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届中国MBA发展论坛—管理大师论坛互动实录

　　中国MBA发展论坛是一个由中国MBA学生自己牵头组织的、用中国MBA自己共同的品牌命名的全国性MBA学子交流平台。2007年5月19日，第八届中国MBA发展论坛在北京正式开幕。新浪财经独家图文直播本次会议。以下为《第八届中国MBA发展论坛——管理大师论坛》中互动内容实录。

　　提问：我是来自四川大学的MBA，很高兴能够在这里见到大家，我的问题是这样的，我们中国人民的朋友白求恩先生是您的同胞，70年前他来到我们中国做出了无私的贡献，今天您也来到了中国，能否请您谈谈，您对中国的认识以及您此行的目的？

　　亨利.明茨博格：我和白求恩之间有两个共同点，我们两个一个是医生，一个是博士。我们个人都和麦吉尔大学有关，而且白求恩先生为中国做出的贡献和牺牲也远远超出了我为中国所做的。白求恩把他的毕生都献给了中国，甚至献出了生命，所以他对中国的贡献是非常之大。我们两个人之间要建立起联系的话，我很难做出这样的联想。在加拿大和中国之间，确实有很多的共同点。加拿大的面积比中国大一点点，但是加拿大的人口要比中国少得多。这是两国之间的一个想法。而且白求恩对中国的了解是非常多的。而我却没有对中国做那么多的研究。我们请高斯教授来回答这个问题。

　　高斯：我想非常坦率的回答，从20年前我开始研究中国就抱着一个什么样的目的。我是非常实用主义的一个人，当时并不是说，我有多么热爱中国或者对中国有多感兴趣。当时我在上大学的时候，要想我意识到不仅仅要学美国的经济学，如果也能够学世界上另外一个地方的话，而且这个地方将来会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地方的话，那学这个地方是很有前途的。当时在80年代早期，我也不敢确定中国将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地方，但是我决定学中国，学

中国经济，我对中国经济已经写了几本书。现在让我来说，20年以后，哪个国家将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体，我认为中国将是20年后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并且我在台湾也生活了一段时间，而且以此为动力，我也学习了论文，在80年代初期，我做了一个赌注，赌对了，而且围绕着中国，我的职业生涯已经确定了。经过长期的研究和关注，我已经爱上中国这个国家了，而当时决定关注中国也是一个战略性的决策。当时我就是下了这样一个判断，就是中国正在经历着世界经济体上最重要的一个转变，而且在今后100年当中，仍然会是主体。

　　现在从我的态度来说，我也看到，有一定的推动力。我也看到有一定的情况，这样的一个态度，不仅仅和商学院的态度有关，当我们谈到美国资本的金融化的时候，亨利.明茨博格教授刚才也谈到了，在美国过度的强调对于股东的回报，并且过度的强调公司的财务业绩。这样，在美国的教育体系当中，我们现在看到什么财务系或者是财务学科在美国商学院当中的主导性。我的商学院的院长也是做财务出身的，也是研究财务出身的。他们的理念也和20年前的理念居然还没有发生变化。他们认为，只要你懂财务，你就什么都理解了。

　　对于任何一个跨国企业，无论是中国在哈萨克斯坦或者在前苏联或者是像什么样的地方，一个实际的经理人会告诉你，懂了财务就能懂得一切，这种说法是荒谬不经的。但是今天很多商学院却这样说。

　　提问：我是嘉州的教授，很高兴能够在这个地方听到中美的或者是西的专家学者和企业家在这儿做关于MBA或者是中国管理创新的报告。一个问题，我观察了一下，

　　另外赵教授提出来，中国文化的普适性的文化。在我的研究中，我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中国的文化到底哪些是具有普适化的东西，是不是人性化的东西，是不是善？是不是权威？从文化来讲，道格拉斯.高斯里教授的观点就是制度是怎么来的？制度是来自文化还是非文化？你说文化不重要，可是制度重要，可是制度的根源是什么？柳先生的案例，我认为更重要的一个，他提出从指令性的管理到指导性，最后是参数性的。这个参数性就是平等的，这个平等式的管理很接近西方现在的管理模式。所以这是美国的还是中国的，还是普适性的，请做回答？

　　主持人：请各位简单回答一下刚才他所提出的问题。

　　赵纯均：首先我想澄清一下，我觉得我刚才的讲话中间没有说，我们要把量化的数量的研究方法作为今后管理教育发展的主要方向。或者我也没有讲，我们这个项目，就是我们要研究中国式的管理所用的方法，实际上是时政的，案例研究的方法。总结中国企业的成功之道，我们也将讲清楚，刚才这位先生可能没有太听清楚，我想澄清一下这个问题。

　　亨利.明茨博格：我也是这样的一个印象，我们并没有这样的分歧。今天越来越多的教授在谈波谱，但是我并不是非常追随波谱的。我并不认为我们两个人之间的理论是相互抵触的，我们两个人当然都是从西方来的，我们两个西方在做纸化的分析，而东方来的，在做量化分析。但这个所谓的量化还是纸化，我主要讲的是，实际上这是一个演绎和归纳之间的这样的一种演绎论而不是所谓的量化。当然我们到底属于哪个学派，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包括在日本，在其他一些地方，在日本这样一些国家当中，大量的研究都是属于这样的一种演绎式的研究。

　　道格拉斯.高斯里：我想刚才的交流也是非常有益的交流，首先要感谢您提出这个问题和观点。刚才讲的有一块和我有关，就是我谈到了文化的作用和机制的作用。文化和机制，而且这两者之间相互的关系。我把我的这个话讲得更清楚。首先我并不是说文化不存在，文化不重要，的确，中国文化中有中国的文化有美国的文化，由美国的文化，甚至还有一些小的组织的文化，我们想到文化的时候，我们就想一般总的一些原则，我们使用一种比较宽散的这样一种定义，还是把各种人的想法形成一种具体化，人类社会学的文化等等，我们不会详细讲这些。

　　我讲的是，没错，这些事的确存在。MBA教育的问题，特别是在美国，我们一心想着这样的概念，我们怎么做如何理解中国呢？就是理解中国是如何不同，文化方面如果你找到一个窍门，找到中国文化的独特点，你就能够成为在中国非常成功的受益者。我觉得这是不准确的，实际上并不是在中国实际情况非常符合的。我觉得中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的确它有它的文化，但是25年的这样一个新的系统，在它之前是完全不同的。中央计划经济，短缺经济占统治地位。在我看来，我觉得，这么说非常不公平，对中国。从经济变化来说，光强调文化差异并不对，实际上把我们的注意力从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转移，我们本来能够讲这些东西的，不光是从教育的角度，我感到和美国的经理人谈的时候，他们谈关系关系，我感到非常沮丧。他们从来没读过公司法，从来不知道这个体系是如何运作的。实际上他们满脑子就想到文化的差异、关系等等。所以我唯一要讲的一点就是，是的，这些事情的确有一定的影响，但是我们应该想到一些机构、制度的分析，很好的理解一个经济的结构，特别是谈到这样的一种情况。经济如此年轻，他们的机制的发展非常令人瞩目。这里还是谈到另外一点，我觉得在美国有很多很多的关于中国的报道，总是谈到或者说中国的文化是主要的一种。了解中国的文化必须要看到这样的一种腐败情况，当然中国也存在着腐败，在每一个世界的新兴经济的时候都存在，但是光讲腐败，实际上整个体系正在建立新的法律体系，正在很好的改变这样的一种状态，这样不能正确的描述中国的情况。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并不是说文化不存在，而是机构分析更加重要。

　　主持人：谢谢。

　　提问：我想问一下尊敬的亨利.明茨博格教授，在您的名著当中提出了命题，当前的世界范围之内的MBA教育是以错误的方式向错误的对象，造成了错误的致命的后果。我想问的是，这是您的真实的想法吗？还是为了制造一种耸人听闻的效应？另外，我想问柳总一个问题，从您管理实践者的角度考虑，您真的认为当前，包括今天管理学家在内的，当前的管理教育真的有用吗？我想请你们两位回答。

　　亨利.明茨博格：我能不能有两个小时的时间回答这个问题，你只有两分钟。我并不是说耸人听闻，我是告诉你们我是怎么想的，并不是那么简单，可能花三分钟。MBA的教育对教育我们的商业市场，财务会计是不错的，是功能性的，非常有效，学习这些商务方面的功能。但是你在教堂里，课时里教不出管理人员，教不出领导人，也可以把他们变成人，这些人有一些理论的，商业的知识，这没问题。所以我想说到，如果我们想把培养管理人员，我们想帮助提升他们的

领导力，而不是创造领导力，而是提升领导力的话，那么我们的课堂、教室，比如EMBA的教室，他们已经是管理人员了，他们应该花时间分享他们的经验和其他的经历来相互学习。另外从老师那儿也可以学习。所以MBA很好，你要参加MBA，学到了财务、金融、会计很多很好的东西学。但是不要假装说，光是你上了MBA就能成为领导，毕业以后到了工作岗位上，你要重新开始学习。

　　柳传志：我跟联想上是一个很实际的公司，对钱看得很重，但是我们每年要花很多的钱送我们的骨干到文明的MBA学校去上课学习，学习回来以后，果然有用，但是是不是能做第一把手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确实还是很解决问题的。

　　主持人：非常感谢大家参与，非常感谢人民大学商学院全体同仁以及学生们，为我们大家提供了这样一个良好的环境，最后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同时起立，为我们四位大师鼓掌！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