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在中国：怎样才算真正的成功论坛实录

　　2006年9月10-11日，在国家发改委特别指导下，由中国企业联合会和世界经济论坛联合举办的2006中国企业高峰会在北京中国大饭店召开。会议主题是：“着力创新，持续发展：中国的创新之路”。新浪财经独家进行图文直播，以下为分论坛“创新在中国：怎样才算真正的成功”直播实录。

　　主题：“创新在中国：怎样才算真正的成功”

　　时间：2006年9月11日(上午)

　　地点：北京·中国大饭店

　　主持人：Hellmut Schutte INSEAD亚洲学院院长

　　Schutte：大家下午好，抱歉我们开始的有点晚。我们下午的讨论，创新是我们这个论坛的主题之一，在吃午餐的时候，我们提了一些创新的想法以及我们的挑战，我们要讨论的话题，创新是什么样的，这不是我们主要关注的问题。我们主要关注是不是在中国取得了成就，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局限性，我们可以采取什么措施加强中国的创新性，我们可以从宏观的角度看一下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看一下每个人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想法。

　　要定义一下创新可能有100个不同的方式，我们可以通过新技术的产业化等等确定创新，同时这不仅仅与科技相关的，不仅仅涉及技术问题，通常我们在这两天当中，会上讲到中国不需要那么多技术上的创新，而需要机制、体制创新和组织管理方面的创新。我们在这儿有一些非常杰出的特邀嘉宾，有两位部长，我要介绍徐冠华部长阁下，他是中国科学技术部的部长，他一开始要第一个发他已经表示道歉，说他在开幕辞之后就要离开。

　　徐冠华：女士们、先生们中午好，我今天非常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和来自各个国家，各个方面的企业家、管理家就有关企业的创新问题交换意见！

　　各位可能知道，中国在过去两年多的时间里，我们把各个方面的科学家，企业家集中起来，一共2000多人，用两年半时间制订了中国中长期科技发展计划，这不仅仅对于中国未来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对于未来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这个规划纲要特别是提出要加强自主创新，要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号召，在中国各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中国要建设创新型国家，制订了一系列有关的措施，但就这个规划来讲，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提出要建设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而且把这个体系作为中国未来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突破口。我们认为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成功与否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自主创新的成功，决定建设创新型国家目标的成功，决定中国中长期规划纲要能否成功。因为我们经过改革开放以后20多年的实践，深深地认识到，中国的创新必须以企业为主体，必须要坚持产学研结合的方向，因为只有由企业为主体才能够有效地解决，我们的技术创新方向问题，切实地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为了保证我们国家技术创新体系建设的成功，在这次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制定过程当中，我们制订了一系列政策，其中我们制订了60条最重要的政策来鼓励自主创新。我计算了一下大约有超过40条都是有关鼓励企业创新的政策，这里面包括税收的激励政策，金融的激励政策，引进消化吸收的政策，政府的采购政策等等。我认为这些政策的实施和落实必将对中国未来企业的自主创新发挥巨大、深远地影响。

　　在这里面也涉及各位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一个问题，可能各位都关心知识产权问题，我想谈这样一个观点，中国实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不仅仅是对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而且也是为了中国自身发展的迫切需求，可以这样讲，如果没有有效地知识产权保护，我们提出自主创新有可能就变成一句空话，因此我们在未来要采取一系列措施，一方面要加大中国企业对于知识产权的创造，采取有效措施，鼓励企业获得更多的专利。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切实地保护知识产权，这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同样重要。

　　第二个问题可能涉及到自主创新的问题，我看到有些国外的报道，对于自主创新翻译不准确的，我确实没有找到一个很准确的词汇，什么意思？我们谈自主创新绝不是意味着关起门来搞创新，不是意味着自己创新，而是要强调我们要鼓励企业获得更多的自我发展的能力，因此引进技术，仍旧是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方针。在过去20年中国依靠引进技术、引进资金获得了很快的发展，今后我们还要继续积极地引进国外技术，当然我们也希望我们的企业更多的关注在引进的基础上消化吸收再创新，这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极为重要。

　　第三个问题，关于中国对于在科学技术方面国际合作的方针问题。我自己本身就是科技工作者，我坚决相信，如果没有科学技术的广泛交流和合作，没有各种不同的学术思想反复撞击，不可能产生创新的火花，一个不了解别国科技进展的人，就很难在人家已经取得成就的基础上取得新的突破。所以在今后为了达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中国在科技合作方面要进一步加大力度，我们在过去几年，大家都可以看到，中国对于加入一些国际的多边或双边合作采取了非常积极的态度，中国先后参加欧洲的伽利略计划，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等等。我们今后还将更加积极的参与国际多边或双边的合作。各位有很多都是企业家，我想特别强调，科学技术的合作往往是经济合作的先导，在中国通过实施国际科技合作，促进了一些重大的经济合作项目的实施。举一个例子，中国通过和德国在磁悬浮技术方面十年的合作，促生了中国和德国一个最大的经济合作项目，就是还磁悬浮示范线的建设。我的意思就是，科技合作往往是经济合作的先导，加强科技合作将有利于更加促进更广泛的科技合作。同样我们也根据这样一个方针鼓励国外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建立实验室，这不仅仅对于跨国企业发展它的技术本地化将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且通过溢出效应对中国技术进步产生重要影响。我们鼓励中国的公司和其他国家的公司在科技方面进行广泛的合作，我相信这些合作一定能够达到双赢的目的。

　　我就简单讲这么多，我很抱歉，因为我还要参加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所以发表意见以后不得不退席，谢谢大家！

　　Schutte：这个开场开得非常好，让我们非常受鼓舞，我们刚才都听到了，徐部长是中国科技部的部长，在这儿我们还有印度的科技与地球科学部部长，你刚才听了你同时讲了他在中国的工作，与你在印度做的有什么区别？

　　Sibal：要回答这个问题坦白来讲非常难的，我既没有这么多知识评价一下中国在今后中长期的规划和政策方面会怎么做，而且我也不知道中国目前创新到了怎样的程度，但是对我们来讲我们应该理解的一点是，现在宏观的情况到底是什么？在这之后才能具体谈到中国和印度，我想现在的事实就是，世界上有40%以上创新在美国进行的，即使在今天也是这样，美国每年对于研发投入2240亿美元，相对而言我们的投入要小得多了。我们之可以看到美国有这么多创新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立法的原因，它建立了这样一个体制，使得从事研发的人能够拥有他所创造东西的产权，但这也只是一个方面的因素，另外一些就是所谓的风险投资，之所以创新在美国进行的很多，是因为很多养老金基金投资于上市的公司和创新型的公司，这是因为美国采取的政策决策使得这方面的投资可以通过立法环境投资，这样美国就有很多的创新。

　　大家看一下欧洲，就发现欧洲的情况并不是这样的，因为没有同样的立法机制，也没有同样的环境来鼓励这些投资的流动，流入这些能够导致的创新的经济活动。

　　那么印度有没有这样的立法呢？没有。中国有没有这样的立法呢？也没有。但是印度是不是在这方面要努力改变创新体制，答案是肯定的。事实上我希望在冬季开会的时候，我们会引进一些新的立法，希望我们的议会也能够通过一些像美国这样的立法，我们希望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启动了这么一个制度，就是让我们科技界能够脱离官僚的控制，这也是一个对于印度来讲很重要的方面。而且事实上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必须要对研发有更多的投入，否则我们就不能实现所谈的这些创新。我想在1992年的时候，在英国的一个演讲当中，S=T，T=I，我们在这些国家要让让科学等于技术，要让技术等于创新。所以这些都是关联的，我们必须在基础科学上做很多投资，如果要创新，要发展新的分子学，产生创新，之后我们要对技术进行投资，通过基础设施的调整，使基础设施和创新有更好的连接，投资技术之后，会有创新的方式来做事情。所以目标是S=T，T和I连接起来，中国现在做的怎么样？印度现在是不是这样做？我们现在在努力这么做，我们当然试图在印度这么做。

　　第二个因素是私人企业会带来创新，这好像是一种灵丹妙药，但不是自动的灵丹妙药，如果看一下美国的状况，我们讲一下深信创新的国家，美国，40%融资是来自于公共机构，美国国家医学研究所政府拨款280亿美元，对大学投资之后，大学启动了创新，之后他们拥有这些创新的成果。我们在印度或中国有没有这样的体制，对谁创新，就让它拥有这些成果呢？我不认为存在这样的系统，我们是否朝这个方向采取措施，是的，我们正采取措施向美国这样做，但除非有大量的公共资金，否则不可能有创新，公共资金是产生的理念。理念是由企业家精神创造出来的，通过私人建立伙伴关系，开发理念，然后变成产品，通过创新的办法，最后推向公众，之后赚取了大量的利润。如果看一下美国的跨国公司和欧洲的跨国公司你会发现，大部分的创新并不是在跨国企业里面产生的，而是在中小型企业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如果你是跨国公司你要改善你的产品结构，而不是在宏观这级看待创新，如果你是一个中小型企业的话，你看待的是通过创新成为跨国企业。所以你看到各种新产品、新的理念和做事情方式的新创新。

　　第三点需要一种新的环境才可以，中国人有这环境吗？中国人可以回答。印度有这种环境吗？印度正在努力创造这种环境，我们努力确保有充足公共资金的支持，来使大学、院校系统给它自由，把先进的理念向前推进，建立自由市场的企业家精神，这样可以使他们进入大学，与私人建立研发中心，然后产生新的产品和新的理念，通过私人企业在研发方面提供更多的资金。如果看一下我们国家的制药系统做得非常好，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全球市场有竞争力，如果在全球市场有竞争力，你有更多的利润，零售利润的百分比就会回笼到研发领域，你要使企业获得成功，之后企业才会把研发的利润投入，这样你要鼓励企业家创新精神，你需要更多的自由，把国内企业建立起来。不仅仅依赖外国投资，不仅仅依赖外国的研发产品，外国的研发产品都是他们自己的，不会白给你们，看一下跨国公司在印度，比如通用电器在印度建立大规模的研究中心，但是它不会把自主权研发产品白送给印度，所以你必须通过你自己的企业，通过公共资金的支持，通过科学技术的创新来建立这种理念，之后使这这些企业家拥有这种理念，所以必须符合需要的经济体系。印度是不是有？我想我们在这方面做的还有很多。

　　我想说最后一点是，中国和印度不同，中国有优势，在过去30年可以把新的技术应用，他们有这优势可以获得技术，所以今天的中国在硬件方面是实力强大的国家，印度过去30年没有机会获得硬件的技术，所以我们必须独立自主的建立自己的硬件和产业，用于研发和创新。我们将大量的公共资金，比如航天企业、电信体系，看一下自主创新的核发展项目，这些领域过去几年没有机会获得这些技术，我们必须靠自己发展这些技术，而且在公共资金的大力支持之下，我们才有了创新。现在公共资金的支持正在支持私营企业，向私营企业提供贷款，我们与私人企业形成伙伴关系，我们有各种各样的项目，政府建立生物技术的专项资金，尤其经济开发区，通过政府和私营企业来提供资金。所以印度正在发生这些变革，希望我们走的是正确的方向。我对中国和印度都充满希望，我希望我们能够吸取其他国家的教训，世界也意识到，如果想全球向前推进，获得技术和贸易的好处，我们必须通过印度这样的国家，印度过去30年被拒绝获得技术的机会，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不可能向前推进，非常感谢。

　　Schutte：感谢Sibal部长，来自印度的人，只要有印度代表在，发言肯定是有声有色的。王教授，印度部长先生以比较谨慎的方式讲独自发展的技术，你的部长对于中国创新发展比较乐观，所以能不能从你的角度澄清一下你的情况，部长先生开始赞赏美国风险市场很多研发的费用，这里有两位美国人，一位是HP的副董事长，一位是AMD公司的副总裁，听取这两位部长的讲话，你在美国为什么要到中国来？

　　Johnson：我们肯定到中国来的，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从中国角度，印度角度来讲是非常有意思的，我想从我的角度就这个问题做一些解释。

　　首先创新在过去70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1.0到3.0的变化，在二次世界大战前创新体现为许多个人发明创造者，但是没有体系的发展，美国重大的突破是在发明创造的突破是成体系的。我们杜鲁门总统建立国家科学发展委员会，对教育和大学投入大量的资金，鼓励私人企业的发展，导致今后50年的创新系统的发展。你刚才讲到政府必须在这方面做大量的投资，否则创新不可能实现，但是在过去25年，在美国也发生另外一件事，越来越少的大公司在自己的研发方面进行投资，所以大部分的实验室都与其他的公司进行兼并，这主要是

股票市场的压力，主要因为他们缺乏这种远见。美国发生的事情，公司企业在研发方面投资越来越少，另外类似的发展是政府政策的变化，使政府的投资转到大学院校里面，最终转到私人企业里面去。在美国这方面的变革，至少过去十年我们走的方向是错误的，但是与此同时，美国的大公司、大企业减少了他们对基础研究的投资，他们越来越多的依赖大学来做，他们使用政府资金支持的研发。但是我们所注意到的是，所谓的信念系统，大学从他们的角度来说可以赚很多的钱，在体系里面获得很大的成功，但显然这对美国企业制造了很多的障碍，所以过去的十年里面，这个系统大大减缓了发展速度，就HP公司来说，我们在纳米技术，其中一个世界著名的研究者威廉姆斯，在自己参议院科技委员会里面说，在中国和俄罗斯做研发比在美国更容易做。如果我要花两年的时间签署谅解备忘录的话，我还不如与清华同事打电话，或和俄罗斯同事打电话，只需要花30天就可以达成谅解备忘录，在美国需要花两年，尽管在美国有政策引导向正确的方向走，但是我们遇到很多的困难。

　　HP是一家大的公司，我们销售额700亿美元，我们意识到必须管理知识供应链，所以我们可以在HP里面进行继续创新，尽管我们公司已经变得很大，而且每年在研发方面花30多亿美元，但是这样还是不够的，你必须想一下如何管理知识，如何管理材料供应链一样，每个人都知道如何管理材料供应链，你必须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我们在大学里面形成战略伙伴的关系，你必须向管理材料那样做，我们知识供应链对我们来说有战略上的优势，因为我们与大学有结成伙伴关系，这些大学资金是政府来的，我们创立的系统正失去了它的推动力，我们过去20年GDP增长的非常快，但是许多竞争者正在超过我们2%的GDP增长，如果要看能够奏效的创新系统，你必须想今后该怎么做，美国能够奏效的东西不一定现在能够继续创新，这就是我所谓的创新3.0理念，我们吸取的教训是体系方面的问题如此之困难，我们必须把50到100家的大公司，他们对研发感兴趣的公司，与政府有效的合作，一家公司是做不了的，我们需要重新建立AIP的模式，把它作为全国生态系统创新来看，我们必须以全球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因为知识是普遍存在的，所以必须把知识连接起来。 艾伦最近创立了一项研究项目，叫超大型社区的管理，企业变革获得成功的时候，需要在他们无法控制的体系里面运作，对于首席执行官来说这是重大的变化。

　　要想在现代社会获得成功，我们是互相依存的，不能仅仅考虑自身的利益。麻省理工学院很有名的理事说，今天可以唯一持续存在的竞争就是实施知识。什么叫实施知识，如果你思索一下戴尔公司或HP公司，你们就会怀疑为什么没有很多人注意这个问题。

　　Schutte：我们回到中国这个话题，能不能把重点转到中国方面？

　　Rivas：首先我想界定一下什么是创新？有两种形式的创新，一个是渐进性的，另外一个叫剧烈式的创新，也就是出现崭新的技术和知识。

　　中国的创新概念，我回答当然是可以的，尤其是渐进式逐步的创新，今天85%笔记本电脑是在中国和台湾制造的，所以创新已经不是基于美国和欧洲，现在完全是把生产基地放在亚洲，手机也是这样。中国产生很多新的工程师，而且手机GSM比较低廉。所有渐进式的创新在中国都在发生。关于另外的创新就是有没有所谓的妙方，我相信没有任何的妙方式的。我不认为有没有十二步的方案，我既想在美国呆着，也想在中国呆着，因为各有各的优势和劣势。

　　在21世纪要想通过创新获得成功，第一步要给予客户的创新，如果仅仅为了创新而创新，就会发现自己陷入严重的困难，创新的界定是否有利润，你要把公司的投资或者政府的投资回收，你怎么创造财富和利润，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公司要创造利润才行。这分析的例子比如可口可乐的配方，有巨大的创新，百事可乐可能要偷取这种配方，这种创新可能要有正确的方向。另外我们建立了64位的服务器技术，客户对我们有很大的接受，因为从32位到64位很容易转换，我们花了好几年，我们最终用户和客户要什么才促动了这种创新，所以你必须了解客户究竟要什么。

　　现在还要创造这样的一个环境，使得这个环境可以实现创造力和发明创造，我想这可能在美国的情况比其他地方要好一些，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在和一个员工面谈的时候，不管在哪个国家，可能要问你最大的失败是什么？你从中学到什么？在美国失败是很好的，因为你在失败中会学到一些东西，在世界上其他国家可能失败是一个问题，要把失败隐藏起来，我想失败也是我们要做的事情，不同的观念会导致不同的结果，有时候你想雇佣一个工厂的经理，有可能他前面管理是失败的，这个工厂管理是要创新，所以要给员工能力让他们承担风险，如果没有风险就不会有回报，事实上如果他们承担风险并且取得成功，他们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人。这样不仅仅会被标上一个标签，同时会导致生产力有所上升。我们也认为公平公开的竞争是创新的很好环境，因为单一的行为完全会窒息创新，为什么要创新呢？如果到不了市场上，人们会把创新结果拿走，这样就不会进行创新。

　　前面有一位发言人讲到，有时候世界上的创新者，他们发表了自己的专利，而且至少他们能够在这方面得到一些推荐，这样的话下次就能够把自己的发明创造提出来，所以我想应该有一种进行健康竞争的条件，促进创新，这方面中国和印度是良好的竞争者，这是有助于创新的。

　　最后对于全球社会来讲，不仅仅是本地的社会，我们应该更多致力于服务全球，讲到这些新技术，以及技术应用都应该能够让全球的人们得益，而不是一个国家得益，中国在这方面已经做出自己的努力，我也相信印度可以做到这一点。

　　Schutte：非常感谢，王教授，您是国家知识产权局的高级顾问，也是前局长，前面人们讲了一个观点，在中国可能缺乏这方面的刺激因素，人们不愿意申请一个专利，这是您比较关注的领域，有一些学者他们也愿意就此发表一些自己的想法，您是否愿意做一下评论？

　　王景川：谢谢主持人，我想谈我个人的见解之前，我要特别感谢印度科技部长向我们介绍了印度创新的情况，而且对中国的创新情况做出有益的评论，也要感谢两位美国朋友对创新在中国如何取得成功发表了很好的见解。

　　我就这个机会就创新在中国培育和发展知识产权能力谈点个人见解。刚才主持人问在中国很多人不愿意申请专利，这仅仅是事情一方面，事情还有另一方面，中国自1985年4.1日实施专利法以来，我们专利制度在逐步完善，专利申请量在大幅度上升。1985年4.1日我们受理第一件专利申请，到我们受理第1个1百万专利申请用了14年多的时间，到了2000年的1月份，受理了第一个1百万件。此后又用了4年3个月时间受理了第2个1百万件。今年6月27日我们已经受理专利申请达到3百万件。在过去5年时间里，我们受理专利申请年均增长率高于20%，从递增的速率来看，可能是世界各国最快的国度之一。其中发明专利增长数量更加迅速，我们特别高兴的看到，在这当中不仅中国的企业，从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培育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着眼开始从不认识到逐步认识，到具有了申请专利的热情。我们也特别高兴地看到，世界各国在华企业，以及非在华企业到中国申请专利持续的高涨热情。大家知道中国政府已经确定，经过15年的努力到2010年使中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我本人对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充满了信心，同时也对实现这样一个目标所需要做出的艰苦努力有着充分的认识。要建设创新型国家，就要用科学的发展观，引领经济、社会发展，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战略支点。当今世界知识产权的作用和重要性得到了历史性的提升，中国和中华民族是一个乐于向世界各国学习的民族，把世界的文明和中国的情况结合起来发展自己。从我们对世界上很多发展快的国家实践来看，我们认识到当今世界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能力，日益体现为国家对智力资源和智慧成果，培育、拥有、配置和调控能力上。尤其体现为知识产权的运用、创造能力上。当今的中国正在加快建立和不断完善现代知识产权制度，加快建设和大幅度提升知识产权创造、管理、运用和保护能力。

　　Schutte：谢谢，我现在稍微退回来一下，看看在历史上，特别是在最近的历史上，中国从外部进行技术转入上取得非常大的成功，比如从4、50年代，6、70年代，中国从前苏联转入了大部分技术，之后对于外界的依赖性大大降低了，现在也看到中国石化工业的发展。现在随着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我们看到很多新的技术随着外来投资一起进入到中国，这都是非常好的现象。刚才您也讲了，新技术的执行和实施，和新知识实施更为重要。前面部长讲到确定目标是一回事，实施是另一回事，为什么这事情这么困难，还要把它确定为目标呢？

　　Rivas：中国现在是世界上知识产权的进口国，比如生产DVD机的收入要支付其他方面，比如从飞利浦公司买他们的产品，所以为了切实根本性改进创新问题，中国在这方面进行了投资与研发，成了这方面输出国。我们在这方面可以采取生产或设计手提电脑等，这样才能大幅度提高根本创新。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框架也不一样，我想应该在知识产权方面减少赤字。

　　Johnson：我们在过去五年当中的经验是，通过我们与大学和研究机构打交道的经验中，我们经验是比较积极的经验，我们在这儿没有特别多涉及的一点就是开放式的资源性创新，清华他们领先创建了这么一个联盟，这是由Intel和HP一起共同提出的倡议，这个倡议非常有效的，一开始它有七个大学和机构，现在成员已经超过40个，从HP角度来讲，这是非常富有建设性的，我们在中国的网络建设上，是很大的伙伴，同时在中国各地的博物馆，还有使用HP技术的新项目，另外还使用MIT的技术，这是在4、5年前情况，所以在这方面政府和我们很好的合作，还有一些大学也是一流的大学。美国公司之所以到这儿来不仅仅是成本和有本地的存在，而是要有创新，我们在这儿可以接触到世界上最好的专家，所以我们到了中国，我们同政府和高校一起，以及同这方面的研发体系一起合作，这样对于任何一个世界各地的跨国公司来讲非常重要的，我们在这方面进行了非常好的互动。

　　Sibal：我对这个话题没有太多要讲的。此外我想说除了这个之外，中国制订了非常好的政策，比如引进了几百个专业人员，让他们能够创新，让他们有一个世界领先环境的创新条件，就像在美国一样，这方面他们取得了成功，而且也促进了比如手提电脑之外的创新，比如DVD还有计算机方面。中国在这方面也有自己的科学家，在很多其他的领域也是如此，这也是我们值得祝贺的。

　　Schutte：我们现在稍微换一个角度，大家在前面讲了要让政府非常有力的支持这个创新，而且你们还讲到了，收入营业额9千万美元的公司也不能独立做到这一点，这些对于中国中小型的公司意味着什么？

　　我们知道有一些来自意大利的人，他们为鞋发明了一个新的东西，十年之前，人们造鞋底主要用橡胶和真皮，现在他们发明一个新的东西，这样吸引了很多资本，在中国是不是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或者是否需要一个大体系才能做？我想不仅仅从跨国公司或庞大的政府来看。

　　王景川：关于这个话题，第一技术创新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不能就技术谈技术。特别是对于中国的广大中小型企业来讲，提高技术创新的能力将要经历一个艰苦和漫长的过程，这就需要政府和社会各界十分关注中小企业的发展问题。要真正提升技术创新的能力，可能在中国目前的情况，要更多着眼于从创建一个创新友好型的法律、政策和市场环境入手，要从政府为企业提供有利的政策导向和有效的服务入手。比如说要进一步优化政府的公共财政投入的结构，加快建立面向企业，特别是中小型企业，进行技术开发的研究平台，建立科技信息和知识产权信息的资讯服务平台，使广大中小型企业能够共享先进的研发、实验、测试设备，能够安全、方便、快捷地检索科技信息和知识产权的信息。当然我指这些信息部仅仅是中国国内的，应该是全球的。使我们企业能够逐步减少和规避自主创新的风险，提高新产品的研制和上市的周期，使他们在创新的过程中能得到应有的回报来进一步发展自己。

　　第二、如何使政府公共资源的投入和吸引风险投资来支持企业的发展。刚才听到HP副总裁讲，HP年销售收入700亿美元，用于研发的投入30亿美元，大体占4.3%。目前中国的企业研发投入平均占0.56%，如何调动企业投入积极性，调动社会的资源和政府公共资源加大投入，这是中国面临重要问题，要调动这种投入必须要有好的政策。

　　第三要切实严格保护自主知识产权。只有这样才能使风险投资家乐于向创新投入，才能使企业家乐于进行这种研发活动。也使我们工程师，科研人员创新的积极性真正迸发出来。如果创新者、创造者，权利的拥有者，他们合法权利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这种热情是难以维续的。中国实行知识产权制度的时间不长，但是中国政府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的决心是坚定的，因为切实严格保护知识产权是中国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这就是一个根本性和长远的动力。我们已经高兴看到中国很多企业既包括国营的企业，也包括民营的企业，过去五年里，在这个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像深圳的华为公司，青岛的海尔公司，他们的研发投入可能接近或者超越了HP4.3%的投入水平，这些年在知识产权的创造方面也取得了很多的进展，但是我们从总体上来看和发达国家相比较，仍然有很大的差距，中国人会努力的，谢谢！

　　提问：我来自上海中欧管理学院，作为一个教授，研究知识经济的教授。我非常同意，创新对中国来说非常重要的，部长已经讲到我们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关于今后15年的创新技术，根据这个计划，中国研发与GDP的比率到2020年会达到2.5%，经济发达国家平均比率在3%，如果我们能达到2.5%的比率我们当然会成为最具发明创造型的国家之一。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有庞大的经济。GDP的2.5%，假定7%的经济增长率，到2020年2.5%相当于1万多亿的研发费用，如果我们假定

中国经济每年增长9%的话，那会相当于1万6千6百多亿的研发费用。正如王先生讲到华为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华为这家公司最具创造性的公司，不仅在中国如此，在发展中世界也是如此，如果不包括韩国，实际上根据去年一项统计数据，华为公司去年申请了200多项的国际专利申请，去年是华为公司首次在申请国际专利权方面赶上思科公司。

　　尽管中国有雄心勃勃的计划，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在自主创新的基础设施依然比较疲弱，文化、机构、管理方面都有问题，所以我们必须在短期内克服所有这些困难。另外要牢记国有企业在创新方面绝不可能非常有效，所以讲的创新，更重要是私营企业的创新，非常感谢。

　　Schutte：您极力的主张私营企业的主导作用，我们有没有来自中国私营企业的代表就此做一些评论。

　　Sibal：我从来没有说私营企业不具备创造性，我讲的正是相反的，你真正需要的是公共资金来支持私营部门进行自主创新，我说的和他说的是一模一样的。

　　提问：我是来自美国的一家做纳米技术的公司，我有两个问题，一个是问王先生，还有一个是问印度科技部长的问题。我知道在中国科技部开始了一个项目，小型企业创新研究的项目，这个项目的有效性如何，从我所知的情况是，在中国科技改革方面最有创新的项目。

　　另外一个问题，印度的项目是不是专门针对中小企业来促进科技创新？

　　王景川：很抱歉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如果要准确回答要有数据，我不是中国科技部的官员，我是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前任局长，在中国确实有一个支持和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创新基金，已经实行若干年了，从非精确的角度来看，我考察过很多企业，在中国的广东、上海、或者再大一点，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很多中小型企业，最近20年来，特别最近的5年来，在政府政策的扶持和自身发展理念变化的驱动之下，走开放式的创新之路取得了较快的发展，这里面可以举很多例子，我这里仅举一个例子，我到浙江看到一个小企业，只有不到500人，研发队伍140人，他们用5年的时间就从一个销售收入400万人民币增长到年销售收入，5亿人民币。大体算一下人均销售到2004年达到人均1百万人民币，相当12万美金左右，应该说劳动效率，是中国多数企业赶不上的。我们很高兴看到，这类企业在迅速成长，谢谢！

　　Sibal：我们有一个支持小型企业的创新技术，我们认为如果没有公共资金的支持，他们是不可能实现创新的。事实上我们现在正在进入理念的阶段，在项目立项的阶段，我们所有的阶段都为小企业自主创新提供很大的资金支持，我们深信这些小企业的自主创新的规划。

　　提问：政府融资是其中一个题目，当我看到从实验室转移到产业这个过程，中国有很多驱动因素，这里面所缺的是增值服务，在整个发明创造里面，如果更多的东西可以被商业化。比如发明创造赚得的利润可以重新用于研发，我想会起到很大的帮助，这样也不会为政府带来很多的负担。

　　中国在这方面做一些什么东西？或者在这方面有什么计划，提高科技发明创造转化为产业的过程。我的意思在中国很多科技员，你看到这些世界级的设施，中国有这么好的设施，我看到清华的科技园，中国没有这样的以团队教企业家，通过怎样的商业周期，或者向企业家提供一些服务，从制定企业商业计划到融资的增值服务。

　　Sibal：你讲的非常对，这正是在印度所做的事情，你无法预期这些小企业向前发展，除非教授提供管理经验，银行家提供资金的支持，除非有一个管理团队来管理，所以企业家的促进者服务着他们，向他们推进，这样使他们能够真正占主角，否则他们做不了。在印度我们强有力的致力于帮助中小企业，一步一步拉着他们的手向前进，向他们提供这种设施和服务。

　　Schutte：在今后几年有很多的合作项目，回到私营部门，这些促进因素，对你来说你是不是愿意购买技术呢？

　　Rivas：我的一个导师总是说，你要先把你的重点搞清楚，之后才会有作为。如果过分的扶持可能对企业并不是有利的，所以我确实认为从政府部门获得资金支持，可能牵涉到很多官僚程序，但是和硅谷获得风险资金不一样的，因为这些风险家是有经验的，他们可能要求达到一些标准，所以你如果达不到这一点是得不到资金支持的。所以很多的数据已经表明，90%新创建的企业都是失败的，存活下来企业9%被大的企业兼并，所以这是企业自主创新面临的问题，但是人们纷纷自主创新并建立自己的企业，要鼓励这些私人企业家进行不断的创新，这种起步时期帮助是有好处的。当然可以从硅谷里面学到一些经验，比如台湾的科技园就有很多的经验。管理技巧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是印度还是中国，在这方面的管理技巧，现在统计数据表明硅谷2/3的人要么是印度人，要么是中国人，所以他们把专长的知识带回母国，显然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样可以符合中国和印度现在缺的东西。我是否认为政府应该对AMD进行大量的投资？我当然希望政府这么做的。

　　Schutte：你现在是不是在中国进行技术的外包，把它分包给所谓的孵化器中。我们也知道宏基公司在这儿有它的分支。

　　Johnson：HP的做法稍微有些不同，我们把重点放在全球的基础之上，我们在这个生态系统当中，我们重点同这些主要的高校一起合作，来确保他们所做的研发同我们的需要是相关联的，而且我们也知道，在美国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创新，因为我们教育制度造成的，我知道在有一次会上这么说过，也许中国高校的体制更多的注重怎么通过考试，而不是如何加强能力建设，事实上也可以在美国做出同样的批评，其实我们也特别在乎，一个人是不是在离开教育课堂之后，真正能够为这个公司和社会做出贡献，所以在世界各地我们都愿意与那些，比如已经通过认证的人合作，我们这方面在过去十年当中吸取的经验教训就是，我们应该让高校和产业界密切合作，让他们了解我们在干什么，我们在各个地方都看到有所欠缺，随着我们对这方面投资的增多，双方对此应该有更多的了解。

　　提问：我来自

北京大学，我想问这么一个问题，各位对于中国有什么建议，对于这个模式有什么建议，是要通过孵化器还是通过中小型企业创新。因为美国现在有很多都是通过高校创新的，但是我在这儿没有听到大家谈太多有关高校的作用，而且中小型企业的作用讲得也不太多，我希望听到各位的建议，你们认为什么样的模式在这个阶段可以推荐给大家，比如高校和产业的联盟，或者通过什么孵化器。

　　Rivas：中国在创新方面有三个不同的领域要推进，一个就是知识产权，讲到知识产权的质和量方面都要有所提高，在创新方面，我们看到做出巨大的努力，今天我们听到讲了这方面的内容，中国所申请的专利已经接近于美国了，现在差距是1：3，而以前是1：7，所以中国在这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展，美国申请专利的总量还是中国的3倍，所以中国在这方面还是任重道远。讲到科技论文的发表，这也是学校可以做的方面，我们要继续鼓励这些良好的科技论文，能够让它更多的趋于创新，为什么要重视质量呢？因为所有的学者和中国的工程师等，他们的科技成果都有所增加，所以这也可以衡量一下，通过中国学者带来技术创新到底有多少。

　　第二点就是风险投资的作用。当我讲到风险投资的时候，我指的是风险投资者，所以这方面可以做更多的工作。我说这话有时候会让人们想起一个非常严厉的父亲，让他的孩子在学校取得更好的分数。我想让风险投资家们承担风险，同时要有很好的回报。

　　最后一点要有很好的文化，90%的公司都会经历失败，但这也是经验的来源。另外一个差距就是高级管理人才，我们也看到，在前面的会议上，提到台湾为什么取得这么大的成功，答案就是有很多的华裔人士在美国接受了教育和培训，回到台湾进入了高级管理层，这是成功的法宝，因此对于高管人才要进行投资，另外要对学术人员进行投资，我指的不是MBA课，我今后也以此谋生了，我们应该有一些管理上的技巧和技能。最后要留住这些人才，如果大家在中国都面临留住人才的问题，在这方面有一些非常可怕的数字，我不知道具体的原因是什么？但是这个问题必须要加以解决。

　　Sibal：前面这位先生提的问题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除非大学的教育和公司能够结合在一起，否则就不能实现希望的创新。这些公司企业和学校的体制，在印度多年来没有很好的结合在一般，我们现在在印度有一些企业可以建立起他们的创新活动，我们现在有一些迹象表明，创新活动已经在这些企业当中开展，所以相互的激励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发展很低的阶段，我们需要风险投资，让他们愿意承担这个风险，把东西推入市场，必须要有一些公共的投资支持高校进行基础的研究。在创造概念的阶段就进投入，一方面需要公共投资，另外需要企业家，此外还需要一个环境，因为大多数的风险投资者都是来自于股市的，所以必须要有一个活跃的股市，让风险投资者把他们资金放入股市，愿意承担这方面的风险，所以这些制度都必须建立起来。

　　讲到管理的人才，这方面印度现在不仅仅需要达到MBA的水平，而且印度有一个比较活跃的市场，我们的企业家在促进和推动经济的发展，所以我们希望这些企业家能够同大学，管理的人员，孵化器等一起合作，真正的挑战如你们所讲的，如何给高校的制度投入更多的资金，让更多的人经历高等教育之后还能够拥有人力资源方面的能力，在中国和印度都是如此，我想统一的观点就是有必要进行公共的投资，而且我们都同意中小企业必须在这方面受到鼓舞，他们要从事创新和要吸引风险投资者，而且这是一个自由市场的环境，另外我们认为创新最重要从教育中德莱，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环境和政策框架实现这样一个目标。

　　王景川：在任何国家包括中国，高等院校是创新的重要力量，高等院校应该是一个知识创新的主体。同时也应该成为企业技术创新重要的推动者。第三它为整个国家培养创新型人才和创业型人才而不仅仅是一般的研究人才。如果高校能够做到这些方面，除了加大对高校的公共投资之外，我以为更重要的还有两条，一条就是要改善高等院校的管理体制、第二要改进对高等院校的评价体系。目前中国高校在这两方面我个人认为还存在一些问题，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就很难使我们的教师和在校的学生，能够有一个很宽松的环境从事创新，有很大的动力推动他们把创新的成果向企业做转移，谢谢！

　　Johnson：我想就前面发言人做一个评论，我完全同意他们的讲话，确实要从制度上看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不能够把问题东挑一点，西挑一点，在中国确实这有一个长期的历史问题，而且刚才提到十五年规划要着力于创新，要与企业合作，这都是有一些主要的内容，但是一个让人感到讽刺的是，我知道在美国工程师的协会，他们整个的讨论都是，现在数字表明中国每年60万工程师毕业，这个数字非常让人感到惊讶的数字，但是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是，是不是可以让人从教育中受益，这是具有讽刺性的意义，中国人受的教育方式使他们在其他的领域也可以使用。我前面对美国提出了一些批评，提出他们对12岁的孩子进行测试的做法，但是我想使用和应用方面是有缺失的。

　　徐部长在他走之前说到，他认为进行国际合作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在这方面有很多的机遇可以开展国际合作，人们现在不断问的问题是，这些领先的高校如何同中国进行合作，确实世界各地都有这么一个问题，所以这方面有很好的机会，来确保我们是全球性的努力，我们可以同世界上最好的人员合作。

　　Schutte：谢谢各位演讲嘉宾的总结也可以回答你的问题。我们回顾一下过去的一个半小时，我们可以看到非常明确的承诺，中国要进行创新，而且演讲的嘉宾强调要有一个制度性的做法，要一起合作，但是不要忽视私人的创业，这些私营企业他们的影响，同时还要照顾到风险投资。另外外国人到中国来，特别在知识产权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所有这些对我们今后都是好的消息，谢谢各位的光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