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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下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分论坛实录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5月26日 18:11 新浪财经

  由复旦大学主办的“上海论坛2007”于2007年5月25日至27日在复旦大学举行。此次论坛邀请世界各国著名学者、政要及商界精英300人与会。新浪财经独家视频直播本次会议。以下为上海论坛2007全球化下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分论坛实录。

  陈学彬:我们今天也四个发言人,但是现在钱小安教授到现在还没有来报到,我们先按照这个顺序,我们每个人发言的时间是20分钟。下面有请胡永泰教授发言。

  胡永泰:

  谢谢复旦大学邀请我来参加今天的会议。

  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到2040年就会成为像英国一样的大国家,而到2010年单单一个印度起的量就相当于G6组织,排除美国。中国的崛起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很多人都说中国这个新力量的崛起对世界来讲并不是好消息,他们都以德国、苏联20世纪上半叶的经历为例,来证明他们的观点,这就是悲观的看法。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其实在20世纪崛起最快的国家应该是美国。事实上尤其在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已经基本上成为独霸全球的国家。中国的崛起其实就像美国的初始的崛起一样。但是中国的崛起背景跟美国崛起的背景是不太一样的,现在世界上有更多的大国。而且相对来讲中国的竞争对手也越来越多了。

  日本,应该说已经相当的发达了,奥林匹克运动会已经成为世界大国之一,但还不是联合国安理会的理事之一。竞争的舞台是非常拥挤的,竞争性是很强的。另外还有印度的崛起也会对中国造成一定的竞争。事实上这就需要我们重新组建我们的国际组织,甚至要对我们的国际组织进行改革,比如说IMF,需要进行“减肥”,要裁减冗余的人员,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

  中国在2040年要实现在美国这样大的经济量,需要什么样的背景和条件呢?目前来讲中国发展的非常迅速,在过去几年当中远远超过的很多的国家。但是一旦问题发生的话,就会出现很大的危机,它可能出现三个方面的危机,一个是硬件方面,就是几个经济方面;第二个是软件方面,也就是管理机制方面。在硬件方面比如说银行体系的崩溃,可能就会出现在美国1929年时候的危机。第二种问题就是所谓的撞车,大家都已经在拥挤的空间里面相互之间搏空间,这就会导致很大的问题,主要是跟社会政策有关系。因为中国经济发展这么迅速,同时也导致了社会的不平等性,可能使得社会不稳定,而导致经济不能够稳定的增长;第三个就像汽车汽油不够的情况,也就是说缺乏增长的发动力量。比如说一些国外市场的保护主义限制了中国的出口,这是很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另外还有缺乏发展动力的一个例子,中国缺乏天然资源了、缺电、缺水了,在接下来的演讲当中我会集中在第三种缺乏动力上面展开。

  在硬件和软件方面的问题,中国政府还是有能力去处理。因为他完全可以借鉴在全世界其他地方发生的问题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所以作为中国政府来讲只要看看其他人是怎么做的就可以参考其他人的做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银行出现问题,就对银行体系大刀阔斧的解决一下,应该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

  在2006年的会议上,他们指出中国政府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和谐社会,其实就是说中国政府更担忧的是刚才讲的软件问题以及缺乏发展动力的问题。看看所谓的软件问题。1990年的时候中国应该是一个很不自然的,或者很不天然的问题,也就是说世界上有尽一半的人口没有能够参与到这个全球经济整合的过程当中,后来印度首次打开这个市场。1992年邓小平南巡也打开了中国经济的大门,这样一个过程也就意味着全球劳动力市场上的供应增加了一倍,因为中国和印度经济的开放。如果中国、印度和一些苏联的国家加进来的话,大概将近有几十亿劳工人口的进一步增加,中国就可以增加14亿人口。所以美国的工资增长并没有跟上美国GDP增长的速度,因为劳工的供给增加了。

  实际上人们很担心中国这样的崛起是造成美国失业率增加的一个原因。其实我是不这么人为的,只不过是碰巧而已。事实上不仅中国在崛起,印度也在崛起,另外还有技术的发展也使得人们的工资无法快速增长,所以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比如说我刚刚在开始工作的时候,我们的办公室里面只有三个人,这三个人全职工作做什么呢?就是复印制,印一个复印机的按纽就可以打印出来。另外我们还有一个人是专门做通信员的,因为我们当时还没有像电子邮件这么先进的技术。但是现在有了技术的发展很多人就变的冗余了。当然有了一些职位是无法替代,比如说会计师等等,但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职位都可以为技术所替代,而且现在有关像印度市场、中国市场人工便宜,所以很多美国公司都把他们的服务外包到印度等一些发展中市场上,比如说菲律宾和印度。这些因素的综合导致了人们的工资不能像GDP增长速度一样高。

  美国的应对措施就是开始进行一些结构的调整,他们向台湾、韩国、日本去进口一些产品。但是这些国家都是美国在冷战时期的联盟,所以比较愿意跟他们进行相应的调整。

  现在在很多国家都有推崇自由贸易的倡导者,谁是最相信自由贸易呢?就是经济学家,就是像我们这些人。但是这只是一个理论,只是我们在象牙塔里面的看法,事实上有很多人都是保护主义的。事实上有一些人操纵的一下他们理论试验的结果,说只要我们编一些假设条件就会发现所谓的自由贸易是对发展中国家有利,对发达国家是没有利的,事实上有一些发展中国家自己也反对这个自由贸易。而倡导自由贸易的人相互之间也在分裂,不是说因为他们观点不同,而是因为他们看到像美国他们的工人工资受到了各个方面的挤压并没有上升,所以他们也担心这样的问题。

  在美国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了,放弃自由贸易的迹象,美国一直以来都是非常强调贸易的自由化,事实上它越来越反对多边的自由贸易,而更赞成双边的一些贸易协议,比如说它和韩国就签署了双边的贸易协议,而中国确实希望能够维护他们以及从中受益的多边贸易体系。所以在这两个国家之间立场不同,就有可能发生这样一种贸易战,而贸易战就有可能对世界上其他的国家。

  另外还有京都议定书,事实上中国是二氧化碳最大的排放国。美国现在不愿意接受这个所谓的京都议定书,他们提出了一个超级京都议定书,也就是说他们要创造一个新的国际机制来保国际环境。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加强国际组织、国际机构的作用,进行相互之间的协调,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避免各国之间的冲突,避免对我们环境造成进一步的破坏。

  我们看看中国,中国的气侯变化也是相当严重的,比如说中国的降雨量在过去几年当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更多的降雨量在南部,北部很容易出现干旱,南部很容易出现涝灾,现在可以常常看到南方的人穿着雨鞋在水里走,因为南方很容易发生涝灾。但是中国整个国家还是非常缺水的,但是现在就没有办法在南北之间实现水的流通。现在中国正在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我们再看看中国的经济方面。中国的气侯变化也会影响大全球的气侯。比如说西藏高原现在也在因为气侯变暖而发生微妙的变化,这也会影响到全球的气侯。现在很多河流都已经干涸了。而中国西藏高原上的很多水是流向印度、流向南亚的一些国家。这就是我所说的中国事态问题对国际影响。

  那么印度现在也在缺水,它的情况也会影响到国际上的整个大局面,实际上在五年前印度就已经开始缺水。那么因为缺水造成对水资源的争夺也会影响到各国发展的前景。刚刚我讲了有两种缺乏动力造成的问题,一个是生态方面的影响,另外一个就是保护主义的影响。针对这个保护主义,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相应的措施呢?这也是我们讨论的主题。一个就是经济一体化。我们现在必须要实行经济一体化。因为我们受到了外界的压力,欧洲大概作为一个整体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压力,美国也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有足够的力量和其他的族体进行对抗。

  如果你相信这个财富是通过劳动分工而产生的,我们就应该采用像前面都讲了东盟加三区域性的组织,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才可以使我们的优势得到最大化。另外讲到经济一体化,我们还需要实现这样一个货币的一体化。其实如果我们不能够实现货币一体化,基本上我们就不能实现经济一体化。因为你所谓的不能实现货币一体化,经济一体化就只是一张白纸。

  我们可以看一下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在北美自由贸易区当中因为没有一个通用一体化的货币,那么其实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实现自由劳工的流通。我们看自由贸易区具体的一些财务数据,美国是北美自由贸易区的主导力量,我相信在未来也会如此。美国的贸易政策肯定是针对自己国家利益而制订的。欧盟,法国、德国、意大利他们的力量基本相当。相对来讲他们就是比较平等的发展。

  再来看看亚洲,日本是目前亚洲最大的经济体,中国未来会成为亚洲最大的经济体。中国会不会像美国一样在未来执行货币政策时候只考虑到利益,还是说考虑到整个区域的利益呢?我觉得像美国那样的结果是比较可能的。所以利率的一体化协调、合作还有货币的一体化、合作,虽然都是很重要的,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贸易的一体化。这是我的观点。谢谢大家。

  陈学彬:非常感谢,让我们有请Robert Dekle教授。非常感谢胡永泰提出的一些建议对策,由于有一位演讲者,他没有来,所以说我们每一个演讲者可以延长五分钟。实际上你还有一点时间。

  Robert Dekle:

  这是我和另外一个教授完全的论文,我是来自美国加州大学经济系,在完全我的演说之前,我想把我的论文跟其他的论文区别开来。

  我们学习的是关于增长经济学,增长经济学一般来说是基于历史的一种研究,我们也看看中国到2003年以来的增长研究。我们在这些研究中都认为中国的整体生才率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这是因为国外的技术被引入到中国来。

  我们有一个模型来解释中国的增长。我的合作人也是一个宏观经济学家,我们在一个封闭型的经济体做这个研究,就假设中国跟外界没有任何交流。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封闭的模式来研究中国的飞速增长,也就是说你不需要一个完全开放的经济,中国靠自己的内需和消费就能够实现惊人的增长,中国的经济是可以自我持续的。这是我们做的一个假设。

  对于中国来讲,未来的增长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并不是贸易,也不是外国直接投资。而是要利用外国的先进技术,也就是说中国他现在在完成一个追赶的过程。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的每年增长率都达到8%到10%。这样的一个增长它的来源是什么。并且这种增长它能够持续多久,我们做了这样的研究,我们把中国的经济增长和人均GDP的增长做了分解,从1978年到2003年。我们把它分成农业、公共领域、私营领域、我们发现TSP,也就是整体要素劳动生产率最大的贡献来自私营领域。

  第二个最大的贡献者是劳动力的再分配,从劳动生产率比较低的农业领域转向更高生产率的非农业领域。我们看一下数据,我们用了杨教授的方法来修改了中国统计年鉴中的数据。与中国的官方统计相比,我们经过这样的调整1978年到2003年中国的GDP增长比官方数据会少1%到2%,但是它的增长还是非常大的。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到劳动力雇佣的情况,这反映出中国从一个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

  大家可以看到。农业领域下降了3%。也看到私营领域的增长非常快,从1986年的几乎是零现在已经超过了公共领域,所谓的公共领域就是国营企业等等。跟巴斯沃的不一样,我们分为农业领域、非农业领域、然后是私人领域、公共领域,我们进行了这样的分解,那么其他的论文和研究,它的分类跟我们有所不同。一般是分为农业和非农业,或者是公共和非公共领域。做了这样一个会计分析之后,我们看到整体产出的增长。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幻灯片),坡度,这个坡度的增长率,可以看到在1980年这个坡度的增长率有所下降,但是今年又加速了。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空间代表在每个领域的产出,农业的产出是黑色的。他的增长有一定的幅度,私有领域是白色的,它的增长极其快。

  最后一个是公共领域,它的增长也是比较持平的。

  让我们看看不同领域的劳动生产率。可以看到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不大,私人领域的劳动率提高很快。公共领域增长不快。这是我们所做的增长会计研究,我们有每个劳动力的整体产出。我们再看一看公共领域的增长率和私营领域的增长率。让我们看看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差距,最后一个等式的末尾是代表农业和非农业领域的差距,同时我们也按照美国劳动力他的产出做了一个分解。也看到按照人均劳动力所得到的产出增长率,同时我们也看到整体要素生产率的数据。1978年到2003年之间,通过了用杨教授的方法做的会计条件。得到了这样的年增长率,整体的产出是8.4%,整体劳动力的增长是2.5%,人均劳动力的增长是5.7%,劳动增长生产率2.5%。然后我们用了这样的一个增长会计研究来做进一步的分解。看一看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所带来的贡献。同时我们也把这些数据分别进行了分解,最大的贡献者还是私营的增长,因此这些增长不是来自于公共领域。

  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农从业领域向非农业领域的转移带来了生产力的提高。前面我也给大家看到,中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仍然很低。因为资本不够,技术也不先进,所以他的劳动生产率很低,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劳动力不断的从农业领域样非农业领域转移,这样也会提高人均劳动力的产出。因为你把劳动力比较低的产业的里面的劳动力分解出来了。

  我们在私营领域和公有领域做进一步的分解,我们可以看到公有领域吸引了很多的资本,国营企业和私有领域吸引了很多的资金。它的增长是1.27%,那么公共领域的整体要素劳动生产率其实是很低的,几乎是略有负数的,是负0.06%。然后我们也在私有领域的劳动生产率做了分解。可以看到人力资源生产率是是低于私有领域的。但是私有领域有很多的进步,因此私有领域的劳动生产率是高于公共领域,达到了1.47%。

  因此我们把这三个领域的增长渠道进行分析,发现进一步的资本投入、教育、整体要素、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是所有这些增长的源泉。我们做了2020年到2040年的预测,假设从2020年到2040年每一年的劳动力增长是4.3%,假设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有所调整,劳动力在中国并不是一个问题。我们假设人力资本的增长是0.5%,那么资本劳动力的比例在农业领域是2%,公共领域2%,私人领域4%。那么我们再看看一些内生的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本对劳动力的比例会发生变化,根据我们的模型。

  让我们再看看整体要素劳动增长率的增长。我们做了一个假设在中国的经济中,未来的50年中国整体要素劳动生产率会接近美国和日本的水平。如果我们做这样的分析,会发现从现在到2020整体的产出增长率是5.8%,从2020到2040年是5.8%,这些都来自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很少来自于劳动力的增加。同时,我们看到劳动力的重新配制是2.1%,还是一个比较高的数据。农业和非农业的数据也可以看到基于这样的增长率,我们认为中国到2020超过日本,到2040年或者到2050年经济会超过美国,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估计是比较准确的。但是我们跟另外的一个研究主要区别也就是我们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并不需要外部的因素、并不需要外部的资源,中国可以依靠自己内部的因素来实现这样的增长。

  加减3%是一个整体,我给大家两组的数据,一个数据是整体,一个数据是人均,我所做的结论就是中国靠自己的投资储蓄就可以发展足够的国内需求,就可以支持中国这样的经济增长,可以支持飞速的增长。这就是我想做的结论,我们的模型也可以指出这样的结论。但是中国需要内省的TFP的增长,也就是内生要素整体劳动力的增加,很难得到TFP,中国虽然可以靠自己的投资来实现实心增长,但是这个TFP没有国际接轨就不能实现TFP,一定要参加国际贸易和外商投资才可以得到你的TFP,我们也可以从过去的研究发现中国的经济增大很大的来源是TFP。

  陈学彬:非常感谢Robert,下面我们请另外一位Robert做发言。

  Robert Lensink:

  大家好,我是来自荷兰皇家格罗宁根大学经济系。我这里跟大家讲述的是我们和其他的大学学者共同研究的结果,很遗憾他们今天没有前来,我自己谨代表他们做一个演讲。很感谢主办方邀请我参加会议,并且让我在这里做一个演讲。我做的演讲主要是关于中国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我毛茶的是1992年到2004年的情况。首先我给大家讲一下我演讲的主要内容,时间有限我做一个很简单的介绍。首先我会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论文的目标。然后回顾我们说使用的文献,然后讲述一下中国的金融改革,我觉得可能在座的可能比我更了解中国的金融改革,我说一下我们的数据、方法论,再介绍一下我们测试的结果,最后做一个总结。

  首先看一下我们这个论文的目的,其实我觉得论文本身的名称已经非常的清楚了,我这个论文主要就是要考察一下中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我们在这里主要考察中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比如说金融发展是否会促进经济发展,或者说经济发展会促进金融发展,我们都知道。有很多的论文都是关于金融发展、经济发展的。也有一些中国以外国家的文章是讲中国的,所以我会讲我们这个论文的特别之处在哪里,这样大家可以区分我们这个论文和其他论文的区别。

  我们论文的创新性只关注一个国家——中国。有很多其他的论文都是比较了不同的国家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这种跨国界的比较是你没有办法很好的控制各国特有的问题。尤其像中国,中国整个机构制度都和其他的国家不一样的。这个论文的另外一个特点我们使用了非常先进的一些计量经济学的技巧,我这里不会非常详细的介绍所谓的计量经济学的技巧是什么。不过我会介绍一下时间序列的方法还有协整分析的方法。我们这里所使用的技术还是相当先进的。

  我们论文的另外一个特征就是我们不仅仅考察了金融发展还考察了经济发展。很多的论文只看了金融发展的规模,而我们不仅仅看了这个规模,还看了金融发展的深度。就是说金融行业的规模以及它不同的细分的发展,比如说银行业的发展、股票业的发展,对国家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很多论文只看了总的金融发展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关系,但是没有具体细分到银行和股票市场的影响。所以在我们的分析当中还包括了对股市的分析以及它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我们来看一下当前的文献,其实三十年代的时候就有一些相关的分析方法论。在90年代初,关于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已经有了很多的文献,但是很少有文章真正有一个稳健的理论框架。在90年代的时候整个理论研究也发生了比较大的变迁。更多人开始关注用理论的一些技巧来分析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人们也开始更加注重实证方面的结合。从90年代初期开始,就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做了很多计量经济学上的研究。有很多都采用了这样一种方法论就是跨国家的分析,把金融的发展作为一个独立的变量。现在这种方法论还在得到很广泛的应用。当然在90年代的时候这个方法论已经越来越精密了。这些问有个共同之处,就是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有一个因果关系。采用这样一种跨国界分析的话,几乎所有的论文被认为金融发展会导致经济发展。其实像我刚刚讲过的,这种方法有一个问题,没有考虑到不同国家的差异之处。

  从90年代初期出现了一些其他的论文,这些论文就特别强调各国特有因素的影响,这些论文采用的另外一种方法。用了时间序列的研究法。其中研究一个国家,在我们论文当中我们采用了第二种方法论。如果你看了论文的结论会发现,有一些有显示了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但是有一些论文也显示并不一定存在因果关系,两者有可能是同时发生的。那么这些论文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显示出,我们不可以简单的把金融发展跟经济发展的关系笼统化、概括化。

  在说我们的研究结果之前,我先来介绍一下中国的金融改革。在七、八年前,中国的金融市场,比如说银行业是由政府控制的,当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股市,这是七八年前可以说金融业是受到压制的。在七八年之后银行业开始改革,金融市场、股票市场的改革以及其他领域的改革。我这里把银行业的改革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79年到1993年,这个阶段中国成立了所谓两级式的体系。七八年年银行是单一的体系。比如说人民银行是中央银行,监管下面所有的贷款机构。在这个改革之后中国人民银行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央行,慢慢的出现了一些国有的商业银行。

  第二个阶段就是,银行的商业化以及中央银行的独立,也就是说中央银行它更加独立、更加专注于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对商业银行的监管,这是1994年到1997年。在1998年到2001年就关注不良贷款的管理和金融的改革。那个时候不良贷款数量比较大,银行就开始大规模的注资,不断的补给他们的资金。第四个阶段从2002年到今天,就是金融行业的开放和私有化。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银行行业应该说已经越来越开放了。中国的银行界很快就会全面打开。

  我们来看一下股票市场的改革。中国股市的发展应该说是中国金融改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这里面要提到几个重要的转折点,在1990年的12月和1991年的7月,上海交易所和深圳交易所正式成立。是A股,A股只能是由中国国民投资的,2001年2月份的时候国内又推出了B股,B股原来只是针对外国投资者,现在国内投资者也可以开始购买B股了。还有H股,H股是在香港上市,还有N股是纽约上市,还有在新加坡上市的股票。中国的股市在这段时间内取得了快速的发展,在八十年代的时候还只有几家上市公司,到2003年已经有1287家公司上市了。在过去几年当中上市公司的数量就更多了。

  我们考察的是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我们用的是什么样的衡量指标呢?我们用GDP衡量经济增长,金融方面我们使用了三个指标,一个是M2的GDP,来衡量金融行业的规模,这是传统使用的一个指标。当然这个指标有一个问题,没有考虑到债务的问题。只是讲了整个金融行业的规模,但是并没有考虑到里面细分的问题。因为这个原因我们还使用了其他两个指标,一个是国内银行信贷和GDP的比例,这样我们可以看到银行发展的程度。另外我们也使用了上市股票市场价值与GDP的比例,这可以帮助我们衡量股票市场的情况,我们使用的是季度的数据。因为考虑到股市的发展,所以我们才只从1992年到2004年的数据。

  使用的方法论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使用的是Granger非因果关系的分析方法。也就是说通过调整变量来看这两者之间到底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我们分析在假设静态的,我们还采用了VECM模型了。前面的非因果关系的假设是静态的,所以我们就用协整的方法还有VECM的方法进行补充。

  我们来看看我们研究的结果。这里就不详细介绍方法论了,大家可以去我的论文找详细的信息。我们看一下这个结果。有两个结果,第一个结果是关于长期的关系,就是模型当中不同变量之间长期的关系,第二个结果是关于因果关系,我们因果关系是看长期因果关系和短期的因果关系。看了银行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发现它们之间是呈正态关系的,但是我们却没有看到股市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就是说两者之间没有关系。事实上股票的发展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一个负面的相关关系。两者的发展方向是相反的。长期而言是没有关系,就短期而言有一个负面的关系。

  再来看一下因果方面的分析,可以分为长期的因果关系跟短期的因果关系,我们还使用了弱外生性的检验。发现短期而言两者之间基本上不存在因果关系,就是股市和经济的发展。再看一下长期的因果关系时,发现股市的变量与整个宏观经济体系来讲是存在弱性的外生关系。也就是说这个股市的发展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基本上没有扮演什么角色。当然了,在银行业的发展是和经济发展呈正态相关的。银行业的发展的确影响到了经济发展、金融发展,但是股市是不一样的。

  最后做一个总结,我们论文的目标就是考察经济发展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所谓的金融行业的发展包括金融深度、银行业的发展和股市的发展。我们研究发银行业的发展和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之间之间的确存在长期的正态关系,但是股市的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

  这里面要指出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研究发现银行的发展和经济发展、金融发展之间存在一些关系,和很多的研究结论不一样,现在中国很多的银行是国有的,它们的发展会影响到中国整体经济的发展。另外一点有个比较奇怪的结论,股市和经济发展没有关系,短期甚至是负面相关,这是出乎我们意料的,可能这是我们的数据有问题,也可能是我们考察的时间区间太短了。也有可能说是因为中国的股票市场还不够深,所以使得我们结论不够可靠。但也有可能股市对长期的经济发展本身就不存在很大的促进作用,因为股市就像一个大赌场,这很难讲,有可能有影响、有可能没有影响,这还有待与我们继续的研究,继续考察。

  胡永泰:

  非常感谢,现在我们可以做问答。下面15分钟可以做问答。

  许振明提问:

  我有一个问题问Robert Lensink教授,我知道你的数据是来自于1992年到2004年,因此你做一个时间序列的分析,你的数据只有这么一段时间,只有每一季度的数据,那么只有54个数据点对吗?那么你做了这段时间的序列分析。你觉得做这样的一个分析你的数据足够吗?是不是你有数据的问题呢?第二个问题是你的多元回归分析。你的货币信贷、金融宽度,如果我们仅仅看财务报表,仅仅看银行的存款、存款是银行的负债,那么你得出这样的线性系数关系,有非常强的相互关系,你有回归结论会不会发生问题呢?因为你有多远回归分析。因此重要的是您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是用更好的数据分析来得到两个信息源的变量,改善这个样本的数据来提高你的结果。还有一个问题你做了这样一个回归分析。协整关系,这是一个长期的关系,不同的变量之间长期的关系,并没有因果关系,你有两个变量,这是各个变量之间长期的关系,它并没有因果关系。因此你不能够做出这样的结论,不能对长期的趋势做判断。

  提问:

  对于中国的不同国家的增长速度会有样的影响?第二个问题问Dekle教授,你的分析是来自于你的

供应链,根据你的分析,在需求方面,消费出口方面又是什么样的因素呢?最后一个问题你如何除了这个资产的拯救问题。它可能会有正民或者是负面的影响。最后一个问题问Lensink教授,我觉得在亚洲来说都是银行主导的社会,所以会得出这样的节吨。另外你觉得国有的银行对于经济的发展有很大的因素,但是如果这些银行被私有化,银行会对经济发生很大的影响。因此我想问你,你怎么样来定义金融市场的效率?如果把国有的银行私有化,那么它的效率会是怎么样?

  王先生提问:

  我跟每个发言者都有一个问题,首先是美国和其他的一些发展中国家贸易主义的抬头,美国的国会也针对中国有所行动,但是实际上我觉得很难真的实施贸易制裁或者贸易保护主义的手段,除了美国提出反倾销的诉讼之外,很难实施其他的实际贸易主义的对中国实施贸易制裁,这是我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向Dekle教授提的,你讲到私有领域的TFP,是非常重要的,可是TFP在你的估计里面是一个剩余的值,TFP它可能是非常有意思的,到目前为止在中国的情况下大部分的TFP的增长都来自于跨国公司对中国的技术转移。因为你做了2020到2040年的预测,我觉得这个TFP的增长率会非常不同,因为国内的研发也在提高。因此我觉得TFP的组合部分也会发生变化。第三个问题讲讲中国经济体和其他融资的问题,尤其在中国国有银行对于中国的增长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另外的一个原则是资本的效率,以及风险的转移,通过不同的金融工具进行风险的转移。如果你看看中国的金融发展,首先还是来自于储蓄,第二个原则和第三个原则在中国却不是很成功。尤其是在资本形成的过程中,外国直接投资非常重要。所以能不能评论一下国内储蓄。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

  小安 提问:

  你提了一个观点,中国的市场会追上美国和日本,但是我觉得从外国学习技术真的有那么大的好处吗?中国TFP的增长来自于借鉴外国的技术和经验。可能中国需要提高自己的技术,做自己的研发,另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国家,随着中国达到日本和美国的科技水平,中国的人口比日本多十倍,那么这些中国经济的一个小比例就会对其他的国家发生很大的冲击。所以这个担忧如何解决?我还有一个简短的问题问Lensink教授,我们谈到机构的发展,在你的分析中,你谈到了长期的关系,金融的发展如何影响经济的增长,但是你做的这个时间序列研究有没有一些定量的数据呢?为什么在中国会有这样的一个变量分析呢?尤其是亚洲国家非常依赖于银行贷款、非常依赖于借贷,财务部也发挥很大的作用。同时,我们也有证券化,做价格的调整。如果股票消失我们的金融贷款、商业贷款还会存在。我想知道您的报告结果是仅仅适用于中国,还是仅仅适用于亚洲呢?

  刘红忠:

  我有一个评论针对Robert Lensink教授的发言。有很多国家的金融体系都是银行主导的,这也是中国的情况。我们看2006年的数据,中国的IPO是1600亿人民币,这个跟中国的银行借贷比简直是可以忽略不计。如今在中国,在金融结构体系下,银行的贷款仍然是最主要的因素,这就是为什么你找不到证券市场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的原因。第二的问题我不知道你做分析的时候什么是统计数据?在中国2005年之前我们有流通股和非流通股。那么你的研究阶段是1992年到2004年,在这段时间大部分的,2/3的股市都是按照非流通股。如果是这样的话股市的发展和经济增长也许不会有关系。这是很容易理解的。

  丁剑平:

  您来自于美国,吴仪副总理刚刚访问过美国,报纸上也报告了中美战略经济讨论。我想听到您的评论,在

汇率和中国的服务行业开放,这之间有什么权衡关系。

  胡正泰:

  我们还有27分钟的时间,所以给每个发言者时间。首先全球的主要经济实力会对这个CO2的排放做什么规定,下一次的八国峰会都把主题放在气侯变暖和二氧化碳排放上。在欧洲也会看看欧盟对于CO2排放的限制。第二技术创新的步伐是怎么样,首先我们看看怎么样安静的燃烧煤炭,从全球的角度来讲最便宜的控制二氧化碳排放的方法就是采用新技术,建造新的发电厂,因为我们在现有的发电厂采用清洁煤炭燃烧的技术是很昂贵的。因此最便宜的方法就是造新工厂、用新技术,如果在印度和中国,建工厂最便宜的话,买单应该是全球来买单。全球买单在印度和中国建火电厂和新技术,这是最新的方法。确实用一些干净的能源技术,怎么样做呢?应该在中国来做,这应该是一个全球的努力。全球联合来做研究,看看怎么样在新的火电厂、清洁的人少能源,中国每周都在盖新的火电厂,当我们谈到全球的协同努力的时候,我们现在就应该采取对策。你们谈到贸易的问题,很难实施贸易制裁,美国的国会有很多法案提议,布什总统让我先来,如果我能够说服追究政府合作,我们就没有必要来通过这些制裁的法案,布什他其实可以投否决权的,如果中国和美国政府的谈判没有进展,布什总统就不会失去控制。目前布什他的支持率很低,他的支持率比美国内战的时候政府支持率还要低。每次我去美国国会都发现美国的国会议员他成为那个促使美国政府制裁中国法案的议员。要知道民主党比共和党更具有贸易保护主义的倾向。美国会不会采取行动呢?我觉得不会。

  我最后还想回答一个问题,中国每年增长10%TFP也很快,但是中国的银行都在破产,中国的银行从1997年以来,已经重新注资三次了,为什么中国会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中国的公司既然在赚钱,为什么他们不能够偿还银行的贷款呢?回答的问题是,如果中国有很多的舞弊现象、欺诈现象就可以解释这个原因。中国借款的那些公司没有把钱投入到好的项目上,或者没有偿还银行的贷款。Robert Dekle教授也有一个发现,中国的TFP很高,这主要是因为私有领域所用的资金你根本就没有计算进去。你知道有很多资金从国有企业转移到私有企业,这就是为什么没有人把银行的借贷换给银行。这就是发生了国有资产的流失。我前面也指出,中国软件的失败,中国的资本积累,中国没有尊重物权,这是我们的原罪。资本是原始积累的原罪。

  下面一位发言者是Robert Dekle先生。

  Robert Dekle:

  在一个封闭式的经济体当中跟世界其他的经济是没有沟通的,他只是自己累积资本,然后依靠累积资本来发展。其实中国在九十年代之前跟世界其他地方都没有什么交易的。当时它的发展主要是依赖于自我的发展趋势。这就是我们对中国经济的一个假设,当然现在中国经济他是快速的发展了,但这个快速发展主要是遇到于外贸,而不是像以前一样依赖于自我的发展。

  在未来可能我们的预测太过乐观了,中国同时也要使用自己的资源,因为可能外国人他们在投资的时候成本会提高。现在中国可能就需要研发自己的

知识产权等等,所以我的确在某种程度上也赞同你的看法,但是另外一方面,其实我对中国经济看到一些普及性的书。很多的外国人有段时间非常看好中国的市场,韩国人、日本人大家都想进入这个市场。他们当时进入这个市场碰到了一个中国人提出的条件,就是要以廉价的方式来让他们的技术,这样的话对中国来说当然是很有利的。当时他们都想进来所以就接受了这个条件,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低,这也是对TFP比较乐观的一个原因,正像我前面所讲的这个情况会有所改变,所以我的确是太过乐观了。

  另外提到了公司治理等等问题,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好的看法。不过在我们增长的会计学当中,当时需要像你们讲的,做越来越多的反复性分析,反复性模拟会比较好一些。

  胡永泰:我觉得你做再多的重复试验也不会有很大的改变,因为你的方法就是玛戈方法。很高兴你的劳工配制是1.5,这也是所用的一个比例了。我觉得可能就是缺乏原创性吧。

  Robert Lensink:

  第一个问题是比较技术的问题,我只是在演讲当中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你刚才讲的是否收集的数据不多,其实我们还是收集了很多的数据。我觉得这不是问题所在,问题在哪里呢?可能就是说时间区间不够长。你要做这个协整分析的话,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区间,收集更多更多的数据。当然我同意你的看法,这个时间越长的话当然越好,但是问题中国92年才开始股市发展,所以没办法。

  第二个问题,我觉得我怀疑这到底够不够成一个问题了,这个银行信贷与GDP的比例,它是一个跟我们以往看到的都不太一样的比率。其实我们选择这个比率的时候也考虑了,银行信贷与GDP之间到底存不存在直接的关系。我们在研究当中这两者之间的确存在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个并不存在问题。我们做的是这个正泰的回归分析。根据我们的分析,我觉得并不存在这个问题。

  还有你最后问因果关系的问题,我并不同意你这个说法,在我们这个分析当中可以通过测试系数的限制来解释,这在我的论文当中有这个详细的解释,其他人也有这个分析的方法。就是系数的限制、长期、短期的因果关系,考察了过渡识别的系统,来看因果关系。所以我们做的应该系比较全面的分析。所以我们不仅仅只是看到协整、因素,其实我们还分了很多分析,因为我们要分析因果关系的话必须要做更加全面的分析才对,而我们是做全面的分析。

  其中有两个问题是关于为什么认为这个股市在经济发展中没有扮演很大的角色,我在的演讲当中做了一些解释,你们也给我们做了一些解释。其实在1992年以前股市所扮演的角色也并不是很重要。我只是说在过去一段时间是这样的情况,我并没有说在未来股市就不重要了。关于股市和经济发展,从不同国家的角度来看,不同国家是不一样的,事实上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论文。事实上很多的论文也论证了股市不一定会对经济发展产生直接正面的影响。但是银行业的确会产生一个因果关系。事实上很多人都认为股市是在经济发展之后才出现的。我觉得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矛盾。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怎么定义银行的效率,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目前还没有任何一个关于这个话题的论文。很多关于金融发展、经济发展的问题都是在衡量银行效率上存在问题。这个问题就比较复杂,要看银行信贷量对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事实上在目前学术界还没有一个能够非常精确的去衡量银行效率的论文,的确有几篇论文是讲到了怎么样去看银行的效率,比如说它的存款率等等一些指标。我其实并不是很赞同他们的一些看法,事实上我和我的一些同事正在探讨怎么样更好的去衡量银行的效率。比如说先划出一个银行的临界点,然后看银行的表现在这个临界点上下的波动等等。但是有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缺乏银行方面的信息,就导致我们的研究结果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是关于定量的分析,我们在论文当中所占的定量分析,说能不能进行更加深入一些的分析。我们这里做的用的是宏观的数据进行的定量分析,的确我们可以做的更深入一些的分析。我没有说我们不能做的更好,我们如果有更多的信息,有更多详细分析的话的确可以做的更好。但是如果我数据转的太多的话就成为一种纯粹性描述性的论文了。而在中国数据要获得的话很困难,比如说股市在90年以前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公开的数据。当然也可以把数据进行解剖、分析,但是整个过程就会太复杂。没错,就是说你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的确是好的。但是你只能做一个描述性的研究。要做定量、要做更加深入的分析就要有所限制。当然可能再过几年这个市场更加发展了,数据更加的精确、复杂,我们可能做的研究会更好一些。

  你问多大程度上的促进作用,这个我很难讲了。

  胡永泰:

  股市在未来可能会很重要,取决于不同的发展,但你怎么能够根据过去的历史数据来衡量未来的关系呢?如果说全球发展的一个转折点,你刚刚用的历史数据,你怎么做长期的预测。

  Lensink:我觉得这不是长期的。我们定量的分析当然都是根据历史数据的,我怎么做长期,我就不知道了。

  胡永泰:我们可以借鉴其他的一些国家,前期的发展状况。比如说你可以看一下日本。你不能用中国一个短期的历史数据就来预期长期的发展,我觉得这是不行的。应该比较一下全球市场的历史数据,做一个比较,再做一个长期的预测。你不能说中国过去发展的不好,未来会发展的很好。

  Lensink:的确是这样的,各方的观点不一样,有些人这么说,有些人那么说,尤其讲到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比较其他市场,的确金融发展跟经济的发展是有关系的。

  陈学彬:时间的关系,后面还有活动,我们再继续讨论。首先感谢这一场的三位演讲者对我们中国经济的发展、金融的改革做的深入研究。尽管说他们是在国外、在美国、在欧洲,但是他们很关心中国的问题,当然由于中国在数据上的确我们经济的发展时间还比较短,特别是股票市场比较短,另外我们在银行的数据上披露上有一些限制,但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心也显示出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越来越重要,所以说受到世界的关心。你们做出这种研究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更好的去完善它的发展,也是有参考价值的,所以在此首先对你们表示热烈的感谢。第二我代表我们会议分论坛的组织者,再次向来参加我们会议所有的代表,特别是远自美洲、欧洲、澳洲以及我们亚洲的其他国家和我们中国的台湾地区、香港地区的代表,以及国内的一些代表,你们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和我们一起讨论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在全球化下东亚的货币与金融合作的问题,给我们很多的启发,以及对我们具体的研究和发展都提出了很多可以借鉴的地方。我们今后还可以进一步的进行合作,我们每年还有下一次的上海论坛。希望下一次能够再次相聚在复旦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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