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内专家齐聚燕园 开坛论见共话责任

　　业内专家齐聚燕园 开坛论见共话“责任”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调查专题座谈会全场纪实

　　调查现在进行时

　　主持人童书盟：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院长助理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调查组委会秘书长

　　感谢各位！在这样一个夏日的午后，在宁静的北大校园，我们很荣幸邀请到来自学术界和来自媒体的各位专家参加今天的座谈会。在这里我代表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调查的组委会向各位的到来表示真诚的感谢和热烈的欢迎！

　　遵照厉老师的建议，我们这次座谈会只给大家准备了茶和水果，招待虽然简单，但我相信在座各位的智慧和经验一定会带来一场思想的盛宴。接下来允许我介绍各位到场嘉宾。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院长，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社长刘东华先生，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村长廖晓义女士，本次调查委员会的专家成员、著名金融专家郑伏虎先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副教授、民营经济研究的副院长王咏梅女士，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金融系副教授姜万军先生，他也是我们这次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课题组的组长，我们调查的理论依据就是出自姜老师领导的课题组之手。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袁钢明先生，《英才》杂志社副社长董丽莉女士，《环球企业家》杂志社董事总经理陈婷女士，《环球企业家》杂志社的副总经理傅继红女士，《经理人》杂志社总编辑扬俊杰先生，新浪财经频道主编孙存照先生，新浪网是我们这次活动的独家网络媒体支持单位，刚才王石先生和廖晓义女士在新浪的财经频道上做了一个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视频直播，受到广大网友的关注。

　　今天在座的各位大多数都是这次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调查专家委员会的成员，还有几位正在路上。关于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调查，我在这里利用几分钟的时间简单把调查工作的进程情况给大家做一个汇报。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调查最早是去年的8月份开始策划的，当时厉老师给我们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说既然做调查就一定要有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因此在厉老师的倡导下，从去年8月份开始，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和光华管理学院姜万军老师为首的几位教授，成立了一个中国社会责任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的课题组，专门的就企业的社会责任的评价体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也进行了大量的实践。在经过三轮专家反复论证的基础上出台了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一个评价体系。今天下午的新浪的网友问我们做调查有没有评价体系，我可以很欣慰的告诉大家，我们已经有了这样一个评价体系，当然这个评价体系还在不断的完善、在不断听取各方意见的过程中，我们整个研究过程得到了厉老师的亲自指点和严格要求。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调查活动在今年7月9号召开了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宣布调查活动正式拉开了序幕。作为联合机构，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中央电视台、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等学术理论界及新闻媒体都在尽心尽力的推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欧商学院、长江商学院等商学院的学生也在积极参与提供案例 ，我们还设立了商学院“责任中国案例奖学金”。

　　到目前为止主动报名参加调查的企业已经有150家。这当中包括大型国有企业，如中远集团、中信集团、中石化集团、中化集团、中国机械工业集团公司、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招商局集团、中粮集团、中国建设银行、中凯集团、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等；股份制和民营企业如联想集团、招商银行、平安保险、海南航空、万科公司、苏宁电器、建龙钢铁集团、物美集团、正泰集团、TCL集团、华普汽车、格兰士、蒙牛集团、华立集团、养生堂、雅昌企业集团等；跨国公司在华企业如微软、摩托罗拉、陶氏化学、爱立信、美国铝业、飞利普、联邦快递、索爱、诺维信、DHL、UPS等公司都在填报数据、准备案例。

　　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很多中小企业尽管眼下规模和利润不是很高，但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已经做了很多事情，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评价体系和指标设计不设立规模和利润的门槛就是为了发现良性成长的中小企业。

　　这次活动之所以能得到各方的响应和支持，我想首先在于我们所做的是一项公益活动，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调查，而不是简单的一个评选和排名，这个调查有理论依据，有评价体系。更重要的是我们有一个强大的公正的以厉老师为首的专家团队。

　　在这项工作推进过程当中，我们的专家承担了很多的工作，包括推荐十家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提出最缺失社会责任感的十大事件，最后调查结果发布的时候，各位专家还有发表评议等等很多工作。这项调查是一项公益活动，大家没有任何报酬，都是尽力在做这件事情。包括今天王石专门自费从深圳飞过来，做完新浪网一个45分钟的专题直播节目，然后再飞回去。我们北大的学生和其它学校的学生都在义务做这件事情，我想这都源于我们共同的责任。

　　希望通过这次调查活动能够真实反映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现状。现在调查的第一个阶段主要是数据库的建立，我们现在已经建立了一百多家企业的数据，我们争取做到五百家企业的数据库，这个数据库建立起来的时间预计在9月份，9月以后是数据的分析阶段，分析阶段将会引入公众的调查公司，再根据公众调查结果对这个数据做分析和排名，还有案例分析和实地考察，到了11月末就会有一个调查结果出来，届时中央电视台及30多家媒体会向全社会公开发布。

　　接下来请厉老师为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调查发表讲话，大家欢迎！

　　调查的“中国特色”

　　厉以宁：经济学家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院长

　　首先感谢新闻界、企业界、专家学者给予我们这个活动的支持。现在都谈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对社会责任应该有一个评价体系，有了评价体系，指标都很齐全，而且就可以计分了。 如果完全凭印象，或者完全凭企业捐钱多少不行。履行社会责任不仅仅在于捐钱，因为社会责任是多方面的，经济上对国家做过哪些贡献，社会发展方面做过哪些贡献，其中也包括公益事业，所以这只是其中一个方面。

　　还有跟企业本身资本的大小有关，假定一个企业很小，而它的确捐不了太多的钱，但他同样可以成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一个企业。 这不是靠规模来相比的。所以我们后来决定先从课题研究开始，所以姜万军教授就带了一批专家承担了这个任务，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经过很多讨论，我也提了很多具体的意见，现在已经有初步的成果出来，是在学术方面做了一个准备，更重要的是让社会让公众知道这个事情，希望让更多的企业参与这项活动。

　　我最近在南方调查的时候跟我们一起去的有一个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的副主任，也是一个境外企业家，他讲中国种柑橘最好的地方是在江西南部，湖南的南部，广西北部，福建这一带，他说我想帮助中国农业，就选了一个地方是重庆，他讲橘子不能过淮河，如果过长江就差了，他说我刚刚选这个地方的时候，就问三峡地区的移民都到哪个地方去了，所以他决定投资，帮助农民种柑橘。明知道这个地方的 柑橘不如江苏，不如福建，这个就不在于赚钱的问题了，我感觉到能帮助农民找到一个产品脱困，这就是责任，从这里让我感觉到这个事情很有意义。有些人考虑到同样是两个项目，一个项目肯定系是利润率比较高，一个项目是利润率比较低，为什么有人选择利润比较低的企业？帮助农民，这就是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这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现在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通过专家的论证，我们把企业家的案例也拿出来讨论，有三点希望，比如齐齐哈尔的制药厂，出假药，这肯定是不负责任的企业，这个企业可能做的很多好事，也许在某一个方面做了一件坏事就不行，这样的话我们也对这个企业负责。譬如说有些超市卖过期食品，某些境外投资的企业，台资、韩资对工人特别苛刻。我在广东调查的时候发现他们一天工作要16个小时，进去包括做准备时间都算在里面加起来是16个小时，而且没有休息，及其苛刻，像这种事件是不负社会责任的。第二件事情最过分的是拖欠民工的工资，农民工好不容易挣来的钱，却拖工资。在浙江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我欠你一个月的工资，下个月还来干，如果下月不来干的话，这个月的钱就丢了，如果欠你半年的工资，更来干，如果不来干的话半年的工资就没了。第三种是食品安全和医药的安全，这是关系人的生命安全的。这种例子说明这个企业是不负社会责任感的，这个企业可能也捐了钱，捐给希望小学，但是这种企业捐是捐，好是好的，差是差的，这种东西是不能够相互抵消的，希望我们在推动这项调查的时候，对于这种现象多注意一些。

　　企业社会责任调查，真要搞成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来关心、关注这件事，对全国产生影响，还有赖于更多的企业家参与。刚才主持人报告说已经有一百多个企业参加，这是很好的，因为这是滚雪球的项目，我希望这个项目越做越好，再次谢谢大家。

　　主持人童书盟：

　　谢谢厉老师。下面请姜万军老师对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课题研究情况作些介绍。

　　姜万军：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

　　我简单把我们做的工作介绍一下。这项工作是去年8月份厉老师提议做这么一个课题，我们一直做到今年的4月份，花了七八个月的时间搜集资料做这个课题。关于企业社会责任，最近通过研究我们发现，这个潮流或者趋势应该说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也就是说不管这个企业你承认也好接受也好还是被动被人推着往前走也好，只要你从事企业就离不开这个环境，这个环境在变，也就是说企业运行的规则在变。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出发就设立了一个评价体系，也就是说通过评价体系本身，我们希望通过这套评价体系对企业提供一个指导，当然了也是我们评价的时候的一个依据。原则上我们分了三个大的方面：

　　一个是传统的对股东或者说经济方面的贡献，经济方面的贡献。包括企业雇佣的员工，企业有关的利润，包括企业经济增长的这些情况，这个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对社会方面的贡献。从企业纳税，从企业雇佣员工的多少，对社区的贡献，甚至一些捐赠等等也是我们考虑的一个范围。

　　再有一个方面是对环境方面的贡献或者说对环境方面的一个保护。对企业来讲，社会对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地球只有一个，你把它毁掉以后，好多不可逆转的损失是对社会，对人类的一个罪恶。我们从排污，到清洁能源的使用，到企业环境方面的一些有关评价体系是不是建立了，我们也做了一些指标。

　　在这三个方面总共有22个指标，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也就是说从经济、社会、环境三个角度，22个纬度来评判企业对社会总的一个贡献，这样来建立企业社会责任的这么一个评价体系。

　　主持人：这些评价指标最后变成了一个表格的形式。股东权益责任，社会经济责任，员工权益责任，法律责任，诚信责任，公益责任和环境保护责任，可以量化测评。

　　廖晓义 ：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负责人

　　说到社会责任，我们作为第三部门，是非盈利组织，企业作为第二部门，叫做盈利性的团体，政府当然是第一部门，按照现在社会学的分类。企业作为第二部门，本身有三个责任，一个是作为生产者怎么样选择一种可秩序的生产方式，这样不仅仅是造福于社会的问题，自己还能生存下去，也是一种智慧的管理和智慧的发展。第二个是企业也是消费者，这种消费者不仅是作为生产者在原材料的消耗意义上的消费者，而且是作为企业员工，他作为消费者，选择什么样的消费方式，也对这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对于所谓绿色经济、可持续经济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影响。

　　第三个自然是公民，有时也叫企业公民。作为企业公民来讲，如何对于社会正义，对于社会公正、环境保护的一些公益活动，能够做一份贡献。我想大约我理解是这三个方面，从生产、生活和社会公民的角度来谈。

　　主持人：接下来我们请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袁钢明先生发表他的见解。

　　袁钢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我简单介绍一下，我得到这个调查活动消息的时候，我觉得非常重要，就像刚才厉老师说的，民营经济学院成立以后，要做一两件影响大的事件，我觉得这个学院把这个作为重要的方向性的事情非常好。民营经济研究院成立的时候，我以为重点是讨论民营经济发展的障碍，我们这二十多年一直没有解决，我们在上面还要奋力的拼争，而现在社会责任完全是另外一个方向了，他不是努力的去拼搏，去挣利润，去打拼，要在市场上生死竞争，不管别的东西，现在我们进入另外一个核心，宁静、平和，这是非常矛盾的，所以我觉得这是进入另外一个境地非常好。

　　我自己也经常到西部跑，我觉得我们国家这些问题太严重了，越来越严重，所以我们觉得经济越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矛盾的问题，冲突的问题越来越厉害了。刚才我看到宣传片里头有一句话写得非常好，是发达地区要关爱欠发达地区，要考虑到经济不平衡的发展。非常奇怪的，我们的政府责任到哪里去了，我们政府的政策，我们的资金全部都放到发达地区去了，他的理论基础是先让发达地区发展了有，财源了再让他们支持这些不发达的地区，我们现在过程还没开始，结果我们把这个责任给了企业了，给了个人了，这种事情是很严重的。

　　最近我们提出了一个很好的事情，针对企业捐赠的税收制度开始好转。有一次我们在中央台做节目的时候，话题是关于贫困的陕北地区，一个孩子考上大学，结果因为缴不起学费，借钱借不到，父亲自杀了，为这件事情中央电视台做了一个节目，我认为我们国家现在缺少像西方国家那些企业捐赠的这种奖学金的东西；但是另外一个人说，这件事情还不到，因为如果有捐赠的话，就会出现国家税收的流失。我说这个国家不允许企业向社会捐赠，非要把利润留到投资上去。这件事情回来我查了一下，的确很多企业家想捐赠，但是他受到了政府的指责，政府说他想逃税。现在总算过来了，这是两三年前的事情。

　　最近这几天有一个新闻，咱们国家对现在捐赠的事情确实考虑税收上的鼓励了，这是政策上的一件事情，其它的事情我很少见。比如以前听到的希望工程，大多数都是让民间去做，而政府还没有做，现在已经转折了，这个转说明国家已经开始关注这个事情，是矛盾的一个阶段。这种转是被迫的还是发自内心积极的，如果是被迫的话，很可能是矛盾没法承受的时候，他才做一件事，这时候的转移或者调整仅仅只是到了不平衡的弱势的或者没发展起来的这一部分的刚刚脱离生存困境的人，这还不够。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面对这样一些矛盾，还有很多认识上的，政策上的，还有技术上的问题。现在并不是大家不知道这件事情的道德，理想或者一种追求上的东西，大家不是不知道，只是说现在我们还不到这个阶段，我们还要有一个过渡的阶段，我们社会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他们会做的更好，有了他们的力量社会做的才会更好。现在问题是你的差距已经那么大了，力量已经很大了，还不往这个方面转，所以我们现在说这种矛盾确实是很大。当然现在这个环境已经开始好转。

　　实际上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社会责任非常好的企业他们自觉的在做。在浙江有一个民营企业家，他跟我说的时候都是想着别人，他周围的人已经都富起来的时候，他还想着这些人还要更富起来，而这个人的企业并不是很大。我的感觉自己有一种矛盾，当时我们对“苏南模式”有一种影响，他是一个单体，这就是我们现在转折时期的一个矛盾，我们一方面想尽办法要把行政的，区域的，社区的或者福利化的东西，以经济的改革和市场化的改革要区别开来，现在我突然发现，他们做社区的企业特别好。我后来又到的沙钢他们做的也非常好，所以他们的事业也做的非常好，这里面有一些被迫的因素。河北有一个企业做的也非常好，是沧州的一个电脑城，他们在电脑行业在技术上是最先进的，他们在介绍的时候并没有多介绍技术，就开始介绍他们如何和当地的老百姓和谐相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发展过程中老百姓发生了巨变。比如说路或者是建厂发展起来了，和老百姓的关系如何，他们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都是成份不好，结果后来在压迫下，在残酷的环境下，他们干成功了，干成功了以后，他们就不忘过去矛盾激化的情况，所以他们特别注意干一件什么事情，就想着把村里的人都带动起来。他们不过多考虑如何降低劳动成本来提高企业效率，这种理念可以经常在民营企业中发现，调查中我们可以发现过去不知道的事情。我在基层经常能看到这些事情，我觉得我们现在经济发展确确实实到了这样的阶段，我们应该重建或者说升华我们对市场经济的看法，再往下还有我们个人的追求。

　　现在对市场经济的一种概念，一种方向争论不休，不管是追求财富也好，追求社会公平也好，这个争论推进了我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有时候追求公正公平的人搞不好，他就退回去了。有时候社会追求财富的时候，他相反对公平做的更好。我的想法是越来越的人开始认识到这个问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讨论升华的问题。市场经济改革二十多年来我们进入了矛盾很激化的时代，这是市场经济理念或者思想新的反思。

　　第二是企业文化，我们改革费了无数的劲，就是把过去的国有经济福利化或者吃大锅饭打破，好不容易出现了一个利润优先的东西，现在还没确立下下来，又出现了另外一个东西，就是刚才厉老师说得，企业太过头了。我觉得这次评审的时候要充分考虑这些问题，希望在已经调查中还要研究一下。

　　咱们在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后来不断的反思，发现当时我们引进西方文化的时候，日本在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也有矛盾，他们还有各种各样的完全非盈利的一些东西，我们国家一下子从计划经济跳到另外一头，缺少这些解决。职工工资的增长情况，职工的社会保障问题，这就是我们企业现在矛盾非常大的问题。到底是一个资本家的企业还是一个职工的企业，这些东西不能过头，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企业得不到社会公平，这一次指标的设置考虑到这个问题了。不管怎么说，我们发现现在很多企业开始注重职工，不光是工资上能够体现出来，而且各个规则上，各个社会文化上，企业内部各种福利保障上都体现出来，做这一点可不容易了，特别不容易。 我觉得从事这次调查，也可以提高我们这方面的认识，而且这确确实实是一个课题研究，我光看这个表的时候还发现很多问题，我觉得这次调查到底能不能成功，它到底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在某些矛盾的问题上，难以解决的问题上怎么样来解决，我觉得还是探索，我愿意为这个探索努力，愿意做这个工作，谢谢。

　　刘东华：《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社长

　　非常感谢。我们和企业界打交道比较多，比较密切，这两年企业界感觉比较低沉，尤其是企业家们感觉比较低沉。我们现在要做这样一个企业社会责任调查，首先要了解企业和了解企业家。表面上看企业是一个有钱的地方，企业家是有钱人，实际上在这个圈子里头大家都知道，周其仁说过一句话，企业家是这个世界最缺钱的人，因为他的梦想永远比钱多，真正意义上的企业不是靠资源的堆积，尤其是垄断资源，真正的企业是创业。什么叫创业呢？就是一个创业者发现了某种创业需求，他觉得可以很好满足这个需求，他自己可能没有钱，比如我想做这件事，觉得这个事特别好，但是怎么办呢，厉老师可能有钱，我这个事需要一百万，厉老师可能有五十万，我去游说他，最后他掏出七十万来支持我，他是我的天使。

　　这一百万对我来讲意义重大。我什么都没有，我就给厉老师，给这些有可能有能力支持我的人画饼，说服一部分真正相信我的人，支持我，把钱借给我，然后就上路了，我们知道绝大部分创业者都是失败的，只有极少部分人有可能成功，但是成功之后呢？首先他想办法把这部分钱还给这些投资者。

　　上次童书盟让我来参与讨论这个事，我说首先要了解企业是干吗的，了解中国企业的发展阶段，我说再穷的家庭，三岁的小孩，五岁的小孩，都是父母想千方，设百计要保护他的，不是说社会上需要有人献血，让我三岁的儿子抽血去吧，可能吗？中国社会发展阶段还是一个创业阶段。这些年也有一些调查，中国企业的平均寿命是两三岁，真正能活五年十年二十年的企业凤毛麟角，中国企业到今天为止第一需求是“生存”。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搞一个企业公民的调查，我给他们说，要求企业做企业公民没问题，但是我们是不是一个公民社会？你谁都不做公民，如果你政府可以合法去欺负他，你就要求他做公民，他还有法活吗？他就没法活了。所以我们首先要研究企业是谁，企业家是干吗的？然后再研究研究我们中国的企业今天的发展阶段，他是三岁的小孩，五岁的小孩，少年、青年，真正对家庭承担责任，对社会承担责任的，他是成年人，怎么也得25岁以上，就是他能挣钱，挣了钱以后他自己花不了，他有可能有条件为家庭做贡献，对社区来讲，对社区为更多的人做好事。我觉得现在中国的企业生存危机，就是中国要做一个健康成长的企业，要做一个阳光的企业家，我们中国的环境跟全世界比是比较恶劣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按照刚才说的创业型的企业，有多少十年以上现在有比较强的核心能力，有比较大的品牌影响力，现在在健康的活着，而且有远大发展空间的，大家想一想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了，就我们二十多年的发展，现在有多少健康的？有远大未来的民营企业？很多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我说国有企业是干吗的，国有企业是民营企业干不了的事情，如果民营企业能干，风险也不用国家承担，他自己承担投资风险，他还能给你养人解决就业，他还能给你纳税，政府就定规则，定标准那是多么好的时，我们看看全球五百强有几家是国有企业，全是民营企业。民营企业能逐步的建立核心竞争力。

　　我觉得中国的民营企业做到一定程度，刚刚具备一定的核心能力，要么夭折了，要么被收购了。前一段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三一重工”被“徐工”给收购了，到现在大家还在讨论，大家一想想徐工经过几年的调整，几乎把全部的干干净净的竞争，核心能力都装到一个壳里面，这个壳要干干净净把85%的股份卖给“凯雷”，徐工的高管解释说，品牌还是徐工，如果你卖给凯雷是给外国人打工。而中国的民营企业像做到三一重工这个程度的没有几家。就是咱们民间舆论，老百姓的舆论很多都不赞同，觉得民营企业收购这么大的一个国有企业，从心理上就受不了。我们对中国企业，对中国企业家的了解来看，今天中国企业的生存环境，就如何能够有一个健康成长的这样一个环境，现在我们觉得可能是非常非常急迫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

　　所以刚才我说成长得比较好的企业，要么夭折了，要么被收购了。再看看现在正在创业的，刚刚创业不错的这些企业，我们中国企业家杂志已经搞了六年的关于企业未来之星的调查，我们自己的叫法是中国企业的“鲨鱼苗”，找来找去发现现在做的最好的，成长性的企业，背后的资本大部分都是美元欧元，就是都是给外国人做，中国现在外汇储备全球第一，将近一万亿美元，然后我们的存款，老百姓的存款十几万亿，都在银行那儿趴着，我们企业发展遇到困难的时候，金融融资问题是非常非常难的。想创业的人，想找国内的投资者支持的是非常非常难的。我觉得现在这些基本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特别的关注。企业社会责任调查有没有必要？非常有必要。如果理解企业家们他们的困境，他们的烦恼，我们再跟他们说这事，他们可能更容易接受，不然的话，他是一个小孩，我天天想让他为我们这个家庭做这事做那事，可能就比较难。

　　另外，现在我们说企业社会责任，我们对他的很多要求，都是一个企业要生存，要健康成长是必然的，他不要说承担社会责任，他就说我这个企业生存本身，我要做一个好孩子，我就必须怎么做。比如给企业做体检，什么样的企业是健康的，企业文明，你对股东应该怎么样，对政府应该怎么样，对社区应该怎么样，企业的基本伦理，这都是做企业最基本的东西，我觉得最基本的东西，还没有能够解决的时候，如果你对他提更高的要求，可能就有点不太符合实际。所以一个是根据中国的企业发展状况给他做体检，对他提要求，他自身要发展，必须要做的一些事情是什么？再一个是和社会的互动，我觉得中国年轻的企业是小孩，需要呵护，稍微时间长的企业，我也有一个比喻，我说好的企业和企业家就像带着一群孩子赶路的母亲一样，她的责任是非常非常大的，怎么能够把企业研究明白，然后再看看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这个政府，我们这个政府对企业应该尽的责任是什么样的；然后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怎么和企业形成健康的良性的互动。

　　我开始说我们怎么看企业，如果你把企业看成一个钱袋子，看成一个有钱的地方，我很早就跟一个企业家说，你做的越成功，这个世界的人就觉得你欠他们的越多。中国的企业因为他都是小孩，他都是在花钱，所以我觉得我们如何把对企业和企业家认识的误区能够扩清，扩清了误区以后再做调查，就会做得更有价值，基于对企业家的理解，我觉得咱们这个评价体系和价值趋向本身，实际上可以稍微做一些调整，就是中国企业目前的生存环境和成长阶段，我觉得这里面应该有这样的一些调查，基于这样的一些调查，然后再来看看他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对自己，对社会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刚才袁先生说的给我很多启发，也非常有价值。我觉得如果在调查中如果能提出一些非常有价值的问题，能够让大家去思考，去讨论，对社会就是很大的贡献，对企业的健康成长也是很大的贡献。

　　撇清企业社会责任的“误区”

　　姜万军：

　　我评论两句，我同意刘社长对中国企业现状的看法。但我不同意把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单纯理解为强迫企业做这做那。

　　我想强调两点，这个企业社会责任，首先说他不是让企业掏钱或者说捐赠，肯定不是这回事，所以说社会责任应该不会伤害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其实企业社会责任它是一个习惯，就是像小孩一样，他从小没有养成好习惯，你能指望他长大以后变成好孩子，所以不在企业的年纪大小，不在企业大企业还是小企业，企业社会责任应该是大家都遵守的社会习惯。

　　基于这两点的话，我们的评价至少从目前看，我想应该是有意义的，也就是说首先我们对企业社会责任本身是一个全面的一个概念。

　　厉以宁：

　　企业最大的社会责任就是生产，提供好产品，供应于社会，服务于社会，把这个去掉了，结果你生产的产品都卖不掉了，这有什么用呢。

　　刘东华：

　　所以我觉得如果这件事，比如大家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误区能给他理清， 也是我们调查的重点，因为现在有很多认识和理解上的误区。

　　郑伏虎：资深金融专家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调查专家委员会成员

　　我更同意姜老师的意见，刘社长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从实际操作方面考虑少了一些。我感觉通过这次活动，能取得两个非常好的效果。一个是系统建设，即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系统建设起来并逐步完善，以前没有这套系统和标准。第二是刚才袁老师说的，通过这个活动让企业形成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里头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通过什么将大家笼络到企业来，大家一起奋斗，但奋斗的目的不是为了钱。袁老师调查过很多单位在这些方面做的不错，这些企业经营的目的是让大家都富裕起来。其实人对钱的需求并不是很大，企业家选择投资趋向的时候，有许多人也正如厉以宁老师提到的是从脱贫角度去做的。

　　这次活动能取得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就是我们了解一下自己的家底，我们中国的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上是什么样的一个现状，有没有可以比较和借鉴的。横向比较，比如我们跟西方国家比一些，我们哪些方面做的不错，哪些方面做的不够。现在的一个实际情况，是处于垄断行业地位的国有企业，他们有资金并且已经做了一些事。对于那些生存问题还没解决的民营企业，通过这次活动，能让他们了解到自己应该做什么，应该在哪些方面跟别的公司对比，把承担社会责任当成一种公司的文化。我1988年刚毕业的时候，中国的大企业都按照国家的要求，对刚分配来的大学生，要求到偏远地区挂职锻炼。这些人锻炼回来后，工作位置还有，公司或者单位给你提一级并有相应奖励。由于国家处于转型期，后来这方面做的不太好，虎头蛇尾就没了。在企业承担社会责任问题上，很多事情没有推广开，也有宣传不够的地方。

　　西方媒体一直以一种歧视的态度在说中国，我从90年开始，先后在国外总共工作了八年，我的感觉是西方媒体在提到中国时，不是说中国明天经济要崩溃了，就是说明天中国会给世界造成危害，就这两条。只是到最近才稍好一些。

　　今天在座的媒体朋友多一些，我的意思是，你们应该站稳立场，对一些问题发表意见。如代表美国在华投资利益的代言人中美商会，他们在雇佣人员和组建工会方面就有违背企业社会责任感的地方。

　　我当然更关心最没有社会负责任感的企业了，我选出的这些事件基本上囊括了刚才厉老师说的那些，像韩资公司搜身、打人事件。对这些事情我觉得媒体头版新闻应该天天炒的，外面不是说中国的人权有问题吗？中国企业打人的问题有，但是太少了。我为什么非要韩国人的钱，没必要。 你们下次有机会采访的时候，问问全世界所有年产汽车超过200万辆的国家，有哪个国家的出租车不是用自己品牌的，我们北京跑的出租车都是韩国的，这是政府应该管的事情，但实际并没有。

　　这次活动和调查，我们对中国的贡献，或者对整个中华民族的贡献，远远大于咱们今天谈的细节方面的内容，只要我们坚持十年二十年把这件事做好，更多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中国企业，将对中国和整个世界做出更多的贡献，我们大家也都将是这一活动的受益者，谢谢。

　　主持人童书盟：谢谢。今天下午在新浪做直播的时候，有很多网友发来信息提问，我发现提问最多的一句话是说，王石你有社会责任感，你能借给我点钱吗，王石回答说不能。 我觉得这是一个误区，部分公众和企业家都把社会责任很狭隘的理解为就是捐钱，而实际上社会责任的范畴，绝对不能理解为让企业掏钱。

　　“企业社会责任”的个性化理解

　　陈婷：《环球企业家》杂志社董事总经理

　　我自己觉得承担社会责任，不在于你有多少钱，也不在于你捐赠多少钱，而在于有没有这颗心，我们清华大学总裁班二十多个同学自发组织到新疆“盲童”学校捐助教育，这件事情是清华经管学院的老师提了一个建议，大家就自发来做，同行的企业家除了我是媒体人之外，其他大部分都是做得比较成功的企业家，这些企业家觉得承担社会责任，能让他们的灵魂变得更强大，能够回过头来对他的工作，对他的事业有更大的帮助。在新疆的时候我看到一个盲童，他是八年级学生，他见到我说的，阿姨，我的理想是成为音乐家，但是我不知道音乐学校在哪里，他在现场唱了一首万家灯火，因为他是一个盲童，当时我们二十多个同学全都哭了，包括很多男性的企业家也都哭了，当时大家觉得那种震撼，其实是这个孩子的心灵让大家看到了很多的东西，如果大家有钱的多出点钱，有力量的多出点力量，没力量的，有资源的多贡献一点资源，我觉得这个事情就做成了。

　　我为什么要和大家分享这个故事，从新疆回来之后，我发现我自己在杂志社做管理，我自己的境界有升华的感觉。我们做这件事情，本身不在于一个调查能完成多少使命，或者做多少事情，我觉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厉老师牵头做这件事情，我真的希望各界，能够唤醒关于社会企业的良知，不在于你能捐助多少钱，或者你能怎么怎么样，但是如果每一个人能够贡献一点点力量。

　　我知道在中国媒体圈子里面，如果你到西北那些地方看一看，你就会觉得那些人的苦难跟那些人是没法比的，再苦的企业家买一件西装的钱，可能足以捐助十个盲童来读书，让他们看见光明，如果我们做一件事情，由厉老师来牵头，我们每一个人能贡献一点点力量，唤醒大家的良知，让大家养成承担这种社会责任的习惯，如果有这个习惯的话，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刘东华：企业家的苦难恰恰就是为了要解决无数的困难孩子，就像厉老师说的，好企业首先他纳税，他纳的税，政府就是用这些钱做这些事的，所以中国企业家过去就提出了核心的理念，一个国家有多少个全球五百强，他的国力就排在多少位置。只有造就强大的企业，才能造就强大的中国，你好企业多了，纳税多了，国家有条件，有实力了就解决了这些问题。

　　袁钢明：这是我刚才批判地观点。

　　刘东华：我觉得我们可以展开讨论。政府二次分配，三次分配，政府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要掐他的动力，你弄得它没法创造了，他就不去创造财富了。

　　袁钢明：这个咱们就一致了。

　　刘东华：你刚才说的很多东西我是非常认同的，如果你不让它去创造，好多企业家是活在大家鼓励的目光当中的，他自己物质的需求早就解决了，早就超越了。为什么这个事这么有价值呢，就是我们导向，就培养他从小让他做好孩子。有时候我说，我们在北京，哪怕在北京下饭馆，我说多少饭馆经得起我们到餐厅里去看，大部分餐厅到后厨一看，可能就不想再吃了。咱不要说企业，就一个饭馆，你如果想生存的好一点，你能不能在你的顾客看不到的地方，为他用点心，你不要利用信息不对称欺负他，说这儿他看不见，我就欺负他，这个酱油可以用两块的，也可以用十块的，我就用两块的。企业稍微做的好一点，你要做一个健康的耗资，这是必须的。有的人觉得我挨了欺负，我在你看不到的地方我要欺负你，我们不要欺负他，让大家都有一种健康的心态，让创业者都有一种健康的心态。

　　郑伏虎：

　　这次调查可以给中国的企业一个基本规范，即企业社会责任这一块。西方的企业没有像我们受儒家的思想，他们在道德标准上没有约束，而我们中国人实际上是有这种约束的、有这种规范的。美国为什么在商学院开设商业道德这门课，其原因就是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美国的一些企业从事内部交易、欺诈等，毫无社会责任。我们现在处于转型阶段，能不能借鉴一下西方以前的经验和教训，给正在求生存、谋发展的企业一个指导，让他们少触暗礁。像《无极》电影剧组，拍完电影但是把环境给污染了。如果把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早点给他们说清楚，他们就不会毫无顾忌了，也就不敢污染环境了。

　　咱们现在更艰苦一点，确实咱们的环境不是那么好，刚才刘社长也说了，但是，咱们现在先把这个活动做起来，让大家都知道有人在监督自己，如同一个镜子在这里悬着，你要老实点，那么调查的目的就达到了。在承担社会责任感方面，如果能够在企业发展的时候指导他们，我觉得目的就达到了，咱们就做了一个大好事，功德无量。

　　投资角度来说，做项目时候的程序首先应该是先做环境评估报告。

　　刘东华：这些年我们做的事情，我们不但说，我们牵头做了很多事。如果我们非常了解他，非常理解他的前提下，然后对他提更高的要求，包括印度洋赈灾这个事，我们搞了一个很大范围企业家的竞拍，那一年企业家们灰头土脸，很多企业家给我打电话，作为企业家是不是有所行动，在致辞的时候我说，本来现在企业家心情并不是特别好，就是做好事的欲望并不是特别强，我说大家想一想中国企业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企业家真的没过过几天好日子，但是需要你站出来的时候，你必须站出来，这才是你。如果环境对自己不利，有点委屈，该站出来就不站出来，该做好事就不做了，那还是你吗，你表现出非常理解他，这种时候你提他，他觉得非常有成功感，如果这个时候你该死，你不行活该，他就不做了。这两年很多成功的企业家的干劲，真的在大家的目光和谴责之下都玩去了，我们看到是非常非常痛心的，他能拉很大的车爬坡，现在很多人都不拉了，如果大家对这个企业家了解的稍微多一点，知道他的心情，我估计厉老师很多学生都是优秀的企业家，但是这件事他的功德无量，的确是建立一个体系，一个价值趋向，什么样的孩子叫好孩子，从小要做好孩子。但是我们一定要表现的非常理解好孩子，然后鼓励好孩子，这样的事情大家都愿意做。

　　杨俊杰：《经理人》杂志社总编辑

　　个人角度来讲，刚才刘老师的话我们深有感触，还有一件事情是榜样的力量，比如有的企业环境确实很恶劣，但是有的企业有条件，确实是需要他们站起来做这件事情。

　　大家关注比较多的是企业，第二个是环境，还有一个就是就业。这些都是都是大家很关注的。对于企业来讲最主要的是赚钱，企业要生存，依法纳税，这样才更能承担社会责任。

　　目前最重要的是公众、企业关注了什么。第二到底企业的社会责任是什么，要教育我们企业，政府，要把这些作为整个社会价值观的推广，这样的话对整个企业的未来发展也好，对整个社会的发展都是很大的推广。

　　当前最大问题还是社会法制，企业的机制，市场的机制，经营机制都要建立起来，最关键的还是社会的价值观。现在很多声音，包括媒体、企业把很多问题提炼出来，告诉大家，告诉公众这种价值观怎么理解。

　　孙存照：新浪财经频道主编

　　今天很高兴参加这个座谈会，厉老师是我非常敬重的经济学家，在座的各位是我的前辈。我们新浪财经最早做独家的网络支持，坦白说从网站追求流量角度来看，这个话题的流量可能不会非常高，尤其在目前公众的环境下，为什么我们也非常愿意支持呢，其实有两点：第一点今天谈社会责任已经到了实施阶段，第二点作为媒体，我们有责任做这件事情。

　　今天听了大家的发言，有一点是共同的，企业来谈社会责任，我想说一点，企业做社会责任真正的驱动力在哪里，因为我们绝大部分都是媒体的，还有我们做学者的，没有企业参加，基本上是务虚的，怎么让它变成实际，如果这里面责任是共同的话，下面一个话题就是如何履行这个责任。刚才我们说了很多很多的问题，我认为确实企业不论大小，不管他赚了多少钱，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作为媒体来说，我们怎么样才为企业创造推动力，有一个最重要的观点，要为好人举手。 税收超国民待遇问题，我认为政府在社会责任界方面，要建立一个公平的环境，如果没有公平的环境的话，企业之间的竞争是不公平的，社会责任方面更不公平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现在为止我们不可能什么都做的尽善尽美，我认为我们媒体，整天呼吁企业竞争，可能他也不一定竞争，我觉得媒体可以做到一点，对公众来说，如果你这个企业做的非常好，公众又非常认可的话，这样的企业就应该做。我觉得中国媒体环境非常不好，他们什么都要求自由。确实企业有很多很多困难，政府要创造这个环境，企业要创造这个环境。如果你现在作道德谴责，为什么不给员工增长福利等等，他自己就没法承担了。

　　王咏梅：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

　　第一点我觉得社会责任可以帮助企业增长财富，美国的电视台在采访比尔盖茨的时候，问他说你为什么这么年轻就把自己90%财产都捐献了基金会？这些基金会把这些钱用在了非洲，用在了一些贫困地区的教育和农村建设上，说你是不是天生对穷人有同情人，后来比尔盖茨说，不是的，我是为了自己，我是美国制度的受益者，我不希望这个制度出现巨大的动荡和不安，在政府力所不能及的地方，我们应该拿出自己的力量，弥补这个社会的空缺，尽量的消除贫困之间的差距，让这个制度能够更好的稳定，这实际上是为了我们自己的企业更好的发展，他的这番话能够把美国的企业家去捐赠的动机表达的更加深刻，他不是处于平白的，简单的无缘无故的爱，他是处于一种对社会现实发展的理解，对自己命运和国家社会之间的联系，这样一个深刻的理解。

　　第二点，社会责任不是一个虚无缥渺的口号，他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从我身边的人，从厉老师说起，厉老师何老师这些年都过着非常简谱的生活，大家如果看到这两位老师的生活的话，就会知道我说的话了，他们把一些钱捐给了一些希望小学，前不久厉老师过生日的时候，他学生表达自己的心愿，希望给老师送生日礼物，厉老师一概都谢绝了，厉老师说如果你给我们送生日礼物的话，你们就捐献，咱们成立一个组织，专门为希望小学筹款，基金会还有正式的组织机构，每天都在运转，在各方面募集资金。 这是厉老师自己个人所做的物质上表达社会责任的一部分。

　　还有精神上的，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把教育、把培训送到贫困地区，像贵州的毕节是一个非常贫困落后的地区，每年光华管理学院，厉老师，朱老师等等到那边开各种工商管理的课程，去培训他们的老师，让他们的老师再去培训当地的老师，让高层次的教育去带动贫困地区教育的发展，这个都是光华管理学院无偿做的精神上的捐赠。

　　还有就是给当地政府政策建议，当地政府很多消除贫困、十一五规划的发展策略，都是厉老师带着课题组提出来的，而且每一个贫困地区厉老师都亲自带队去考察，举这些例子的话，我想说厉老师教给我一点，一个知识分子，当他深信一个信念的时候，他要身体力行，是脚踏实地做出来的，是厉老师每一节课每一节课讲出来的，是每一个课题研究出来的，我希望以后能把这种精神传播给更多的人，也使这次调查能够达到更好的一个效果。

　　董丽莉：《英才》杂志社副社长

　　通过这样一个调查，我拿一个很小的数据来举一个例子，我们04年全国企业的纳税总额是在25000个亿，其中前五百名的企业是有五千个亿。在04年全国一千大企业的公布上，我们排在前五百名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是5万8千多个亿，就是10%的一个比例，这个数据未必绝对的可比，包括跟企业家的沟通，哪怕是一个员工一个月四五百元这样一个基本的保险，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应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负担，但是这个企业 都把这个责任承担下来了，所以我觉得，通过这次在厉老师的主导下，在我们主办方的努力下，在我们各位专家、媒体通过这样一个指标的体系，这个调查活动这样来运作的话，这个企业家承担了哪些责任，还有责任上的缺失，再有就是他们还要承担的责任，可能通过这次调查活动回馈给社会，这可能也是我们媒体的一个责任。

　　主持人童书盟：谢谢！感谢各位专家的真知灼见，我们真是享受了一场思想的盛宴。关于社会责任大家还有很多话要说，这个讨论会一直持续下去，我们也在新浪及其他媒体开辟专栏讨论这个问题，欢迎参与。这里，我代表中国企业社会调查组委会，有这样一个观点，就像我们宣传片说的那样，责任不仅是心对心的承诺，更是脚踏实地的实践。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能力承担责任，就像两千多年前孟子有这样一句话：“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中国的企业家绝大多数都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我们希望各位专家继续给予支持，给予鼓励，也希望大家实实在在的付出自己的智慧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