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经济学教育：共性传承与个性彰显论坛实录

　　由人大经济学院、人大财政金融学院和梁晶工作室共同主办的中国经济学教育回顾与展望系列之二——现代经济学教育：共性传承与个性彰显研讨会于3月18日上午8：30-12：00在人大明德主楼举行。新浪财经独家图文直播。以下为研讨会实录：

　　“中国经济学教育回顾与展望”系列研讨会之二

　　现代经济学教育：共性传承与个性彰显

　　现代经济学教育：共性传承与个性彰显

　　主持人 杨瑞龙：尊敬的Joseph E·Stiglitz教授，尊敬的林毅夫教授，各位朋友，各位同仁，各位同学，大家早上好。很荣幸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中国经济学教育回顾与展望系列研讨会之二，现代经济学教育共性传承与个性彰显，请允许我代表主办方向各位参会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与衷心的感谢。去年我校与北大经济学院、光华管理学院、清华大学、经管学院、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共同举办了中国经济学教育回顾与展望系列研讨会之一，大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在许多方面取得了共识，也在有些地方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引起了学界与媒体、教育界的广泛关注。今天我们又齐聚人大，就现代经济学教育共性传承与个性彰显为主题展开讨论，重点是从全球视角审视中国的经济学教育，重点讨论如何在引进吸收借鉴现代西方经济的基础上，如何加大我们的步伐，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构建适合中国的国情，解决中国的问题，有助于培养出适合中国需要的人才的中国经济学教育体系。这无疑是具有挑战性的话题，相信各位的高见，对中国经济学教育体系的改革是非常有帮助的。

　　今天是中国经济学教育回顾与展望系列研讨会之二，我们希望在各位同仁的支持下，继续有之三、之四的研讨会，共同为中国经济学教育的发展献计献策。下面首先请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袁卫教授致辞。

　　袁卫：尊敬的Joseph E·Stiglitz教授，去年我们在这里召开了中国经济学教育的研讨会，会议在经济学教育界产生的广泛的影响，时隔一年，我们再次举办中国经济学教育回顾与展望系列研讨会，首先请允许我代表人民大学对各位嘉宾的莅临表示热烈的欢迎，本次会议的亮点之一是邀请到了中国人民大学的老朋友Joseph E·Stiglitz教授。中国经济改革的丰硕实践成果，为中国教育事业提供了广袤的土壤，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的经济学教育面临着两大任务，一方面要传播现代经济学的基础知识，让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迈入国际化的轨道，另外是立足中国的现实培养，把中国的经济实践升华为经济理论的人才，为世界经济学的发展做出贡献。

　　中国人民大学在推动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自学校成立之日起，人民大学的广大师生发扬奋斗在时代前列的优良传统，使学校成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管理科学、教育研究的重要基地，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繁荣，为我国改革的发展做出了努力的贡献。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的水平在全国处于先进地位，是全国第一批博士学位的授予单位，首批建立了经济学人才培养基地，在引进和研究现代西方经济理论，创建中国经济学科体系和培养人才方面都做出了贡献。比如早期的福特班与现在的经济学实验班，这些都是我校经济学工作者为经济学教育的改革而做的有益的尝试。

　　中国的经济学起步较晚，但是发展前景广阔，中国经济的发展为中国经济学的教育提供了广阔的机遇，我们应该创建具有中国风格的经济学。目前中国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发展中国现在经济学教学科研的良机，中国经济学界应该以海纳百川的胸怀，促进现代经济学教育的共性传承和个性彰显。相信今天学者们的智慧可以碰撞出更为深邃的思想，最后祝各位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主持人 杨瑞龙：接下来进入我们本次会议的第一个单元，以全球视角审视中国的经济学教育，由黄卫平教授主持。

　　第一单元

　　主持人 黄卫平：各位同仁早上好，大家知道，这个题目很有意思，共性传承与个性彰显，经济学作为一个显学，大家都知道，由于经济全球化，过去这个世界只有四分之一的人口认同市场经济，而现在有91%的人口，从市场经济角度抽象出来的研究与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这就具有切实的普遍性。同时我们要研究中国的问题，我想说中国是很特殊的地方，我在研究的时候，永远不忘三个原则，第一中国是二元经济，因此在说话的时候，不能脱离双边结构的问题。第二，由于中国二元结构的特点，存在的永远是合理的。第三，要看到这样的过程是永远变化的，所以会从最初的初始状态走向高级状态。

　　下面我想把三位主讲人介绍一下，第一位是Joseph E·Stiglitz，2001年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我曾经问过，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是谁，他说拒绝回答你这个问题，结果当年就获得了。第二位发言人是林毅夫先生，林毅夫先生在经济学中间的造诣，我想不用我再介绍了。从这次两会的发言和提出的重要问题，我想大家对他目前的研究和他的同仁所做的研究也都有一个比较深刻的了解。第三位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长杨瑞龙先生。

　　下面请Joseph E·Stiglitz教授首先做他的演讲。

　　斯蒂格利茨：首先我想提及的是，中国经济转轨之后，经济成效是显著的。过去发生的经济革命，也就是19世纪发生的工业革命，使全球经济增长率最高徘徊于2%-3%。在美国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时增长率也只有2%-3%。而中国近年来的经济增长率是该数字的3倍，高达8%-9%，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无可媲美的，另外中国在1981年人均收入低于1美元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为63.8%，如今下降至16.6%。不难看出，中国经济转轨之后经济增长很快。

　　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需要中国的经济政策不断演变，更需要对经济规律，经济原理有一个更深刻的理解。

　　然而增长背后的问题是很明显的，现在的自由市场不仅是由市场的意识形态形成的，同时还受到利益集团的趋势，所以市场并没有使社会得到普遍的收益，比如一些利益集团，通过自身的经济实力，和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制定仅有利于自己的游戏规则，竞争方式。其次是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对于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关注甚少。例如：环境保护，第一次收入分配等。在美国虽然相关机构对于自有市场进行监督，看似是自由市场的背后，税收漏洞有蔓延的趋势，有关补助金，有关对环境问题出台的政策逐年增多。

　　对经济学知识展示的理解很重要，例如社会上对于利己问题的争论，这些争论往往建立与自己设计的市场经济框架，在理解的同时分析利己问题对于社会总福利的促进。

　　在中国经济学知识的学习有助于每个人更好的掌握，抓住经济转轨所带来的契机，以及及时应对经济转轨发生的巨大变化。但是经济学的学科教学应该反应出当代社会问题，例如 异国的时尚，不同国家的特色，不同的时期，失业期，通货膨胀期，经济增长期。但是经济学的教学存在很大的问题，经济学教学很难跟上时代的脚步，无法联系当代实际的问题，因为在选择教科书的时候，学生仅仅是一个学生，而不是消费者，不存在利己的因素，因为书是授课老师指定的，在授课时，教授会选择传授他们愿意传授的知识，而且在授课的同时，接受新事物的速度太慢。而且对于社会问题关心也是不够的，像环境，全球气候性变暖，像全球化对于发达国家及欠发达国家的挑战，对收入分配带来的影响，以及全球化概念提出的背景。还有技术变迁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包括我自己写的书，大多教科书对技术创新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的重要角色的分析都是不足的。

　　经济学的教学同样也没有及时应对经济科学的改变，没有采用例如信息不对称及信息不完全理论来解释市场为何不能有效运行，及其中的信用和公平因素。同样也忽视了金融机构在经济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对于最新的经济学理论也会略了解释。比如获得2002年诺奖的行为经济学理论，博弈论等等。

　　经济学课本在叙述经济学知识的同时，与现行的政策有很大分离，对社会问题，例如失业问题，以及其他一些重大的经济问题，东亚及全球金融危机都没有充分的说明。

　　下面我想谈谈在经济学教育界发生的重大革新，其中最大的当然是1948年萨缪尔森所创的经济学教学方式，在他之前所有的经济问题都建立在充分就业的假设前提下，美国大萧条的发生使得他认识到充分就业假定的错误，于是他引入凯恩斯经济学的货币，失业分析，并运用新古典主义综合理论，并解释了政府在控制充分就业时所扮演的角色，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学方式在当时的经济学教学领域得到一致认可。

　　到了20世纪70年代教科书变得杂乱无章，这也反映了当时经济学教学的混乱，教科书往往采用不同政治观点和意识形态来对经济进行分析，其中一些继续采用凯恩斯关于失业问题的分析，一些更多的关注通货膨胀，一些更多的关注市场失灵，其他人更多关注市场取得的成就及政府的局限性，另外也有人提到了不公平的问题。

　　那这里我就提出经济学教学的第二次革新，那就是我自己和沃尔什写的教科书，我们通过运用综合理论，以前市场被认为是微观的问题，而我们结合微观和宏观理论一起解释在什么情况下市场运行良好及何种情况下市场出现失灵，我们的理论也是建立于现代关于市场失灵的理论，像阿罗-德布鲁的一般均衡原理。同时采用信息经济学及技术尝新方面的论断对一些主要概念的含义进行解释。

　　那么我们的教科书主要是强调技术创新在当代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强调金融系统的作用，曾经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MM定理的提出引起了人们对金融的关注，但是该模型的却告诉大家金融是不重要的，当然我们知道，也就是我在书中解释的那样，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金融仍然是很重要的。另外我们强调政府监管的作用，同时将全球问题和经济分析结合起来，而不是仅仅将经济学看作是一个话题，尤其是结合对中国在经济学转轨中的成与败特点的分析，对市场经济转轨做出清晰的论断。

　　那么我们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授课方式呢？首先我们应该向同学们介绍经济学中的主要概念，专有名词和经济规律，以及科学研究方法，然后解释经济学中为何存在不同的争论，不同模型的引入都是来源于不同的经济学假定，以及各家的经验主义臆测，这些都造成了经济学理论的分歧。另外要帮助学生理解中国法律，条例，准则，弄清如何以及为何中国经济与其他经济体大相径庭。也就是分析市场的优势与其局限性，政府从中起到平衡作用，回顾历史给我们提供的经验，思考不同的市场形式，亚洲、欧洲、美洲诸国政府所起的推动市场运行的作用，同时重要的是要多指导学生运用经济模型评估现行政策并针对眼下的经济需求设计有利于一国经济发展的新政策，另外要积极组织讨论，例如对于中国在东亚金融危机时做出的反应，中国十一五计划等等。

　　下面我要介绍几个经济学教学中的几个事例，第一个我要谈的是自由贸易对于社会总福利的促进。在介绍这个经济学现象时要解释共同优势交换的理论，同时关注贸易所产生的不同结果，另外对于限制干预下的新兴产业和新兴经济的进行分析，而对于一些优秀的同学给予新的思考，思考风险上升所带来的后果。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对政策提出质疑，自从中国加入WTO，如何提升本国技术，来保护农村经济与西方受保护农业的非公平竞争，以及金融市场全面开放之后，各部门经济如何在银行贷款。

　　第二个是有关资本市场自由化的问题，首先要分析西方政策中意识形态及利益因素所起的作用，经济理论运用信息不完全和不完全风险市场，指出市场波动将给经济带来巨大成本，并结合微观与宏观的经济理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现行政策。在教学的过程中同样要就中国如何推进资本市场自由化提出问题。

　　最后我要提一下知识产权问题，其实知识产权问题类似于垄断，往往给经济带来巨大成本，使经济变得无效，或者带来一些不令人满意的后果，例如，药品市场价格过高，市民无力承担等等。其实我自己也经历过一写关于侵权的事，就拿我自己写的书来说吧，我曾经就在台湾发现了盗版，我其实也很愿意他们盗版翻译我的书，但就在不久之前，我收到一封信，信上要求我为他们的书写序言，我倒是挺愿意的，但是出版社不肯呀，哈哈。

　　所以说发达国家对于知识产权也有严格界定，比如对于健康的服务是义务的，并规定专利权在滥用下是无效的，另外在一些垄断金融机构，应该采用什么样的融资手段，以及其他一些，创新，研发的体制。同是也要考虑以下中国在十一五规划中如何制定新型独立的创新机制。

　　说到这，我们也应该看到，经济学教学是很不容易的，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出于经济转轨阶段，诸多经济问题层出不穷的国家，所以中国经济学教学更不应该采用死记硬背的方法，对于我们有限的知识，我们不仅应该传授同学足够的经济原理，经济现象，可学的研究方法。最重要的是教会同学如何学习，为学生敞开一条通往知识大门的道路。

　　主持人 黄卫平：非常感谢Joseph E·Stiglitz教授的精彩演讲，他的演讲首先基于共性，谈到的经济学的一般原理，也很好的介绍了特性问题，比如说关于基础变化，关于治理的运行，关于要素的产出，跨国界的流动等等。下面请林毅夫先生做演讲，大家欢迎。

　　林毅夫：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到人大来讨论中国经济学的一些问题，我感到特别荣幸的是在Joseph E·Stiglitz教授之后做这个报告，我记得在1995年的时候，经济人研究创刊40周面，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在文章里我提出一个命题，预测21世纪很可能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很可能迎来中国经济学大师在世界上辈出的到来。

　　现在十多年过去了，重新回顾我当初的命题，我觉得我的信心是增加的，不是减弱的。当时我认为21世纪很可能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是根据这样的看法，经济学理论本身是简单的逻辑体系，用来解释说明我们所观察到的一些经济现象，因为理论本身是一个简单的逻辑体系，理论对逻辑本身不能说重要还是不重要，其实大的理论经常是很简单的逻辑。那么一个理论的重要性是根据他所解释的现象的重要性，如果现象越重要，那么能够解释这个现象背后的简单逻辑关系的理论，就是越重要的理论。

　　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我们发现，中国的经济，以及中国的经济现象应该讲起来是越来越好了，比如说中国现在已经变成全世界第三大的贸易水平，在90年代初的时候，我们还排在十几名之外，中国的经济增量如果从总量讲，我们当然比美国小很多，但是从增量来讲，很多方面我们可能已经超过了美国了。比如说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的规模大约是美国的八分之一，但是我们的经济增长率这几年基本上是3—4倍，也就是说，我们每年的经济增量至少达到了美国的一半。更何况，如果我们从购买力评价的角度计算的话，中国现在经济本身的规模也已经超过了美国一半，以美国几倍高的速度在增长，从购买力评价来讲，中国的经济增量已经是超过了美国。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在这几年在世界上出现的一个所谓的中国热，我们看世界上所有的主要经济媒体、杂志，都以大篇幅的在报道中国发生的事情，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国际上非常多、非常有影响的著名经济学家，包括Joseph E·Stiglitz教授，还有很多诺贝尔经济学家都是到中国来的常客，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对大家有很大的影响，大家都想了解中国的经济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我认为第二个理由就是说，当然经济现象是有的，经济规模是很大，但是要成为经济学大师一定要在理论上有创新，创新的机会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一些新的为被人认识的现象，我们在座的都是经济学家，我们都知道，西方在1929年，30年代出现的经济大潮，产生的凯恩斯主义，出现的经济现象不能用简单的经济学解释。然后又出现的滞胀，但是并没有像凯恩斯主义讲那样，后来出现了理性学派，到了80、90年代，我们发现货币当局确实是可以对经济进行微调，因此理性学派又被新的理论，像新古代综合派所取代。

　　从这种角度来讲，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中确实出了非常多用现有的理论，基本上是难以理解、难以解释的现象，在座的都遇到很多这样的现象。我就简单的举两个例子，而且是大家熟悉的例子。一个是中国以双轨制为特征的渐进式的。中国经济已经取得了很大的增长，连续十几年的时间经济增长，但是当时我想，主流学术界对双轨制是抱着非常悲观的看法，我想有一个命题是被广为接受的，就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如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双轨制的经济是不如原来的计划经济。当时主流经济学界普遍的看法是，要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改革的话，就应该推行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休克疗法，他们认为经济体系要运行成功的话，必须有制度保证，包括完全的让市场决定价格，政府应该是小的政府。

　　有人在一篇文章里谈到，经济学家通常在很多问题上有分歧，但是对计划经济进行改革，他讲出乎预料之外的共识，就是应该推行华盛顿共识，78—90年平均的增长是9%，90年到2005年，我们这段时间每年是19.9%，并没有像当时经济学界对中国的看法，认为中国不进行经济体制变革，很可能经济会崩溃。并没有像主流经济学家那样所预测的那样，苏联也没有恢复增长，他们反而是崩溃了。而且到现在，实际上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恢复的动力和各方面跟中国比较起来还是远远不同。

　　另外，最近的一个例子，在2000年，2001年，国外经济学界又对中国产生的争论，也就是中国的经济速度是增的还是怎么样，争论的原因是我们从98年开始到2002年之间，确实出现了一场通货紧缩的现象，物价每年在下降。在国外出现通货紧缩，一般是经济非常的疲软，零增长或者是负增长，只有在政府的强力支持下才可以转变。最明显的例子是日本的经济萧条。但是中国在98年到2002年来说，经济增长是全世界最快的。98年是7.8%，99年是7.1。国外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我们的GDP增长速度不是真的，比如说97年的时候，我们的能源使用是下降0.8，98年0.1，99年下降了1.6%，一般认为7、8%的经济增长是非常高速的增长，但是能源的使用是增加的，但是我们的能源使用是下降，更加深了他们的看法。

　　在这种状况之下，对中国讲起来非常友好的经济学家写了一篇文章，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假的，顶多是2%，很可能是接近零增长。但是几年时间过去了，我想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可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比公布的经济增长速度更高，而不是更低。

　　就是说，对中国的很多预测，是跟主流经济学家的看法是相反的，如果他们提出中国的经济增长是真的假的争论，我们会说，他在国外虽然也不算是有名的经济学家，可是他基本是中国的观察家，不是经济学家，有错误还可以原谅。但是对苏联、东欧转型失败的预测，对中国很悲观的看法，中国是继续增长的，对苏联、东欧非常乐观的预测反而是失败，做这些的人，应该讲起来都是主流经济学里的主流的经济学家，而且很多是大师级的，这些大师对这么重要的经济现象，开出的药方，做了预测，却是失败的，应该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这些大师不懂经济学，另外就是经济学有问题。我想不能说这些大师不懂经济学，现在的经济学理论发展可以说就是在他们的推动之下。

　　我想应该讲，我们现在所学的，教科书里，我们现在在杂志上的主流文献上看到的这些，至少来解释中国的现象是有问题的。其实不仅是在解释中国的转型现象有问题，我们再回顾中国当前最主要的问题，当然是改革和发展，我们再看看发展的理论，是不是就没问题。我们知道，从90年代，1950—1960年，大部分的国家，二次大战以后取得了独立，开始追求他们更加独立的政策，但是也知道，在经济学发展里大家知道的事实，在50、60年代，按照自己的政策制定经济发展政策的国家，经济发展都比较糟，后来发展比较好的亚洲四小龙跟日本，当时的经济政策从主流经济学的观点讲是不对的。不仅是在政策制定上这样，比如说我们讲增长理论最有名的60年代新古典增长理论，应该说是收敛的，但是收敛并没有发生。前天Joseph E·Stiglitz教授讲，他说台湾的经济增长非常成功，是因为台湾到美国读书的学生中，工程师回到台湾，经济学家没回到台湾。而拉美是经济学家回到他们的国家，而工程师没到他们国家，所以他们经济发展很糟，而台湾的经济非常好。虽然是一个笑话，那些学了经济理论，回去制定自己的政策，反而很糟。

　　仔细研究起来，理论也是进展的，问题是现在进展的理论是不是真正的揭示了发展成功和失败的理由。比如说经济增长理论从新古典增长到现在的新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非常强调人力资本，强调规模经济。解释亚洲四小龙的成功跟失败，这是不是真的理论。亚洲四小龙跟日本，我想在他追赶阶段的时候，他的教育总体水平是比发达国家低的，而整体经济规模是比发达国家小。我想强调人力资本的重要性的话，总体水平低，规模又小，那肯定不能改善。可是我们发现，日本跟亚洲四小龙是赶上的。另外在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东欧，他们的教育水平非常高，我们知道，在亚洲国家，菲律宾的教育水平是最高的，斯里兰卡的教育水平也是最高的，但是他们的经济是非常差的。现在最新的增长理论可能没有捕捉到经济发展跟失败背后的真正原因。

　　现在有又了新制度经济学，这些仔细研究的话，比如说新制度经济学，看300年前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是怎么样，拿300年前的条件预测现在的经济，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无法回去改变300年前的事。这样讲起来，我们关心的发展理论，实际上对我们的帮助并不大。

　　从改革讲也是这样的，两三年前，世界银行的一个前首席经济学家威廉斯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迷失的20年，主要是讲从80年代就开始，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都在世界银行指导下进行了大量的改革，他发现，如果按照现在发展经济学里面所讲的主要变量，这些指标来看的话，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改革都不好，比如说政策的预算等等这些都改变了，但是唯一两个没有改革，一个是经济增长速度，一个是宏观经济的运行，他发现在60—70年代的时候，这些发展中国家中位的经济增长速度是2.5%，但是在80、90年代是低，宏观的稳定在80、90年代即使进行了大量的改革，宏观的稳定性也是很差的。所以，我们现在所读的这些理论，实际上要拿来用，中国本身有很多的现象，是不能用这些理论来解释的。

　　我认为任何经济现象，不能用现有的理论来解释，并不代表他不能用理论来解释。也就是说，他给我们做理论创新的很多的机会，理论本身是一个简单的逻辑，理论保留的社会经济贝那是非常小，在无穷的社会经济贝那中有保留哪些变量，我觉得有近水楼台先得月，我想中国的经济学家应该比外国的经济学家了解中国的改革有优势，实际上，我觉得，对中国经济学家来讲，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是我们对理论进行创新，作出贡献的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如果我们在理论上有创新，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在世界上地位的提升，我们会迎来18世纪、20世纪初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学家说的那样，从20世纪30年代一直到现在，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学家大部分是在美国，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增加，我相信很有可能在21世纪30年代以后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学家也会绝大多数出现在中国。

　　这是机遇，但是我想要把机遇变成现实，是有非常多的挑战的。经济学在中国是学生选修最多的，中国人学经济学是抱着什么态度，是抱着经世济人的态度，从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从天朝大国变成了贫穷落后的国家，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因此有两种情操，一个是救亡跟图强的情操，当我们受到外面的压力的时候，国家受到危机的时候，怎么样避免这些危机。和平的时候，就怎么样让我们富强起来。中国本身是衰弱的，国富论本身是在研究一个国家怎么样富强的理论，因此我们抱着西天取经的态度来学习西方经济学，希望学回来的经帮中国重新强盛起来。但是现在取经就面临这样的问题，取回的经是不是真经，即使是的话，也可能不适用，仔细研究的话，绝大多数不适用。任何理论都是在一定限制条件之下成立的理论，而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是一个转型中的国家，我们的限制条件，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制度，我们的法律构架，等等，跟西方是不一样的，因此我们取回的经在西方是合适的，但是在中国是不使合适，要打很大的问号。更何况，西方的经也不是说固定不变的，并不像释迦牟尼的就是经，而西方本身，经是不断变的。发展经济学也是一样，新古典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新经济学，都不断的否定过去，我们到底取哪一个经。我觉得对我们经济学教学，如果说我们的经济学要真正的对我们的改革和发展，对中国的现代化做贡献的话，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而且是对我们老师提出非常巨大的挑战的事。这个挑战首先老师本身必须改变他的教学和作风，因为中国人传统上会做的是把国外的理论打回来进行总结，然后再重新系统整理一下阐述。

　　比如说我在80年代回国的时候，我到哪一个地方，人家都问我说，国外最先进的理论是什么，老让我介绍前沿，希望了解国外。这种教学和研究方式，是不是合适。我觉得如果中国的经济学教学，理论是要帮助我们了解现象，预测现象，进而根据了解和预测来避免这些现象的话，我觉得老师本身必须真正深入中国经济改革发展当中的现实，去了解这种现象，去从现象的背后去归纳、抽象，提出新的理论。

　　最近，我们在十一五规划里强调自主创新，我觉得在科技上需要自主创新，在社会科学上，经济学跟任何社会科学上都同样需要我们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研究中国的经济现象，进行自主创新。只有这样，才可能教给学生的理论是真正的能够解释中国现象的理论，而不是像刚才，Joseph E·Stiglitz教授讲的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教学，一种教条主义的教学，你只有研究，才能提出真正的理论，而不是意识形态和教条主义的理论。

　　老师还必须要了解任何一个现象，一个现象有不同的角度，就会提出很多不同的理论，有些是互补的，有些是竞争的，在这种状况之下，即使老师教的理论是对的，也必须了解到中国的社会经济现象不断的在变化，在今天对的理论，明天是不是继续对，不清楚。在这种状况之下，我想，我们确实必须记住老子讲的，道可道，非常道，任何理论都是可道的，不是常道。除了老师必须教学的话，老师在教学上，最后主持人 黄卫平：教授讲的，教一个看问题的方法，教一个怎么样学习的方法是最重要的，就是授人以鱼，和授人以渔的问题。所以说我们的经济学并不是教学生现有的理论，最重要的是教学生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方式。我的理解，就是道可道，非常道，不可道的是什么呢，也就是一个决策者在面临选择的时候，他总会做出他认为最佳的选择，这样的一个所谓理性的视角。

　　我觉得我们的教学最重要的是帮助学生建立这样的一个观察问题的视角。在这种状况下，要不要教理论，我觉得要教理论，但是教理论的时候要强调这只不过是这种实行视角的幻命，这个理论不是真理，并不是让你拿了去用。我想这个必须贯穿于经济学的教育，最重要是教理性的方法。

　　对研究生教育，我个人提出的看法，本科生学会了这个视角，变成了观察问题的一种方式。研究生必须前进一步，除了视角之外，应该训练他们有能力用这个视角来观察现象，来把现象归纳抽象，然后用严谨的逻辑，把他的观察、背后的因果关系用严谨的逻辑表述出来。

　　最好的话，也能够建立数学模型，来表示这个逻辑，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还必须训练他们，任何理论模型都只是一个教学，任何一个现象只要能够用一个内部逻辑一致的理论来解释，就代表可以用无数多的内部逻辑一致理论来解释，因此理论之间是会相互竞争的，因此也必须教会学生，索取今天的数据，来检验自己的理论跟别人的理论，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培养一个创新型的经济学的教育方式。

　　简单的总结，我对21世纪是中国经济学的世纪充满了信息，一方面，时代给了我们机会，二方面，需要我们教学者跟学生共同努力，改变我们教学的方式，那么这个世纪就很可能会到来，谢谢。

　　主持人 黄卫平：林毅夫的发言是极具彰显个性的发言，谈到了研究，谈到了教学，强调了理论的应用，不能离开条件，我想下面请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长杨瑞龙先生发言，Joseph E·Stiglitz讲的非常的共性，林毅夫先生讲得非常的个性，杨瑞龙先生会把这两者结合，谈一谈他的看法。

　　杨瑞龙：非常荣幸能够在Joseph E·Stiglitz教授与林毅夫教授之后，结合我们的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就中国经济学教育如何在继承与发展中走向世界为题发表一些我的看法。我讲三点。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经济学的教育要继续提升国际化程度。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方经济的大量引入，中国的经济学教育体系已发生了一些深刻的变化，在这样的变化之中，产生了各种效应。前一段时间，大家可能对这样的效应有各种不同的评价，尽管就某些问题上，存在不同的见解，但是随着讨论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尽管在国际化的过程中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中国经济的教育还是要继续提升国际化的程度。为什么呢？我想可能基于以下几点理由：

　　第一，就是刚才大家都谈过的，因为中国的改革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那么研究市场经济的一般运行规则的一个最完善、最成熟的理论体系，就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中国改革的目标是不会改变的，这是人代会上从一般的代表到高层领导都有非常明确的表示，因此，我想，既然是如此，我们借鉴现代西方经济的一些方法、体系以及教育当中的一些成熟的做法，我想仍然是我们今后应该做的，仍然是一种趋势。

　　第二，因为毕竟现代的经济学教育诞生于西方，所以经过一两百年的发展，甚至更长时间，在欧美形成了一套成熟的经济教育体系，包括培养模式、教材体系，研究范式等，因此我们在推进中国经济学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这些西方发达国家形成的成熟的教育体系是可以为我们借鉴的。

　　第三，我们需要一个可交流的共同知识平台进行学术与教育的交流，也就是说，经过几百年的发展，现代经济学的研究以及教育体系已经形成了一个大家可以交流的知识平台。为了把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研究成果推向世界，你也应该遵循国际通行的学术规范，否则的话，你再有特色的研究成果，也不可能为世界所广泛接受，也不可能走向世界。

　　第四，应该说，大家越来越看到了，现代西方经济学成熟的分析方法，是可以为我们广泛借鉴的。

　　基于以上四点考虑，所以尽管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推进中国经济的研究和教育的国际化当中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些问题是需要改进的，但是就今后的趋向说我们仍然要继续推进国际化程度。

　　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包括教材的引进，例如Joseph E·Stiglitz教授的《经济学》教材在中国的广为流传，包括在研究方法上越来越遵循国际通行的学术规范，包括我们参照了国外发达国家的大学做法，修订我们的培养方案，调整课程体系，以及我们采取了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特别是不能否认，最近十多年来，海归派对推动中国经济教育的现代化做的重要的贡献。还有广泛开展与国外大学的交流和合作，对我们经济学教育的改革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我们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的改革，比如说培养方法的修订，课程体系的调整，教材的引进，包括建立了本科设立了“数学和经济学的双学位实验班”，按照国际上一流大学的标准，对学生进行系统的现代经济学的训练。同时，我们还将设立理论经济学研究生实验班，在实验班中，我们将采取国际化的高端科学研究人才的培养模式，采取中外合作，双语教学、硕博连读，导师指导，现实问题导向、多种方法训练等等这么一

　　我想说的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现代经济学教育体系的构建要同时强调本土化。本土化现在越来越成为大家热衷的问题，刚才林毅夫教授在这个问题上讲了很多，对我们非常有启发性。为什么大家会越来越重视这个命题呢，因为随着对西方经济学的教材和研究成果的大量引进，在引进过程中，我们一开始是吸收，是理解，是消化，这可能是第一阶段，没有这个阶段，就不可能有我们现在的本土化，这个阶段是必须的，我们首先要学会它，理解它。但是当我们理解了，了解了，我们才发现，这么一套理论体系要拿来解决中国的问题，有很多很多的反差，或者有很多很多的不适应，因为现代经济学依赖于一系列严格的假设条件。如果我们在应用这些理论解释我国的实际时忽视这些假设条件与我国现实的差异，我们就会吃到照搬照抄的苦头。一个简单的模型套用，后来发现研究结论和现实有很大的反差。包括我们在培养模式中，我们完全照搬西方，发现和我们培养人才的目标有一些反差。在这时我们就提出一个反思，正因为这个反思，我们才有了本土化的考虑。

　　那么为什么说我们要有本土化的考虑呢？我想大家越来越取得共识，就是中国经济学要在国际化的过程中要讲本土化。本土化基于以下四点考虑。

　　第一，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我想这一点大家都有共识。刚才讲到了中国的经济首先是转型经济，在转型中，中国的最大特征是中国的经济不同质问题，我们在进行工业化的过程，既然是这样，肯定是不同质的经济，是二元甚至是三元经济；还有是市场化，即我国处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过程中，还有就是国际化，即中国经济逐渐溶入全球经济的一体化过程中。更重要的是，我们国家采取了一种特殊的经济转型的方式，刚才林毅夫教授也讲了，我们采取的是渐进式的改革方式，可能和主流经济学家一些基本的理念是有差异的，比如说跟华盛顿共识是有差异的，有人提出叫不同于主流经济学的北京共识。在这个过程中，大家越来越清楚的理解到，一个好的理论，不仅在逻辑上是非常一致的，更重要的是能够很简练地解释现实，一个好的理论，如果不能解释现实，也是不行的。

　　我们回顾历史，一个好的理论都是从回答实践中提出的问题而发展起来的。最早流行的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但面对当时的经济大萧条，凯恩斯提出了疑问，既然市场机制是有效的，那么为什么还会出现非自愿失业呢？凯恩斯在反思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创立了凯恩斯学派。现在在中国广泛流行的科斯理论也是在解释现实提出的问题中形成的，主流经济学描述的市场机制是充分有效的，但科斯提出了问题，既然市场机制这么有效，那么为什么许多资源不是借助市场机制来配置，而是在企业内配置呢？从而他提出了影响深远的交易费用理论。何况中国这么一种复杂的条件，西方的主流理论和我国现实是有很大反差的。为了解释这样的现实，我想就要本土化。

　　第二，通过本土化的过程在理论与现实之间搭起一座桥梁。我们的教学不能仅仅原封不动地教一些学生简单的分析方法或一大堆模型或者一个一个基本的原理。我们需要培养学生运用这些分析方法、模型或者基本原理来回答我国现实提出的问题，并给出一个既在学术上符合国际学术规范，又符合实际的解释。而本土化恰恰是可以在理论和现实之间搭建的一座桥梁。刚才Joseph E·Stiglitz教授讲的，在研究当中，你要看到制度的差异，你要看到市场经济、市场机制能够发挥作用的一些条件，你要应用模型来解释当前政策的时候，你应该推导出适合本国国情的政策选择等等，这都给我们提出了非常好的思路，中国在走本土化的过程中，怎么样遵循国际规范，又能考虑现实。

　　第三，基于人才培养的要求，我们大量的学生培养出来是留在中国的，他面对的是中国的现实。当然了，刚才林毅夫教授也讲了，你要教他们理论的方法，有可能的话，我们也要提供理论和现实对接的途径，这也要求我们走本土化，使我们的学生具有独立的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第四，因为中国面临许多挑战性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回答，就要求我们在国际通行的学术规范条件下，怎么样把两者结合起来，前面我讲了，你要走向现实，走向世界，为世界所吸收的话，我想，更重要的是对我们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在遵循国际通行的学术规范条件下做出很好的回答。如果我们能够回答出来，我们就肯定能走向世界。正是基于这点，我们说越是中国的，就越有可能越是国际的，如果我们的创新性成果能真正走向世界，那么正如林教授所讲的，21世纪就有可能是中国经济学的世纪。

　　基于以上四点考虑，中国经济学的教育体系要推行本土化，但是本土化不是对国际化的否认，恰恰是更高层次的国际化。也就是说，我们所做的本土化，是在遵循国际规范条件下，更好的解释我们中国的现实，把中国的研究成果推向国际，所以是更高层次的国际化。

　　我想说的第三个问题是，如何在推进中国经济教育的国际化同时加大本土化的力度。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办法来推进本土化。刚才讲了一些基本的理念，我想作为工作在第一线的老师，我们可以探索一些可操作性的措施。

　　第一，在培养目标的设定上，我想过去我们更多的强调了国际规范，这没有错，但是我们同时也要强调，我们通过这么一种训练，这么一种体系的设计，最终培养出来的是适应中国市场或中国社会需要的人才。所以我们在培养目标设定上，还是应该立足于中国，面向世界。立足于中国这一点，我想是我们今后在培养目标中还是应该强调的。

　　第二点，我想在课程体系的设计中，我们应该继续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继续吸收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学教育中的成功经验，包括引进教材等等这些，我想都是没有问题的，继续要完善。同时，我认为在课程体系的设计中，我们还要设置另外一些和西方国家没有的，但是在中国必要的课程体系，比如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课程，这对中国的学生是很需要的，需要让他们了解比较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体系。还要有另外一些体现中国国情的课程。这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块是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在有些课程教育当中，我们应该加入中国的一些案例，加入中国的一些故事。第二个，我们在教育中要有中国经济史，更好的了解中国的国情。这一方面，在大学的课程里常常有缺失，有这些课程还是很重要的。

　　第二，重点建设一批能体现中国经济学特色的经济学教材。我们前10、15、20年，我们的工作重心主要是引进、吸收、消化西方经济学，到了今天，我们是有相当一批对西方现代经济学有充分的理解的学者教授，他们应该在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逐渐把自己的创新性研究成果在教学环节中体现出来，充实到教材中，然后形成中国经济学教材。所以，一开始在我们的教材是引进欧美的故事，然后逐渐的引入中国的故事，慢慢的从中国的故事中提炼出中国的理论体系，加入到教材里，形成能与翻译出版的西方流行经济学教材相媲美的中国经济学教材。假定林毅夫教授讲的21世纪中国经济学家世纪来临的话，如果没有这些教材的话，我们也很难真正进入属于中国的世纪。

　　第三，我们也要强调我们的老师的现代经济学的训练水平、科研能力以及教学水平的不断提升。首先必须要完整理解、学习现代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同时我们要鼓励我们的老师更多的研究中国的问题，提炼出一些理论来，能够把这些理论加入到教材中，我想没有这些坚固的研究，我们的教材也是做不到的。这方面的话，包括我们的教育部，包括我们的学校，我们的学院都应该出台一些政策，包括经济上的政策，也包括物质上的政策，鼓励老师做这方面的工作。

　　第四，我们要鼓励学生走向社会，过去由于经费等方面的原因，这方面我认为做得相对不是太好的，我想随着我们今后教育条件的改善，我们一定要为学生创造一个进入社会的通道和途径，包括教学实习基地的建设，包括暑期调查等等，让我们学生在理解现代经济学的时候，更好的了解社会。

　　最后，我想说，经济学的本土化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命题，今天大家关注这个问题，表明了我们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我想我们大家共同努力，我们一定能够在这方面取得成绩。以上看法如有不对之处，请各位同仁指正，谢谢大家。

　　主持人 黄卫平：下面我想请评议人对上面的发言进行评议。首先请胡鞍钢先生

　　胡鞍钢：昨天在清华大学也做了关于十一五规划的讨论和分析，我在会上给学生做评论的时候讲到了Stiglitz教授演讲的三个很重要的特色，第一，基于经济学的理论深厚功底对中国提出进行建设的建议。第二，他对中国也非常了解，从80年以来不断的对中国进行来访，因此对中国问题的分析是有针对性的。第三，因为他具有丰富的国际经验，具有可比性，他看中国问题也非常有国际视角，因此虽然他昨天在我们的介绍来看，对于我们来讲，去理解中国的十一五规划是非常有意义的。今天他又就经济学教育的问题提出了非常有意义的看法，当然林教授和杨教授，刚才也做了很多详细的发言，我的评论就更多的争论Joseph E·Stiglitz教授的看法跟大家也做一下交流。

　　我想有几个重要的问题需要我们简单讨论和回答一下，第一就是所谓为什么经济学成了中国的显学，特别是社会科学的显学；第二是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第三是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教科书；第四，就是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教育体系和方法。应当说，Joseph E·Stiglitz也好，包括两位中国的教授都对这些问题做了一些分析和讨论，中国经济学成为中国的社会科学的显学。我们以一个数据为例，最近我们查了CSSCI(中国社会科学文献索引)，一算下来，从大的学科来看，从2001—2004年发表的论文数，经济学论文占总量比例超过了40%以上，一个学科就相当于其他七八个学科的总数，包括历史学等等的。

　　从教学角度看，中国现在已经成为最大的经济学教学基地了。实际上，中国本身已经逐渐的成为世界最大的学习型社会，十几亿人口集体学习开放学习现代市场经济，而最大的学习型社会之中，经济学又成为了一个基本的学习。比如说我们公共管理学院，在MPA的核心课程中，经济学是其中的核心课程之一。那么也就导致将来中国七八百万的公务员要学习MPA核心课程的话就必学经济学，所以中国社会很快的成为学习型社会，特别是学习经济学，这个成为一个巨大的社会需求，那么也给我们提供了空前的机遇。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我想Joseph E·Stiglitz的研究就非常有意义，他不仅在信息经济学有创新，而且在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转型，来进行分析和讨论，在他的著作中，特别是第二版，专门列出了一章以中国转型为例来总结经验和理论，放在基本的教科书之中深入地讨论。

　　作为中国转型，我也是不断的分析和讨论，我认为主要是四方面的转型也决定了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第一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经济转轨，第二就是从传统的农业经济到现代城市工业经济的转型，这一直要先需很长的时间。第三个转型，就是政治转型，实际上也在从传统的政治集权的模式向不断的称之为社会主义民主这样的一个方式转变，不管方向是什么样的，但是还是在不断的转型。第四，就是今天Joseph E·Stiglitz谈到的在经济学上讨论不是太多的就是开放和全球化的问题。就是我们不断的从封闭的经济下向更加开放的经济转型。第一个转型是怎么样创新和应用转型经济学，第二是学习\应用和创新发展经济学，第三政治转型很重要的，就是政治经济学，就是政治和经济不能脱离，第四，就是以全球化为标志的，客观的说，我们现在想想，在五年前，我们对中国加入WTO的结果的分析预测基本是错的，无论是国际上的，还是我们自己都没有能够预测它的巨大变化。我们加入WTO以后，整个中国贸易格局对全球贸易格局的变化是极其深刻的。对这个问题，Joseph E·Stiglitz也提出来，能不能发展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而且他昨天在我们的讲座中讲得很清楚，就是现代市场经济从来都不是一个，是多个，有不同的模式。中国过去的计划经济也是中国特色的，而不完全是苏联的模式。将来的市场经济也是一个特色，你这个特色是如何回答四方面的转型。

　　第二，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教科书，我想高鸿业教授的评价是比较对的，从刚才介绍的情况可以看出来，二次大战关于经济学教科书是两次革命，一次是Samuelson这个，第二次是以现在Stiglitz为代表的，这场革命也刚刚开始，中国称之为现代市场革命，或者是经济学教学革命，我们也应该主动的适应这样的过程。因我认为，人民大学出版社能够在年前就把Stiglitz《经济学》的第一版、第二版、第三版，将来可能有第四版，不断的翻译出来，进行这种引进和普及性教育，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应当说，中国在第一次经济学教科书革命的时候(二战之后)，我们不是参与者，我们甚至还不知道，或者了解也不是很多，只是专业人员了解，当时我们主要是读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是毛泽东主要推荐的书籍。还有就是所谓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二版、第三版，那是我们的圣经，因此才有了所谓莫斯科共识，就是1957年毛泽东是视为标准，你是马克思主义还是修正主义的分界线，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分界线，那时我们没有赶上，但是这次经济学教科书的革命，如果斯比克斯作为很重要的代表，我们不仅要参与，不仅要学习，还需要创新。

　　我们很多问题，一般的经济学还很难回答，比如说我们现在中国的经济周期，当然我本人是在十年前发表了《中国经济波动报告》里谈到和政治周期、政策周期的相关性，很显然你的视角完全从经济学的视角很难回答。前面Joseph E·Stiglitz谈到治理对中国的影响，包括腐败对中国发展的影响，减少腐败对发展的影响。我想这些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多的识别和关注中国的特点。我跟我的学生讲，中国是一部天书，你很难读懂，即便我们是中国人，我们也写了很多的书，还是知之甚少。我们进行理论上的创新，写出中国的经济学教科书，这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是非常有意义的。

　　实际上，我们也是摸着石头过河，所以说，Stiglitz讲到了以开放的态度成为终生学习，也就是说，如何教会大家方法，刚才两位中国的教授特别强调了中国的传统教育思想，授之于以鱼，不如授之于渔，特别是教会学生认识、观察社会的方法，那么来讨论中国所遇到的经济学问题，因而也可能使他们终生受益，终生学习，最终要的是他们终生的创新，超过老师，我的概念，作为老师是为后人创新的一个台阶，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超过我们自己，也如同Joseph E·Stiglitz讲的，经济学的教育是相当之难的，但是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特别是今天强调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学习型社会，又是以学习经济学为主，当然也包括其它社会科学。作为经济学知识的学习，它有很强的正外部性，还具有巨大的规模效应，会有效的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反过来，如果有不好的理念，则是负外部性，对社会也不是福音，可能是一场灾难。

　　总之，作为中国的学者，面对中国现在所面对的巨大经济问题，给我们提出了空前的机遇，但是对我们自身也提出了巨大的挑战，我也愿意与同行们一块对中国的经济学教育，包括经济学教科书各方面的经济学研究做出重要的贡献。谢谢。

　　主持人 黄卫平：下面请周立群先生对两位中国教授的发言做一下评论

　　周立群：林毅夫、杨瑞龙两位教授的发言论及到中国经济学的教育，其命题及所阐述的见解不仅为学界所重视，而且许多观点已为大家所认同。尽管在某些问题上还有一些争议，他们两位的发言集中就经济学阐述了很好的见解，我想就此做一个评论。首先是关于国际化和本土化，我们这些年里，随着中国经济学教育规模的扩张和质量的提升，越来越重视结合中国的实践问题，尤其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实践，加快了本土化的进程。但是在处理与国际化的关系中，我觉得还是刚刚起步。我们讲经济学教育本土化的时候，实际上我们走过的道路还是拿西方的主流理论在中国应用，并检验这个理论，我们还没有自主创新出体系化的经济理论。

　　同样道理，我们在走向国际化的时候，我们还没有真正意义上进入深度的交流，进而进行交锋，进而使我们的理论得到国际的认可和国际的评价。实际上，本土化和国际化的过程，最终在整个理论体系的构建中经历这样的阶段，那就是无论是世界上的哪一个大师理论，要在中国得到检验，在中国创新的理论也要拿到国际上做出评价。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可能我们的大学教师和经济学的工作者，需要有高水准的现代的学术自觉和科学的敏锐去构建自己的理论。

　　同样，我们中国历史的传承和提炼，以及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所形成的思想，也需要进一步的规范化，以严谨的逻辑使它科学化。顺便说一下，我们在几个月之前创建一个全英文的经济学学术刊物(Frontiers of Economics in China)向全球发行，林毅夫教授和杨瑞龙教授都是编委，它是由世界的著名出版商Springer发行的。它以研究中国问题为宗旨，研究中国的一些重大问题，所做出的理论探索和理论阐述并将其推向世界。编辑这一刊物的过程中有两个障碍，第一就是语言障碍，这要下很大的工夫，还要聘请外国人，要聘专门的编辑，在英文阅读的时候还有很多的障碍，还得发到菲律宾进行校译。除了技术层面，还有更深的层面，就是我们的学术思想无法和人家交流，这就涉及到规范化、科学化问题，就是说你说的东西我不懂，可见经济学的规范化、科学化还需要有很长时间的探索过程。

　　同理，我们在本土化过程中也是这样，正像林毅夫教授所讲的那些，世界上的理论无论有多久的历史，都要在中国得到检验，可能是得到补充，也可能得到修正。因此经济学的教育，对我们人才的培养也会带来一些问题和挑战，就是我们在教学生的时候，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把握知识、分析问题的能力，后者对我们教师来说是更大的挑战。

　　结合今天的主题，我们是谈目前经济学教育中的两个问题，可以概括为“两个需要”。第一，当我们在讨论经济学教育的时候，比较经济学研究，我们需要更多的关注，还有大量的一般经济院校在培养经济学人才。中国有一千多所大学，多数学校都在培养经济学人才。如果我们在讨论经济学研究的时候，我们可以不必考虑这个问题，但是在今天这样的场合，我们需要对这个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支持。看一下这些一般性的学校，问题很多，在有些学校里，甚至一些基本的课程都不能开，因为他们严重缺乏这方面的师资。

　　因此，我提出第一个倡议，就是希望我们在研究中国的经济学教育的时候，希望对这些学校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支持，也更多的了解他们在这方面的需求，比如说我们要很好的考虑对这些学校的师资进行综合培训，要不然大批的涌入社会的经济学毕业生会因“培养不足”而无法适应社会。

　　第二个建议，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经济学教育规模这么扩张，而且社会有这么大量的需求，我们应该提出这样的口号，中国应该有若干所的高校、或高校的学术群体，在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和经济学的教育中起引领作用，而这个引领作用并不仅仅是历史多长，有几个博士点，有多少科研经费，我觉得不仅仅是这样，我觉得在课程的使用，经济学研究方向的把握和学科方向的把握，包括一些新的研究成果转化为实践，要做出尝试和探索。他们应对中国的经济学教育起引领作用、有影响力，大家能够认同或部分的认同，使得他们在很多方面，比如他们的课程体系，专项方向的构架为其他的学校所关注、参照和示范。我认为一些经济学科强的重点高校或学院应义不容辞地担负起这个引领作用，这是中国的特定国情决定的。

　　因此要更多的关注和支持一般性的高校，应该有若干所高校或高校的学术团体在中国的经济学教育中起引领作用，我想这在实际操作层面是非常有意义的。以上是我借评论的机会，对林毅夫教授和杨瑞龙教授的观点谈的一点自己的看法，谢谢大家。

　　主持人 黄卫平：最后想请Joseph E·Stiglitz教授对两位中国教授的发言谈一点看法。

　　斯蒂格利茨：这个研讨会非常有趣，但是有一点我想提出的是，我也不清楚是不是中西方词语法则的问题，但是诸多经济学的基本词汇在中西方好像是不一样的，经济规律也不一样。

　　在这里我想提出的建议是，我认为，经济学中那些最基本的观点，如供求原理，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逆向选择问题无论到哪都是一致的，约束和激励问题也是普遍存在的，问题实际在于如何将这些原理本土化，也就是如何将这些理论融入到中国的大环境中去。我对林毅夫先生的观点持有保留意见，林毅夫先生认为在中国经济学理论应该显现出自己的个性。原因就是那些西方经济学的推测不符合中国以及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而就像我在刚才的演讲中提到的，这些不符完全是出自于经济学错误的假设前提。例如完全信息，完美资本市场。

　　然而不幸得是，许多经济学课本，以及经济学教学方法都是建立在类似于完全信息的假设前提下的，这些假定对于美国或者发达国家来说是正确的，但对于转型中的中国，可以说是不适应的。所以无论对中国经济学教学也好，还是经济研究，都面临着一个重大的挑战，就是如何去筛选适合自身发展的模型和理论假设。

　　下面我来举两个相关例子，就拿中国的乡镇企业来说，如果把它放到西方的标准模型中去分析的话，显然乡镇企业是一个公有制的企业，在西方国家，公有制企业的运行是低效率的，或者说是没有前途的。但是在中国，乡镇企业发展很成功，而且对整体经济的发展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主要归因于两个方面，第一是竞争提供了激励，传统经济学对激励的作用的分析，同样也可以解释为何中国的乡镇企业能够成功。第二个方面是政府监管的作用，也就是当地的市民可以起到监督作用，如果出现就业不足的话，政府就会出面进行协调，否则乡镇企业就会运行不良。理解这两点也就能理解为何中国的乡镇企业是世界人其他地区不可能出现的原因。所以我们运用已有的概念，原理，同样可以分析乡镇企业的成功因素。

　　另外一个我想举的例子是，位于中国东海岸的广州，那里有许多生产袜子和生活日用品的工厂，问题在于它们的生产结构是怎么样的，一些大学的研究显示，这些工厂的生产过程被细分为一小块一小块，工人获得的报酬很少，这些仅仅是建立与诚信之上的，事实上分析这些中国工厂的运作是十分有意思的，还有其中一些关于激励，制定合同，信用的经济问题等等，西方并没有经济模型可以适当的去分析这些问题，所以有些学者提出创造一些新的理念,模型之前，但这里我想强调的是，在经济学教学上我们必须从学习那些最基本的经济学常识开始。可能有限的经济学理论不能否适应中国的大环境，例如激励问题中关于政治激励，社会激励，传统激励这些理论是有局限性的，但我认为无论如何可以从现代的经济学理论，例如博弈论中去发现许许多多不同的方法来解释中国的实际问题。

　　主持人 黄卫平：我想请参加会议的同志深刻的考虑一下教师的问题，从历史上看，我很同意林毅夫和周立群先生的话，你要想教也好，研究也好，恐怕是先解决看问题的基础，就是方法论的问题，然后再看问题，才可能有正确的结论，看问题的基础可能是数学，可能是哲学，可能是伦理学，因为我们都知道亚当斯密，最初被聘的是人类道德教授，先写的情操论，然后才写的国富论，马克思也是这样，我想说对教师队伍的培训恐怕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学的问题，而是相当广泛，由基础打起的问题，只有这样的情况下，我想中国的经济学可能才会出现一个脱胎换骨，既具有国际化，又具有本土化，作为主持人，我想提请大家就这个问题讨论一下。

　　谢谢大家。

　　(茶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