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入世应该从原来的仰视转成平视

　　2006年11月7日下午，由《经济观察报》经济观察研究院主办的“中国企业的WTO过渡期：五年得失及未来对策主题论坛”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诚信楼三层国际会议厅举行，新浪财经独家网络直播。论坛由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商学院副院长张建平主持。以下为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梅新育发言：

　　梅新育：我简单点说，今天大家谈到的话题由头是“五周年”，但我想谈到入世，我们首先要讲对于世贸组织，对于入世这件事情，采取什么样的视角看待。我们要正确评价分析这件事情，应该从原来的仰视转成平视。我们在入世炒得最热烈的时候，那时候我在武汉大学读书，那时候对入世有一个深刻的体会。但现在时过境迁，我们看是否把入世炒得太过头了？是否仰视得太过头了。

　　我们不妨把世贸组织和国际足联比一比，这两个部门谁管的事情多？谁管的事情大？国际足联不是就管的就是二十几个壮汉和他们一起抢得一个皮球吧，世贸组织管的是全世界四五十亿人，整个经贸会议组，毫无疑问是世贸组织管得事情多、事情大、事情更重要。可是世贸组织的预算还不如国际足联多，这样的一个组织，就是我们抬举他，他有那个能力，建立了强有力的国际经贸规则，并且使所有的国家都遵守。特别是让一些大国遵守。

　　我想，我们入世五年来的感受，经过入世五年来的亲身体会，也应该对世贸组织从仰视的角度改为平视。在去年多哈回合香港会议开幕前夕，龙永图先生曾经感慨，中国人对世贸组织丧失了热情。我觉得是这么回事，我不认为世贸组织对我们没有用，世贸组织对我们非常有用，我们非常需要。但是那种降温有一部分可能是对前些年炒得过火向理性的回归，也有一部分是前些年炒得过火有一些反弹。

　　第二，对中国入世这五年来中国企业和中国宏观经济的表现，我想，应该是打一个相当高的分数。无论是出口增长还是加工贸易的比例，甚至从贸易争端都可以看出来，我们贸易伙伴认为你有能耐成为他们的竞争对手才和你争端的。原来和我们争端的是什么产品？什么形式？只有

反倾销，非常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品。

　　但现在争端的是，从工具到整个经济体系的情况发生争端，从劳动密集型商品到技术含量相当高的电子产品。我相信日后不会太久，我们也会看到Robert Poole先生的国家可能会有一些企业向我们汽车商发起这样或那样的争端。从贸易争端的发展情况也可以看出企业这五年的发展，可以打一个较高的分数。

　　但随着时间和形势的变化，它原来成长，任何企业、任何国家的成长都不是线性的，原来的问题会随着时间的变化逐渐暴露出来。以前是我们成功点，在日后变成的形势和环境下，可能会恰恰成为我们失败的因素。在这里我们面临的是什么变化呢？我们高度依赖的可增长方式是否可持续？全球经济的形势已经作出了解答。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建立在什么基础上？

　　原来的答案很简单，就是建立在廉价劳动力的基础上，为了保护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我们一些政府豁出了他们的名声和形象。但现在廉价劳动力的竞争优势我们是否能够持久？可能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我们农村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它的形成来源于农村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但是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还有多少？农业部给出的数字是1.5亿，但这个数字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我们的企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的企业，他使用劳动力是非常挥霍，非常浪费，只用18岁—40岁的人，达到40岁就成为一个废人，真正可用的劳动力有多少。

　　前段时间

财政部把我们这些人召集起来，为

宏观调控的情况召开了一个会议，会议上发展中心农村部的部长韩俊发表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报告，他说了一句话，给我们在座的人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走遍全国村庄，给人的感觉，这些村庄人口的结构就像经历了战争一样，见不到20岁的年轻男性和年轻女性。

　　我们还是要把核心竞争力定在廉价劳动力上的话，第一从劳动力的供求上就是不可持续的。如果要从经济模式转型，不过分依赖出口，而是从过分依靠内需来说，这种廉价的劳动力模式是压缩内需的，也是自相矛盾的。转向技术方面我们的人力资本积累是非常惭愧的，不仅是没有增长，在某些方面反而是倒退。

　　我原来是学机械出身的，早在80、90年代的时候，国家劳工组织的亚太区的主席说了一句话，中国不乏优秀的技术人员，但缺乏优秀的技工。现在这个情况还是非常严重。

　　江苏是我们国家名列前茅的发达省份，但江苏做了一个统计，全体就业工人里，技工技术水平比较高的达到了多少呢？技工占全体工人的10%，技师占千分之8.7，高级技师占万分之8.7。而如果想要把它改变，把核心竞争力从廉价劳动力转移到技术进步上面来看，不仅是要技术人员，而且是要优秀的技工，而这些优秀的技术人员和技工，他们想要有能力培育自己的人力资本，这需要相应的报酬水平。

　　在这个情况下，在企业的成长当中，企业要对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进行转型，而我们的政府需要为企业的转型和成长创造良好的环境。在这里就涉及到了各国之间，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关系，我不否认世贸组织的基本原则是国民待遇原则。但是有一个隐含的前提，任何独立主权国家，它制定经济政策隐含的出发点必然是内资本国和本国国民优先的。

　　在这样的隐含前提下，为了让世界各国对外资企业、对外国国民的待遇有一个起码的待遇标准。这才有了制定世贸组织的规则。如果我们把制定经济政策的出发点制定在外资、中国的国民、中资企业的待遇是一样的，把这个作为一切利润的出发点的话，那我想我们完全错了。

　　我不认为我们是世界大同，我只承认这样一个现实。现在民族国家是世界经济竞争的基本单元。作为政府工作人员，毫无疑问，要以国家利益作为思考的出发点。当然，我并不主张在外资企业准入方面搞保护措施，我们在必要的时候也需要通过开放，给国内的企业增加压力，施加压力让人进步。但第一条施加压力，压力促使人进步，这样的做法不能仅仅适用于中国，我们的贸易伙伴，特别是发达国家的贸易伙伴，他们也需要采用这样的策略。

　　在这点上，我很遗憾地看到，像美国、欧洲一些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表现，我们早在改革开放“N年”以前提出不找市长，找市场的口号。可是在很多美国和欧美的产业当中，我们看到的恰恰是不找市场、找市长、找州长、甚至找总统。如果是这样的话，要通过国际竞争的压力来迫使自己调整，这样的原则不能仅仅适用于中国，我们的贸易伙伴也应当适用。

　　第二，在这种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带来的竞争必须是平等、公平的竞争。我不否认，比如说像美国，他对外资金融机构的准入条件相当宽。很简单，在美国的金融业是全世界最发达的，具有竞争力。但中国不一样，中国的金融业是全世界最发达的吗？是全世界竞争力最强的吗？不是。就好象我们中国的纺织业和制鞋业，就像我们不会限制外国的服装、鞋子进口一样，但我们的金融机构不是世界上最强的，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考虑。

　　通过外来压力促进内资企业的发展，增加我们内资企业的活力，它不等于要让我们的内资企业不平等下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