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焰：中国50多年来军事战略演变历程

　　

　　第三届中国经济增长与经济安全战略论坛于2006年12月9日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大厅举办。本届论坛主题是宏观经济与金融创新，由新浪财经独家直播。以下为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徐焰演讲：

    播放演讲视频

　　今天很荣幸来这儿介绍与本论坛没有太多关系的话题。但是对大家起到一点参考的作用。

　　我们今天介绍的情况主要是我们国家50多年来军事战略演变的情况，新中国一成立，标志着党的军事工作中心发生了转变。解放后，老百姓吃不上饭得找共产党。一个正确的执政党执政之后思维方式要转变。革命时期要斗争和矛盾激化可以，但是到了和平建设时候，必须得和。新中国成立之后对外局部战争同以往革命战争相比，军事行动服务的政治目标主要已不是消灭敌人以军队为主体的国家机器，而是保卫我国安全和权益，履行国际义务。毛泽东时期主要是考虑如何从军事战略以军事手段防卫我们自身的安全。到了邓小平时代很大程度上如何发展以及同国家经济的联系来保证我们的发展。

　　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改变了世界的天平，但是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是非常复杂的环境。新中国成立之后遇到了一个矛盾，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应该有一个地位。但是近代中国是一个弱国。我们今天也面临一个问题，我们作为一个大国和我们的目标和我们自身的实力不符。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建立在美苏之间保持中立，毛泽东提出来一边倒，他有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的考虑。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提出建设强大的国防和工业的双重任务，只有依靠苏联才能帮助实现，美国又支持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访苏，签订了同盟条约。你看这一张图，斯大林比毛泽东高，但是实际上毛泽东比斯大林高。解放初期，毛泽东、周恩来在处理周边边界问题是确定了“安宁四邻、以利建设”的方针，基本思想是承认现状。这一个决定是挺高明的。二次大战后欧洲的边境神圣不可侵犯，我们50年就确定了，事实上证明这一个原则是对的。

　　从新中国成立之后，稳西保东的战略目标出发，我国一直争取印度中立。当年跟印度打到什么程度也是反复要求的，既要打透，也要保持外交关系，见好就收，这样外交上很潇洒，军事上也是有必要的。对印反击战打到什么程度有利，毛泽东为首的中央进行过反复研究，达到既打痛，又不要引发两国宣战。我们对外作战有四点原则：打不是为了和，不打不能和，打不赢也不能和，打过头还影响了和。

　　解放后对日关系是我国安全的重大问题。日本投降不是无条件投降，条件是“维护国体”。当时中国战场上日强中弱形势未改变，随后美蒋又利用日本反共，从而留下严重后遗症。战后的日本政府都是右派当权，战略上追随美国作为附庸，毛泽东从中国安全需求出发，力争对日友好以削弱日美联盟，中国从民间外交出发，最终达成了两国邦交恢复。自50年代初起，美日军事联盟一直是美国在亚洲战略的基石。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是家，首先在于他是一个杰出的战略家，在重大关头做出一系列关系国家前途的决策，既大战略方面的决策。最高层次的战略是安全战略。

　　考虑大战略离不开世界形势的判断，20世纪上半叶是革命与战争。20世纪后半叶是和平与发展。解放后50多年间，我国国防事业出现的马鞍型的发展，恰恰是由一重大判断所决定的。核武器的出现使人类有了自我毁灭的手段，战争手段有可能会吞食目标。这就是毁灭人类的钥匙由上帝交到了人类的手中。

　　在70年代之后，美国拥有核弹3万枚，苏联有4万枚，相互毁灭十几次有余，这种恐怖平衡反而制止了大战的爆发。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基点，并不符合发展的趋势。50年代，毛泽东对

世界大战的判断是正确的，他判断是打不起来，持久和平是有希望的，因此立足于地方战。正确判断国际战略形势，对我国集中力量搞建设极为重要。

　　这是一张图。我们在财政开支比例51年占48%，58年降到11%，这是大大的降低了。60年代、70年代备战又是25%，这是实际军备开销，如果加上民间的战备费用远远不止这一个数。现在我们公开数是7%，我们原则上不能超过10%。50年代毛泽东在战略思想转变方面作出了宝贵探索，由着眼战争变为注重建设。60年代，我国不切实际地推进世界革命当成现实任务，为此进行超出国力的援外，金额达到300亿美元，并恶化了同诸国的关系。中苏关系后来恶化的教训是，以国际的观念来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交往，结果都造成了国家关系的非正常化，一遇到利益冲突便往往由亲变仇。60年代至70年代最大失误就是跟苏联的斗争。军事战略决策中意识形态考虑过多。执政代在对外战略中过多考虑意识形态因素，势必与国家利益发生矛盾，造成两头难兼顾。1989年胡乔木在中国为什么犯20年的左倾作为，一文中将60、70年代对战争的过火反应列为左派五大表现之一。邓小平通过反思文革时期左的错误，进入70年代后有了新的思考，复出后既加以改变。早期我们信仰无产阶级革命等等，这是不切实际的想法。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100年不动摇，中级阶段、高级阶段是几百年的事情了。我们不以意识形态而以国家利益来定。从十三大起，删除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条文。

　　第二大问题，解放后军事战略的形成。

　　解放后具体的战略方针是根据大战略来判断。49年确定南重北轻，朝鲜战争一爆发重点就变了，东北为死守区、华北、华东为坚守区，华南为机动防御区。60年概括为北顶南放。64年十三陵水库会议确定应付四方八面，这一个时候我们的安全环境陷入不利的状况。69年以三北为重点，后概括为一条线。这一条线延长到82年。82年之后就不搞一条线了，跟美国和苏联保持中立地位。

　　确定下一个战略方针也是不容易的事情。有两个决心最难下，一次是1946年同

国民党破裂，一次是出兵朝鲜，针对多数领导人不主张出兵，毛泽东认为参战。历史证明，朝鲜战争是不该打的，抗美援朝战争却不能不打。朝鲜战争是以平局结束的，抗美援朝战争却是一次伟大的胜利。当时考虑决策也是多方面考虑的。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不利。首先是对东北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

　　二次大战期间，美苏弹药年产量均达200万吨以上，中国1950年的弹药生产能力仅为1万多吨。这一种情况下，考联盟战略我们才出兵朝鲜。当美国进至鸭绿江时参战，政治上有理。军事上有利。以志愿军名义而不以政府军身份参战，尽可能使朝鲜战争地方化，行动上有节。

　　美国说，我们的主要敌人正坐在克里姆林宫里。假如把战争扩大到共产党中国，那就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与错误的敌人，进行了一场错误的战争。

　　这一点证明毛泽东是英明的，这一个仗打得还是值得的。双方力量相差悬殊，客观条件不行，发挥主观能动性，变我们整体劣势为变相对的军事。我们达到四个平衡：

　　1、国际战略格局碰横。敌打联合国旗号，我们同苏联结盟。

　　2、作战时间上平衡。白天敌人控制，夜间是我们的天下。

　　3、作战空间上平衡。

　　4、战斗力平衡。

　　打完朝鲜战争之后，把越南战争停下来了。在越南打顶多是打一个平局会影响我们的建设。我们在17度线形成两北分治。现在越南对我们很有意见就是那一个时候种下来的原因，但是对我们是有利的。

　　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提出个重要的思想，我们应该争取会议成功，我们应该通过谈判而不是通过战场来解决我们和西方国家之间的争论。我们之间已经打了很久了，我们应该停下来谈判。如果我们对社会主义充满着信心，我们就应该这样做。与其对抗，不如和平共处，在经济建设上搞竞赛，最终地来解决谁为优劣的问题。在这一个过程中，西方会搞和平演变。但是我们只要我们的经济建设搞好了，我们也可以反演变。毛泽东把这一个战争称之为政治仗、军事仗、外交、宣传仗的结合。在美国要求以海峡中线划界，毛泽东宣布对金门国民党军采取单日打，双日不打的炮击，只带有象征意义。军委还要求，炮击时尽量不要打死。美国称之为歌剧式的战争。58年毛泽东说，如果我们搞到一亿五千万吨钢吹口气他就走路了，所以全国老百姓一块炼钢铁。大炼钢铁最后是炼的是一堆废铁。现在炼钢铁是错误的，但是解决势力问题是正确的。大炼钢铁搞砸了，他认为台湾问题不是由他们来解决了。

　　62年说，毛泽东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100年的时间估计是不行。但是解决台湾问题只有立足于长远。

　　60年大跃进之后毛泽东走上另外一个极端，又寄希望于世界革命。我们经济最困难的时候，也是援外最多的时候，也是把抗美援朝视为典范。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越南，以前是往南打，58年时不同意，60年之后同意了。

　　现在我们来看，在美国多方面围堵中国的情况下，援越是有一定合理性。然而当时把反修作为头等任务就不对了，当时花了200亿元。当时是时间最长、花钱最多，效果也是最不好的一次战争。

　　我们对苏的斗争是我们总体战略一大失误。将抵制大国沙文主义这一本应有限的目标，扩大为反修防修就是失误了。我们还是先给人家戴政治帽子的，你把人家领导定为叛徒集团，苏联也说你要推翻毛泽东集团。这是国家关系最坏的结果。最后是发展到动枪了。

　　在中苏两国接近战争边缘时，毛泽东还是从现实出发，同意柯西金路过北京，两国总理达成谅解，从此停止了边界武装冲突，但是对峙了十几年。90年代有一个总结，对30多前反修大战，我们做了新的评论认为是可以避免和不该发生的。毛泽东作为反修大战最高指挥，一方面反应了魄力，另一方面，多少也反映出他个人的失误和局限。

　　对苏联的斗争，邓小平总结一条很好：各国党的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但是我们又对别人发号施令。这是不对的。我们对苏联的敌对起了一个很好的结果，就是中美关系的大门打开。毛泽东在70年代初承认所支持的他国革命组织不死不活，提出应减少援助。从1971年起，毛泽东通过邀请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

　　我们周边的一些问题的处理上，也存在很多的问题。74年我们打了一仗，把西沙群岛等等收回来了，但是可惜的是，当时没有把南沙夺回来。

　　另外一个问题，越南战争一结束，越南逞机会控制老挝和柬埔寨，我们中国反对这样做，两国矛盾激化。

　　毛泽东说要教训越南，打越南之前要美国访问的时候，就确定和美国同胞教训越南。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在国际战略问题上个大定位。有一个写传记的作者在飞机上问邓小平，他回答了一句话，跟着美国走的国家都富强。这一下子就明白了，跟着苏联走都搞得贫苦落后。这就彻底跟苏联划清界线了。

　　当时我军动用9个军，花了40亿，打了一个多月，对外不提打越支柬埔寨，而强调保护边疆。这一仗从国家的利益和地缘政治的考虑放在首位，取代了国际主义。标志着我们领导人战略思维的转变。越南的问题就是国家利益的问题了，打了10年了，他也受不了了。这样就没有打了，中越的关系改善了。

　　进入90年代之后，美国也改变了战略，加紧对华遏制，台度势力日益滋长，成为我国安全的头号威胁。自93年之后，我国军事战略重点再次转到台海。美国在很多国际问题上有求于我们，但是又把我们列位主要的作战对手。很多情况下，不得不保持非敌非友的关系。实际上只有美国度我们有综合性的威胁。现在我们的安全问题是四个外部热点、两大内部隐患：

　　四个外部热点是朝鲜方面、台海方向，中印边界方向，南海方向。内部隐患是东突和藏独。如果新世纪发展目标能够实现，到2020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3至8万亿美元，能够达到世界第三位，我们军事力量超过俄罗斯，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

　　第三个方面解放后军事战略方针的成效及评估。评估是很复杂的科学，衡量战略决水平高低的主要标准，能不能处理好国家核心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关系。衡量军事斗争指导艺术水平的主要标准，是能不能以最小的损失获得最大斗争成果。

　　这是一张表，解放斗争也是要成效。抗美援朝花了62亿，打出了国威军威。援越抗法巩固了北越政权。台海作战震慑了蒋帮。

　　解放后军事战略决策按照计算机语言来概括有两种：一种是软方式，一种是硬方式。军事战略很多可以数字化和量化。但是有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量化的。历史经验、民族情绪、宗教信仰等等是没法儿量化的。有一些得靠经验。为什么讲经验是软方式。

　　作战中间和制订战略决策的时候要确定战略目标要明确、合理有限，与自己实力相符。毛泽东在出兵朝鲜的时候就达到了这一些原则。

　　对西藏这一个问题需要用软的方式，因为是一个宗教狂热造成的武装斗争。毛泽东在59年平判的时候询问索康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得研究他的人物性格。有人提出来说打了要跑，跑了怎么办？毛泽东说让他跑，无论去山南、去印度，让他们去。

　　另外，处理涉外事件要实行高度统一的原则。中国驻各国大使是最没有权利大使。周恩来讲了八字原则：外事工作，授权有限。毛泽东说打第一枪要经过我的批准。一个好的办法是，统率部不干涉下面的战术的问题。因为下级更加了解情况。60年入缅作战，让它跑了，因为地形跟我们想的计划不一样。62年打印度的时候，一切按第一线同志的意见办，打胜就行了。

　　毛泽东指示：告诉政治委员，要保证刹车！部队打到哪儿就在哪儿停下来，并且要主动后撤，要把缴获的武器装备擦试干净，交还给印军。斯大林时代给我们的装备是旧的。赫鲁晓夫的地位不稳，需要中国的支持，他对中国的援助质量是最高的。苏联领导对中国援助最多的就是赫鲁晓夫。当时给我们的装备是最新的。但是到了56年，波兰匈牙利出事了，他派高扬到杭州见毛泽东，毛泽东找政治局开会决定支持赫鲁晓夫，因为他对我们支持最大。利用苏联的内部不稳，建议问苏联要核援助，毛泽东表示同意。现在俄罗斯档案解密，苏联是反对的，但是为了政治上的需要给我们了。有一次去苏联参加会议，这是毛泽东一生当中最风光的时候了，发言的时候所有的人站着就是他坐着。58年苏联帮我们建了第一个核反应堆。英国的核一半是在美国，英国使用核武器得经过美国同意。苏联帮助我们在兰州建了一个。来了1000多专家，后来反悔了，但是反悔的时候我们研制得差不多了。

　　1958年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事件，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吵起来了。中苏破裂是1958年，但是我们独立自主把原子弹搞成功了。到64年之后，政治上与苏联彻底的决裂。到了文化大革命更加糟糕了，造成了10年停止。当时也是深刻的社会原因，是古老农耕文化对现代文明的抵制，不是四人帮的问题。我们从装备问题上讲，59年我们国庆检阅的时候，那一个时候的装备是达到了世界先进的水平。我们的武器与世界先进装备差距最小的时候就是那一个时候了。毛泽东晚年失误反应了两点：

　　第一，希望把现代化搞上去。

　　第二，搞现代化害怕出现了修正主义等等。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也是第一战斗力。解放后我国对处理对外关系的一大教训，对强国示强，对弱国示弱。这是错误的。

　　解放后军事战略可以总结以下几点：

　　第一，政府的判断形势。

　　第二，科学化、民主化的机制。

　　第三，目标与能力的平衡。

　　第四，多种手段配合。

　　第五，得深思。

　　毛泽东说，中国要独立，第一要同美国斗，第二跟苏联搞好斗。中国要发展，第一要跟美国搞好关系，第二跟苏联搞好关系。

　　我们搞好关系要斗，但是斗而不破，这是需要很高超的艺术。

　　解放后一些军事战略存在教训：

　　第一，个人专断。

　　第二，以意识形态异同划线。

　　第三，战略目标过于膨胀。

　　现代科学决策要机制系统性，研讨民主性，选择优化性。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是转折点，不以意识形态而以国家利益来考虑问题。苏联模式有一个重大弊病，只讲可行性，不讲最优性。比如说楼建起来了，不计成本，仗打赢了不计伤亡，只要以革命的名义怎么干都行，短时间可以，但是长时间不行。

　　我们现在讲决策的时候达到最优化，思想方法最优化、决策体制和机制最优化。我们今天讲这一些都是从国家安全战略上来考虑的，领导人的思想方法要强调与时俱进，这对实现思维现代化是至关重要的。毛泽东在以往军事战略上的决策是我们一面镜子。

　　我们回顾历史认真向后看，才能更高、更远向前看。谢谢大家！

　　主持人崔建华：徐教授给我们进行了一堂非常精彩的演讲。下面有一个特殊的机会，徐教授愿意接受大家的提问。

　　问题：请问将军，最近中美濒临战争的边缘。如果真的干起来是怎么样打法？谢谢！

　　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徐焰：

　　我们跟美方也谈到过这一个问题，擦枪走火应该是不会出现的，双方有双方的政策。第一枪是中央领导的决策，不会走火的。打不打双方都有严格的规定。比如说美国国防大学的课程40%是军事课，60%是国家安全课。美国国防大学典型的反面教材是“”，他不服从国家战略，所以把他给撤职了。撤职的方式很独特，先在广播里面宣布，这样防止他先动手。双方政策是确定好的，没有最高指挥官的命令，是不会打响的。为什么有热线联系？美国跟苏联60年代就有。操纵导弹的喝醉酒了，打出去了，如果那一方反击不就打起来了吗？所以你讲的问题是不存在的。

　　问题：刚才讲话里面我有非常深刻的一点的印象是，向后看是为了向前看。朝鲜战争我们利用了三个优势：第一是白天我们没有优势我们晚上打，地上没有优势，地下打。今日军事的力量格局已经改变了，夜战不是我们的优势，怎么样保证普通国民安全的信心？

　　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徐焰：

　　美军是一到夜间发生敌人赶快隐蔽，现在是赶快出击。夜间是你看不到人家，人家看得到你。观点也得与时俱进，你说中国一点优势也没有了，也不是。优势是寻找新的平衡点，寻找新的优势。我们过去夜间有优势，我们可以在其他地方寻找优势。白天不行，还可以在自然条件下想办法，在一些装备特殊的方面想办法。还是有办法可想的。关键是把群众充分发挥起来，会有办法的。经济领域把群众充分发挥起来，假冒伪劣到处都是。所以，办法还是有的。

　　问题：你分析了周边的形势以及面临复杂的国际形势。现在中国的局势像被包围起来的形势，看起来是非常的和平，但是一出问题有很多像东突、西突等等问题都出来了。我们现在的军事指战员没有实战的经验，我们少壮派的人员是不是可以保证我们打赢战争，是不是可以让老百姓放心。在这么复杂的关系当中，我们保持几个球不落的游戏怎么玩？怎么样协调各方的关系。20年的战略机遇期不能让它断，不是我们想让他太平就太平的，一旦出现事情，我们有能力保证人民的安全吗？谢谢！

　　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徐焰：

　　居安思危的想法是很好的。因为你问得问题太大了，一下子很难回答出来。简而言之，保障国家安全最好办法是自身势力强大。国家边界是有限的，但是安全空间是无限的。刚才你说我们被美国包围起来没有这么严重。我们给美国的关系是非敌非友，互有依存的关系。双方下定决心打，他也担心损失。我们强国地位靠三个地方来支撑：

　　第一，政治上我们是常务理事国。

　　第二，经济上，我们是最大的商品加工厂和新兴市场。

　　第三，在军事上，我们有两弹一星。哪一个国家要跟中国打，还是下不了决心，保障我们国家的安全是有信心的。提高我们自身的现代化建设水平尤其是

信息化建设的能力，应对小的和中的冲突是办得到的。

　　不耽误大家的时间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