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经济学教育：共性传承与个性彰显研讨会实录

　　由人大经济学院、人大财政金融学院和梁晶工作室共同主办的中国经济学教育回顾与展望系列之二——现代经济学教育：共性传承与个性彰显研讨会于3月18日上午8：30-12：00在人大明德主楼举行。新浪财经独家图文直播。以下为现代经济学教育：共性传承与个性彰显研讨会实录：

　　主持人 张杰：中国经济学教育回顾与展望系列研讨会第二单元现在开始，我们这个单 元的压力是相当的大，指定发言的是七位教授，还要预留半个小时的自由讨论时间，所以需要规定每一位发言教授的时间，不能超过8分钟，因为时间关系，我作为主持人，就不多说了，首先按照发言的顺序，有请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的李稻葵教授发言。

　　李稻葵：谢谢主持人， 的确时间压力很大，好在刚刚四位精彩的发言，重复的地方我就不讲了。我今天发言有四句话来总结。第一，要正确理解现代经济学，第二是中国经济学需要现代化，第三，中国经济学也必须本土化，第四，经济学教育在中国也必须要现代化和本土化。

　　第一， 要正确理解现代经济学，现代经济学的概念应该是比西方经济学更加的精确，现代经济学指的是从上个世纪20年代开始流行起来的经济学体系，具体说来，这是一个从上个世纪20年代开始的，引进了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经济现象的研究体系，我们称之为现代经济学，总结看来，现代经济学有三个重要的特点，一是具有相当的自然科学性，其中包括强调从假设开始，到推理，到下结论这个逻辑性，也包括强调以计量经济学为基础的经验研究，强调假设检验，这些就是自然科学性，我并没有说是科学，但是具有自然科学性。

　　第二，现代经济学有相当的包容性，就是它的体系本身是没有意识形态的因素在里头，是一套研究方法，这套方法在不同的环境下可以得到不同的结论，事实上在现代经济学体系下还包括了很多继续关注传统经济学问题的很多研究，比如说再过一个月，我们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和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联合聘请罗莫尔教授来讲学，他就是用现代经济学方法研究传统政治经济学里的剥削问题，平等的问题，收入分配的问题等等。他在经济学里是处于主流地位的，他以前在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西工作，现在被耶鲁大学的经济学系和政治学系聘做双职教授。

　　第三，由于是有一定的自然科学性和一定的包容性，所以现代经济学是传统政治经济学自然的传承和演进，也就是很多传统的问题，比如说剥削的问题，收入分配的问题，仍旧在现代经济学中得到讨论，而且就算是现代经济学一些常常被人诟病基本的假设，比如说经济人的假设，这个假设本身也是在演进，现在流行的实验经济学，就是在不断的更新和丰富经济人的假设。所以不能把现代经济学定格在某一阶段，说它是有很大问题的。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我建议逐步的用现代经济学的提法来取代西方经济学的概念，这里可能还有其他的含义， 我就不细说了。

　　第二句话，中国经济学需要现代化，原因是什么，我就不重复刚才林毅夫教授他们讲过的很多道理了，我只是想强调，这个是我们中国整个社会、整个经济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中国经济学怎么样现代化呢？我想需要在三方面来努力，一个是把现代经济学的核心的知识结构引进到中国的经济学研究、教学中来。第二是学风和研究方法的现代化，刚刚林毅夫也强调了，不能照搬所谓现代经济学里的一些简单的结论，要非常明白里面的假设是什么，前提是什么，在讨论问题的时候，也不能直接照搬他们的结论，也要讲究从假设到推理，到检验，这么一个理论创新的机制。这是研究方法和学风的现代化。

　　第三，我觉得学科组织方式的现代化，这个也很重要，包括怎么样组织学术会议，怎么样审稿，选各种各样委员会的成员，各种各样的委员会怎么样投票，怎么样运作，这套方式跟学科的发展是紧密相关的。还包括我们教师的聘任，教师的提拔，这套系统，我认为也应该逐步的引进现代经济的学术管理方法，这个可能是超出的经济学本学科的做法，是有一定共同性的。

　　第三句话，中国经济学也必须本土化。 以上几位已经论述了。我补充一点，即便是在现代经济学里，比如说以美国为重镇的经济学里，他们的经济学研究，事实上是带有很强的民族特色和国家意识的，他们所关心的问题，他们研究的假设，往往是带着本国经济的特点，比如说Joseph E·Stiglitz说的，在70年代关心的是滞胀的问题，以前关心的是失业问题，这是以美国经济为蓝本的经济问题，如果把他们关心的方法搬过来的话，显然对中国的实践是没有指导意义的。

　　目前在西方，包括美国的经济学家，他们关心的主要问题，所谓的前沿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从他们的生活中产生出来的问题。我举很小的例子，在我们的学校里，我们形成了一个制度，我们要把国际上所谓最主流的杂志拿过来，定期研读，读了几个月之后，同学们大都有一个结论，他们是，国外研究的问题都是鸡毛蒜皮的问题，我说不能这么讲，在我们看来是，但是对人家而言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比如说家庭经济学的问题，黑人和白人的工资差别的问题。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必须要本土化，不本土化的话，绝对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第四句话，中国经济学教育也必须要现代化和本土化，这里周立群教授讲了很多了，我只补充一点，我的感觉，在中国的经济学教育里，我们现在强调的比较多的是技术，我们引进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技巧教得很多，中国学生非常善于学技巧，这点跟法国学生很像，我们的基础训练非常的扎实。但是我们对道，对研究思维方式，对研究方法讲得不够，当然可能跟我们教师的平均水平有关系，所以不只强调术，更要强调道，更重要的是，我们还要在教学过程中培养志，就是对经济学的兴趣，这个不只是救亡强国，而且还要启发他们，作为知识分子，作为社会里有头脑，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个人，对社会现象进行观察，进行解释，进行争辩，关心社会上的基本问题，有了这些兴趣之后，才能培养出道，培养术，培养出新一代的经济学大师。谢谢大家。

　　主持人 张杰：感谢李稻葵教授，他刚才的发言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民族特色和国家意识，还有中国的学者喜欢关心大的问题，其实大的问题不一定是重要的问题。同时他又给大家阐释了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术”和“道”的关系，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下面我们请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吴晓求教授发言。

　　吴晓求：很高兴参加这个座谈会，我准备谈三个问题。一个是经济学的一般共性问题。经济学应该是一个辩证的逻辑体系，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任何理论都不可能是真理。这种变动的逻辑框架和逻辑体系实际上是有共性的。我想这种共性，从最低的层面上看，不会因为制度的差异，甚至不会因为水平的差异而有所差异。它们有很多是相通的。比如说市场竞争、公平效益、价值、透明度等等，这些问题都是经济学所面临的共性问题。

　　比如说对增长的解释、对增长因素的分析，比如说对经济行为的分析，这些都是不同阶段的经济学都会研究的问题，只不过因为条件的不同而发生了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是强调了共性。

　　当前我们国家在经济学的教育过程中，有两种倾向需要注意：一个是以所谓的本土化拒绝学习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这是要防止的。第二，我们也要防止以国际化为旗号不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简单的套用一些方法、模型来做一些检验，以此来说明中国的现实，这往往是不成功的。

　　很多用所谓成熟的模型和方法写出的论文，在我看来多数是垃圾。比如说你翻开很多文献可以看到至少有数十篇论文，谈到中国资本市场的有效性，谈到市场规模和资本市场的关系，来论证中国的购并市场是有效益的，但实际上他并不知道中国的制度结构。我的意思是说，在研究中国问题的时候，我们在了解一般理论方法的同时，必须了解中国特殊的结构。它不一定是合理的，但却是现实的；它可能有不合理的地方，可能需要改造，但是在研究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这种特殊的结构。

　　就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水平和中国产业的发展水平相比较来说，如果说中国今天的产业强调的是自主创新，那么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和中国经济在全球相比还并不一致。我认为只有在充分吸收了别的国家的一些新的理论、方法之后，我们的自主创新才能跟上来。当然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我认为它应该具有大国的意识。当然我们的战略在于转型，我们的大国意识体现在各个方面。我们也会成为经济学教育的大国，但是没有我们的产业来得那么快，因为我们在这个领域受到了太多的阻挠。所以我们一定要充分了解共性。

　　第二，我们也要了解个性。所谓个性，就是对中国经济现实的了解。因为任何的学术研究和任何的理论，都是有前提的。如果说这种前提在中国的经济社会中连现实性都没有，就会很成问题，这个理论本身、方法本身就成问题。如果我们不了解我们所研究的课题，我们所得出的结论就一定是荒唐的。胡鞍钢曾检索过CISSI的东西，40%是经济学的问题。但实际上中国经济学有大量的学术垃圾，真的没有任何的意义。要不就完全漠视中国经济几十年发展的成就，得出的结论非常荒唐；要不就是完全生搬硬套的把这些模型拿来印证，制造大量的学术垃圾。所以为了规避这种现象，我们在了解经济学的情况下，必须对中国不断变化的经济现实有足够的了解。因为中国社会正处于一种结构性转换的状态中，在这种状态下，我们会出现大量的问题。中国是一个大的经济体，如果对这些问题做一些归纳，是能够得出很多很好的结论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有产生经济学大师的制度背景，我想现代的中国就如同80年前美国那样。林毅夫教授刚才讲到的那个期待，我认为是有可能实现的，因为我们有这样的宏观背景。

　　第三，关于经济学的教育，我认为经济学教育最重要的是把握三条。先不说教师的问题，当然，中国的经济学教师问题是个最大的问题，有相当多的人既不了解经济学变动的一般趋势和规律，也不了解中国的现实，应该说阻碍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最大障碍是在教师。事实上我们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我们一定要给学生讲清楚经济学理论演变的历史。你不知道历史的演变，就没有历史的纵深感，就找不到归宿，也找不到未来，找不到过去，同时也找不到今天在未来的过程中处于什么样的角色。你还要讲清楚，这种经济学演变的动力是什么，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当时的历史背景是什么，代表人物是什么，主要的观点是什么，这个观点和前面的观点有什么样的不同——这些对老师的要求是很高的。所以说，一定要告诉学生，任何一个理论都是有条件的，从来没有一个理论把真理终结过，一个真理可能持续五六年，但迟早是要被抛弃的；一定要告诉学生，不要产生一种理论崇拜，我认为任何人都是在一个阶段有一定的贡献，他只是一个阶段的产物。

　　第二是系统地介绍中国社会不同阶段的变革，以及这种变革的原因。要告诉他们每一次变革都是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调整的结果，这种结构的变化是一种革命。要告诉学生理论到现实的过渡，很重要的是通过政策的层面过渡，只有政策层面可以和现实近似，要讲清楚这个逻辑过程。

　　第三，我们要告诉学生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有很多，同时要告诉他们，分析方法不能说哪一种是好的，哪一种是不好的。之所以用不同的分析方法，只是因为要解决的问题不同。千万不要说哪一种方法是最优的，最好的。

　　我希望这三个问题在经济学教育过程中能引起一定的重视。谢谢大家！

　　主持人 张杰：吴晓求教授为我们提供了一些观点，他非常尖锐的提到了学术“垃圾”的观点，也同样强调了历史视角的重要性。其实早在2000多年前，孔子就说过“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这里的“温故”指的就是熟悉历史、懂得过去。我们大家以此共勉。

　　下面请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姚洋教授演讲。

　　姚洋：我谈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引进，一个是我们在引进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我觉得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引进和我们90年代的改革是分不开的。80年代的时候，我们开始了思想的解放，我们没有真正进行实质性的改革，90年代是我们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非常关键的时代，我们有了对现代经济学的要求，我们有了市场，拿原有的理论去解释已经无法解释了，不好用了，而且很多操作层面上的东西无法去用。现代经济学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很大程度上是解决操作层面上的问题。在现代经济学的传播过程中，梁晶工作室、北大出版社、人大出版社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像博弈论那本书出版不到一年就发行了25000册，我非常的吃惊，这本书是非常专业的一本书，能够像畅销书那样卖，可见需求是非常大，说明了引进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另外一方面，我谈一下问题。我自己编经济学季刊，很多稿子拿来一看，明显的像一个练习题似的，看不出来他做的东西有多大的作用，但是用的数学工具和模型非常复杂，只是把别人的模型改了，自己就开始推导了，然后说推导的东西是正确的东西。刚才稻葵讲到现代经济学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科学性，但他也说经济学还不是科学。我赞同他的后一句话，经济学更多的是接近于历史学。它是讲一个故事，一个模型就是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要讲得好，要讲出新东西来，相信不相信是读者的问题，你可以不相信。经济学不能说马上做个实验，所以就会出现五个经济学家有六种说法情况，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一些人对模型到了非常崇拜的程度，凡是模型告诉我的，就是正确的，只要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生产者利润最大化，最后就推出结论，这种是非常普遍的。一方面他是没有理解什么叫做经济学模型。我们知道，做一个模型时我们已经知道结论了，然后我们来写一个模型，来验证我的结论。有人说，我想证明一个东西老证明不出来，实际上你想证明什么都可以证明，关键假设是什么。经济学是这样的，你的假设要经得起推敲，这样大家才会信你的东西。最重要的是假设更加的接近于现实，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经济学教育还不够。

　　现在老师教的，完全是国外引进的模型，没有背景知识。我自己教发展经济学，发现我们自己写的教科书，里面都是一些模型，模型套着模型，好像是一大堆的骨头，没有肉，没有现实的东西。但是反过来看别人写的书，比如说西方写的发展经济学，娓娓道来，讲了很多很多现实的东西，然后才来讲理论。Joseph E·Stiglitz他们写的经济学书好，就是因为从美国的问题中提炼出来的，把一些例证都放进来。但是中国的学生可能并不一定都接受，因为他们并不一定了解美国。比如，如果用信用卡来举例，学生就不知道怎么回儿事情。我们中心的卢锋教授写的经济学中国版就是针对中国的情况，很好。倒不是说中国的东西就好，而是要从学生身边的东西开始，上来就讲美国的东西，他们可能就没有概念，必须从他们身边的东西讲起，这样他们就对你的讲东西感兴趣了。因此，我们的教学必须是问题导向的。

　　另外，我非常赞同Joseph E·Stiglitz说的，我们要防止把理论意识形态化。理论本身没有意识形态，经济学理论都是中立的，但是我们往往忘记了，经济学理论是在说一个故事：我们用我的想法解释世界，它是我对世界的一种诠释，不是世界本身。关键是老师在教学生的时候，把模型当作现实本身教给学生了。比如说科斯定理，它说的是当产权明确定义的时候，产权的归属无关。诺斯把它推广了，说如果不存在交易费用，那么制度就是无关的。他在这点上是完全错误的，但我们却把它拿过来，又发扬光大，到处说交易费用决定了制度的存在。为什么说错了呢？因为科斯定理必须以产权定义明确为前提，但是，没有制度怎么能定义产权呢？这是把经济理论意识形态化的现象。

　　最后一点，我非常赞同林老师说的，中国的现实为我们为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做出贡献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中国过去25年，乃至过去半个世纪，或者是一个世纪的现实经历，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研究素材。2004年哈佛大学的Dwright Perkins教授到我们中心参加十周年研讨会，做了一个报告，认为中国所做的事情并不是奇迹，而是发展经济学告诉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中国的奇迹实际上不是奇迹，发展经济学告诉我们市场是好的，所以我们有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发展经济学告诉我们对外开放是好的，中国也对外开放了；教育是重要的，中国的教育搞的好，等等。但是，他没有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选择了这些正确的政策。当时也参加会议的Ross Garnaut教授，澳大利亚前驻中国大使说的是正确的，中国选择了正确的政策，和中国领导人的智慧分不开。好政策我们都知道，但为什么很多国家没有选择？为什么恰恰是中国选择了？我觉得我们可以进行总结，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能在国内看到更多的是中国存在的问题，但是跟其他发展中国家比一比，中国的进步是非常大的。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去总结，可以创造出新的理论，为世界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做出贡献。谢谢。

　　主持人 张杰：姚教授是我们经济学界非常有影响的以书代刊的学术刊物《经济学季刊》的主编，为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发展做出了贡献，他的发言强调了“好的假设”的重要性，他以经济学研究与教育的问题导向做了阐述，对我们是很有启发的。姚洋教授是中国经济学家中比较偏制度的一派，他写了一本书名为《与诺斯对话》的书，很精彩。非常感谢姚洋教授的发言。下面请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郭庆旺教授发言。

　　郭庆旺：各位教授、各位专家，大家好。能把大家请过来，坐下来，谈谈中国现代经济学教育，是应时代的要求，现在也确实到了这样的阶段了。我的发言其实是林毅夫教授刚才阐述观点的延续，但是我不敢说是对他思想的阐述，他的思想非常的深邃，只不过今天时间的关系他没有阐述。我的题目是中国现代经济学教育的自主创新与成本收益分析。

　　讲三句话，由于时间的关系，我给大家省一分钟，我争取用七分钟。第一，20世纪是中国经济学教育以学习、引进、消化、吸收为主的100年；第二，21世纪是中国经济学教育自主创新、铺设通往“中国经济学的世界”之路的100年；第三，中国现代经济学教育的成本与收益。

　　第一句话，整个20世纪是中国经济学(教育)引进、吸收的一个世纪。大家都非常清楚，从20—40年代，我们中国也是学西方的经济学，当然，在这个领域里做出贡献的经济学家们，可能大多数都作古了。到了新中国成立50年代开始，那时也是学西方，只不过这个西方一半在东方，一半在西方，跨越欧亚大陆的苏联。在学习苏联的经济学及其教育的过程中，中国人民大学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在50年代初按照苏联的教学模式和经济学的教学体系创办了连续的研究生班，在60年代、70年代，特别是80年代开始，许多中国经济学教育界唱主角的都是那时出来的教师。到了80年代中期，中国人民大学又做了一件大事，黄老师最有发言权，就是从1985—1995年办的十年的“福特班”，培养了600多人，一半在国外，另外一半有的上了企事业单位、从政，很少一部分从事经济学教育。80年代全民经商，求爷爷告奶奶留校都不留。另外300多人都到了国外学经济学。在此期间，中西合碧的经济学教材也诞生了，在50年代的时候，黄达先生的经济学吸纳了苏联的理论写了货币信用学，在全国应当是普遍接受的教材。到了改革开放，特别是最近十几年，他们与时俱进，变成的金融学，仍然是全国的通用教材。在财政上，也有陈共先生的财政学，同样是这样的阶段。所以我们一直在吸收和消化，以及在中国的运用。

　　这个100年，其实也为中国的经济学人才的培养应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到了第二个阶段，21世纪我们怎么办？刚才林毅夫教授提到，整个国家都在自主创新，我们经济学的教育是不是也到了自主创新的阶段了。我们想，这需要几个条件：第一，首先要冲破对西方经济学教育的迷信。第二，要创新，首先要在国际经济学教育，特别是国际经济学研究领域里大体能对上话的时候。第三，正如林毅夫教授所说，你得有土壤，21世纪，我们有信心，21世纪是中国经济的世界。我们说，中国的现代经济学能不能成为今后全世界瞩目的焦点，甚至是学习，至少是倍受关注的对象，那就取决于中国经济现象的重要性。因为它决定了解释这个现象的理论的重要性，因此，我认为，我们有信心，如果你对中国经济今后90年的发展有信心的话。第四，就是我们在自己做的时候，我们还得需要把中国的故事讲给外国人听，外国人知道你的经济贡献，在理论上有了总结；他们可以挑出毛病，他们挑毛病、我们完善的过程也是创新的过程。

　　最后在21世纪的100年，我特别赞同林毅夫教授的观点，这100年我们的自主创新要做，做成了，中国经济学的世界就会到来。因为我们回顾过去100年的历史是很长的，不要看最近刚刚跨入的头六年还不行，我们已经有很多的铺垫了。当然这件事并不是一蹴而就，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第三，中国现代经济学教育的成本与收益，这就要结合创新的观点和黄卫平教授说的教师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三个方面。谁来创新，何时创新，如何创新的问题，我想主要取决于人，我们看看这样的逻辑，现代经济学的教育→教学→教师→教材。谁来做呢？都是人来做，人是谁呢，就是教师。从创新的角度说，核心是教师。创新的教师要具备的素质和条件，第一是具备共性的东西，比如说共性的经济学语言、经济学理论、经济学方法；第二是土洋结合的问题，有效的土洋结合本身就是组织创新，最终的成果就是成果的创新。我们再问教师哪来，有人说我们要自身培养，可是再问一句，实现自身培养的那个老师哪来？总而言之这里有一个教师的问题。要想搞创新，要想与世界接轨，要追赶的话，一项重要的工作是引进国际化、现代化的教师，应当说这是一个前提条件。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成本大。与现在国内的已经有一定地位、造诣的的教师比，引进一个人的成本那肯定要大。但这怎么看。与他自身创造的价值来说，或者是收益来说，这个成本是非常非常小的。引进一位很好的能够授业很多的人教师，还是把很多的学生直接送到美国，哪一个成本大，是不言而喻的。

　　当然了，引进的人能不能带领我们来创新，取决于很多条件，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他(们)能不能结合中国的情况形成一个创新的团队，这在一定程度上又主要取决于他(们)对自己的定位以及转变，包括观念的转变，包括选题的转变等等。不要形成一种泾渭分明的，说哪个学校一看是洋派，哪个是土派，老死不相往来，这样形成不了一个合作的、创新的团队。谢谢各位。

　　主持人 张杰：庆旺教授既有回顾又有展望，非常感谢。下面有请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崔之元教授发言。

　　崔之元: 谢谢人民大学邀请我参加会议。刚才不少学者担心，引入西方经济学时我们会简单照搬。我倒没有这种担心。我认为，从上世纪80年代引进西方经济开始，我们的选择性就很强，是从中国的问题意识出发的。例如，西方经济学的教科书里很少谈“科斯定理”，斯蒂格利茨明确称“科斯定理”为“科斯谬误”，阿罗和萨缪尔森也都有专文批判“科斯定理”。但“科斯”定理在我国却极为流行。这当然和我们的问题意识有关，因为科斯关心的制度问题也是我们关心的。这里，我并不评价科斯定理本身是否正确，只是以此为例说明不必担心简单照搬，我们从来在引进中都有选择性，而选择性取决于我们的问题意识和价值观。

　　这就自然提出了经验研究和价值观的关系问题。最近，普特南的《事实与价值两分法的瓦解》一书已翻译出版。普特南是哈佛大学校级讲座教授，是著名的科学哲学家和数学家，解决了希尔伯特第十问题。他在这本书中用两章研究阿玛亚·森的经济学和哲学思想，认为森(Sen)实际上已打破事实与价值两分法，因为他提出了“有立场的客观性”观念。我可用下个月要来中国访问的耶鲁大学经济学和政治学教授罗默(John Roemer)为例，来说明森的“有立场的客观性”概念。罗默是著名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一直关注剥削和不平等问题，但他的分析工具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2006年的世界银行出版的《世界发展报告》即是以罗默的公平理论为分析框架的。

　　最后，我提一点建议，我们各大学的经济系应有专门研究经济史的学者。例如，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研究奴隶制历史的福格尔(Robert Fogel)，他1993年与诺斯同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我们对他了解远不如诺斯。好在最近福格尔的《第四次大觉醒与平等主义的未来》已出了中译本。斯蒂格利茨曾说，西方不少经济学家对转轨经济的建议实际是说：“照我们说的去做，但别照我们做的去做”，也就是说，如果不了解西方国家的历史，我们往往会迷信西方经济学家的政策建议。谢谢！

　　主持人 张杰：谢谢崔之元教授，他的发言是跨越时空和跨越学科，他强调了历史的重要性，为什么在我们国家比较流行诺斯的观点，而格格的著作没有大量的引进，这个我们回头做做专门的讨论。下面请王一江教授发言。

　　王一江: 今天非常有幸在这里聆听各位教授的探讨。

　　大家讨论了共性与个性的问题，国际化和本土化的很多问题，大家的发言都平衡得非常好，都同意既要有共性，也要有个性，既要有继承，也要有创新发展。

　　我觉得中国的经济学教学，还是要以继承和共性为主。 为什么这样讲呢？有这样的几个理由。

　　首先，先进的、发达国家积累的知识和科学技术，是人家经过近代几百年的努力，创造出来的，是非常宝贵，非常有价值的东西，是全人类的财富。这些宝贵的财富对中国是有很大意义的，对全人类也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需要我们去充分利用。

　　大家讲到了西方经济学许多中国的问题不能解释，许多拉美的问题也不能解释，还有许多非洲的、印度的问题也不能解释，这些都是对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它能解释的东西也是很多的，而且特别有威力。 我随便举几个例子，都是我的观点的很有力的证明。

　　比如，现代经济学里讲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导致了我们人和人之间关系中不守信用，道德败坏一类的问题，这个解释了我们现实生活中多少现象！

　　又比如，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出发点，我们关注经济人自利的动机，这对我们理解人的行为，提供了一个多好的角度。

　　又比如，经济学认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上是有效的。我们可以注意到，到目前没有更好的机制，在配置一个国家的经济资源时，能比市场机制做得更好。这个认识，对我们人类的发展，有多大的价值啊！ 我们看全世界经济发达的国家，有哪一个不是用市场经济为主体来做资源分配的？有人举反例说，这个那个国家(比如拉美的一些国家)也采用了市场机制，但是搞得乱七八糟，以此来否认市场。可是这样来否认市场，思维方法是有错误的。经济落后的国家，落后能否归因市场，我们还可以讨论，但是先进的成功的国家都是以市场经济为主体，这至少说明，市场机制是必要条件，而所举有市场而欠发展的国家例子，充其量只说明了市场可能不是充分条件。 如果以市场机制为主体配置资源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我们中国想发展，要不要尽力创造这个必要条件呢？

　　这类例子还很多了，都说明现代经济学的威力，说明它的基本概念、理论和思维方法对我们的日常工作、政策，包括改革开放方向的大问题，都是有指导意义的。所以一定要继承为主，不要过多、过早地强调创新。

　　其次，我觉得， 我们要承认，中国的现代化，世界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都是从学习开始，以继承发达国家所创造的思想财富为主的。以中国为例，曾经是一个有皇帝的封建制度，我们要现代化，怎么改呢？我们首先要把封建制度改成共和制度，这就是继承和学习，这是在国体方面的继承与学习，共和国制度是学来的。我们还搞了共产党，我们还吸收了马克思主义，你不以继承和学习为主，怎么会有共产党，有马克思主义呢？我们中国历史上只有“东厂”“西厂”之类的组织，青帮红帮之类的组织，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包括共产党，不是我们自己创新创出来的，是从西方学过来的。

　　当然还不止这方面的继承，科学技术方面的继承也是很重要的，我们搞现代经济，一定要有现代的科学技术，这方面，我们还是要以继承为主，甚至我们的创新，很大一部分内容都是为了更好的吸收和消化发达国家的先进东西，是吸收性的，调整性的，采用过程中的创新。

　　关于市场对中国现代化的重要作用，不再多讲，不学习我们怎么能主动去使用这个机制，用好这个机制？过去我们搞了几十年的国有体制的计划经济，中国经济搞成什么样子，大家都清楚。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造出来的奇迹，也是有目共睹的。所以说要尊重人类积累起来的先进思想，尊重世界各国发展的共同经验，市场的重要性，是人类先进思想和共同经验中最宝贵的财富之一。

　　强调以继承和学习为主，应该怎样对待有中国特色的、个性化的问题呢？中国确实有很大的个性，任何人也不能否认。但是，我建议，我们不要老是模模糊糊地、笼统地讲中国的个性是什么。我觉得要讲中国的特色，可以而且也需要强调几个关键特点。第一，两千多年的封建传统，第二，起点很低，落后。第三，我们在改革，要发展。为了发展，我们要放弃掉过去的东西，抛弃传统体制和文化中很多落后的东西。 这些是中国最大的特色，大个性。

　　强调中国的这些主要特点，有什么意义呢？我觉得有两方面意义，一是它告诉我们要尊重历史，尊重事实，中国的改革不能一步到位，中国要和世界接轨，要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不能一步到位。这是一个面对现实的问题。二是我们看现实时，要有明确的思想：我们走向富强的过程，是改变现实，改造现实，克服现实中的问题的过程。我们虽然不能一步到位，但是我们的方向也不能动摇，就是改革开放不动摇。要回到那种以国有体制为主，回到以计划经济为主，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所以我们看到现实，不是仅仅是站在现实，承认现实，我们承认个性的时候，也不能否认共性，否认规律，特别不能迷失方向。

　　这就是我认为经济学教学，要以继承为主的原因。林老师刚才说，21世纪是中国经济学辉煌的世纪。我在这里想作一个补充，我觉得中国要产生能得诺贝尔奖的优秀经济学家，得奖者一定是在继承上下了很大的工夫，非常熟悉现代经济学基本概念、理论和方法的人。有了这个基础，才有可能在研究中国问题上取得突破性进展，取得回报，才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

　　教学中以继承为主，创新放在什么位置呢？我觉得那主要是研究人员，达到博士以上的人的事。基础没有打好以前，过多的强调创新是不合适的。就像一个学艺的人或练武的人一样，开始就三拳两脚的基本功都没有弄好，就创新，那会创出什么东西来呢？所以说，教育要以继承为主，以共性为主，以创新为辅，以个性为辅。但是在科研中，在高端人才中，在基本功已经很扎实的人中，要强调创新，就是鼓励和要求他们多谈与中国制度特色有关的问题。在这方面，李稻葵教授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使用的一个概念，叫过渡性制度安排，以此来解释中国经济中的很多现象，都非常恰当，有深度。在这方面有重大贡献的经济学家，还有钱颖一、白重恩、陶志刚、许成钢、张春和朱天教授。刚才有人发言讲到了，不要因为古典经济学解释不了中国的事情，就说现代经济学解释不了中国的事。对此我非常赞成。比如，有些人说自由竞争的市场理论解释不了中国经济中的很多现象，因为中国没有这样的市场，以此来否认经济学对中国改革的指导意义。但现代经济学早已超越了只有自由竞争理论的阶段了，为什么还要把它当成经济学的全部呢？用现代经济学解释中国的问题，其实有一批现代经济学基础非常好的学者，已经做了很多工作，除了前面提到的几位，大家还可以多注意林毅夫，田国强，已故杨小凯，以及一批基础非常扎实的优秀经济学家的工作。基础好了，才能更好创新。

　　谢谢大家。

　　主持人 张杰：王一江教授的观点非常明确和犀利，对共性和个性的问题阐述的非常明确，即要以共性为主。非常感谢王一江教授。下面我们规定的发言人进行到最后一位，有请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黄海洲教授发言。

　　黄海洲: 首先感谢人民大学邀请我参加这个很有意义的会议，我觉得中国经济学教育在这些年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国内在经济学教育方面，林毅夫教授所做的贡献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梁晶工作室在经济学出版方面的贡献也是非常令人赞赏的。

　　我理解我为什么是最后一个发言，我是清华大学的特聘教授，但是兼职的，其他的发言者都是全职教授。我现在的全职是巴克莱大中华区经济研究主管。今天前，我不知道是先有需求，还是先有供给。今天的观察告诉我是先有供给，后有需求，而且需求是不足的。我希望通过我自己的研究，还有金融市场一些同仁的研究，逐渐提高对中国经济学家和经济学教育的需求。

　　我想从需求方面谈几点看法。大家都是培养经济学家的，我是应用经济学的，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中国经济和国际市场的问题。从需求方面看，我讲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从需求方面，经济学教育应该怎么做，这个问题是很大的问题，林毅夫教授刚才也说了，本科生教育要教他们怎么样看问题，研究生教育可能要重视政策上的问题，还有对大的事实的观察。我非常认同这样的观点，从需求方面看，这是非常值得推荐的模式，就是大的事实要清楚，对大的问题的观察视角要清醒，对政策的把握力度要清晰。尤其是中国的问题。很多跟政策有关系的，中国的特性也表现在中国的政策方面。

　　我在清华教银行与金融机构方面的课，我告诉学生，要想成为银行家和经济学家，最难的就是认识和观察问题的角度，但这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观察问题的角度没有看对的话，做的数学模型再漂亮，可能也是垃圾。

　　除了这个之外，就是关于历史、哲学等方面的问题，大家也认识到了重要性。实际上国外也有好的成功经验，比如说英国牛津大学的PPE项目，即政治、哲学和经济学培养计划。在国际金融机构里，世界银行、IMF和WTO，牛津大学PPE培养出来的人占了重要的地位。另外就是伦敦经济学院。从需求方面讲，我非常赞同林毅夫教授的观点。

　　第二，关于中国经济共性的问题也很重要，中国经济的增长非常迅速，实际上过去五年最精彩的故事就是中国。中国的故事也非常的复杂，不容易讲清楚，在这方面世界经济学家和国内的经济学家做了很多的工作，林毅夫、胡鞍钢等教授都做了很重要的贡献。在金融市场上讲，我需要经常把中国的精彩故事讲给我的客户听。比如说中国所谓的双轨制，外国人也不容易明白。经济学本身是一种提供分析逻辑的方法，从共性上讲的话，是可以把中国复杂的问题讲清楚的。中国经济的增长，我觉得可能有三方面起着很重要的作用。第一是市场化(Marketlization)，第二是城镇化(Urbanization)，第三是国际化(Globalization)，可以称为MUG模型。我后来发现，用类似于MUG模型这类非常简单的语言，可以把中国的情况讲清楚。

　　市场化把经济里刚性的东西降低了，增加了经济的灵活性，显然能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只要是受过现代经济学训练的人，这一点能讲清楚。另外是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很清楚，城镇化的过程必须伴随工业化，收入的增长自然带来经济的增长。

　　另外是国际化，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中国既有大量的进口，也有大量的出口。中国在国际原材料市场是最重要的进口国家，在石油市场成为第二个最重要的进口国家。中国的出口影响全世界的金融市场并降低全世界的通货膨胀。中国的出口帮助了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这对中国也有利，对国外也有利。我每次演讲的时候都带一个中国的茶杯(MUG)，茶杯是陶瓷(China)做的，在美国和英国见到的茶杯也经常是中国制造的(Made in China)。我的MUG模型只是抛砖引玉，类似比较简练的东西，可以把中国经济增长的复杂精彩的故事抽象出来，用简单的语言讲清楚，这即是经济学中的共性。

　　大家也提到了华盛顿共识，实际是强调了三方面，一方面是资本账户的开放(Liberalization)，另外是私有化的问题(Privatization)，第三是汇率政策的稳定(Stabilization)，用英文可以缩写为LIPS。类似的简单模型可以把复杂故事讲得清楚，这些都是共性的东西。

　　共性的东西，我的理解，是可以用经济学的逻辑语言和分析方法分析中国的复杂问题，帮助我们用简练的语言把中国复杂的问题给国外的人讲清楚。

　　第三，我认为中国经济确实有很多个性的东西。我们从国际金融方面看一个中国经济的个性问题。中国经济在过去五年里，为全球经济增长贡献了25%，而美国贡献50%，可以说全球的经济增长主要是美中两个国家决定的。虽然美中经济增长是经济增长的中心，但是国际金融里讨论的中心问题是什么呢？目前讨论的最大问题就是全球失衡的问题，全球失衡问题是不是重要，当然重要。比如说美国第四季度经常账户赤字超过其GDP的7%。全球180几个国家里，只有28个国家全年的GDP大于美国一个季度的经常账户赤字，如果以美国全年的经常账户赤字来算的话，全球只有包括美国在内的九个国家GDP大于美国一个国家的经常账户赤字。这对美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的经济学家很多人也讨论这样的问题。但我认为这个问题不是共性的问题，也不是个性的问题。对中国而言，国际金融最大的个性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国际金融过去五年发生最大的事，不是全球失衡(失衡早已存在，也将继续存在)，而是全球的原材料市场价格猛涨。最大情况是过去五年里有国际财富大转移，财富从中国，从亚洲国家转移到石油输出国，转移到俄罗斯，转移到巴西、阿根廷。所以说巴西、阿根廷和俄罗斯都提前还了IMF的贷款。财富的转移给中国带来的效应是什么呢？中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面临的外部环境在恶化，这是中国应该注意的问题。

　　我很高兴李稻葵教授回到清华大学发起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中国面临的问题是中国个性的问题，也是国际体系里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值得研究的，这样的问题如果研究清楚了，对中国非常重要。实际上，我觉得从中国大国崛起的角度出发，对这类个性的问题要有相当的重视。

　　林毅夫教授对中国经济学发展充满了希望，我自己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也充满期待。中国名义的5%的GDP却贡献了世界25%的经济增长。在大的投资银行的经济研究中，如巴克莱，他们只考虑四个区，分别是美国、欧元区、日本和中国。在未来国际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里，会有大量的对中国经济学家的需求。我希望供给方能提供更好的产品。我也希望21世纪最好的产品里，包括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中国人。谢谢大家！

　　主持人 张杰：非常感谢黄教授，下面我们是自由发言时间，为了节省时间，我就先点两位，然后再留一个名额是自由发言，我们请中央财大的张礼卿教授提问。

　　张礼卿：今天很高兴参加这个会议，是武林高手，既有武当派的，又要少林派的。我谈两个观点，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共识，在国际化和本土化方面，我的印象是，绝大多数同仁都认为要兼顾，其实我也赞成，这里的观点是哪些可以国际化，哪些是可以本土化的。我个人认为经济学本身，总体上还是一门科学，既然是科学，就应该没有国界。像供求定理、信息不对称定理，应该是放之四海而皆准，除非现实发生了变化，推翻了这些原理，目前为止还看不到，这些原理我们应该是完全的传承、接受的。

　　另外我觉得，需要传承的是方法，包括表达语言。

　　第二，从本土化方面讲，我觉得主要是两方面，一个是应用方面，主要是政策分析方面，基本性的理论，或者可以在时间、条件非常成熟的时候，我们有大量的实践之后，也可能不排除出现一些新的创新，但是就目前来讲，我们基础理论方面的创新可能时机并不成熟，可能还需要传承，但是在大量的政策研究，以中国经济政策为基础方面，这是大于本土化的。

　　另外是本土化的教材，教材可以放进很多中国化的东西，包括中国的案例，中国有大量的案例。这是第一个观点。

　　第二个观点，我个人认为，中国的经济实践已经在人类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做了贡献，回顾一下关于转型经济，还有刚才大家讨论很多的华盛顿共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中国的经济现实为基础展开分析的。包括华盛顿共识讨论，其实认为资本账户开放，不应该是华盛顿共识的内容，另外也反对汇率是反对浮动，我跟他有过接触，讨论的时候，他认为，中国这几年的实践对他也有很大的启发。在华整顿共识的基础上，教授提出了后华盛顿共识，强调了公正，对收入不平等的一些问题，这些我相信，也是以东亚的经济实践为基础提出来的。

　　我想说的是，中国经济在世界上影响越来越大，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经济，中国经济的实践在过去，而且在未来也会为人类共同的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做出贡献，提供一个很好的现实背景基础。就这一点来讲，我们的经济学者，中国的经济学家其实有很大的发挥自己才华的机会，关键是你的功夫怎么样。我觉得非常兴奋的看到，在过去的时间里，国际主流媒体上华文的文章越来越多，这也是我们的共性。我就说这两点。

　　主持人 张杰：非常感谢张礼卿教授，张礼卿教授是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的副院长。下面还有两个发言的机会。请北师大的沈越教授。

　　沈越：非常感谢把这样一个宝贵的机会给我，我就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要有一个定义的问题，什么叫经济学，这个问题没有清楚的话，大家就缺乏讨论的基础，我今天听很多学者讲中国经济学，可能有这么几个不同的含义，有的讲中国人做的经济学，有的讲的是用规范的国际经济学到现代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经济的问题。因为前提不一样，那就没有办法讨论这个问题了。

　　我觉得，经济学不说是一个完整的科学，至少是近似科学，所以有共同的问题，而中国经济共同的问题是逻辑性的，是没有国界的。而中国经济学应该是反映中国历史和文化，世界公认的共同的经济理论所不能概括的东西，我们中国人来做这个，这个才应该叫中国经济学。比如说我们讲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逻辑经济学是不认同的，但是却是经济学的内容，至少是经济学研究的约束条件，至少现阶段是这样。

　　关于继承的问题，我想讲一下自己的观点，当然大家比较乐观，说中国经济学就是创造，我觉得可望的多少年，可能中国的经济学可能还是要以学习为主，当然这种学习是创新性的学习，我觉得李稻葵教授讲得很好，我们20多年中国经济学传承的进步很大，但是我们现在很多学到大国际经济学是学到了形，而没有神，有是术的东西学到了，这方面中国人可能还需要努力。

　　还有一个，周立群教授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现在讨论问题是在层次比较高的学校，如果考虑到我们还有700多所本科院校，其中四五百所有学经济学科的学校，他们可能连术的东西把握还不大，所以我个人觉得，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还是以学习为主。当然不排除林毅夫教授说的，可能有一批利用中国的素材，又受到良好的国际经济学训练，又有创新能力的经济学家在未来的多少时间内走向国际舞台，但是可能在短期内还是以传承为主，这是我的一个观点。

　　另外，我觉得中国经济学，我谈一点自己的看法，中国经济学就是受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所影响的，作为现代经济学包括不进去的这部分，这个应该是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林毅夫教授刚才讲到了两个很重要的案例，一个是转型的问题，一个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问题。我觉得中国的经济学现在要谈到这个层次的创造可能还谈不上，因为中国体制也好，经济发展也好，和发达国家有很大的落差，中国经济学真要大规模的影响国际经济学，可能得等着我们双重转型，一个是市场化的转型，一个是工业化的转型基本完成之后，在这个背景下，中国经济学才可能谈得上大规模的影响国际经济学，或者说现代经济学。

　　历史可以表明这个问题，美国的经济在19世纪已经成了霸主，但是经济学成为霸主是

二战以后，经济学作为科学里讲，它有一个滞后性，我个人觉得，不能因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由中国现实中产生出来的理论就可能在很短的时间伴随中国经济增长，改变或者说影响主流的经济学。谢谢大家。

　　主持人 张杰：感谢沈教授，刚才发言的大部分是北京的高校，我们把最后发言的名额留给北京以外的高校。我们有请南开的罗教授。

　　罗润东：今天非常荣幸参加这个会，我最大的感触，就是关于中国经济学研究和教育的共性和个性彰显，尤其是个性彰显这块，使我感受良多，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的经济学在教育过程中，强调个性是非常符合我们每个人的思维方式的，就是说随着经济学研究队伍的壮大，我们就有内在的冲动强调我们的个性，就像刚改革开放的时候说“不”一样。我们要冷静思考，尤其要在经济学教育中贯彻个性，哪些是属于中国经济学的，我们用什么来教育中国的学生。

　　我个人的判断，经济学理论就是一个，就是多种制度，我们不要把制度、土壤和理论本身弄在一块，首先应该有一个共识。另外我的理解，经济学的教育是一个过程，我来自天津，天津文化有多样性，我经常看到，冬天有很多人钓鱼，一个人拿到鱼竿，会不会顺利的从河里钓上鱼，你不知道先把冰砸开，否则是钓不上鱼的。就是说我们要根据一定的理论、启示、指导，经济学不仅要教理论，跟这个理论捆绑在一起的，一定要跟当时产生理论的经济背景、经济事实、社会文化的基本环境，从这一点来讲，中国的经济学教育，是一个过程。

　　谢谢大家。

　　主持人 张杰：刚才黄卫平教授在总结第一单元的时候说非常成功，事实上我们第二单元也非常的成功。最后我也总结一下，占用两分钟时间。我引用三句话，第一句是加尔布雷思说的，他说他在印度做了几年的大使，发现自己原来学到的知识一半是错误的，另外一半也是不适用的。我认为，如果他现在到中国做几年大使的话，他可能发现知识的90%是错的，10%不适用。这说明中国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学有很大的发展机遇。

　　第二句是弗里德曼所预言的，他在1997年说了一句话，大概是：如果谁把中国的经济问题说清楚了，谁就可以获一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意味着我们又面临很多的挑战。问题是：怎么样才算是说清楚，用什么来说清楚。

　　第三句话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越是中国的，就越是世界的。这句话是不是能够概括我们的“共性传承与个性彰显”的主题呢。我们是不是能用这句话做一个概括，中国的经济学家，当然在座的很多经济学家也谈到了，立足中国本土，讲中国的事情，本身就是对世界(或者主流)经济学的贡献。

　　最后，感谢第二单元的各位经济学家对我主持工作的支持，谢谢大家。

　　(会议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