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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中国的事情就是这么怪，当它是表面上最火红的时候，底下的暗流是最汹涌的时候，中国的事情我们刚才讲到了，当特区在中国大地上最红的时候，理论界就最热闹的讨论租界的来历，当90年邓公南巡的时候，提出搞自由化人的经济基础是什么。今年“非公36条”被有些学者提出是跨时代的文件，而今年是“非公经济”七分残余的一年。实际上从我们开放改革的第一天，到今天出现的所有问题还是一个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我就不知道怎么把中国人类正常的经济，弄出了一种神学理论，要把它分成谁属于神父，谁属于贱民的。36条
出台，中国100多位所谓神学名流签名上书中央坚决取消“非公36条”，这很奇怪，他们拿的工资现在一半以上都是我们这些贱民提供的，而且他们还要取消我们。不可思议！
我想要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就是说我们是这一场改革开放的付出者、劳动者、人们中的一员，还是改革开放的寄生虫、获得者或者贪婪无德的一批人。这是一个常识，比如不公平，确实现在穷得很穷，我们在云南投资，在我们眼皮底下有一群上不起学的小孩子，我能解决的了吗？钱也不是都在我手里。企业不交税你可以找我，税交出来就是做支付转移，我为什么把税给你政府？给你政府就是让你政府去提供公共产品的，只要我把税交了，如果企业家有偷税漏税这应该惩罚我们，所以现在中国有40万的税收干部全部盯着我们查，而且刚才数据也显示税收增长率民营企业增长率是最快，而且远远超过我们收入的增长率，为什么大家不去问问这税去哪儿了？交不起钱，掏不起钱，看不起病，怎么问我们企业家钱去哪儿了？应该问政府钱去哪儿了？我企业有两条是在网上上了网的，我本质是想过一点儿优越的生活，所以才不顾脸面下海的，可以查我的家底，我们家其实都是学者出身。现在我特别以甚为企业家为荣。因为我们是做红酒的，当提出洋垃圾事件的时候，我生产的酒有一瓶是罐装，有一瓶酒是勾兑的，我可以把我的云南红酒业公司送给他。另外我们每年税是向员工公布和向社会公布，可以查，但我有一个条件，过去酒是高利润行业，但现在国有企业来了，我现在日子特别的难过，我上个月起在税务局有挂税了，税务局也非常体谅我，在挂税之前我真的可以拍着胸脯说，我真没有欠国家一分钱，所以不用善待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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