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会风险概述实录

　　2006年9月10-11日，在国家发改委特别指导下，由中国企业联合会和世界经济论坛联合举办的2006中国企业高峰会在北京中国大饭店召开。会议主题是：“着力创新，持续发展：中国的创新之路”。新浪财经独家进行图文直播，以下为互动会“风险概述：管理层还需要关注什么风险？”实录：

　　主持人：John P.Drzik(美国Mercer Oliver Wyman(MCC)金融服务顾问公司全球总裁)

　　欢迎大家来到关于风险的会议，在这个管理的途径中有哪些缺失？我们会站在企业领导角度以及政府领导角度谈论这个问题，我叫John P.Drzik，我是MMC公司的总裁，我们是管理和咨询公司，专长是金融服务和风险管理，我们特别擅长于风险管理和市场管理。我们的公司与全球风险论坛项目合作，确定并且评价最重要的风险，对于整个全球经济和金融界非常重要的风险，我们会观察这些风险，并且把它结合到我们特定的环境中，以及帮助我们推进思考，特别是在风险以及风险的管理方面，因此在今年的全球经济论坛达沃斯论坛中，我们也谈到了全球风险，在2007年1月份达沃斯论坛上还会继续讨论这个问题。我们这个项目有一些反馈的意见，我们把这些意见会结合到今天的讨论小组中，讨论中国的风险问题。在谈论全球风险的问题时，我们主要侧重于应用层面以及中国企业所面临的风险，中国这个国家所面临的风险。中国在哪些风险方面是最脆弱的，企业和政府的领导人应该做哪些事情，帮助他们减少这些风险，并且把它转化成机遇。

　　今天我们讨论小组成员来自范围广泛一系列的机构，我会向大家介绍一下这些来宾，我想说两点，在全球风险项目中，我们是希望把我们的经验推广到中国的风险中来，在全球风险的主题是来自于风险管理的基础设施，也就是说人、数据、模型、技术构成了基础设施，它能够帮助我们大幅度降低风险，并且使它能够形成我们的决定减少这些风险。

　　站在企业和公共层面，我们的观点是在基础设施层面总是有一些风险，有时会带来一些问题，他们产生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他们出现的频率可能不是那么快，在未来这些是非常关键的，我们希望能够更多地关注这些风险，并且建立相应的模型降低或者是减少可能会出现频率越快的风险。因此我们谈论风险管理的时候，我们不仅使它变得更容易管理，我们希望采取全景式的方法和全面的方法，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在企业领域，在中国，我们看到在中国希望能够建立企业资源管理的系统，这是非常积极的发展，对于很多公司而言，他们应该遵循这样的方向和指示，这样才能够为他们带来企业方面的好处，并且帮助他们角色，在中国我们看到，有很多工作是正在进行风险管理方面建设一些模型，并且建设一些非常重要的迫切因素，从举措对中国的好处是特别有好处的，特别是在决策方面，对于未来与国际环境、国际标准的契合或者说接轨也是非常重要的，在中国的公共层面，政府是鼓励私有市场的发展，其中会有一些风险方面的信息，这些信息对于公共层面是非常有益的，很多风险管理这些信息就是我们最后的救命稻草，我们希望借助于这些信息，能够帮助今天的公共层面、公共部门，让他们利用全球的风险管理的经验，结合中国的实际环境，建设中国的风险管理系统，进一步降低未来的风险，并且造福于社会。一个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把他们的风险管理经验予以推广，成为中国的风险管理系统的一部分。这是站在公共部门的角度。

　　现在我们简单地介绍一下将风险转化为相应机遇的因素，我们看到私有部门，在中国我想特别是金融部门，他们承担着一些风险，资本市场也是在发展之中，这些市场的发展都在倡导着不同理念，他们是基于不同的原因。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我们会面临越来越多的风险，很多都是来自于外部的因素，有一些项目比如能源危机以及地缘政治紧张趋势，这些站在全球风险举措角度也是一些风险的潜在因素，在企业角度，他们业面临着这些风险，他们在应对资本市场的时候，也存在着一些风险，因此公共部门在中国他们目前面临着很大的风险，因此他们必须采取步骤来使这个风险转化或者说趋于缓和，并且能够让私有部门承担一些资本市场的风险，像保险市场，它对于中国的经济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在面临外部危机的时候，他们应该协作。今天我们将会主要探讨这两方面的问题：基础设施、市场的发展，以及风险管理模型建立，促进市场的发展，并且产生相应的风险管理信息，以便使我们的资本和保险市场变得越来越健康，希望能够把这些风险转化为我们的优势，对中国而言，考虑到中国独特的形势，我想这是非常必要的，我们希望能够做到风险的缓和。

　　下面介绍一下我们的来宾：

　　Donald Friedman，他是美国CA公司执行副总裁兼首席营销官。

　　Donald Friedman：

　　大家好！我想站在不同的角度，站在企业的环境方面，企业有很多，有大企业，有小的新兴企业，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国企业界取得长足的发展，每次我来这里，我都看到很多剧变，如果看一下技术领域，他们希望在未来几年取得进一步的发展，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规模经济，在过去的五年中，我们中国市场取得很大的进步。但是我们还会看到一些风险，听一下今天上午副主席所讲到的，谈一下中国市场监管，不同环境的形势，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健康的市场环境促进投资的发展。

　　中国需要与国际环境、全球市场结合，中国的贸易与对外的贸易取得很大的发展，中国市场的发展如果说能够达到20—25%的发展，我想这是非常不现实的目标，但是我们需要能够减速，能够使市场的发展、经济的发展达到缓和的水平，这要与水平的缓和相关。我们看一下企业的发展步伐，降低他们的发展速度，考虑一下不同的变革，考虑到吸引投资更高的发展速率以及躲避风险更低的发展速度，我想他们之间都是互相关联的。

　　第二，让团队应该变得更为智能，你必须配备相应的技能、教育以及与其他方面的合作使你这个企业足够地合格。今天上午当我听到对话的时候，我看到有很多有希望的人才、工程师等等，他们需要有能力实现相应的决策。

　　第三，对于企业来说，他们面临着一些复杂的问题，他们必须能够有个性，看一下技术领域，我们面临一个困境，我们有新的学生，我们必须教育他们，当他们参加工作的时候，我们会面临更多的技术，也会面临更多的复杂性，我们必须把他们集成到或者综合到我们的工作环境中，为了对付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更好地关注实践与其他方面的合作，技能的开发以及内部感觉工具的开发，并且培育新一代的企业领导。

　　John P.Drzik：

　　感谢Donald Friedman。下面我们介绍一下成文诺，他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德勤亚太区的首席执行官。

　　成文诺：

　　很高兴来到这里，当我考虑中国面临风险和挑战的时候，我更倾向于这样认为，一个是中国的发展速度，中国在过去几年发展很快，现在正在实行降速经济的降温，我完全同意Donald Friedman所说的，中国现在面临不同层面的变革以及步伐的减慢，但是我还想说，中国还是存在很大的机遇是与风险并存，后面我还会谈到这个问题，在回答问题的时候，我还会更多阐述这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与技术提供的准确与效率相关的，第二个领域是人才的缺乏，如何吸引人才，人才的完整性以及帮助人才发展，我想这不仅是一个沿海地区的问题，不仅是国家的问题，它还涉及到企业的问题。第三个是国有企业的管理，如何解决国有企业问题。第四个领域是从基于投资的经济转型为基于国内消费的经济模型，在早先的讨论中也谈到了这个问题。我会很快讲一下。先看一下能源，它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面临很多能源问题，能源的缺乏，中国也面临相应的挑战，我们必须增大能源的容量，能源的提供，就像英国一样，它的意义在哪里呢？如何有效使我们这些项目得到执行，以便提供我们所需，这是巨大的改变，我们要侧重于核能，更多液化的能源，液化气，石油气，我们利用不同的新的能源的选择，使我们获得所需的能源，在上午的会议中，还提到了能源的保护，大家知道，西方经济在能源保护方面也是不容易的一个任务，特别是对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尤其如此，因此我们需要进行非常重要的三思讨论能源问题，对于能源还要说的最后两点是，我们必须进行市场定价，并且调整供需之间的关系，这对于中国和印度而言都是很关键的，我们必须把能源和能源的供给和需求之间尽可能使他们脱节，保障能源的提供，我们必须有一个新的思维，在能源采购方面这是政治问题，对于不同的国家也有不同的特点，我们还需要设计相应的资金，在采购方面，我们需要更多相关各方，为我们提供相应的信息和资金，在特定的国家和公司进行采购都是非常相关的问题。

　　第二，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毕业生，有的是十几岁，二十几岁，每年从学校毕业，在不同的学科，毕业生的数量可能比美国的数量要高得多或者说比其它发达国家数量高得多，但是问题在哪儿，这些人力资源，这些受过训练的会计、企业人员、工程师、专业方面的学生他们是不是他们受到的培训和在市场上的需求一致呢？我想给大家讲一个组织的故事。我们实际上每年有上千专业毕业生为我们工作，但是在找到合适的人才方面，我们确实有很大的挑战，这是我们公司的例子，所以我想教育机构需要和市场的需求保持一致，还有一点就是国内的企业改革是为了使国内企业变得更加透明，使得他们公司治理得到加强，同时还要处理人员重新分配的问题，在中国已经进行很多的概念，但是这些国有企业还是国家所拥有的一部分，他们有一些已经上市了，但是我觉得这种改革需要重新进行深思。

　　最后，中国的经济应该不再以投资为主驱动，我们要看一下中国的高储蓄是很惊人的，需要建立消费者的信心，使得中国储蓄可以变为消费，能够进一步促进中国发展，使得中国从一个投资型转向国内消费型经济发展模式。

　　John P.Drzik：

　　下一位是Virabongsa Ramangkura，他来自泰国进出口银行。

　　Virabongsa Ramangkura：

　　很感谢这个论坛邀请我到这里来，参加讨论，实际上我并不是一个从上的人士，我应该算是学术界的人士。今天我想和大家谈一下，人民谈论很多的事情，中国的经济发展非常快。第二个问题，中国汇率的问题，中国的汇率机制是不是很有风险。第三，我想谈一谈，能源保障的问题，中国是不是有足够的能源供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收入不均，尤其是在中国各个地区收入不均，在不同的经济部门收入不均，在农业部门收入不均的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政策问题。最后一个工作效率以及腐败的问题，我想这也是需要非常重视的问题。

　　第一个我想谈的是，在未来五到十年当中，很难做到的就是中国经济很难达到两位数字的增长，中国的经济可能会有过热的情况，虽然现在中国经济增长数字已经达到两位数字，尤其是有一些特别的省份，它的经济增长已经高于了两位，翻了一番的速度，中国经济理论认为，经济泡沫就是就是公大于需求。这种泡沫经济可能会发展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他的经济有了充分的就业的情况就回答道这种泡沫经济。

　　现在看一下中国的情况是什么，中国经济还没有达到充分就业的情况，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是如此，给大家举一个是例子在劳动力市场上，中国经济还没有吸收足够的，所有的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力，还有50%五的劳力可以被吸纳到劳动力市场上来，我从报纸上看到，中国劳动力就业只有5亿，而不是13亿，还有将近一半多的中国人口劳动大军创造更多的需求，但是收入的差距和经济发展水平相比，还是在很低的水平上，还没有能够达到应有的水平，所以在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还有很大投资的空间。在未来五到十年当中，基础设施供应我觉得不太会达到供过于求，所有在基础设施方面投资都被充分地利用了。人民担心的问题是房地产行业，房地产行业可能存在一些泡沫。但是如果看一下中国政府对房地产行业的政策，看一下房地产业所担心的问题，经济的泡沫可能从房地产泡沫开始，现在要采取足够的措施防止房地产业的崩溃，所以我觉得在未来五到十年当中，中国的经济泡沫就像其他国家一样。

　　我想讨论的第二个问题，在西方实际上经常被谈起，就是金融部门不良贷款的问题。仔细看一下，大部分的不良贷款实际上都是来自于公共部门，尤其是来自于国有当地政府所拥有的企业，那么我们一定要小心谨慎处理这个问题，因为不良贷款问题和金融部门和人们的福祉是息息相关的和人民生活水平息息相关的，更重要的是，不良贷款实际上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公共部门或者是政府部门。如果有一个健康的金融形式，如果有一个健康经济形势的话，解决不良贷款问题并不是一个难的问题，但是我相信，中国政府应该仔细地考虑一下，人民的福利、福祉，尤其是那些低收入的人民的福祉问题，所以从总体上来讲，不良贷款对经济可能不会有特别大的影响，但是对于汇率、外汇体制我完全同意中国的货币当局他们的观点，就是要保持汇率机制的现状。因为现在的汇率机制提供了相当大的稳定性，保持了中国金融体制的稳定，无论是中国人民币被过度估值或者过低估值，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汇率一定要保持稳定。我们作为商界人士都知道，汇率的水平，如果汇率老是发生变化，对我们经商来说是很困难的，如果汇率不稳定，经商是有困难的，所以汇率的稳定性是非常重要的。币汇率水平到底是多少要重要得多，不管货币是被过高估计或者过低估计了，任何一个国家货币如果被低值了，就不会发生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发生的情况就是一个国家的货币被过高估计了。所以，如果人民币要稍微被过低估计了一下的话，我想对它的经济增长还是有一点好处的。

　　我们讨论了很多关于中国能源瓶颈的话题，确实如此，我并不认为能源的价格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它并不比能源供应安全更重要，但是中国政府部门，中国的经济当局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能源安全问题非常重要。最近，我其实在过去这些年都访问过中国，在中国一直在谈能源问题，讨论这个问题可能已经持续了十几年，我觉得问题的关键不是能源的价格，而是能源安全。所以中国能源价格实际上应该是解决能源来源的问题，在国内外都是如此，中国有一个非常好的多样化的能源计划，在中国之外，中国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在其他国家确保能源供应。我最近听说煤的供应是充足的，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很可能可以出口煤到其他国家去。我对此很乐观，我相信一个规划良好的煤产业，是可以保证中国能源安全的。

　　还有一点，收入的问题，人民也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中国的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收入不均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生活质量的差异我觉得更为重要，比收入不均更为重要。生活质量是消费理论的一个核心，我们首先看到，收入不均，所以我们也要强调征所得税，然后我们又发现，收入不均实际上并没有生活质量那么重要。

　　我在中国去了很多的地方，对中国的分配方面的进展，尤其是基础设施方面的进展，比如说建设高速路、灌溉设施，这方面的进展我印象很深刻，卫生设施和水供应方面的进展，当然还包括电讯，所有这些都缩小了生活质量方面的差距，缩小了城乡之间的差距。农民的收入如果和城市地区的工人的工资相比来说是很低的，但是在农村地区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看的电视节目和城里的人一样，在城里，城里人开轿车，而农民可能有摩托车骑，农民也有手机，而且手机的数量不断增加，速度很快，所以，在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不断被缩小。

　　土地税的降低以及农业税的降低，也是很有成效的，对于农民的收入而言，也使他们得到了保障，而且有效地创造了需求，吸引大量的投资，并且将投资进行有效的分配，分配到中西部。因此，在未来的十年，五亿人的需求，我指的是，在东部沿海地区人的需求将会拉动中西部人口的需求，政府的意向正是在此，这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把很多资源进行重新分配，并在中西部地区，甚至西藏建设基础设施，比如拉萨，在材料方面的生活质量正在得到长足的改进，拉萨人现在北京人在做什么、在买什么，这是令人印象深刻的，特别是和前几年比较而言，还有与其他国家比较而言，最后速度还有一点慢，因此我们需要增效，我们需要改进零售相关部门的效率，但是我们是在进步，特别是随着新一代才俊的出现，我想中国会出现过去美国和欧洲发展大潮，但是问题是，我们需要改进一些文化，比如工作环境的文化以及理念，我们让具有高智能的人才补充到我们的系统中来，让他们和欧美的人才一样，能够有相应的环境，但是我们知道，还是有些人流失到海外，我们希望在未来，他们能够更多地回归，促进中国宏观经济的发展。

　　对我而言，在宏观方面风险并非风险，但是在更低的层面，或许效率和官僚政治以及国际标准系统的推广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还有一个是执法方面。这是宏观方面。

　　在微观层面，如果所有的公司，小的、中型和大型的企业，能够得到公平、平等的对待，我认为事情会得到校正，这是我的观点。

　　John P.Drzik：

　　谢谢Virabongsa Ramangkura先生，杨毅教授来自国防大学。

　　杨毅：

　　女士们，先生们，各位好，我是参加会议唯一的中国现役军人，我所以讲很多外行华，请大家原谅，当谈到中国目前面临的风险，我想中国的发展和国家安全面临着两个大的突出矛盾，第一突出的矛盾是什么呢？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中国的国家利益正在拓展，可以说拓展到全世界各个角落，这需要国家和政府提供手段保护这些利益，但是保护手段是不足的，跟政治经济外交的资源和手段相比，中国的军事力量就更不足，它不但不能够满足应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需要，也不能满足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应该承担的国际一无所做出的努力，比如维护和平等等，这是第一个矛盾。

　　第二个矛盾，中国增强这种能力的迫切性和受到来自外部制约因素的矛盾。什么意思呢？因为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以及不断增强的军事力量，引起世界上一些国家猜疑，在诸多的中国威胁论当中，中国威胁论是比较突出的。这样中国就面临着安全困境，中国如果处理不好，就会重复历史上兴起大国在崛起过程当中非常痛苦的过程。国家虚弱，安全没有保障，国家强大了，特别是军事力量强大了，但是受到别的国家猜疑、敌视甚至遏制，恐怕更不安全，这就我所想的两个大的矛盾，怎么办？我认为在国内就是要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国防和经济建设的协调和平衡的发展，因为在历史上，上个实际七十年代以前，过多把资源投入到军事建设，影响了经济建设，而在八十年代以后，在相当长的时间之内，对军事力量的投入又不够，所以使军队建设受到严重的影响，不但武器装备落后于世界上的许多国家，连优秀的人才也保留不住，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挑战。

　　第二，在国外在对外上一定要坚持和平发展的战略，永远不称霸，在军事力量不断提高的情况下，永远坚持防御性的军事战略，这样才能走出这个怪圈，走出安全困境，确保国家的安全，同时也确保经济能够稳定地发展。

　　John P.Drzik：

　　非常感谢，下一位贵宾是谢祖墀，他是来自于博思艾伦咨询有限公司大中华区总经理。

　　谢祖墀：

　　我想坐在这里的一个好处，刚才几位发言人都讲了自己的意见，我非常赞同他们的意见，我想简单地介绍一下我自己，然后再介绍一下我的观点。我们是一个管理和咨询公司，我是负责大中华区，我们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来到中国，我们现在在中国已经过了15年以前，过去很多人都不了解什么是咨询，现在大家基本上都了解什么是咨询了，包括战略和管理服务等等，很显然，这已经是在整个中国经济方面很显然的发展趋势了。对于跨国公司而言和中国的公司而言，他们越来越多地展开竞争，不仅是在中国进行竞争，更多他们是在中国以外的疆域进行竞争。我们帮助很多国有公司、国有企业，让他们在中国发展以及走出国门之外，并且帮助他们把中国国有的业务与全球的业务整合在一起，与国际的跨国公司进行竞争，并且扩展他们的价值链，我们还更多地帮助中国公司建设能力以及总体的能力、总体竞争性。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建议公共部门，我指的是政府机构，向他们提供一些政策的建议，在这个前提下，我想介绍一些我的观点。

　　在这个环境中，首先我想讲一下有关国外公司和跨国公司的十，他们找我们是寻求建议，特别是在风险的缓和方面，刚才几位贵宾都已经讲到了这方面的观点，我不想再赘言，但是我想用我个人的拙见提供给大家，特别是对跨国公司的老总。

　　第一个问题，宏观经济风险，中国是否经济过热呢？中国政府政策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收入的不平等，对于企业里说有什么样的影响。

　　第三个问题，政策风险，很多外国公司现在都认识到中国正在逐渐地放松监管，在过去15年中一直这样，并且是逐一放松监管，这是实际发生的事情，中国的政府是否在认真地考虑不断地增长其他不同部门的发展速度。

　　第四个问题，货币问题，很多人都讲到过汇率的问题，我们是否把中国人民币的价值高估了呢？对于不良贷款的问题以及他们是如何影响企业绩效的？

　　最后一个问题，其他的一些企业风险，特别是对于国外公司而言，与中国的合作伙伴合作存在哪些问题，除了刚才讲的问题之外，如何与中国的公司合作，并且建立全资子公司，对于很多跨公司而言，他们找我们，他们基本上无外乎涉及到这些问题，当他们找我们的时候，我们会帮他们分析对全球业务的影响，我公司的影响，在中国要取得一个很好的发展，我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并且对我国际的业务有什么样的影响，我后面还会跟大家详细谈到这个问题。

　　我们与很多跨国公司合作，我们也与很多中国的国有企业合作，非常高兴来到这样一个研讨会，我感到很荣幸，帮助中国的企业分享我们的观点。站在咨询和帮助中国公司的角度而言，我们在风险管理方面有我们的观点。第一，中国经济的发展不会给跨国公司带来压力，我想中国公司面临技术创新的问题，在过去15年中，他们在追求低成本OEM结构发展策略，但是现在，这不再奏效了。未来他们的发展，中国的公司是否能够真正地创新，站在技术和商业模型角度是否能够创新，他们需要找到一个方法实现低成本。

　　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们开始看到，整个经济的发展绩效，我指中国公司的发展绩效，多数公司都是从事管制放松的环境中，我们看到国有企业的利润不断缩减，这受制于其他产业材料的供应，我们需要有一个全球的观点，对于很多的中国公司而言，他们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更好管理他们的成本，在一些部门，由于政府的政策以及中国公司的利益需求，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从事于一些有敌意的活动，对中国的公司而言，与国外公司进行并购，在这个实践过程中，整体气候是一个非常令人鼓舞的，像IBM、TCL都有一些海外业务与中国的公司进行整合与中国的公司整合，像阿尔卡特公司也是这样的。在过去的几年中，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发现到海外拓展不是他们想得那么简单，对于他们来说，要控制或者说监控所进行的发展，比如TCL在欧洲的业务，并不是一个非常容易的任务，对于很多中国的国内公司而言，是否能够将您的能力与国外公司的能力整合在一起呢，这是面临的一个挑战。

　　正如刚才开场白所讲的，中国企业正在努力领导企业资源管理举措，这是很多中国公司的需求，特别是对于那些企图到海外扩展的公司而言，他们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在业务发展方面的复杂性，尤其是到海外拓展业务发展更是一个复杂性问题，中国公司从来没有一个系统化的手段处理跨国的交易，以及一些衍生的问题，这是很多中国公司到海外拓展时所遭遇到的问题。对于中国公司而言，他们确实存在这样的需求，解决跨国风险管理问题。我想最终的风险，基于目前中国的发展而言，中国整体的政府精神或者说思维，或者是非常乐观或者是非常地保守，我们面临一个问题是，目前我们在中国进行一些讨论是关于一些期望、担忧，特别是一些关于并购方面的活动而言。我自己认为，这种情绪没有什么根据，有这种情绪对中国来说是不好的，对跨国公司来说也是不好的。这就是我想和大家分享的观点，我也希望我们能够再详细地进一步讨论。

　　John P.Drzik：

　　最后一位是Hugo Restall，他是《远东经济评论》主编。

　　Hugo Restall：

　　刚才谈到一些风险，出现的频率很高，但是没有得到注意，我在讨论当中可能会要讨论一下在中国对于这些风险的控制。还有一个民族主义出现的问题，是言论自由限制的副产品，如果在每一个国家，如果看一下网上，大家都在谈论这种问题，但是在中国情况稍有不同，在中国有一些人会批评政府自由批判政府，这种现象就是说，在网络上我们可以看到有愤怒的青年一代他们也会有自己的政见。刚才还谈到经济过热的问题，这也是经济上的大问题，银行会有这些问题，银行业会和官僚权威有关，还有过度的劳力或者是产能过剩都是风险，但是经济学理论有错误投资，投资到错误的领域当中，传统的理论在经济衰退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中国情况就是在九十年代还是非常好的，但是在风险方面它还是有很多的问题，我们刚刚出版了一篇文章，是上一期出版的，谈到中国公司的可盈利能力，实际上是一个辩论性的问题，世界银行认为，中国公司盈利能力是很健康的，但是我认为这个文章讨论的并不是主要是公司的盈利能力，而是指中国经济，以及经济发展的状况，它的透明度，它微观方面的事务。

　　还有和谐社会的问题，胡锦涛主席一直在提这个词，实际上从98年开始就有了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越提这个概念，实际上就发现，这里面有一些缺失，中国在过去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和谐的社会，是一个条块分割的社会，有不同的利益集团，当然这种现象并没有浮出水面，这些问题实际上从长远来讲会给外国公司带来很大的障碍。因为出现了很多社会冲突，或者是不满的情况，如果人们对于整个体制不满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我觉得好的消息是，会出现软着陆的情况，会使中国的经济继续保持活力，就像胡锦涛先生所指出的那样，要放松一些部门，但是我想很多的中国人士也在讨论，在讨论外国模式、外国经济，在研究国外的进展，但是总体来讲，我对中国的发展还是很有信心的，虽然中国的很多风险还是存在的，而且还没有被人们充分理解。

　　John P.Drzik：

　　我们刚才听到了各位来宾从各个角度：政治、军事、宏观、金融、能源供应和其他方面的角度谈一下中国所面临的风险，他们讨论了风险，他们有悲观的情绪，也有乐观的情绪，他们对中国管理这些风险或者是有管理方面的风险选择还是很有信心的，现在请大家做评论。

　　提问：

　　我想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是《金融时报》的，问一下杨先生，刚才谈到中国安全的威胁，我想指出哪一个国家对中国造成最大的威胁呢？

　　谢谢Hugo Restall您刚才谈到政治方面有意思的一些话题，我想提出一个问题，我在中国的外国构思的高管们讨论过，我们讨论的问题是，是不是可以继续推行市场经济，同时还要保持中国政府机构的改革，中国的高层很关注这个问题，但是各位好像没有谈到这个问题，我想问的问题是，你们觉得这个问题不重要还是什么？你们是不是同意Hugo Restall的观点和评估，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会使中国能够顺利地渡过这个过渡期。

　　杨毅：

　　您提了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我想中国现在面临的威胁，特别是在传统军事安全威胁来讲，不是像冷战时期有特定的国家，应该说中国面临着很多安全威胁，很多来自非传统安全，就传统安全来讲，中国最大的威胁面临着如何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反对分裂，目前在传统军事安全来讲是我们主要的关切，以及由此引发一些可能军事冲突。至于和其他别的国家，比如讲在领土、领海和其他方面的争议来讲，这方面我对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基本上是否定的，因为从目前来讲，我们国家主要是解决国际争端，主要是靠外交和平谈判，就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来讲，我们也是做最坏的打算。我作为一个中国海军将军来讲，我们的使命是做好准备防止最坏的事情发生，我们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我也不希望任何国家来威胁我们。谢谢！

　　John P.Drzik：

　　第二个问题是提给大家的，中国国内的公司是否受到这种理论的影响？

　　Donald Friedman：

　　我们从过去可以学习很多的教训，政府会对政府进行监管，很难说有什么风险与此相连。还有一点就是思维方式，如果思维方式不改变，比如说在思维方式方面、在决策方面或者在政治层面还是保持一种保守态度的话，会对企业的决策有影响。

　　成文诺：

　　我觉得你的问题实际上在我们的评论当中已经有所体现了，中国从对外投资拉动的经济转向内部消费拉动的经济，要改革国有企业，但是我想，现在你所提到的这个问题，好像有点夸大了，如果我们看看西方的情况，就会同意我的观点。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中国人实际上愿意按照现在政府统治的方式发展，实际上在发展它的市场经济和国外的市场经济不太一样，所以这种过渡期可能不大会像西方的模式那样，我觉得它有中国自己文化的影响，它会有自己变革的模式。

　　谢祖墀：

　　我同意，这可能是史无前例的一种情况，也就是说政治体制和商业改革方向不一致的，我不想从政治角度讲，我想从企业的角度讲一下。

　　我曾经谈到过好几个观点，很清楚的一点，中国政府不论是江泽民政府还是朱镕基，还是现在的胡锦涛和温家宝政府，他们有一点很明确，就是他们支持逐步放松过程，一个行业、一个行业的放松，尤其是允许国外参与方面，要逐步进行。中国不可能一夜之间完成所有的任务，这是一个过程。他们这样做是避免出现一些不应该出现的情况，所有的中国公司，无论是他们明白还是不明白，他们都对我们说，他们想成为和国际接轨的公司，什么是国际接轨呢？如果译成英语的话，他们就是想成为和国际其它公司保持一致。从企业角度来看就是，如何按照国际的惯例经营业务，我不知道这些中国公司是不是真的明白什么叫国际接轨，也不太明白他们是不是了解这种国际接轨的过程，他们是不是明白这种国际惯例，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看到中国公司他们要和国外同行进行竞争。

　　提问：

　　从宏观层面看一下各位的观点，我想和杨毅打招呼，我是美国海军退休的上将，所以我们有很多共同之处，我也是一个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因为我热爱亚洲国家，现在在香港。我们是国家的公民，我们当然愿意看到国家的政府采取一些宏观上的举措，这些举措能够使得我们各个国家都走到一起，比如说中国和美国是世界上两大经济强国，我觉得政府会投入很多的资金推动清洁煤的使用来清洁环境，解决油价的问题，推动一些项目帮助企业进行管理，香港就是如此。我相信中国实际上也发起了很多这样的行动，比如说在农村地区推动很多这样的项目，我想指的是，在美国也有很多的行动，对我们这些国家来说有很多的工作可以做，可以推动全球、全世界的发展，无论是水、能源或者其他的领域，我这样说是因为，在讨论当中你们并不没有更多谈一些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合作推动整个全球的发展。我们但了很多问题，谈了中国的问题，谈了美国的问题，但是两国可以采取一些政府方面的合作推动发展。

　　John P.Drzik：

　　所以你的问题，美国和中国是不是开展合作，比如说在能源方面或者农村领域采取合作的方式解决一些问题。

　　杨毅：

　　现在国际上都认为，中国对于能源的渴望，对别的国家形成挑战或者形成竞争，但是就我个人来讲，这种竞争客观上是存在的，否认也是不对的，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机遇是大国之间在能源方面的合作，中国和美国，中国和日本就节约型、清洁型的能源，美国和日本在这方面有很多的经验是值得中国学习的。我觉得中国政府据我所了解，因为我是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的所长，曾经参与重大政策的建议，我们是有这个考虑的，今后要进一步基础和世界，包括美国和日本和别的国家在内国家进行能源方面的合作。

　　John P.Drzik：

　　其他的成员站在不同的领域还有没有不同的意见，除了中美之外。

　　Donald Friedman：

　　看一下技术领域，刚才我讲过，技术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随着时间的发展，技术成为发展的一个主要的推动力量，我们必须让人们能够有效地管理技术，目前不同国家之间在纵向有很多的不同，但是技术的发展大是一个恒久的现象，对于一些大的公司而言，他们需要掌握这些新的技术，并且达到最佳的做法，在使用这个技术时，应该能够开发它的机能和标准，这将能够增效，并且产生更好的决策，我不知道现在不同的企业他们的采纳速度如何。

　　Virabongsa Ramangkura：

　　我想讲的是，我们所需要的一点是政治的稳定性。在美国，他们也非常热切地解决这个问题，因此中国和美国需要合作，密切地合作，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因为台湾这个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我们为此担忧已久，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对中美合作的进展知道得很少，如果中国和美国在这个问题上能够合作的话，这将非常有助于让我们的企业界能够受益。

　　提问：

　　我来自《中国日报》。这个问题还是给杨毅教授，您一开始说到，我们国家现在还没有充分的手段保护我们作为在全球别的地方利益越来越多的手段，另一方面，您又说现在面对的主要的安全威胁是非传统领域的安全威胁，能不能请教您，您觉得在非安全领域的威胁是怎样威胁着我们在全球各地日益增加的利益？

　　杨毅：

　　比如像恐怖主义分子，中国的企业，中国对外合作项目在巴基斯坦，在别的地方，包括在南非和其他国家，我们的工程人员就受到了杀害，还有海盗，他影响着海上能源安全运输的安全，这一些不但对我们国家利益，对人员的威胁，也是对经济发展的安全。

　　提问：

　　刚才谢祖墀您讲到了跨国交易的管理，我的问题是，你认为有哪些大的风险是中国公司在向海外扩展，特别是国际市场拓展要解决的，特别是企业界，中国政府在其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帮助企业解决这些风险和问题。

　　谢祖墀：

　　非常感谢，首先在回答您的问题之前，我们看到中国企业跨国发展的类型，因为在不同的情况下，我们的解决办法也要有所差异。一个扩张活动是属于能源公司和稀有原材料公司他们向海外拓展的时候，比如说像油田，他们购买其它海外资产，希望能够找到海外的客户，因此中国公司只是一个简单的OEM的提供商，当然他们也在海外做生意，但是他们主要是把他们的资源提供给国外。另一种类型像华为和中兴、海尔这样的公司，这些公司是在国外展开业务，他们把品牌的产品或者服务推广到国外，并且是一个国际的活动。第四种类型是采取购并活动的公司，中国公司是购买其他的公司，他们希望能够通过合并拓展他们在海外的发展以及他们的分销渠道，以及他们的品牌，通过他们所收购的公司拓展他们的品牌，我的意见是，在目前这个时候，我们经常谈到风险的时候，特别是对于向海外拓展的中国公司而言，我们在过去的几年中是遇到这方面的案例，如果中国公司希望能够收购海外公司的话，首先要考虑的是他们是否能够理解国外公司的经营理念，然后再实现购买行为，内部是否具有这样的能力，理解国外公司经营理念，以及如何评估这些公司的价值，在什么标准上和什么意义上中国的公司真正融入他们所购买公司的业务中，这是中国国内公司在实现收购活动的时候所遇到最大的挑战，他们应该有这样的能力，以一种有效的方式融入海外收购公司的业务中。

　　我们可以对此展开讲，中国的公司，我认为他们仍在学习阶段，仍在学习市场经济理论，他们要想在市场上制胜，他们要想取得成功，他们想在国内市场取得的成功，这些经验不一定应用于国外市场的实践，中国的公司来自很多不同DNA，因此他们要想在海外市场上与海外的DNA融合，这是非常艰巨的任务，他们需要很漫长的过程，我个人认为他们目前正在学习阶段，这也是他们在海外拓展的时候所面临最大的风险。

　　成文诺：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由于一些经验以及政府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在企业的治理和政府监管的透明性方面，如果企业向海外扩展的时候，你必须有非常一致的管理和监管的政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有很多不同的购并和收购活动，我们必须了解不同企业的文化，这样才能够让其他市场上的企业能够有效融合到这个企业文化中，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全球化趋势中所发生的事情，在我们的实践中，我们中国的企业要想在市场上治生，必须要明白这一点。

　　John P.Drzik：

　　我们刚才讲了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些风险，站在企业和政府领导人的角度考虑的策略，我们做一下总结。

　　Hugo Restall：

　　刚才讲到如何缓和这些风险，我认为很关键的一点，中国要履行加入世贸的承诺，在中国国内应该采取这样的步骤，同时要向外国西方政府施压，让他们能够接受中国在向国际市场扩展的努力，在美国是存在一些问题，美国是采用一些

反倾销的手段阻止中国的发展，中国企业是存在这样一些问题，因此我们需要把这些问题解决好，我们需要互通信息，鼓励政府保持金融市场的改革，并且提高透明度。

　　谢祖墀：

　　有很多事情在我的脑海中，但是我想讲的是，我个人认为，也许在中国最大的一个风险，对于中国企业的影响来说，我个人的想法，因为近期的发展，中国仍处于寻求其他国家可借鉴之处的阶段，这样一种行为，中国的公民需要解决好这个问题，由于这个原因，很多中国公司、中国企业的行为也在寻找相应的借鉴之道，希望获得这样的借鉴之道，站在国际和全球的战略角度而言，你需要站在企业的角度，你需要有你的通用的或者说全面的价值观，特别是考虑到可持续成功的公司而言，你要想在市场上制胜，必须有全局观点，对于中国公司而言，他们必须理解他们的差距在哪儿，以及他们在什么程度上实现普遍适用的价值观，在这个阶段中存在哪些挑战，在这个市场上，包括外国公司和中国的政府，如何能够携手帮助国内的企业实现这种发展。

　　杨毅：

　　中国无论是经济建设还是国家各个领域的建设，要实现一个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协调发展，同时也要有一个和谐使用硬实力和软实力。中国在国内发展和对外进行交往当中，一方面增强自己的竞争力，同时要以一个对国际社会负责任大国的姿态，按照国际准则，加强国际合作，这样才能够给自己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使得经济发展更持续，国家安全更持久。

　　Virabongsa Ramangkura：

　　在经济领域，我不是很担心，我关心的是政治的发展。我想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十字路口，我们有目前这种政治体系在哪儿，很多国家在一党制方面都做得很好，像日本，其他一些国家在

二战之后新加坡、

马来西亚、埃及等国家都做得挺好，但是一党执政会面临一些竞争，来自其他体系的竞争。在中国对于政治的发展，所知甚少，中国共产党内部的体系我们了解得很少，当经济不断发展的时候，当家庭收入已经达到一定阶段的时候，这个国家的民主、自由等就会浮出水面，因此我们需要平滑地实现我们的目标。我所关心的是，也许我很无知或许我所知道的信息太少，政治民主方面的发展进程，我关心的是，对中国而言，民族主义是不断地被利用，来解决一些问题或者说维护权益，这是我所要讲的。我们不应该重复这样的错误，我认为，执政党应该三思一下，一党制并没有问题，但是政党的改革参与决策的人，在政治上的民主是需要实现的。我相信中国的共产党会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的。

　　成文诺：

　　我讲两点：第一，对中国的企业领袖希望能够继续开放他们的思路。第二，人才问题，我已经看到中国企业正在不断地与国际接轨提供相应的人才，与其他的机构展开合作，展开生意，同时还是对人才的构成进行改造，以使他们与国际的技能的需求接轨，这样才能够使中国的经济顺利转型。

　　Donald Friedman：

　　我想真正的风险是平衡问题。保证资源的供应，而且创立比较好的环境，这些不是从课本上学来的，这是在内部发展过程中学到的，我知道中国发展增长的速度实际上是适用于这个国家的速度，我们认为到创新实际上是任何一个国家和政府非常重要的工具，而且我还可以看到，我们需要有创新的想法推进中国的发展，而且要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要建立管理的技能技巧，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

　　John P.Drzik：

　　我认为，中国的风险其实都是机会，我们应该获得更多的信息，我们应该对风险进行更多的分析，政府面临的就是要充分地了解这些风险，而且要识别这些风险，不仅要减弱这些风险，增强公司应对风险薄弱的能力，帮助企业转嫁这些风险，把它们变成机会，使得公司能够获得战略性成长，推进公司宏观的成长，使得中国变得更加强大。我想感谢各位贵宾他们的真知灼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