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中日之间金融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的问题

　　经国家发改委批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和日本财团法人国际研修交流协会于5月29日共同在北京钓鱼台宾馆五号楼举办“中日金融论坛”。新浪财经独家图文直播本次会议。以下为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副会长樊纲先生给大家发表演讲。

　　樊纲：非常高兴能够参加今天的会议，共同来讨论关于中日之间在金融方面的交流、合作和共同的发展。首先在我讲主题之前，我先讲一点，我们都不要忘记金融是为经济和贸易的发展服务的，是建立在经济和贸易发展的基础上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现在谈论金融的发展、金融的合作，也要着眼于经济方面更多的合作、更多一体化的进程。之所以想到这一点，刚才日本协力银行的藤田丰明先生在演讲当中演示一些中日经贸关系现在新的变化，我觉得很有意思。刚才有两个图，显示中国和日本在第三国出口的重合关系，我们过去用同样的办法也算过这个图，我们那时候算到2000年，大概是你上一个图的情况，那种情况两个经济互补性很强，但是重合部分很少。2004年已经显示出重合部分很大，这就是经济学当中所说的，贸易当中所说的关于互补还是竞争的关系问题。我们一个基本的假设，因为这个问题涉及到贸易的关系，涉及到经济的一体化进程，涉及到自由贸易协议，涉及到AFD等等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上，通常的说法好象是两个国家有互补性，贸易会比较发展，这是我们通常的看法。两个经济如果是互补的话，确实有利于贸易的发展，但不一定有利于自由贸易的发展。因为两个经济差别很大，一方面一个国家集中在低端产业，一个国家集中在高端产业，双方都会担心是不是在不同产业里面被对方所统治，被对方所独占，独占自己的市场。因此在政治上会产生很多对自由贸易的反对。双方如果是竞争关系，看起来好象是双方的贸易摩擦会更多，但实际上如果双方都在共同领域里能够生产东西，都能够互相对对方出口的话，这种政治上担心被对方所占领某些产业占领的担心会大大减少。

　　因此，我们的基本判断，也想在这方面做进一步的研究，随着中日经济竞争性的加强，我们实现自由贸易的可能性反倒在加强，而不是在削弱。我们可以看看世界上真正实现自由贸易体的都是发展水平类似的国家，双方具有很强竞争力关系的国家，实践也证明这一点。这样一个逻辑不仅适用于贸易，在一定意义上也适用于金融，适用于金融的国际化和金融的发展。

　　金融的开放、金融的国际化大家所担心的问题也是，当你自己还在很弱的情况下，国际上的服务主要依赖于其他国家的金融机构的情况下，一方面国内的市场很脆弱，另一方面很难实现金融的全球化和金融的国际化。

　　讲完这一点之后，我想进一步再着重讨论一下关于中日之间金融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的问题。这个交流与合作应该是全方位的。今天上午各位发言人也谈到各个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我想着重讲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涵盖很多的领域，其中着重讲一下前面几位发言人没有多涉及的一些问题。

　　交流与合作第一个重要的领域是银行业的发展。尽管我们这两个经济体都面临的问题是银行太大，资本相对比较小的问题，银行业如何能够健康的发展，如何能够提高效力，如何能够真正起到真正起来的作用，这是我们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我们中国作为后来者，特别关注日本在银行业发展中的各种经验和教训，包括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如何清理坏帐，如何改善银行的治理机构，如何使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能够达到国际安全的水平，如何改善银行的监管，在这方面我们有很多值得交流和进一步合作的事情可做。我不想多讲，这个问题确实应该是很重要的问题。

　　第二，证券市场，我们的资本市场发展的问题。在这个领域里，中国也是一个后来者，日本股市的发展，证券市场的发展，尽管在日本的同事来看比起西方的国家仍然不够发达，但是对于中国来讲，日本已经有很长的历史和很多的经验教训，在证券业监管的问题上，在对待各种信息披露和信息对称的问题上，特别是最近十年来，日本方面的发展对中国具有重大借鉴的意义。在资本市场发展的问题上，我们中国也面临新一轮的发展，前几年我们对资本市场进行重大的改革，前几年资本市场和

股票市场有很好的恢复，现在是高增长，甚至是超常增长的发展阶段，资金正在从银行流向股市，中国在财产市场上也面临新的风险。在这个问题上，日本如何对待财产泡沫，日本如何在对待财产泡沫崩溃之后所产生的各种问题，这些对于中国来讲也是重要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经常会提及日本十几年前，在七十年代、八十年代证券市场、财产市场发展当中的各种经验教训，讨论90年以后日本财产市场发展的各种经验和教训。

　　在这个问题上，我想特别强调一点，这是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在刚才我听日本各位同事讲的时候也涉及到这方面的问题。我们资本市场也许作为一个后来的资本市场，比较强调终端的一些问题，比如股票市场，往往会忽视在股票市场这个资本市场之前的资本运作的机制和一些市场。比如债券市场，这也是中国迄今为止没有得到大力发展的问题。再比如说，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通行的，而且很大发展的私募基金、产业基金这样的投资形式，至少在中国现在是十分欠缺的。这一轮的发展在中国为企业融资的，除了少量中国的有些风险投资，中国的风险投资的发展还是得益于上一轮的IT泡沫，因为IT的发展凸显了风险投资的作用，因此我们学了很多最先进的东西，这些风险投资、种子基金的事情。但忽视的一件事情是在风险基金到资本上市，企业上市之间，培育着企业成长，而且伴随着企业成长的私募基金的发展，迄今为止中国几乎没有自己的这方面的基金，特别是产业基金，投资于各种产业、实业的基金。这个也是我们亚洲各个经济体面临的各个问题，在亚洲有些共同体已经很发达，日本也有很多这样的基金，但是比起西方市场经济的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更多的借鉴它们资本市场整体的结构。而不是仅仅看几个部分，而要形成多层次、多领域的资本市场。这样资本市场才能更加均衡，也才能更加健全，发展起来才能更加健康。

　　中国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资本市场的开放问题。这个问题还是有一个很漫长的道路要走，因为资本市场的开放，不仅仅是资本市场的问题，涉及到法制的结构，涉及到法律的体系，涉及到公司的治理机构、《公司法》的体系。如何保证，加上监管，加上各种金融的管理。因此，中国的资本市场开放问题国际化和全球化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中国资本帐户是不能能够开放，资本的自由流动是不是能够开放，这个要求资本市场具有很高的防范风险的能力，才能够使它起到更积极的作用，而不是带来更多的风险。

　　今年是亚洲金融危机十周年，亚洲金融危机给我们重要的教训，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使金融市场的开放、资本市场的开放和我们国内的各种体制的建设和发展能够相适应，能够相互兼容。尽管这样，中国也在逐步的开放资本市场，包括我们现在做的外国合格投资者在中国的发展，最近跟美国签署的外国证券公司在中国开展业务的问题。还有中国国内的合格投资者在中国境内融资，到国外投资的试验，正在展开，在这方面也有大量的问题需要交流和合作。

　　第三方面讨论的问题是货币和宏观政策的协调与合作问题。这个问题也是我们这个地区，刚才讲了10+3经常讨论的话题，这个话题也是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我们所共同讨论的话题。如何加强亚洲各国，特别是主要经济体在日本和中国之间加强政策的协调和政策的商讨，对于我们各自国内的经济、地区的经济甚至全世界的经济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利率问题、

汇率问题上、货币流动性过剩的问题上，各自的中央银行有各自的独立性，如何相互经常的进行磋商，经常的进行交流，然后能够共同面对在我们亚洲市场上所面临的共同问题，这是摆在中日之间和亚洲地区各国之间一个重要交流合作的领域。

　　与此问题相关是第四个问题，就是地区的金融体系方面的合作与交流。有了这个交流，在这个领域上在制度上有了交流和合作，也是我们在政策方面加以交流合作的基础。在地区金融的问题上，我想最近的几次10+3财政部长和人民银行行长之间的会议，特别是4月份清迈的会议和藤田丰明先生提到5月份在东京的会议，对这方面已经有较大的推进。特别是在清迈协议的基础上加大由一揽子货币所支撑的债券市场的发展。各种货币之间相互的合作，各种货币体之间相互的合作，运用亚洲货币单位这样一个概念来作为我们汇率调整的参照系等等，这些方面已经获得一定的进展。我觉得这也是中日之间相互协调、相互努力的结果，推动这方面合作的结果。

　　在这方面经济学家、金融家和一些政策部门也在进一步积极探讨，我们也经常会遇到这方面的问题，也在进行积极的探。4月份中、日、韩三国在日本开了第二次所谓“名人会”，美方有10个不同领域的人士参加，其中经济和金融方面我们有一个小组，日方是日本前财政部的政务官，韩国是世界研究所的SAKON先生，中方是我，我们三个人这次作为小组向整个大会和三方的政府提出我们自己的小的建议，几点的建议，包括加快发行由一揽子货币为单位的亚洲债券的发行，提出积极探讨和发展各国货币储备、外汇储备之间相互的合作和协调。比如，10+3各国拿出一定比例的外汇储备成立一个金库一样的，类似资金的基金，两个功能：第一个功能是在平常利用一部分的资金来进行对亚洲地区的一些发展项目，比如湄公河发展项目、图们江发展项目、全球变暖的项目、环境保护的项目进行一定的投资，共同用这笔资金。另一个功能是应对国际市场上金融的风险，应对我们这个地区金融波动时候的风险。这个问题应该是摆在我们面前重大的问题，特别是中国和日本之间重大的问题。我们两国现在是世界上外汇储备，从单个国家来讲是最大的，尽管我们这两年外汇储备的增长还不是主要的，刚才说的石油国家，石油生产国是外汇储备增长最快的。但毕竟作为两个大国，我们中国有12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日本有将近9000亿美元外汇储备，整个亚洲地区现在有3万亿以上美元的外汇储备。怎么把这笔储备用好，这是我们的问题。

　　刚才说，去年我们是超过日本，是最大的外汇储备国，从GDP比重来讲我们是最大的，但是从人均外汇储备来讲日本还是最大的。对我们来讲，如何使外汇储备，我们这个地区的外汇储备对我们各自的经济作出更大的贡献，对整个地区的经济稳定做出更大的贡献，确实是值得探讨和进一步研究的重要问题。我们学术界已经开始探讨所谓亚元的问题，确实这方面的讨论越来越多。去年7月的时候一批欧美学者加上一大批亚洲的经济学者在意大利的一个小镇Benlajeo开了五次的研讨会，这是什么地方呢？这是当年欧元发起的地方，50年前一批学者，包括蒙代尔这批人在这个小镇上提出欧元的概念，50年后欧元得以实现。与会的这些人一直也同意，亚洲要实现亚洲的货币，至少需要50年的时间。但是，大家的分析当中一个共同的愿望，或者共同的结论，亚洲各国确实应该加强在货币体系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在货币政策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在具体的货币单位的形成，外汇汇率的调整与一揽子货币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亚洲地区一揽子货币单位的关系，对债券市场、地区债券市场、各种货币市场，这些具体的事情对我们亚洲的发展是有好处的。而在这个领域里，中日作为两个最大的储备国，对于地区方面的发展，承担着重要的责任，而且双方的交流与合作会对这些领域产生重大的影响。

　　在这个问题上，我个人的观点实际上涉及到另一个问题，也是我们地区合作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当中，我们中日的学者、中日的经济实践家们、金融界的实业家们、政府有关的部门，我觉得应该更多的交流、合作，推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发展。为什么讲这个问题呢？我们两国都是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一定意义上的受益者，也是受害者。中国现在面临的升值问题，20年前是日本面临的问题，是美元压日元升值的问题，20年后成了我们的问题。美元压日元升值之前是什么问题呢？是尼克松振荡美元和黄金脱钩的问题，是美元和马克的问题，而这些问题说到底都是现在以美元为本位和黄金脱了钩，以美元为本位以一个国家的货币为本位的货币体系，也就是所谓的布雷顿森林二体系所面临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美元总会越发越多，美元总有贬值的倾向，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外汇储备的问题，60%的美元在美国之外流通，使我们大家面临对美元的风险。而这个体系已经是60多年的体系，迄今为止仍在运行，70年代、80年代给日本带来很大的问题，现在对中国带来很大的问题，也许过几年对印度带来很大的问题。而这个充分的表明我们现在在全球化在发展，但是我们全球的治理结构、全球的公共品的提供，货币是个公共品。我们想想欧元及欧元是不能由欧洲每个国家发行欧洲，必须成立一个欧洲的中央银行来发行欧元，这样欧洲货币体系、金融体系才能稳定。而这样一个公共品的供给现在出了问题。我们现在在讨论人民币的问题时候，每天都在参照、每天都在学习、每天都在回顾日本当年的经验和教训，日本货币国际化、日元升值贬值、日本当年的双顺差到单顺差，日本的资本向外流动等一系列的经验教训，一系列的做法和一系列的历史进程。而这个历史进程是我们目前情况下是直接的经验或者教训。

　　同时，反映出一个问题，我们实际面对的是非常类似的问题，有不类似的地方，是中国的问题更大。我们现在回顾当年八十年代的时候，八十年代尽管日本的出口竞争性越来越强，但是日本当时的蓝领工人的工资已经相当于美国蓝领工人的工资70%到80%，而中国现在蓝领工人的工资相当于美国蓝领工人的工资低30到50倍。我们面临的问题可能更长，所以我们对这样一种国际货币体系，我们所面临的风险可能更大。随着

中国经济的增长，随着我们跟世界贸易关系越来越复杂，我想各方面的风险也会越来越加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一方面要加强跟各国金融方面的交流与合作，特别是跟亚洲地区主要国家，特别是日本的合作，同时我们作为亚洲国家发展起来之后，也应该对世界的体系提出我们的看法。

　　我个人对亚元持保留态度，欧元再大，欧洲经济体再大，发展起来之后只是全球GDP的四分之一，而亚洲现在已经是全球一半以上的人口，如果50年后亚洲的GDP会是世界50%以上的GDP，50%以上的GDP不是地区性的问题，一定是个国际性的问题，必须在国际体系的改革当中来思考地区的利益和地区的发展。因此，欧元为了减少美元的风险自己搞一个，但是它四分之一可以是相对独立的，而我们如果是一半以上的话，再加上欧元已经是四分之一，我们再加上50%，就是百分之七八十的比重，我们不讨论国际的问题，解决不了区域性的问题。所以，这是亚洲的国家，或者亚洲的崛起之后，我们还有10+3，东南亚各国也在发展，印度也在发展，这些国家发展起来之后，从道理上讲，国际的这些治理结构和国际的管理体系应该发生一些变化，应该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当时以西方一些主要国家为主导的体系，逐步的向一些更加多元化体系的发展。在这个问题上，不仅仅是金融方面的问题，是整个全球化所共同面临的问题。

　　在这些问题上，日本现在是第二大国，中国现在也是越来越大，将来不久也会更大，如果发展的速度持续下去的话，在这样发展的背景下，我们两国的学者、官员和业界方方面面的人士更多地交流、更多地合作，在国际事务中、在国际的治理结构当中提出我们的看法，这也是我们对全球化另一个贡献。我就谈这些，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