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安全与企业社会责任分论坛实录

　　首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国际论坛于2006年2月22日在北京举行。本次论坛主题为“全球责任 共创和谐”。新浪财经独家图文直播本次论坛。以下为公共安全与企业社会责任分论坛实录：

　　主持人(孙立平)：各位下午好，非常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也是会议真正的主持人给我一个机会来主持这个单元的讨论。下面，我把这个单元的几位嘉宾向大家介绍一下，他们 是：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际劳工与信息研究所的副所长张俊峰先生；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院长刘铁民先生；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先生；拜耳集团大中华区企业信息传播部总经理华威廉先生；还有一位常幸先生，是华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长，他正在路上，还需要几分钟才能赶到。还有巴斯夫(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关志华，我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授孙立平。

　　我们今天这一个单元的题目是“公共安全与企业社会责任”，当我们讲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首先就想到我们社会学当中的一个概念，就叫做“风险社会”，这个概念是上个世纪德国的一个著名社会学家贝克尔提出来的。我们今天在讨论这个单元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面临的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风险社会。从一个方面来说，我们的经济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但是同时社会风险也在加大。就在我们今天在这儿进行讨论的时候，我们都知道现在世界上一些地方像禽流感正在流行、在扩散，而且会不会发展到人传播人上，我们现在不知道，或者究竟哪一天禽流感会演变成可以人传播人，如果发生了这种转变，究竟给我们人类造成多么大的威胁，我们都不知道。

　　从一个方面来说，我们的技术进步很快，技术进步今天能够达到的水平远远超出了人们过去的想象，但是有的时候你又去想，这种进步和要解决我们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包括这里所讲的风险有时又是微不足道的。人类可以到太空当中旅行，但是连小小的禽流感

病毒也解决不了，至少到现在解决不了。而且我们可以进一步去想象，其实就是解决了又能怎么样？禽流感我们可以解决了，其他的瘟疫我们可以解决了，现在最威胁人类的健康和生命的这些疾病我们可以解决了，我们通过解决这些问题，使得人类的寿命大大地延长，大大地提高，但是到那个时候，我们是不是会面临着比现在还难办的局面。因为从人类历史上来说，瘟疫就是控制人口的一把刀，如果瘟疫的问题解决了，现在最威胁人类生命的一些最基本的疾病，像脑血管、心血管、癌症这样的问题解决了，每个人都活到一百四五十岁、一百七八十岁、二百来岁，那个时候给我们地球造成的问题可能比今天的禽流感还要大。

　　可以说我们在今天社会是在进步，但是我们面临的风险也确实是越来越大，这种风险有技术进步带来的风险，有全球化带来的风险，有我们今天的社会转型带来的风险，但是实际上这种风险来自于很多的地方。我们有很多往往都很难意识到它会成为风险的东西，可能是造成巨大风险的源泉。大家都有一个常识，或者现在都有这样一个知识，比如说当一个军队过一座桥的时候，军队不能齐步走，如果齐步走，造成的震动很可能会对这个桥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曾经就出现过这样的事情。这说明什么问题？这就仅仅是人类行为的方式，这种行为方式就足以引起风险。

　　但是在我们社会生活当中，类似于军队过桥的齐步走，不是在我们社会生活表现得更为明显吗？我们现在整个世界几十亿的人口从企业到政府、到个人，在追求的时候是什么呢？在忙活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一个东西，发展经济，个人赚钱，个人、企业赚钱。所以我们行为方式是高度一致的，而这种行为高度一致给我们带来的风险本身就是非常大的。

　　所以，这次能源的危机，其实背后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和刚才所说的行为模式联系在一起的，现在有一个新的概念叫做“金砖四国”，四个大规模的国家正在起飞，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印度、一个是俄罗斯、一个是巴西。中国13亿人口，印度10亿人口，再加上俄罗斯、巴西差不多快到了整个地球的人口的一半。这样大块儿的地区，在迅速的起飞、在迅速的崛起，几十亿的生活方式在迅速改变。那么它对于环境、对地球造成得到压力可以说将会是非常巨大的，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能源危机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所以说在我们今天应当说是我们处在高风险的社会当中，这种风险有的是局部的、暂时的，有的是系统性的，是非常复杂的。所以，在面对这种风险的时候，可能需要社会的多方面的协作，包括政府、包括企业、包括NGO组织等等。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单元，我们的这几位嘉宾的构成，我觉得就非常有意思，有来自于政府部门的，有来自于企业的，有来自于民间的NGO组织的。我想通过接下来各位嘉宾的演讲，我们可以共同探讨在面对人类风险和安全问题的时候，这些来自社会的不同方面，应当如何进行努力，如何进行协调，特别是能够形成一个各方面的力量，能够进行协调的一种内在机制。

　　下面，我们首先请劳动社会保障部国际劳工与信息研究所副所长张俊峰先生演讲。

　　张俊峰：大家好，刚才孙教授给我们所有人提了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当然了问题非常严肃，以至于我们这么一个短短的论坛很难把他提的这么重要的问题讨论清楚。我下面做得发言是根据会议主办方的要求，让我就社会责任的某一方面的问题谈一点儿个人的想法。

　　原来跟我打的招呼是不是从劳动关系角度谈，后来我考虑一下，实际上社会责任它和劳动关系非常密切，但是如果这样谈似乎很多问题也谈不清楚。在五到十分钟的时间，恐怕就什么都说不了了。我结合我们这些年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谈几点初步的想法。

　　企业社会责任这个事情在国际上时间很长了，说长，有二百年了。我们回顾1990年，当时英国的消费者就有了所谓抵制东印度公司在加勒比生产糖的事情，可能从那个时候就有了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责任这么一种活动。从那时到现在有二百多年的时间，大家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识，从它的内涵到外延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企业社会责任已经从单纯的消费者的自发的活动变成了规模比较庞大，影响比较深远的一种国际性的活动。而且更进一步的看，现在国际标准化组织正在搞ISO26000，这个东西我认为应该说是对企业社会责任问题进一步的再思考，因为那个名字已经改成“社会责任”，CSR，是所有的社会组织都要承担责任。从这个意义来说，社会责任在它漫长的二百年的发展过程当中，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

　　我们国家大家熟悉这个问题是最近几年的事情，尽管从九十年代初期开始，就逐渐地开始有一些跨国公司在中国采购的时候，运用他们公司自己的社会行为准则，来核查中国的一些企业。全社会对这个事情了解是在这一两年，包括《中国新闻周刊》在这方面进行了一些讨论。我个人看，应该说社会责任作为一种理念，已经比较广泛地为我们的社会所接受，这也就有了我们现在有更多的企业开始比较自觉地维护工人权益，比较自觉地维护环境，比较自觉地依法纳税，以及做一些其他的事业。但是这个事情毕竟在我们中国发生的时间还短，我们不要说和二百年漫长的历史相比，我们就是和欧洲企业、欧美的企业，从1936年他们有的企业已经制定了行业准则。美国的行业协会，一直到以后实际上不断有一些活动，到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发展到了一个高潮。相比起来，我们国家不论从概念的介绍还是到具体活动的开展，相对来说都要晚的多。因此，我们国家问题也多的多。

　　我们这次《中国新闻周刊》组织的活动，还要评选出10个最佳企业，我的很多感想也来自于参与对这10个企业的评选活动，因此我有这么几点想法：第一，我们搞企业社会责任，首先应该强调的是要遵守法律。对企业社会责任这个事情现在大家说法不一样，特别是在欧美包括一些国际组织他们谈企业社会责任，他们的企业社会责任是高于或者是超过法律要求的这么一种行为标准，而大家更多的也意识到对发达国家企业而言，所谓履行企业社会责任，首先就应该是遵守法律。我说我有些感想是通过当时对咱们《中国新闻周刊》提出的几十个企业作评选产生的，就是说我们有一些名声非常好的大企业，包括国际的、国内的非常大的企业，再看他们提交的材料就可以发觉，起码你可以感觉到他们可能在某些方面在履行法律责任上，可能还不完全到位。他可能说我对某一个活动捐款了几万块钱或者几十万块钱，这种情况有，很多企业都说我参与了哪个公益活动，我捐了多少钱，但是纳税那一栏，很多企业都是空的，因为纳税这个事情，特别是对于上市公司，纳税事情不属于商业机密，应该是公开的，他没有填写他们的纳税情况，我觉得只有三种情况，一种是它完全没有纳税，一种可能是他纳税了，但是他低于应该纳的税，也就是偷税漏税。再有他认为是自己的商业机密，不管是属于哪一种情况，事实上用一个标准来衡量的话，他们都没有达到标准。完全照章纳税了，不写出来，就和企业社会责任不一致了。国际大公司准备了非常好的报表，但仅就一条，你就可以看出来在这些知名的国际公司都存在着如何遵守当地法律，以及如何充分履行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如果你问这些公司，他们是不是很好地主动维护了本企业的职工权益，是不是很好地主动地保护了环境，是不是很好地主动地在他的产业供应链中实施了企业社会责任。我觉得这些问题恐怕这些公司应该能够很好地回答。但是我们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说不仅仅是对发展中国家，而且对发达国家的企业来说，遵守法律是你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第一步，而且是非常关键的第一步。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们从不同的企业对企业谈社会责任的时候，有很多情况下大家谈的是用一个杠杆去衡量所有的人。事实上从一个角度说这对企业来说是不公平的，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我们可能并不能得到真实的结果。比如说大家普遍都有这种看法，目前在中国违反企业社会责任和违反法律比较严重的往往是中小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这个基本判断、基本印象是对的。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比如说一些大企业，他在雇佣人员的时候，是否存在缺税人员，使用这些人员的时候是否违反法律的问题，他是否保障了职工的权益。比如有一个知名企业按照企业社会责任要求，企业应该建立一个工会，让工人组织起来，和企业进行对等谈判，结果一个很知名的企业就拒绝建立工会。事实上像这样的企业如果你有严格的企业责任的一种标准来衡量的话，他就会有问题。但是我们现在说的是针对不同的企业，大企业往往比小企业有更多的能力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我这样说并不是替小企业推卸责任，而是说小企业在管理能力、在经验、在技术水平等等，在任何一个方面，甚至在时间方面，他都没法和大企业比，大企业有更好的条件来履行社会责任。因此，我们在说如果拿一个大企业和一个小企业相比，你就不能要求大企业捐了一百万搞了一个公益活动，小企业一定要拿出那么多钱，那不可能，有很多原因。再有，一个高技术企业他的社会责任的表现形式，我们对它的要求也应该不同于制造业。又比如资源生产型企业，比如煤炭行业，我们对这样的行业的要求又应该不同于其他的企业。因此我们对不同的企业如果用一个杠杆去衡量的话，可能对谁都不能准确的结果。

　　进一步而言，比如说对煤炭行业，近两年国际焦炭紧张，大家都在向中国煤炭企业要焦炭，这两年企业社会责任是在国际社会上呼声比较高的责任，我们大家知道我们煤炭行业总体的劳动状况是比较差的，但是没有听说过有任何一个企业他在采购煤炭的时候，中国煤炭企业的劳动状况、生产条件提出质疑，并且对此拒绝采购中国的煤炭。商务部现在作出了一个决定，好象是对几类企业首先开始实施企业社会责任核查，如果你不合格，你就不能出口。这是中国人自己作出的决定，而且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决定，这是中国政府有意识在承担社会责任，首先针对的是煤炭，我个人曾经接触过这样的事情，我们煤炭企业这几年生产状况确实不好，工人的整体权益保护也不理想。我认为我们对这些企业提出一些要求是应该的。因此，我想在这儿呼吁包括中国的企业包括跨国公司，如果在中国采购煤炭的话，也请你慎重考虑一下，是不是也应该要求你的商业伙伴在这方面多采取一点行动，就像你对其他的中国制造业一样，不要你需要煤炭，就对煤炭行业忽略不计了。

　　第三点，大家都在说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应该推到供应链中去，我个人非常理解这么一种要求，我也赞同这种要求。但是我说这种要求应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第一，我们现在已经看到许多企业对他的供应商有一个核查机制，我不对这个事情本身做评论，我觉得做到这一点只能说你这个企业履行了一半社会责任。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认为社会责任，既然从社会责任本意讲要承担对各个方面的你的相关人的责任，同时对你的供应商也承担一份责任，什么责任？就是说你应该跟他共同地分担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成本。我在有一个场合说了一句重话，我说你根本不愿意这样做，那起码部分证明你要倡导企业社会责任是虚伪的，为什么这样说？我们曾经做过一个数据分析，碰巧同样的数据分析也被香港的另外一个和我们毫无关系的机构做过，我们在一次碰面的时候谈起来，他们说了他们的结果，我说我们的结果，这个结果是从2002年以来，三年的时间，仅就中国而言，中国服装产品出口平均下降25%，他们的调查是下降了30%，我们的调查是15-25%之间，另外交货时间从60天缩短到25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曾经问过很多企业的老板，他们跟我们说的也非常坦率，就是说我们也是有良心的，我当然不愿意我的工人一天24小时甚至48小时的工作，我当然希望他们拿高工资。但是你看我这个订单实际上就是25天交货，25天是什么概念？如果大家熟悉纺织行业的话，25天是包括对方给你发来传真，问你能不能做这个事儿，到你打出样本寄过去让对方认可，对方认可以后，拿过来你把它加工成成品，再飞机运送过去，这么多时间在内一共是25天。他说你看这么多事情我要在这么短时间内完成，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拜托我的工人加班，就是连续48个小时加班，我把这个面包、水和吃的都放在那儿，跟他说几句好话，求他干活。因为我当时明白跟他说，我说我不是来检查你，最后代表劳动部来惩罚你，我说我只是来了解我们现在的真实情况。他们就跟我说了真话，很多企业都说了真话，这是其中一个例子。

　　通过调查，通过一些数据分析，实际上很多企业都存在这类问题，也就是说，由于有些采购商没有承担他们相应的责任，导致这一部分企业不得不通过其他的手段，通过降低利润，通过减少对工人的某一种保护，来完成这个订单。他说的非常明白，没有这个订单，我这个企业就关门。在关门和降低标准这两者之间，他是违法地选择了后者，我们有全部的理由去谴责他。但是今天我们在谈论社会责任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劝告所有的采购商，包括中国的、包括国外的，如果你确实有企业社会责任的意识，确实有履行社会责任的良心和道义感的话，那你就要跟他共同分担这部分责任。另外，我们按道理应该对消费者说，我曾经对一个国外的朋友说过这么一句话，如果你确实从道德良心上说，你关心发展中国家的工人，那就请你为了发展中国家工人的利益多付一个美元，如果这个能搞成一个国际性的运动，他们都为了他们多支付一个美元，在三美元的基础上增加一个美元，你把这个钱交给工人，我想中国的以及其他穷国的企业社会责任会搞得更快更好。这是第三点。

　　第四点，我们这几年关于社会责任说了很多话，做了很多宣传。应该说凡是听说过企业社会责任这个概念的人，你问他他总能说出几个来，同时我们也发现在企业社会责任有许多误区，比如说把某一个私营公司搞的标准等同于企业社会责任全部。比如说把企业社会责任等同于法律，还比如说把通过了就拿到了某一个企业社会责任的标准证书，等同于企业就履行了社会责任，又比如说国际上现在普遍通行的，特别是对一些大公司搞一些可持续发展的报告，或者社会责任报告，我们中国我只见过中远公司搞过一个，好象是宝钢搞的那个还不是特别像，我见过的不多，我也可能是孤陋寡闻。这次我们评选的中方企业里真拿出社会责任的报告还没有，这实际上从各个角度说明对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认识，第一还存在很多误区，第二可能还根本不认识。针对这个问题，目前各方面都做了很多工作，比如说有很多机构都在大力地推动搞社会责任的认证，抱着某一个标准到那儿搞认证，虽然这种认证非常昂贵，我个人非常不同意，但是很多公司都在搞。再有包括我们有些媒体在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可能是为了当时的某一种需要和某一种理解，过多地关注了某一方面的问题，而忽视整个社会责任的全部内容。

　　正是基于这些原因，我一直这样认为，就推行企业社会责任这个事情而言，重要的目前不是搞认证，而是搞培训和宣传。培训，培训什么？你应该让企业知道社会责任应该怎么搞，我认为我们现在已经过了再告诉他什么是企业社会责任，应该说已经基本上过了这个阶段。但是一个公司知道什么是企业社会责任，并不等于他就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有充分的认识。意识到这个问题，对企业开展系统的、深入的培训，你交给他，这个问题是企业社会责任问题，这个问题该怎么做。比如说一个最简单的道理，那个灭火器，灭火器离地高都要五十公分，这样人就好拿，这作为一个基本的标准，我相信80%的企业可能不知道这一条，他可能未必不愿意做，因为他不知道，所以他不做。如果你把这一点告诉他，那就对他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帮助，就胜于谴责。

　　第二，宣传，我觉得《中国新闻周刊》现在做了一些非常好的事情，就是把一个好的典型拿出来宣传，这是有必要，批评最重要，但是拿出一个好的典型教给大家，你应该向这个学习。还有一些刊物，我也做过一些点评，我看到现在有一个共同的问题，我们选出来的这样好的企业还不多，或者说有些非常好的企业并没有被选进来，怎么办？就应该通过宣传使大家都知道，你自己做得好还不行，你应该把自己的经验拿出来宣传，这是你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一个责任。我们新闻媒体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就是承担宣传的责任，你让大家都知道，全社会都意识到，企业社会责任是个事情，它是我们全社会的责任，我们全社会应该想办法通过各种方式使大家都逐渐提高这种认识，我觉得这个比什么都可贵。这是四点我想说的。

　　另外还有一点，我不把它归作一点，但是我想强调一下，目前有相当多的企业和个人把企业社会责任当作了一个赚钱的买卖，我就说要警惕这种事情。企业社会责任它是一个对国家、对企业、对个人、对社会、对我们每一个消费者都有好处的事情，这是一个高尚的理念，如果把这个高尚的理念变成了赚钱的工具，那不仅仅是社会责任的悲剧，也是我们社会的悲剧。我就给大家讲这些，谢谢大家！

　　主持人(孙立平)：谢谢张先生精彩又实在的演讲，我非常赞成张先生的一句话，现在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可能已经过了不仅仅是观念的问题，关键是如何做起。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总的来说环境不是很好，刚刚起步的情况下，如何扎扎实实地做起。所以，刚才张先生特别开始就讲到一个最低的标准——遵守法律，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这看起来很简单，但是真的能够把这个底线达到，我想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可能就有一个非常扎实的起步。

　　因为现在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实际上我们不仅仅是缺少社会责任，有的时候实际上是一些最基本的底线都被我们破坏掉了，在我们的企业行为当中被破坏掉了。前两天我看有一家杂志采访中央电视台的一个主持人崔永元的一个访谈录，他就讲到社会的底线怎么被摧毁，他说比如说你要绑票的话，他得有个规矩，人家把赎金给了，你就不能撕票。然后医生你得有一个规矩，人家把红包给了，那纱布就不能给人家忘在肚子里，这都是底线。这个问题现在提出来，这个底线就被破坏了。我觉得可能在中国我们现在真是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有一个面临重建底线、维护底线的问题，然后我们在这个底线已经形成的基础上，我们再讨论如何能够做得更好。

　　下面，有请第二位演讲嘉宾刘铁民先生，他是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院长。

　　刘铁民：主席先生，各位嘉宾，大家好！当我接到会议通知的时候，我一看企业社会责任，给我眼睛一亮的感觉。大家知道在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非常重要，但是非常敏感的问题，我非常钦佩会议组织者你们的远见、你们的敏感和你们的勇气。所以我愿意代表从事这些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工作者，向会议组织者表示感谢和敬意。

　　实际上我们常常谈到企业社会责任，比如劳动关系、比如工资、比如童工等等。就我个人而言，没有什么比保护工人的健康，他们的生命安全是更重要的企业社会责任。我们想一想在过去的2005年，我们在我们的工业系统里面，死了15000人。在2005年全世界发生一次死人100人以上的重大事故，都发生在中国。近十年一次死200人以上的重大事故，发生在中国。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千百万工人是在一种非常危险的环境中工作的，他们的生命的权利、他们健康的权利，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就是说，我们相当一部分企业没有尽到最基本的责任，由于我们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没有注意安全问题，使千百万工人丧失了生命、使千百万个家庭妻离子散。

　　所以，在今天这个场合，我想讲一点安全的问题，我想从另一个更宏观的背景下讲一讲企业的责任和国家对企业责任的责任。这个题目叫“安全发展观的橙色GDP”，谈到GDP大家很清楚，GDP几乎三岁的孩子都知道，是一个经济发展的综合指标。为什么要谈“橙色”GDP呢？“橙色”在安全中是“预警色”，就是当我们面临危险的时候，我们应该出现“橙色”。就是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安全可以作为一种预警来提示的，我们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个设想呢？我想从第一个问题展开讨论。

　　一，我们首先回顾我们国家工伤事故的基本特点和演变规律。我们从这个图上可以看到(见图)，我们国家工伤事故死亡的特点和世界上很多国家有很大的差别，其差别最大的就是它的反复波动性，一般工业化的国家，我们看到大量的比如美国、日本的资料，他们的工伤死亡曲线是上升平缓，稳定下降，最后达到比较好的水平。但我们国家的反复波动，什么造成了波动呢？我们把几个时机指出来，大家就很清楚了，第一个高峰是1958年，1958年中国发生了什么？大家都知道，第二个高峰是在1968年到1970年之间，那个时候中国发生了什么？第三个高峰在70年代中期左右，我们正在全力以赴地高速发展经济。我们又有三个最好的时期，最好的时期是在1958年之后，我们国家处在经济调整时期。另一个就是在经济过热有一段软着陆，随着经济的软着陆，我们国家工伤事故死亡人数是一直在下降的。这样一个图似乎提示我们，从宏观的角度而言，我们国家工伤事故的死亡和重大事故的概率，和我们国家整个的宏观经济形势是密切相关的，它不仅仅是一个企业的行为，是众多个企业的行为。

　　二，这些因素能不能被干扰和影响呢？我们看这张图(见图)，我在这个图列了两条曲线，一条曲线是死亡人数的波动曲线，就是红色的曲线。另一条曲线是黑色的，是五十多年来我们GDP的增长变化幅度的曲线。但是我们把这两条线放到一起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两条线的波动趋势是完全一致的，这个线是我的研究生做得，当时他告诉我这个线是0.98，我根本不相信这样的数据，我说你重做，他把几百数据重新做了一遍，还是这样的结果。这个曲线告诉我们，当我们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我们死的人就要多，或者说风险就要加大。当我们经济速度减缓的时候，我们死亡的人数就会减少，换句话说风险就会减少。

　　因为时间关系，我只能举这一张图片。实际上从整体角度来说，我们国家重大事故频频发生，它的宏观因素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我们法制环境，我们国家包括企业对安全生产整体的投入强度。我们说一个企业、一个地区、一个国家重视哪些工作，我们拿什么来衡量呢？那就看你的投入，不看有多少口号，不看有多少讨论会，拿出多少钱来，花费了多少时间，这是非常重要的。另外，目前中国处在制造业高速发展的时期，大家知道制造业的高速发展会带来两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第一是环境污染，第二是职工的基本权益，包括安全生产的问题会非常突出。

　　三，虽然经济规模总量很大，但是我们的企业，我们地方政府在把握经济的平衡方面的能力水平是参差不齐的。我们有世界上一流的企业，我们也有二流、三流，甚至不入流的企业，这样一种管理水平在一种经济高速发展情况下，很容易出现失误，这种失误就表现在对工人的权益重视不够。另外我们经济总量和规模在不断扩展。

　　综上所述，影响我们国家重大事故和死亡人数不断增加的因素是什么呢？是宏观因素在起主要作用。我们提出这样一个看法，是想和大家讨论，倘若我们仅仅追究个别企业主的责任，仅仅靠宣传搞一些安全生产的检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要依靠国家的行动，宏观的、坚决的干预措施态度解决问题。我们国家从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宏观干预程度是最大的，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1978年，博卡二号，我们坚决处理了一批渎职干部，我们坚决地加强了国家投入，那一年国家就一次批给安全监察部门5000个监察员的编制，而且安全部专门设了安全生产基金。所以国家干预的行为是非常有效的。

　　第三，我想对我们工伤事故的趋势做一点预测，这也是我的一个研究生做得一个工作。我们的预测结果告诉我们，按照我们目前这样的经济发展水平，我们想把死亡人数事故降下来是非常困难的，我们的计算统计数字告诉我们，要想使中国工矿企业的死亡人数下降，我们的GDP的增长指标不能超过7%。到了8%之后，它就会上升，到了9%之后，它就会上升的非常明显，到了10%之后，它的上升幅度会非常大。我们去年大概是9.9%，今年说了是要到8%左右。所以从宏观预测的角度来说，我们国家安全生产的问题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还是非常严峻的，我们又做了另外一种数学模型做的分析，预测告诉我们近五年内，中国的工伤事故和风险不会有明显下降，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吃惊的预警信号。

　　第四，谈一谈伤亡事故的动力学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这张图是抄经济学老师的，他们的经验告诉我：A，一旦经济增长速度有提高指标的时候，首先会造成基本建设规模和投资的增加，在B的驱动下，会造成社会需求物流的增加，整个社会需求增加，会刺激企业的经济活动。当然，它有正反两方面的效益，倘若经济指标调低了，或者地方政府经济需求下降了，也会出现负面的效应。

　　那么另一个动力学是关于风险的，比如说一个企业、一个地区发生事故的风险取决于它工伤事故风险度，风险增加的时候，会造成死亡人数的增加、事故率增加，在伤亡率增加的时候，会造成社会和谐失调，会增加成本。什么会带来工伤事故风险的增加呢？企业的过度的生产行为和过热的经济增长，都会增加工伤事故的风险。我们把这两张图合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闭路的循环，这个循环告诉我们当经济发展过热的时候，由于企业超能力生产，或者社会超出自己平衡能力的经济活动，就会增加企业的风险，从而造成伤亡事故增加。但是大家知道，这样一种盲目的、粗放的经济增长形势，实际上会大量增加发展成本。

　　实际上从我们过去的研究报告中，包括我前面介绍的内容中大家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经济高速发展，比如刚才我们有位先生谈到了煤，正好我有一张关于煤的图片，大家都在讨论这些年煤矿死亡的人数很多，重特大事故很多，于是我们把能够影响煤炭死亡人数的变量都变成了统计参数，我们用计算机进行了模拟，结果使我们非常的吃惊，在所有的因素中，只有一个因素贡献是最大的，就是煤炭的价格。我们从这个图上可能已经看到了，当煤炭价格在450元以下的时候，工伤死亡人数，事故发生的风险是有波动的，但基本上是水平波动，一旦超出450元的价格，煤炭系统伤亡事故的风险就会急剧增加，尤其超过500元的时候，增加的幅度会非常明显。大家知道2005年煤炭价格是多少吗？最高达到了550元。今年是多少？我的预测是非常悲观的，因为大家知道我们现在煤、电、油、运绷的很紧，我们2006年需要更多的煤炭、更多的能源，所以说保护广大工人安全和健康，是每一个企业，是我们的政府迫在眉睫的责任。倘若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我们的和谐社会，我们的小康社会，我们所有的发展目标都会造成一些影响。

　　所以，围绕这些问题我下面做四点讨论，然后结束我的发言。

　　第一，橙色GDP应该成为评价经济社会发展的质量指标，你死多少人，你的风险是多少，应该作为评价一个国家管理能力的指标。另外，同时也可以成为监测经济增长过热和经济社会统筹协调的预警信号。

　　第二，橙色GDP是强调对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建立经济发展与安全生产之间一个和谐的度。我们想做到不死人，哪个国家也做不到，我们要得到的指标是这个死人数量和风险是社会能够容忍的。

　　第三，对安全生产形势的影响，或者说对伤亡事故的风险，国家干预是可以实现的，可以做一定范围的调整。而橙色GDP可以成为国家重要的参考依据之一。

　　第四，我们所谓的橙色GDP它具有指标体系，这个指标体系系统由三部分构成：第一主要是反映事故总量的绝对指标，就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企业的事故的总量应该是逐渐得到控制的，趋向好转的。第二是反映严重度相对的指标，比如说百万工时的事故率，比如10万名工人的死亡率，它可以反映一个企业或一个地区的实际风险。第三是反映基础性和趋势性的风险概率指标，这些指标大概可以做一个近期预测，让我们对安全生产出现的严重问题有所警觉。

　　最后，我还想用一句话来结束我的发言。我们很多人谈到了企业的社会责任，我想企业社会责任不应该是一个民间的活动，它应该成为国家的行为。最后，谢谢主席先生，谢谢大家！

　　主持人(孙立平)：谢谢刘院长，这是一个非常扎实的报告，这也是他们研究很长时间的结果。我觉得这个报告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就是对于安全生产的问题，企业对社会责任的问题，不能够仅仅从微观的企业层面来关心，通过刘院长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宏观的背景起着更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觉得现在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应当和这个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我们也知道在宏观的层面上，事情比微观的层面还难做。所以，如何能够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措施，这个可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除了经济增长本身之外，我觉得在宏观的层面上可能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刘院长后面也讲到了就是国家的政府的作用，这是治理的问题。因为一提到安全生产，大家肯定最先想到的就是煤炭行业，也知道去年一年社会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治理官煤勾结。但是我前几天看到一篇很长的报道，就是一些煤矿主来谈官煤治理的效果，这个效果是非常的不乐观。我从那篇报道来看，从那些煤矿主的反映，就是一些原来还好一点的、关系不硬的煤矿被关了，但是只要关系更硬哪怕是“黑口子”，仍然在继续生产。在有的地方这种整顿甚至是成为利益瓜分的一次举动，原来的关系不硬的被炸掉、关掉，过一段可能关系更硬的、背景更硬的开了进来。所以，我觉得涉及到这个问题宏观层面的时候，我们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使得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能够具有一种可治理的基础。现在我们不能否认一些治理的基础正在丧失，而有效的治理模式没有形成，我们基本上还是一个搞运动式的模式。

　　下面由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先生来发言。

　　刘开明：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感谢《中国新闻周刊》邀请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些经验。我觉得刚才几位讲演者已经给了我们非常多非常好的数据。大家都知道今年有很多数据让我们感到非常兴奋，在过去27年中间，中国的经济增长达到9.6，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我们去年的外贸进出口已经达到14000亿美金，成为第三大外贸体。刚才刘院长给了我们一个触目惊心的数据，这个经济增长的背后是那么多生命付出来的，跟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就是工人生命安全。所以这个题目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公共安全与企业社会责任”，什么是公共安全？我想首先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刚才孙立平教授讲到了社会风险，的确由于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国已进入了高风险的社会，什么是社会责任？社会责任从商业领域特别是大公司来说，就是控制社会风险。我们孙立平教授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理论叫“断裂社会”，中国今天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风险？因为我们的社会已经处于一个断裂的社会。刚才讲到中国的“官煤勾结”，“官煤勾结”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政府作为维护公正和底线起到了非常不好的示范。而我在去年11月份曾经到过日本好多个工厂，我感到非常的感慨，有很多工厂他们从来没有政府官员去过，有个工厂是1953年成立的，只有1953年成立那一天有官员去看过工厂，但是这个工厂完全遵守法律。为什么中国不能遵守，同样在香港的火车司机在香港非常守法，在中国就不能守法。我觉得这给我们非常多的启示，这是我们探究中国社会底线在哪里？中国社会安全意识在哪里？这个风险为什么会形成？

　　因为中国劳动白皮书刚刚出版，我写了一篇工资和工作时间，我觉得这两个问题是全世界的劳工运动所积极追求的，也是整个社会可能发生裂变或者孙教授所说的“断裂社会”的核心。我在写这一章的时候，我感到非常惊讶，在过去的27年，中国经济增长非常快，但是经济的增长裂变也非常快，鸿沟非常大。我用了两个词，我们发现工资越来越高的，跟我们体制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工资越来越高的，工作时间越来越低。大家可以从财政部网站上得到一些数据，在过去的十年中，应该说到2003年，我们中国的国有资产总额是17.4万亿人民币。但是从1993年到2003年，我们从中央的地方财政仅仅有121亿的收入来自国有资产，是2001年的减持收入。大家知道由于国有股减持导致了一些投资人以6000千万股民的名义来向政府要挟。除了这221亿，从1993年到2003年，我们从中央财政到地方财政，没有看到过国有企业向财政交一分钱。但是在这十年中间，我们中央和地方财政给国有企业投入的钱超过一万亿人民币，也就是一年一千多亿人民币。这十年中间，中国经过了最大的经济体制改革，也就是说有390万人下岗。我们国有企业获得了大量的资源，我们获得了全国财富，但是我们有没有承担社会责任。为什么会这样？而且国有企业由于大量的下岗，导致很少的人留在国有企业，只有到2004年有4300万国有企业的员工。像中国石化、中国石油这些公司他们的员工工资非常之高，而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的平均工资也非常高。但是国有企业包括政府雇员，政府事业单位的雇员，我们在2004年只有全国第二、第三产业雇员总数的17.8%，是全国劳动者的9%，也就是我们资源集中到这些部分，但是我们大量的劳动者的收入越来越低，而另一批私营企业的员工收入越来越低，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是一个问题。

　　我们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从马克思时代开始，全世界的工人阶级都要求提高工资，但是我们做了几十年以后，我们普遍的劳动者，80%的劳动者工资越来越低。2004年调查显示，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外来工在过去12年只涨了18块钱一个月。但是那个地方的生活指数增长了3%倍，这个工资是远远不能支撑我们工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我们在过去很多时候，另一个领域，非公有制企业的最大的问题我觉得是最低工资的问题。在过去的四年，我进过沿海地区的三百多个工厂，从北到南，最低工资是一个普遍的问题。我们知道我们中国有最低工资的法律，比很多国家都先进，我们最低工资的规定明确要求各地在制定最低工资标准的时候，应该参照当地的平均工资水平，应该达到当地平均工资水平的40%到60%，我曾经对比过2002年到2004的中国沿海七个接纳外来工的省市，我发现只有天津市的最低工资标准达到天津平均工资的40%，而天津2002年到2004年工资差距在逐渐拉大、逐渐往下走。而我所来自的城市深圳最低工资在2004年只有平均工资的18%，我们知道深圳的收入是最高的，而深圳在1987年以后就是一个外来农民工为主体的城市，深圳有1200万人，其中有户口只有127万人，没有户口的有1055万，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另一方面，就是工作时间的问题，我们知道很多地方已经开始实行“朝九晚五”，我们2004年根据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数据，农民工平均每周工作6天，每天平均是9.4个小时。所有的农民工平均工作时间不能够每周休息一天，正是由于这样大量的投入工作时间，使中国经济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如果把这两个数字连在一起看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为什么中国经济增长那么快，中国为什么现在出现了断裂社会，导致那么多的罢工，那么多的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最大的威胁，也是我们安全生产的最大的威胁。安全生产不仅是煤矿，我们全世界都关注煤矿，我觉得制造业也是非常大的问题，比如2003年广东就有96663人得到补偿，当年广东的劳动者是6千万，除了这个作为社会公共安全、社会稳定所应该考虑的社会保险，我们现在的农民工已经成为社会的主要劳动力，成为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但是大多数人没有受任何的社会保障，未来十年以后他们怎么办？二十年以后怎么办？我觉得是我们谈社会责任，谈公共安全所必须考虑的。

　　社会公共安全，政府有很大的责任，因为大量的雇员都是在商业部门工作的，我觉得有最大的责任。刚才张俊峰讲过社会责任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必须全民，首先是企业，要有这个意识来遵守法律。然后我们成功的企业不仅应该确保自己企业保障员工的权益，也应该保证自己产品供应链的过程，都应该符合基本的人权保障。比如耐克的一双鞋，它不仅仅是耐克创造的，应该包括他们所有的工人创造的，这就是供应链。为什么我们关注这个问题，我们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跨国公司应该来做。公共安全最大的要素就是每个人必须行动起来，包括商业部门、包括政府、包括NGO、包括媒体，我们都必须合作起来，这个不是工人的问题，是我们每个人的问题，是涉及到我们未来能不能也像今天这样安然地坐在这个地方的问题。

　　谢谢！

　　主持人(孙立平)：谢谢刘先生，刚才我讲了刘先生这些年一直在从事劳工的维权。有两点给我印象很深，一个就是安全和健康的问题。刚才前面讲到了事故、死亡、重伤，但是实际上有一种你表面上看不出来的一种对于身体的伤害，这是我在报道看到一个消息，就是很多农民工40多岁，身体就垮掉了。你看胳膊缺了吗？，没缺。腿少了吗？也没少，就是身体就垮掉了。让你在北方凉的地方睡几年，在那样的生活条件下生活几年试试，外表什么伤都没有，但是到了40多岁，身体垮掉了。所以，可能不仅仅是看到掉胳膊、掉腿的，要看到表面上看不出来的伤害。这是一方面。

　　另外，刘先生的企业社会责任主要是从劳资层面来讲的，在座的有很多是来自企业的朋友，劳资关系应当说是中国社会当中企业社会责任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而且我相信很可能是今后这几年要着力推进的一个方面。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我们的社会矛盾比较多，但是你仔细去想，社会矛盾其实是两条线，一条是官民的线，就是政府和老百姓间的矛盾，一条是劳资的线，就是企业和工人的矛盾。我们原来讲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说这个政府转移社会矛盾，他把老百姓和政府的矛盾，他努力地把它转到企业和工人的矛盾上去，我们叫“转移社会矛盾”，其实这也不是资本主义政府独有的，任何一个不笨的政府都会这么做。所以，这两条线，官民的线和劳资的线，我们可以去想，解决官民的问题不太容易，政府也不太可能首先去做，首先可能去做的是劳资这条线。所以，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企业和工人的关系，企业社会责任、劳资关系可能是最近这几年时间里会着力调整、推进的一个领域。

　　下面，请第四位报告人常幸先生发言，他是华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常幸：主席先生，各位嘉宾，下午好！首先非常感谢《中国新闻周刊》邀请我参加这次会议，能够收获很多东西。今天上午，还有刚才各位领导和专家的演讲，都给了我很多启示。我没有准备讲稿，我就有感而发。

　　我觉得企业的社会责任对于企业来讲是义不容辞的，这个没有什么更多可争议的事情，也没有什么更多需要讨论的。我觉得现在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企业如何更好地履行自己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企业的社会责任，它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它是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不断丰富的一个内容，很难说社会责任到底都包括什么东西，经济发展了，社会发展了，对企业的社会责任也自然要提出更高的社会要求。所以在一定意义上来讲，企业和社会所要求的社会责任，总是有一定差距的，企业能做到的和社会所要求的，总是要有一段差距，而这个差距就是我们所要努力的。

　　那么到底怎么样旅行社会责任呢？我们华北制药也确实做了认真的思考和探索。华北制药是1953年开始筹建的，到现在已经有50多年的历史了，到目前为止仍然是中国最大的化学制药企业，我们主要生产的产品就是抗生素、维生素、生物制品，还有一部分生物的零售药。从我们这个50多年的发展过程来看，我们觉得企业要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应从五个层面来努力：

　　第一个层面，应该依法履行自己的责任。首先要做到依法办事，要把法律规定的责任都要做到位，这是一个底线。是最低的底线，这是一个层面的事情。所以华北制药总是坚持过几年就要对我们企业内部的规章制度都要进行一次内部的清理和整顿，前不久我们又把我们所有的制度做了一次清理整顿，就是把我们的各项法律、法规的要求的内容变成企业内部的规章制度，这样使国家相关的法律规定能够在企业得到落实。这是第一个层面，我们叫最底线的。

　　第二个层面，就是积极主动地去向国际上一些先进标准看齐。因为在社会责任方面现在国际上有很多标准，这些标准现在又有很多说法，有的人把它和“商担”联系到一起了，但是我们觉得作为企业来讲应该积极主动地来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至于说他们是否把这个作为一种非贸易本垒，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企业应该做到了事情我们借的应该努力来做。所以这几年我们在很多认证上是下了很多工夫，包括我们的药品生产。我们现在正在推进国际认证，比如欧洲的COS、美国的FDA，来推进认证，环境问题我们也在用国际的标准来进行认证，包括社会责任，华北制药我们前年就已经推动了SA8000的认证。刚才有的同志谈认证这个事儿他肯定不太赞成，应该先搞培训，我觉得他可能有些误解，不太了解，因为认证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培训，不是认证发个证儿就完了，认证的第一件事首先是培训，是应该做什么，怎么样做，怎么样做才能够达到标准？在培训的基础上然后是查找差距，然后是改正我们自己的行为达到相应的标准。认证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绝不是发一个证就完事了，可能有的认证是变成了搞一个证儿就完成了，可能误解了。事实上真正的企业认证不是这样的，首先是认证。因为你培训什么内容？培训完之后达到什么标准总要有一个说法。这个不能简单地排斥。

　　第三个层面，我们觉得就是用正确的理念来指导企业的品牌建设。企业都在营造自己的品牌，但是现在很多的品牌建设，我们觉得是不正当的。有一些企业大概是为了赢得社会上一些卖点，找卖点，也有的是在考虑他的知名度，但是我们华北制药始终坚持要用正确的理念来指导品牌建设，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要使我们的品牌、产品真正做到安全有效，经济、合理、方便，并不在于卖点的宣传。

　　第四个层面，要积极地参加一些社会公益活动，包括一些社会捐赠活动。

　　第五个层面，我们认为是最高的层次，就是企业要积极创新，承担责任必然要付出成本，如果这个企业没有较好的竞争力，你承担不了这些成本，你的社会责任就是一句空话，如果我们搞低水平的中伏建设，搞低价格的恶性竞争，你是不可能承担起社会责任。刚才淡到我们有些企业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如果说追究原因的话，更重要的原因在这里，因为他无力承担他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只是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所以，更高的层次我们觉得是选择一个真正的创新发展道路。这是我们华药这几年探索和思考的事情，我们现在应该说做的还是很不够。我刚才讲了社会责任是个不断的提高的一个要求，我们还要继续努力。谢谢各位！

　　主持人(孙立平)：谢谢常幸先生，常先生刚才介绍了华药在承担和推进企业社会责任的一些非常好的做法。我想在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起步的时候，这些大的企业，可能这种带头和表率的作用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一个企业能够考虑社会责任，我觉得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是这个企业是有未来的，所以大企业的作用就非常的重要。当然大企业有大企业的独特的难处和问题，但是现在我觉得特别是在起步的阶段，大企业的带头作用是非常重要的。而中国我们知道大企业的规模应当说还普遍比较小，规模比较大的企业数量还比较少，我看到的好象是一个中国企业的平均寿命是2.9年。然后还有一个数字，中国市长平均任期是2.7年，企业中国是一个高度的短期化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当中，怎么能够使企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无论是作为企业、还是作为政府，是企业家还是政府官员，这些都是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下面，请另外一位报告人华威廉先生，他是拜耳集团大中华地区企业信息传播部的总经理，同时还是我的同事。

　　华威廉：女士们、先生们，考虑到今天大多数人都是中国人，我先拿英文介绍，非常感谢《中国新闻周刊》能够组织这样的会议，我觉得这个会议给许多人提供相应的机会，能够非常积极地讨论企业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特别是对于到中国来寻求发展的企业来讲，我觉得只有我们共同努力，我们以小组的方式，来探讨中国企业所承担的社会责任。

　　今天上午我们提到了一个CSR的宏观状况，但是不能停留在只有宏观层面，而且要停留在微观层面，只有共同努力，才能作出相应做法，才能有相应的改革。我想把话题稍微做一下转变，今天我们讨论的问题是公共安全的问题，作为一个业务公司来讲，我们必须要考虑到公共安全这个层面。如果说提到公共安全问题的话，谈一下中国的HRV的问题，因为HRV的问题关系到中国公共安全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而且我会提出一些更加有效的方式来改善中国的公共安全。但是拜耳也是一个化工公司，在化工领域来讲，环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如果看看微观层面，我们提到了中国整个企业社会责任的很多过程，我们的目的就是保证安全，保证环境的安全、保证工作人员的安全、保证流程的安全、包括我们怎样制造药品、怎样管理和提交产品。

　　现在看一下拜耳的一些任务和使命所在。孙教授也提到了一点，在清华大学我们可以看到“新陈语言”，比如科学可以改变你的生活，使生活更加美好，但是这背后又隐藏一些行动。再来看微观的流程，怎样生产产品？作为化工公司来讲，如果说要成为一个可持续的公司，成为可持续性的环境，就必须考虑产品生产的过程。作为化工公司来讲，也意识到了这个流程，而且我们对各个行业非常负责，我们CSR那边的同事，每个人都知道这个过程，特别是对拜耳来讲更是如此。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西方的化工企业几乎把它作为一个基本的标准来建立公共安全的机种，这样我们就可以互相进行沟通和交流。

　　现在有三个幻灯片，这是第一个幻灯片，只是给大家推荐一个理念，当你创新一个产品的时候，任何产品创新的时候，或者现有产品创新的时候，你必须要考虑、分析一下这个产品所造成的影响，这是第一点，对产品的影响进行分析，产品的安全对于消费者的安全是怎样的，产品生产过程安全是怎样的，对客户的安全是怎样的，你必须要分析这个流程，你必须考虑一下安全这个核心，包括你的产品对所有股东所产生的相应影响，这一点非常重要。而且要考虑一下对环境的影响，考虑产品对环境所造成的潜在风险，而且要考虑一下这个产品如何能够投入到环境中去，通过生产、流通，进入到环境中去，它的使用是不是有害的，然后进行所谓批判式的思维方式。而且最重要的是对一个行业来讲，我觉得是一个生命周期的问题，作为企业责任来讲，一个负责任的公司，他首先要重视的是给大家创造一个非常安全的产品，如果你在研发一个产品的时候，你必须要考虑对环境最有利的产品。有些时候不光考虑产生产，而且还要考虑最后产品废弃的时候对环境造成的影响，考虑产品的安全，包括生产的安全，包括材料的安全，包括产品运输，产品怎样进入到整个安全和供应链系统中去。我觉得这些可能跟公共价值是有关系的，这也是任何公司必须考虑的，这也是股东必须考虑的一个问题。因为有些生产线，包括生产材料采购等等，这些都必须考虑安全因素。言下之意就是你必须把企业社会责任纳入到企业的战略决策中去，因为一个企业有不同的业务，需要把不同的业务整合到一块儿。而且你必须考虑生产这个产品会带来什么样的经济价值，它从经济角度讲是否合适、是否是安全的。这就是关于企业社会责任所承担的责任，对客户、对消费者、对环境，都能够带来潜在的好处，这是一个宏观性的、综合性的考虑。

　　今天的话题主要围绕公共安全，从宏观层面来讲，我希望能够从宏观层面来考虑一下，我觉得今天在座的各位都会同意我这一点，如果你想改变相应的东西，社会性的、经济性的，而且产品对社会所造成的一些影响，有些人说OK，这些太微观了，但是你本身就是整个变化流程过程变化之中的一部分，这也是企业社会责任中的一部分。如果说没有企业社会责任，那么公司中的各个人员，政府中的人员，NGO的人员，包括那些对于企业社会责任有激情的人，他们将会采取相应的措施，对社会进行相应的变革，使事情有所不同。我觉得微观层面的图象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基于这一点，我们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共同努力，把它们纳入到真正运作的范畴中去，因为像拜耳或任何在座的任何一个公司来讲，我们都会面临全球化的影响，这些问题是我们作为一个成员的问题，我们应该把所有相关问题都严肃地看待，比如说环保问题还有其他问题。假设我们看一下安全问题，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解释，怎样处理安全问题。但是对于你来说，假设你的合作伙伴比你大，不管怎么样，他们每一个个人都要为自己所做的的事情承担责任。

　　主持人(孙立平)：谢谢华威廉先生，我们的安排很有意思，最后三位演讲人全是来自于化工和制药的企业，一般来说都是造成环境污染比较严重的企业。我想起一件事儿，有一次壳牌的中国区的主席在吃饭的时候就说，他说我的小孩跟我说了，他说长大之后绝对不从事你的职业，为什么？因为你们污染环境。事实上不是化工本身，化工企业是我们人类生存所必须的，他们等于为我们整个人类的生活承担了更多的责任。但是同时也说明了这样一些企业他们在企业社会责任，包括我们今天讨论的安全的问题上可能业面临着很多的挑战，通过我们这一节的，这几家企业经验的分享，我们可能对这方面有很大的促进。

　　下面，有请巴斯夫(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关志华先生演讲。

　　关志华：主席先生，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作为最后一位发言人，可能有一些压力，尤其是刚刚谈到作为化学公司污染的问题。今天各位的讲解已经从更宏观的方面说了，我们作为化学公司，我们面临的一些压力，我们要从我们开始做起。

　　当然，从政府的支持，我们大众媒体，以及所有人关注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但是总是要有开始，我今天的发言就是要针对我们从一点点开始，从我们开始去做一些事情。

　　首先，我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在这里跟所有非常精彩的讲解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巴斯夫公司，可能在座的并不是很熟悉，巴斯夫公司我们是化学公司，我们目前是全球最大的化学公司，已经有140多年，是老店。过去我们也经历过在欧洲面对很多污染的问题，我们公司在德国、在莱茵河的旁边，可能你们也很清楚知道在三十年前莱茵河污染程度是非常严重的，但是今天我非常愿意在莱茵河去游泳，而且我们在公司也常说我们在莱茵河旁边抽到的水用在我们工厂，排放出去的水的质量比我们抽进去的还要好。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面临现在中国的情况，也许我们也能够提出我们一点点的贡献。

　　在两年多以前，巴斯夫已经把长期发展的四个最主要的策略写下来了，让我们公司8万名每一个员工都清楚知道我们有四个非常重要的方向，也包括我们的三种底线。但是我们作为一个企业，我们一定要对我们的股东负责任。所以我们能够争取到股东买我们的

股票，回报也是非常重要的。与此同时，我们希望能够确保可持续发展，也是我们在发展战略的非常重要的一环。我们也要帮助我们客户更加成功，而且我们也要建立我们业内最佳的团队，因为所谓软的竞争力，也能够最终帮助我们对我们的股东有长期的发展空间，我个人非常支持。我们作为针对可持续发展，我们除了做我们的业务以外，还要做这些事情，这是错误的看法。可持续发展，其实就是以未来的问题作为我们今天的一个动机，能够把事情做到更好，作为我们对未来创新的一个机遇。所以在巴斯夫我们很明确地告诉我们所有的员工，可持续发展是我们重要的战略。但是怎么样去推动？尤其是我们从两年前在我们巴斯夫的标志，在下面很明确地说我们就是家化学公司。刚刚孙教授说，有一个搞化学的人的女儿不愿意做化学，我希望有一天能够跟他聊一下，因为我们化学是代表创新，在巴斯夫我们要把这个化学公司写到我们的标记上，就是我们对化学的一个承诺，我们认为我们对化学的关注以及执著，我们应该把化学作为带给我们人类更多的贡献。

　　作为一个最大的化学公司，而且在中国也是外商化学投资最大的一家公司，我们面临的大环境是让我们每天都要非常谨慎的是把每一件事情做好。我这张图可能大家都看过，因为去年在松花江吉化发生爆炸以后拍出来的一张照片，在它的左上角就是一些死去的鱼。这次这个事件影响到超过4百万人没有水，从吉林到哈尔滨，整条松花江两岸所有依靠松花江的水过活的都受到了影响。右下角就不需要再说了，右下角就是煤矿的一些意外(见图)，我希望请你们关注一下另外一幅图，这个图是我在香港报纸抽出来的，它是什么呢？是有一些人去偷天然气，我们大家都知道天然气是非常容易爆炸的，他把天然气偷偷放在塑料袋，用最基本的方法去运输，这就是一个定时炸弹，我为什么要跟你们说这个？目前在中国尤其是交通安全的问题，每年

交通事故大概有20几万宗，死的人数有十几万，但是运输化学品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要你自己小心。但是环境方面也是一个问题，怎么样让我们司机自己小心，而且也要小心别人。目前中国每天有毒有害化学品的运输达到100万吨，100万吨的化学品每天在我们路上这样走，所以我们特别针对运输安全做了我们应该做得事情。

　　在化学行业，刚刚华威廉先生也提到，我们在化学行业虽然说很多人认为我们是污染的，但是我们很自豪。我们早在三十年前，我们已经开始谈到“责任关怀”这样的活动，“责任关怀”完全是我们化学行业自发自觉地去把这个事情做好，因为我们完全理解到我们的形象并不是最好，但是我们深信一定能把这个事情做好。所以在这二十几年、三十年的过程中，化学行业已经建立一个非常完整的系统，这个系统在海外的化学公司都已经按照这样子来做事。所以，我们作为化学行业，第一，我们要按照责任关怀来做事情；第二，我们现在也希望积极地去推动责任关怀到中国来，去年我们巴斯夫公司作为一个积极的成员，在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跟中国的石油化学工业协会共同举办的第一届在中国、在北京举办的“责任关怀”大会，那天我们总共有接近500个与会人员，而且国家政府官员，以及跨国企业，以及当地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都参加了。其实这个理念很简单，你们看到这个图(见图)，这里面大概有七个准则，每一个准则就是按照我们的操作，比如说有运输的安全，有员工身体健康的安全，有对工艺的各种安全。

　　一般来说以一个更简单的方法来描述“责任关怀”，就是我们作为一家工厂，我们在生产的工厂里面，我们要关注到我们工艺的安全，我们职工的安全，以及发生事故的时候能够有一个预案，怎么样去反应。我们今天也提到我们要管理整个供应链，所以在管理我们的原料以及运输到我们客户，客户怎么样用我们的产品，以及剩下来的废弃物的处理，都是我们要关注的。我们对供应商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我们有一系列的审查工作，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详细说了。

　　下面，我举一个例子，我们现在在交通安全部分，积极推动道路安全的评估，所有的卡车，他的登记以及记录，我们现在都用因特网的方法，把它的资料传在同一个资料库，进来我们的厂区我们都会进行一个简单的记录。我们去年南京工厂开始的时候，因为是一个新的工厂，我们头一个月百分之七十几的货车都不合格，我们都不允许它进来。到今天为止，我们从去年年终到现在，我们已经达到只有百分之十几的车辆不合格。所以，我们对交通安全、化学品安全的问题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总局也有一些计划，以我们的工厂作为榜样，尤其是对重大的事故做紧急反应的时候，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举措。

　　以下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整个巴斯夫在亚太区域的数据，以100万人工时来算，如果100万人工时，损失工时率是1的话，如果工厂是100个人，五年半就发生一起意外，可能就有人不能再上班，不一定是很重大，比如他不能上班一天，也算。你看到这个指标，我们现在大概是0.5，就意味着100个人，大概11年就出现一个意外。如果仔细看我们的数据，这个数据包含所有提供服务给我们的承包商，如果我们把承包商的数据拿走，我们的数据比你现在看到的数据低一半。目前我们在中国推动的不只是我们自己，如果我们把我们的承包商拉进来，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我们全球公司也定下非常重大的指标，就是对环境保护、对安全的指标，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详细说。很多从排的废弃物，到空气、到水、到意外，我们都希望以重大的数字去减，从2002年作为一个基数，到2012年，十年之内你可以看到都是以百分之大的比例来减少的。当然，我们不只是做这些工艺安全的事情，我们提高与利益相关者合作关系，刚刚孙教授说，如果那个人的女儿能够参加巴斯夫小小化学家，他就会体现到作为一个小学生作为一个简单的实验，来理解化学怎么样来帮助我们对未来环境保护的贡献。种种行动，巴斯夫在过去无论是我们在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以及在财富杂志，去年年底，我们得到二十一世纪报社主办的第二届中国最佳企业公民行为奖的奖项，我们希望以后能够跟所有的今天与会的、其他的同业一起努力改善中国的环境，能够把扬子江变成莱茵河。谢谢大家！

　　主持人(孙立平)：我们这个单元全部的报告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各位报告人精彩的报告。但是在这里我要表示一个歉意，因为我的时间掌握得不好，刚才我又和会议的主办方联系一下，讨论的时间已经没有了。但是这个问题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补救，一会儿当我们会议宣布散会的时候，大家一定要盯住你对哪位嘉宾比较感兴趣，对他的问题感兴趣，需要问他，就盯住。

　　我最后还要再讲两点体会。我觉得刚才各位嘉宾或者是以自己的研究，或者以自己的实践，都给我们提供在中国推进公司的社会责任提供了很好的启示，在这当中我想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有这么两点：第一，如何扎扎实实从点点滴滴开始做起。我注意到刚才几位报告人都曾经讲到“底线”的问题，我开始也讲到这个概念，我觉得这在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现实的问题。前一段时间网上曾经流行一个帖子叫“十大荒唐禁令”，说中国都是用明文规定的去禁止这十种行为，包括教师不许强奸学生，官员不许用公款赌博，海关的官员不许从事走私等等，人们说非常的荒唐，说这样的事情还要用明文的文件来规定，说明我们这个社会到了什么地步。我觉得我们企业社会责任也是这样，前几天我们有一个数据，2003年，拖欠工资差不多一千个亿，一千亿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至少一千万个农民工这一年的时间是白干了。然后你再去想这一千万农民工当中有没有在白干的同时，还在加班加点的，加班加点地干，最后一年还没有得到工资，这就说不过去了，这就是底线的问题。如果说点点滴滴的改善，能不能在开始的时候，加班加点，起码把工资给了，然后再进一步到落实其他的社会责任。如何从最基本的底线开始做起，通过点点滴滴的改善，不断地来提高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水平，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我没有很好解决的，而又经常去问的问题，就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动力到底来自什么地方，因为没有形成动力，这个东西就很难在整个社会当中得到广泛的推广，并且能够持续下去。但是通过我问，我得到的是非常不同的回答，有的是出于社会压力，有的是作为企业的公关，有的说是出于理念和信仰，有的说说也说不明白，这是我问企业领导人得到的答复。但是后来我明白了一点，可能企业社会责任的动力，并不是仅仅来自于某一个特定的因素，这些因素有的说起来可能是很高尚，有的说起来可能是比较勉强，但是我想，这可能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我们要形成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动力，需要我们去调动各种各样的因素，通过各种各样的因素，最后能够形成一种合力，能够促使企业更多地承担社会责任。

　　在今天这一单元当中，我至少有这两点给我的印象是比较深的。刚才说了，再稍微留点时间，一会儿大家还可以有私下的交流。我们这个单元就到此结束，再次谢谢各位报告人，谢谢各位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