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第二届中国健康产业高峰论坛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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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6年9月16日

　　主题：2006第二届中国健康产业高峰论坛

　　“中国医疗改革的希望之路”

　　地点：上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石化厅

　　张维炯：

　　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专家，女士们、先生们，我们非常高兴在我们的校园举办2006年中国健康产业高峰论坛“中国医疗改革的希望之路”。我们这个会是由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主办，由礼来和三角洲医院集团协办的会。

　　随着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对医疗健康产业的要求，希望值也在不断的提高。应该说健康产业是关系到千千万万劳动人民的切身利益的问题。今年国家统计局(邱晓方)局长提出了一个幸福指数这样一个指数。我们大家都知道，在这个幸福指数当中，健康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健康和幸福，社会发展和谐这是我们整个国家，整个民族文明社会的一个象征。

　　因此，我们在这儿开这样一个会议，会对我们国家今后健康产业发展过程当中，使得我们中国每一位人民能够获得医疗卫生服务，可负担起医疗卫生服务，可持续的享受到很好的医疗服务，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发展。我们希望通过这次会议，能够为我们所说的，我们国家的医疗健康产业会议有所帮助，也希望我们参加会议的各位来宾，各位领导，能够充分的交流想法，推动我们实实在在往前发展。

　　下面我们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朱晓明院长致词，大家欢迎。

　　朱晓明：

　　尊敬的尹大奎副部长，各位来宾，各位朋友上午好。首先，我谨代表学院管理委员会对各位来宾莅临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参加2006第二届中国健康产业高峰论坛表示热烈的欢迎。

　　中欧国际工商学员是由中国政府与欧盟委员会，于1994年共同创办的一所非营利性的中外合作高等管理教育机构。作为亚太地区最负盛名的商学院之一，中欧每年都要举办多个高层次的国际论坛和圆桌会议，为世界各国的政坛领导、商界领袖、学界精英提供开放、坦诚的沟通平台，共同探讨中国和世界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

　　中国的健康产业正是我们长期关注的重点领域之一。当前，中国的健康产业正经历着日新月异的变化与改革。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人民群众对社会保障和医疗服务的需求不断提高，希望享受到更好的医疗卫生服务。

　　本届论坛将从政府、学者、制药公司、医疗保险公司和医院等多种视角，探讨各种可供选择的，解决降低医疗费用的方案。为积极协助推动我国健康产业的发展，中欧国际工商学员除了每年举办高峰论坛，还结合中国实际，运用最新的国际管理理念与薪资，先后为500多名中国医院院长，以及几千名中外制药公司的高层经理提供了短期培训。今年年初，由拜耳医疗赞助的中欧国际工商学员医疗保健政策及管理中心也正式成立了。这个中心志在建立一个探讨中国医疗改革及未来的对话、研究与教学的公开平台。。

　　来宾们、朋友们，健康产业的健康发展意义重大，我衷心希望在座各位能够充分利用中欧提供的平台，在今天的论坛中畅所欲言、充分交流、取得收获。最后我预祝本次论坛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张维炯：

　　谢谢朱院长，下面我们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务长兼副院长郭理默 Rolf D.Cremer先生讲话，大家欢迎。

　　RolfD.Cremer：

　　(瑞德佛斯)教授是1908年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得主，有一次跟他的教授同事们谈论起来人们面前所面临的艰巨的任务，他就提出了在物理学领域面前要突破面临的挑战。他的同事跟他报告说，(瑞德佛斯)教授你的主意非常好，但是我们资源不足，我们没有钱。(瑞德佛斯)回答说，我知道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动脑筋。在医疗卫生管理领域，在全球的范围内，在中国也当然如此，我们也都必须要动脑筋。如果公共的资源，如果自然资源能够给医疗卫生体系提供资源，然后能够提供高质量的医疗，在整个国家，整个地区，全世界都能够提供医疗，并且让人们能够支付得起的话，那么我们就不需要动这么多脑筋了，但是现在真的要求我们需要动脑筋。

　　在中欧，我们有很多的朋友，有很多的支持者，大家共同来组织了这个第二届健康产业论坛。我们就用这天时间进行思考，对于那些对我们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们要促进它的进步和发展。我们感到非常荣幸的是殷大奎副部长今天能够来到这里，欢迎您。在这里我还要感谢我们一些尊贵的来宾的光临，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是远道来到上海，来到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发言跟我们分享他们的经验。无论是在我们正式会议发言之间，还是在午饭之间都会跟我们进行热烈的交流，我也欢迎他们。

　　另外，我在这里还要感谢我们校友们的大力支持，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在业界都担任重要的职务。包括在医疗管理领域也包括治疗行业，他们给我们中欧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帮助我们组织了这个论坛，我们也要感谢他们所做的贡献。

　　另外，我们还要感谢公众，也要感谢媒体。在最近的报告之后，中国的公众更加认识到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他们对于我们所讨论的这些话题都非常感兴趣，即使他们不能亲自到会，他们也会对于我们这个话题非常感兴趣。我们今天所有的座位都坐满了，大家对于这个话题非常感兴趣，而且同时也表明这些话题，在竞争产业的政策和管理这些话题的重要性。

　　一个好的医疗卫生的体系是非常重要的，我刚才都讲过，我们都面临资源不足的问题。即使我们思考这个问题也需要资源，需要支持，所以我最后还要感谢一下我们赞助商的支持，我们要感谢礼来中国，他是我们的赞助商，而且我们也要等着今天早上他们的发言。另外感谢三角洲医院集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他也是我们的赞助伙伴。

　　我们媒体的赞助商，包括下面这些，他们不仅要报道我们的活动，而且他对于我们活动的组织也提出了非常多的支持，而且我们要感谢我们的战略媒体伙伴《中国日报》、《第一财经》，还有《环球企业家》和《英国金融时报》，还有支持媒体《21世纪经济报道》、《医药经济报和健康报》，也要感谢我们的网络支持新浪财经。我要感谢所有尊贵来宾，所有会议发言人，感谢所有的参会者，感谢所有的赞助商，再次欢迎大家的光临，谢谢。现在我们就要开始思考了。

　　张维炯：

　　我们这个会议得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韩启德先生，原来计划要参加我们这个会议的，由于他特殊的公务安排没有来参加我们的会议，但是他专门写来了贺信。下面我读一下韩启德副委员长的贺信。

　　贺信：

　　各位来宾，同志们、朋友们，值此第二届中国健康产业高峰论坛召开之际，我谨向论坛表示热烈祝贺，并向出席本次论坛的各个专家、学者和各界朋友致以亲切的问候。

　　健康产业关乎国计民生，关乎社会稳定。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们对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不断增长，加快和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是我国当前的一个紧迫问题。此次论坛将围绕着医疗费用问题，就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进行探讨和研究，是一件十分重要、十分有意义的事情。我希望与会的各个代表能够充分交流各自国家在解决医疗卫生问题上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为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之路建言献策，为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促进中国健康产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最后，预祝论坛取得圆满成功。

　　韩启德

　　2006年9月15号

　　第一场：中国的战略选择-如何借鉴国际经验与模式，建立一个理想的医疗卫生体系？

　　下面我们就要举行我们的论坛，在我们论坛举行以前，我还想在这儿说一句，请大家把手机关掉或者放在振动档。谢谢大家。

　　下面我们举行我们的第一场。第一场是中国的战略选择—如何借鉴国际经验与模式，建立一个理想的医疗卫生体系？在这一场，我们请到三个专家，第一位是伦敦卫生及热带医学院主任Andy Haines教授。第二位是西班牙巴塞罗那IESE商学院讲师Magdalene Rosenmoller博士。第三位是我们中国卫生部中国卫生经济研究所卫生政策研究室主任石光教授。下面用热烈的掌声请三位专家上台。

　　第一位发言的是伦敦卫生及热带医学院主任AndyHaines教授。他发言的题目是国家卫生服务模式在全球的发展与评介，大家欢迎。

　　AndyHaines：

　　女士们、先生们，亲爱的各位同事们早上好。首先我要感谢我们的主办方邀请我来到本次高峰论坛向大家做一些交流。交给我的任务是给大家介绍一下英国的国家卫生服务模式。我想我的讲话主要分成三个方面。第一，我将非常简要的介绍一下为什么我觉得英国国家卫生服务这个系统很重要。第二，跟大家介绍一下国家卫生服务系统在过去五十多年发展的历程。然后我还会非常简要的把我们的国家卫生服务系统模式同社会医疗保险模式做一个对比和比较。

　　首先，我们为什么要想在英国实现全民的医疗服务的全民覆盖？我想引用两段话，这两位人士可以说来自不同的部门以及有不同的影响。第一段话是1946年，当年英国的政府是一个左翼政府，当时担任卫生大臣的是比万先生。当时整个社会形势，战后的英国社会私营医疗非常强大，公共医疗服务相对薄弱。所以他做出这样的评价，他认为如果在一个社会当中，医疗是完全私人主导的话，他觉得这是一个悲哀，这是一个失败，因为这就意味着很多人不得不依靠私人的，代价昂贵的医疗，很多人就付不起这样的医疗费。所以他认为，在一个文明的社会当中，依靠私人的资金是让人感到憎恶的。第二段话来自美国著名企业高管就是通用汽车的CEO官里克·瓦格纳先生，平均每生产一辆车就要拿出二千美元支付员工的医疗开支，所以他认为美国医疗高昂成本使美国在全球竞争当中丧失竞争力，如果没有国家卫生服务系统的话国家竞争力就会受到影响。

　　英国国家卫生服务系统是在二战之后，在社会充满变革的年代建立的，当时医生很多都反对成立这个系统，因为这些英国医生认为，他们的钱会越来越少。这是当时一张漫画，NHS无疑是从牙科医生口袋里掏钱，所以当时牙科医生都大力反对NHS。但是有意思的是成立大概不到一年之内，90%的医生都加入NHS系统。现在如果再去英国看一下，大部分都是NHS的维护者。当时的期望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医疗技术不断减少，以后疾病越来越少，这的确是一种非常幼稚的印象，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医疗需求反而会越来越增加。总而言之NHS在英国广受欢迎，而且无论英国哪一个政党，如果想要上台，必须向公众展示出有NHS管理的策略和战略，否则不能当选。

　　从中国角度来讲可能是比较小的，但是在欧洲已经非常大了，大概有130万名英国人员，是英国最大的公共部门组织，而且是尽力满足每个人的需求，提供可以买得起的甚至是免费的基本医疗服务。根据每个人的医疗需求来提供服务，而不是根据治疗能力。这是非常重要的原则，目前我们仍然在维持这样的原则。

　　大家再来看看NHS系统的一个基础，叫做家庭医生或者叫社区保健医生。这个情况可能有一点自身的独特性，但是这种模式正在全球得到越来越多的承认，如果你想在医疗体系当中保证质量，降低成本，必须要有非常强健的基础医疗系统，这也就是我们社区和家庭医生，我们看作是我们整个社会的神经原。如果你想去医院看急诊的话，必须先找你家庭医生或者社区医生，由他给你做转诊。当然他们也是有独立的医疗治疗的能力给他们患者开药。每个社区保健医生、家庭一生都有自己一张病人名单，有很多病人都是在他这里登记的。过去家庭医生和社区保健医生都是很独立的，但是现在这种独立性正在下降，因为这些医生也想更有效的控制他们的预算，控制他们医疗的质量，而这种在过去各个医生之间是没有一致性的。此外，现在医生除了自己以外，还有很多的支持，包括护士、管理和行政人员等等支持他们成立医疗小组。每个医生平均要为1800名患者提供服务。以前所有的NHS都由政府一家行政机构统一管理，1990年英国颁布了一项90年法案，提出建立一个内部市场，引入市场的一些特点，比如引入卖方和买方的概念，包括卫生负责机构和一些社区的家庭医生，他们获得一种预算经验，但这不是真正的他们可以使用的钱，而是一个预算的范围。在这个预算范围之内，他们可以向NHS医疗服务提供者，包括医院，为精神病患者提供的精神病医疗服务和流动医疗服务机构等等购买医疗服务。

　　从提供方来讲，很多医疗卫生机构改组成为NHS的叫做委托单位，这个委托单位成为相互竞争医疗服务的提供者，相互之间开展竞争，而且有自己独立的管理层。这是NHS层级系统，上面是卫生部，下面是NHS执委会，还有各个地方的战略卫生局，战略卫生局主要是直接负责二、三级医疗，二级包括各个医院所提供医疗，最底层是委托单位。如果你是牙科医生的话，都是通过基础医疗委托机构接入整个NHS的体系。

　　1997年以来，英国NHS体系的资源和人员都有很大幅度的增加，比如医生增加22%，护士人数增加21%，科研及其他专业人士增加了27%，开支也在不断的上涨。从这张图可以看到，2002年大概600多亿英镑，2007、2008年我们觉得一定会超过1000亿英镑的规模。开支的增加，主要是因为公众对政府增加了很多压力，希望能够提高医疗服务的质量，同时减少外科手术的等待时间，可以说进一步提高医疗的质量，国家和方方面面做了很多的努力。其中有一个项目叫国家卫生服务框架，简称NSF，这些要为改进某个特殊医疗服务领域而制订的策略，这些框架的制订是基于非常明确的研究和调研实证基础之上，而且这样的框架覆盖了精神病、糖尿病等等疾病，还包括老年和儿童这样的特殊群体。包括基础医疗，包括各个类型的服务模式和各个部门的医疗服务。

　　此外，还有很多公共卫生保健宣传行动，可能有些人看到这样的广告也不会感到开心，但是这样的禁烟广告已经在英国很多公共场合进行张贴和宣传。我们欣喜的看到，近年来出现了很多积极的发展。

　　NHS下面包括很多具体项目和计划，其中一个国民保健服务直线，这是由职业护士提供电话的指导。这些护士在提供电话服务的时候，她们有专门既定的指南，可以根据这些指南来决定打电话求助的病人到底是直接找医生还是去医院，还是直接通过电话给予咨询就可以了。这样的项目简称国家卫生和临床服务卓越性研究所。像很多卫生机构一样，我们面临着新技术的不断发展，社会医疗服务需求的不断增加，同时又有了预算的限制，所以如何更有效的提供医疗服务，跟上技术的发展，这是这个研究所所需要解决的问题。

　　此外，我们还需要努力关注各种医疗技术手段，包括药物的介入，技术的介入，以及其他的介入手段，找出哪些是可以让国民支付得起的，是国家预算支付得起的介入方案。我们还有一些研发的项目，NHS研发计划，这是针对卫生技术做出评估，并且对医疗组织服务和医疗服务的交付研究提供相应的基金。我希望在某些治疗手段领域我们为研究提供更多资金的时候找到更多的证据，帮助我们提高服务质量。

　　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世界是非常复杂的世界，很难找到一种单一的衡量标准来衡量我们这些改革和投入是不是产生了效果。光看死亡率、光看临床护理质量、病人等待手术的时间表、满意度等等，这些单独的指标都无法告诉我们整个情况。但是有一些指标还是让我们感到非常振奋的。比如说英国从95年到2005年在冠心病青少年死亡率方面，下降速度比其他欧洲国家都快，当然英国的冠心病死亡的基数还是比较高。这虽然是一个单一指标，毕竟还是表明我们NHS的改革的确发挥了作用。而在其他的一些比较方面，同其他国家比较方面，也许英国NHS似乎也不占什么优势。如果我们要研究一下NHS总体质量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NHS医疗服务质量的改善比较明显。这张图所显示的是在经历了心脏病发作以后服用二级预防药物的患者人数。从91年开始到2003年，这是随机病人生存研究所获得的数字，服用他汀类或者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等药物的患者不断增加。

　　医院医疗状况也在不断改进。门诊病人和住院病人入院就诊的时间选择，急诊的就诊等待时间缩短到4小时以内。当地医院的星级评定上网公布。这些绩效的数据如何解释，是另外一件非常复杂的工作。有关医院精神病治疗机构和基础医疗委托机构的调查报告随时向公众公布。

　　这图所展示的是英国病人等待时间不断的缩短。比如说最上面一条线是等待入院的患者人数，到04年三月已经降到了不到10万人，病人等待时间都缩短了。病人满意度很难界定，但是我们在英国搞了很多人的调研。比如2002、03年，在各个不同的部门做了不同的病人满意度的调查，根据我们的调查结果基本上出现的趋势还是一样的。绝大部分病人感觉到，大约三分之一的病人认为，我们的服务是非常优秀的，三分之一的人认为非常好，认为服务质量非常差的相对来说比例比较小。总的来讲，大部分人都认为我们这个社会还是比较好的，当然还有一些批评，比如说等待时间太长，或者说我们的医疗体系还无法足够、有效的针对每个不同的人的医疗需求。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医疗服务提供方可能在玩一些花样，扭曲他的真实绩效数据。比如说从02年到04年，当天就能够获得专业基础全科医生服务的患者比例提高到了04年98%，可以说体现了目标。这背后的花样就是很多医生取消了预定服务，就是你无法预约同医生见面，没有了预约的时间，他当然可以把更多时间花在当天门诊病人的身上。这的确是一个扭曲了的绩效数字。

　　目前我们还在考虑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不断的改善。比如说扩大选择面和医疗服务的选择的选项，不断提高系统绩效，扩大基础医疗的作用。改进公共医生状况，特别推广在公共场所禁烟。

　　目前NHS对主要的挑战，就是如何从原来主观政策制订的体制转向更加客观的科学政策制订的体系。目前在NHS中有很多改革，过去改革都是主观的，都是根据舆论的看法。所以说在中国也许有这样的要求，必须更多的投入做一些实证研究，找到真正的能够支持我们做出良好决策的数据，才能保证我们很好的改革顺利推广。

　　最后比较一下英国NHS体系和所谓全民覆盖社会医疗保险体系之间的异同。这个比较非常复杂，这图所显示的是一些发达国家医疗开支的比例和来源情况。比如说美国社会医疗保险，私人医疗保险是医疗开支主要来源，一部分是公共税收为来源的公共开支。再看看英国，主要来自于政府税收收上来做公共开支投入医疗，当然也包括一些保险。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各个发达国家之间的模式也是不一样的。这里看到的是各个发达国家人均也要开支，美国是一个例外，美国人均医疗开支几乎是其他所有发达国家的两倍，其他发达国家基本属于接近的水平，大概在人均二、三千美元的水平。如果我们要把这几种体系进行比较的话，我知道下面发言者会更加详细分析社会医疗保险模式的特点。我觉得各个国家由于国情不同，也许选择是基于他的国情的。总而言之，我们无法简单来讲到底哪个模式更好。

　　在满意度，缩短等待时间方面，似乎社会卫生保险模式好象表现更好一点。而在公共开支的模式好象更高一点，而成本也是社会医疗保险模式稍微高一点。但是我觉得这种判断很难以偏概全，我们必须要了解当地的国情，当地的情况，我们要认真去研究这些国家的历史，了解它的经验教训，了解各种体制的优缺点，这样我们才能充分的选择或者说良好的体制，推动中国医疗改革比较。

　　非常感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让我向大家介绍一下英国医疗保险体系，希望对中国医疗体系有所帮助，谢谢。

　　张维炯：

　　下面一个发言的是Magdalene Rosenmoller博士，是西班牙巴塞罗那IESE商学院讲师，她演讲的题目是社会医疗保险模式在全球的发展与评介，大家欢迎。

　　Magdalene Rosenmoller：

　　大家早上好，非常感谢主席先生。今天我非常荣幸能够来到中欧商学院，来到这里教书对我来说是非常愉快的经验。我在这里也教授一个医院管理的文凭课程，我觉得在这里教书，我自己也学到了很多东西。我非常荣幸能够接到邀请来到这次高峰论坛进行演讲。刚才Haines教授已经讲到了，现在到底这两个系统之间有什么异同很难说，但是在两个系统当中他们所积累的一些经验，现在这两个系统正在不断的趋同，有一些国家提供的医疗服务，现在也引入了一些市场的体系。而一些以保险为基础的系统也在引入一些公共的政策。所以接下来我跟大家迅速回顾一下医疗保险模式的历史和它的发展，然后跟大家讨论一下现在对于医疗到底有哪些新的理念，并且总结一下欧盟在这方面到底积累了哪些有益的经验。

　　我觉得这个题目特别大，也许我花一天或者两天都讲不完，所以在这里我就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欧洲的经验。

　　欧洲的社会保险模式很难说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模式，因为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模式。但是这些欧盟成员国有哪些共同的特点？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体现在医疗体系的不同，这是体现在欧洲的价值观，我们的团结、普适性，我们的平等、开放，我觉得要研究这个问题是要考虑到欧盟成员国不同的文化背景，他们的历史背景。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些社会保健的系统更多的倾向于市场化，有一些系统更加倾向于国家来提供这方面的支出。

　　刚才Haines教授已经提出了英国的系统，全民保健系统到底是怎么来的？是在19世纪后期俾斯麦先生就推出了这样一个体系。其实在中世纪的时候已经有一个疾病基金了，已经建立了一些专业的医生团体。比如在西班牙有一个国家的医疗保险体系。俾斯麦我们在巴塞罗那有一些合作的机构，有一些共同的基金，这些基金也是来源于历史非常久远的疾病的基金。在二战之后俾斯麦这个医疗卫生系统被大家认为是最好的系统，所以有一些国家就觉得要保留这个优良的传统，要有这样一个健康保险的系统，并且把它列为欧盟福利国家的主要组成部分。所以我觉得这个起点来讲，与英国的体系可以说没有多大的不同。随后在欧洲大家就认为全民健康保险应该是他们一个主要的选择，因为一些中欧国家以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安排，现在他们想要转向这样一个以保险，以市场元素为主导的体系。中欧国家就想从一个政府主导的系统能够转移到一个以市场为导向的系统。在欧盟也进行了一个调查，我们这个调查也许不能令所有人都满意，但是我们进行了一项调查，到底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良好的社会。

　　我们来看一下国家医疗系统跟全民健康保险有什么异同。这是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的报告，这份报告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找到到底什么是一个好的体系，并且制订一个标准，这样可以来衡量不同的系统。有一些系统是基于贡献的，有一些是基于税收。我想请大家注意一个服务的功能，这对于所有的体系都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在一些国家有一些分散的系统，比如说有一些地方的医疗机构，也许我觉得这个与中国的情况比较符合，因为中国有不同地域的差距。

　　在一些改革当中我们看到有这样一个分权的趋势，比如说在南美洲的哥伦比亚，他们就有一个非常成功的做法，就是在社区领域进行了医疗的改革。但是分权走过头以后，在三四年之内就看到他们一些国家接种率反而下降。所以一方面我们要进行医疗的改革，但是我们也不要忘了我们主要的目的，我们的公共医疗的一个基本的任务，就是要为人们提供医疗服务。所以在全民健康保险这个体系当中，它是一个比较分散的系统，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重最基本的任务，不能忘掉。

　　另外，我们来进行不同的系统之间的比较的时候，我们就提到在OECD进行了一个比较的研究，就是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三角形，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这样一个三角形的基本框架。这是我从OECD报告中提取出来的最基本的体系。我们看到有一些是基于税收的，有一些是基于保险的，我们来看这个资金是怎么样流动的。各个国家有不同的融资体系，有一些国家他们的融资机构可能更多的是私人部门，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哥伦比亚关注私人的融资机构，怎么能够为大家服务。他们通过资金转到这些医疗服务提供者，在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患者也可以向这个系统提供资金，有些是从自己的口袋里自己交钱，但是这个比例比较低。除了三方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机关，比如有一个征收机关，代表国家来进行资金的征收。比如法国有一个很好的征收机关，就是要保证这个钱能够收到融资机构的手里。他们的设想就是要建立一个国家级的基金，就是收集这个资金以后，把这个资金送到医院手里，保证这个钱是花到该花的地方。

　　我觉得在这样一个保险的系统当中，一方面你是要征收的资金，另外一方面，人们也要知道我怎么样能够购买最好的医疗服务。

　　这个幻灯片看起来非常的复杂，但是看到有一个趋势，现在的趋势就是从一个原来很简单的一体化的系统变成一个越来越分散的体系。在不断的复杂化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有办法能够管理不同部门之间的关系，保证它的最基本的功能。所以我们经常问自己的问题就是，这些不同的部门之间到底怎么样进行沟通，它们之间要有怎样的契约，同时也不要忘掉它们之间怎么样能够实现最好的功能。在这样一个转换的过程中，在国家层面上，卫生部监管部门，还有在地区层面上，这些政府的监管功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觉得除了保险体系之外，我觉得政府还有很重要的监管的功能。在一些政府的改革过程当中，他们一定要学习一些很负面的，比如说其它国家他们已经犯过的一些错误，要吸取前车之鉴。这样就能保证改革是成功的。另外我们看到一些欧盟国家在公共支出和私人支出方面有一些不同的配比。

　　另外这张幻灯片所比较的就是在卫生支出与人民的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大家可以看到保险体系确实支出更多，支出水平更高。如果我们来比较一下支出与满意度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有一些国家支出比较少，但是人们非常满意，这是大家都想要的一个结果。另外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国家支出高，人们也满意。所以从这个图表当中，我们能够看到保险体系的支出一般是比较高的，但是另外很重要的就是要有自由选择医生的权利。所以如果说我个人选择一个医生，结果选择是错误的话，觉得这是我自己的措施，但是如果国家给你指定一个医生，如果效果不好的话你会抱怨国家。

　　我们在这里也看到全民健康保险制度满意度可能会比较高一点。我们看到在中东欧还有欧盟一些国家，他们这些情况是比较复杂，有一些国家满意度是比较低，也许一些满意度证明这些中东欧国家改革比较成功。

　　如果我们来看一下在中东欧地区的这些医疗改革我们能够看到，这个蓝色的地区是最近刚刚加入欧盟的新的成员国，他们正在不断的改革自己的医疗体系，从一个塞马希科的体系，不断转换到一个俾斯麦的体系。在意大利，我觉得20年代塞马希科体系就建立起来了，而且非常成功，确实成功根除了一些二战之后的主要的疾病，但是随后意大利开始转换自己的体系，能够关心更多的疾病。所有的医疗体系，中东欧地区都想要转到俾斯麦的体系，因为他们觉得这样一个保险的体系可以更好的契合这些中东欧国家转移到一个自由市场经济的大的战略。

　　我们看到这两种主要的医疗体系，其实出现了一个趋同的趋势，贝弗里奇市场原则得到了俾斯麦体系的运用。这样一个趋同让我们看到在俾斯麦的制度方面，他们在开始分配基金。比如在德国最近就统筹了一个医疗的基金。最近德国的改革就有点向英国看齐的趋势。有一些专家他们就说，也许在德国这方面的管理支出会增加，因为这等于说是除了原有的保险之外，还要再增加一部分政府管理的支出。所以就等于把保险原来比较分散的体系进行整合，这是德国的趋势。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德国改革过程当中有一个问题，就是没有鼓励那些投保的人能够节约支出，这是一个缺点。

　　我们来看看基础医疗方面，有一些保险公司，对一些人他们是提供一个最基础的保险，如果有人想有更好的保险服务的话，就得去找那些私人的保险公司。

　　我觉得在这里，我的观点与前一位教授的观点基本相同，我们很难说到底哪一个系统更好，确实每个系统都是各有所长，也许对中国都有借鉴的作用。

　　接下来因为时间比较紧，所以我可能不会把所有的体系都向大家介绍。我现在就跟大家讲讲我们欧洲卫生体系所面临的挑战，供需双方的挑战，特别是对于整个医疗体系怎么样能够更好的满足这些挑战进行解释。

　　首先，我跟大家讲一下医院的概念也在不断的改变。现在，大家对于去医院看病这样一个方式有一些新的理念。以前大家都觉得急诊室是去看病最主要的入口，像乔治·克鲁尼电视剧一样，有病先去医院急诊室。但其实我们有不同的选择，除了急诊室之外，比如说像慢性病跟非常急促的疾病其实是有不同需求的，不应该全都转到急诊室去。

　　在这里我给大家展现一些现在在就医方面很新的一些尝试。比如在西班牙的加太罗尼亚，我不去医院直接在家里打电话就可以了。还有一些私人部门有一些办法，比如有一个保险公司就有一个呼叫中心，24小时向投保人提供医疗建议。所以我觉得与传统急诊室方式不同，未来我们的就医方式可以说是多种多样的。同样出院的方式也是逐渐的出现多样化的趋势。比如说在英国的数据就表明，有一些人不一定住在医院里最好，也许回到家里或者其它地方治疗效果更好。

　　另外医护人员队伍改革方面，我们要有一些新的进展，我们有一些专家小组，另外还有信息通信、科技的发展方面，也带来很多的变化。我们确实在医护人员的能力建设方面，还要再多花一些工夫。

　　从这方面来讲，我们要看到医院不是孤立的，我们要有更长久的能力建设的规划。也许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弹性的体系，要有一个好的领导团体。

　　跟大家简单讲一下欧洲的健康体系。健康在欧盟来讲越来越重要，从历史上来说，欧盟是一个经济的共同体，要开放市场。但是自从70年代以来，有工作人员的大量流动，就带来了这些新的移民，他们在医疗健康方面的很大需求，所以也就促进了医疗战略和公共卫生方面的一些新的需求。所以有一些相关的欧盟方面建立了一些新的机构，专门应对这方面的挑战。另外也要应对像一些急性传染病，比如说SARS之类的疾病。所以在欧盟国家病人之间的流动，就促使了一些国家，他们不得不考虑怎么样能够在国家之间进行能力的共享和技术的共享以及评估，要保证这个技术不是一个国家一个做法，要保证大家都有共同的技术标准。

　　最近有一个私人部门进行的研究，欧盟发现通过支持卫生医疗事业的发展，其实在卫生医疗方面的投资确实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因为人们的就业形势和他们的工作实现都得到了极大的增长。

　　在最后结束的时候，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中国和欧盟之间的卫生方面的合作，在非典之后双方进行了很多的合作，有很多中国的研究学者进行了很多的合作。最近消费者和食品保护者的负责人与中国进行了更多的合作，一方面基于非典，另一方面也是基于食品方面的安全。我觉得从中国和欧盟方面来讲都有很强的意愿推动这方面的合作。我本人在中欧商学院教授医院管理班的教学工作，所以我觉得如何整合中国与欧盟方面在医院管理，到底有哪些最好的做法，推动中国和欧洲未来的医疗体系的发展，我觉得双方的经验都是非常宝贵的。非常感谢。

　　张维炯：

　　谢谢教授，大家都讲了自己很好的观点。我们下面有十多分钟的问答时间。

　　提问：我有两个问题想问英国的AndyHaines教授。感谢您刚才精彩的演讲。您刚才讲了关于英国国民卫生服务体系的内容，我觉得非常好。贵国卫生部和NHS基金职能划分是怎么样的？各自承担什么样的角色？第二个问题，NHS是不是一个非政府组织，就是所谓的NGO？

　　AndyHaines：非常感谢您的问题。首先有关于政府和我们卫生部的职责和角色。可以这样说，在过去这么多年当中，政府的角色也在不断的转变。二战以后卫生部直接负责管理NHS，但是现在整个体系更加分权，就是有很多职责和权利分到地区和基层。我们作为卫生部，主要制订一个总体的政策框架和战略框架，保证整个NHS和所有的机构都在战略框架下下运作。但是我们不干涉这些医疗机构的具体日常运作，我们只不过在总的方向上确定一个发展的战略。

　　此外，我们卫生部还建立了若干具体的机构，这些机构专门承担一些具体的职能。比如说在医疗服务质量的监管方面，我们卫生部专门建立了一个委员会，他们经常视察各个医院和各个基层基础医疗委托机构，以保证医疗服务的质量能够有所保证。总的来讲我们的确实是更多的分权。

　　第二个非政府组织的角色问题。在英国的体系当中，所谓的NGO非政府组织，他们的作用不是特别重要。当然你可以这样认为，我们的基础医疗的单位，特别是我们那些全科医生，他们更像是非政府组织，更像NGO。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以前他们都是非常独立的，只有很少一部分基础医疗机构可以拿政府工资，但是现在越来越降低。原来我们发现，如果是独立的分散的全科医生基础医疗的话，很难有质量的保障。所以现在我们正在进行不断的改革，使一些基础医疗服务小组的独立性相对下降，来保证他们能够得到集中式的管理，质量的统一。

　　此外我们还有一些病人的自发组织。不仅在英国，在其他一些国家也是如此，病人和病人团体意愿越来越强烈，共同集合起来形成一种影响力。比如说某一种类型的病人形成自己的组织，为他们的利益而斗争。或者说有一些病人团体是要努力争取，能够让病人参与到他们自己的治疗过程中。所以在英国病人的参与程度的确在不断的发展，这是一种大的势头。同时我们医疗界也感觉到应当不断的给病人更多的权利，让他们能够了解和参与自己的病情诊断和治疗，让他们更了解自己的病情。类似于这样的非政府组织在这种发展趋势中是非常重要的。

　　提问：我有个问题想问英国的Haines教授。据我所知英国的NHS体系，最近经历了三个改革，包括PPI、PCT、PPT，也就是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合作，或者私营部门资金投入，公共部门购买服务等等，类似这种改革，不知道你们哪些经验教训可以吸取？

　　AndyHaines：这个问题的确非常重要，刚才我演讲当中时间有限不能具体谈这些问题。PFI就是私营部门提供服务政府购买，这在很多医院扩建或者搞项目的时候经常使用的模式。比如说这是由私营部门出钱建造，然后由政府出面担保，让医院在一段时间，比如二十年、三十年偿还贷款。这种模式弊端在于，我们的纳税人可能要承担更多的负担。优点是可以在资金紧缺的时候形成治疗的能力。当然私营部门也会说，虽然我们收的钱比较多，但是我们承担了二三十年的风险。总而言之，这个项目到现在为止长期效益还没有完全体现出来。比如说它对医院预算的长期效益还没有体现出来，比如新建的大楼等等要考虑到还贷的压力，会影响到资金运作的情况。至于今后政府是否应当直接注入资金支持这些项目，这是我们在讨论的。

　　让私营部门参与医疗服务的提供，原来在英国主要由公共部门提供医疗服务，最近政府表明希望医疗服务当中，部分医疗服务，比如说一些非紧急的，病人自主选择的医疗服务，希望能够通过私营部门提供，至少要达到50%。这就导致英国最近涌现很多独立的医疗治疗中心。好处在于降低病人等待的时间，实际上私营部门介入之前我们病人时间已经在下降。而且很多医生批评，这种私营医疗机构是收治比较简单的容易治疗的病人，而那些难治的病人留给了政府部门。所以我们应该要更多调查现有发展情况。

　　挑战在于我们没有更多的证据和实证向我们证明到底是私有服务好还是公有服务好。现在还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

　　MagdaleneRosenmoller：让我从另外一个国家的经验，西班牙国民医疗体系的经验补充一下。特别是在西班牙加太罗尼亚省我们有这样的体系，私营医疗机构比例非常高。我觉得实证系统要能够运作，必须要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界定。私营医疗服务如何同公有医疗服务体系接轨，他们如何做贡献，这点非常重要。

　　张维炯：

　　现在是茶歇时间。下一场是由中国卫生部政策法规司政策研究处处长雷海潮博士主持。

　　第二场：政府—如何建立公平高效的医疗服务提供体系？

　　雷海潮：

　　开始之前我提醒大家仔仔细细看一下今天的会议安排。今天的日程安排我从里面学到了很多东西，我觉得这是一个设计非常完美，而且结构化非常好的一个研讨会议内容。刚刚结束的第一阶段的讨论，主要是围绕着卫生体制选择的一个基本模式进行的深入讨论。接下来，在第一个模块之下，我们会谈到医疗服务的提供体系该怎么去组织，怎么去管理。第二，我们谈到面向西方的医疗保险应该怎么去完善和发展。第三，我们将会谈到作为一个医疗服务重要手段的药品，如何进行研发和保证生产流通的高效、快捷。最后，我们将对于中国今后的卫生发展做一个前瞻性的研讨。所以今天的内容，五六个模块之间是非常好的紧密贴合在一起。

　　刚刚结束的第一段的论坛，是对整个卫生发展的体制做一个战略选择。而且大家如果再仔细研究的话会发现，在每个论坛里面都有中外经验的结合。所以希望大家认真聆听各位专家精彩的演讲，同时广泛参与到讨论中来。

　　我是雷海潮，有幸参加了去年第一届健康论坛，今年第二次来到这个论坛。唯一不同的是去年我做了一个学术报告，今年我来主持今天上午第二段的讨论。所以我非常高兴有请我们今天参加第二阶段讨论的三位先生。一位是我的领导，原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先生，现在是中国医师协会会长。还有来自于世界卫生组织驻中国首席代表HenkBekedam博士。以及来自美国哈佛大学研究中国问题非常知名的专家刘远立博士，一起上台共同完成我们第二阶段的讨论。

　　关于三位专家的介绍，大家都可以在发的小册子当中得到他们的信息，因为时间的问题，不做详细介绍。但是我想特别提醒三位演讲者的是，我们今天的时间非常有限，大家演讲内容可能是十分的丰富，但是一定要信守20分钟的演讲时间，最好能够在18分钟或者是15分钟的时间内完成自己的演讲，然后给在座的各位朋友更多的提问和双向互动交流的时间。

　　下面我们的演讲正式开始。我们有请第一位演讲者，原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先生，现任中国医师协会会长，来做关于中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方面的演讲。

　　殷大奎：

　　主席，各位来宾，大家上午好。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关于建立公平高效的卫生医疗服务体系。这个题目是论坛的负责同志给我定出来的。这个任务太大，而且规定在20分钟以内完成，所以有些很快的就过一下。

　　卫生服务可及性是衡量一个国家卫生政策和制度正确性的一项主要指标，也是绩效检验的一个主要标准。所以我想这一点我必须在这儿稍微慢一点跟大家念出来。

　　一个国家的卫生公平是社会公平的一个重要的内容之一，也是人权最主要的一个核心。现在有些人攻击我们，也就是说我们在这方面人权的问题。因此，国家和政府在制订卫生政策的时候，必须考虑卫生公平问题。这个大家看一下就行了，这是我收集到的有关方面。

　　公则天下平，平则公，和谐社会一定离不开我们卫生的公平。一个良好的社会必须具备效率和公平两个要素，没有效率社会发展的速度一定很慢，最终经济问题会演变成政治问题。我想在全球也有这样的一些教训。没有公平，社会问题就可能演变成政治问题，所以这个是相辅相成。

　　没有公平的效率，社会的贡献是反比性的，效率越高可能负作用就越大。而没有效率的公平是一个没有希望的低水平的公平。这点我特别强调一下，当然现在对公平和效率问题争议很大，我们几派学者，我也是反反复复看这些文件，但是不管怎么样，我想这两个东西都不要把它对立起来。我们国家在建国以后，在公平和效率方面，应该说整体还是相当不错的，但是里面也有不少的问题。

　　平等就包括政治平等、经济平等、机会平等和社会平等。

　　什么原因造成我们现在在公平和效率上出现一些问题？我想从几个层面来说。第一个，国家政策导向发生偏差。在谈效率和公平的时候，我们比较长期的从经济学的角度突出效益，兼顾公平，这可能是影响我们卫生领域出现的问题。第二个就是实践操作过程当中，我们把主要的一些应该体现公平的推到市场去，单纯从经济考虑效益的问题。第三是在一个操作性层面，比如说像我们最基本的农村的医疗保障制度，三级防保网的建设，城市医疗保险等等问题上，可能在一段时期我们重视的不够。

　　现状是这样的，我国13亿人口，占全世界人口22%，但是我们总费用占2%。另外WTO在2000年进行成员国卫生筹资和分配公平性排序中我们在191个成员国中倒数第四。会议快结束的时候我宣布这个结果，他们感觉你说错了，我说不是，在卫生筹资和分配公平上我们是倒数第四位。1998年全国卫生调查，我国87.4%的农民完全是自费医疗，37%患病农民应就诊而未就诊。65恩%患病农民应住院而未住院。89年农业合作医疗覆盖率下降到4.8%，到95年也只恢复到15%，现在有望恢复到40%。还有一些其他的，这都是在公平上出问题的。

　　城镇职工享受基本医疗的1.3亿人，享受公费医疗人数为五千万，05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1.56亿人。我国卫生总费用占GDP5.6%，只覆盖20%人口的卫生服务。我们850万公务员占了里面的绝大部分卫生资源。03年中国医疗总费用6600亿，政府只负担17%，政府出到17%，我曾经在北大有一个演讲，我把全世界分成五类不同的国家，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转型国家、贫困的国家跟我们进行对比，就可以看出很多问题。

　　以药养医的现象还是比较突出的。从这个表中可以看出，全国大小医院大概药品收益站整个医院的收益接近50%。公立医院占医院总数96%，社会办医占4%。

　　接下来就是关于效率的问题。2004年12月我们有一次调查，1978年-2001年卫生总费用从110亿上升到5000多亿，平均增长速度12.2%，超过了同期GDP增长的水平。第二，一些医疗单位由于管理不善医疗费用增长很快，近八年来医院人均门诊费用增长13%，住院费用增长11%，大大高于人均平均收益水平。82-2000年，中国政府办的医院，占全国56.2%和64.4%。人员是51%和63%，但是金承担了27.3%和40%的门诊量，只承担了40%-50%的住院量。病床使用率1982年为89%，2000年是64.5%。所以这个效率是在下降的。

　　另外还有我国CT利用率为38%，阳性的情况更严重。一般我们要求CT，不是说每个做了都应该有阳性结果，至少大概是70%-80%，而我们现在下面查的时候，阳性得有些只有30%、40%，所以大部分是不该做的也做了，而且有一些是重复的做。

　　这是医院每位医生的负担，90年是1680，住院665，到2001年降了将近500多人次。住院床由600多降到500多一点，降了150。

　　大处方耗掉我国资源的12%-37%。政府投入不足，现在都是公立医院，老百姓认为是政府办的，全国医院平均起来，政府预算投入只占医院收益的8%，大的医院只有2%甚至1%点几。什么原因？我想第一是卫生改革体制不确定，到底怎么弄，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程度不高。第二卫生事业福利性体现不充分，带有一个公益性的福利社会，最后变成国家给一定政策的社会福利性事业，逐步在淡化。现在这个福利事业带有一定福利，给一点也算。第三就是医疗卫生系统内部机制改革转换不彻底，卫生资源使用率不高。第四是国家公共财政体系不完善，卫生投入机制不健全。我们是分灶吃饭，地方政府好多都拿不出钱。第五是社会卫生资源组织缺乏有力手段，社会支持力度很有限。第六是卫生管理方面滞后，全行业管理水平不高。

　　有什么办法？第一个是应该始终坚持，我们政府实行一定福利的社会公益事业，这个不能动摇的。第二公平、效率责任在政府，政府应承担向弱势群体提供基本医疗保障，而不应该推到市场。第三在卫生改革方面，政府应该主导，应该坚持，不能退让。还有就是医疗卫生应该纳入整个社会发展这个大框架里去，这个往往很困难。最近卫生部在协调14个部门搞卫生改革，难度非常大。

　　这个是我引用了一些他们的资料，我们重视健康投资对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我国专家研究指出，从50-82年，我们平均期望寿命从35到69岁，我们现在是71.6岁，创造了整个总价值的20%左右。政府应该大力支持并创造发展社会办医的条件和环境。“十一五”规划里明确提出来了，要创造一个好的社会办医的环境。要继续加强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加强农村卫生工作，要稳定的开展诚实的卫生服务，要统筹城乡的卫生资源，统筹区域间卫生发展，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另外要强化卫生行业管理，充分发挥行业组织的作用。

　　大力发展社区卫生服务。第一个是服务定位，服务内容，机构设置、人员配备、政府补助以及社区人才建设等等方面，还有制订规划，重视医学在社区发展中的作用，这些年来逐步在城市淡化了，在农村也淡化了，所以这个在社区间隙中发挥的作用还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个就是要切实加强农村卫生工作。切实把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结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是党中央国务院的一个重大决策，在这个当中我们要很好的利用这个机遇。最近开了一次市长学会换届选举，那次请我去了，在城市建设当中幸福指数的问题，幸福指数健康是第一的，没有健康其他谈不上任何幸福。所以这个我们也要结合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加快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

　　农村卫生体制改革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完善运行机制，规范医疗服务行为，遏制医药费用不合理增长。我们现在的水平是很低的，如果在管理上运行成本太高，将来很难维系，政府听说还要再增加多少钱。

　　第四是加强农村的基层卫生队伍的加强，要搞好他们的培训，人才是关键，之所以老百姓不愿在那看就是因为人才素质差。还要坚持实施万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作，鼓励支持城市医务人员开展农村医疗卫生服务。配合民政部门进一步完善社会救助工作，民政部这些年来已经有这个措施，要帮助社会人口5%-10%的最贫困的人解决医疗费用的问题。

　　进一步实施《中国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发展纲要》，我们国家因为完成的还是不错的，现在再次提出来到2010年，这个是体现公平和效率投资最少的一个大力措施，要大力推进降低婴幼儿死亡率与孕产妇死亡率。大力推进健康教育、普及科学卫生知识，这个是贯彻预防为主很重要的一条。另外农村的水源疾病非常多，国务院要求加强饮用水安全保障，同时有一个全国性的措施就是爱国卫生运动在一段时期削弱了。

　　第三要正视医院改革的教训，切实完善相关政策。目前政府办医院已经陷入危机。一个是政府不满意，社会不满意，医务人员一肚子气。要改变目前困境的基本思路是坚定不移的推行城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改革，不能走回头路，要倒过来，不能说因为出现一些问题，就把我们前一段时间否定。有一些是改变措施没有到位的，9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开大会，97年国务院中共中央下发决定，好多都没有落实，真正落实以后不会造成现在这个情况。

　　政府应该制订统一的区域卫生规划，确定保留公立医院机构的数量和规模，负责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其余的公立医院可以引入市场机制，吸收社会资金，改制成为非营利性的医疗机构，甚至营利性的。我经常说政府养了一大批“儿子”，每一个都不给他吃饱，都不给他穿暖，所以出现了一系列的求生存，求发展出现问题，责任在哪边？我想这个责任我不说大家都清楚。

　　对保留的公立医院，一是在数量、规模上要适应我们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现在90%整个资源都垄断了，所以人才垄断，资源垄断，设备垄断，价格垄断，不在这看没办法。二是要切实体现公益性质，完善保障措施，控制办院规模，收费标准和收入额度，要控制特殊服务的病床。不鼓励创收，政府必须要保证。政府实行的是核定收支，收支挂钩，超收上缴，差额补助的经济运转机制。我想这样可以很好得到一致。

　　另外也调整社会医疗收费标准，我们劳务和技术不值钱，所以出现以药养医等等问题。另外大医院支持基层、社区、农村，同时要鼓励和支持已退休人员到基层，到民营医院继续服务，现在这个情况不是太好，要加强医院的管理，提高服务态度，加强行业管理，严惩商业贿赂，严肃查处收受红包、开单提成、乱收费等不正之风。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把医生这个行业说的一塌糊涂，最后政府要吃亏，老百姓要吃亏。要逐步削弱垄断地位。

　　另外我顺便讲讲关于公立医院和政府办医院。我们长期混为一谈，我认为政府办的医院就是你根据一定时期为城乡居民提供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通过财政的安排，由国际政府投资建设直接监督管理，承担政府指定的任务，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各类医院，这才是政府办的医院。现在都叫公立医院，这个不行。公立医院产权归属是来自各自不同的出资人，包括国有企事业单位，以及与公共财政发生一定关系的各种社会团体。其职能是以满足出资人的要求为目的，主要任务是在特定工作范围，以特定服务形式服务。

　　另外就是重视并落实卫生行业管理。我提了十条内容，加强疾病的预防控制，这个工作大家比较熟悉，而且现在也应该做的比较好。最后是建立城市医疗保障体系，后面专门有人介绍。时间的关系给大家介绍这些，谢谢大家。

　　雷海潮：

　　感谢殷部长的精彩演讲。接下来我们请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处首席代表HenkBekedam来介绍关于欧洲在医疗服务提供体系方面的一些国际经验。

　　HenkBekedam：

　　早上好，我感到非常荣幸来到这里，跟大家谈一下关于卫生改革的问题。我们现在在讨论中国的卫生改革。中国的卫生改革做的非常好，同时也面临很多挑战。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欧洲怎么做，我们再讲讲中国的情况。

　　我自己在中国工作，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我的观点。也是基于刚才几位发言人，包括石光教授所讲的一些观点。首先，先向大家介绍一下成本控制、成本效率、质量。再向大家介绍一下欧洲国家的政府怎么做的。我会简单介绍一下这几张幻灯片，因为前面几位发言人有些内容已经讲过了。

　　欧洲的情况多样性很强，但是还是有一些共性的。最终政府还都是要努力确保他们的人民能够获得全民的医疗，能够获得最基本的医疗。政府很显然为此承担了责任，他们必须要确保实现全民的医疗覆盖，并且政府也为此出资。在这些国家，通过多种方式，几乎都提供了全民的卫生服务的覆盖。

　　另外还有私人保险，私人保险在瑞士、美国成为主流的形式。在一些其他的国家，私人保险只是用于被弥补公共保险覆盖不到的一些地方，比如说他可以提供更及时的服务，或者是可以增加一些医疗服务方面的选择。根据欧洲的经验，卫生系统的融资方式，筹资的方式的确能够影响到公平性。你越把这个负担推向个人，个人获得医疗就越难，所以在欧洲这点是非常清楚的。

　　欧洲主要有三种结构。一种是公立综合模式，一种是公立合同模式，另一种是公立加私人服务模式。看一下公立综合模式，就让人家更加容易的获得医疗，然而也比较容易控制成本。但是人们收入是保证的，这种方式可以提高效率、产出和质量。公立合同模式以私营卫生服务签订公立合同，可以更好的响应病人的需要，但是成本比较难控制。私人保险私营服务模式，是有高度的选择性，但是成本控制方面也是比较弱。当然也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只要你出得起钱就可以获得更多的选择，但是成本控制比较困难。

　　我们看一下欧洲公共及各种来源支出的情况。60、70年代的卫生支出快速的增加，政府开始踩了刹车，经过80年代的减少之后，一些欧洲国家在90年代的时候开始增加卫生公共的支出。最后我们要认识到总的支出，平均卫生总支出是GDP的8.4%，土耳其是2%，美国是13.2%，情况不一样。平均公共卫生支出占6.2%。

　　健康是一个奢侈品，当一个人变得有钱的话就愿意在健康方面多花钱。有些人甚至于希望花更高的他的收入的百分比获得健康。

　　看一下关于成本控制，有两个主要的因素促使欧洲的卫生支出上涨，一个是因为技术。成本上涨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技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人口的老龄化。在80年代，欧洲国家采取三套政策控制的成本，我在这里按顺序列了下来。第一个就是调节卫生服务和投入的价格和数量。第二个就是卫生服务支出封顶，无论是总量还是按领域。第三个是通过增加但设限的成本分摊，将成本向私营部门转移。我们从这个机制当中学到了什么？看一下价格控制、工资控制，尤其是在公立综合医院当中做工资控制，在很多国家使用非常多。

　　另外在购买方和供应方之间控制价格和收费，在其他一些国家也被采用。此外，政府设定药品的价格，在德国和瑞士以外所有欧洲国家都这么做。另外还有疾病的相关分组，大家要一致，某一类的疾病成本应该是多少，有一个公式。如果只控制价格的话可能就会有麻烦，所以要一方面控制价格，另一方面控制数量。这样的话，降低额外的服务和数量的边际成本。欧洲很多国家确保数量控制方面要做好，要设置医学院招生人数，在技术角度来讲，技术的进步实际上通过很多途径可以减少病人住院的天数。有了技术进步的话，病人可以不像过去那样在医院里住那么长时间了。

　　另外还有一点，如果你在价格方面推的更厉害的话，那么他们可能就在量上面做文章。如果你要在量上面做文章，他就在价格上面有更多的文章。对于中国来说，也有借鉴的意义，所以在采取措施的时候，不仅仅总是要考虑价格的控制。你光控制这个价格，对于中国的医疗会产生负面的影响，可能会造成人员的短缺，影响到增加服务提供的灵活性和能力。

　　我太太在英国做护理工作。觉得他们的工作没有意思，因为他们的工作量和收入不相匹配，所以不再学医，愿意做经济类的工作。这点非常重要，必须要确保灵活性，在欧洲我们有这样一个经验。在中国来讲控制价格和工资，对于服务的提供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

　　在预算控制这块，在综合式的模式当中，有一些欧洲国家，比如像丹麦、新西兰等等国家使用这种唯一付费方的方法最有效。另外还有一些国家，采取指示式预算指标的方式。比如说比利时和法国。另外还有前瞻性预算，是一种硬性预算的约束，而不是回顾性的支付。另外也看到向私营部门一些成本的转移，现在我们看到通过不予包销或者不同的费用分摊的方式，尤其对药品而言。

　　我们看一下从微观的角度提高成本效益的工作，欧洲是怎么做的。刚才前面发言人也讲到，全科医生的守门人的作用在大多数的欧洲国家都受到鼓励，包括法国和中国。如果先到全科医生GP哪里去做一线治疗的话，往往可以大大减少费用，这样的话成本就低的多，不至于非要跑到大医院去治疗。但这里也牵涉到如何支付一线医生就是GP的问题，你可以采取工资的方式，可以采取工资加人头预付混合式的方式，也可以采取按服务收费的方式。按服务收费的话，你做的越多赚的越多，但是在欧洲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不再采取这种做法，德国现在还这么做，但是欧洲其他国家现在已经不再采取这种做法，现在他们采取混合式的支付方式，我觉得这一点中国也可以借鉴。

　　另外在医院这块，在供应方这边应该引入一些竞争，购买方和供方要实现分离。通过竞争，大家都要提高自己的能力，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另外购买方也要获得充分的信息，当然有的时候信息不是那么的完全。医院的合同和支付的系统，有一种是采取定额预算资金的方式，也就是说给医院一个固定的预算，必须要做到。这种做法在有些国家是成功的，其他一些国家不太成功。还有一种按床位，按天数来支付。此外还有一种支付方式就是按照疾病的诊断相关组，就是DRG来收费。

　　看一下欧洲的做法，比如说像荷兰，他们就是让这些供应商之间互相竞争。另外，保险公司现在也要进行竞争。政府以外的一些其他的部门，现在也开始参与到成本的控制努力当中来。药品这块也非常重要，对中国来讲欧洲的经验也有一些借鉴的意义，欧洲有非常严格的药品批准过程和授权要求。我们看到在欧洲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说一年会审批上万种药品，这种事情绝不会发生。

　　药品的批发还有零售的价格控制，我们说现在的社会公众，他们需要药品，所以我们必须要确保这些药品能够具有安全性和成本效益性。价格控制还有药品的分销也是由国家联合专业机构卫生服务方和使用者进行监管。每一个医疗提供者都必须要对自己的处方行为进行负责，而不是说在那里开非常贵的药品。

　　技术的变化是非常重要的，这里也有相应的控制。不是说每个医院想买什么设备就可以买什么设备。必须要经过审查，说这个医院要买这个设备，是不是真的需要这个设备，在中国具有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些很低等级的医院，只要兜里有钱就会去买最贵的设备，但是你真的需要那些设备吗？这些问题应该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机制来解决。对医院来说也必须要有一个预算封顶，告诉一个医院你就是这些预算不能花超了，这样的话，医院在购买这些昂贵设备的时候就要三思而后行了。他们就会想如果用原来的设备也能够完成他们的医疗服务。

　　此外讲一下关于全民覆盖的问题。在欧洲全民覆盖是一个主要的政策目标。我刚才也讲到过，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意味着每个人在需要的时候都能够负担医疗卫生的价格，并且得到恰当的医疗卫生服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像比利时、芬兰、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他们也引进了全民覆盖，也非常的成功。这些其他的欧洲国家已经做到了，中国当然比他们要大的多，但是这种方法也不是说在中国就是不可以考虑。其他的国家能够做到，中国也应该能够做得到。

　　但是我们应该记住的是要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方法来实现全民覆盖，有几点我们应该记住。一个就是要实现强制的保险服务，那些健康的人可能认为自己永远不会生病，这是不行的，你必须要有强制的医疗保险的覆盖。如果我们把这个精力光是放在大病上面的话，人口当中可能只有少数的百分比能够获得好处，所以应该把基本卫生服务纳入服务包范围之内。此外尽可能减少成本分摊，并且减少弱势人群成本分摊费用。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要进行总结的，就是支付供应方的方法，应该采取预付和集资并行的方法，避免让病人付费，这点非常重要。就是说要采取预付系统和集资系统，而不是让病人付费。

　　我们看到这里一些数字，在大多数欧洲国家，自费只占卫生总支出不到23%，大多数欧盟国家自费只占家庭总消费的3%。这里讲到了全民覆盖的机制的各个阶段，我们知道要朝这个方向发展，要实现一个预付的体制和集资的体制，这样才能促进全民覆盖。全民覆盖有很多好处，其他的大家读一下就行了，我就说最后一条，就是提高社会的公平性。如果你病了，没有办法接受治疗，或者说没有得到高质量的治疗的话，公平性就会受到影响。我们说质量这一块，大家对于质量更加重视，要提高质量的话，必须改善信息系统，公布有关的医院服务和提供者等等方面的信息，这样可以帮助人们进行选择。另外还要有规程的标准化和专业学会的参与。

　　在所有这些领域，政府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实行强制认证的体制，还有成本控制等等这些方面，政府也是要进行干预。

　　关于中国的一些思考。刚才说中国政府的监管功能比较薄弱，这点应该说已经讲过了，无论是在成本、质量还是安全性这些方面。如果我们要取得任何进展的话，这几个方面必须要做好。另外中国保险覆盖率还比较低，服务不太完善。中国也有一些报销体制，但是报销体制必须首先要支付现金，但是有些人无法支付现金，无从报销。有一些疾病在农村主要是采取自愿性的加入保障体系，而且重点是放在保大病上面，而且报销水平也比较低。农村的合作医疗这块，对于药品价格这块没有任何讨价还价谈判的能力，所以这点也必须要解决。付费体系也有问题，医生的收入不能跟病人的付费联系在一起，欧洲的工资可能更高，但是药品占卫生总支出的44%，这肯定是不行的，欧洲的数字只有15%左右。从微观角度要改善成本的效益性，如果政府出资不足的话，如果保险覆盖低的话，如果服务包不完整的话，如果报销率低的话，你肯定会面临病人享受不起医疗的问题，正如前面几位发言人都讲到的。

　　当然我们去发现问题，批评问题非常容易，但是怎么解决问题呢？首先我们必须要认识到中国是个大国，必须采取分步骤的做法，不可能一夜之间把问题都解决掉。我想这是中国所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挑战。另外刚才讲到政府大概有十几个部门都在参与医疗卫生的管理，大家都必须要有一个共同的明确愿景，要知道政府在卫生工作当中的作用是什么。政府要增加公共支出，即使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讲，政府GDP的支出也是太低，从教育政府出的是2.8。另外我们的工作必须要有重点，我们要把重点防灾那些贫困的人口身上。政府要做他该做的事情，政府是唯一可以归管成本、质量和安全的机构，所以政府要把这个工作做好。我们要考虑基本服务的全民覆盖，比如我们讲到医疗保险必须要实现强制性。中国是一个国家，要重点解决好农村落后地区的卫生服务的可及性，不能光说上海、北京这些大的城市医疗，你必须要采取一个高度整合的方式，鼓励城镇、农村均衡的医疗服务的发展。在服务包当中应该纳入基本卫生的服务，重点放在贫困人群那里。

　　欧洲通过政府的支出，通过保险做了很多工作，但是如果你要依赖个人出资的话，很难进行成本的控制。中国的病人往往对于小的医院，社区医院信任程度比较低，只相信城里的大医院，所以对病人要进行教育，让他们了解，在社区当中也能够提供好的医疗服务，这点非常重要，所以要加强守门人作用的社区诊所还有村诊所的作用。在中国要提高卫生服务质量，基层水平要实现治疗规程标准化，引入强制性的认证。另外还必须要改善基层的卫生人员的质量。此外，要引入重点衡量高质量卫生服务可及性卫生系统的指标。当然在中央政府层面上要采取措施，这样才能被地方政府能够接受。前面发言人讲的非常重要，要让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参与进来。我们必须要确保在所有利益相关者都要参与进来，因为改革的进程并不是非常简单的，谢谢。

　　雷海潮：

　　接下来有请来自哈佛大学的刘远立博士，在中国进行了非常多的关于卫生政策方面的研究，给我们带来关于北美在医疗改革方面的信息。现在时间已经过了，如果刘教授能够把时间压缩在15分钟之内的话，我可以利用我主持人的权利，把大家所提的问题都留给刘教授回答。

　　刘远立：

　　非常荣幸能与殷部长和HenkBekedam一道与大家分享我们的研究心得，探究中国医改的道路。首先我谨代表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中国项目部成功祝贺中欧学院成功举办这次盛会。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中国项目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紧紧围绕中国重大公共卫生和卫生改革的问题进行一系列的科学研究。第二是以卫生部等合作举办卫生和卫生相关部门的高官、高管培训。第三是与中央党校等合作，定期举办中国社会发展论坛。我衷心期望和中欧学院以及在座各位志士仁人能够在这三方面建立起卓有成效的合作关系。

　　我今天发言主要的是针对中国卫生体系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介绍一下北美国家在卫生改革和发展方面哪些值得我们借鉴的探索和经验。

　　如果我们比较客观而冷静的将中国的卫生领域的变化放在一个更宏观的背景下来考察，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在所有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里面，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同时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和人民健康水平稳步提高的国家。这是不容易的，因为改革和转型不可能没有社会震荡和代价。比如俄罗斯在转型过程当中，男性期望寿命曾经出现过明显的下降。当然中国人民的健康水平的提高既有咱们卫生工作的功劳，更有生活水平所带来的影响。与改革开放前相比，城乡居民基本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应该说有明显的提高，健康产业蓬勃发展，比如说药品零售店现在比比皆是。为什么人们对我们的卫生体系存在这么多的不满？我以为主要是看病贵的问题。

　　第一，医疗价格的上涨速度超过了收入的上涨速度。如图所示，对于农村所有收入阶层，特别是低收入阶层的人，医疗费用上涨，平均住院费用与他们年收入之比十年之内翻一番。应当指出的是，医疗费用上涨是全世界的普遍现象，这与人们收入的增加以及人口老龄化所激起的医疗需求的增加，加上医疗技术的发展与普及等因素积极相关。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不是以一人有难大家帮这种互助共济为基本特征的医疗保障制度作为重点的社会和政治工程来加以建立和完善。而恰恰是在这个关键的环节上，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最大。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和医疗救治制度还处在试点阶段，城市居民医疗保险的覆盖速度赶不上城市人口的增加速度。

　　其三，费用昂贵的慢性病已经成为中国的主要疾病负担，不对慢性病的发病有强有力的控制和预防，包括制度再健全也无法填补这个无底洞。

　　综上所述，中国卫生领域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同时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如何迅速的扩大基本医疗保障面的覆盖。第二是如何加强疾病预防和控制。一个是下游的工作，一个我称它是上游的工作。因此，我对于北美国家主要的经验介绍页就集中在这两个重点工作上。

　　中国和墨西哥经济发展水平比较接近，同属中等和中下等收入国家，卫生总费用占GDP比重也比较接近，而美国和加拿大经济水平最发达，他们的卫生费用的水平结构上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表明医疗保障的具体形势和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没有必然的联系，更多的是取决于社会价值观的判断。国际上很多的人，包括加拿大政府和人民都认为加拿大不同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其完善的医疗保障制度。也就是说，医疗保障制度可以成为一个国家的品牌。

　　从北美国家立法建立医疗保障制度的历史看，有意思的是，他们三个中间刚好隔了20年。美国起步最早，于1965年建立了老年人与残疾人医疗保险，穷人医疗保险。老年人与残疾人医疗保险的筹资主要是由中央政府收社保工薪税，穷人医疗保险主要是由中央政府与州政府财政共同承担，其他所谓的非脆弱人群，则选择民营医疗保险。美国社会医疗保险覆盖人群大概25%，赞助的私人保险覆盖53%。目前美国大约还有4500万人，占总人口15%左右没有保险。我应该指出的是，在参加保险的三分之一的人当中，在美国是参加到一个所谓的健康维持组织，就是将保险和医疗的服务整合的这么一种组织。

　　继美国社会医疗保险法实施20年之后，加拿大政府在1984年也通过立法建立起中央政府与州政府共同承担责任，主要由州政府举办的全民医疗保险制度。加拿大中央政府负责制订标准，并根据标准的执行情况向省政府提供转移支付。省政府则具体负责医保的实施，包括确定本省的筹资办法和组织医疗服务。加拿大全民医疗保险最大的特点就是其可携带性，也就是说不以工作以生活场所的片面而失去保障。

　　继加拿大医疗保险立法20年后，墨西哥政府也办不了所谓人民医疗保险法，而不是全民，因为他是非强制性的。墨西哥人民医疗保险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基本医疗保险，一个是大病医疗保险，经费由中央政府、州政府加雇主家庭分担。家庭所交保费随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基本医疗保险由州政府负责管理，大病医疗保险由中央政府负责管理。

　　值得指出的是，墨西哥在实施卫生改革之前，与中国情况相似。正规就业部门的职工和政府职员有公费和劳保医疗。所不同的是墨西哥政府通过卫生部举办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医院是免费向全体人民提供服务的。但是在这种制度下，穷人能够得到的医疗实惠是十分有限的。因此墨西哥卫生医疗体制改革的特点是按需分配，公平为原则，首先让没有保险的人不保。怎么样落实呢？具有创新的措施有两个，第一虽然最低和第二收入组是免交保费的，但是每个人必须在履行入保手续，并且参加诸如卫生宣教和预防保健的前提下才能享受法定保险的待遇，也就是说墨西哥政府有意识的建立一个虚方自我保健和入保相互促成的激励机制。第二是为了激励州政府抓好医疗保险的入保工作，中央政府按照各州的实际参保人数，按人头向下拨款的。

　　如图所示，实施以后的第一年，最主要的受益人群还是低收入人群。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医疗保障制度中加以借鉴的经验。但是我想提醒各位注意一个问题，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讨论的重点还是看病的问题，和看病买单的问题，我称之为是下游的问题。很少有人将防病的问题和健康促进的问题，我称之为上游的问题，把它看作是和医疗保障同等重要的战略高度来研究。毫无疑问，中国的医疗保障制度是需要扩大，但各自经验都表明，保障面的扩大必然会刺激医疗需求的增加。对于整个社会而言，看病贵的状况还会记忆不恶化。与其今后不得不通过强行的控制费用或者降低保障程度来被动应付，还不如高瞻远瞩，防患于未然，因为我们知道一旦患上慢性病治疗相当昂贵，而大多数慢病是可以预防的。美国曾经做过一项研究，发现50%以上的死亡都是通过有效的公共卫生干预措施加以避免或延迟的。吸烟不良行为占到死亡因素的38%。这个图表明美国各种男性肿瘤的死亡率，最高的是肺癌。有研究表明，美国男性肺癌的死亡在90年代下降，是与美国的香烟消费下降有紧密的关系。而中国香烟吸烟率居高不下，已经成为卫生和经济的一个重要的害处。我曾经做过一个预算，虽然每年香烟工业为中央政府带来可观的财政收入，但是由于香烟的支出，由于额外的医疗支出，每年中国大约有5000万人收入降到贫困线以下。也就是说不吸烟的话，中国每年大约有5000万人不至于因烟致贫。

　　我有几个建议，征收不良行为税，第二个改变不良行为的广大的社会行动，增加香烟消费税，不仅能够帮助降低吸烟率，而且还可以为建立新的卫生体制筹措所需的资金。如果韩启德副委员长今天在场的话我也会当面告诉他，衷心希望人大能够认真研究并且通过征收香烟专项税，用于建立中国医疗救助基金，帮助解决中国弱势群体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绝对是一件利在今世功在千秋的事情。当然光靠上税这个办法还不够，要改变一种不良社会行为必须要有其他的措施，包括公共场所和深入社会每一个角落的卫生宣教。

　　我在美国生活了将近20年，对卫生宣教有非常深切的体会。我经常对现在到美国参观的中国官员说，你们不要到美国卫生部或者美国CDC大楼里转游，欣赏他们现代化的办公设备，而是应该到工厂学校去看看人家的公共卫生是怎么落实的。从幼儿园到大学，社会广泛参与，包括公安部门参与的卫生宣教，确实办法非常多。举一个例子，上个周六我们全家人兴高采烈送我的女儿到哈佛大学新生报道，下午她就必须要参加一系列的入学摸底考试，其中有两个小时的卫生知识的测验。这些知识不是说你通不过这个考试就退回去了，而是说你不参加这个考试就不能注册上课。

　　诚然，在全社会范围内各个环节，控制危害健康的因素，倡导新的健康生活方式，是一项极为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因为复杂和艰巨，才更需要政府花大力气动员全社会的力量，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很难设想，在目前相当一部分卫生局长、医院院长以烟鬼、酒鬼自居的情况下，中国的公共卫生状况还有很大的改观。但是中国也有我们独特的强有力的资源和组织资源与执行能力，只要认识到位，领导下决心，再难的事情我们中国人也可以办得到。

　　最后我想提个问题请大家思考。我们常常讲中国特色，中国的卫生体制改革建立新的卫生体系这个特色在哪里？如果我们不是仅仅局限于医疗体制的改革，而是真正以人为本，以人的健康为中心，发挥我们预防为主的光荣传统，针对防病、治病、保障全过程的各个环节，做出战略性和制度性的安排的话，这才是在借鉴国际经验基础之上的中国的特色所在，也是中国卫生改革成功的希望所在。

　　谢谢大家。

　　雷海潮：

　　非常感谢刘教授的演讲，不仅给我们带来了丰富的北美信息，而且为我们争取了非常宝贵的五分钟的时间。我们今天上午的讨论延长到12：30。

　　石光：我的问题是对刘博士的演讲。非常有启发，我觉得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注点，是把预防放到了体系当中加以考虑。在构建这个体系当中，怎么把这个预防纳入，比如说保障制度方面能不能纳入，刘博士有没有更深的思考？

　　刘远立：一定要纳入，不然我们头痛一头，脚痛一条的改革会事倍功半。这种纳入关键是如何找到切实有效的落实机制。我觉得预防疾病控制，关键是社会的动员和各个部门的协调。目前这一块咱们刚好是一个薄弱环节。你刚才讲有17个部门管卫生的工作，从正面的角度来讲是一个好事情，如果全社会都参与，这本身是一个好的事情，关键是怎么样能够解决一个好的协调机制。我曾经在卫生部一次讲座当中提到，首先可以考虑成立一个国家级的人民健康委员会，来统一的协调健康、卫生发展的战略问题，来统一的作为一个相当于咱们的健康、社会行动总司令部。在这样一个构架下面统一的进行一些规划。

　　提问：我非常认同刘博士所提出的社会价值观的判断和医疗制度的关系。我也想知道，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中国医疗改革的希望之路，请问刘博士，您认为法国的这套做法和英国的NHS哪个更适合于我们中国的发展？

　　刘远立：这个我们要首先问一下我们自己，我们的价值判断在哪里，是想提供一个全中国人民都是同样平等的一个基本的待遇还是别的，我自己个人比较倾向于先雪里送炭，让那些最需要保险的人给他们保险，然后再一步步推广到全国。而不是那些并不一定这么需要我们用公共资源帮助的这些人，强制性的给他提供一个和其他人一样的待遇，造成资源的不必要的浪费。

　　提问：刚才殷部长和HenkBekedam都谈到要突破国内医疗卫生的困境，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卫生经费的严重投入不足。所以我想请教殷部长第一个问题，国家在卫生投入方面增加的可能性。第二方面增加的程度。第三个增加的程度对目前大家的期望能解决到多大的程度？

　　殷大奎：我想国家增加投入，这是我们医疗卫生服务能否搞好的一个条件之一，或者说是一个前提。但是在我演讲中说了，并不是说是唯一的。如果我们不解决效率的问题，你再投入也是浪费。我刚才说到美国曾经很高，但是从他的门诊人次，住院的人次，手术的人次，比我们要多的多。他实际健康的指标并不是因为他投了那么多，做了那么多手术，看了那么多病人而相应的提高，这就说明一个问题，尤其是对我们13亿人口的发展加强，我想政府的投入是很有限的。

　　另外医疗是趋高性，任何人都是一个很理想的要求，我们永远都是一个无底洞。所以我说今后政府的投入肯定会增加，但是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这种管理的体制和运行的机制，否则的话不能解决问题。另外还要充分利用我们社会资源，今天我们民营占的比例太小，今后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要大力的发展，现在在这个问题上这个环境并不好。

　　HenkBekedam：刚才殷部长讲了很多，我想再补充一点。有关于医疗保健的领域，我想刚刚殷教授还有刘教授都讲了很多，我不再重复了。如果中国政府准备投入更多医疗的资金，必须要创建一个全民医疗的计划。比如说现在占到GDP的2.8，今后可能还会进一步上升。同时我觉得这就好比是教育，教育的投入我觉得也要相应增长。因为这几年我们看到中国政府已经明显意识到社会事业发展已经明显落后于经济的发展速度。我相信我们今天在座的所有的人都有这个责任，应当是向我们相关政策制订部门提出建议，你有什么好的政策，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政府肯定是应当而且也是愿意在社会事业方面投入更多，比如说医疗卫生和教育，我觉得中国政府已经朝这方向努力了，但是我们所有人都应该提供更好的一件。

　　刘远立：我想我们在座的可以两方面给政府献计献策，一个是增加投入，投入在哪些方面。第二个增加的这部分资源有没有新的资源，有没有新的税种，因为财政永远是有效的。我坚信征收所谓的不良行为税，包括香烟专项税、饮酒专项税，绝对是一个一箭双雕的事情。

　　殷大奎：13年前，也就是我在部里刚刚当副部长的时候，我们就以卫生部党组的名义，向国家提出了要征烟草税。后来大概是将近两年半以后，又提出来，因为要准备卫生工作大会，希望在决定当中，日后研究的结果是绝对不可能。烟草我们一年虽然一两千亿，但是二十年以后，国家要支付2.8倍当年的烟草税收，用在解决由烟草造成的健康危害方面，还不要说其他的车祸、失火等等问题。所以刚才刘博士整个思路，我觉得从大的方向非常好，但是目前我们国家办的难度非常大。

　　刘远立：我想说一句，十年前我们合作研究医疗的时候，99%的人都说是不可行的，十年后变成了可行可能。我认为现在时机应该成熟了。

　　提问：我有一个问题问HenkBekedam博士。您能不能跟我们详细介绍一下欧洲国家政府如何控制药物的价格，包括批发价和零售价，能不能介绍一下欧洲在这方面控制的具体措施？

　　HenkBekedam：谢谢，谢谢您的问题，要讲到细节可能要请专家回答你的问题。但是我想有几条经验，对于中国是有帮助的。首先是立法监管的环境，在中国医药的监管也是不同部门的。比如说医药的安全是由国家药品食品监督局，而药品价格则是由国务院部委监管，在其他国家不是这样，往往价格和安全问题是由同一部门监管的。光看价格也没有用，要保证这个药品对社会是有用的，要证明这个药是安全的。同时光是安全的，群众买不起也不行。你原来有一个配方，添加一点维生素又申报另一个药，这样绝对不利于这个市场发展，所以必须综合起来考虑。在中国有很多医药公司，中国大概有4800多家医药公司，小而散，小而乱，但是我知道中国政府正在努力进行产业整合。有一点非常有意思，印度现在在出口药品，印度制药公司质量非常好，所以能够打入国际市场，而中国生产的药还有很多达不到这样的标准。所以我相信中国的医药企业，特别是医药的流动企业，应当是积极的加入到行业发展当中来。因为今后中国入世的话，不但要看国内市场也要看国外市场。

　　谈到中国医药零售企业也是很多，欧洲医药零售企业经过了几番整合以后数量已经极大下降，中国由于医药零售企业太多，所以政府不可能全都控制。在中国医药店实在太多，而且很多药店没有得到认证、许可，所以政府管不过来。问题这么多，中国政府要解决要一步步走，但是中国的方向是对的。

　　提问：我的问题问HenkBekedam博士，我们刚才讲到预防医疗服务，过去中国在孕产妇及婴儿保健方面做的非常不够，您有没有什么欧洲或者西方的经验让我们中国借鉴？

　　HenkBekedam：我觉得中国在妇幼保健方面做的还是相当好的。大家可以看到中国的婴儿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率不断下降，当然这跟中国所谓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是有关的。我们认为从整个人口健康来讲，孕产妇死亡率要降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方面我们觉得预防比治疗更重要。希望所有有需要的人群能够得到产前的医疗保健的指导，比如说如果是在农村地区，缺钙、缺铁等等孕妇常见的问题，得不到足够的医疗指导和药品，这种情况应该在孕产妇当中比较常见，如果得不到指导很遗憾。

　　还有治疗标准，我们诊所治疗服务质量是不是得到标准的监督，是不是按照这些标准进行的。同时我们也没有调查，不知道医疗质量到底如何，所以我们要能够保证这些问题能够得到解决。

　　雷海潮：

　　今天上午后半段进程过程当中，我们聆听了三位带来的国内的经验以及国际方面的一些信息，衷心感谢三位教授的演讲。同时也感谢各位代表的广泛热情的参与。

　　在结束之前，我有以下事项同志一下参会代表。

　　我发现双向的交流和沟通信息量非常充分，而且更能够回应关于中国当前现实和改革当中的一些问题，所以我有一个建议，不知道大家接受不接受。关于下午演讲的专家，能不能把大家前十张幻灯片在三分钟内讲完，把最精彩的部分呈现给大家，然后留出足够的时间让大家共同讨论，共同研讨，谢谢。

　　第三场：医疗保险—如何让人们负担得起医疗服务的费用？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Jaume Ribera：

　　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欢迎大家回来参加我们下午的讨论。我们知道，这一天当中这时候可能是最困难的时候，幸运的是我们下午有非常了不起的发言人，他们会跟我们进行非常精彩的发言。下面我们请下午的发言人上来，姚宏先生、李良军先生、Jamie McCarry先生。我的任务就是要掌握好时间，这是我主要的任务，我会尽力而为。我非常感谢我们的发言人，希望你们能够帮我完成我这个使命，你们要按时结束发言。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话题是讨论一下医疗保险在如何让人们负担起医疗服务费用中的作用。我们介绍了全世界不同的，欧洲、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新西兰不同国家的一些经验，也包括东欧国家的一些经验。现在我们要进入的是第三场，我们首先讨论一下私人医疗保险的作用。保险能够给医疗保险的购买人有更多的选择，除了强制医疗保险的范围之外，那些能够支付得起私人医疗保险的人可以有更多的选择。另外也起到了控制成本的作用，我们比较一下自费和医疗保险付费而言，我们发现医疗保险也能够帮助控制医疗的成本。

　　Jaume Ribera：

　　非常感谢。接下来的发言人是李良军先生。

　　李良军：

　　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我报告的题目是如何解决中国老百姓的医疗保障问题。我认为如何解决中国老百姓的医疗保障问题，是商业健康保险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这个命题是我演讲的题目，也是我的主要论点。

　　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在这里讨论如何解决中国老百姓的医疗保障问题呢？我认为首先是因为我们医疗费用的上涨已经使老百姓不堪重负，而且仅仅靠我们政府的力量来解决全国人民的医疗保障问题，也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的报告分成三部分，一部分主要是说明我们医疗费用的上涨使老百姓的负担已经非常严重。第二部分说明仅仅靠政策的力量是不可能的。第三部分提出一些解决全国人民医疗保障问题的基本思路和具体的设想。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实际上今天上午我们的石光教授还有刘远立博士的报告里已经有很多数据进行支持，我做了很多筛选，用一些简单的数据说明。

　　首先看第一个部分，我们医疗费用的上涨是多么的可怕。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图片根据国家三次卫生服务调查的结果做出来的。1993年的时候我们城镇的治疗费用只有1703块，而到了03年是7606块，这个费用增长了347%。而农村从613块钱增加到了2649块，这也是上涨了332%。再看他的可支配收入，城镇的可支配收入93年的时候，占到的收入是69%，到了03年高达90%。农村在93年的时候也是差不多67%，但是到了03年，农民全年的收入还不够住院，如果住一次院我们农民一年就不能吃饭了。大家看看，这样的上涨我们老百姓能负担得起吗？而且这种上涨已经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后果。

　　大家看一下我们应该住院而没有住院的情况，1993年的时候是42%，而03年已经达到57%，整整上涨了34%。也就是说，我们很多老百姓有病不敢去看，为什么不敢去看？在城镇有56%的人是因为没有钱看不起病，农村更是高达75%。所以通过这个简单的数据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日益高涨的医疗费用已经使人们不堪重负，如何使老百姓摆脱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困境，已经是我们政府面临的非常紧迫的社会问题。

　　我们再来看第二部分。要解决全国人民的医疗保障问题，仅仅靠我们政府的力量行不行？我们非常高兴的看到，国家发改委在6月份发布了医药行业的“十一五”发展计划指导意见，在里面提到了2010年我们国家要兑现WHO的承诺，就是人人都享用卫生保健，全体居民都要得到基本医疗保障的覆盖。我们大家想一想，要实现这样一个宏伟的目标，仅仅靠我们政府的力量行不行？我们看一下这个图，上午石光教授已经展示了，从78-04年，我们政府的支出是从32%下降到17%，社会支出从47%下降到29%，而同时我们个人的支出从78年的20%增长到了54%。个人的支出整个卫生费用急剧增长，政府在减少。为什么有这样的现状？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情况？是我们政府不愿更多投入，是我们政府不愿在卫生费用多支出吗？答案是否定的，我们看一下这个图，我们总费用的增长都高于GDP的增长。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我们实在是无能为力。

　　我们40多年的公费医疗、劳保医疗为什么不进行？我们新型农村医疗合作保险，不少地方保障只有几千块钱，报销比例只有20%、30%。这样的保障怎么能够解决老百姓的问题？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要解决全国人民的医疗保障问题，仅仅靠政府的力量是比较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现在我们进入第三部分，怎么来解决老百姓的医疗保障问题？我们大家想一想，除了政府以外，我们还有什么社会力量可以担当这样的重任，帮助政府来解决全国人民的医疗保障问题？我认为要解决全国人民的医疗保障问题，基本的思路是要大力的发展商业健康保险，让商业健康保险为民造福，在我们国家的医疗体系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具体的设想，我认为我们国家应该走德国于美国相结合的道路，也就是说，社会医疗保险在近期还是由政府承办，但应该只承担管理职工基本医疗保障的责任，并逐步的淡出，过渡到德国的模式，政府仅仅负责有关的立法和政策的制订，由社会力量来具体执行。同时我们要学习美国，大力发展商业健康保险，而政府把他的重点放在把弱势人群管好，这是一个具体的设想。这样商行健康保险、政府和各个机构各司其职，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具体来讲，我们政府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我认为政府的定位应该是定位在制订政策、监督实施和跟踪评估。那么政策应该是全国人民都能得到医疗保障的覆盖，我们的政策要能够提升国民的健康保险的意识或健康保险的需求。我们的政策还应该是人民的主体，有利于商行健康保险迅速壮大，只有这样才能使其在国家保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另外还需要逐步加大医疗卫生保险的投入，还需要加快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使我们的卫生体制实现2010年人们享有卫生保健这个目标的需要。我认为这是政府的角色。

　　商业健康保险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我认为要担当这样的重任，商业健康保险首先必须要有为国分忧、为民造福和行善积德、责无旁贷的使命感。其次，健康保险这个难题要在战略上藐视，所谓在战略上要藐视就是我们要有这样的气魄和胆量迎接这样的挑战。所谓在战术上要重视它，我们认识到健康保险这个难题，必须专业化经营，要能够存在为过分忧这样的历史使命，商业健康保险必须苦练内功。另外必须要做真正的健康保险，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关注被保险人发生保险事故之后的各种经济补偿，而且要更多的做好发生保险事故之前的预防保健、健康教育、健康咨询和健康管理。这方面今天上午刘博士和石光教授都讲到很多。要彻底的改变老百姓的健康保险意识，使他们不会因为没有得到理赔就感到吃亏了，变成我们的老百姓接受了健康教育、健康咨询、健康管理，他的身体变健康了，或者更持续了，他是更划算的。

　　第四点，商业健康保险必须加强与医疗机构的合作，通过做真正的健康保险，要逐步的改变我们的医院和医生的行为，使他们必须由病人必须要接受祝愿和接受手术的痛苦，变成他们少开药、少住院、少手术、少检查照样赚钱，甚至赚更多的钱。

　　另外还必须开发出健康保险的产品，形成非常完善的健康产品保险体系，把政府没有覆盖的人群都覆盖起来，没有保障的都保障起来，使我们更多的老百姓不会因病致贫，或因病返贫。

　　具体应该怎么样做？大家看这样一个图，这个图是1997年构造的一个商业健康保险或社会医疗保险衔接的示意图。曾经在当年的10月14号代表平安保险到东南海向国务院领导进行汇报。这个示意图核心的意思，商业健康保险要跟政府一起对基本的医疗保障，把没有覆盖的覆盖起来，使所有的老百姓都能够得到医疗保险的覆盖。另外对社会医疗保险进行加强，另外把社会医疗保险没有保障的一些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特殊药物，甚至于特殊疾病这样的产品全面进行覆盖。

　　商业健康保险一定要有这样的理念，该保障的要给予最充分的保障，该控制的要坚决控制，而且要认真的去研究健康保险。我们讲现在很多商业健康保险都是老百姓一面吃亏，这样的产品肯定是没有市场的，但是同时如果是经营主体健康产品亏本的，这样的产品也是长久不了的。我认为在市场经济这样的条件下，一方吃亏一方占便宜的交易即使成功了都长久不了。所以三角形的健康保险能不能成功，最关键的就是我们能不能协调好三方的关系，能不能实现共赢。另外商业健康保险要对健康保险的发展充满信心，我们很难想象如果对这个事业没有信心能够把它做好。

　　怎么充满信心，我们看一下这个图，这是我们最近研究的一个结果。从96年以来，我们商业健康保险保费实际收入的情况。其中今年和去年、前年这三年的数据是根据统计学和一些经验数据进行估计的。今年商业健康保险保费大约应该是900亿左右，应该是比较保守的，应该更多。看到这样一个增长速度是怎么样的，十年增长了42倍，而每年的增长速度都是45%。我们知道，中国的保险寿险发展的很快，同期他们只增长到16倍，每年只增到33%。下边这个数据就是官方公布的数据，这个数据应该是有很大的偏差，漏掉了很多东西。所以说健康保险的市场潜力是非常巨大，我们应该充满信心。

　　另外很多人都认为健康保险是亏本的买卖，但是实际上我们看一下，这张图表在一个寿险公司的情况，稳中有降。这样专业化经营的话，实际上保险公司不仅不亏钱，而且可以赚很多的钱，同时老百姓的保障非常高。

　　最后简单讲一下医疗机构的角色。医疗机构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加强救死扶伤、行善积德的教育，积极配合政府进行医疗体制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以药养医的现状。最后应该积极的以社会医疗保险机构或商业保险公司合作，不仅是目前比较松散的服务和风险控制方面的合作，还应该进一步的进行利益共享这样配合商业健康保险做真正健康保险的紧密合作。

　　通过简单的这样的讨论，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要解决全国人民医疗保障制度，我们国家应该走德国和美国结合的道路，大力发展商业健康保险是目前唯一的现实选择，商业健康保险完全可以迅速做大做强，完全可能存在为国分忧、为民造福的历史重任。

　　通过上面的讨论，我们已经认识到商业健康保险为解决全国人民的医疗保障问题做出贡献已经成为它的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需要政府进行全面系统规划，需要卫生部、劳动部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祝愿我们商业健康保险迅速发展壮大，并在我们国家的医疗保障体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希望在解决老百姓的医疗保障问题的同时，医疗机构在各方利益主体都能实现共赢，为我们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的早日实现做出我们的贡献。

　　谢谢大家。

　　Jaume Ribera：

　　最后一般位发言人是Jamie McCarry先生，他是金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的总裁。在寿险这块这家公司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

　　Jamie McCarry：

　　非常感谢大家，我尽可能把我的发言讲的比较简洁。今天我的任务相对比较简单，我们到目前为止所有发言人的发言质量太高了，我可以非常容易的讲，我跟其他的发言人意见都完全一致。我相信私人商业保险的确在医疗体制当中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能够给病人提供能够支付得起的医疗保障。在这里我再介绍一下，根据我们在50个国家经营的一些经验做一些补充性的观点。

　　我们在讨论给人们提供支付得起的医疗保险，病人说不希望自己有病就破产的悲惨经历。能够支付起医疗保险，并不是意味着说是廉价的保险，而是说足够的保险，价格应该是合理的。在我讲下面的话题之前，我们还是要把能支付得起和廉价之间这两者的区分搞清楚。首先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金盛保险，我尽可能讲的简单。然后再向大家介绍一下我认为在中国医疗保险的作用是什么。

　　刚才讲过，我们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寿险公司，而且在世界500强公司当中排名第13名。我们在50多个国家有经营活动。我们这页幻灯片能更好的说明我们AXA集团的情况。在每一个保险链的细分市场当中，我们都有非常明确的商业模式，我们成为金融保障和财务管理的领先者。比如说我们认为医疗保险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所以在提供私人医疗保险这块，我们所提供的服务必须要确保不仅仅是让人们能够支付得起，同时必须要确保我们所提供服务的质量。因为总的来说，对于公众而言，在他们生命周期非常早期的时候就开始购买医疗保险，所以我们必须要确保他的质量是高的。我们要保证我们给他们提供应有的保障。随着他们生命的阶段向前推进，在每个阶段都能够得到我们给他们提供的保障。

　　大家站在医疗卫生专家的角度看待这些问题，我刚才讲过，我们AXA在欧洲还是一家领先的医疗保险公司，我们AXA PPP保健从40年就开始接受私人医疗保健服务，在私人保险整个一套链上，各个环节我们都有经营活动。在中国我们已经做了六年，我可以把我自己的一些观点，因为我在亚洲一直工作了八年，把整个欧洲国家过去私人保险的一些经验结合起来跟大家讲讲。

　　不管哪个体制，它们都面临着共同的挑战。他们需要提供越来越多的医疗保障和服务。我们看到在很多情况下，由于一些问题的困扰，导致了医疗保障和服务质量相对降低，人们的希望值正在不断的增加。在欧洲国家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同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是非常相似的，不仅仅是现在，而且未来几年也将继续面临这些问题。

　　我们看一下四到五个国家。私人医疗保险基本上覆盖总的医疗保险支出的20%，在全球范围是一个五千亿美元的市场。我刚才说了，无论我们研究哪一个国家，不管它的医疗保健系统多么有效率，我们也都看到个人医疗保险的需求一直在增加。

　　我们看一下几个市场的情况。比如说看法国，我们看到个人医疗保健系统是公共医疗保健系统的一个补充，还是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看到一位法国的朋友在笑。在加拿大是作为补充保险，在英国的话是作为备份保障，而在德国和美国是作为主要的保险。

　　我现在回过头来讲承担得起的个人医疗保险的问题。我这里指的不是廉价的医疗保险。一个做的好的医疗保险公司，应该是一个盈利的组织，提供产品服务的时候应该能够盈利。由于有这样的盈利，能够帮助我们填补全世界范围内医疗体系当中的空白点。

　　今天早上我们也讲过，大多数欧洲国家现在所面临的趋势就是公共医疗保险的体制覆盖的氛围越来越小，所以在我们所在的任何一个国家，我们都看到对私人医疗保险的需求越来越高。我们总能够看到私人医疗保险能够满足人们的某些特定的要求，我们关键问题就是要能够提供让人们承担得起的医疗。这里就牵涉到一个成本控制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防病，也可以通过关注医疗的质量来实现。

　　看一下在欧洲国家，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保险公司，最终也包括病人，欧洲国家现在在英国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在管理自己的私人医疗保健的时候，他的成本的控制管理非常重要。世界卫生组织的代表今天早上讲的时候，竞争非常重要，这里包括私人医疗保险和公共医疗保险之间的竞争，也是能够提高整个系统的效率。

　　我来讲讲中国的情况。我想对于中国的情况已经讲的比较多了，比如说中国的覆盖率还比较低，在这里我不想再进一步阐述了。我们看到在中国医疗支出占GDP的比例相对还比较低，还有个人出资付费的这块比例还比较高。所以这些问题大家已经讨论很多了。下面我来讲讲，这对于给人们提供支付得起的医疗费用有什么影响？

　　今天早上通过发言我们知道在全球范围内，人们都希望应该有一个更加健康的医疗行业，同时反应出来中国政府也认识到一个健康的环境，健康的医疗保险的行业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都将起到促进的作用。中国的银行储蓄非常高，所以政府现在鼓励群众购买医疗保险，来填补公共的社保的不足。另外保险行业各方面，包括CIRC，都要努力的来加强中国医疗保险行业的发展，最终可以给广大群众提供能够支付得起的医疗保障。

　　我们也讲到了协作医疗体制，要建立这种多层次的医疗保险体系。另外还牵扯到对消费者进行教育，要让消费者们都知道有必要进行金融理财方面的一些投资，来弥补公共社会保障的一些不足。最近国务院颁布了一项意见，应该加速改革和发展保险行业，以鼓励群众购买医疗保险。另外还有成本控制，在私人医疗保险方面，成本控制的越好，我们越能够让人们能够支付得起，让广大群众能够支付得起保险的产品。

　　我们看一下中国医疗保险市场的情况。我们看到这个市场还是由国内公司主导，国内公司很好的顺应了中国国际化的趋势。像跨国公司，像我们这样的公司，能够把一些全球的最佳经验带到中国来，改善给消费者提供的服务，使得整个系统的效率更加提高。无论是德国的系统，还是法国的系统，还是英国的系统，我们都可以从中借鉴好的经验。HenkBekedam先生曾经也讲到过，医疗机构之间的竞争是非常好的，可以促进整个私人医疗保险的市场发展。

　　我们看一下市场的特点。我们看到这里有非常大的差别，可支付的医疗保险是什么意思？到底是一年20块钱、30块钱还是说要支付100、150块钱提供一个最大的保险范围，还是提供的更高？我觉得最终还是要取决于个人，成本并不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关键的是保险需求，你必须要确保你有一个健康的医疗保险的计划，在出现不幸的时候能够让个人获得足够的保障。我看到一些中国报纸上的文章里面也讲到，家庭成员出现大病的时候，对于中国家庭所产生的灾难性的影响。缺乏足够的私人医疗保险的话，可能也造成了一些家庭在出现有大病成员的时候，使这个家庭进入贫困。

　　总的来说，医疗保健的市场，必须要健康的发展，到2010年的时候它会是一个一百亿的市场。也就是说本地公司对于国际公司都还有很大的空间帮助建立这个市场。现在有一些市场的评论，包括媒体和投资银行方面所做出来的一些评论，在这张幻灯片可以看到。另外我们可以看一下医疗保险公司也面临一些挑战。

　　我们讲到要实现盈利的话，我们看到好的风险和坏的风险，作为一个医保公司，我们如果只看到糟糕的风险这面的话，作为医疗保险公司恐怕很难盈利。保险公司必须要同医疗保健的服务机构合作，给病人提供能支付得起的医疗。AndyHaines给大家看了很多统计数字，在全世界范围内我们要提供可支付得起的医疗，我们必须要保障人们的身体健康，就是说人群当中要保证大多数人的健康，否则的话就会造成整个医疗保险领域的恶性循环，就是说保费越收越好，索赔越来越高，保费又越来越高这样的恶性循环。

　　关于提供低负担医疗保险这方面，也提供一些建议。根据我的经验，你要在做私人保险的话，必须要有市场当中有效资源的分配，必须要投入大量时间和资金，对于医疗保险进行管理。医疗保险是一个非常专业性的，是非常有技术性的行业，必须要得到有效的管理。另外我们要避免反向选择，这不仅仅对保险公司有坏处，而且对于整个市场有坏处，因为会造成恶性循环。

　　另外针对于医疗保险定制的专业保险指导，当然要提供这种好的保险方面的指导，必须要基于好的数据，我们拥有的信息越多，市场发展的越好，我们的产品就能够有更好的定价，这样我们就可以向人们提供能够支付得起的私人医疗保险。另外要确保严格管理，确保严格管理才能帮助把成本这块管理好，能够提供人们支付得起的保费。

　　我们应该合作、合作再合作，我们跟政府合作提高人们的意识，让他们认识到购买私人医疗保险的必要性，补充他们从雇主以及其他机构获得的保障。我们必须要和医院进行合作，医疗服务的提供商和保险公司有责任携起手来找出办法，给群众提供高质量、低成本的医疗服务。

　　另外保险公司必须跟客户合作，确保客户能够理解他得到了他所支付的东西。我刚才所说的，其实成本并不是最重要的一个动因，最重要的是要能够满足人们的金融保障的需要，这才是最关键的。

　　我希望我是按时完成我的发言，可能还可以进行一些问答。

　　Jaume Ribera：

　　感谢所有人的发言，很好的控制了时间。现在我们有十分钟的时间可以问答。

　　提问：我的问题问Jamie McCarry先生，您刚才讲到了保险公司有可能会去选择那些风险比较低收入比较高的个人，拒不接受可能健康风险比较大，收入比较低的人士。如何回应这种批评？第二个问题，您刚才讲到有些发达国家商业健康保险系统可能是一个灾难，您的说法稍微有点偏激了一点，但是也承认有些国家做的不大好，但是美国商业保险就比较成功，您如何回答这样一个问题？

　　Jamie McCarry：第一个问题，所有的部门都或多或少存在这样类似的问题，每个人或者每个机构，每个部门对于健康的需求是非常贪心的。不同的人不同的机构医疗需求是不一样的，就像所有的行业一样，你要想赚钱肯定集中在回报最丰厚的那一块。我相信每个人，或者每个机构医疗需求是可以改变的，这个是可以发生变化的。

　　刚才我说到有些发达国家的医疗保险成为一场恶梦，我在这里说的是他们在财务运作上由于人们的医疗需求越来越大，所以原来他们的医疗保险计划成为一种灾难。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没有有效控制医疗成本，并不是说商业保险本身是一个灾难。

　　提问：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消息，今年5月份美国的(马塞初塞州)在美国第一个州通过了一个法律，强制要求马州所有居民必须要参加保险，这是义务，但是这个义务主要是针对那些有支付能力的人，已有职业的雇主和雇员同时承担保费，如果是穷人政府替你买保险。这是故事之一，故事之二来说，政府承担每个人必须买的保险，并不是强制要求你加入政府买的保险，而是说个人可以选择商业保险，包括政府替穷人购买商业保险。我想问在座一个问题，这种做法在中国可行吗？

　　李良军：刚才我谈的我的具体设想就提到，我们为什么学德国，德国政府进行立法，要求你全民都必须参加这种保险，这跟刘博士讲的法国州的法律比较相近。当你达到一定的收入水平就可以选择，可以参加商业健康保险，也可以参加社会健康保险，政府就是立法，就是要求全体人民都必须得到医疗保险的覆盖，但是有些选择。这样的话，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政府的负担可以逐步减少，动用社会力量同样能够达到这样的目的，政府何乐而不为呢？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Jamie McCarry：因为我是外国人，所以说我的观点来说，中国的这种独特的机遇和挑战，也只有通过中国的模式才能加以解决。

　　Jaume Ribera：

　　谢谢，谢谢刚才刘博士的问题，感谢三位发言人严格控制时间，使我们互动非常充分。谢谢。下面请我的同事王建铆教授，他将主持下一单元的讨论，谢谢。

　　第四场：制药业—如何实现创新，拓展研发能力。

　　王建铆：

　　各位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非常荣幸主持我们第四场制药业如何实现创新、拓展研发能力。首先我想请我们两位在行业里的权威人士上台。第一位是徐镜人先生，扬子江药业集团董事长，有请。第二位是Jorg Ostertag博士，是美国礼来公司中国区总裁，有请。众所周知健康产业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制药业在健康产业里实际上是一个基础行业，也算是一个上游行业。药品研发领域有高投入、低产出这样一个情况。目前中国制药业的发展在很多方面受到了研发投入不足的限制。特别是我们考虑到我们国家的经济继续高速增长，人民收入水平也会增长，人口出现加速老龄化的过程。我们迫切需要整个健康产业都有一个比较好的发展，制药业不能拖整个大行业的后退。

　　另外我们也看到我们国家最近制订了从2006年到2020年中长期国家科技发展规划，规划要求到2020年把研发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到2.5%。即使按一个非常保守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每年7%来计算，这就意味着到2020年，我们国家的研发投入将达到1.26亿人民币。我相信我们这个制药业在当中要占有一个比较显著的份额。另外我们看到难免的邻居，印度好象制药的发展在很多方面值得我们学习。现在我们听听我们今天两位嘉宾，对于制药业如何实现创新，拓展研发能力的高见。

　　第一位有请徐镜人先生。

　　徐镜人：

　　刚才主持人谈了创新了问题，其实我讲的内容已经调整为中国本土企业的发展问题。我认为这次来参加这个会议，我非常感谢论坛主办方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和大家交流的机会。这次中国健康产业高峰论坛的主题是中国医疗改革的希望之路，我觉得这个题目提的非常好。所以我想谈谈中国本土发展的现状。

　　首先我觉得中国医药产业发展现状目前是不容乐观的，十五期间我国医疗行业的各项指标都大大超过了十五规划，与九五期末比，我们工业产值增加值和利润总额翻了一番以上，而2005年实现销售收入4270亿元，比2000年增加了2510亿元，年递增在19.4%左右。实现利润361亿元，比2000年增加了218亿元，年递增20.4%，应该讲十五期间取得这样的成绩是令人兴奋的。

　　但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为什么高兴不起来？我们有另外一组数据，国家发改委最近公布一些数据显示，我国医药工业实现利润总额78.9亿元，增幅是6.3%，这是历史最低点，还不到全国工业利润平均水平3%。在全国12大工业行业中列倒数第二。04年增幅是11.6%，05年增幅是19.23%，实现销售利润177.59亿元，同比增长了7.26%，远远低于十五期间20.4%的增长速度。上半年大概有30%的制药企业都出现亏损，而在22家国有重点企业当中只有十家还保持利润增长，11家出现亏损。

　　从去年11月份到现在，国家已经进行了三次降价，去年第17次降价平均降幅在40%左右，最大降幅达到63%，降价的总金额为40亿元。今年第18次降价平均降幅速度为23%，最大降幅57%，降价总金额为23亿元。最近第19次降价，平均降幅在30%，最大降幅达到了76.8%，降价的总金额为43亿元。这么多次的降价从媒体报道来看，老百姓并没有感到一年比一年看病更容易，看病更便宜，甚至觉得看病越来越难，越来越贵。另一方面，不断的降价对于制药企业来说打击非常大。去年华北制药首次出现亏损，亏损额达到1.88亿元，这非常令人震惊。2003年在全国制药企业当中利润排名第一的石药集团，在今年1-7月排名中，利润只剩下不到五千万，让人感到市场的变化异常。

　　还有医药行业出现了不少的事故。这些事故对医疗行业的震动非常大，出现这些问题后面的原因非常值得我们深思。这是我讲的第一点。我们医药制药行业的现状非常令人不乐观，不断的降价使利润越来越微薄。

　　第二我想讲完成药品定价体系。一方面GMP认证的企业大量增加，生产成本不断上升的前提下，不但制订了医药产业的创新和发展能力，也充分暴露了我国医疗品定价亟待需要提高。这几年GMP改造，我国医药工业生产能力比改造前提高了3倍，所以产生了大量的过剩产能，产能过剩整个超过了2000亿。这对于整个行业的市场只有4000多亿产值的医药产业来说，这意味着是什么，可想而知。为了通过GMP认证，大量资金被占用，固定资产折旧的增加也造成成本上升。

　　这两年扬子江引进的设备，使我们这个药品生产直接参加美国药店的标准进行生产，有些甚至高于国家标准。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我们的生产成本，所以一方面我们人工成本在下降，但制造成本在不断上升。加上原始材料的成本，例如煤、电、水、石油、石化等制药必需的原材料在不断上涨，原料材料价格的不断上涨，对于以原料业制造为主的企业压力非常大。

　　另一方面与不断上涨成本相反，价格一降再降，在最近一年时间里，国家进行了三次的药品降价，药品销售额下降了106亿。所以作为整个药品制造业受到冲击应该是最大的。举一个例子，沙星注射液，由于该品种小，质量显著，在2001年被国家定为首批定价的品种。我公司该品种上市已经多年，市场已经处于成熟期。最近一次降价使我们价格从原来的22.4元降到14.1元。从今年上半年销售状况来看，我们这个品种一方面销量还是在增长，但是我们的销售金额却有了大幅度的下降。就像一些媒体报道一样，因为一些药品降价，就从市场上已经消逝了。所以中国的医药有它的一个特殊性，有些药品因为降价缩短了它的寿命周期。从目前的市场状况和生产厂家的经营状况来讲，如果有利可图，药品生产企业是不可能不去生产的，因为很多的制造企业已经到了生存的生死关头。所以企业要生存，要发展，必须要提高他的创造、创新能力。因此，要完成这个药品的定价体系迫于眉睫。

　　第三，要创造公平的竞价环境，缩小与外资企业的差距。自从外资企业进入中国以后，给中国的制造行业带来很大的变化。比如国际公司的管理理念，生产车间都带来了很多变化。所以给中国药品制造业培养了一批职业经理人和技术人员，并且提升了中国制药企业的学术力量。但是，在近几年不断变化的政策环境下，相对国内企业来说，外资企业的日子要好过的多，药品降价这一政策对外资企业的影响要小的多。在历次降价中，以生产仿制药为主的国内制造企业的品种价格普降50%以上，外资企业同类产品降价幅度只有25%左右。同样的产品经过多次的降价，就越拉越大。现在比如说非常普通的头孢曲松，该药早已经过了专利保护期，0.5克的国产药国家定价为5.9元，而外资药国家定价为55.2元。在中国目前自主生产的药中具有自主产权的药品很少，90%以上都是仿制药物，中国的研发能力一直以来比较弱。一方面缺乏优秀的科研人员和技术。2004年中国大概共审批了1.09万种药品，但是真正谈得上新药的几乎没有。低水平重复建设这是我国医药产品在国际医药分工中一直处于低端领域的主要原因。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中国本土企业的利润率普遍降低，导致了我国整体医药行业对研发的投入一直偏低。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2005年只有1.02%，国内制造企业前两名利润率也不过7%左右。所以我们国家的十一五的发展目标是向医药强国打下建设的基础。我们认为这个基础首先要核准自己药品的差价，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着手。

　　第四，改革药品的招标体制。自2000年我国实现药品招标以来，这个体制已经运行了六年。六年来该制度被各地不断的改革，这样的制度实现以来，应该说对各地区降低药品价格起到很好的作用。不少的药品价格确实是越招越低，每一次的招标价格都不能高于上次的中标价格。所以使得不少的药品价格不断降低，但是我们要看到药品招标制度在实施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新的问题。由于对药品在招标过程中，对价格过于关注，有些地区总分100分，价格分就达到50分，过分关注价格而忽视了其他的指标，给患者用药带来不少隐患。所以欣弗这些事件都给我们带来惨痛的教训。这些药都经过国家相关部门的检验，所以这些不合格的药品，说明我们药品的招标制度并不能保证药品的质量，显然与药品招标制度的初衷是不相吻合的。我们当初的初衷是要确保药品质量的前提下，尽量以低的药价，中标的实际过程中，评审机构对药品质量把控主要是通过审查药品批准文号、GMP认证和药厂提供的近期质检合格证明文件。药品质量完全取决于企业的自觉行为，但招标带来的低价格让人不得不担心产品的质量。

　　我们举一个普通的品种，替硝唑来说，0.4克的0.5元，这样的价值甚至低于一瓶矿泉水的价格。这种药品直接注入人体，怎么让人放心？这样的价格使企业的生存都成问题，更谈不上投入资金搞研发。所以中国过去制造业呈现小乱差的现象，经过国家GMP认证以后，这种现象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在认证GMP以前，全国药厂认证之后还有1478家，小型企业占38.4%，药品低价中标给这些药厂留下了一些生存空间，所以如果不对我们现行的招标体制进行改革，将不利于提升中国本土制造企业的发展。

　　中国这么大的人口大国，要进行医疗改革工程巨大，所以我们希望政府提供给我们一个宽松的市场环境，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使我们本土企业竞争能力大大增强。

　　王建铆：

　　刚才徐总做了非常精彩的发言，全面介绍了我们国家现在国内制药业企业的现状。其中谈到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研发方面难以进行的现状。接下来我们听听医药行业里面外资企业的一些意见。接下来有请美国礼来公司中国区总裁Jorg Ostertag博士。

　　Jorg Ostertag：

　　女士们、先生们，各位朋友们，尊贵的来宾下午好。我很高兴今天应邀来到本次论坛，下面我想借此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想法，同时也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有关于医药行业的创新的数据和一些发展的事实。我想创新也是我们这个行业要生存和发展的唯一理由和动力，因为我们不断的为引领健康而创新。

　　我们今天所使用的药品使我们生活变得更加健康，使我们生活更加便捷。比如电子邮件、手机、网络电话等等这些都是这几年涌现出来的新技术，使我们生活更加便捷，而在以前是很难想象的。我真的很难想象会有这样的东西，甚至电视机的发明也不过是几年前的事情，使我们现在享受很多的便利。实际上在过去50-100年当中才刚刚被发明出来。对于医药行业来说也是如此，今天我们所使用的很多治愈疾病的药品，也都是在最近一百年当中才发明出来的。

　　比如说我在礼来公司已经工作了超过26年，礼来公司参加很多重要药品的开发和制作，比如胰岛素，胰岛素是与糖尿病做斗争的重要的药品。几年前糖尿病还是一种不治之症，是一种绝症，但是1922年发明了胰岛素，礼来公司迅速同研发界合作，使胰岛素成为商业的产品，挽救了世界上数以百万的生命。第二个例子就是青霉素，在1928年发现的，而且这也是由礼来公司进行商业开发，得到了广泛的使用，现在在全世界拯救了无数生命。第三个产品就是百忧解，这些药品主要用于抑郁症和一些其它的精神疾病，不但在全世界，在中国也帮助了数以百万的病人。

　　我讲讲医药创新的价值。我们在研发和创新上面面临哪些问题，同时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礼来公司在研发方面所做的工作，以及我们即将推出的一些新药和正在进行研发的项目，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些研发为全世界包括中国在内的病人提供我们的贡献。

　　药物创新的价值。药品能够降低医药的成本治愈疾病，而且能够使全世界的病人生存更长时间，生活的更好。特别是现在药品变得越来越贵，大家可以研究一下美国医药开支当中，其中只有10%的医疗开支用于药品，而其他的用于住院和医疗服务等等，换句话说，一个人只有10美分用于买药品。在中国这个比例稍微高一点，目前药品大概占到总医药开支20%。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其中一个原因中国总体医药开支比其他国家稍低一点。在全世界有这样一种共识，就是(悉尼奥)尽管成本高一点，但是有助于降低总体医疗成本。

　　通过医疗费用专题调查发现，用一中新药代替老药能够带来什么效果？一方面虽然我们总体处方药费上升了18美元，但是使用这种药以后能够让我们总体疾病下降114.41美元。比如在乳腺癌案例当中，乳腺癌的治疗也许花多一点钱购买新药能够降低总体成本，新药成本1050美元，手术方法将花费1.4万美元。新药还能够有助于人们存活率更长。经过实证研究表明，新药帮助病人有效同癌症抗争。全世界新药帮助人们的寿命得到了延长，其中人们平均期望寿命延长40%是因为新药品的诞生。这个趋势很明显，所有的事实和证据都表明，新药的确有助于我们降低医药开支的负担，同时新药也有助于延长人们的寿命，因为它能够帮助人们与疾病做斗争，能够克服和战胜疾病，在几年前还被认为是不治之症。与此同时，我们在药品研发方面面临很多挑战。

　　大家都知道研发是一个高风险的过程，如果要研究推出一种新药，我们平均要研究五千到一万种化合物，然后才能找到一种能用于药用的化合物。这张图列出了在不同的研发阶段所要付出的开支，比如说在发现阶段临床前阶段，临床试验阶段等等，每一个项目诞生的背后都有数十亿甚至数百亿美元的投入。与此同时，有一种非常遗憾的现象，就是从一开始到最后药品上市，每一种新药的平均研发成本大概是1010亿美元。平均三个药品只有一种药品能够弥补我们的开支，这对所有的企业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这里所看到的是美国的PhRMA成员公司的研发费用，他们的研发费用逐年激增。在2005年PhRMA组织成员公司在研发方面的投入超过500亿美元。而且这还仅仅是生物制药的研发费用。与此同时，我们看到药物研发周期也在不断延长，从药品的首次药理测试一直到新药能够获准上市的时间也在不断延长。大概平均是七年，在六七十年代平均六到七年，就能够使新药上市，而现在平均一个新药从药理测试到新药获得批准上市大概需要十年的周期。

　　与此同时，大家可以看到仿制药的份额正在增加，这张是美国市场的份额图。仿制药也没有什么不好，仿制药的生产制作风险非常低。这张图可以看出，在每个市场上仿制药的市场份额逐年递增。甚至更让我们感到担忧的是，尽管我们医药公司在研发新药方面投入大量资金，由美国药品食品监督局获得批准的新分子实体数量却没有增加，能够进入药用的化合物和分子的种类没有增加，反而有相应的减少。

　　所以总结一下我们医药行业的确是非常艰巨的一个行业，而且风险很大，并没有能够保证你的研发能够获得成功。此外，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挑战，比如说研发成本在不断上涨，研发周期在不断的延长。而同时，全球范围内看，仿制药的份额越来越增加，对新药的形成挑战。用药的新的分子结构在不断减少，在一些国家有侵略知识产权的问题。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作为企业，作为礼来公司，我们像许多其他的医药公司一样，要努力的以创造并且发展药物，以创新药提供医疗解决方案，使我们人民寿命更长，能够生活的更健康，更有活力，这始终成为我们医药公司的使命。

　　我们公司宗旨我们的原则就是要成为同行业第一，也要成为同行业最好的。礼来公司无论是从金融分析角度来讲，还是从其他行业的分析专家来讲，我们礼来公司都是全世界排名第三医药公司。从研发角度来讲，我们销售额当中超过20%都重新投入到药品研发当中。我讲的不是利润的20%，而是销售额的20%。我们正在研发的一些药品覆盖范围非常广，有包括心血管的，糖尿病的，癌症的，还有骨质疏松，或者老年性痴呆症等等。

　　大家是不是可以想像，在我们世界上如果没有新药会是什么样的情况？我想没有人敢问这样的问题。因为历史已经表明，医药行业的创新非常关键，我们新药的开发，新药不断的诞生，不断帮我们找到战胜疾病的新的解决方法，使在过去数百年以来始终困扰人类的一些疾病能够被克服。我们要感谢全世界这么多公司，包括在中国的公司在新药方面的研发和投入，这些集体的努力才能使我们找到战胜疾病的新方法。

　　此外，新技术和生命科学的比较，像(微阵列)，像生物的标记等等，这些新的技术都正在帮助我们科学家在医药开发方面更进一步。从原来事后治疗到事先的发现和预防，这意味着比如说癌症可能在今后会变成一种慢性疾病而已，不会成为绝症，也可能会意味着如果有了心脏方面的疾病，可能能够进行修补甚至能够彻底逆转，而我们最终目标就是充分了解疾病的生理特征，同时要找出为什么有些药在有些病人身上有用，为什么在其他一些病人身上没有用。比如说即使是非常成功的抗医理的药物，有部分病人服用以后病人产生效果。如果能够完成这一课题，这将成为一场医药界的革命，我期待着今后几十年或者几年当中就能够发生。让我们充分了解有那些药在哪些病人身上有用，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找到给病人在正确的时间，适用正确的剂量，选择正确的药品，大大有助于帮助提高治愈率，使我们使用药品和治疗的成功率进行更准确的预测。

　　女士们、先生们，现在大家可以看到，从现在开始，在今后的十年当中，大家不仅将看到有很多新的医疗技术的产生，而且大家会看到随着新药的诞生，医学的不断进步，我们的生活方式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我们的人民也能够不断的享受更高质量的生活，必须要深刻的理解我们医药行业所面临的医药研发和创新方面的挑战。这个创新是很昂贵的，风险是很大的，但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有很多医药公司仍在致力于寻找新药，我们需要专利，专利保护对我们行业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唯一的保障，允许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收回我们新药开发的成本。现在全世界包括在中国也是如此，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我们都需要来自于政府的必要保护，仅仅是有限时间的保护，我们希望这样的保护能够使我们在新药开发方面的投入有所收回，使我们有能力也有资源开发下一代新药，使人们能够享受更长的寿命，更高质量的生活。

　　感谢各位的仔细聆听，谢谢。

　　王建铆：

　　刚才大家听了我们国内的企业，国外的企业径的发言，接下来大家可以提问。

　　提问：谢谢两位的报告。一个问题是问徐镜人先生的，扬子药业作为最大的药业集团，2005年销售额多少？研发方面投入多少？2004、05有多少新药获得了药监局的审批？第二个问题为JorgOstertag先生。刚才徐先生说有些药品国内生产的价格和国外生产的价格相差了十倍，那么药品的质量也相差十倍吗？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距？谢谢。

　　徐镜人：我们去年报批产品有15种技术，投入了多少钱呢？我们销售总额是13亿，应该讲投入了六七千万左右。我们这些投入主要为今后基础工作做准备。

　　JorgOstertag：你的问题第二部分，你讲到价格的差别，就我们公司而言，我们产品在中国市场当中有一些是专利药品，是创新的药品。应该说是和其它的药品政府是同等对待的。政府如果把我们药品归在某一个类别里面的时候，无论是专利药品还是创新药品，还是专利过期药品，所有这些药品在同一类别里面都是同样对待的。刚才说过，我们有些药品价格高是因为是专利药品或者是创新药品。

　　提问：谢谢Jorg Ostertag先生，我是05年的MBA学生，我在这家公司工作过八年，我记得我97年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听到人们在讨论药品创新。但是现在十年过去了，在中国的制药公司里还是面临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但是就你的观点，你们投入了大量的研发，有没有什么其它的方式，让中国的制药公司也能够有一些创新性的行动。我们知道中国的制药公司让他把销售额20%投入到研发当中我觉得这不太可能。

　　Jorg Ostertag：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应该让另外一位发言人回答，因为你实际上是在问本地公司要想取得更大的成功应该怎么做。中国的市场应该说比其它国家的市场要大的多，如果我是一个本地公司的话，我会尽可能推出这个产品，适应市场当中最大的需求潜力。

　　徐镜人：创新的难度确实非常大，这位外国人说的不错。要搞一个化合物的话要60亿，我们全国企业总利润也不过就60亿左右，而且时间要一二十年，所以创新的药越来越少。所以要靠创新非常难，我们这个价格为什么卖不出去，同等分子结构的化合物使我们产品价格卖不上去。国外的公司一年有一百多亿的利润，而我们这个利润非常低，所以没有办法和他们直接抗衡。这就像一个小孩跟大人打架一样，这是实事求是，这也是我们不足之处，我们必须看到。

　　提问：我的第一个问题问给JorgOstertag先生。我们知道全球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定价是不一样的，能不能讲讲礼来公司在中国的差别定价的策略？第二个问题是给两位嘉宾的，我们知道我们中国自己的制药公司和外国公司在生产、研发、销售都各有自己的优势和挑战，请问两位嘉宾今后两年有没有中外公司合作，企业并购方面的打算，如果有的话是哪方面的？谢谢。

　　Jorg Ostertag：关于价格这块，就跨国公司而言，我们是一个全球公司，我们在全世界销售我们的产品，我们有一个底价，也就是说这个药品的价格不能低于这个底价。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有的时候出于慈善的原因也免费分发药品。比如说艾滋病，一些公司通过合作建立一笔资金，帮助非洲的发展中国家解决艾滋病的问题。我们公司的价格是全球的价格，我们不想在对待中国、美国、澳大利亚人的时候出现不一致的做法。

　　提问：徐先生你们公司今后五年有没有和国外公司合作的打算？

　　徐镜人：我认为跨国公司到中国来帮我们提高了很多东西，比如说国际水平、质量，确实有好处，但是他并不代表我国民族的医药产业发展，只能帮助我们做一些工作。但完全依靠我们自己，我们资金也确实有限，创新好象搞的很热，但实际上由于资金问题，这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所以外国企业进入可以帮助提高我们的水平，当然我们也愿意跟他们一起合作，但是如果外国企业完全利用中国的资源，那么我们想问他为什么不在国外市场做。

　　提问：向徐总请教一下。扬子江发展特别快，在销售收入还有利润方面都在国内制药的冠军。99年上海国际会议中心，当时和美国合办的一个论坛，当时三九是国内最大的一个制药企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第一个问题就是扬子江也是最快的，风险防范方面请教一下徐总。第二个问题目前已经是冠军了，如果保持持续稳定的发展，主要的支撑力量是哪些方面？

　　徐镜人：主要在于有新东西要出来，如果没有新的，老是这样发展下去没有前途的，要向老外学习。

　　王建铆：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提问只能到此为止。接下来有几个通知。在大家发的会议资料里夹了一个评估表，是关于这个活动的评估表，请大家把这个评估表找出来填一下。接下来外面准备了茶歇，时间为25分钟。

　　第五场：市场-如何建立一个透明的现代药品流通体系？

　　陈洁：这一阶段是4.05分到5.05分，是闭幕式前的最后一轮。为了节省时间，我请两位嘉宾坐在台上，首先我介绍一下。这位是国家卫生改革委价格司医药价格处处长郭剑英，郭剑英处长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是国际经营方向的经济学硕士，他长期从事价格监管工作，主持完成了多项医药价格监管领域的政策研究和制定工作，所以有丰富的经验。第二位嘉宾，WenerKnuth博士，他是一位药剂学博士，现任西班牙巴塞罗那(帕雷斯)医药机构首席执行官、总裁，他是前欧洲药品流通联合会主任，他先后担任了西班牙医药技术公司联合会总裁，他是欧洲医药机械经销商联合会创始人，而且也是西班牙雇主组织的顾问委员会成员，德国工商总会的西班牙分会前总裁。

　　我们这一场的主要内容是要讨论市场问题，如何建立一个透明的现代药物流通体系。在当前医疗体系改革面临着我们看病贵、看病难的这样一个困境讨论当中，大家都十分关注一个问题，就是有关中国的药品批发和零售市场的一些无序，导致了医药药品价格的居高不下。要降低药品的营销成本，并最终降低药品的价格，中国就必须建立一个透明的、高效的、现代化的药物流通体系。到底如何来建立？我想今天两位嘉宾将给大家能够提示一些欧洲国家的经验以及中国的一些现况，提供给大家在讨论时参考。

　　Werner Knuth：

　　首先，我要感谢中欧国际商学院，特别是感谢院长邀请我参加这次非常有意思的高峰论坛，我也要祝贺中欧商学院成功的举办了这次健康产业的高峰论坛。因为我认为，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一个完美的健康产业。所以，我们非常有必要进行互相经验的交流，交流我们这方面的经验。我也要祝贺中国，我非常兴奋的看到中国每次都让我非常吃惊，所以要祝贺在座的各位，让中国出现了这么大的发展。在我这一辈子当中，可以说我从来没有见到这么大的发展。另外前面几位演讲人也提出了很多的问题，让我眼界大开。

　　我首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我的演讲主题也许是不太一样，因为这是基于我个人从一个公司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特别是在南欧地区的经验。我准备了一个简单的大纲。我的公司叫Palex，我将会给大家介绍一下欧洲的情况。首先介绍一下我的公司Palex，这是一个家族产业，我们从事医疗产品流通的，不是医药，而是医疗器械，我们有大概240名员工，有17个产品领域，我们的产品当中涵盖各种器械。

　　另外介绍一下欧洲药品流通联合会，EMDDA。在15年前，这个联合会成立了，它的目标就是要让欧洲每个国家每一个企业能够加入这个联合会。我们每年会召开一次年会，让各个公司能够坐到一起，每个公司都会介绍自己的新产品，这样他们就有机会作一个上午或者一个下午的介绍，向其他各个国家的公司介绍他的新产品。

　　另外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欧洲的情况，我会说的非常迅速，因为刚才几位演讲人已经重复介绍过欧洲的情况了，大家也知道了。现在欧盟总共有25个成员国，明年我们将会有更多的成员国加入，现在我们一共有20种官方语言，将来还会继续增加。现在总人口大概有4.5亿人，现在医疗方面大概是每十万居民有640张床位。健康指数占GDP平均税收是7.6%。

　　另外今天上午我们也讨论过了，在欧洲两种主要的医疗卫生体系模式。介绍一下我们各个国家有卫生部，我们还有一个欧洲统一的卫生委员会，各个国家的卫生部长举行定期会议，但是另外一方面每个国家还可以保留自己的体系，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些自治地区。比如说在西班牙，包括在其他的欧盟成员国，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地区他们其实是有一点自治的，他们虽然是隶属于这个卫生部的管理，但是他们在卫生方面有一些地区是可以制订自己的政策。因为各个地区他们有自己独特的情况，可以更好的为当地人民服务，但是对医药公司来讲，这就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比如说你在不同的地区，每个系统都不一样的话，这个医药公司就是个很大的麻烦。另外我跟大家介绍一下主要的企业协会，在欧洲企业协会非常多，但是我要强调的是这里有两个最主要的协会，一个是医疗技术协会，也就是欧洲的创新医疗技术协会，还有欧洲制药工业技术协会联合会，各个成员国也都是有他们自己的联合会。

　　在这里我要跟大家介绍三个在欧洲怎么样进行药品的流通，一般来说，大公司是在欧洲有一个总部，有可能是一个欧洲公司，也有可能是一个外国公司，比如说是来自其他国家，一般大公司都是在欧洲有一个总部，然后有很多的办事处。

　　刚才我讲到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区都有不同的规则，所以每一个国家都会有一个办事处来处理当地的一些特殊的情况。因为有的时候，你在一个国家的情况，与另外一个国家不一样，所以药品不能互相进行直接流通。第二种模式都是由地方经销商组成的，每个国家的地方经销商是完全独立的。另外也有一个同样的规矩，就是一个地方的经销商不能把自己的药品卖到另外一个国家去。第三种模式就是有一个欧盟的代理商，这个代理商负责管理协调公司方方面面的利益，与各个地方的经销商进行协商。

　　接下来我要讲的是成本。我来自西班牙，这个幻灯片是关于西班牙的情况，我觉得在其他很多国家情况也都差不多，在西班牙的公立医院，一般成本的组成大概55%是用在员工联合会上，25%是药物，8%是花在医疗的技术方面，一些医疗器械，还有一些管理费等等，大概其他的费用占到12%。削减员工是很麻烦的，因为对政府来讲削减员工是一个很困难的选择。另外药物的价格也是受到管理的，所以对我们来说，药物的管制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在西班牙语，与其他的国家相比，我跟大家讲讲过去五年总体的物价指数，其实是增加的，但是药品的价格是下降的。所以现在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差距。为什么医疗成本会上升呢？我觉得有很多的原因，在这里我列出一些最重要的原因。首先就是人均收入不断的增加，也就是说在GDP当中，医疗卫生所占的比例不断的上升。另外，病人现在有很多的信息，他们得了病以后，都是自己去上网查现在有哪些技术可以可以治疗他的毛病。

　　我们看到人们对健康也是越来越关注，我们的期望寿命也在不断的增加。另外老年人对医疗保健的需求也是不断的增加。此外，高新技术不断发展，有很多的高新产品不断的涌现，有的时候一些科技产品价格是比较低的，如果很管用的话，大家就会用的非常多，所以有点像薄利多销一样的，用的比较多以后，可能价格会有所上升。另外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是道德危险，由于病人用药失误，他们滥用医疗保障体系，比如说你有医疗保险，那么你就不用付钱，你买药去看医生都不要钱，所以你一天到晚看医生，反正又不要自己掏钱。另外还有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因素，就是有很多的律师，他们现在帮助那些病人打官司，比如说有医疗事故，或者说有可能出现医疗事故的话，他们就帮助那些病人打官司。这个数目越来越多，这些专门打医疗官司的律师也在不断的增长。我觉得他们很多的诉讼其实是不必要的，这就给医院很多的压力，他们要证明自己没有做错。

　　另外，欧盟现在有很多外来的移民，有一些来自其他国家的人到这边来找工作，如果没有工作的话，他们也一样接受卫生体系的诊治。如果他们有了工作的话，他自己有收入了，但是他会把更多的亲戚拉到这边，这样的话医疗体系的负担还是不断的在增加。

　　最后一个因素，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在西班牙是有这样的问题，在其他国家也有，就是地区之间的竞争。刚才我也提到了，在西班牙是有一个放权类体系，每一个地区有自己的自治权，制定自己的医疗卫生系统。比如说这是西班牙的地图，我们的首都马德里在整个国家的中心。马德里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地区，这是一个很大的地区。在西班牙国内还有其他的一些地区，每一个地区都有自己的卫生部，我是住在这儿，另外有些人住在其他的地方。三年之前，如果有人生病的话就到马德里去，到首都去看病。一般马德里的医院是全国最好的，但是随后出现了分权的情况，下放权力的情况，在这里的人生病了一定要跨过这个首都到那里去看病，因为他不能用马德里市内的医院，必须要到另外一个地方的医院，这就增加了成本。

　　如果医疗成本下降的话有哪些原因？现在我们在商学院里，在这里有一个专门的院长班，我觉得在今天的欧洲，很多医院的管理人员都是接受过专业的培训，他们都清楚要把成本降下去。另外，公司之间的竞争也是非常的激烈，在我们欧洲的公司之间有非常激烈的竞争。另外我们也要进行公开的招标、采购，特别是公立医院，一定要进行公开的招标。我觉得英国也是同样的引入了招投标。比如说在西班牙，如果说是1.8万欧元以上的医疗产品，一定要通过公开的招标，相当于18万人民币。

　　另外，还要对药品的目录进行采购。这个目录是非常重要的，这些上目录的产品都是经过了审批，并且由一个专门的评估机构进行评级。这个委员会决定这个药品是不是有必要上这个名单，并且这个药品也有一个最高的价格上限。如果你通过这个目录来购买这个药品的话，这个药品也是要通过公开的招投标。

　　另外我们还有一些高科技的产品，我刚才讲到有可能价格会比较高，但是它也有好的一方面。一方面能够拯救人民的生命，另外可以减轻病人的痛苦，高科技产品可以使医生更加有效的工作。但是从经济角度来讲，如果说病人可以极早出院的话，那么这个床位的占用率就会降低，人们就可以更快地投入工作、生产当中，为社会创造财富。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有一些一次性的产品可以重复应用，当然这方面是有非常严格的规定，只有一些少数国家他们有这样的规定。其实在大多数的国家，一次性的产品都是不能再重复使用的。但是如果说你能够成功的、安全的重复使用的话，大概能够降低30%的成本。制订了医疗协议之后，医生会更有安全感。另外可以通过一些新的技术，比如说影像技术，可以极早的预防疾病。另外也鼓励了私人保险公司来推动私人医疗，在西班牙我们看到有一些私人公司他们掌管了公立医院，结果非常有效的降低了成本。另外也进行成本共同的分担，减少风险。在西班牙有一些地区的公立医院，一些病人住院之后得到了一张支票，告诉他们接受的治疗住院具体成本和价格。这样就非常透明。

　　另外还有远程医疗。改善存货管理。这样的话几个医院之间就可以建立一个统一的存货管理系统。比如说像有这样的医疗设备，比较昂贵的设备可以一道存放在一个统一的保管箱里面。同时我们有一个良好的记录体系，比如说这个药是谁用了，什么时候用的，根据这个消耗的情况还能够自动的补充存货。

　　接下来跟大家非常迅速的介绍西班牙三种采取的不同地区的模式。第一种就是有一个药品的目录进行采购，医院直接从公司购买药品，公司直接给医院提供药品，并且向他提供发票。第二种模式就是在一个地区有一个公营公司，负责为所有的公立医院进行药品采购，而且是通过公开的招投标进行的。但是对这个公司来讲有一个问题，不太清楚这个药品卖出去之后使用的情况怎么样。第三个模式也是在一个地区有一个集中的产品仓库，为公立医院提供药品。各个医院设立了一个小的仓库，这个仓库通过公开招投标买进药品之后再输送到各个医院，医院向公司提供信息，到底使用了哪些药品，然后公司向医院出具发票。

　　最后一个问题，对欧洲来说，我们怎么样能够降低我们产品的成本？答案很简单，让中国公司来生产。因为中国公司他们可以生产高质的产品，同时价格非常的低廉。

　　非常感谢大家。

　　陈洁：

　　谢谢WernerKnuth博士给我们介绍了关于欧盟的组织医疗卫生体系以及他们的一些流通体系。并且给我们详细介绍了西班牙的医疗成本的构成以及医疗成本上升和下降的原因，共同探讨了怎么更好的节省成本，并介绍了西班牙的地区采购体系的三种模式。我想我们两位嘉宾非常配合，掌握了时间，给大家介绍了他们的一些体会。现在还有12分钟的时间给大家讨论，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问嘉宾。

　　提问：非常感谢，我来自于欧盟中国商会，我非常高兴能够看到郭先生的发言。您解释了医院资金不足的一些深层次的原因，我们也看到在价格控制等等方面，实际上行业感到非常忧心。医疗设备这一块质量控制也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实际上它跟药品是不同的一个行业。这些问题没有能够得到最终的解决，这个行业实际上也讲到他们在某些情况下，我想知道政府对医疗设备器械行业价格问题怎么看？

　　郭剑英：很高兴您提这个问题，实际上也是我们目前关心的问题，或者说正在采取措施进行监管的问题，关于医疗器械，我们称之为医疗器械。

　　实际上医疗器械市场，目前面临的价格问题和药品市场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归根到底，就在于刚才我给大家介绍的，我们现在是这么一个医院补偿机制。只有把这种补偿机制改变了，把药品，包括医疗器械，从现在是医院谋利的一种渠道，改变成成本的一种支出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多问题可能就会好解决，我们的市场真正的竞争机制可能就能够建立起来。现在，我们正在推进这种体制和机制的改革，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加强一些市场价格方面的监管，我们起到的作用有三个方面。一个是缓解矛盾，第二确实挤压掉中间环节一些不合理的地方。第三通过价格的改革和调整，促进我们体制和机制的改革。谢谢。

　　提问：刚才讲到药品50%在医院，为什么跑到医院去了？经销商为什么拿不到？生产商为什么拿不到？电视机、洗衣机这些东西在市场上大家都认为是公平合理，如果医生的处方到医院里拿药，大家就没有意见了，因为属于一种竞争的机制。为什么不采取医药分家？有没有可能采取医药分家？

　　郭剑英：你问的两个问题都是非常尖锐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应该讲形成现在这种局面，应该是我们从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从过去把医疗卫生事业当做一种纯福利事业看待，到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过程中，我们在实践，在认识上还有一些偏差。我不知道今天上午是不是谈到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看待我们的医疗卫生事业，政府应该在这中间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这有一个逐步更改我们这种认识，或者说逐步取得更清晰认识的过程。所以刚才您说为什么您明明知道，这种补偿机制不合理还不改，这是长期以来积累下来的一种矛盾，改变这个矛盾或者说改变这个体制恐怕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这个问题我估计大家也知道，我们现在也提到议事日程上了，我们也知道以药养医的机制不能再延续下去了，必须改革，但是需要一个时间。所以我还是请您有点耐心，我们逐步来。中国很多事情改革不能一步到位，要逐步的渐进式地过渡。大家知道我们价格改革从改革开放1980年开始，我们一直改到2000年，经过了20年的漫长时间，我们才形成了今天这么一个绝大部分商品价格放开的局面。为什么要这样走？我们不能走很多其他国家过去走的休克的疗法，会引发社会剧烈的震荡。所以还是请大家要有一个耐心。

　　至于说第二个问题，现在尽管有些方面还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这个方向还是定的，就是医药要分家，但是医药的分家不是简单的把医院的药房割裂出去，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我们讲的是利益的分家，就是刚才我说到的，要把药品作为医院经营的一个成本支出，而不是成为他收入的主要渠道，我们的问题就能解决了。

　　提问：刚才WernerKnuth博士展示了一个西班牙医院的成本构成，药品占25%，医疗技术占8%。我的问题是这家医院利润构成里面，药品占多少？医疗技术或服务占多少？第二个问题，一个病人到这一家公立医院看病所付的费用当中，药品占的比例是多少？医疗服务和技术占多少？

　　WernerKnuth：我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公立医院病人看病是不交钱的，如果你是一个病人去公立医院看病是不交钱的，它是公利的医院，政府给你医保，你不花钱。

　　你第一个问题我不是很理解，你讲的利润当中哪一部分是来自于药品的。我还是不太知道，不知道这个利润的情况，因为公立的医院，他们买这个产品给病人，他尽可能以低价采购。药品的价格是被管制的，所以价格是固定的，所以价格就是这个价格。医疗设备这一块也是尽可能采购的时候以低价采购，对医院来说，并没有从中渔利的可能性。

　　陈洁：

　　他这个医院里主要不是从药品或者是这些机械里面得到利润，或者我们讲有节余。他主要是医疗服务，医生工资占50%。

　　WernerKnuth：你问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正好说明了我们两种体制的差别是多么大，这就是为什么刚才一下子没有听懂你的问题，因为我们之间的体制差别实在太大了，这是完全不同的体制。

　　陈洁：

　　医疗服务体制不一样。因为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接下来我们有闭幕式。所以我们再次感谢两位嘉宾给我们做的很好的报告。

　　第六场：终场—展望未来。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执行院长雷诺教授Pedro Nueno：

　　下午好，欢迎大家参加最后一节的讨论。

　　我简单作了一下计算，中国医药产业的贡献我们大概做了有100万美金的贡献，我觉得这个产业是非常重要的。

　　这次论坛我们听到了非常丰富多彩的建议，要做个最终总结我觉得是很难的，但是有一点大家是共同的，都认为健康产业是非常重要的。今天上午汉斯教授告诉我们，对于医药产业大家的要求是永远不会衰竭的。在整个经济当中，健康产业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到大约7.5%欧盟国家的GDP都是投入在卫生产业，在美国是11%，而在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大概是5%到6%，所以健康产业可以说是在整个国家的经济方面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另外我们要看一下，健康产业可以说是劳动密集型的，全世界大约有10%的工作人员是从事健康产业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非常关注这个产业。另外今天我们也听取了礼来制药公司的代表介绍了现在健康产业的发展情况，现在健康产业有IT、生物科技，甚至包括信息科技等等，所以它也是与各个重要的产业是息息相关的。但是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今天没有任何人给出一个完全完美的解决办法，(穆勒)教授告诉我们，每个国家有不同的体系，(被汉威)教授告诉了我们有不同的体系，还有人介绍了美国的体系，但是每一个体系都有一些缺点。我们也看到各方，比如说家庭医生，还有一些医院体系，还有一些控制成本系统，还有预防性、保护性的医药等等，方方面面的这些因素和模式。但是中欧工商学院我们认为，一个进步的社会，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机构，我们一定要讨论这个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去年我们决定把政府、医药界，还有医院、保险公司方方面面，不仅是在中国，还有世界上其他国家，各个参与方能够一道互相学习，怎么样能够把这些理念在我们每天的工作当中得以贯彻和实施。

　　中国到底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呢？一般的人都说中国的挑战是全球化，在世界上很多的国家都在讲自由化还有跨国文化的传播，还有贸易、汇率，但是我觉得在世界上很少有人能够讨论健康产业，有独创性的一些概念。我觉得在中国，现在健康产业涵盖了养老、劳保等等，我觉得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工商学院我们一定要讨论这个问题，我觉得像这样的思考和讨论让我们中欧工商学院的领导人要为我们中欧的员工提供一个健康卫生方面的保障，我觉得这在中国的工商学院也是非常特别的，所以非常感谢大家参与这次高峰论坛，我们也从中获益匪浅。

　　今天我们听到了殷大奎副部长非常发人深省的讲话，他提到，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的保障体系，中国的发展是不会成功的，在中国我们一定要解决这个重要的问题。这个带来的福利到底有多大呢？我们听取了各个不同方面所给出的建议，有些人指出，要让人人进保，(元利利)教授说，那些最贫穷群体的这些人一定要能够看得起病。(被汉威)先生指出，在中国看病可能对一般的老百姓来讲是望尘莫及。另外如果说一些人能够获得医疗服务的话，他们的要求可能会不断增长。另外，也有演讲人提出我们要针对不同层次的要求给出不同的服务。看病成本的确是非常高，十年之后的成本可能比现在还要高，因为现在的行业研发会出现越来越多的产品。另外，大家的年龄会越来越老，不光是我会变老，你们也会变老。有不同的发言人都谈到了不同的一些方法，讲到了公私之间的合作，我们必须要把这些不同的方法结合起来做。

　　Henk先生讲到，税收出资越多越公平。但是靠什么税呢？是靠公司的营业税，还是烟税、酒税，还是奢侈品税，因为我们大家对于靠什么税收来出资想法不一样，这个也有争论。

　　还有就是责任的问题，在我们的讨论过程当中多次出现，我们必须在使用医疗方面，在消费医疗方面有一个负责任的态度，我们不能够滥用这套系统。这套体制的确有一些滥用的现象。

　　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件事，有一次我接到了一个电话，是我们国家议会给我打来的，业界的一些人知道，我很热爱这个行业，他们就跟国会去讲。国会当时是要通过一个法案，他们要挤压制药行业，他们就给我打电话说，要我到国会去跟国会议员们谈一谈。他们跟我说，下星期五你要到国会去一趟。我说不行，我得到中欧去，这是最重要的事情，比你们医药行业还要重要。我就跟他们说，我可以通过可视会议系统的方式来做。他说还从来没这么做过，但是我们可以试试看。半个小时之后，他们给我打电话来说，这是合法的，你是可以通过可视会议系统来做的。所以我就在中欧出现在了我的国家的国会面前，我跟我的同事说一定要把中欧的LOGO放在镜头里面，这样的话大家都知道我在中欧。你能不能想象得到国会议员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他说，你难道不知道有一种非常不负责的使用医药产品的现象。我说我知道。我跟他说，你难道不知道现在有对汽车不负责任的使用情况吗？如果一个汽车闯了红灯，你是去惩罚那个汽车公司还是惩罚驾驶员呢？你说的不负责任到底是谁不负责任，是医生、病人还是谁？你不能够一下子就站出来去反对这个制药行业。我们知道，这里面的确有一些不负责任的现象，但是我们的确要对人民进行教育，我们甚至可以对小孩子进行教育，正如(白乐夫)先生讲到的。在有一些医院当中医疗是免费的，但是他会把一个帐单给病人，他说你不用交钱，但是成本是多少，这也是对人们的一种教育方式。

　　这来提供医疗呢？郭先生、苏先生讲到了制药行业的复杂性，讲到有超过5000家的公司，肯定这里面会出现一些行业的整合。这个行业在增长，现在肯定需要更高的质量，需要更多的研发。所以我认为这也是显而易见的，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想法非常多、观点非常多。金先生讲到要在社区层面上多做工作，另外我们也讲到了研发工作的复杂性。无论如何，这个行业应该非常谨慎，因为在这里正在发生着很多事情。(雷德)教授知道在哈佛广场有一家书店，这家书店叫哈佛cook，你可以看到一架都是医疗方面的书。我经常到哪里去，所以我经常看那里的书，每周都有新书出现，80%的书都是在攻击医生、攻击医院、攻击医药行业。光靠攻击这个行业就成为了出版商的一个商机，所以这个行业必须要小心一点。即使它给我们提供了更好的生活，而我们有的时候所做出的反应有点像家长教育小孩时小孩的那种反应。

　　到底哪样一种价格算是公平的价格呢？大家今天对于这个问题讲了很多。在去年，大家主要讨论了医院在药品价格当中所起的主要作用，今年又是来讨论这个话题，如果每一年都讨论这个话题，就意味这这个话题必须要采取一些行动来解决，必须要采取一些措施来改善药品的分销。我们必须要接受，正如(西蒙)教授讲到的，当一次性医疗的成本超过了你的收入的40%的话，这是不可以持续的、不可以接受的。

　　怎么样才能够得到服务呢？今天我们也听到了很多观点，(考森特)讲到了新技术，讲到了家庭医生，讲到了互联网，有很多的机制让我们能够获得医疗的服务。下一步怎么做呢？我们的辩论还要继续下去，我要向大家承诺我们对于这个话题的讨论还要继续下去，因为这对于中国、对于全世界都是非常重要的话题。这个行业现在正在日益全球化，张伟先生讲到，现在几乎所有大的制药公司都在中国已经有了研发设施和生产研发设施，随着中国建立一个更好的医疗卫生体系，中国的医疗卫生支出也会进一步增加，这也反映出来了全世界的一体化。

　　我们的发言人在做结论的时候，在展望未来的时候，他们都讲到了职业道德的问题，(李易)讲到了社会责任，职业道德也是贯彻在整个行业的每个价值链里面，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应该是有所作为的。

　　在这里我要感谢所有的公司和媒体，你们和我一起合作组织了这个论坛来进行这样的讨论，我们这种讨论必须要进行下去。

　　最后用我的好朋友的话结束我的发言，拯救我的生命不应该花费我一生的积蓄，所以我们必须要想出一个办法来让这个行业的成本让人们能够支付得起。

　　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光临，非常感谢你们来帮助我们这样的讨论，我们欢迎大家的观点来促进我们的进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