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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目各异 心事同一http://www.sina.com.cn 2006年12月24日 21:37 南方周末
——长三角中小企业的道路、困扰与政府举措 □南方周末记者 徐 楠 作为全国经济版图中的重要区域，长三角的异军突起，是与其民营经济爆发出的强大活力分不开的，而中小企业是其中最具活力的组成部分。 “江浙沪的中小企业，它们的特点几乎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位中小企业研究者说。 三地之殊 地理上的相互比邻，并没有使浙江、上海、江苏三省市的中小企业具有相同的特质——脱胎于家庭作坊、然后成片连贯为完整的产业链条，这是典型的浙江中小企业；因传统工业形态的改制而托生、随着大工业的整体布局因时而动，这是典型的上海中小企业；在村庄集体经济基础上崛起、曾经以“乡镇企业”为主要形态，这是典型的江苏中小企业。 浙江是我国民营经济最早萌生的地区之一。 目前，资产规模5亿元以下的浙江中小企业总共有100多万家，占全省工业企业的99%以上，税收占全省财政收入的近60%，外贸出口占全省的70%，创造就业岗位1100多万个。中小企业已经是全省经济中最具活力、最重要的成员。 风靡一时的“温州模式”，代表了浙江民营经济的典型形态，民间的活力表现为江南街巷中一个又一个家庭作坊，家庭作坊连成了片，迅速发展成为比较完整的轻工业产业集群。以服饰行业为例：温州人不但做袜子、做服装、做鞋，更做纽扣、做花边、做辅料，一位投资者道出选择温州的关键：“温州这个地方没有别的什么特殊，但它周边遍布了配件生产和辅助加工，采购和配套都很方便，我能最大限度地省掉运输的成本和风险。” 永康成了全国首屈一指的五金生产基地，义乌培育出了闻名全国的小商品市场，产业集群、和在此基础上蓬勃兴起的市场，使浙江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辉煌。 然而新的瓶颈很快到来。 浙江中小企业局曾对中小企业进行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在全省被抽样的500家企业中，除5.7%的受访企业认为不存在危机外，其余企业均感觉到“受到危机的严重威胁”、“已初步形成危机”或者“存在潜在危机”。 虽然集中，但产业层次低、技术含量低，成本降低了，但附加值和综合竞争力也同样长期处于低端。没有更好的办法，就只好打价格战，陷入低价竞争的恶性循环。 另一方面，地区的快速发展带动了土地价格等生产成本的不断提升，对于中小企业来说，“门槛”越来越高了。 浙江省工商局的调查结果显示：浙江外迁的企业已逐渐由单一的个别企业外迁向区域部分群体企业外迁变化，由单一的企业外迁逐步向企业、资本、产业的组合式外流转变，由传统制造业的一般性转移逐步向新兴行业、优势行业转移。 《从浙企外迁看浙江省个私民营企业生态环境——关于全省民营企业外迁资金外流》，省工商局的专题调查报告称：目前浙江共有3058家民营企业外迁迁出省外，其中整体外迁488家，总部迁移2488家。外迁企业对外投资总额226.3亿元，外迁企业在省外创造的总产值达453.59亿元。 一位中小企业主说：外迁是“为了企业的升级”。 温州的标准件产业、无纺布和五金机械产业，都已完成或已经开始了向江西鄱阳的整体转移。2006年内，温州市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先后来到黄石、北京、重庆等地考察，他们密切关注三类改制北京国企——轻工业上下游企业、高科技企业、文化产业，他们酝酿出资10亿元“通吃”重庆四大国有棉纺企业的生产线，被媒体概括为“进京买国企”、“抱团儿杀入二三线城市”。 浙江的中小企业，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是从草根和边缘中挣扎而生。新的困扰和瓶颈，正在激发他们新的活力。 与浙江相比，上海中小企业的萌生，是起于这个东部工业城市原有产业格局和产权关系的变革，自始至今，政府的引导都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949年以来，上海长期保持着国有大型工业企业、集体企业为主的产业结构，1997年以来，国有资本从一般的竞争性行业中退出，剥离出来的部分实现转制，及至今天，上海全市非公经济比例已经占到90%以上，深刻的结构调整之下，大量中小企业成为上海民营经济的主要载体。 上海市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到2005年底，上海市中小型企业法人33.74万户，占全市企业法人总数的99.66%，较之上一年的增长率是5.29%，全市中小企业从业人员779.96万人，成为上海城乡就业的主渠道，2005年当年增长就业岗位60多万个。 上海市政府于1999年设立“一办两中心”，即上海市促进小企业发展协调办公室、上海市小企业(生产力促进)服务中心和上海市小企业(贸易发展)服务中心，初步建立上海市中小企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让政府行政机构、公益性服务机构以及社会专业化服务公司服务于中小企业。与浙江省和江苏省由乡镇企业局脱胎而来的中小企业局不同，“一办两中心”的核心职能，是引导沪上小企业符合上海的产业导向，朝两个“优先”的战略目标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 “优先发展先进制造业”，就是围绕大的行业形成产业链条，好比汽车工业起步，与之配套的部件加工就是小企业的最优增长方向。这代表政府产业引导的意图，也昭示着小企业最具成长空间的机会。目前，全市33万多家中小企业中，已经有6万多家从事工业制造业，比例占到20%左右。 “优先发展现代服务业”，包括“好的外包服务、创意产业、先进制造业的物流服务业”。 上海市小企业总会正在实施的“成长工程”，就是为这两个“优先”中涌现出来的佼佼者充分聚焦资源——资金、人才、信息、培训、担保、市场开拓、政策、符合条件的帮助申报项目资金，等等。政府的引导措施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上海市促进小企业发展协调办公室陈沛霖主任的话：“如果不是围绕这些大的行业，小企业就很容易游离出去。” “稳当”、“精细”是陈沛霖对上海中小企业主的人格特点作出的概括。而“政府强势”，是上海中小企业所具有的“中国特色”、“上海特点”、“时代特征”的核心。 2005年，人们早已耳熟能详的“温州模式”概念，遭遇了新生的“黑马”——“苏州模式”。重视政府作用，以招商引资拉动民间经济活力，从总量和质量上迎头赶上，江苏省正在表现出越来越强劲的势头。2006年前三季度，江苏省现代物流服务业增长14.3%，是过去12年来之最。 三地的中小企业界，由于上述不同背景，正在形成越来越密切的联动关系。 江苏民营企业发展促进会、江苏省乡镇企业家协会近日专门成立了“江苏省上海企业转移办公室”，这个办公室的直接背景，是江苏民营经济发展促进会与上海工业对外交流中心签订的“关于共同推进上海部分企业向江苏地区转移合作协议书”。前者表示：“上海市为优化工业布局，连续两年公布了调整搬迁、歇业企业名单，其中相当一批企业将迁出上海。这些企业的转移迁出，给我省招商引资工作带来了机会。”上海市在产业结构调整中迁移而出的企业，成为江苏省乐于引进的新生要素。 融资之痛 尽管有着不同的前生今世，但浙江和江苏中小企业作为起步较早的民营经济形态，对金融信贷的较重依赖，这使得它们在2004年以来，有了一个共同的命运关键词——融资难。 2004年的一轮宏观调控，对于长三角中小企业的影响，最为深远。 浙江省统计局企业调查队在2004年第二季度对1389家企业的运营状况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有48.7%的企业深感“融资困难”。 这一次普遍“融资困难”的直接背景，是当年能源原材料价格的上涨。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青黄不接是绝大部分企业的状态，有些甚至步入亏损边缘。这一年，中小企业的感受再一次证明：以相对脆弱的资金链条作为筹码，进入市场博弈，中小企业作为一个整体抗御风险的能力无法与大企业相比。 “中小企业缺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没有人知道，中小企业资金短缺已经到了何种程度。”温州银监分局办公室副主任曹光群说。 融资，同样是江苏中小企业主最为关心的话题之一。 2004年4月，江苏省中小企业发展中心、广东发展银行南京分行发出《关于开展中小企业金融支持工作的通知》。当时报名的企业很多，有200多个项目参加申报，但最终只有10多个企业获得了贷款——中小企业融资成功率不到10%。 作为江苏中小企业贷款做得最好的广东发展银行南京分行，其信贷管理部副总经理褚晓琳曾向媒体坦称，到该行申请并最终获得融资的中小企业，也只有三分之一。言下之意有66%以上被拒绝融资。 融资，成为面目各异的长三角中小企业，共有的一大困扰。 解困之途 刚刚过去的11月，对浙江省中小企业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点。 11月1日，《浙江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条例》正式施行。这部数易其稿的条例，由省十届人大常委会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是浙江省出台的首部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地方性法规。 《杭州日报》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浙江中小企业主最担心市场环境和竞争对手的情况，而对国内宏观政策变化、国内突发事件、政企关系、国际上发生的特殊事件等也颇为关心。从内部因素看，除了资金短缺、产品研发能力弱、企业规模小等问题外，“员工素质不高”和“管理人员素质不高”问题最为突出。 基于这样的现实，政府对中小企业的扶植服务措施，也就围绕以上困扰展开。 综观《条例》的内容，可以发现以下引人注目的实质性举措： 首先是政府采购，《条例》要求政府采购应当按照公开、公平、同等优先的原则，购买中小企业的优质产品和列入自主创新产品目录的产品。 《条例》还规定，任何机关或者单位不得在法律、法规规定和权限部门批准的收费标准之外，向中小企业收取费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强制中小企业参加培训、提供赞助、订购报纸杂志、加入协会、购买产品或者接受有偿服务，不得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强制中小企业参加培训、评比、考核等活动。对于强制向中小企业收取“赞助费”或乱评比、乱检查行为，企业有权加以拒绝；任何强制企业订购报纸杂志、加入协会、购买产品等做法，企业可以向职能部门投诉或举报。 最为引人注目的是：除政府层面对中小企业普遍安排扶持资金之外，《条例》规定：中小企业工作部门要引导有条件的中小企业通过股权融资、项目融资、债券融资、租赁融资、境内外上市等途径，依法开展直接融资。鼓励企业资本、民间资本和境外资本多元投资建立多种形式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在扶持中小企业专项资金中安排一定比例，用于支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 开拓融资渠道、建立担保和再担保体系，是服务和扶植中小企业最实质的方向。 浙江省中小企业局办公室主任蔡章生对媒体表示：该《条例》正式出台后，浙江省扶持中小企业的框架基本搭建完成。 同样应对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江苏省的政策着力点，是促进创业投资行为，具体说来有“三大政策性扶持与九项保护措施”。 2005年11月，国家发改委会同十部委联合制定发布《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江苏省高调呼应。作为江苏省创业投资企业的备案管理部门，省发改委成为这一系列政策背后的直接推手。 2006年，上海举办了“2006上海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国际研讨会”。在中小企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方面，上海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融资、科技、信息、咨询、培训、商贸等服务体系已经初步形成。 在市里的统一协调下，大部分的区、县都相应设置了中小企业工作和服务部门，进而从市、区(县)两级为中小企业提供政策咨询、产业指导、财政支持、证照办理、投诉处理等“一门式”的综合服务。市政府还专门设立“上海市行业协会发展署”和“上海中介组织发展署”，这些措施奠定了上海中小企业服务体系的基础组织架构。初步形成了以市促进小企业发展协调办公室为核心、市区县行政性机构推动，以市级两个服务中心为龙头，市区县公益性服务机构为主导，商业性服务机构等其他社会各类中介机构共同参与的中小企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组织框架。 走过不同的道路，经历着共同的困扰，归根到底，江浙沪三地的中小企业所怀的还是同一心事，那就是——不断增长的冲动，和前进向上的强大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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