公司怎样才能解除公众的担忧？

　　Joan Clos i Matheu，西班牙工业、旅游与贸易部部长，西班牙

　　Neelie Kroes，欧盟委员会反垄断专员

　　Kevan V. Watts，英国美林国际副总裁，中国香港

　　沙祖康，联合国经济社会事务副秘书长；纽约

　　主持人

　　Michael J. Elliott，《时代》杂志编辑，中国香港

　　主持人：感谢诸位参加这次的会议，感谢各位嘉宾。中国一些大城市，主流大城市像北京、上海、深圳，发挥了作用，最近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关于这些城市的文章，我们还经常在中国用二线城市这个词，这样二线城市也是应有尽有的，而且二线城市的数量很多，人口众多，资源丰富，那么对于这些诚实的市政领导，以及企业领导，他们所肩负的责任也是非常大的，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访谈嘉宾。我们访谈之后也希望尽快让大家提问。从最边上开始。

　　(介绍嘉宾)

　　主持人：首先我先大家介绍一下中国市政官员的责任和职责，我想请我们的两位来自城市的官员来谈一谈城市城市的领导的职责，在美国我们谈到市场的话，就会想起朱力安妮，那么这些城市呢，也是来自于这个城市的子或，美国诚实的领导也跟他们社区的利益集团的代表和首脑会面，确保能够连任，这是美国的情况，在中国我认为很多城市的运营和管理像一个大公司里面，有不同的部门，不同的业务一样。那么而且我们也看到有一些领导呢，是从规模较好的城市不断提升到规模越来越大的城市的领导岗位。我想我们能不能先请西安市市长，陈市长向我们介绍一下您的情况？那么我也跟您聊过，您现在作为市长有三份工作，三个城市是一个比一个大，你在三个部分城市任过职，你能不能把这一块经历给大家讲讲。

　　陈市长：谢谢大家，刚才主持人讲到，我在三个城市做过，在四川的广远，在山西的宝鸡做过市长，以后又到了西安，西安大家都知道是国际性的一个老城市，也是一个现代城市，中国市长的岗位从国外的市长一些岗位大同小异，不过中国的市长服务的能够更多一些，这个操的心也更多一些，刚才问我市长中国的市长是干什么的？我后来想来想去，做个不确切的比方，我们都是为这座城市的市民服务的一个团队，这座城市的市民在我们的服务下面他们的日子过好了，他们感觉惬意，舒心，他们满意了，这是对我们最好的回报。所以围绕他们的衣食住行，围绕他们的冷暖，中国的市长在白天黑暗的操劳，他们比国外的市长责任大多了，担子重多了，尤其当刮风下雨的时候，当天气变化的时候，我就会想到这一场大雨对于我管辖的南部山区的老百姓会带来什么样的困难，对于城市出行的车辆会带来什么样的麻烦。我就要通知有关的部门去做了解，帮助他们解决这些困难。

　　陈市长：每当看到一个家庭在我们的服务下面，孩子上学了，他们都有了工作可干，他们日子一年比一年好，我们就感到非常荣幸，也有很多不愉快的事情，我觉得我们有些市民啊，他们的同其他的城市比较他们的收入还不够多，他们日子过的比别人差的时候，我们感觉压力很大。所以这次我们到首届新领军者这样一个年会会场来，就是想感受一下世界经济的风向标。在我们的服务当中，特别作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能够找到方向，使西安经济发展的更快，更好，使我服务的820万老百姓日子一年比一年过的好，这就是中国市长目前的想法。谢谢。

　　主持人：非常感谢，您能不能和大家分享一下，你在西安当市长碰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工作当中最紧迫的任务是什么呢？

　　陈市长：最大的挑战，这座城市的市民的收入，像大连这样的城市比较我们还有不小的时候，我们的平均收入差了2000元，主要就是发展不快，与此同时我们还要解决一些问题，就是加快发展的同时，使这个城市的环境不受到破坏，又好又快的发展，这是我们解决的两难问题。我不知道这个事讲清楚了没有。

　　主持人：是的，是的，那么我们必须要关注城市的成长，让您来描绘一下西安的经济策略，如果帮助西安人民提高西安人的经济水平？

　　陈市长：发展是一个过程，发展要寻找自己的优势，要规避自己的这个比较劣势。大家都知道西安是一座老城市了，老到什么程度？西安有5000年的人文历史，有3100年作为城市的历史。可以说是中国城市中间最古老的，它值得荣耀的还有1100年作为中国首都的历史，这个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其他国家，都难以寻找到这样的一座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这样一座城市。那么因为还有这样的文化内涵，文化祭奠，它的文化很多，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兵马俑，大家可能还不知道兵马俑在什么地方，我就告诉大家兵马俑就在西安。我们这些年来一方面是利用多年积累的文化资源，把旅游业做好，使更多的人到西安来，了解中国的国学，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是全世界的，全人类的。这是我们的一个重点产业。

　　陈市长：我还想告诉各位，西安有悠久的历史，他还有现代文明的重要的发展，你比如说我们这50年来，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现代产业体系，尤其是高新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我们也走在全国的前面，大家都知道中国有50几个开发区，西安高新技术开发区，总体来讲，在50几个开发区中间，他排在前面。这主要是机遇，西安的高新区的发展是立足于西安这座城市丰富的人文资源，我讲人文资源优几字数字跟大家说，西安是高等院校，除了北京、上海相对集中的城市。西安大概有70所大学，每年有70万大学生在这座城市，每年大学毕业生20万，其中硕士毕业生以上有1万人，电子我们讲电子专业的，每年的毕业生本科毕业生将近2万人，还有50年来由于高等院校相对集中，形成的科研机构也比较多，现在有3000多家科研机构，每年在这些城市研发专利的成果有3000多，所以说这个城市又是一座现代性的城市，我们通过这些年的招商引资，使高新区成为吸纳世界500强重要的地方，我们有2800家外资企业在西安发展。中国的航天航空产业的30%左右在西安发展。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西安有一座现代的高科技型的企业，所以说我们今后的发展战略，只是在充分的保护文化资源的前提下面，彰显西安的文化优势，把文化产业做到位，与此同时，把高新技术产业把它做好。充分利用我们的比较优势，也就是教育，科技，特别是人才，数量比较多，而且比较便宜。西安的孩子在西安工作，西安的消费一个月在，我们一些大企业打工的孩子们，一个月的工资就是3、4000块钱，他就会安心踏实的在企业效劳，跳槽率也很低，西安的大企业比较多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他们跟我讲，在西安这座诚实的500强企业里面工作，他一般比较安心，他不怎么走。跳槽率大概在5%以下，这在中国的其他企业中间非常难找，我后来想了想什么原因？两条原因，一条原因。

　　主持人：陈市长不好意思，那么待会儿我们会更多的来谈谈你说的这些主题。我们能不能现在请郭书记来谈谈天津的情况，因为刚才陈市长谈到了西安的情况，谈到了兵马俑，谈到了西安的旅游业，天津是中国第三大城市，巨大的城市，生机勃勃的城市，工业也是非常发达，也是旅游目的地，你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天津的发展战略呢？那么在您八年之前，我想再讲两句在中国大部分城市当中，我们是即有市长，又有市委书记的，那么在中国的体制涉及当中，就是市委书记往往是一把手，那么

　　郭书记在中国城市发展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中国第三大城市的主要领导之一，那么能不能请您现在和我们介绍一下天津现在的发展。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天津也是在大力的从事推进自身的发展。

　　郭书记：非常荣幸，今天能够和中外一些领袖在一起交流，我是来自天津地区，我是管理会主任，刚才我们西安的陈市长大家做了介绍，我觉得这个介绍非常精彩，根据主持人的要求呢，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天津，在座的先生们，女士们，有很多人到过天津，也有没有到过天津的，天津正如主持人所说，是中国的第三大城市，它的面积是1.2万平方公里。下面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天津的滨海区，80年代中国政府开放，以深圳为主要城市，本世纪初中国政府决定开发开放天津滨海新区，它的目的就是带动环渤海地区和中国北方经济的发展。

　　郭书记：中国政府对滨海新区有一个非常准确的定位，这个定位是这样描述的。就是要把天津建设成为中国北方对外开放的门户。一个先进制造业和科技研发的转化基地，过继的航运中心和物流中心，以及一个生态的新城区，现在天津滨海新区聚集了国家级的开发区，报税区，出口加工区，报税物流园区，还有高新技术产业，就是国家这些最开放的政策最优惠的这些区域，都在天津滨海新区。我简单的举几个离子，美国的摩托罗拉，日本的三星电子，日本的三洋电子，今年将生产1亿2千万部手机，占世界产量的1/10，就在天津，欧洲的空中客车的生产，在中国正在建设，这是世界上的第四大大非常的制造工厂，就在滨海新区，特别是我们滨海新区具有非常好的港口。

　　郭书记：天津港今天的通货能够达到3亿吨，是世界第六大港口，所以天津是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城市，刚才主持人讲到，就是说中国的市长的主要任务，我们滨海新区即不同于中国的城市，它也不是企业，他是政府派出的一个高效率，快节奏的一个服务机构，它给谁服务呢？就是创造好的投资环境，给我们这些外商投资企业国内的投资企业来做好服务。但是我们的任务是非常重的，正如我们刚才西安的陈市长所说，中国行政官员，不仅要管经济建设，还要有城市管理，还要负责人们的生活，但是最根本的是发展经济，在于发展。所以在座的各位朋友们，如果有想帮的忙，就到天津你们来投资，来发展。

　　主持人：非常感谢。我想对很多外国人来说，他们考虑到中国城市第一件事想到呢，就是中国发展很快，像天津这样的发展非常迅速，但是第二点大家想到的可能是这种快速的增长往往是牺牲的很多的资源，这种代价。或者是城市的环境，最近我刚刚从香港搬到北京，在上海住了几年，这两个城市啊我已经看到了，它的发展在很多方面呢，就是让我们感到很多惊喜，很意外，上海的经历就是它买空调以前很便宜，突然大家都买空调的，但是在窗外安装了很多空调，然后比如说很热的时候，但是都打开空调，这样对于这个电力需求增长非常快！而且超过了规划者的想象。在北京，他们要尽可能鼓励大家适应汽车的发展，然后牌照的使用，现在陈市长说每天都有十几辆汽车进入北京，现在城市的空气很脏了，作为天津的高级领导人，您如何平衡经济增长与环境的代价，哪一点对于您今后来说有更多的影响？

　　郭书记：我回答主持人这个问题啊，这个天津的滨海新区呢，它从1994年开始大规模的建设，当时我们的市长讲了这么一句话，它说高水平是财富，低水平是包袱，要把住从口入关，所有的项目从设计到开工，一定是高水平，低污染这样的，所以我们在环保的水平上要求是非常严格的，由于现在我们按照中央政府的要求，在认真的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我们滨海新区从这么几个方面来做工作。第一就是建立一个技术创新的体系，国家批准我们天津滨海新区作为全国的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我们第一就是建立技术创新体系。我们首先和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国家的大专院校，比如清华、北大，包括我们西安的交大，还有天津的南开大学，天津大学，我们共建了国家医药国际创新源，我们共建生物医药研究院，我们和民航总局共建民航科技专业化基地，我们共建国家生物演化转化体系，这样不断提高这个地区的科技水平和科技的创新能力。

　　郭书记：同时我们还有一批国外的研发机构，一批企业的技术工程中心在进入滨海新区，这两个方面，现在大致120个国家，第二，我们能够构建一个高水平的机构，第一就是电子信息产业，我们电子信息产业我们的总经理今天也来到了会场；第二我们是现代的型企业；第三我们是现代化工，包括石油化工、海洋化工信息产业；第四，我们就是汽车和先进的机电制造业，还有新能源，材料得高层次产业机构。第三我们在环境保护上采取了一系列的工作，比如中国最大的海水淡化装置就在天津建设。我们在污水处理，废弃物的处理，垃圾，发展循环经济，其中有两个经济区是国家循环经济的示范区，通过这样坚持不懈的努力。当然我们其中也有一些困难，但是我们现在把这些困难度过来，到目前为止天津滨海地区的控制质量，水的质量，和其他方面的环境指标，都是在我们中国比较好的地区之一。

　　主持人：王新生，如果我们想请您来讲几句，您是大连这个发展非常漂亮，而且也很显然的非常的成功，你在开发商还有社会，有成功的，有不成功的，给我们简单介绍在大连如何建立这种关系，您知道怎么建设大楼，商业方面的东西已经很在行。但是从您来说，对于大连像郭先生，还有陈先生他们与他们相比，您如何设计这种城市，规划这个城市，比如说这就是我们那您是如何感觉，你有什么敢想？

　　先生：问我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我们怎么搭肩政府联合的关系，万达达在大连发展非常好的企业，但是我们这种发展主要是建立在公平公正关系上，万达不是靠，这一点我在全国是比较悠久的，这种良好的关系更多来自于，做一个社会美国的发展企业公民，我们万达最早做住宅节能产品，2000年我们就做过这个实验，基本达到70%，在中国的南方，在南昌我们也是很多年以前，中国南方是不做保温设备，但是我最早做环境保护，做了节能设备，再加上慈善的捐助也比较多，就是靠口北吧，一开始发展并不是很好，坚持这么做下去呢，就获得当地政府的好感，那么现在我们应该说也是各地政府的坐商兵，再一个你说，第二个你问到我们这样做，政府怎么样介入私营企业的意见，这个作为我们的私营企业，民营企业，我们到各个地方发展，不是看那个地方的土地便宜，或者说是给多少税收优惠，像我们这种企业私营企业，更看重是诚实的公平的交易的环境，对所有企业都一样，而且也不是靠拉关系，是哪个地方的这种市场环境最好，我们这个就愿意去，是这样。

　　主持人：好，现在我们请陈朗先生您在许多城市都有业务，而在中国国外也有，那么您认为政府对于企业的关系有独特的优势？

　　陈朗：从企业的角度怎么看成是的互动关系，我想告诉大家，今天很幸运，今天坐在我身边的是我们这个城市有很大突投资的，为什我首先第一条是它的区位优势，天生的地理条件和重要，第二，一般在西方讲经济学。刚才说关不关心环境保护，我们从企业来看，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说很重要，非常重要，我们的万达王总讲到，做合格的企业公民，政府和企业关系是什么呢？我们非常追求公平的环境，对他未来发展的潜力很看重。从增长方面看，城市增长来说，企业跟城市之间是很大的互动，我们看到城市每个城市讲竞争，和城市有没有动力，未来得增长的，GDP增长是双位数字对我们很重要，讲竞争意识，还讲究如何善用资源跟企业家完全一样，政府的资源也是有限的，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样的，这中间的关系是良性的。

　　主持人：好，谢谢你，我们问你一个问题，然后请听众问问题，请王先生问个问题，中国城市的人口不在城市，在农村，收入的增长，但是条件还是很艰苦，因此有什么有效的办法近期提高人们的收入，把农村人口进入这个农村来提高他们的收入，这里大家一直在探讨，中国今后十年如何从农村进入城市，往往是4、5亿人的搬迁，这个数字太大了，这个超过了美国的人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种迁移我想这也是历史性的这种迁移，那王先生，我们如何给他们提供住房，你是否给他们建设住房呢？那么他环境上会带来哪些代价？

　　王朗：这是问政治家的问题，不是问企业家的问题，中国有很多农民，刚才你讲了有8亿农民，有8亿农民怎么样使农民收入更快增长起来，我有一个很好的建议，就是尽快的减少农民，农民只剩下2亿的时候，农民的收入肯定高了，刚才你也说了数字，4、5亿农民，中国城市话的35%，和全世界的平均的城市化水平60%以上，中国现在也做到提高自己的城市化的进程，我们国家有一个规划，就是每一年增加一个百分点，这是国家的一个计划。那么按照这个要求的话，我的预算大概到2020年，中国的城市化会达到50%左右。，那么就意味这每年有2、3千万农民晋城，农民进城以后，怎么样解决农民的居住，工作，这个恐怕中央政府都是很关心的问题，作为一个企业家，我人越就是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企业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它进来并不一定有很好的工作，比方收入，关键是有保障，医疗的保障，失业有救济，把农村纳入社会保障体系来，他住的房子差一点，政府逐渐逐渐解决一点条件差一点的住房，然后靠自己努力，应该是这样。

　　主持人：好，您建议这个问题应该给政治家提出来，我们现在就请郭先生回答这个问题，他是政治人，首先4亿人口进入城市，是否对中国是一个合适的数字，在今后十年是否大概有4亿人，在你们档案你有没有这样的计划，我们如何在城市给他们提供住房啊？

　　郭书记：谈谈我个人的看法，这个在社会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工业化是一个必然的问题，城市化也是一个必然的问题，随着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不断的提高，科学技术的发展，那么相当一部分农民将转变他的身份进入到城市，但是我觉得中国呢，和世界各国呢，也有不同的地方。因为中国人口众多，非常多，刚才讲大致有8亿是农民，但是中国相对每个人呢，人均的土地又比较少，所以现在在这个城市化的进程当中，这个沿海，东部地区可能快一些，但是我们的西部和北部地区呢，相对慢一些。但是我想这个问题都在实践过程当中，它的最终答案可能还要时间来解决。

　　主持人：还有在座的观众有没有问题，好有人举手了，请把话筒递过去。在后面有人举手，把话筒递过去，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你是哪个单位的，然后再提问题。

　　记者：谢谢，我是来自大连，我们现在在天津滨海新区有一个关于软件基地的投资，我们也对西安高新区非常感兴趣，所以我的问题是，请问陈市长和郭市长两位市长。

　　主持人：你就提一个问题吧。

　　记者：作为城市新的增长点。

　　主持人：一个人提一个问题，不能一下给两个个问题。我们不然很多的问题。

　　记者：作为西安的话，未来得经济增长点，你对西安的发展软件和IT外包有什么样的规划考虑？

　　陈市长：IT企业外包是我们未来发展的重点产业，前面我讲到了西安比较优势就在这个地方，所以西安这十几年来的软件园发展的也是很快，当然和大连相比我们还有不小的差距，西安政府加大对软件园发展支持的力度，我们欢迎你来，有什么问题我们在发展过程当中商量，一起分析。

　　主持人：非常好，这边有人提问题。

　　记者：我们在西安有投资项目，我们想。

　　主持人：你在说什么公司，没听清楚。

　　记者：(英文)，我就是讲数字问题，就是农村向城市移民的数字问题，好像4亿人跟我们业务规划来说我提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听说就人说有一些城市征和的措施，例如西安，西安和沈阳和起来，天津和北京合起来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啊，有没有这个情况。

　　主持人：你这个问题提给谁啊？郭先生回答这个问题。北京天津是不是要合，变成一个问题。

　　郭书记：这个问题提的很有意思，我目前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我跟你说一个问题，我还要说滨海新区，因为我是这个管委会主任，这个滨海新区现在大致有152万人口，它在主要的区域里呢，它的农民呢，大致有不到30万这么一个水平。但是我们通过我们现在居住在这个地方，我们的人均经济GDP相对比较高，孤立的来说，我们滨海新区人民的GDP现在达到15000左右，所以我们将根据实际情况，加快城市化的步伐，我们现在大概在5年之内，这个地方就基本实现城市化了。

　　主持人：整个地区都成城市化了。这个4亿人移民的问题谁来讲，中央政府有什么样的看法？郭先生你知不知道？

　　郭书记：具体的工作我不知道。但是中国的进展在不断加强。

　　王朗：这个只是中国的国家国务院，咱们国务院通过的一个中国人口发展的规划，提出来从2000年开始每年城市化率增加一个百分点，是什么意思呢？中国有13亿人，就每年计划13000万农民成为市民，但是现实实践发展当中，每年超过这个，大概平均是15000万农民转变了农民，也许若干年以后，会4亿农民成为市民，不是说现在，这是不太现实的，这是我的理解啊。

　　主持人：陈先生你用什么数字，在你业务规划中你怎么看？

　　(宣传片)

　　记者：作为一个市长怎么把你个人和社区发展的需求和中央政府抑制你很多中国高增长这个目标之间怎么能够协调起来？

　　(宣传片)

　　嘉宾：我们也没有办法，其他城市给的多一点他们可能到其他地区去，我们也向他表示祝贺，因为每一个人的情况不同，每个城市的情况不同，我们只能担99斤，叫我们担150斤担不了，前提是一定要符合这个城市发展的规划，前提是不能破坏这个城市发展的环境，前提是有利于个企业，这个城市长远的发展。

　　主持人：还有一个问题，陈市长，你作为一个商人，你怎么比较各个不同的城市，你不是到各个不同的城市里面去，比如大连、上海、广州，，你是不是利用这些城市之间的关系。

　　嘉宾：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必须要这么去选，刚才我提到了从企业角度看是这样，实际上好多情况下，我们在西方中讲，很多有朋友，有时候在很多的情况下，可能今天我给你这个陈市长很熟，大家有一些反应，我可能西安去的早一点，也有这种情况。刚才陈市长是在营造一个环境，他拉一个平台让企业家进来，他创造一个公平环境，企业家过来投资，是这样的。

　　主持人：我们还可以再问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就总结一下。

　　记者：今天我们有几千人来到大会现场，我想都是大家关心这个新兴市场发展的机会，新兴市场吸引了大家来参与这个市场，现在这个市场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选择了外资，就是在协调我们本地，本市经济成长很快跟外来发展的关系上，我们有哪些基本的原则，我想问问两位，谢谢谢谢。

　　主持人：一个人回答一个问题，我们想请郭先生先回答一个问题。

　　郭书记：这个问题我谈谈我的认识，实际上我理解你讲的就是自主创新和这个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大致是这么一个关系，我们是这样的。在社会主义这个市场经济体系这个建设当中，我们鼓励当地的投资者，鼓励国内的投资者，同时呢，我们也坚定不移的扩大对外开放，你比如天津就是这么做的。天津利用外资和国内的资金，大致各占50%，他们在天津的发展当中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比如天津现在外商投资企业有19000多家，实际我们利用外资达到了350亿美元，这些国外的投资者，他们在天津或者说在滨海新区获得了很好的发展，应该说滨海新区也是中国，当然我们和西安和其他地区都不一样，是中国投资回报率最高的城市之一。

　　主持人：这是最后的回答，欢迎我们所有的嘉宾，所有的到会人员。

　　(宣传片)

　　主持人：女士们，先生们，感谢大家出席这次会议，我们时间不多，我们想进行一个对话，因此就没有什么太多的发言，我希望大家在开展对话，因此就不会等到最后让大家提问，我们现在马上开始。首先我想按这个顺序开展我们这个会议，首先我介绍我们四位专家，我们有两位来自私营的部门，两位来自公共部门的专家，如果你们走错房间，走错会场，你们听到的是有关亚洲科技的力量，在这个话题之下，咱们应该实现微妙的部门，按这个平衡达成非常复杂，非常难，我们过去也有这样的情况，政府的指令确定一个部门的经济发展，还有一个情况，政府也不做任何的干预，因此这里首先我们想了解一下你们的想法是怎么样的，你们可以改变你们的偏见，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政府真的是应该完全放开不管，涉及到培育、科技行业发展的时候，政府完全撒手不管，这是你们所了解的国家，并不一定是中国，你们认为政府发挥完全的作用，来确定一个国家的科学的发展，我不是弱智，我知道你们可能是处于中间的位置，但是我希望大家公正一点，你们有什么想法，你们是赞成政府撒手不管，变成自由市场的发展，还是希望政府采取培育的措施，采取保护的措施，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现在请大家举一下手，如果你们更加认为政府更多放手不管，请举一下手。没有谁是中立的。如果你们政府认为发挥一定的作用培育市场的发展，举一下手。非常有意思，大家看到这个房间，他们好像听众更倾向于公共部门这两个专家，了解听众的意见以后，我想首先介绍一下万刚部长，万刚部长是中国科技部的部长，请大家热烈欢迎万部长。

　　主持人：如果你们需要听翻译的话，如果你们听不懂中文的话，你们可以把耳机选到一频道，那么万部长回用普通话来发言，是吧。

　　万刚：对。

　　主持人：我给你提的第一个问题是，就是刚才所说的这种平衡非常的微妙，你怎么能够有效的达到这种平衡，而又不至于破坏，导致很多新的企业家想法的心声？

　　主持人：你怎么达到这种平衡啊？

　　万刚：我觉得达到这种平衡有三个作用，第一个作用是首先提供服务，我所说的提供服务，政府应该在教育上支持，培养更多创新性的人才，第二个就是建设公共性的服务的为技术开发的基础设施和实验平台。我说的第三个服务，政府应该帮助这些企业在税收政策上，在它的发展上面起到一些作用，取得贷款等等。我讲到第二个作用，是政府要扶持特别是对新兴企业的发展，比如说在座的有很多的是IT企业。比如说在健康资源上，比如说在环境资源上，比如说在能源和节约能源和发展新兴能源的事情上。我想说的第三点政府对企业的发展有一个引导作用，特别是今天的中国，当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能源资源环境的制约瓶颈，已经对我们社会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制约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提出来应对气候变化的政府行动计划，来引导我们的传统工业来进行开发节能和减排的技术，引导我们的新兴工业做

太阳能，风能的利用。政府的作用首先为企业服务，第二企是企业需要的提供支持，第三是引导企业满足社会的需求。谢谢。

　　主持人：谢谢，谢谢万部长。我想再问一下您怎么知道在实现这些目标的时候，也就是引导来支持，您是不是走的太远，或者走的不够远，您怎么把那些科学的人才这样放到你这个部门，你做有关决定的时候不是过时的？

　　万刚：我们有两个措施，第一个在科学研究的时候，就是成果转化，实际上我个人认为，在成果产生的时候，就应该是大学研究机构和企业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政府支持的项目，以企业为承担的主体，以学校和研究机构和企业紧密的结合来进行开发。我认为同时我们在发展高新科技，大家科技有机会在大连参观高新科技园，我们在高新科技园有一个管理机构，他们在这些企业瞬息万变的时候，为他们提供财政支持，为他提供一些资源能源方面的服务，谢谢。

　　主持人：我想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英文)先生，他是日本首相的科学顾问。我们看到在日本在过去政府确实希望选择科技方面的胜利者，80年代高清晰度电视，这种做法好像没有奏效，政府怎么超越它的作用，您认为政府怎么应该能够达到一个更好的平衡？

　　嘉宾：至少在以前的方法当中，或者是大规模生产当中，还有相对主义，在那个时候日本做的非常的出色，因为这是符合当时日本人的思维方式，但是现在世界发生了变化，迅速的变化，不仅仅是亚洲在增长，并且技术也是成为了一种推动经济发展的一种力量，现在呢，首先就是投资于教育。这非常重要，因为必须创造出人力资源，但是大家不要忘了，10年以前我们谈的是人力资源的开发，因为看到一些行业的场所，但是现在我们更多的使用了这样的词，就是人力资本。因为就是赋予个人一种权利，可以开发出更大的全力，在谷歌就是这样的。就是什么样的教育才是关键。

　　嘉宾：第二科技方面的投资也是非常重要的，在科技方面的投资，我们能够为未来的科学家奠定一个基础。我们必须创造出新的思维，这也是这也是公共投资和私营部门的投资。把这种投资确定他的优先顺序，也就是说应该把它国家的实力结合起来，每一个领导人必须为确定自己国家的需求承担责任，比如社会的老龄话，在国家内部把这些问题确定优先顺序，除了经济发展以外，要确定这件事情的顺序。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全球性的问题，恐怖主义，因为大家都不知道有很多的不幸福的现象，还有全球变暖，资源的短缺，水方面的问题。我们必须有平衡，就是每一个社会呢，我们必须平衡，我们必须要应对这些问题，不仅是要处理国内的问题，并且对国际问题承担更多的责任，承担越来越的问责，我想这就有点像企业的社会责任。

　　嘉宾：这已经成为每个国家的核心价值了，就是说你为解决这些问题做出大大的贡献。

　　主持人：我想回到你刚才人力资本的问题，政府能够发挥作用培育人力资本应该怎么做？

　　嘉宾：日本重点大学都是封闭式的，我一直在大量的努力来让大学开放，尤其是本科的教育，也就是发放很多的奖学金，因为这种做法最终回产生回报的，因为给国外的学生提供很多的机会，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外地企业提供机会，对国家安全也能建立很强的基础，在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应该搞清楚多样性，从过去50年代到80年代，日本的系统效果非常好，因为在这个工业化的这个方法可以基于服从一致的基础上，现在也有一些抵触，我们现在的模式非常成功，这样我们的领导人说，他们想有一些改变以前的做法，但是也碰到很多的抵触，很多的阻力，必须不断的来讲这个问题来推动这个部长。

　　万刚：我曾经担任同济大学的校长，我有很多的认识，我认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变化，特别是在一个创新型的社会当中，我们需要学生的质量的变化，需要随着企业的需求和变化，所以也就是说在高等教育当中，作为政府在引导高等教育培养学生的时候，要让他们更多的有机会接触企业的发展。让更多的学生能够极早到软件公司去进行实习和锻炼。要让学生自己有创造自己实现自己的创新的这样的可能。这个是我们当前在教育上面特别是在面向企业发展的教育上面所需要做的改革。这并不是说过去不是这样的，而是今天社会发展的需要我们走一个新的模式。谢谢。

　　主持人：谢谢。我们还有两位来自于私营企业的都是来自非常重要的高科技的企业，您对于这种转型的技术也有很深刻的认识，我们首先把刚才讲的微妙的平衡这块谈完，请(英文)。

　　嘉宾：我们看待这个问题的角度呢，就是要转换我们的思路，认为在考虑有两个问题非常重要的，首先是相关性，第二是速度，那么就相关性而言，不同国家所面对的挑战是各不相同的，那么这样对于每个国家来说呢，那么对于他具有相关性的解决方案就是不一样的，对于美国、印度，或者日本具有相关性的东西，对中国不应该有相关性。我们首先要对于科技成果的转化，经济发展，所有这些方面找到适合自己的解答，关于适应性的问题。

　　嘉宾：第二个就是速度，比如说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教育非常重要的话，那么我们在解决教育方面的挑战的时候，能够以多快的速度来执行？速度主要是来自于想法的发明的，成果的转化，我们谈到人力资本，一旦对人力资本进行私有化的话，我们能够培养出足够多的学生，并且能够上非常好的公司，有非常好的工作机会的话，那这样也是说，在印度我们也是在谈到印度的教育标准还是不够高，因为印度的教育改革没有到位，那么商业化的速度是非常重要的，商业化能够带来速度，另外一个能够带来速度的就是基础设施，在这方面我非常同意刚才的说法，一旦我们建立起农业的技术设施，提高农民的产量，以及其他的基础设施的话，那么这必须要有政府长远发展的远景，比如以农业为例，首先你培育农作物的种子，才能提高产品。

　　嘉宾：很多活动呢，从风险资本的角度来说，那么政府它是说用的是纳税人的钱，他们做投资决策，这件事对于国家很有好处，他们会做这样的投资，但是他们一旦在做出投资之后，他们必须他自己当做风险投资者，必须用好每一分钱，有了这样的心态，有了这样的做法，我们实现适用性，也能实现速度。

　　主持人：你对印度的投资感到蚂蚁？

　　嘉宾：政府不做这些投资，我们要政府干吗？我们至少我们应该投票把政府选对，让他们做出正确的决策，而不是说我们绕过政府，那么政府做的不对的话，我们可以通过选举的流程把政府换掉。

　　主持人：在你工作当中，你觉得政府在哪方面起到了最好的作用？

　　嘉宾：在印度政府建立了发展的高技术区，并且建立了免税的政策，鼓励你投资兴业，建立了很多知识传统的中心，接下来对于高等教育的体系进行了私有化的改造，来进一步释放人力资本，所以说在创新思想产生的过程当中，政府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如果让政府做一家IT公司，就带来灾难，政府是一个孵化器。那么政府在工业园当中，你是不是体现他们对行业的倾斜呢？没有一个政府是完美的，他们有一些偏好。一旦做出投资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无论在生物技术，还是在IT当中，那么政府基本上，印度政府基本上是没有干预。我们也来看一看政府失效的地方。主要在适应性方面出现了一些时效，印度的农村经济，印度农村的供水做的怎么样，我们把各个行业一一做一个分析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在农村经济方面，应该得到更多的投资，应该有更多的商业化，这些领域是有待提高的。

　　主持人：那么下面轻何董事长，他是中信公司的董事长，刚才你也是提到其他人的介绍，从您个人的经历来说，在构建科技巨人的过程当中政府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你认为哪些方面有待改变，哪些方面还需要改变？

　　何董事长：刚才谈到政府的定位，即不能走向一个阶段不管，也不能在另外一个阶段的时候控制的非常严，什么都是政府来控制，所以这个平衡点确实是非常重要。那么从我们这个企业的发展，我们总部是在深圳，深圳是中国开放的前沿城市，所以发展的比较快。我觉得深圳这个环境，商业化这个环境呢，在当时80年代相对咱们国家其他城市相比呢，它就是比较宽松的环境。那么使得企业能够得到比较快速的发展。当然我觉得刚才我们这个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的领导，在这一方面的发言，以及多少部长万刚这三点意见我非常赞同。我们的平衡点究竟有没有问题呢？我觉得这个还是需要不断的进行调整，在中国很多的方面是吧，往往是从一个阶段走向另外一个阶段，以前是什么都管，后来就是更多的强调商业化，在很多方面，也不会能够使这个行业能够得到健康的发展。包括咱们有一些像医疗行业，那么完全可以说商业化成果的，老百姓会造成很多医疗方面的困难。教育方面也有这样的问题，强调教育的商业化。

　　何董事长：在我们高科技领域里面也有这样的问题，政府现在强调高科技的支持，孵化器，我觉得很多城市还是做的比较好，但是有一个敏感的问题，就是这个市场，就是说这种科技兴起的市场，我们中国、印度这些国家，应该说在这些方面相比于西方欧美来讲还是有一定的差距，这个差距的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应对，就是市场我们能不能倾斜，我觉得这是很关键的问题，在WTO的框架下面，每个国家根据自己的国情有一个战略性的统筹，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一个政府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也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

　　主持人：非常感谢何先生，那么下面如果大家对于政府以及私有企业的角色有疑问的话，请大家提问，否则我就要换一个话题了。

　　记者：我是从加拿大来得，我有一个关于气候变化方面的问题，想问各位嘉宾，因为现在在气候变化问题非常的引人注目，在前两天在悉尼正好开一个会议，在这之前也有一个(英文)理事会在这个会议上，大家谈了很多很多关于新技术解决气候变化的问题，那么很多人认为政府应该在这里面承担更多的责任，那么因为新技术我们即要考虑到这些技术发明人的利益，又要平衡公共的利益，那么今后在气候变化方面相关的这种新技术问题上面，政府有什么办法平衡这种利益关系呢？谢谢。

　　嘉宾：我先回答你的问题，关于这个气候变化，确实也是今天中国政府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可能大家还记得就是在6月初的时候，中国政府第一个提出来关于气候变化的方案，十天以后科技部正式宣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专项。我们将对气候变化的科学问题，气候节能减排的技术问题，能不能适应气候变化和防止灾害的问题，以及公共的宣传方面进行加大力度的投入。在上一个五年当中，中国在科技研究方面，在应对气候变化和节能减排已经投入了25个亿的人民币，在去年和今年已经投入了40个亿的人民币，在今后的三年当中我们大概要投入将近100个亿的人民币来解决，来攻克这些技术，我们支持新能源的开发，支持节能减排技术的开发和支持生物技术的开发和各种预防各种各样灾害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