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渤海发力

　　□王 彬

　　赵琳(化名)来天津开发区已经五年了。

　　学计算机的他，大学一毕业，就跟几个同学一起开了家财务软件公司。几年折腾下来，业务发展的还不错，手下有了三四十号人，公司也搬了几次家，现在落脚在开发区一栋高档写字楼里的18层。

　　“还是觉得发展得慢，有时候心里也急啊。”赵琳叹了一口气，转身凝视窗外。

　　三大原因拖后发展

　　赵琳觉得自己发展慢，戴相龙也这么看。作为天津市市长，他在不同场合都曾表示过天津民营经济发展的滞后。

　　“我感觉到天津市的民营经济，市委市政府还是很重视的，但总的来说发展得还是比较慢，属于常态发展，不是非常快速的发展。”在“第二届民营经济发展•天津论坛”上，戴相龙如是说。

　　据他透露，2000年底，天津市委市政府曾做过一个决定——到2010年，天津市非公有制经济将占到整个经济比重的1／3，即达到33%。

　　“当时是20%，现在看一年也只能增长一个百分点，说明所占比例本身还是比较小。”

　　原因何在？戴相龙将之归于三点。

　　首先，天津滨海新区过去的发展战略属于市一级的战略，而非国家的发展战略，没有像深圳、浦东新区那样上升为国家的战略。

　　“由于确立为国家的战略，整个国内的民营经济的资本流向深圳、上海浦东，但是天津没有这样的一个战略地位，这个是很重要的一条。”

　　其次，是与天津的产业发展有关。天津是以制造业为主，且国有经济所占比重大，国有企业改革引进外资嫁接比较多，引进民营经济的嫁接很少。

　　“所以，天津的发展主要是靠外资，这跟我们的产业结构有很大的关系。”

　　最后，是政府思想解放不够，服务功能做得不够好。

　　有学者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在资源配置方面，政府行政干预力量过强，市场化程度不够，条块分割，不利于天生依赖市场经济的民营企业发展。”

　　其实，赵琳身处的天津，正是今日

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沿阵地”。

　　2005年，天津版图上最东端的滨海新区变身“国家级开发开放区”，与深圳、上海浦东并列写入“十一五规划”，被誉为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第三极”。

　　有观察家称：“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浦东，21世纪看滨海。”

　　依照《国务院关于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滨海新区定位于：依托京津冀、服务环渤海、辐射“三北”、面向东北亚，努力建设成为我国北方对外开放的门户、高水平的现代制造业和研发转化基地、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物流中心，逐步成为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环境优美的宜居生态型新城区。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20余年的历史，一条重要的成功经验就是在某个有条件的城市和地区，进行超前改革和开发开放。

　　而民营经济又在期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本世纪发展情况来看，以个体私营资本为主的民营资本是刚才讲的三类资本中增长最快、活力最强劲的资本。

　　比如，在经济十分活跃的浙江，民营经济的比重已超过三分之二。

　　“我国的资本结构产生着历史性的变化，” 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表示，“面对这样的变化从长远看，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像天津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不仅要把眼睛放在进一步吸引外资上，同时要注意大力吸引和发展民营资本。”

　　“滨海新区开发，把希望只寄托在政策上无疑是不行的，关键还是要靠市场。”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季任钧教授也表示了相同的看法。

　　环渤海发展还靠市场力量

　　“先进的城市，落后的地区”，有经济学家曾这样描述环渤海地区发展的现状。

　　以该区域核心地区“京津冀都市圈”为例，曾有研究者选取环渤海地区北京、天津、石家庄、唐山、保定、秦皇岛、廊坊、沧州、承德、张家口等10个城市，用定量方法考察该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和收入差距，得出如下结论：

　　“京津冀都市圈差异长期存在并呈持续扩大趋势，极化效应强于扩散效应，经济发展向京津两个发达城市极化的态势是该区域的典型特点。”

　　“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说北京、天津等大城市就像是一个漏洞，把资源、要素等都吸收过去了，造成其他地区的空心化。”该课题组首席学者、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周立群教授解释道。

　　“强者更强，弱者更弱”，成为环渤海地区发展的内在逻辑。

　　而在一份名为《环渤海地区产业结构演变与政策选择》的研究报告中，则揭示出该区域发展的外在表征。

　　“2004年，京津冀城市群制造业结构相似系数达到0.695。”

　　据一位课题组成员介绍，如果该系数达到1，则表示“两地的制造业结构完全相同”。

　　“这说明该区域内工业结构存在重复建设和争夺资源的现象，而且在工业产品生产和销售方面也存在内部循环和激烈竞争的情况，整个地区间还没有形成良好的分工协作体系。”周立群教授表示。

　　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现象，原因可能有两个：

　　首先，京津冀地区背靠首都，从历史来看，过去就一直是一个行政力量特别强的地区。

　　“珠江三角洲是借鸡下蛋，用的是外财；长三角是靠内部民间的力量来发展，”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罗润东研究员说，“到了环渤海地区呢，相对而言，资源都被政府控制着，发展要靠政府。”

　　同时，该区域过去经济的发展，很大一部分是靠国家批准投资建设的大项目来推动，这个过程实际上又强化了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

　　如何破解这个难题？“充分发挥市场的力量”是一剂良药。

　　有关专家建议：该区域在制订区域产业政策时应抓住要素流动和产业转移的有利时机，注意产业和产品的“错位”发展，通过深化专业化分工来提升自身的比较优势，以形成分工合理、重点突出的产业架构。

　　而商会组织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有专家预计，随着区域间分工与合作的深化，区域间联合的商会组织逐步发展起来，这将是该地区市场化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点。

　　“以天津为例，你要在这找一个典型的民企，可能会很难；但如果你要找一个典型的商会，则很容易。”罗润东称。

　　目前，天津较具规模和影响力的商会主要有台商协会、韩国商会、温州商会和宁波商会等；而不同的产业也形成了自己的行业商会。

　　这些商会已经形成了一个介于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市场网络，为企业的跨区域发展做出了积极的工作。

　　据周立群教授介绍，不久前，天津600多家自行车厂生产的

电动自行车被外地有关部门禁止上路，天津的自行车行会就组织召开了一个大型研讨会，向社会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敦促对方开放市场。

　　“这表明，在行政体制分割，产业同构现象严重的环渤海地区，可能会通过企业之间的交易活动或联合行动，形成一个区域内的资源整合与市场再造活动，从而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区域市场。”周立群教授表示。

　　民营资本潮涌天津

　　“现在是民营经济大举进入天津的时候了，这可不是我作为市长在这儿跟你们招商的说法，这是事实。”

　　在戴相龙看来，天津是最适合民营经济进入的一块“宝地”。

　　天津地价只有上海、北京的一半；而从天津到北京的

高速公路正在建设中，“搞好了从永定门上车到天津东站就是30分钟，3分钟发一次车”。生产要素、资金、人员大幅度流动已经成为现实。

　　近几年来，国内各地的民营资本也纷纷“试水”天津。比如，广东的民营企业家到天津宝坻搞了一个“京津新城”，有几十亿的投资。

　　“我们要把引进、支持、鼓励民营经济在天津滨海新区的发展，将作为政府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戴相龙曾允诺。

　　一年来，滨海新区所发生的一切，都为市长的这个承诺写下最好的注脚。

　　在融资上，天津市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极大的支持。

　　2005年，天津成立了渤海银行，渤海银行注册资本金达50亿元人民币。在渤海银行的股东结构之中，天津泰达投资控股公司是第一大股东，持股超过20%；而渣打银行持股19.9%，位居第二。渤海银行的成立，为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流动资金信贷。

　　2006年9月11日，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津科委委托天津泰达科技风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联合出资设立了规模为1亿元“滨海天使创业投资基金”。

　　据该基金负责人介绍，基金投资重点为：具有一定科技含量的创业型企业、科技项目以及生物医药、IT等天津具有产业链条优势的优先发展产业。

　　而酝酿中的渤海产业基金也即将挂牌，据内部人士吐露，总规模达200亿元的渤海产业投资基金可望在今年年底完成首期50亿元资金的募集设立。

　　各种融资手段的健全，将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完善的资金支持。

　　另外，天津打开大门，欢迎民营企业进入各个行业。国内第一个民营航空公司澳凯，在天津成立，并已投入运营。

　　而以服务外包为主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也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了的空间。

　　天津开发区政府为此做了不少的工作。比如，对服务外包企业进驻的进行重新土地规划，开发组团式服务外包基地，分三期总规划用地44万平方米，满足建筑面积70万平方米。

　　还通过建设白领公寓、出租公寓、政府廉租公屋等形式，集中为外包服务产业的新增就业人口提供成本低、配套完善的生活服务设施。

　　政府还出资奖励保护知识产权的行为，依法严惩知识产权的侵权行为和违法行为，营造知识产权良性环境，为服务外包企业提供专业知识和信息服务等。

　　前几天，赵琳刚跑了一趟税务局，相打听一下，自己作为高科技企业，能不能享受国家给滨海新区的新的税收优惠政策。

　　“就是看中这块地方未来的发展潜力才留在这的，我相信自己的选择。” 赵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