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持人：我们下午有两个单元，第一个单元由我来主持。毛主席讲过一句话，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上午我们讨论了路线问题，下午讨论干部问题。由于我们经济学教育研究的好坏，除了我们上午讨论的教学体系、培养体系之外，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师资队伍建设。如果我们师资队伍解决不好的话，再好的课程设计、再好的思路，都可能都没有办法实施。
我们前面有四个主要发言人，完了之后我们讨论。我们集中在师资队伍，一个是对师资队伍现状的基本判断是什么样的，第二，师资队伍国外引进和国
内培养之间的关系怎么处理，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现在各个学校的发展都不平衡，甚至认识都不一样。第三，我们各大学之间怎么在师资队伍形成一个很好的市场，我个人认为这是中国整个教育体制最核心最核心的问题。每个学校、每个院系原则上不再留自己的学生当老师，其他任何问题都迎刃而解，如果卖不出去了，你让他招他也不会招了。在美国主要的教员也就是前列大学培养，前列大学不光给美国，给世界也培养了很多。中国也是有这个问题的，另外包括上午讲的标准，都可以比较严格地去把握，假如我们中国有10所优秀的大学，这个就能达成基本的共识，这个市场就会有了。
第四，教师队伍培养问题，培养什么措施，原来我们送到国外培养，国内没有硕士学位的人继续读硕士，还有的为了解决硕士问题来读硕士，我来简单讲这几点，我认为如果我们在这几点上能形成基本的共识，出一个倡议书，哪些大学能够签署这个倡议书，为了这个东西我们形成一个很好的约束。同时我也知道，一些改革的内部压力也很大，内部有阻力的情况下，一定要用外部的力量逐步环节外部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共识可以作为我们每一个院长，回去以后指导改革很有力的条件。
下面第一个由袁立刚发言。
袁立刚（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谢谢主持人，同时也非常感谢梁晶邀请我参加这个会议。刚才张维迎已经讲了，我们下午的讨论是关于师资的问题，显然经济学要真正现代化，或者说跟国际接轨师资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我觉得中国的经济学主要是学术规范问题没有建立起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1978年以来，我看了一下，发展最快的大概要数经济学，或者法学也是可以的，我个人理解像经济学这类学科，因为意识形态问题相对来讲好一点，再一个时间性特别强，所以经济学的发展应该是相当快的。但是在这个快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很多的问题，大家说经济学是一个选学，一旦选学以后大家的需求非常旺盛，现在有全世界的发展需要这是毫无疑问的，同时有官方的、政府的，还有大众的、企业的。中国的经济学在最近几年的发展当中，需求的拉动成了一个显学，显学之下，这个帽子就到处飞。如果归类的话，有三类学科，有一类学科跟国际接轨特别好，比如生物学、物理、数学等。还有一类学科彻底不对外，有的没有什么标准，还有的是国内标准，像古汉语等。有一类学科一半对外，一半对内，这个是比较糟糕的状态，经济学大概就属于这种中间状态，这样一来，这时候学术权威、规范就没有了，你要国际标准他说中国特色，你要用中国本土的规范，他说我是创新，在各种场合没有规范的情况下他都可以发言。再加上我刚才讲的社会需求如此旺盛，到处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生长的空间，然后使得我们的学校当局等讨论的时候都不知道了，到处都是知名的学家，到底谁是知名的？就是在同一个空间可比性没有了。刚才我讲强烈的需求导致我们很浮躁。
从我个人学经济学的过程来看，有时候非常相信自己学了经济学，学了以后各方面还可以，但是有时候又很悲哀，因为经济学太难了，要走跟国际接轨的路太难了，这是我们国内经济学面临的问题。
所以我认为我们经济学当代要建设的话，要有师资的话，非常严肃的问题就是我们要建立一个学术规范，还是要有学术权威。讲到学术规范和权威以后，引申出来的第二个问题我们到底以什么为标准？刚才讲了有国际标准，国内标准，但是每天发生是国外的经济学可能不能一下子解决很多问题，很多新问题。这是我们目前当前面临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中国的经济学怎么走？这里有自己的特殊性问题和一般性问题怎么结合的问题，这个问题确实是比较困难的问题，我们现在叫主流经济学，在英美的主流经济学下面用他们的语言和方式发展起来的，我认为非常好，因为人家确实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而且人家是在非常冷静的情况，根据不浮躁的情况潜心研究，这个我认为首先是肯定的，但是经济学到底有没有民族性的问题，就像西医和中医，中国不管怎么样有中医呀。这就说明一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大的人物，语境里面说了一个东西，如果被接受了以后，就转弯了。对这个问题我认为目前来讲，因为中国落后了，经济学本身需要一个土壤，经济学的发展跟其他学科不一样，中医是以人体为研究对于，经济学首先是市场经济高度发达。我认为中国目前首先应该肯定主流经济学，然后在中国大多数经济学都会了人家的语言，掌握了人家的方式以后，然后再谈的上创新问题。
第三，我们师资到底引进好还是自己培养好。在师资里面到底采用什么样的方式，结合上面两个问题，我认为现在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刚才我跟张维迎也私下交流，光华管理学院现在有50个博士生，你们开的价格也很高，但是光华管理学院的经验全国没有办法复制，至少复旦大学没法复制。我认为目前这个阶段上面，中国还是要自己培养自己的师资。我觉得目前的出路主要还是培养复旦的，因为复旦的生源太好了，而且这帮师资，以后要发展的师资主要借助与我那批30几岁的青年教师。张军的研究中心也是这样。我们为什么要重视这么一群人呢？大家知道像我这群人，国外拿学位回来，我自己定位很清楚就是一个桥梁，就是对接这个。我当时回来有一个心愿，我希望我的学生出去留学的时候不要像我那样困难。现在已经有国外留学回来回到复旦的，复旦还是就国外研究的氛围，这几个人回来相当好，这个给了我相当的信心，我给的工资都是体制内的工资，我们不可能拿出四万、七万美元的工资，这个是没有的，我们主要是靠学生对复旦的忠诚吸引他。这批30几岁的年轻人，留下来以后，通过各种途径让他们出去，因为这一代跟我们有一个比较大的差异，现在30岁左右的人，外语跟数学基础相当好。另外这批人还有一个特点，维迎，我认为这批人更了解中国的情况，他们研究问题的导向，我可能说这个有一点儿冒犯人，可能比请过来的高薪的，我不是指全部，我这里说自己筛选出来的，他们出去薪水很高，在国内薪水非常低的情况下还认真工作。
现在我在走的就是希望寄托在自己培养的，然后又有国外视界的跟国际接轨的青年。同时我们在培养硕士生、博士生的时候，我们不断地有一个做法，因为大家知道搞主流经济学，搞现代经济学，每一个人，因为在国内大家知道教学水平比较低的情况下，需要不但地补课，硕士、博士进来要不很多的课。这个也有一部分学生迷路了，不只有自己该怎么走。我们告诉大家一个经验就是你在选择当中要注意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一条线，这线是西方经济学非常丰富的宝贝把它串起来，如果你没有这条线，你学经济学学十年也学不出什么好的名堂。所以基于这几点，自己学生的培养，一定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培养成比较好的师资，一旦中国的经济学有所创新的话，我想会对整个主流经济学添上光彩的一笔，带有中国文化特色、实践特色、语言特色的经济学。谢谢大家！
舒元（中山大学岭南学院院长）
很高兴参加这个关于师资的讨论，经济学发展这么快，相比之下，经济学的师资队伍发展相对落后，很多学院都把师资队伍建设作为自己很大的贡献，我曾经跟MIT的老院长谈话，我说我们学院怎么使更多优秀学者来我们这里任教，我觉得他讲了以后，没有解决我们的实际问题，因为已经有了很多优秀的人。事后我想讲这个话也是有道理的，你怎么使这些优秀学者能够安心地在你这里工作，你要创造什么样的条件？我想对于经济学学者来讲，一定要创造比较良好的人文环境和工作环境，首先这个单位要有追求一流的办学理念，同时要有比较宽松的环境。第二要有正确的导向，如果有些单位是个别领导个人意愿作为导向，这样很多事情学者觉得不是那么高兴，他就会选择其他的。另外要有公开公正的奖惩办法、规则。这些办法是公开公正的，而且对大家来讲机会均等，而不是因为个别的关系。
在正确的导向下面要有一个奖励，对于教学上面、研究上面或者学院服务上面做出显著成绩和贡献的教师要有奖励。要为专家、学者的学术发展创造空间，因为很多教师他的发展，他考虑我在这个单位能不能从长远的角度得到发展。要为教师提在职学生、学术访问、学术交流等各种条件。要关心支持专家、学者的职业生涯和学术发展，也帮助解决一些很具体的困难。另外要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比如说一些办公设施、图书资料、数据库等，使他的研究工作有一个比较好的环境。还有改正行政管理和服务效率，树立为教师服务的观念，这样专家、学者就会心情舒畅，当时还要努力争取资源，为专家学者提供有竞争性的薪酬等，因为现在竞争性很强，各个单位互相之间人才流动也比以前多了。
其他，我觉得有一个提倡师资来源多元化，一个单位的老师如果来自国内不同的院校，如果来自不同的国家、不同学校，这样可以博采众长，可以有不同的训练，不同的背景，这样对这个单位是有利的。现在我们还要提倡加强国内外的经济院校的交流与合作，另外争取利用国内外的优秀资源，有的学者不可能长期过来，但是可以请过来做短期的访问等，这样使国内学者和国外学者有更多的交流。
以上我抛砖引玉讲了经济学师资队伍建设的几点建议，仅供大家参考。谢谢大家！
黄卫平（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提起师资有这么几个情况需要琢磨一下，一个从我们现在大家所谈的课题里面，基本上讲的都是重点大学的事儿，但是全国一般的财经院校还是很多，所以师资问题不讨论不解决这是一个问题。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情况，为什么这么讲呢？从89年开始到中美学院交流委员会的南方主任，另外87年世界银行大学教学项目也讨论过功课的问题，当时我属于晚辈。在这个过程中间，我有一个感觉，参加过，跟世界银行也好，参加过大学师资本身，包括课程设计。同时也参加过关于师资的培养，后来96年开始，参加各个财经院校的评估，所以全过程都参与了，有一些这样的想法。
因为咱们国家的师资要标准化建设，在当时世界银行大学项目的时候，确定了10门核心课，那是教育部通过招投标的办法，当时人民大学是7门，那是第一次财经类的教学体系也好，师资也好，是第一次力图去规范。由那儿以后，培训的工作到了20世纪 90年代初的时候，也谈到这个问题，七所重点大学的师资问题，基本不是大问题了，现在重心向一般院校转移了，从那儿开始，福特班对国内一般院校的师资开放，同时福特班也开始从一般的经济理论，那时候侧重是国际性研究，我们侧重一般经济理论，这样开始做这个事情。这样一路下来，我觉得教员的更替包括省级重点大学，像我这一代人，我大概是过渡的，应该基本算是完成了历史任务。在这个过程中间，比较规范的体系和比较规范的方法应该说比较容易被各个重点大学和一般大学所接受，这个我觉得是下一步继续前进的很好基础。也就是说体系的中心已经有了师资和基础。
如何从重点大学和一般大学中间延伸和拓展，这个恐怕是未来要走的很重要的任务，一般的院校我参加的评估有20多所，基本的师资状况我还是比较了解的，一般的学校、财经院校大概80人左右，接触到80个老师，一个学校到底多少个老师，基本上是精兵强将上的，因为参加评估嘛，这个我心里是有数的，我想教育部也是也有数的。
这里面到底是道的问题，还是术的问题，道是道理的问题，术是方法的问题。我们福特班毕业的学生，如果你问他术的话，他基本都忘了，脑子里留下的实际是道，现在有一个问题，道和术之间关系怎么处理，怎么把经济学的道很好地在同学们的脑子里头生根发芽，能够形成一个良好的循环，这个问题我总觉得在这方面找不到交叉点，如果找到交叉点这个事情就比较好办，所以术跟道确实有点儿问题，什么原因，我刚才说了教师队伍更替完毕，而更替完毕的年轻教师在各个院校，其实重点院校我也去评估过，很多教师在听课的时候，就是重点大学的年轻教师我也感到术有余，而把道产生清楚，好象恐怕还要功底加强。
第三，现在有一个麻烦，我们在讲中国的经济学教学的时候，应该说成绩斐然，但是在2005年洛桑管理学院的评估过程当中，中国评第60位。换句话说，从国际评估来看，他的评估标准用更大层面考虑中国的高等教育。实际提出了中国高等教育，我不敢说不合格，但是这个事儿本身是存在的。这个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我们要想办法，怎么能够把它确实扭转过来。我曾经跟教育部高教司也联络过，他们下半年可能要开会讨论。所以我讲从学术这一块儿，从事实上经济学和财经类在中国经济发展中间一定程度的反差，怎么弥合它，这是我提出的第三个问题。
第四，从现在学术思想上，我的想法是这样的，经济思想多元化，应该说规范还是应该做的。我们现在有强调在中国不光是经济学，所有的学科思想必须高度统一，行为可以乱七八糟。这恐怕不是一个学科发展的一个前提，应该讲思想可以多元化，鼓励各种的想法，这才有创造力，但是你在表述的时候，你在把它用在实践的时候，我们讲应该有一个规范化、标准化的过程，这样比较和国际化接轨，也容易被国内的经济学界接受。咱们是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还是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因为在经济学教学中两条路，一些人是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从一个概念衍生出一个体系来，还有一些人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这二者怎么结合？因为我有一个感觉，我提出这么几个问题来，我真的没有解决的萌芽式的东西，还是请大家来讨论。
李稻葵：（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非常感谢梁晶，非常感谢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给我这机会一起探讨师资队伍建设。在我看来根本的路线问题好象还没有一个准确的认识，就是中国的经济学，经济学研究到底应该或者最有可能走哪条路，这个在我看来还是根本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不解决，就解决不了如何评价我们教师的科研水平，如何评教师的科研成果以及如何聘用、提拔我们的教师队伍。我过去一年以来，我在清华大学工作，也是我过去一年以来非常认真仔细考虑的问题。我非常高兴也机会交流一下我个人的看法。
首先要明确经济学的本质是什么，经济学的本质是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对于是社会的运动，是社会各种复杂的现象，各种负责的关系。所以经济学的研究是离不开对于，当然我们可以把经济学定义成一种方法，这个是没有错的，同一个学科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角度。在我看来经济学的对于是一个本质性的东西，如果这个问题没有意义的话，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很简单的结论，就是在经济学研究上是有民族特色的，不同的国家的不同经济学家，他所关注的，必然有一系列的体系，如果按照这个逻辑看，分析一下美国经济学，是有明确的美国特色，比如种族歧视问题，比如专门给西班牙人一些照顾，这个绝对是有美国特色的经济学问题。所以我记得当时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流传一个故事，我相信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当时有一个非常好的年轻的劳动经济学专家，他首先是经济学系里有一个有名的学者，他就明确跟自己的学生讲，你们外国人不要跟我学，你们不要搞劳动经济学，因为你们不懂，所以肯定做不好这项研究。所以经济学在美国也是有民族特色的。反过来这一点要是没有意义的话，必然要走中国特色的道路，我们要抓住中国经济中最有特色的，最需要解决的，最适合我们标准的一些问题我们深入研究。
具体看来，有几个类问题恐怕是有中国特色的核心研究的核心问题，比如说制度改变问题，制度怎么改变？是一步步改变还是怎么改变，你要注意什么问题。在不发明新的方法情况下你也要深入研究。中国是人口很多、幅员辽阔的一个国家，中国又是这么一个赶超国家的先例，欧美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发展问题，他们面临的问题是怎么样在技术前沿进一步推进的问题，而我们是怎么把这些技术引进的问题，战略不一样，所以发展战略也是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方向。
这个问题讲完了以后，在中国研究中国的经济学问题，其实在我看来和传统的经济学没有矛盾，只不过在不同的角度看经济学问题。在我们的经济学教学里面如果这一点明确的话，我们仍然可以教学生，只不过明确告诉学生马克思主义观察是基于资本主义早期的一些现象的研究。从我们现在定性的，从个人的思维出发是会出毛病的，这个问题解决了之后，下面我们就可以谈在我们的中国经济学教师师资队伍建设，以及中国经济学学科队伍建设里面有什么特色，在我看有两大类问题需要我们关注：
一个是学术成果的评价问题，这个我们不能一味地靠国外杂志评价，因为我们关心的问题很多是中国特殊的问题。这些问题短期来看，在国外的主流杂志里面还很难形成一个主要的话题。如果只是靠那来评价的话，恐怕有偏差。事实上我还可以把这个话讲的更深一些，我们在国外工作、学习了这么多年，国外学术界的评价有一定的腐朽性，比如说在国外发表一篇文章，一般说从写到发表出来，如果五年的话，那是非常快的时间。有的是十年，我自己搞过一个十年才发出来，如果一个学科有进步的话，怎么会这样子呢？我知道数学、物理学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自己在建立我们学科制度的时候恐怕要有学科创新，具体说我们的杂志，我们要办适合中国实际的有规范、标准的学术杂志，这个杂志不能照搬国际上的方法，比如说审稿过程要很现实，要就要，不要就不要，有人说在国外发表文章95％是技巧，5％是内容。所以我们的杂志恐怕还要走一条新路。比如我们要办一个杂志，有一部分文章是要审稿的，有一部分人不需要审稿，通过这个过程我们要注意去掉一部分洋八股的问题。我这个杂志就是倡导风格的，方法可以明确，如果有错误可纠正。这些问题提出来值得我们大家讨论。
最后再提一点，关于人员聘用的问题，我个人看法，从制度上来讲，不能我们只招国外毕业的，不招国内毕业的，我们要有统一的标准衡量。招国外回来的学生，要有一个意识，考察这个学者有没有回来之后转型的问题，他有没有中国意识，能不能把方法转过来，这是判断的一个重要环节，其中我个人认为，在国外稍微工作几年，有一定的经验，有转型能力的这种人恐怕是我们最需要的。
包括自己的博士生能不能留，我觉得我完全赞同刚才张维迎的观点，这个是不矛盾的，这个在国外大学也都做过。
主持人：主要发言人给我们节省了几分钟的时间，下面我们有比较充分的时间来讨论。可能要求发言的人比较多，所以限定每个人的发言时间不能超过三分钟，观点明确亮出来就可以了。
海闻：
先谈师资问题，刚才讲的很好，我觉得考虑师资不能说你进来什么样的生源，还有最大的一个毛病留自己的学生，因为老师还在里面。我认为我们现在确实应该形成一种共识，就是说自己不要留自己的学生，怎么留？刚才谈到一个普通大学的师资问题，这个是我们没有被关注的问题，一流大学好卖，也能够被吸引，但是全国这么多大学都被吸引是不可能的，所以一个很重要的方针要确定，我们培养的博士干什么，我们现在很多大学培养博士，但是这些博士根本不是从事教学，很多都到公司去了。我觉得今天这个会议，我建议咱们年会能够更多地成为大家交流的平台和机会。刚才早上提到教育的问题，我觉得我们今年能不能在招聘上形成一个共同的市场，就是每个大学至少在全国招聘，而不是留你自己需要的学生，这个要形成一个共识。如果大学在全国里面招聘，很多高校的博士就有意地成为大学的师资，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途径。
还有一个在职师资的培训，我觉得我们年轻的老师还要鼓励他们到国外学习。中国的问题确实需要研究，但是我们要走向一流，现在也有一个争论，我们如果不重视年轻的教师在国际上发表文章的话，我们什么时候能走上国际一流的水平？我们稍微资格老一点儿的老师可以注重国内研究，但是年轻的老师还是要在国际上发文章。
臧旭恒（山东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今天下午的主题是关于经济学教育师资的问题。刚才几位谈了自己的观点，我很有感受。刚才都是比较好的国内名牌，最近高校正在招生过程中，我看到济南有一个小报，说山东大学经济学排在22位，没有进前10位，像这样的大学，尽管有百年的历史，但是经济学起步晚，大概是1977年起步的。现在的问题像我们这样的大学中，我们不想用我们自己的博士生，我们也向从另外的大学引进。但是近几年的情况来看，真正我们觉得能够达到，比我们山东大学自己培养出来的博士要好的到我们山东大学来。但是我们现在的师资情况，接近80个专业教师中基本上博士学位不成问题，大概有30％左右在国外有一年以上研究经历。我们现在老师周课时率达到80个小时多，今天我们作为院长看到实在不行了，2000年的时候，我们研究生招生300个人，现在150个人左右，博士生招生规模每年40个人左右，规模和扩张不成比例。从今年开始我们送出去的老师回来有5个左右。山东大学不是很靠后的大学，当然我们也在加大措施，一般我们采取的方法，就是从国外聘请两年到一年，都是名牌大学，但是他解决的基本上是硕士生到博士生的课程，但是本科生的层次还是比较欠缺。
王秋石：
我们学校经济学现在有三个博士点，可能很大程度上是自己的博士点，培养自己的师资，同时也有一些名牌大学的老师到我们这里工作，我们的情况跟山东大学差不多。我今天想说的问题，就是我们整个博士生的招聘、应聘工作没有规范化，我们还是地级的单位，有些学生来我们这里应聘，我们让他导师给我们写推荐信，他说我们导师不会给我们写推荐信。如果不写推荐信，我们就不很清楚，他能不能当老师等等。第二个问题，我们提出可以留下来，但是学生不回答我们，到了该让他来的时候，他说到政府部门工作去了，这是一个诚信问题。我觉得博士生就业应该有一个场所，使得这种渠道比较畅通，其实凡到我们学校去的我们给25万块钱，给一个120平米的房子。欢迎在座博士生到江西财经大学。
裴贵芬（河北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很高兴我有这个机会听各个专家的意见。今天上午我听了以后，我感到各个专家谈的离我们学校太远了，但是下午几位教授谈了地方性的大学。我们河北大学从去年开始建了一个省部共建的学校。在这里有几个主题我非常感兴趣，我做了两方面的归纳，谈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个是课程体系的问题，我们河北大学的发展还是比较早的，从西方经济学授课来说我们开设的比较早，我们从80年、81年开始讲课，在座的樊刚老师他就是79级，同时接受西方经济学的课程。但是后来我们的经济学发展是相对比较滞后的，我们在95年获得了第一个经济学的硕士点，就是实际经济的硕士点，03年获得了经济学博士点。我要强调的一点是，在博士点的建设过程中，我们参考了重点院校的课程设置，我96年进入南开大学学习，我进入南开大学以后，就吸收、借鉴南开大学的课程体系我认为我们学校课程体系的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承销，我们改革课程体系以后，我们很多的毕业生考取了重点院校的博士，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今天我来到这里，在会场上见到了我们两个硕士生在这读博士。所以在这里面，我提出来一个进一步的要求，因为我们的博士点刚刚下来，在刚刚召开的世界经济学会的理事会，我也参加了，我们希望吸收一些经验，但是我所得到的信息就是，各个学校的博士点的课程设置各不相同，所以我希望能够在不管在经济学会上，还是通过什么途径能够规范一下博士点的课程设置，虽然说我们要承认经济学教学的多元性， 但是对于我们后发展的学校这种规范是有必要的。对此我也提出一个重心下移的问题。我们河北大学愿意当做重点院校的重心下移的试点单位，因为我们河北大学地处保定，离北京很近，从北京到保定只有一个半小时的路程。我希望各位专家、教授能够采取我们的软引进的方式，你们到了我们河北大学以后，我想你们培养的博士生也会对我们河北大学感兴趣，也会帮助和支持我们河北大学。
第二个问题，关于人才培养目标的问题，我今天中午跟张维迎老师声明了一下，我们的观点，作为地方性大学跟重点大学观点不一样，我认为作为地方性，重点院校可以进行理论创新，但是地方性大学更多是为地方经济做服务，所以我们申报课题，哪怕自选课题都是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只有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了，我们才有活干，才有钱挣，才能有饭吃。所以在这里请各位专家考虑，因为我们在日常工作中，我们需要为河北省服务，但是在博士点申报过程中，你们看我们申报的课题都是河北省如何引进外资，可能你们认为我们层次比较低，但是我们是无可耐何的，因为我们要生存要吃饭，所以在评估过程中，希望各位专家、教授能够理解、支持我们，谢谢！
韩立岩（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金融系主任）：
大力发展经济学类学科首先要普及经济学知识，我们经济学知识的普及对于我们提高整个国家的生产力和体系有很大作用。我们要引进若干个具有体系内的达到二级教授，按九级方式，体系内要引进二三个，我们有非常优厚的条件，除了60万元的工资以外，我们还有其他福利。我们需要一批30岁年龄段，在国内最好的杂志上，或者国际上发表文章的博士，我们的评定体系是12个人左右的学术委员会，完全一个人一票否认决定，而且很看中合作导师，因为我们博士后来的比较多，他的学术导师对他的学术表现评语我们非常看重。这一点儿我们学校的网页上有宣传，而且北航正在建设一个很好的全国最大的教师群，可以保证他将来的工作条件在国内是属于好的工作条件，在四年之内就可以建成。我觉得中国革命战争的时候，曾经有过野战部队、县大队等，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确定了优势，我觉得经济学的发展也可以走这样的道路。他们并行同时存在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我再说两个上午的主题。如果未来几年内我们会形成本科毕业生，一类是商科，一类是经济科。今天听到硕博连读的问题，如果十年以前我们本科毕业生作为专业人才进入专业岗位，而现在是辅助岗位，把这个岗位让给硕士了，所以我觉得也得需要大量的专业硕士，这个我觉得需要怎么去考虑。
徐长生（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首先要分析一下，当前大学师资队伍的机构，基本上是四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政治经济学的传统发展，年年稍微大一点儿的老师，第二方面从西方经济学，还有我们国内培养的，最近这些年培养的。第三方面，理工科转学经济学的。第四，最近从海外这些年慢慢引进的，我们的师资队伍从这几方面构成，各个大学这个比例不一样，这样一个师资队伍的结构就造成了我们经济学的教学，我感到各个环节相互脱节，无论西方经济学理论还是政治经济学理论，第二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第三对中国现实问题的研究，最后一个启发式地教学，中国还是传统的满堂灌式的教学，一个好的老师把这四个方面有机结合在一起，既懂理论，又懂定量的方法，能够启发学生，我理想当中这样的老师是最好的老师。到底怎么办？怎么来改善我们师资队伍的结构，第一是引进，第二是培养，从目前大多院校经济系学院来说，自身的培养包括存量，我又不能把它淘汰出去，不能大部分都淘汰，现在存量怎么盘活，这些人在讲堂上还要继续讲下去，我们重点大学有义务既有可能讨论这些问题，自身培养是主要的途径，国内条件好的大学从海外引进，像北大、清华、复旦这些学校等。条件好一点儿的你们不留自己的博士生可以往我们这里送。这样加强各个师资队伍的信息来交流，既盘活存量又有机会。我们中国的问题有机结合起来，像北大等一些教授都是中国案例，西方经济学对中国的在课程里有机结合，这样带动师资的培养，教材也是带动师资的培养。
白重恩（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系主任）：
刚才大家讲到对师资评估问题，这里面有一个到底是观点重要还是方法重要，我觉得这两个都重要，评估不应该有一个唯一的标准，包括多元化的组合等，方法和观点哪一个重要的问题，我觉得同样一个事儿，大家都说经济学家观点最多，五个经济学家有十个观点，怎么把这十个观点筛选一下，这个对社会的贡献是什么呢？我们不能希望公众，希望消费者对这些观点进行宣传，所以经济学家一定压自己对这些观点进行选择。我觉得提出观点重要，科学方法也是非常重要。我的感觉是我们可能把在过去对提出观点有过多的重视，而对方法重视的不够，因为往往评估的说，某某是第一个提出这个观点的人，而没有说某某提出这个观点是错的人，往往证明这个观点是错的人没有得到大的奖赏，而第一个提出观点的人得到了更多的奖赏。舆论总是喜欢新观点的，而中国的经济学家很多是靠媒体来分你是著名经济学家，还是不是著名经济学家。用科学的方法来判别这些观点是对还是错的人，没有办法从舆论那里得到奖赏，只有靠我们自己经济学家给他奖赏，所以希望大家判别经济学家的时候，不要只关心第一个提出观点的人，也要关注认真证明以后提出这个观点是错的经济学家。
陈志武（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
今天上午讲了教育体系和教育方法，我们自己也在想，我现在在美国工作、学习已经19年了。有哪一门课，研究、思考经济学方面的问题影响最大，也想不起来，到底是什么东西让我能够带有比较开放的心态学习东西，可能我想一想最重要的是下面的背景，从小我父母亲都是农民对我没有任何的约束，上大学的时候学的是计算机，所以帮助我的，照顾我的，可能受到传统方式约束的机会，在我去耶鲁大学读书的时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是在思维方式上面给我很强的固定的框架，更多的还是一个自由人，所以现在为什么很多人说我是自由主义者。
关于教育问题讨论是比较多的。但是有一点，我们国内讨论的时候有一些分派，我们在美国耶鲁大学工作基本上不太习惯这一点，当然大家最熟悉的什么学派，哪一个人，代表什么学派，这个是我们平时讨论的最少的一点，关于研究方法这方面的训练，我个人觉得本来这个事儿，关于什么叫科学这个问题，应该说小学、中学就应该完成的一件事儿。我之所以说这个，因为我两个女儿一个在读五年级，一个在读六年级，她们在读四年级的时候，他们老师让每一学生了解什么叫科学方法，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二女儿跟他几个同学搞一个研究项目，每天八点上课之前，什么时候是学生到校时间最多的时候，他们总结是8点25分是学生到最多的时候，第二步收集数据，第三步分析，第四步综合写一个报告。整个的一个流程是这样子的，后来我女儿他们那个小组就分任务，每天早晨从7点半开始，到不同的校门收集数据，后来发现时间不一样，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就是从小学开始每个人的思维，思辨能力从小就培养。我们一般的大学也这样，基本上不教什么思维方法，因为在小学、中学已经完成了基本的训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