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责任投资在中国分论坛实录

　　首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国际论坛于2006年2月22日在北京举行。本次论坛主题为“全球责任 共创和谐”。新浪财经独家图文直播本次论坛。以下为社会责任投资在中国分论坛实录：

　　主持人(王巍)：各位下午好，我叫王巍，非常荣幸地能够和几位嘉宾一起来参加下午的论坛。我想大家上午都听到了很多精彩的主题发言。下午我们更多的是各位互相讨论，首 先有一个请求，希望大家手提能够关掉，当你需要和外面沟通时，请到外面去，这样给大家一个更好的环境。

　　首先，我介绍一下在座的几位嘉宾：巴曙松教授，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著名的金融专家；Djordjija Petkoski，他是世界银行高级专家；Lilia Clemente，他是一个做社会责任投资的一个很重要的投资人；Melissa Brown，他是亚洲可持续发展投资协会执行总监。

　　社会责任投资在中国是刚刚开始，一般大家谈到社会责任，一般想到比较软性的一面，环境保护、商业道德、员工、社区环境等等，但是对于投资这方面，一般来说和社会责任方面相距比较远。我们希望这几位有投资经验的专家在下午讨论时能够给我们一些新的视野。首先请Lilia Clemente女士做社会投资的一般的历史背景。

　　Lilia Clemente：大家好，我叫Lilia Clemente，我在华尔街有三十年的经验，从1975年一直做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工作，希望能够给大家提供关于社会责任方面的演讲。今天还有社保基金方面的专家，还有全球的社会责任，主要就美国而言，从1994年到2002年，我们一直从事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工作。现在我开始这方面的介绍。

　　我在中国这方面的经验，我们克莱蒙特投资公司是与中金公司进行合作，我是在菲律宾出生的，到达中国大概有二十年之久，在92年到中国，与中金合作成立克莱蒙特投资公司，专为中国H股公司提供相应的服务，我经常到访中国，主要围绕企业社会责任展开。

　　首先，介绍一下我们克莱蒙特投资公司历史发展的脉络和以前的相关历史。负责社会投资，实际始于近100年前左右，像刚开始，有些企业避免所谓的需求，在1993年我们提出了一些妇女权益等等，但是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真正出现在1971年，始发于美国，真正是在华盛顿成立的，那个时候美国参与到了越南战争，他们成立了企业社会责任这个概念，避免核武器，包括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七十年代的时候引入这个概念。经过八十年代到后来进入九十年代，企业社会责任这个概念出现了非常大的飞跃，从二十世纪80年代来讲，企业社会责任变成非常积极性的课题，特别是对于一些基金来讲成为了一个非常活跃的话题，我们成立了两个中心及包括企业社会责任的投资中心，还有一个界面中心，来帮助那些社会投资的基金会，在1990年的社会上的需求比较大，当然2000年开始，社会上的各种丑闻开始逐渐泛滥，公司的管理逐渐变成社会上急需的领域。

　　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下从1972年开始这是我们的一个图(见图)，这个图上给大家展示的是今天我们当时开始的是3.5亿，现在已经达到了2000亿，所以你可以看到资金在非常大的扩张着。如果你考虑一下这些投资者，从这个角度上看，大概有11%的人来自于美国，而且他们在非常积极地从事社会责任投资领域。这是社会上的一些背景，这是一些共同资金，在这方面是增长最快的，最近增长了300%。而在未来的十年，增长率会更高，这是我们最大的共同基金的图示，你可以看到这些人在投资方面尽量避免烟酒的投资，而也不会对赌博进行投资，这五个领域，如果想承担社会责任，在这五个领域是不允许投资的，当然还有其他的领域。在共同权益、产品，还有其他关于人权等各方面，以及对社会的影响这方面，当公司在进行选择的时候，烟草、酒这些都是坚决制止的，还有劳工、环境、赌博这些都是我们禁止的领域。

　　我们全球投资者的核心信仰是什么？人们会问我们如果你避免这些地方的投资，你怎么能够挣钱呢？实际上你可以看到“莫尼克”的网站，对投资划分是五个等级的，我们基金和其他正常的基金相比是非常具有竞争力的，你会发现独特的全球经验，他要求我们科研方面的实力不断加强。我们认为从社会投资角度来说它将具有非常大的潜力，对中国的新兴市场知识可能会有更深的了解，这是我们制定的一些标准，在选择公司的时候，首先是市场大的情况，比如经济的整体情况，比如这个国家可以的话，就决定在这个国家投资，决定了在哪个国家投资的话，我们就要看社会环境下的不同领域、不同行业，比如技术、能源等等各方面，之后在这个大森林里面再找一些树来源进行投资，看在社区、管理、军事等各领域进行选择。选择之后，对我们来说管理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也要做基础性的分析，看一下社会上的一些背景，看看这个公司是不是合适，在后面继续进行分析。目前，我们正在这个阶段，当然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我在这里所介绍的是背景信息。

　　最终我要说在中国工作、在中国生活，对我来说是非常激动人心的一个经历，我在中国呆了35年，我们相信未来是在中国，我也感谢主办方和在座的大家，如果你看中国的公司，中国的股票市场你会发现中国的经济是非常发达的，但是我们一定要注重我们的根源的东西，就是社会责任感的投资，如果我们能够一起在这方面做努力的话，将会是非常激动人心的事情。如果大家有问题可以在这里提出。谢谢大家。

　　主持人(王巍)：您刚才介绍的非常清晰，我把问答部分放到后面。Lilia Clemente刚才给大家介绍了社会责任相关的历史，不同人有不同经历，下面请Djordjija Petkoski给Lilia Clemente的发言作一个评论，然后说一下自己的看法。你可以介绍一下相关的背景知识。

　　Djordjija Petkoski：首先非常高兴来到这里，我1984年开始来到中国，应该是很久之前了，中国今天和1984年的时候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具体发生了什么变化不知道，但是变化是非常大的。

　　我们目前在讨论着很多非常复杂的问题，但是希望能够以一种简单的方式来解决，否则的话，我们发出的信息就是一个错误的信息。所以，在这里只有花几分钟的时间，给大家展示一下我在中国的一些最主要的担心，我想用一种非常简单的方式来解决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们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要采取非常积极的态度，比如我们能做什么，我们所有的知识是怎样的，来决定怎样解决这些问题。不仅在中国，在全世界可能都会存在着相关的问题，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些情况。

　　下面给大家看几张幻灯片。这张幻灯片，我们说到中国的时候，这个也是非常复杂的问题，中国的发展很大，中国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影响也比较大。在非洲、南非、巴西、墨西哥这些最主要的经济体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我们一定要考虑在这个时候，中国还有这些经济体是否有一些新的规则来规定一下自己的社会责任。因为这对我们未来的发展是有深远的影响的，不是一个公司来做，而是所有的公司、所有的社区、所有的国家的任何一个部门都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我们看一下列出了不同的公司，不管是以出口为主的国家，还是以国内市场为主的国家，可以看到他们都在这里列出来了，实际上他们面临的问题是不同的，也是非常复杂的。要对这些公司作出非常细节意义的讨论，看看我们是不是有一些模式可以采用来解决相关的问题。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一般情况下，他们是用不同的方式来进行调查，调查的时候会说人们怎么看这个观点，这就列出了一系列的观点，每个人希望从公司的角度上得到什么样的反映，70%的大公司都希望自己能够增长，之后才能解决其他的问题，一些关于社会责任的问题。同时我们一定要看一下在富有的人和穷人之间的差距要逐渐降低，假设在美国或者在非洲，如果这些公司在这些地方能够共同经营，你会发现其实他们最关注的问题也是这些相关的问题。另外一个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谁来做这个事情呢，这方面我们进行过很多的讨论，特别是关于社会投资人投资都是公司来做的，还包括其他领域，这些领域都涉及到企业的总体环境，像这些公司通过何种方式来完成这些工作。还有就是投资，只希望公司来做这个工作，难道公司具有这方面的责任，进行相应的投资吗？通过不同的方式进行不同的投资，我们要谈到多元化的投资，还有来自高层次的投资。

　　如果现在有人提出和公司有关的营销的话，世界银行是一个私营性的机构，它是一个国际性的组织机构，为一些公司进行负责任的投资。但是世界银行做得工作是非常有限的，如果说改变社会投资行为方式的根本性的变化，需要公司作为一个整体性的企业，进行广泛的运作，来改变集体性的行为模式。如果说你在一些开发项目过程之中对一些基础建设进行投资，比如投资500亿美金或者1000亿美金，你必须考虑投资的后果，否则不会带来企业投资方面的社会责任的增加。在投资方面有70%的投资是失败了，就是因为在投资的时候没有考虑到投资所造成的社会责任。这是投资的未来，非常高兴看到在座的有很多年轻的官员，他们的思想好象没有达到一定的程度，他们还没有提出一些非常根本性的想法和意见，从这个层面来讲，要用你们的决定来帮助他们。在座的各位，一些教授，包括一些企业界的人士来确保一下，要给他们创造一种所谓学习型的社会，这样他们的未来可能会好一些。谢谢！

　　主持人(王巍)：确确实实你讲的内容非常多，但是我只给你五分钟的时间，稍候我们还要进行许多方面探讨。现在我们有很多世行方面的专家，非常感谢你讲的观点，时间非常有限，下面我们听Melissa Brown女士演讲，她是亚洲可持续发展投资协会执行总监。

　　Melissa Brown：非常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我相信大家都可以理解，我们在美国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我们在中国所做得一些工作。先介绍一下亚洲的发展情况和一些数据，2600亿投资主要集中在美国还有欧洲，非常重要的一方面，目前的现状特别是在亚洲的社会投资方面的现状是什么样的？现在在亚洲总体的投资是2000亿美金左右，与全球范围内的2万亿相比是非常小的，我们在亚洲投资方面的工作正在崛起。

　　另一方面，在澳洲集中大量的社会投资的资本，给他们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为什么这方面的投资非常小？因为跟政府有关系，而且他需要一个长期的历史性的投资，这是造成企业社会责任投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澳大利亚面临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成立公司之后，他们对这些企业社会责任投资非常在意，对环境造成污染的一些公司，比如采矿公司，如果说这些行为没有得到很好的管理，他们会对环境造成一些潜在危害，这也是造成澳大利亚企业社会投资的非常重要的原因。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就是日本，他主要在社会责任投资大概有64亿美金左右，在日本来讲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在1999年的时候，优尼科证券投资提供了第一笔的企业社会投资，当时设立企业社会责任的时候，当时没有想到企业投资的项目非常成功。另一方面，在证券市场表现非常糟糕。还有一点来讲，很多的投资主要给那些妇女，妇女她们可支配的收入相对而言比较少，因为企业负责任的投资，他们寻求一种长期的效果，使得企业社会责任显得非常的迥异和有趣，这一块因为涉及到长期的战略性的投资。

　　另外，让人们理解一些公司并不是非常完美的公司，在世界范围内没有一个公司是完美的，我们只是寻求一种更好的方法让他们去改善他们的投资行为，使他们的投资行为更加负责任。还有一点，使企业在整个运作的时候，在环境方面有更好的一些行为和做法，而且市场对他们的产品、价格等等方面做得更好一些，从这些角度来讲我们就需要相应的管理，而且对那些少数的投资者做一些说服工作，让他们知道这些企业社会投资的去向何在。

　　再看中国的企业投资的具体案例，最近在中国可以看到，中国社会企业投资开始考虑怎样构建一个企业是非常好的，没有人能够接受异国的一个标准，因为中国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现在处于转型时期。在未来十年，我相信社会企业投资将会更加活跃一些，我们为什么要建立股票市场？我们为什么要建立资本市场？因为企业需要一些流动性的资本，进行长期的战略投资，为公众提供一些长期的战略投资，这就是投资文化的问题。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现在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投资，都并不是非常完美的。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讲，企业责任投资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方法，来进行股权方面的投资。

　　现在看一下中国，中国现在所公共讨论的问题就是养老金的问题，中国政府开始认真讨论一下中国养老基金的真正股东应该是谁？在全球范围内，社会基金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动机，第一个动机就是必须实现良好的管理，如果有良好的企业，没有很好的管理的话，这样公司不可能知道在做什么，怎样做？政府也是一样的道理，这也是政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另外还是跟政府有关的问题，就是信息的披露，在全球范围内所有好一点的企业社会投资都需要一些很好的信息披露，如果没有很好的信息披露的话，投资者没法判断市场的透明度，如果说不对他们的投资环境没法进行报道的话，他们不可能了解一些市场的市值，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个相应的例子，告诉大家哪些问题进行披露。中国的投资者有很多的机会来开始考虑，怎样真正意义上做一个公司，在什么地方进行上市，什么时候上市。比如说你在什么时候进行IPO，这是非常重要的，在这周香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公司，他们打算募集40亿美金左右，他们在股票市场上把他们在环保方面的措施进行了披露了，包括产品方面的一些信息，同时要把公司的架构方面进行相应的披露，以文书的方式进行披露。这都是管理方面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我可以鼓励大家做的工作，考虑中国和亚洲地区的企业社会投资的问题，你必须要问这样一个问题，在任何一个国家来讲，要进行良性的投资，这是必须澄清的问题，也必须要认识的问题。谢谢大家！

　　主持人(王巍)：非常感谢Melissa Brown的演讲。刚才三位都讲到社会基金在中国的一般概念，这些东西在中国是刚刚谈起来，严格说这几年主要在传媒界，在一些慈善事业，在一些教育、环保部门谈的比较多，在商业界这个词汇几乎才刚刚开始。大家都知道，“为富不仁”，这是中国多少年的感觉，商人更多地关注货币、关注钱，“唯利是图”，“言利不言益”，在中国高度发展的二十多年，的确很多企业家为生存发展。但是中国正在经受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现在国家提出叫做“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这都包含社会责任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原则。特别是今年新颁布的《公司法》，非常明确把公司责任作为一个重要的标准，所以我想这样一个大会也是为什么增加这样一个论坛，可能跟上午的座谈和旁边的论坛，理论上主要是针对商人的，我个人是做兼并重组的，我也很奇怪为什么把我拉来做这样的主持，可能是希望我现场受教育。学习了很多东西，我们更希望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中国如何来关注这个责任。我们首先请国内重要的思想家巴曙松教授讲一下，他是著名经济学家，我想请巴教授从他个人的感觉对于这样一个前几位的讨论做一个简要的总结，另外我们想听听他在这方面的一些想法。谢谢巴教授。

　　巴曙松：谢谢王巍的介绍。企业的责任投资，刚才几位都做了很好的介绍，对它一个界定，所谓企业社会责任，就是将融资目的和社会环境以及伦理问题相统一的投资模式，在中国特定的社会经济环境下，因为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我们的企业承担着过多的企业办社会的职责。所以，我们改革很大程度上花了很大的力气，让企业做企业该做的事情，把这些社会的责任由社会来完成。这个是在转轨时期一个改革非常重要的内容。

　　在新的发展阶段，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怎么样从单纯追求盈利的主体，转向开始有社会责任主体在投资中讲社会责任，这是企业界要面临的新的转型。昨天刚刚发布了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农村的报告，我看到多个部分特别是金融改革部分特别强调，要积极引导企业和各投资主体把资金重新投资到农村这个地区。长期以来，在中国的金融体系里有一个所谓的“虹吸现象”，资金从农村吸收之后，不在农村运用，然后吸收到城市。在单纯市场机制下有它合理性，但是它对社区的发展是不利的。这就提出了社会责任投资的三个方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社区投资。比如美国在设计投资法案，一部分资金投资在一个社区，给予一定的引导。

　　社会责任投资大概有三种方式，第一种就是所谓的筛选，第二个是股东推荐，第三个就是社区投资。筛选，在主动进行投资的时候，主动基金组合的时候，把社会责任作为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来进行筛选，比如说把烟草、烈酒、博彩、武器筛选掉、过滤掉，这是社会投资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根据我们刚刚看到的2005年美国社会责任投资发展趋势报告里面有201家共同基金筛选标准里面烟草成为162家基金的筛选标准，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股东推荐。因为股东进入到公司内部参与股东大会，他可以通过积极股东的，作为所有者的身份提出建议，在里面投票，来影响公司在社会和环境方面的行为，如果他提议不成功，还可以通过提交政策的决议案，在公司的会议上进行投票，股东的决议案通常包括三种：一种是社会责任决议案，对于环境平等的就业机会，劳动水平的披露；第二个是公司治理决议，侧重于公司内部，对投票、补偿，以及反并购政策的制定，来使股东价值最大化；第三种是这两者的结合。第三种比较常见的社会责任投资就是社区投资，金融机构、投资机构，把资金投向传统的以追逐利润为主要目标的这些金融机构所不愿意投资的社区，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小型企业和社区急需的金融服务。采用社区投资的投资理念，在美国增长的很快，在全球从1995年到2005年将近增加了388倍，成为社会责任增长最活跃的地方。像刚才王巍博士讲的，我们很多的企业努力的主要目标还是生存、还是盈利，在前一阶段，中央电视台的对话节目刚刚做了社会责任方面的对话，我看了之后，主流的观点就是我把这个企业能够维持运转，我有几万个职工，上游、下游有几万名相关的就业人员，我每年给他们开工资，我带动他们的就业，带动GDP的增长和交税，这个就是一个社会责任，这个是社会责任市场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必然经历的。下一阶段我们怎么样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呢？这包括从金融投资的角度来说筛选、社区投资以及股东推荐。

　　在实际的股东运作过程中，我们强调一点：要把社会责任投资融入到投资者价值发现过程。它包括很多方面。因为从理论上来说，如果一个企业从持续来看，非常关注社会公平、经济发展、环保这些社会责任，那么他在相对较长的时间内，这些投资也会以持续经营性的方式反映在未来的收益里面。所以企业发挥好的社会责任能够提升他抵御外部环境政策变化的能力，所以从中长期看是有助于企业稳定发展的。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证券市场现在有1300多家上市公司，在社会责任表现方面差异是非常大的，现在大家纷纷挖掘各种题材，今天我看股市行情还不错，今天下午还有可能突破1300点，我们挖掘有色金属题材，挖掘世贸题材，我们也应该有金融投资家，来挖掘社会责任的题材。

　　再比如保险公司，接触到有些保险公司是资助和参与环保的一个非常积极的分子，我问他们的一个理由，因为保险公司的保险业务在进行活动决策的时候，要测算气象环境变化，如果非常不注重环境保护，环境的恶劣，导致他们在这方面的风险管理非常困难，测算也很难，怎么样补偿也很难，如果大型的气象、风暴爆发的比较频繁，保费的定价就会出现很多问题。这是我们谈的第二点，金融机构要把社会责任投资融入到整个决策的过程。

　　最后一点，一个社会开始要有鼓励社会责任投资的外部环境，比如我刚才讲的鼓励社区投资，要有税收这方面的鼓励和引导政策，我们鼓励节省资源，节省消耗。实际上我们资源的定价，比如说石油等等，因为管制的原因，显著的低于国际市场，不能反映正常的供求，人为的价格比较低，实际上客观地鼓励了更多的消耗，我们生产大量的出口商品在美国形成贸易顺差，实际上消耗了我们大量的能源，低价的能源实际上补贴了这些进口中国商品的部门。这也是一个价格机制的校正，再包括在中国来说，因为人口密集，在进行社会责任投资方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商机，很多国家可能不具备的，原来看起来纯粹是公益性的投资行为，可能变成一个可持续的有投资回报的投资行为，如果你人很少，像欧洲和美国人不多，像垃圾处理成本是比较高的，在中国垃圾处理，像上海、北京这些大的城市，会成为一个有回报的产业，包括节能，今天早上我看到一个新闻，建设部的估算，中国花费大量的资源去挖掘能源，发掘新的能源，但是开源做得不错，但是在节流方面做得非常不够。所以，中国特定的人口结构，人员分布和城市化的进程，也使得社会责任投资成为商业上可持续的很多有增长前景的盈利空间。

　　谢谢大家！

　　主持人(王巍)：谢谢巴教授这样一个非常利落的发言，论坛的第一部分说的已经差不多了。第二部分我们说说社会责任感到底是什么东西，希望在座的各位都能够参与讨论，和台上几位嘉宾互动。首先我利用我的话语权，随便谈几个商人的一些看法，我们也是不断地在接受教育，逐渐附庸风雅。社会责任感不单单是给你一个概念，它确实有很多对公司价值的影响，比如说中石化在去年有一个化学污染事件，哈尔滨整个城市缺水。我们讨论的是环保，可在投资界，很多投资基金、投资人就告诉投资者不要投它，为什么呢？因为它破坏环境，它直接导致公司股票价格的波动，所以这个就不单单是一个虚的观念。这两天网上说到博士伦眼药水会导致人的眼睛出现什么问题，这个事情我们不作法律判断，但是在网上确实引起轩然的讨论，像这种事情对一个公司的产品和老百姓的消费者利益又出现了问题。头几天，大家看到一个日本的公司，名字我不说了，大家在网上可以查到，这个公司“商业行贿”，这个事情就是商业道德的问题。昨天早上，在Google上有一个新闻，在中国没有报道，美国第三大的零售店，这个店的CEO宣布辞职，为什么呢？因为他学历不实，他当年读大学没有拿到学位，他只读了三年，结果他做了一年的CEO，一个记者发现了就公布了，说你当年没有拿学位，你怎么说拿学位了。不超过一个星期，全社会的舆论压力，他不得不提出辞职，中国人看大惊小怪，做到全美第三大零售老板，显然能力已经大大超过一个大学生，为什么大动干戈，因为学历不实而下台，因为涉及到公信力的问题，如果这么一个老板连这点公信力都没有，怎么维持社会的价值利益呢？这是社会的苛刻。在中国这个事儿算事儿，我当年在美国也拿过博士，但是现在我不敢说是博士了，你在中国说博士，人家肯定说花多少钱买的？都不敢说博士，博士太多了，“硕士说了就是，学士学了就是”，在中国造假，岂止是官员、商人，当我们谈社会责任感的时候，除了巴教授谈到大的方面以外，其实社会责任感就在我们每个人日常生活当中，就这么简单。

　　从很小的事情可以看出，我们这个社会走到一个公信力的社会，有多长的艰难。我想做一个铺垫，希望大家来一起讨论，之前我先把一个问题提给Melissa Brown，她当时谈到一个问题，中国的标准是一个对话，不是一个强加的标准，中国走到今天，我们中国需要什么标准，我这个标准是谁来定，中国的方式是如何来确定社会责任标准？从亚洲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您觉得中国应该有什么标准，我们和国际应该有什么样的不同？

　　Melissa Brown：关于标准的制定，是很难确定的一个问题，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标准，亚洲的模式，标准是可以预测的，而且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国正在制定这方面的标准，特别是关于劳动力的标准，包括高端的行业，有些标准都是逐渐形成，而且有些时候是参照国外的标准，而且这个过程是富有成果的一个过程，而且它容易被人采纳，同时有助于促进企业的社会投资。在思想的层面来讲，它可以让人们接受RSO这个理念，特别是围绕一些关于企业的环境保护方面的条款，在劳动力方面是采取全球性的标准。有些人认为有些标准不够完善和完美，在某些国家是存在瑕疵的。我觉得中国政府已经非常关心这个标准的制定，去年已经做出了一些反应，已经制定出了一些中国式的劳工标准。在全球层面，大家对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有什么样的标准，每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谁应该进到董事会里，是成立企业的个体？还是他能够代表一个团队反映整个投资人的利益呢？比如你能够持股多少，以及那些人扮演什么角色？对财务报表谁来负责。还有董事会，谁负责公司环境和社会方面的影响。在全球层面有一个很好的标准，但是在亚太通常都是由政府和董事会互相对话的机制，然后进行监测和制定相应的标准，中国这方面的标准正在制定过程之中。

　　还有一些公共机构，他们可以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来制定相应的标准，这样的话可能会对一些社会投资是息息相关的。企业社会投资已经争论了很多年，特别是在IPO的时候，该考虑的是股票的价格还是公司的市值？中国的投资者关注的是全球性的标准，他们开始考虑哪种标准是适合于中国的标准，哪些标准是比较良好的。

　　主持人(王巍)：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提出问题，如果嘉宾和在座的各位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来。

　　提问：我的问题给Lilia Clemente，我来自清华大学，研究的是企业社会投资，在考虑美国和欧洲的市场，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市场基准的问题，在纳斯达克有道琼斯指数，还有金融时报、SEC，还有伦敦证券市场，您觉得中国市场要构建这种市场基准的话，哪些方面是最重要的，比如说中国的证监会或者说共同投资基金公司，还有一些养老基金的公司，如果制定相应的基准的话，哪些因素最重要？

　　Lilia Clemente：在美国我们都知道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指数，比如刚才你说过FE、道琼斯，也有涉及到社会责任感的问题。在中国我们刚开始这个活动，如果这个项目能够继续发展的话，美国应该是25年之前就开始这个项目了。世界很大，再加上美国的范围非常大，在美国我们都知道所有的中国公司通过过滤，如果他们真的能够通过这个SEC的话，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起点，能够进行转变或者遵守。对中国，我们需要采用一种共同的观点，比如巴先生也提到了，尤其是CSRC，还有一些行业的领先者，他们在制定标准方面是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我想我知道你的问题，中国在未来可能会有一百个SRI，这些公司都带着自己的独特的特色，同时包括一些大学还有社会相关企业都在扮演这些重要的角色。谢谢！

　　主持人(王巍)：还有其他问题吗？我是接着巴曙松教授谈，我觉得巴教授说到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实际上在推动中国社会责任投资的过程当中，提出一个政府的作用，特别是在定价、行业管理上，可能在西方一般大家谈几个方向，推动社会责任投资，一个是通过管理层的筛选，另外通过股东的筛选，股东要推荐或者反对，再有社区投资。但是中国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政府的政策，如果一个政府的规则把很多宝贵的资源，像刚才巴教授谈到的，定价机制事实上在市场上推动着企业家对它进行掠夺性开采。大家知道矿业，大家都骂黑心的矿主，这些矿主都是在中国的制度下，这些制度对黑心的矿主起什么作用呢，这就提出一个问题，我看到中国每到年底的时候，媒体都要评中国最值得尊重的企业，很显然，中国四大能源公司，电力公司在垄断下掠夺最多，他是不是最值得最尊重的企业。另一方面，很多企业偷税漏税几个亿，如果通过偷税漏税其他方式捐几千万以后，这个社会规则是什么样，我实际上接着巴教授讲的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想请巴教授能够进一步阐述你的观点。

　　巴曙松：在确定社会责任的领域，政府和市场的位置和界限，边界在哪里？我看到一个比较，一位自由市场经济鼓吹基金会，美国传统基金会连续四五年把香港评为全球最自由的市场经济。但是跟中国内地比较，很多领域内地的市场化程度比香港还要高，比如说医疗体系、住房体系，在香港市场上最大的住房比重是香港政府建的廉租房和

经济适用房，政府的

医疗体制，政府承担着相当大的一部分责任，而这些领域我们都完全市场化了，缺乏对贫困阶层、弱势阶层必要的扶持。包括今天中午的时候，我跟我旁边的一位国外的造纸公司的负责人聊起来，他说他们比较全世界的造纸厂废纸回收的过程，大概只有中国在废纸回收过程是完全市场化，回收的比例非常低。而在这些市场里面对于废纸的回收和资源的节约给予很多的优惠，通过价格信号来引导，可能能提高企业投资的社会行为，比如大家去台湾，中国台湾到处建庙寺，建的这些设施可以减税，可以抵扣，就大量地建。如果说进行社会责任投资可以优惠，可能企业就有大量的这方面的需求。

　　主持人(王巍)：“为富不仁”不单单是商人的责任，政府也是这样。

　　提问：我想问Melissa Brown一个问题，香港是一个比较成熟的金融市场，为什么SRI不能在香港发展？是不是已经有改变？

　　Melissa Brown：这个问题问的非常好，因为我们都注意到SRI在不同的市场中增长状况是不同的，这是一个现状。在亚洲，刚才这个问题是说在香港的SRI基金的状况，SRI基金目前在香港是非常有限的，有一些全球性的资金他们用SRI的理念在香港以及中国进行投资，但是还没有大量的

零售业的反映。下面我们来看一点，就是刚才我提到关于澳大利亚的问题，我们一般希望能够找到那些有着强烈文化背景下的国家，包括他们和养老基金之间的联系比较密切。我们寻找的时候，找一些成熟的市场能够管理基金，对于共同基金的管理市场，增长并不是很成功。我相信如果往前走的话，可能会更好一些，但是我们现在所看到在亚洲的很多市场的一些状况，就是如果人们在股权上投资的话，他们希望以个人的方式来进行投资，他们会看到比较热门的股票，这是长期的投资和短期的投资进行比较，一些投资者以价值为动力来进行投资。在香港，一方面政府希望能够对基金进行投资，他们有一系列的基金管理工具，这些基金管理者他们能够希望向市场证明他们的工具非常好、方法非常成熟。为什么我们必须要了解中国的商业文化，而且非常明显的就是中国政府所关心的问题，鼓励良性的特别是受到良好管理的社会投资方面的增长，但是他需要一定的时间。但同时还有非常重要的事情，比如说对投资者来讲，如果你在某个公司进行投资，在某个股票市场上进行投资的话，必须要考虑已经在那个领域所开展的投资行为的公司，有许多公司由中国政府控制的，比如许多股东是政府的，考虑企业的行为，由政府决定到底是投还是不投。

　　Lilia Clemente：如果管理一个海外的基金会的时候，我们有一些核查清单，首先要了解你的投资理念，然后你投资之后真正幕后主人是谁，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另外，管理的质量，是否有很好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还有董事会的投资团队，包括投资流程。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公司的业绩。我们在美国确定我们的投资机制，像一些基金公司都会进行替代性的投资，还有在投资管理基金方面，也有相应的整合。像Melissa Brown刚才所说的，比如说想拿到很好的投资，就必须承担相应的风险，或者说你想获取大量的回报，这样你可能要着眼于长期的战略投资，比如一年以上的投资，如果是一个良好的公司，就必须着眼于长远。如果说你要进行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投资，就必须考虑这方面的因素，而且要符合这种投资理念。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讲，必须把不同的投资理念进行整合，然后得出相应的决定。

　　主持人(王巍)：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这是一个新词汇，也是一个新的潮流，我们都是在学习，我们在台上学习，诸位在台下也尽点社会责任给我们提点问题。

　　我们刚才提到了一些政府所参与的公司进行的投资，我想请Djordjija Petkoski评价一下政府在整个过程当中所起的作用，在整个全球范围内，考虑一下怎样提高中国政府的一些标准。在转向政府的决策之前，必须认真考虑一下我们真正意义上所做的决定是什么样的。

　　Djordjija Petkoski：现在进行企业社会责任有三类公司：第一，这些公司必须实现信息的分享，而且对那些基本的信息披露的底限要进行相关方面的分享，包括社会和环境方面的信息，还包括一些政府背景的公司，他们有一些标准，像法人治理结构，它们到底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在许多领域来讲，在美国如果管理一个公司，主要考虑的是公司组织行为，把它作为法人治理结构的一个好的标准。如果说你有一个简而易行的标准，这样可以考虑公司社会投资，包括法人治理结构的标准。公司所开展的活动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使公司更具有竞争力。正是因为有这一点，他们必须提供这方面的信息和其他的公司进行分享。特别是就投资界人士来讲，要确定什么样的决策，什么样的信息拿出去跟他们分享。比如说你作出什么样的决策，会使你们的公司更具有竞争力，没有跟投资者进行沟通的话，我们有些时候是放到公司层面，而没有考虑到政府，包括社会层面。为什么公司和企业、政府要坐在一起来进行讨论呢？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使得这个企业运转的这个地区能够更加具有竞争力，但是问题是哪些公司有这方面的能力，使他们在业务活动范围内能够具有更强的竞争力呢，哪些公司在这方面发展的比较好呢？因为他们采用自己的方法或标准，可能有些时候公司和政府之间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讲，政府没有必要去干涉企业所作出的决策过程。政府能做什么，它扮演的是什么角色？有些公司运转也非常不错，但是政府对公司干预太多，这样就涉及到小政府大社会或者大政府小社会的范畴，必须要了解到政府应该做什么东西，要有所为和有所不为。这不光是政府同意企业去做什么东西，也不是按照WTO条款决定企业开展什么样的业务或者怎么去做事。有时候美国给欧盟施加压力，让他们改变相应的决定，表面看是两个企业之间的竞争，但是背后是美国和欧盟政府之间的决定，比如像美国决定他们购买什么样的食物，要具体落实到政府层面，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具体层面具体分析。谢谢。

　　主持人(王巍)：我们今天上午讨论，包括下午讨论，我们正在形成这样一个标准，而且每个人立场不一样，看法也不一样。但是中国是一个特殊的情况，中国的市场形成基本在政府指导下，因此我想中国社会责任投资包括社会责任感的概念，很大程度还取决于政府管理的理念，因为好象它的博弈程度并不像西方这么高，很多社会责任感是在市场当中形成的。我们在科学发展观下来讨论社会责任感，作为公司来说，特别是从商人角度来看，如何在科学发展观大背景下具体实现社会责任感，今天做得事情可能符合社会责任了，明天可能就出现问题了，而且特别谈到员工利益相关者，是不是平等就是社会责任感？这个平等如何达到？是通过发展、创新，还是通过杀富济贫，不同的理念，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当然我们不可能在今天这么短短半个小时拿出什么结论，立场不一样，结论也不一样，至少我们可以在这样一个场合下来讨论，多个角度来揣摩社会责任感的话题。下面，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提问：我有一个问题是给Djordjija Petkoski先生的，我知道你在企业社会责任这方面教过一些课，我想问一下这个标准是什么？以及衡量的标准是什么？刚才有人说过社会责任投资这方面的问题，谈到了筛选的标准，比如像烟草业和其他的一些行业相比，比如说制药业，在很多人想法里烟草是不好的行业，但是各种各样的行业都有自己存在的原因，比如像烟草行业，它不是说一夜之间就突然形成的，如果烟草业突然一夜之间消失了，烟草农就没有收入了，而且政府很大的一部分税收将会损失，对于整个社会来说都有消极的影响。实际上对于衡量一个公司是否具有社会责任感，或者说是否没有社会责任感，是不太容易的，一些行业从它的本质上来说，它看起来对社会责任感有更多的负面影响，尤其人们是这么想的。目前，人们并没有真正的标准或者衡量机制来看一下这个公司是不是具有社会责任感。因此，这些衡量标准和测量方式是否是无形的，看不见的，或者说对于国际的贸易来说，是否会造成不可见的障碍？

　　Djordjija Petkoski：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我可以给你提供一个机会，你可以听我的课，这样你可以对这个细节来进行讨论。你刚才提到了几个比较好的观点，比如测量机制是怎样的，烟草公司对人类没有太多的贡献，很多公司在公关方面花了很多钱，对我们来说企业社会责任意味着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像你们这样的年轻人一定要看到问题的核心，去理解这个问题，因为如果你只是看到表面上所表现的问题，是没用的。如果来定义一下，或者用一个简单的衡量标准来测量企业的社会责任到底是什么样的，我觉得是不容易的。因为有的公司在评论的时候要考虑相关的背景，目前很多年轻人都知道金字塔的底部的财宝的问题，一个公司一方面可以建立一个企业社会责任感的标准，但是这个标准和这个公司相关的其他问题来说，这些问题之间不是紧密相连的。所以，我的一个答案就是一定要仔细地看一下，你要衡量的是什么，有的时候用一个简单的标准来衡量，可能是一个大的潜在的危害，因为有的时候会导致你不喜欢的问题。

　　Lilia Clemente：这个问题实际上提到了健康问题，我们现在会增加30%，以前是23%，因此对于这个保险公司来说，保险民的生活方式，他是否吸烟，会对这个标准导致很大的影响。但是从长期的角度来说，比如七十年代麦当劳在美国刚开始盛行的时候，人们吃的是鸡肉或者说鱼肉，这些问题在未来都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障碍。在过去，人们都喜欢这些公司，因为他们有比较有限的生产设施，但是我们随着时间的流失，可能会面临着其他的问题。刚才巴先生也提到了废物回收的问题，垃圾人们都比较恐惧，在美国大概有70%的土地不允许被用作废物填埋，因此这个问题最终是怎样的。未来的世界，我们人口将会增加一倍，这些问题一定要考虑一下怎样解决，因为在未来在更大的环境下会导致更深的影响。比如今天的吸烟问题，这样的生活方式，如果看一下在亚洲这部分，印度和中国，中国的平均年龄是32岁，在未来的30年中会有怎样的平均年龄的变化，由于生活方式，人们可能会越来越注意健康，所有这些趋势实际上都是我们在考虑问题的时候要考虑进去。我相信烟酒在未来会受到共同基金，而有一定的市场，我想我们应该建立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共同基金，我们目前看一下这样的公司是否能够生产一些有利于健康保健的产品，所以客户的选择在未来可能会继续变得更加自由，看一下他是什么样的产品，是否有利于环保、节能。我们现在考虑的问题就是一些企业所面临的资源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现在我们也期待这一天能够实现，现在中国非常强调能源方面的改革，我觉得这也是需要解决的问题。现在中国济贫控制中心也开始考虑环境给人们带来的影响，大家慢慢对绿色GDP的概念也接受了，同意这方面理念。

　　提问：我有一个问题问Melissa Brown，有关社会投资要使投资着获利，而且这个社会责任投资要受到公众的支持，但是在中国公众还很不愿意花钱将资金投放到环保公益事业上。那么，在中国投资者怎样才能从社会责任投资上获得利润呢？还有一个问题，国外的社会责任投资机构可不可以被引进到中国的投资市场？

　　Melissa Brown：我觉得这个问题提的非常不错，从中国投资现状来讲，能够获取到什么样的现状，我同意一点，相对而言中国投资环境比较低，而且包括社会投资发展非常慢，中国投资者现在可以做得工作，提到企业社会投资，减少潜在的风险，减少证券市场的风险。我可以给大家一个例子，现在越来越多的在环境方面的规则，而且他可以看到这些风险，特别是对于能源公司来讲可以看得见这些风险，特别是在水利，包括能源方面的公司，他们现在也预见到这些风险。很多中国公司作出非常快的反应，有的时候他们被迫做相应的反应。像企业的水费方面的压力越来越大，包括一些造纸行业，他们现在开始考虑的问题，就是从这些公司特别是从股票市场来说能够获取什么样的信息，而且对那些市场参与者来讲，如果没有参与到市场，会面临什么样的问题，他们可能不愿意在证券市场投资更多的钱，如果不能从投资中获取相应的利润，他们就不愿意进行投资。中国政府相对而言也必须着眼长远来解决相应的问题，因为这种投资我刚才说了是一种长远的投资，在投资过程之中才能解决一些问题。中国相应的投资者基于中国的现状，基于消费者的层面所做的工作。比如消费者选择方面，你可以去沃尔玛，你可以去普尔斯马特，你可以去物美等等，所以有些时候你可以有很多选择，比如化学产品你使用非常不舒服，你可以选择一些物美价廉的产品，在中国消费者需要更好的产品，针对消费者需求而言，企业必须作出快而及时的反应，中国政府必须采取措施作出相应的决策。现在许多大的企业、跨国公司逐渐出现在中国的投资市场中，特别是在亚太投资市场中频频出现，而且伴随中国市场同步发展，我相信他们将会发现中国的金融市场和金融公司，包括一些基金公司会越来越多出现在这个市场当中。

　　Djordjija Petkoski：今天早上我们探讨的是中国社会的和谐发展，包括一些工人阶层和生活之间的和谐发展，这个问题大家已经探讨了很多。关键问题是你们现在寻求的只是一个和谐，还是寻求人与环境的和谐发展。作为企业来说是尽可能赚钱，对于人来说，我们必须来确定谁来建设和谐社会，因为有不同的投资理念，不同的投资行为，这可能就是面对不同的企业他们有不同的企业社会投资动机。

　　主持人(王巍)：本来我试图让巴教授和Lilia Clemente主席作一个总结，但是他们都说刚下飞机，他们在调时差的时候能作出这么精彩的表演，表示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