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之元：改革并不是一个固定目标而是一个实验

　　由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发起举办的第四届中国经济展望论坛今日开幕，未来的中国经济研究应该走怎样的道路，中国经济的未来究竟会朝着怎样的方向前进有幸成为第四届“中国经济展望论坛”的第一个讨论主题。北京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赵晓、CCER陈平教授以及清华大学崔之元教授共同探讨了这个话题。以下为清华大学崔之元教授精彩发言。

　　崔之元：刚才我们主持人赵晓博士提出这样的问题，刚才我们说改革的目标本身是开放的，是开放的过程，并不一定像既定的东西去过渡，不是像西方转型快慢的问题。高度笼统地说我们的目标是改革、开放这两个高度抽象字的话，我是同意的，但是我强调的是我们不是这个目标本身规定，因为人们把这个目标，比如说开放作为一个目标的时候，比如每次温家宝总理，朱镕基总理，每月3月15号全国人大有一个答记者问，西方记者总是问中国开放的时间表是什么时候，他们说没有一个开放资本帐户的时间表。在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改革目标是说人民币可自由兑换以这个为目标的话，我认为我们就没有这样的目标，我们也许可以开放人民币自由兑换在某一个时间，另外一个时间又可以不让它自由兑换，又重新有资本帐户控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没有这样很具体的目标，但是如果笼统地说，我们改革开放作为这样一个，我是同意的。

　　我为什么强调说我们应该不把一个非常具体的人民币可兑换作为一个目标呢，这是一个我们有一个真正的实验开放过程，真正的实验过程实际上就是实用主义这个词，因为西方很多人认为中国是实用主义，包括很多学者和记者认为我们这样有局限不好，我想强调，实用主义作为一种哲学，也就是在五四时代曾经在

北京大学访问了两年之久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提出的实用主义，也是在经过数理逻辑觉得走到尽头又重新回到实用主义，就是西方最前沿的哲学研究，重新发现了杜威，而杜威在北大1919年到1921年两年对他的思想很重要，恰恰是中庸思想，觉得中国人不钻牛角尖，不问在一个针尖上到底放几个天使这样的问题，而是有一种中庸，是实用理性，不是庸俗的东西，而是真正实验的态度，在实践过程中，把手段和目的进行交互调整。比如一开始我们也认为必须全面彻底都要私有化才行，开始是有些人的目标，经过一段时间发现，出现了陈平教授说的，认为我们的目标是混合经济，民营经济是很好的方面，但是一方面又认为民营经济不是很好的方面，土地、矿山等等我们不仅不需要私有化，而且让它重新公有化。俄罗斯也在进行资源型、石油工业重新公有化。哈佛经济学家在华尔街日报撰文主张，认为证券私有化在实践扭曲了，完全变成寡头私有化。这说明在实践当中可以调整目的，手段，目的不断地调整是最重要的。我刚才完全同意陈平教授讲的四点，包括稍微展开补充他，他认为混合经济是重要的，我们应该更深入地论证，比如我个人在经济方面，虽然不是经济学的专家，但是我在经济学收获最大，我认为最重要的经济学家就是凯恩斯，英国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米德，他因为在国际贸易领域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很多重要工作，一个是和瑞查斯共同在凯恩斯指导下，共同发明了全世界各国就是GDP核算体系。但是他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研究自由社会主义，他知道凯恩斯是什么党，既不是工党，也不是保守党，是自由党，最早在中国非常有名的严复亲自翻译的那本书，严复很早把它翻译成论自由。穆勒既是自由主义者，同时又是社会主义者。他早在政治经济学原理就出版了，他讲了自由论是什么，米德做了更充分的发挥，已经是相当成熟的混合经济理论。最重要的观点共有资产产生市场收益的话，就可以降低对税收的需求。大家知道全世界各国的评级机构连续若干年在过去把香港评为全世界最自由体，因为税率最低，非常鼓励民营经济的创业，但是很多人有一个困惑，政府税率这么低，为什么香港人看病不要钱，包括大陆很多人生小孩都生小孩，现在香港特区政府比较头疼的问题，因为生小孩不用交钱，哪来那么多钱。因为香港的土地共有，并不像中国在831大限之前，往往通过协议转让土地权甚至通过腐败的办法，包括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都是和廉价出让甚至白送土地使用权，使公有资产没有像香港那样产生市场收益。香港是拍卖土地使用权，就是中央政府8月31号以后必须是土地使用权拍卖。中央有一个最重要的工作，决定在全国成立九大国土稽查局，不是在各个省划分的，国土稽查局就是把土地使用权转让，市场收益收上来，建立中央和地方正在设计共享土地基金。这样会出现类似香港那个方向发展，也许是明年非常重要的发展之一。这是赵晓博士下一个问题要讨论明年的展望。

　　詹姆斯米德在数学模型就讨论，公有资产市场收益就可以产生一次性的，不留取激励的收益。造成了民间创业，形成了混合经济真正的经济学的机制，这是我补充另外一点。另外关于看不见手的问题，我有一个补充，我个人非常崇拜亚当斯密，他是思想非常深刻，逻辑极其缜密的思想家，他逻辑非常透彻，今天的人很崇拜他，但是都不看他的书。亚当斯密本人说得非常明确，他提出那套理论的时候是1776年，绝大企业的组织形态、制度形态都不是公司，是通过国王或者议会之特许才能建立的。亚当斯密明确指出为了真正的市场竞争和所谓看不见的手，坚决反对公司这套基本制度，因为公司就意味着股东只承担有限责任，他认为股东只承担有限责任，认为投资者财产权所有人并不是对投资风险承担充分的责任，就像现在安然破产，很多企业破产，他并不会像一些人脑子里想当然或者电影里说的好像投资者或者资本家会倾家荡产跳楼还这个债，是有限责任，如果还不了，就是银行倒霉或者债权人倒霉，安然破产，并不会追诉几个重要的股东或者高层管理人个人的财产，真正是银行倒霉。大家看国富论第五篇的时候，是反对南海公司。

　　我就说亚当斯密这套思路给我们很大启发，包括如何总结当前的现实问题。昨天我看到报纸、网上有专题都说，顾雏军和郎咸平国有资产争论，现在佛山正式开庭了为顾雏军处理。根据佛山法院起诉书起诉挪用科龙9.6亿元，另外还没有算扬州

亚星客车6300万元，这个报纸很少从理论的深度，理论的角度分析，因为这是很深刻的问题。因为顾雏军本人是科龙大股东，科龙公司倒闭的话，原则上顾雏军也要受损失的，现在出现一个情况，作为大股东有意把自己主要股东的企业搞垮了，这从亚当斯密有限责任分析当中得到一个解释。也就是所有者在有限责任制条件下，有可能掠夺企业总资产，几年前在郎咸平、顾雏军推荐比较杂志，已经翻译出版了一位经济学家和新增长理论创始人所有者掠夺，就是所有者掠夺，自己是所有者企业，这是天方夜谭，很多人不可思议。他就想所有者把企业总资产包括债务之类，把科龙资产挪到天津，如果科龙倒闭，顾雏军也要受损失，如果挪出去9.6亿，还是在企业集团总体框架之下。我们理解亚当斯密为什么否认有限责任。我并不主张要回到无限责任。前面是有限责任是大部分公司的常态，这恰恰是因为刚才说的严复翻译的英国自由党创始人，在1855年在英国议会提出的促进工人合作社的发展，有劳动者的权利和廉价劳动力的问题，他认为如果只能是绝大部分企业当时都是合伙制，股东要承担无限责任、连带无限责任和按比例无限责任，只有财大气粗，本身很有钱才能够敢搞这个企业，如果一般工人阶级都不敢搞这个。但是他主张有经济民主的理论，他认为人们的创造性不和人的钱多少呈比例，有一个创新就是瓦特蒸汽机，瓦特很穷，没有钱，找到合作人建这个企业，合伙人必须承担无限责任的，瓦特搞蒸汽机很困难，所以让合伙人承担有限责任也行，这样非常困难，穆勒就提出，应该把无限责任最终普遍的地方，不需要经过特许。亚当斯密就说这样导致股东不充分负责，怎么办呢？穆勒作为自由社会主义者，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解决方案，包括和英国议会。他们说我们还是要有有限责任，和传统资本主义不同，传统资本主义是资本家得到全部的利润，由于有限责任，穆勒就认为有助于大家来分担社会风险，另一方面为了防止投资人不负责任，要求投资人在失败的时候还是有限责任，社会分担了，但是在投资人成功的时候，也不应该全归自己，可以包括和职工的利益分享，可以有一个社会分红的概念，明年最重要的改革就是160多家国有企业至少向财政部和国资委进行分红，原来国有企业是，国家总是不分红的，这说明以前的国有企业从严格来说不是真正的国有企业。

　　我举这个例子就说，穆勒社会分红的概念，是归劳动者，只是一个廉价劳动力，你要看经济民主因素。我说得经济民主更广泛是穆勒能力创新型分布，并不是和财富成正比例，经济民主有助于创新和效率的。具体到每个劳动者，中国的情况实际上面临这样一个选择，比如说讨论现在中国对外开放的问题，我同意刚才陈平讲，我们要开放，具体怎么开放，开放的方法，要具体地看。按照原来那套所谓加工出口贸易的发展形式是前一二十年主要的对外贸易形式，这个形式并不是说完全走下去，我们和欧美贸易摩擦很大，包括这次美国施加空前的压力，美国财政部长，美国联邦储备主席同时到中国访问，这种压力都是空前的。但是这个压力并不是完全抵挡不了，如果我们坚持廉价劳动力出口，加工贸易也不是不行，现在要探索更好的，原来那套路并不是一定要停滞，我们要探索更好的，就是涉及到价值观，涉及到科学技术的自主创新的重要性和我们加工出口，我们只是原来原料三来一补。我个人认为顺势利用美国和欧洲的压力，但是我们转向面向技术创新和国内市场，这样的情况下，比如劳动力要拿工资，不仅为劳动者的民主、公平，而且对整个

中国经济整体效率提高是有好处的。

　　举一个例子，从去年中央最重要的决定取消农业税以后， 很多沿海民工就回乡了，一方面给沿海雇主提供很大的压力，要么涨工资，要么不涨工资，就要向内地转移企业，要不然就要提高技术，在技术上花工夫。由于取消农业税，使得农民工回流，刺激了涨工资或者向内地转移或者提高技术，对中国经济整体都是好的。现在很重要的一点讨论下一步改革，建立和谐社会这方面，中央现在不再提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我刚才讲的意思效率和公平是互补的，越公平越效率，越效率越容易实现最大公平。在一定区间内，效率和公平的互补，恰恰是改革下一个阶段特别值得探索的，重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