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嘉宾问答

　　主持人：

　　我们刘教授基本上回应了我们商业银行在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巨大的问题，首先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是投行时代来临的条件是否具备，当然我们刘教授从商业银行的上市，包括股权分置，给中国股市带来的蓬勃发展这个角度切入，他的答案是肯定的，这个条件已经具备了。既然投行时代来临的条件已经具备了，商业银行如何应对投行时代的挑战呢？刘教授也给出他自己的一些方案。首先这个方案是立足在两个转变，第一个就是我们商业银行的客户已经要发生转变，他们不但是一个储户，同时是一个投资者。另外既然客户本身发生转变了，那么商业银行运营的模式也要发生转变，如何使自己的信贷规模进一步缩小，而投资方面产品进一步扩大。与此相伴的，怎么样实现这样一个转变，刘教授也给出他自己的思路，比如公司内部治理如何进行变迁，比如公司如何采取一些并购的路线，使得自己在投行方面的业务和产品更加的丰富，比如公司如何进行有效的人才储备等等。不管怎么样，当然拿浦发作为一个例子，我还不清楚浦发现在信贷规模是不是在50%，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因为刚才我们浦发负责个人理财的林先生已经勾画出了浦发未来发展的一个愿景，这样一个愿景，是不是所有中国商业银行的愿景我们不得而知。我们把接下来谈到的问题留给各位嘉宾跟大家互动的时间进一步讨论。因此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刘教授、林永源先生、袁岳先生、胡润先生上台。

　　提问：政府会采取什么样的策略进行贷款利率市场化的改革，在这种进程中商业银行应该怎么应对这方面的挑战？

　　林永源：先说存款利率，在国外的存款利率，花旗的利率都是低的，国内

银监会有一个规定，在国外花旗跟星展银行，星展银行给新加坡定存的利率肯定高于外商银行给的，因为网点多成本低，外商银行网点少，成本很高。在新加坡利率是没有限制的，所以本地银行能够给更高的利率，能够抢到更多的存款。在国内在保护的范围内，外商银行跟本地银行进来只能给同样的利率，这点对外商银行来说是一个补助，所以这是一个意想不到的花旗中国比较有趣的现象，不知道这个现象是哪一年开始，可是我查了一下，这在法律上是有规定的。所以到最后还是我说的，谁的服务好谁就能够拿到钱。

　　刘纪鹏：中国还是一个转型的国家，特别是在那个时期，汇率和资本市场相关性更强，而且汇率和利率之间目前是两个最敏感的金融调控手段，一方面我的感觉近期内，为了扩大直接融资的比例，同时也要把我们的银行推上市场，近期内通过利率调控手段机会并不是很大。所以第三次启动是提高存款利率。第二点，目前来看种种经济结构，我们加速或者说适当进一步启动汇率的办法可能是近期一个话题。这样两个话题同时都在推进，从长远看汇率的变化还要进一步朝升值的方向走。在未来两年会不会继续以每年5%的速度

人民币升值我想应该是可预见的。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从利率完全放开的角度，在这个时期并不是很大，我个人判断可能也是需要一个逐步调整的过程。我的观点是不会完全放开，央行的指导作用在明年的利率手段调控当中，可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物价指数的上涨。因为最近的势头，特别是资本市场中国富人一下增多了，胡润先生明年的工作会很累，因为我们股权分置改革全流通冒出了成千论万，恐怕还不止，弄不好得是几十万百万富翁，甚至几万个千万富翁全出来了。所以我们谈在这个时期，有人说在这个背景下确实是非常复杂的。所以我的感觉在明年这种背景下，如果人们的消费物价指数以及经济增长，包括股市的增长，如果出现值得调控方面的时候，明年也会启动利率杠杆。我觉得中国股市涨到今天大家不必恐慌，我认为是非常理性的时候，中国上市公司物有所值，中国经济增长，包括汇率的变化都决定了终将在一个较长的时期中上升在一个区域中发生。

　　提问：我问一个比较通俗的问题。我是劳斯莱斯上海经销商这边。通过对我们国内客户群发现他们是第一代富豪，与全球第二、第三代富豪客户，他们对于豪华玩具的购买和对于理财方面比较含蓄，还是比较怀疑。他们对于奢华和尊贵的需求更加自然，你们觉得需要多长一个时间，宏观的推动因素应该有哪些？

　　袁岳：我觉得其实在第一代富豪中，大多数人是不舍得花钱的，但实际上一代富豪中有一部分特别舍得花钱，而且超过了他应该花钱的水平，我们把他叫做烧包有钱人。这种人的特点，从推销角度来说，这种人和大多数不舍得花钱的人，显然会有一个差别。据我们的观察，烧包的人和不烧包的人有一个区别，比如上海的人在这个地方发财，烧包的可能性会降下来，相反山西煤矿烧包的可能性更大。所以背景相对比较低的情况下，在获得比较大财富的时候，渴求社会认可的欲望非常高。相反他本来在达到一定程度的情况下，让他买的可能性反而会小。其实你要卖车的话，跑到江西、湖南那些地方去，所以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建议。

　　第二个属于辅导的问题，很重要的是有了钱以后不知道怎么花钱，他要有一个示范，但是你要写一本书给他看也不合适，因为有些人不看书的。所以你最好的一个方式是让他有学习的榜样，要在他的圈子里有可学习的榜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像劳斯莱斯这样的，要懂得建那个圈子，建立这个圈子以后有一些有钱人是你的托儿，他们就成为他们学习的样板，然后觉得原来有钱人是这样的。实际上我觉得做高尔夫是一个很有效的通过示范作用带动起来的，大半打高尔夫的人是不享受的，只是认为现代人不会打高尔夫怎么行，所以是被带进去的。所以有一些人不是烧包，但是要建立一种新的所谓的浪潮把他卷进去。这是我的一个认识。

　　提问：我来自华东师范大学，刚才主持人已经提到，有些人想见胡润先生，有些人可能不想见还怕见。可能这种原因是受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可能有的人不想露富。袁先生刚才也提到了富人最关心的问题，在社会保障，自己财产安全。要使中产阶级或者中小民营企业家或者创业者把钱从自己的口袋里拿出来，用于个人理财或者投资，同总体宏观或者微观方面来讲，有什么看法？

　　主持人：你的问题大概是说他们如何消除心理障碍。

　　林永源：我过去15年跟所有的富豪在联系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发现他们有这个障碍，如果他有钱为什么要去投资？从银行角度来看，当银行把一个投资计划交给客人的时候，尤其是那些超级富豪的时候，那份计划会把他这笔钱，这一千万美金留在原地，跟他一千万美金跟三年、五年、十年各种组合投资之后的一个假设的回收报表交给他，他一看就很清楚了，美金2%、3%一年，其它被分散的投资，会卖给他一两个产品，超级富豪一千万美金，我帮你弄各类投资都有的投资组合，不管发生任何情况，我们给他追加情况，可能发生情况，最遭情况，在这三种情况之下，基本上都不会比定存来的差。他没有理由会抗拒，事实上你第一个问题是没有根据的。

　　主持人：我同样问一个相关的问题，他在把一千万让你打理的时候，他会跟你提很多的问题，您觉得他们提的最难的问题是什么？

　　李振宁：我们帮他做理财的时候，我没有感到有很多困难，因为如果说他不是很情愿的话我不会要你的钱，比如我的门槛是二千万甚至还要多，但是如果低于这个门槛的话，基本上我就不做。如果高于这个门槛要做的话，如果条件苛刻我也不做，因为我本身有公司的网站，有我的回报率，因为我们做的是完全规范的，不是一般的我替你保底，因为以前我们在股权分置改革前，上一次到2200点，结果很多大券商全死掉了，南方、申银万国都是靠汇金做投资，靠政府救助，就是因为他们当初做的理财不是国际通行的，都是说保10%的利息，交给我5个亿，本身是四大银行做股东的，有国家信誉，你给我5亿，你给我10亿，搞了200多个亿，赶上牛市的时候可能赚大钱，熊市来的时候马上暴亏。所以我们做的东西完全是你的钱交给我我不保底，赚了钱还要分20%，但是我们不收固定管理费，如果赚不到白干。比如我们可以设一些条件，但是我是不保底的，我是完全规范的按这些办法来做，这个钱又是在你自己的帐上。

　　提问：刚刚刘教授提的是商业银行的转型，请教刘教授如何看待商业银行是做大做强，还是做强做大？所谓的做大就是很多商业银行现在在探索混业运营，是并购基金公司等等，做强就是商业银行把他的业务包括传统业务，比如个人银行业务、金融业务做强做深做专业化，这两个商业银行目前应该是采用做大做强战略还是做强做大的战略？

　　刘纪鹏：我理解是做强。在两种业务当中有大量的灰色地带，实际上你很多个人业务，今后都要从简单的储蓄转换成授权，这样集团下的子公司就可以延伸他的附加业务。因为我刚才谈到一个观点，你的个人业务，你做大的业务，把高端客户可能要区分开，这些是你今后的对象。这些对象到你那里有很多的延伸业务都是投行业务。所以在那之间你的主营业务，和其它来自于总公司的保险、期货、汇率等等业务结合，这之间如果用一句话讲必须向投行方向发展，这是趋势，否则恐怕过两年就没有浦发银行了。

　　第二点一定不要把它对立起来，就是我说的最大的证券市场在银行产品里，我现在对商业银行深刻的感受，刚才我可能没有表达清楚，在他们收入比例构成里面，可能中间业务和投行业务占了70%甚至更高，传统的信贷业务只能占到较低比如30%左右，可能这样的银行是一个最强的银行，也是未来资本形势下最有竞争力的。

　　提问：我很高兴今天有第二次机会提问，我的问题比较简单，因为我现在看到台上五位嘉宾大致可以分为两种角色，一种是直接操作财富管理的人，比如林先生或者李先生，还有一种是间接调查或者研究关于财富管理问题的人，胡润先生、袁先生还有刘先生。我想问，你们当中直接参与财富管理的嘉宾有没有去研究学术的理想？你们间接调查研究财富管理的嘉宾有没有想自己亲自去赚钱的冲动？我很感兴趣，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选择？

　　李振宁：我不是有做学问的理想，可以在网上查查我的名字就知道了，当年我也是一个著名的经济学家。我在研究生期间就主持翻译了经济学，我82年参与中国农村改革，85年是城市改革，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研究院，后来下海，下海后改革的事情我也没有忘，前几年股权分置改革我们也提过很多建议，并且我也是最初改革方案起草者之一。但是我当研究生的时候，82-85年，当时一个正教授是160，我的月收入没有低于800，因为我那时候翻译书，翻译过四本书，有很多文章发表，我还讲课，所以我有很高的收入，我认为一个经济学教授就是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如果自己都赚不到钱光教别人一些空话没有用，所以我也要实践一下。我一年的工资是我妹妹一天的工资，我拿这么低的工资给国家做事我何罪之有。后来我说我如果用在自己身上我早就当亿万富翁了，我说你们信不信？他们也表示相信，后来我用了九年也做到了。

　　主持人：像振宁这样在学术上面有很高的造诣，但是同时在商场上也取得非常成功的经济学家，在高校里面坦白的说还不多见。同样，像林先生这样担当了非常重要的个人理财的部门职业，还抱着一个理想，这也不多见。接下来一个问题给刘教授，你做了那么多学问关于理财投资，你自己有参与吗？想参与吗？自己想成为像振宁这样的人吗？

　　刘纪鹏：我觉得我很轻易的能超过他。京城现在最热一个话题叫原罪，当然跟胡润也有点关系了，我也写过一篇文章，在中国搞这个东西不是害我们吗？所以为什么提出原罪的问题呢？就是因为中国几乎每一个人都在犯罪和犯错的边缘上。因为用现在的观点看，包括在座的大学教授，哪个人按时交税了？如果查的时候说你有问题一定有问题。所以我参加了国家三个立法，证券法、期货交易法、投资法，大家普遍在谈我们的立法组织，有些产品保不住，我们证券市场并没有完全规范，为什么中国人怕路数，美国人不怕路数这就要研究一下。你们研究这样一个高端客户市场，必须了解这个心态，这是最最关键的。美国的国家是绝对保护自由产权的，我们现在动不动来个财产来路不明是可以判罪的，我是说不清楚。今天你给我的钱是不是交税，严格来说，我们在这个过渡时期，追究原罪就是否定改革，这里如果立法过严就变成违法普遍，中国最重要的就是一个非常姚明的环节，就是立法和执法之间有一个中间地带，包括交通警察。我有一次在北京市中心，我坐在副驾驶旁边没有系安全带，他一定要罚我，我说那边还有没系的，他说我罚不过来一天就一个。所以我说为什么不去追究那些立法又不执法的人，最有意思的是我们就在那看着，后面那个也没有系，他没罚，那个人特别感激他。我刚才没回答你的问题，我刚才说有一个联办，为了配合股权制度的成立，就当这个公司的总经理了，从92年我有一个头衔，因为当时背景是体改委联办的，但是现在做得不错还保留了，为了配合研究做了一些非常多的实践。我想主要是为我的研究做这样一个补充，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虽然不如振宁，但是比一般的教授还是可以的。

　　袁岳：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本来就分两种东西，本来河里是鱼，站在岸上的是钓鱼的人。正常的是鱼和人的分工，我觉得我就是分工的，我一点都不眼红房地产什么的，找到一个工作定位而已。

　　主持人：胡先生，他问的问题是你将来愿意从事个人理财的业务吗？

　　胡润：是不是通过这个调查自己进到这个榜单里，还没有到这个时候。

　　提问：我来自上海财经大学，很荣幸我能够问最后一个问题。请问在座几位对中国私有财富公开化底限的看法。对集中在金字塔顶端的人群的看法，公开的话能够公开到什么程度？

　　主持人：刘教授经常参加决策，私有财产的公开有一个底限吗？

　　林永源：我可以告诉你国外的经验，国外财产本来就是公开的，我们知道我们每一分钱都要还税的，而且新加坡是完全电脑化，要逃税还真不容易，所以每一分钱都还。你买了车子，买了房子，税务局马上就会追查这个人，他为什么有能力花一百万去买劳斯莱斯，看看他的税单每年一百万没有问题。唯一能够逃税的就是在路边小贩没有单据的，那些要想成为富豪也不多。国内听听刘教授讲。

　　刘纪鹏：证明这样了一句话，外国人在中国逃税。商业银行转型当中的研究，很多通过壳公司很多就是个人理财的手段，我在香港买一个房产可能不用我的名义买，可能通过一个公司，你要做一个期货可能需要一个公司，他不给你个人优惠，那你就一下午注册一个就完了，所以你如果卖房子连公司一块卖，这亿政策在避税档上就能够顺利避税了。国内基本上没有完成谈到的新加坡每一笔收入都是透明的，但是中国历史阶段十几年了不再往前追究，27年的改革富起来了，银行信用没有完成这一步。所以这一段历史怎么补上，是追究他们，历史上第一桶金全是贪婪的、丑恶的，还是我们承认这段历史今后逐步完善，这是摆在中国政府面前一个非常大的话题。当然在这个话题当中我们现在还有法律上很重要的一条，如果你不能证明你无罪就是有罪，特别是在政治上不跟党中央国务院保持一致的时候，现在连生活作风都是第二位了，只要一抓贪污腐败一定跟美国错误犯的一样，已经没有政治上的错误了，基本上谁要有错误肯定是作风环节出了问题。所以法律体系不一样的历史下，今天讨论这个话题引发的是关系到下一不中国改革能不能持续稳定发展，我们的资金资产能不能留在国内，不至于外逃，这样一个跟着胡总书记奔小康，能够大发展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我还是想说，请胡先生千万对我们的企业家手下留情。

　　主持人：刘教授讲的也非常的清楚，就是私人财产公开的底限，我们要有一种健康的财产法律保护制度，如果在这样的健康体系和制度保护之下就不是问题，新加坡就做到了这点。

　　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非常有趣的发现，今天上午和今天下午，大概有两类人在谈个人理财的问题，第一类人个人理财专业化程度非常高的人，还有一类人是跟个人理财专业没有直接的关系，甚至不是个人理财的对象，比如上午教授，下午搞研究的政策制定和咨询。因此，我们突然发现我们好象少了一拨人，就是个人理财的直接对象，不知道这些符号和企业家们他们到哪里去了。我后来想想看，这是主办方的精心安排，如果他们在的话，我相信个人理财这些专业人士大概都不敢放开讲，如果他们在的话，这些教授们也不敢放开讲。因为在工商文明的这样一个气氛之下，商业人的话语权有时候会盖过一些学术界的话语权。他们不在，我们发现上午这么多学者贡献了非常好的观点，下午个人理财也勇敢的暴露出商业银行目前的不足，以及未来可以改进的方面。

　　也许我们短短的一天没有办法解决存在在各位心目当中关于私人理财、私人银行所有问题，但是我们打开了一个窗口，看到窗口界限之外个人理财和私人银行的风景，至于这个风景到底是欧洲田园式的舒缓的绿色秋林还是白色的绵羊，还是在纽约市场上此起彼落的

股票的指标，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那种空气已经扑面而来了。这也就是各位在这里分享2006年个人财富管理论坛的很重要的理由，所以我们把掌声送给《南方人物周刊》，谢谢你们。同时我们也要把掌声献给我们这次联合主办方浦发银行，谢谢你们。同样要鼓一次掌，为这次论坛的主办默默工作的所有人员。最后的掌声给所有在座的朋友，因为这个社会之所以有希望，因为我们还有时间还有精力拿出来去认真的学习，我们似懂非懂的一些东西。谢谢你们。

　　今天论坛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光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