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论坛：上海城市精神与企业家特征直播实录

　　2006年8月18日，中国企业家杂志社、上海市经济委员会联合主办的“中国企业领袖年会·2006上海论坛”在上海召开，论坛主题为“投资上海---本土企业的新机会”。新浪财经独家图文直播此次论坛，以下为主题论坛“上海城市精神与企业家特征”直播实录。

　　主持人：

　　尊敬的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欢迎再次回到中国企业领袖年会·2006上海论坛的现场。在今天上午开幕式上我们聆听了各位重量级嘉宾的宣讲，在今天下午论坛当中形式上稍微有点不同，我们会有两场对话和讨论，同样也是由重量级的嘉宾在这里为我们展现他们的商业智慧。下面有请参加今天下午第一场论坛的讨论嘉宾，他们是明基电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琨耀先生；凯德置地集团总裁林明彦先生；瑞信投资银行业务董事总经理陈昌华先生；上海建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星增先生；上海杉杉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郑永刚先生；上海海鼎信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丁玉章先生。最后请出本场论坛主持人《中国企业家》杂志社主编牛文先生。这场论坛的主题是上海城市精神与企业家特征。

　　牛文文：

　　各位朋友，各位嘉宾，大家下午好。我们上午的会议是B2C，只有大家讲大家听，没有讨论也没有提问，我们下午的会议形式是一个C2C，大家都可以互相讨论问题，也会留一点时间给在座的台下的嘉宾进行提问。我们这场是下午两场之一，这场的话题实际上跟我们上午嘉宾的发言扣的比较紧，我们主要谈的是上海的城市精神以及企业家特征。这个话题实际上就像一个老谈不清楚的一个问题，其实上海这两个字和企业家这三个字连在一起感觉怪怪的，老觉得有点别扭，好象企业家跟别的地方连在一起很顺畅，比如我们说中国企业家很顺畅，要说上海企业家好象有点不顺畅。为什么大家从在关心这个问题？实际上我们杂志从03年开始在上海办活动的时候，就在讨论这个问题，上海到底适合什么样的人生存，上海到底容纳什么样的企业家？哪样的企业感觉在上海自如一些？最后在上海形成一个企业群落，总体上是什么样的特点和精神？其实大家讨论这个问题，越讨论越没有一个结论，但是在讨论的过程中间，这个问题好象越来越推进了企业和上海的密切度。我想这也就是我们的一个目的，让上海这两个字和企业家这三个字更亲近一些，不要老觉得怪怪的，这就是我们的目的。

　　刚才主持人已经介绍过我们在座的嘉宾，我还是要再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引申解释。坐在我们台上的六位嘉宾，很奇怪，有分别不同的特点，我们明基电通李琨耀董事长，来自台湾，根在苏州，布局在全球，明基这个品牌在中国打造出来了，来来往往全球，经常在浦东下飞机，然后穿越整个上海，然后再到苏州去。他代表的是这么一种视角。我们旁边的陈昌华先生是瑞信投资银行业务董事总经理，瑞信当然是一家欧洲投资银行，总部应该是在香港，但是上海也是一个重阵，所以他代表的是这么一个视角，可能看到的是金融的上海。我们凯德置地的林总实际是一家外资企业，外资企业在上海也做地产。他们三个人多多少少都是国际色彩比较鲜明的，从外面来看上海是个什么样子，上海的侧面既可以是电子的，也可以是金融的，也可以是地产的。我们其他三位嘉宾，后面两位嘉宾有共同的特点，杉杉的郑总和建桥的周总都是来自浙江，一位来自宁波，一位来自温州，他们在来上海之前就已经是成功的企业和成功的企业家，但是在上海又获得了新的发展。现在有一个词叫新上海人，新上海企业家，他们两个可以说是新上海企业家的代表。最后丁总是海鼎信息的董事长，也是我们《中国企业家》杂志的未来之星，我们有一个未来之星榜，他的创业就在上海。我这儿把各位嘉宾的特点介绍了一下，看看我们每个嘉宾到底怎么看待自己在上海，以及上海的未来。

　　我们还是请远道而来的嘉宾先发言，坐在我旁边的李琨耀先生。

　　李琨耀：

　　各位朋友下午好，我们从外面的人来看上海，其实总觉得还是雾里看花，我们毕竟不是上海土生土长的长大的。不过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今天在上海生活的人有多少是上海人？我觉得从这个角度看，上海所具有的包容力，具有这种海纳百川的能力，其实在国内的都市里算是比较少有的。上海本来就是一个汇集各地愿意冒险人的城市。我对上海的观察大概有几个特色。

　　第一，上海非常开放。我们感觉上海人的心胸相对比较容易接受外来的文化，外来的冲击，外来各种美好的事物，学习的速度也非常快。当然我也听到另外一方面的讲法，很多人说到上海最担心上海人讲方言，跟上海人在一起不讲普通话，变成沟通上的障碍。在罗马就按照罗马人的生活方式，入境随俗，我想对方言的了解总是有帮助。上海整个都市的开放程度，对整个企业的开放程度我的了解在国内算走在前面。我们也感到有些政策，比如说我们在江苏感觉到江苏政府这边就比较不是那么有把握，到底政策怎么实行，但是上海的官员，上海的政府就比较清楚，开放度非常好。所以上海开放的形象，开放的经营确实在国内做的值得肯定。

　　第二，上海包容性很高。我每次到上海这边，不只是全国各地的企业家，全国各地的优秀人才，尤其是高等教育知识分子，还有企业家，很多都到上海定居，上海对外地人进驻的开放程度也都是非常宽松，这就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全国各地优秀人才一直在往上海聚集，但是事实上可能上海人现在可以把眼光放远一定，世界各地的优秀人才都在往上海聚集。我知道有一些美国朋友，很多人觉得在上海生活很自在，很方便，这就是一个不得了的环境。就这点来讲，跟北京比起来上海要好的多。对一个境外人士来说，在上海生活的自在性、便利性，让他感觉到舒服的程度比北京要好。当然这里有气候等等的原因，几百年来跟外国国际化接触的历史就比较久，所以生活在上海的人对境外的这些人士往来、新生事物各方面都比较愿意包容。不只是说境外人士，我相信香港人，很多台湾来的人，还有韩国人、日本人、欧美人在上海落地的非常多，我知道境外租赁的社区很大，所以上海这边有很大的底蕴，通过上海包容力的吸收可以产生不同的力量。因为这样，我觉得上海是一个非常创新的都市，吸收了多元文化的内涵，可以结合很多中国文化的特质，产生很多创新的商业模式，创新的经营，继而产生很多在国内许多都市无法产生的企业或者是企业家。这点我倒觉得目前还不是那么明显，上海吸收了国内已经发展很成功的企业到上海落脚，以上海为总部的国际性企业。这个做的非常好，因为上海本身的包容性，具有的创新的程度，产生这么一个独特的领先的角色和地位，这是非常好的。

　　第四，上海的国际化。在国内的都市里很难跟它比，我们在想从全球版图来看，上海类似于美国的纽约，但是相对纽约来讲，上海又拥有纽约没有的特点。第一个，美国经济是东西两边都有出口，中国只有东边，上海市占据着东边出口唯一的最大管道，虽然说整个东南沿海，或者说东边都是出口的基地，都是上海以长三角为基础的这样一个规模，拥有幅地的面积不能比。未来发展来看，上海国际化的内涵非常重要，因为可以成为中国跟国际化接触的一个重心，各种国际会议、国际组织、商务经营的总部，上海都是很明显的一个绝对优势。我们看到从上海有几乎可以飞到世界各地的班级，上海市绝对有条件成为一个既拥有中国出口的基地，又是可以从上海经营全球事业的一个中心。

　　所以我个人观察，上海在开放、包容、观察、国际化，在国内还有在国内的都市里都是非常独特，非常领先的。这是我一点小小的观察，谢谢。

　　牛文文：

　　上午有胡市长在这儿，如果上午讲的话会非常高兴。很多跟我们一起来的外面的企业界的朋友们，对上海还是有一些不同的想法。我们接着听。

　　陈昌华：

　　谢谢大会主席，各位下午好。我跟今天几位嘉宾背景可能有点不一样，他们是专门搞企业的，我是着重研究的。我是在瑞信银行做主管。我讲讲上海金融中心地位的问题，企业家跟金融几乎完全分不开，上海是一个金融非常发达的地区，是一个企业要在那边建基点的地方。谈到上海作为一个金融中心地位的时候，我们要理解一点，在中国我们经常说究竟上海是不是中国的纽约等等，我们首先要理解一点，好象纽约对美国，日本对东京的影响力。在中国政治经济制度上是出不来的，没有一个城市可以好象东京的日本，纽约对美国的影响力。日本三分之一贷款是东京去的，他们一般金融中心有一个特性，外资投资在日本的股票也在东京里面。但是在中国可以说中国现在金融中心是三分天下，香港、上海、北京，分别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另外在中国，现在经济体系上有很重要的一点，所有重要银行的总部，他们不一定选在全中国最发达的地方建总部，都选择在北京。美国跟日本最大的银行，总部都在纽约跟东京，这是第一点不一样。第二点不一样现在中国基本帐户还没有开放，我们整个融资几乎分两块，一块以对外融资为主，一块以对内融资为主。香港是一个主要以对外融资为主的渠道，上海是中国企业通过非银行手段对内融资的一个主要渠道，比如说A股市场，国内债券市场等等。因为在中国，我们看上海跟北京两个城市，每个城市，每个省份存款是多少，贷款差不多是多少。在银行方面，中国没有真正意义的金融中心，唯一有一点意义的就是北京，因为大部分银行总部在那边。但是如果是非银行内部融资的话，上海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优势，将来上海发展的金融中心，我觉得成功与失败很重要的关键，就是上海期货市场怎么样，上海股票市场怎么样，上海的债券市场怎么样，因为那几块才是真正的上海竞争的地方，中国如果要做这个事情就要在上海。

　　上海金融机构的发展是怎样的情况，应该讲如果中国的金融越开放，对上海就越好。我告诉你一个非常简单的情况，大部分国际上的投行，现在大家都很看好中国的经济，但是为什么亚太区总部一般不是在香港就在新加坡。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金融管制最小，法制最健全。不能否认这几年的发展，特别是上海这几年的发展有很大进步，但是另一点来说，如果上海真的要成为一个金融中心的话，可能这些方面要走的更前。要走的更前的话，可能不单单是上海一个城市要解决的，可能更多的是要解决中国金融政策上的开放。比如我们国内的企业只发H股，A股也可以向海外投资者融资，通过QFII的制度，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的客户大部分是基金经理，他们投资在中国股票里的资产绝大部分还是在H股里面，A股还是非常小的一块，大家想多投一点，但是我们面对政策上很多限制。比如说如果中国政府这段时间怕外资进来人民币升值的话，QFII所有都停，有很多资本管制的问题。所以这些问题实际上使中国在整个国家宏观政策上的考虑，对上海有一些不太有利的因素。如果上海真正要发展自己的优势，成为真正金融中心的话，上海应该是多鼓励、多推动中国整体金融发展。

　　牛文文：

　　上海企业，尤其本土企业的吸引力有多大，很大程度上因为你刚才讲的事情。但上海作为一个金融中心的地位，融资中心的地位比较强的时候，很多外地的企业就会来上海。我记得当年股市比较火的时候，非常多的企业把总部放到上海或者来上海。前两年资本市场不怎么样，很多又撤回去了，可能有这些因素在里面。我们再请凯德置地林总发言。

　　林明彦：

　　各位朋友下午好，我可能从一个外资的角度稍微谈一下外资为什么会选择上海作为进入中国市场主要的登陆。

　　我们经常听到的就是上海的人才优势，上海本身的地理位置也确定了上海对整个中国市场的辐射。还有商业环境，还有社会环境。刚才这几点在座几位嘉宾都已经说过了，我就不谈这么多。

　　今天上午嘉宾谈到了商务成本，但是商务成本不是更重要的决定因素，更重要的决定因素是投资环境。所以我讲的商业环境、社会环境里，上海市体现了足够的优势，所以很多跨国企业最终还是会选择在上海作为一个主要的切入中国市场的切入点。更重要的今天早上上海副市长所提到的上海海纳百川的态度，所以在这里，很多外资企业到上海的时候，第一个感觉就是他们比较容易能够适应上海对外资的欢迎态度，所以大程度上确定了外资为什么会选择上海的主要因素。

　　我们在上海这几年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努力，凯德置地本身是从事房地产的开发，我们把居住环境的提升，商业工作环境的提升，我们充分体现一些甲级写字楼供应的环境，给一些到上海来创建他们企业的需要。这几方面我们也是做了相当大的努力，这十多年来我们在上海的发展，也有一个体会，上海在整个市场方面提供给我们公司一个很大的机会，也提供了一个平台，这几年来我们可以说在上海发展的情况都是非常的好，也非常的理想。从上海我们更加了解到中国的市场，我们最近到了北京、广州，包括在上海周边的一些城市，比如说杭州、宁波等等，这是上海本身所能够提供给我们的一个机会。

　　我稍微再多说一句，房地产本身虽然说是一个非常传统的行业，但是房地产本身还是有一定的延伸，这个延伸可以在几方面体现出来。第一，可以在管理上面体现出来。房地产最后更重要的是能够提供更好的工作环境，更好的居住环境，主要的体现方式就是通过管理，这方面我们也加插了很多商场的管理，也包括了我们酒店式公寓的管理。所以这里的内容就比较非常。另外一点，刚才陈总也提到，很多企业跟金融是分不开的，其实房地产跟金融也是分不开的，在这方面房地产本身也是可以延伸，可以慢慢延伸到房地产金融。这方面我们公司也做的比较多，比如说我们有相当多上市房地产信托基金，这里提供了比较或的投资机会，可以提供给退休基金或者是小股民比较稳定的回报。在这方面，我们希望不单局限在房地产，我们能够把房地产延伸带到上海来，更好的在上海体现全方位的房地产金融还有各种房地产金融业务的服务，能够在上海实现。在这里我们希望能够跟上海共同成长，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本身也是海纳百川的，所以凯德置地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在不久的将来也会属于中国。

　　牛文文：

　　刚才这三位嘉宾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温文尔雅，非常儒雅。其实很多来自内地的企业，大家讲话会很激情，会有很多大家说的“忽悠”的事情，我看你们三个的特点非常像，希望我们郑总开始来点激情。

　　郑永刚：

　　今天很荣幸参加中国本土企业在上海投资的机会，撇开这个话题谈一下国家战略的问题。从机会来讲，80年代应该是以深圳为龙头的珠江三角洲，90年代应该是以浦东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现在应该是以天津，叫冰凯新区以龙头的环渤海湾经济的发展，这是一个经济中心。我想从国家战略来讲，大概就是这么三个主型，按照我们企业家的预计，下一轮经济发展，从国家战略宏观层面来讲，应该是中部崛起。所以说今天讨论本土企业在上海投资的新机会，我觉得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按道理来讲，宏观调控这次对上海应该是一个非常大的严控的问题，所以今天谈这个问题，我觉得很有意义。

　　刚才几位金融的朋友谈到上海的机会，我觉得他们谈的机会应该是比较客观的。从我这个角度来看，上海长三角这一轮的经济高峰基本上已经告一段落，紧接着上海要进入一个新的层面。一个就是国际大都市的层面，再一个就是金融中心和现代服务业，在层面上可能会有一个新的机会。这个机会会给谁呢？我想这个机会应该是给我旁边在座的搞金融的，因为根据WTO的协议，我想今年年底以后开始金融方面会更开放。这个概念来讲，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就开始慢慢确立，所以对外资企业的吸引力会更大一些，对于中国本土的一些中小企业，我看机会会少一些。这是一个观点。

　　另外一个观点，本土的大企业，经过改革开放26、27年以后，已经形成了非常有实力的企业，这个时候他需要的下一轮发展的人才、信息、市场和金融支持，从这个角度来讲，大企业来上海，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新的机会，对中小企业我觉得是没有机会。这不是15年前，15年前大家在浦东搞一块土地就会成为一个大老板，只要你不开发，可能开发了就赚了小钱，不开发就赚大钱了。这是我想给大家讲的第二点。

　　第三点，北京和上海之间的关系。大家都知道，2008年是北京奥运会，2010年是上海世博会，这两个会其实是不同的级别。大家知道，东京通过奥运会以后，日本的经济高速发展，成为世界强国，汉城奥运会以后，韩国成为“四小龙”，成为中等发达国家。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后，中国将成为世界比较瞩目的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一个国家。因此，我认为北京的优势要远远强于上海。大家回顾去看看，东京奥运会之前跟大阪两者之间基本上属于现在的北京和上海，但是奥运会在东京开，开完以后东京和大阪的地位完全就开始形成了一个新的区别。所以我认为这一轮经济发展下来以后，北京的机会比上海更加有优越性。所以我想上海这块有他的特点，上海这个地方就历史上来讲不是政治文化中心，实际上是一个经济中心。咱们中国13亿人口，两个经济中心其实也是比较客观的，但是这两个中心来讲，北京市一定是主流的，上海一定会相对弱一些。但是上海国际化大都市和金融中心的发展，我觉得将来对我们本土企业来讲也会有非常好的机会，但是现在我奉劝大家，现在不是大赶快上的时候，从国家战略层面来讲应该是宏观调控占主导地位。我大概是这么一个观点，谢谢。

　　牛文文：

　　郑总讲的非常实在，他在上海已经是第二轮，一轮已经过了，最早的时候来上海做地产赶上了最好的时间。其实探讨上海能不能成为中国企业之都，中国未来的企业集中地到底在哪里，不是说在哪儿生长，而是在哪儿集中，哪儿集聚。01年的时候就谈探讨这个问题，大家认为上海要成为企业之都的话，最重要的一点是看将来的选择，中国区域规划的选择。上海在努力，其它地方也在努力。最近我们在上海讨论金融和经济发展的会议，可能没有天津热，天津这段时间的会很多，都说环渤海的阵形起来以后的事情，但是我觉得那也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周总做公益和地产之间的商业，有很多感悟，2000年的时候他们就在探讨上海的城市精神，已经六年过去了，看看离上海城市的认识是不是还有一点差距。

　　周星增：

　　各位朋友，各位企业家大家好，天气比较炎热，看到很多人昏昏欲睡。我在这里想，如果我的名字叫轴性吃就好了，可以消除大家的疲劳和睡意。我记得2000年上海进行过一次城市精神的大讨论，我有幸被请到东方电视台，上海电视台做了一次演讲，反响还是很好的。《青年报》登了上海人应该向温州人学习，我是温州人，其它的媒体登了我的讲话，当时市委副书记龚学平要求干部好好读两遍。到上海已经过去六七年了，今天重新来谈上海市精神的时候，我忽然感觉到自己很迷茫，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思路觉得不清了。我总体感觉到我不喜欢上海，因为上海人太小气。前几天我坐车的时候听到一个广播，有一位妇女到超市里买一个冰淇淋，拿到家里的时候发现只有半杯多一点，就投诉这个商场，最后官司打到法庭，找了很多人调解，我就在想何必呢，就这么点小事。我觉得就没有意思了，为这么一点太小的意思，我觉得太计较。

　　第二我不喜欢上海人看不起外地人，虽然大家知道，讨论下来上海城市精神是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因为上海人做不到海纳百川，所以作为城市精神，实际上上海人是排外的。我以前作为大学老师到上海的时候，他们说我酸溜溜的知识分子算什么，作为老板到上海来就说有几个臭钱算什么，反正就是瞧不起外地人。

　　第三上海人对别人缺乏信任感，更多的以自我为中心，看到自己的优点。比如十个温州人坐在一起总能选出一个头来，而上海永远选不出一个头来。

　　第四我不喜欢上海，喜欢这个地方太忙碌，生活节奏太快，竞争太激烈，所以生活在上海太累。但是我又很喜欢上海，我从2000年就把身份证从温州改为上海了，包括我儿子今年也考上复旦大学，我老婆也调到上海财政局，其实我已经是一个上海人。我喜欢上海的教育环境，喜欢上海的医疗环境，喜欢上海的治安环境，喜欢上海的政策环境，更喜欢上海给我们很多外地人提供了很多的发展空间和机遇。所以上海这个城市，我的评价就是让我欢喜让我忧。

　　前面几位老总都已经谈了对上海的看法。第二个问题，我们今天的主题大家还没有谈到上海企业家的特征问题。我觉得作为一个企业家的特征确实很难讲，但是总体感觉到，作为一个企业家不仅仅有钱，如果仅仅是有钱的话，只能称为是一个暴发户而不是一个企业家。我觉得能成为一个企业家，除了有钱还应该有很多别的东西，有文化、有素养、有情操、有情感、有思想、有理想、有爱心、有责任。我觉得作为一个完整的企业家，应该是一个社会的先进份子的代表一样。所以我觉得有钱并不代表就是一个企业家，尤其在上海这个地方，我觉得企业家除了有钱还需要有很多别的东西。作为我们自己的公司提倡的核心文化是个字“感恩回报、爱心责任”。我觉得这八个字其实也是对企业家的要求。我感到自己特别幸运，我们幸运生活在这个时代，充满机会和发展的时代里，我在想如果我年龄再大十岁的话，我要成功就很难。那时候很多老三届，上山下乡什么都赶不上，最后赶上下岗。我感到自己特别幸运，60年代出生的人，高中毕业刚好高考制度恢复可以去读大学，大学毕业，想当官的也很多，后来想赚钱经商的机会又来了。所以我感觉到一个人的成功，这个时代很重要，生活在什么样一个时代里。我们现在看看50多岁的人，在企业当中成功的民营企业家当中很少很少，40多岁的人特别多，所以他是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我很感谢这个时代给了我们这个机遇。

　　第二我很感谢我们这个国家，正处于一个发展强盛的步程里面，也感谢上海又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一些机会。另外我有时候也在想，我生活在温州这样一个很富有商业挑战性的地方，现在又在上海这个很有机遇的地方工作、创业。我前几天刚好在贵州办一个希望小学刚刚回来，那天我在想，如果同样的周先生，同样的我，长的一模一样，智力都一模一样的我，如果出生在贵州某一个小山沟里会有今天的成就吗？我觉得很难讲，成功的概率可能不到亿分之一。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我们每个人的成功，我觉得我们首先要归功于这个时代，归功于我们伟大的国家，也感谢温州和上海给了很多勇气和帮助。所以作为一个人来讲首先要有感恩，有了感恩之心之后心态就会比较平，会尽自己的力量回报社会，为社会做一点事情。所以很多人讲，他说周先生你投资的时候一般怎么选择的？我说通常选择的时候，社会最需要我什么我就去做什么。这就是一种感恩和回报心理的体现。当时我在上海办上海建桥学院一样，应该说现在也损失一个很有知名的学校，当时到上海办大学的时候，很符合上海的要求，很符合上海的需要，所以得到了上海政府、人民和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所以事业就能够成功。现在我又把目标向了养老事业，因为上海是我们国家最早步入老龄化的一个城市，也是老龄化程度最高的一个城市。现在上海60岁以上的老人有19.8%，也就是说上海有三百多万老人。以前经常讲三人行必有我师，现在上海市五人行必有一个老人。老人确实需要我们关爱，中华民族是一个尊老爱幼的民族，但是我们想想我们这个社会有尊老吗？爱幼就是一部分，小孩要什么就买什么，实在宠的太厉害，但是对老人的关爱还是很缺乏。作为政府来讲，办个养老院，我的感觉就是仅仅让你活着而已，里面充满着孤独、寂寞，物质条件也不行。我们能够埋怨政府吗？也不能完全埋怨政府，因为我们国家刚刚发展起来，财力有限，只能尽自己所能为养老事业做一点贡献。所以养老事业光靠政府一方面做不好，另一方面也没有必要。所以也需要一些新生的力量关注社会的养老事业，所以我下一步的主要投资目的就投向养老事业。我觉得同样需要很多社会各界人士来关心养老事业。我今天讲这个养老，我是想自己能够起一个带头作用，带动更多民营企业家投资到养老事业中去。

　　另外我有一个体会，我到日本、新加坡，我感觉老人是为我们这一代人创造幸福生活的一代人，理应得到社会的关注和关注。我们中国大多是老人是没有用的人，在其它国家基本不会这么讲，说明大家确实对老人物质上投入少，精神上刺激很多，认为没有用。有时候想想自己，我们也是作为比较有出息的子女来讲，因为事业很忙，难得也时间陪陪父母，其实又是一种不孝。包括我自己也很难对老人做什么事情，所以我一直想呼吁更多企业家能够关注老人，关注养老事业。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一种爱心的体现，而且我可以这么讲，养老的事业市场也很大，光上海就300多万老人，整个中国有一亿多老人。现在我们很多童装有品牌，西装更有品牌，但是老人的服装几乎没有什么品牌。所以我感觉到老人同样需要一种关怀，一种爱护。年轻人是世界的未来，但是我认为老人才是世界的未来。我们在想，人老了是这么苦，我们何必去努力呢？大家都不努力，这个社会能够发展吗？如果我们看到整个社会关爱老人，得到别人的尊重、善待，我们工作起来才会有劲。所以我认为老人同样代表着社会的未来，也是每个企业家从事事业的时候尽量考虑社会的要求。

　　作为一个企业家来讲也要有爱心和责任心。前段时间很多媒体也在讨论什么是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我自己感觉到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就是照章纳税、合法经营，我觉得严格来讲基本责任就是这个，作为企业来讲就应该是合法经营、照章纳税。更多的层面来讲为社会创造价值，为股东创造利益，为员工创造更多的福利和机遇。

　　现在很多社会上总感觉到富人是坏人，为什么美国企业家捐款这么多，中国企业家为什么捐款这么少？把捐款当作企业家的责任，我感觉到这种提法是不正确的。我也借这个机会，我对这个问题也有点认识，我感觉到为什么中国企业家做慈善事业捐款会比美国或者欧洲的少。第一我觉得政府的渠道不同，捐款的渠道不同，在上海捐款的渠道上海慈善基金会、红十字会，找这些部门很，没有几个地方可以捐。第二中国慈善事业大多数也是官方人物退下来在做的，他有服务意识吗？服务意识很强不可能的，包括里面的工作人员。所以有时候捐钱可能还遭他的白眼，很多人想想何必呢。再一个宣传的力度也不大，所以说我感觉到《中国企业家》杂志社，他们也很有爱心，也为社会做了很多事情，但是我们更多的媒体总是在报道一些为富不仁的事情，而对他们做的善事报道很少。作为我自己来讲，去年胡润排行榜到51位我很反感，但是我感觉到胡润排行榜是很有作用的。做了这么多，政府宣传部都没有，但是胡润排行榜，我倒觉得为做慈善的企业家提供了一个宣传的阵地，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又感谢胡润排行榜。所以我觉得政府的宣传不够，当然没有税收优惠，在国外捐献有很多税收减免，在我们国家还没有。另外我觉得每一个企业家都想想，我们中国企业家实际上都是富人才富了几年，富的滋味还没有尝够，不像国外富翁都是几代人下来，钱实在是太多了，我们中国大多数的企业家富人原来都很穷，贫穷的记忆实在太深了。所以他刚刚才富起来，才知道富的滋味，因为赚钱就是为了美好的生活，他的好生活还没有开始，这些企业家也是世界上最穷的人，中国最富的人也是贷款最多的人，这些人还想干一番事业，把自己的资金投入到事业当中去，把自己的事业做的更好更大。所以如果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社会环境下要求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和比尔·盖茨一样和欧洲企业家一样我认为是不公平的。当然除了尽我们基本责任外，尽可能为社会多做一些，包括我自己定下来，办希望小学，资助失学儿童，大部分资金做养老。十分感谢大家。

　　牛文文：

　　周总讲到他的养老生意以及上海的一些服务业，我觉得养老业可能是一个很大的以上海都市为基地的产业。但是我听说做起来也不容易，并不是很容易做。我们也做过一些报道，做过一些大的采访，的确是这样，在中国做慈善不是企业没到时候，是环境没有到时候，这个环境还没有做好让你快快乐乐、轻松散财的准备。他没有做好准备就要求你散财这是非常危险的。我觉得他开了很多话题，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主题。

　　最后还没有发言的嘉宾，应该还有很多话说。刚才讲的五位嘉宾差不多都是在上海创业的，可是这些年上海也出现了一些创业型的企业，盛大、携程这样的企业，有很多这几年工夫里成长起来的，下面听听海鼎的看法。

　　丁玉章：

　　各位下午好。社会上有这样一句话，搞企业不是人干的事，如果要坑害一个人就让他管理一个企业。我对企业和公司是这样一个理解，你做一个企业是赚钱的还是要做一番事，这两者是不可能的。如果是赚钱可能是一个阶段性的，也许能达到目标，永远不会有你的事业。如果要事业，我想背后可能是一种责任。

　　我对《中国企业家》杂志有特殊的一种感情，原因在哪里？这本杂志并不是告诉人们很多自然科学，很多方法、经验，更多的是提企业家，提企业家更多的是两个字，一个是企业家特质，还有一个是企业家的精神。在国外来讲，你去找企业家找不到，要么是一个股东投资者，要么是直接经营。这本杂志具有中国特点，讲企业特质，既然是特质跟学历没关，跟知识没关，既然是特质不能简单复制，因为这个特质才构造了你们这个群体，有了你们这个群体才构造了整个责任。如果把这个特质去掉，我相信你们企业就完蛋。是不是我们学先进的东西，经验、知识、方法就能行了？从杂志的命名来讲，我觉得更提倡中国特点的特质，在中国历史中的作用。企业家特质在这样艰难的转型过程中，特别是中国的历史，几千年的文化，被近代历史被检验，在这样一种环境中要建设一个企业是非常困难的。我讲的是企业，不是赚钱的公式。这个企业的背后为什么艰难？他要对付这样的外部环境，他要对付这样的一种转型过程，所有的问题需要你来承担，你是忍辱负重，为什么要去干？实际上特殊的特质承担着这样的责任，这个责任的背后我感觉是在创造物质，通过创造物质不管这个企业是搞房地产的，还是榨油条的，是通过这样一个载体给人们创造物质的过程，实际上是建设着一种在新型市场经济交换环境下的一种新的文化。我认为中国就欠缺这种文化，我感觉我们的企业是在创造财富倒不如说我们今天承担着在社会转型期中，我们在共同的创造一种文化。企业家本身显现的载体可能是做油条，可能是做电子，而深远的背后是创造一种文化。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这一代企业家所肩负的一种重大责任。我们100年来整个民族都挨打，到今天为止，假设我们按西方标准来做事，我们将永远挨打，我们必须用我们中国的特点来做事，这个特点的背后是一个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家特质，这解决我们中国特点。这个特点仔细理解，我感觉有点像中医理论和西方的西医理论。外资进入中国的时候，是用他的价值观，他的标准来做事的，外国的价值观有美国特性，他的企业进入中国，实际上是带着国家价值观和方法来的。像美国这种国家总是制造别的国家的矛盾从中渔利，到中国也是一样，比如我们国内著名搞软件的也投资，比如国内有一家公司是世界最著名的ERP公司投资的，打垮内部，把你搞乱，他的高端仍然是高端，他的价值观和方法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在中国的企业家一定要用我们中国的方法来做。

　　比如沃尔玛非常科学也非常规范，在韩国已经退出了，在德国已经退出了，在中国有些地方日子很难过，因为他用西方的规则和标准，中国的规则就是中国的文化。比如说我们现在国家领导人提出八荣八耻，我非常高兴，但是也有一点想法，在我们这一代人，上一代人需要教这些吗？我们现在要重新建设在新时期下的这个文化显得非常重要。

　　回头来谈沃尔玛，沃尔玛最优秀的一点是全球供应链，可是在中国行不通，中国是分销体系，一层层的分销体系，每个人为他的生存活在他的空间。但是沃尔玛在中国的时候全球供应链做不到，这个时候就挨打了。《中国企业家》杂志不知道从哪儿来了一个渠道，写过山西太原美泰好案例，这个案例没有很好的写下去，他的企业没有什么太多的规范管理，他所有的员工和所有的供应商，这样一个载体成为大家生存的必然之理，已经达到一种默契，如果按科学的管理完全不一样，于是所有在泰原的供应商都支持他，不支持沃尔玛，沃尔玛经常为别人制造灾难，可是在这儿没有做成。这儿的供应商连在一起，大家出资打击他。这个载体中是大家生存的地方，已经形成了某种由于文化浅规则形成的一种相互生存的依赖环境，如果按科学是不成立的。当然这种东西可能难复制，但是这个地方是成立的，也许有很多这样地域性的文化东西来抗击外国。中国特点有一点奇怪，我正在写关于中国企业发展轨迹与规律探寻，中国的轨迹非常诡秘，西方先进东西在中国未必能用，以前成功的经验今天未必能用，不同地域的成功经验也未必能用，背后是什么？我认为就是中国文化的浅规则。当今天这种浅规则被打乱的时候，我们企业家今天在创造企业辉煌的过程中，看上去是通过我们的产品带给人们一种生活，带给人们的东西的背后是在建立一种文化，如果说你的企业能够做的好的话，一定会形成你的企业文化，也许这种不同的企业文化之间你寻找有共同的浅规则，也许能构造成我们中国未来强盛的东西，也许中国用这种浅规则来做，西方进来必须按照我的规则做，如果你学习它永远挨打。所以我觉得作为企业难就难在他的责任。他是一种创造人生的价值，这种价值在中国特性转型的时候，为我们中国在未来在世界上不挨打，承担着很多东西，他是在创造一种新的文化。我觉得我们所有的企业家，这才是肩上最沉重的最难以逾越或者是最困难的东西。这是我的体会，谢谢大家。

　　牛文文：

　　丁总没怎么说上海，看来是不好说。

　　丁玉章：

　　我说一句。我生在福建，我在上海读书，留过洋，现在是教授也是企业家。我的企业长时间以来只要是上海的人就不要，但是随着发展我觉得这是极端的，怎么样去看，怎么用也是我认识的一个过程。

　　牛文文：

　　刚才大家讲的搭配起来勾勒了上海这个城市对商业形态的容纳，对跨国公司来讲是什么样的，对本土企业是什么样的。我觉得大家多多少少都已经能够看到一些感觉。

　　刚才谈的比较冠冕堂皇一些，有没有可能想一想，假使作为个人，来往于各个商业中心之间。比如在台北、苏州、上海全世界走来走去，谈一谈上海对你切身的一些事情，或者让你给上海提一点建议和意见的话会是什么样的。

　　李琨耀：

　　上海我来来去去很多，我们集团目前大概主要有六七个公司，现在在台湾大概有2万多员工，我们在苏州地区发展的比较早，大概三年前就到苏州发展。所以苏州现在大概有3万多名员工，将近4万人。最近因为我们有购并的关系，现在在上海有三个点，西门子的部分还有云南广辉电子，现在在松江的厂也是我们的。在上海现在有三个地点，大概有将近1万个人，在上海松江区这里，另外在金桥，还有社区有一个销售公司。最近跟上海政府官员有一些接触，跟上海供应商有一些往来。

　　我想在座很多朋友都说上海人很小气，欺负外地人。坦白讲，我们到香港没有这样的感觉，主要是因为经济发展程度的问题，一个很多国际体验行为的人，对国内的人在做法上比较本土的没有国际性的礼节的考虑有容忍的极限，所以有这种反弹。我们前几年到香港，也是被香港出租车司机欺负，以前表在跳的时候就故意动一些手脚，到店里谈价钱也经常会有这样的现象。在上海我相信这方面比较好，但是跟上海出租车也是不太高兴，跟北京不太一样，北京出租车都在抱怨政治问题。我感觉上海这种国际观比其他地方都要好，苏州市民跟上海市民对国际了解程度真的有落差，对国内其它都市觉得你没有看过世面，心理上会有这样的问题。

　　上海的这种精神代表了一种市场经济职业经理人所该技术的务实跟精明。这对于一个企业主来讲是好的，不是坏事，我们有这么好的市民，而且能够把成本弄的很清楚，对企业主是很好的人力资源。我们在苏州用的特别多，一半以上都是外地人，苏州人相对比较和善一些。苏州人生活环境非常安逸，喜欢在苏州，也不太想去和外界比较，很安心于苏州提供给他的闲适的生活。上海人一直希望跟国外最好的比较，公司相对要求多一些，要比较好的回报。因为这样的关系，上海能够吸引中国最好的人才到这边来。我知道我们的困扰是这样的，我们集团在苏州，我们在苏州园区有很大的工厂，一直往东边靠，从西边新区被吸引到园区，又被吸引到上海，这个没有办法。上海最好的就是最优秀的人才都想到上海，上海有最好的机遇，而且这个舞台是世界性的舞台，在这里有条件做一个世界级的企业。

　　刚刚陈总提到说上海金融中心能力的问题，能不能成为一个金融中心。我觉得问题是中国整体政策的关系，并不是上海个别问题的关系。今天上海有跟香港通过的开放程度，我相信所有的都会搬到上海，上海提供的人力资源，整个商务的氛围，整个华东三角洲附近提供的资源，加上全中国人才吸引的能力，绝对是有条件变成一个世界级的中心，当然牵涉到国家政策问题。总的来讲，上海我觉得小气，欺负外地人是一种精明务实精神的展现，当然对一些外地人来说不觉得奇怪，在这边住个五六年，也许会觉得外面来的人会比较土。

　　牛文文：

　　我经常听到江浙一带的企业抱怨说，为什么上海市把国际机场放在浦东，离海最近的地方？从浦东下飞机到浙江、江苏距离就非常的遥远，为什么不能把国际机场放在浦西，或者离浙江更近的地方。我想大家对上海还应该留下一些具体的想法、意见和建议。

　　陈昌华：

　　实际上我们每天面对的都是钱跟信息，这两个东西最关键，有钱、有信息就是一个金融中心。我自己在香港有办公室，我在上海也有办公室，坦白说我在香港办公室的时间绝对多于在上海办公室的时间。但是理论上我觉得应该在上海办公室的时间在香港多的，但是为什么我大部分时间都在香港不在上海？我归纳出来三点。

　　第一，在香港的话我要去海外网站很快，没有什么障碍，随时都可以看到。

　　第二，比如香港开个玩笑很简单，新加坡也是一样，只要你资本充足就让你做。中国不是这样的，中国到今天为止已经开放这么多年，在中国能做的非常有限，在WTO文件里外资券商不能做A股交易等等，金融交易要成功就要很多资金进来，但是中国整个金融制度还是非常差。

　　第三，就是钱的问题。很多时间我问分析研究员的时候，问他愿不愿意住在上海？他说无所谓，在香港所得税是16%，在上海如果按国际做了十年分析员的工资，起码要报40%的所得税，他说很简单，把这个差价付给我就过来。

　　牛文文：

　　我几提这三点都不是上海能解决的。

　　林明彦：

　　上海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我们可以从上海了解到中国的市场。刚才陈总提到信息，这个信息是稍微不同的一个信息，如果我针对的是中国市场，上海能够得到的信息远远比北京要少。因为北京到底还是一个政治中心，很多决策，很多中央部委都在北京。一个政策的决定，一个政策为什么这么决定，一些背景在北京可以了解的更多一些。上海了解的时候可能是滞后的，可能有几个星期的时间。所以这点来讲，不知道上海市政府有没有可能在这方面尽量缩短这个信息时间的差别。从北京正式宣布一个消息，上海能够正式对外公布的时间尽量缩短，这对企业选择上海是有很大的帮助。

　　如果说把上海跟香港比较，国外怎么看待中国的市场，国外对中国目前经济发展的情况了解，在香港同样可以了解到更多的信息。上海跟香港比较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差别，从企业的角度来说，就是法律的环节稍微不一样。香港商业法律也相对比较完善，上海方面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另外一方面涉及到金融，这方面的法律法规目前有待完善。

　　郑永刚：

　　我在上海待了八年，我觉得住的比较舒服。因为上海治安比较好，从企业来讲，我在浦东，政府的软环境服务非常好，我的企业北到黑龙江，南到广东，西到包头，差不多全中国没有我企业的比较少，大部分地方政府，前前后后也见了大概二三十个地方政府的市政府的市政顾问，上海的软环境我自己体会非常好。中国的企业可能跟国外企业不太一样，企业其实最需要的就是没有人管，最好有机会，我过去在宁波，我是宁波最大的企业之一，所有中央领导来，所有的外省市领导来我都要陪同，我觉得很痛苦，他们不买我的服装，也不干吗，就天天要我陪同我就很痛苦。到上海以后我觉得非常好。我们来了这么长时间，发展速度非常快，要说在上海发展很牵强，看你企业什么地位，要做房地产，98年来的时候浦东房子才二三千块，一下涨到1.2、1.3万块，跌个30%也不算为过。话又说回来，如果到香港买的话，咱们是一平方米，人家是一平方尺。这个问题我总体感觉，到上海是干什么这个很重要。不要像制造业大工厂到上海来，其实你根本不用来，到安徽贫困县买土地一万块钱一亩，还能给你政策补助。所以制造业怎么样考虑企业定位这是很重要的，但是企业总部如果战略定位要国际化的企业作为将来发展战略思路放到上海最好。从人才角度来讲，需要什么样的人这很重要，如果单一制造的话也不要到上海找人才，上海机会成本很高，人才成本也很高。但是我如果总部在这里，我们2万多人的企业总部只有30几个人，这30几个人，每人平均100万年薪的话我觉得也不算为过，这个要求不一样。到上海来的机会，我觉得应该是自己定位很重要。比如说我们收购大的矿业集团，我们一定要到东北西部，到这种地方参与机会。

　　我肯定看上环渤海湾经济，这是肯定的，15年前到上海来的都发财了，不用15年前，7、8年前来的都到上海，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我看上海浦东这个地方当时土地没有人要，当时法院、公安都在清查，人去楼空到底怎么回事，在追查贷款。那个时候就是机会，进来以后把烂尾楼修复一新，现在涨了好几倍。我讲过这么一个观点，上海现在已经到了25楼了，你要爬到35楼的话也只有不到三分之一，你要上两楼的话就翻了两番。所以我觉得这种机会怎么样考虑，怎么样把握，怎么样定位，这个是关键。现在上海就是机会，跟香港、东京、台湾比机会好的不得了，中国960万平方公里，从国家战略来讲，不可能上海永远发展，层次要求非常重要，你要干什么。我当年过来的时候，浙江、宁波特别反感，我们这么大一个企业，我们这么好一个名牌就过来了，他们不在其中，他不了解这个情况。过三年以后，我到浙江做演讲，说你怎么会先知先觉，其实我后来讲的不是这个概念，我讲的是企业发展战略定位决定了你企业要去哪里，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上海生活很好，至于上海人跟上海地方，我觉得这是老话，是过去的说法。上海本来就是一个国际化平台，计划经济时期为界，那时候有上海户口，上海当时非常优越，这是特别客观的。我们养了鸡，做了年糕挑到上海，上海亲戚给你一包肥皂一包糖，当时是这么一个优越的时代。所以现在再来讲上海人，我觉得我们就是上海人。早晨胡延照副市长讲，上海人不愿意做老板都愿意做白领，我觉得也不完全是，我们算什么人？我们也是上海人，98年就入上海户口算不算上海人？就是地地道道的老板，你到了上海就是本土化。100年前上海也没有什么人，只不过谁早来谁晚来的问题，我就是这个观点，你怎么样融入上海的文化这是关键。一个地区有一个生存空间，有一个文化，怎么样去融入它，这个很重要。你可以不到里弄去融入，你可以在这里融入，我看就挺好。谢谢。

　　周星增：

　　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讲了一句话说很爱自己的老婆，但是喜欢现在这个情人。曾经有个记者问我，你现在感觉到自己是温州人还是上海人？我说无论多大的年龄，无论到哪里，我都会认为自己是一个温州人。他说如果温州和上海比较，你更喜欢哪里？我肯定说更喜欢上海。就像刚才几位讲的，确实上海让我赚了很多钱，我在上海也开发了100万平米左右的房地产，让我成就了一个很好的事业，上海建桥学院，也算比较好的一个名牌大学。另外我们在工作过程当中，创业过程到了上海，政府领导、朋友和很多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这点来讲我们永远不会忘掉。所以前面我讲了喜欢上海的几点，不喜欢上海的几点，也是因为在喜欢的基础上才会提出来，如果我一点不喜欢上海肯定不会提，好不好关我什么事？所以我们确实希望上海做的更好。

　　上海这个城市是由动词和名词组成，我刚才一直在想，我们国家好象在所有省会城市当中没有这样的城市，上就是一个动词，我觉得是不是讨论上海精神，跟这个名字有点关系，海就是一种宽广，宽广的胸怀，海我们觉得也很神秘，有很多凶险，波涛汹涌，海的彼岸也很吸引我们。所以我觉得在上海做企业，一定要有一种冒险家的精神，敢于创新，敢于试一试。上海很可能会成为我们很多民营企业打上国际市场，走上国际的一个出海口。上午领导讲一般的人不要到上海来，上海包括招商引资来讲，劳动密集型不是特别欢迎和鼓励，所以我们到上海来创业，我觉得会有很多的机会，会有很大的空间，但是我们思想和实力上要准备好，情感上也高准备好，而且要能够融入上海文化。

　　丁玉章：

　　上海政府提倡过几年服务，这点我感觉比外外地官员政府这一点做的确实不错。第二上海离新事物比较近，上海自身的优越性也是为未来创造条件。今天早上的牛根生讲上海的缝纫机、自行车等等，它能够领先，而我们进来我们有什么能够战胜它。

　　牛文文：

　　留一点时间互动。

　　提问：各位嘉宾好，今天我有一个问题，关于精神食粮，每个人对金钱的需求非常大，每个人都考虑怎么样在金钱上有更大的利益。改革开放以来，企业家在上海发展，同时从广州到上海，很多精神上的偶像也跑进来。这些对我们的企业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周星增：我觉得人的需要有物质和精神两方面，我前面讲到自己很幸运，生活在这个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同时我们自己也得到很多财富。但是有时候我自己也觉得很悲哀，精神方面的发展跟不上物质发展的需求。有一本书上说，众生万象、众欲浮躁、伦理颠倒，我们经常看到假药、假酒，为了一点蝇头小利拿别人的生命开玩笑。这种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在我们中国，作为一个中国人会感到悲哀。人得到的满足，物质其实只是很简单的低层次的需求，更多的是一种精神的回报。我可以举个简单的例子，曾经有个朋友，他说建桥学院投资了多少？我说投资了五亿多，他说我刚刚有个五星级酒店也投资了五亿多，我真愿意用两个五星级酒店换你的建桥学院。我说200个也不会换，那是我劳动成果，是我精神快乐的源泉。有时候想想心情有点不好，到学校里转一圈，看看4000多个漂亮的女生还有什么不快乐的。我觉得钱用在不同的地方会产生不同的含金量。就像我自己一样，我的衣服告诉我的秘书不要买一千以上的，我的衬衫在一千以下，因为我没有渴望。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一个人的要求精神比物质更加重要，精神代表的是永远的，物质只是暂时的快乐。谢谢。

　　提问：我有一个问题，关于中国政策的问题。这个问题可能跟陈总是类似的。刚才讲的跟中国的一些投资政策和开放有关，也跟早上国资委研究中心王主任提到的，所谓深化改革问题有关。大家都说要接着改革，问题在于什么叫改革，要改革的是什么。在一些政策面上我们看到有一些反复，比如对于外资金融机构开放的步伐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比如说对于中国企业到海外去上市，特别是跟民营企业红筹上市的政策，有时候放松一点，有的时候又收紧一点。对于外资投资A股来讲，也是有一个不明朗的地方。这些政策出台的背景，实际上作为这个市场或者说作为经营面来讲并不是很清楚，这些政策的考虑是什么？是出于一个主管部门一个部门上的权力方面的考虑，还是说确实有这样的需要出台这样的政策？是不是可以给一个机会，跟市场上多沟通，使政策制定过程更透明。这方面我想听听陈总和早上王主任的想法。

　　陈昌华：你这个问题是我们现在经常感到的一个问题，就我听一些朋友说，你刚才提到红筹，有时候放宽，有时候收紧，这是因为红筹有些要收紧的时候，可能在几个月大家抢着先去上市，不知道怎么样，政策不明朗，特别是在金融方面里面牵扯的东西比较敏感。我想可能不单是外资投行，可能是国内投行都是很头疼的一个问题。你的问题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以愿望来说的话，我们当然更希望中国是慢慢走向一个更加规范的制度，容许做什么不容许做什么很清楚，不会说一个时间涨，一个时间降低。我们希望中国发展更加往那边走。

　　提问：我谈一点看法。我刚才听了各位企业家在上海发展，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我是生在上海，长在上海，当然我的父母原来都是上海人。所以刚才听了当中几位讲到对上海的感情，又爱又恨，我也有又爱又恨的感觉。我记得十几年以前我在美国

留学的时候，也有一些同学从全国各地来，其中有北京来的同学当时讲，我最看不起你们上海人，因为你们都愿意住那么小的房子也不愿意到外地去。当时我跟他争论，上海去了几十万到新疆、山西，我很小的时候一个邻居都到

马鞍山，所以我觉得你这样讲上海很不自在，有这样一种感觉。回过头来想想，上海也是存在很多问题，比如上海本土出来的企业家就比较少，而且改革开放20多年，在以前很多品牌现在都消失了，你说上海政策上面就没有一点问题吗？我想应该有。早上的时候阿里巴巴马云讲到过，那个时候确实存在，政府里面往往比较看重外面来的500强，对本地创业的企业重视不够，我觉得恐怕是存在这样一个问题。所以我的看法，上海一方面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另外过去几年确实很多地方，对上海是有一种又恨又爱的感情，一方面上海作为一个开放的窗口也挺好让外面看看，一方面总觉得不舒服，总有什么毛病在里面。这个心态包括中央恐怕都有，但是没有办法。我的意思是很多事情已经这样存在了，也这样的原因，有的地方上海政府没有做好，但是有一部分也没有办法。刚刚陈总讲的所得税的问题，一点办法也没有，我不是政府官员，但是我有一些朋友在上海市政府做，我就知道他们曾经提出过，他们希望吸引香港人来，可不可以地方所得税退回去。但是一句话就顶回来了，没有这个权力，这个税是中央的，所以他是没有办法的。刚刚李主任讲到，跟新加坡、香港比，我想这个就是上海应该付出的代价，没有办法在很多场合，很多地方跟香港、新加坡进行竞争。

　　最后周总也讲到基金会，我现在在一个基金会工作，所以我也很有体会，现在企业捐钱很困难，以前基金会是政府下面，那个时候能拿到钱。我们大家不管来到上海多长时间，大家一起努力改进，对上海的环境进行改进，对它进行批评也是一种改进。

　　提问：感谢主编给我这个机会。刚才各位非常优秀的企业家们探讨了上海的城市精神，不管城市精神是嫌贫爱富还是有很大的包容性，我觉得这都是客观存在的，关键是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我觉得对于很多做企业的朋友来说最需要的是国际化的平台。而我作为一个中小企业的一个小小的企业主，我有一个关于企业家特征的一个提问，这是我的一个侧重点。刚刚有很多企业家从自己的角度来谈上海这个地方，可能更加需要一些有实力，有很大经济背景或者说有一些创新的，比较明显的这种特征介入比较好。但是我认为，我的目标，作为一个中小企业主的目标，我的目标也是要把自己的企业推到国际化的市场，我非常看好这个平台。但是在目前经济实力并不是特别雄厚的时候，我也想在上海去融入，去接触更多的信息，或者说去打开一个更新的市场。你们对这些跟我一样中小企业主有这样梦想的群落，能不能群策群力出点主意，谢谢。

　　郑永刚：中小企业是对社会最大的贡献，大企业实际上是国家和民族的一种象征。所以像我们这种企业，实际上在国内算是500强大企业，其实在国际上也是一个中小企业。你讲的国内的中小企业，首先我觉得要寻找机会，因为你没有机会的话就发展壮大不了自己，所以跑到上海来的目的也就是要寻找机会，这是第一个，就是说没有机会肯定做不大。

　　第二，你要看到它的一个发展空间。上海下一轮实际上是一个现代服务业和金融中心发展的平台。你如果做一些产业或者制造业，可能在这儿机会成本会很高，你会考虑到这儿应该是做一个总部，或者是把你制造业基地放到机会成本低一点的地方。

　　第三，我觉得你还是要寻找国际化的一些大企业的合作，这个很重要。我们这些企业十几年前都跟那些国际大企业分别有合作，我觉得这个合作很重要，现在上海留下的大部分国有企业都是合资企业为主，自己的这些企业把人力资源和土地资源都释放出来了，企业是倒闭的。所以说你要攀高青，如果靠你自己仅有的一点资本，或者仅有的现在这样的基础，如果没有特别好的机会的话，可能要想做大，这不是在上海都能做大的。

　　丁玉章：我不太同意机会。你的弱点就是我的机会，做任何都是机会，而我觉得你去评判一下自己，你的能力是什么，你的生存与发展的资源是什么，你哪一点能行。从我们从小吃饼干到现在还是饼干，但是饼干已经变化了多少？今天如果有个特殊饼干，也许又是你的机遇。他知道我与人相处怎么样构造一个团队，不一定资金是资源，我觉得你的生存与发展的特点是什么，而不能定位不清楚，我觉得并不一定说哪个机会来了，真正的机会不一定是属于你。

　　牛文文：

　　我们第一场的讨论到现在。我觉得六位嘉宾对上海和企业家又爱又恨关系的切身描述，对上海本身非常有价值，对于想来上海或者已经在上海做生意的企业家也非常有价值。今天我们把这个论坛搬到上海来，不断来探讨这个问题，是希望再过三五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这个问题已经不存在了。当

中国经济强大到一定程度，中国本土企业强大到一定程度，上海自然而然成为一个本土企业的总部，那个时候我们不用再探讨这样的问题。我希望那天早早到来，感谢在座的嘉宾。

　　主持人：

　　正因为上海有如此魅力，有来自不同地方的嘉宾。再次感谢各位嘉宾。接下来是一刻钟的茶歇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