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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白重恩：第二个主题是经济学教学内容的体系。四位主要发言人在这方面都是非常权威的专家，第一位是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第二位是陈雨露教授，第三位是厦门大学张馨教授，第四位是复旦大学张军教授。
林毅夫：我谈几个观点，第一个观点我认为经济学被称为理论，第二个观点最重要的经济学理论在基本上还不存在。我今年到韩国参观感触特别深，韩国银行组织了一个国际研
讨会，主要讨论现在在货币理论跟财政理论的发展，80年代我在读书的时候，学到的货币理论和财政理论是芝加哥大学的理论，我发觉经过十几年以后参加这个会，全世界最著名的学者对这个学科的发展，又把我在80年代在芝加哥大学所学的货币理论和财政理论又温习了一遍。有些学派认为政府的干预还是有作用的，政府在很多方还是有很多方面可以起作用。但是新古典中国基本上被认为主流的时候，商业周期是由于技术变迁造成的，这个周期本身是一个最优的选择，因为根本这一判断认为又是该干预的，我们过去的理论不断地被否定。
为什么旧的理论被放弃，绝对不是旧的理论在逻辑上、数学上的问题，是没有办法解释或者预测出现的现象，为了解释出现的现象就建立新的理论，新的理论怎么出现呢？现在新的李顿在一定的旧的理论之下才成立，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它们存在的制度和角色在中国不见得一样，因为制度也是在不断变化的，行为可能也有一些在不同环境下的表现方式。
第二，我认为对中国最重要的问题，也就是发展的问题跟转型的问题，可能在主流经济学里面研究还是非常少，我认为最主要的还是经济学家，这里面有成本和效益的问题，经济学家做的研究还是他自己熟悉和观察的现象，实际上这是必然的。再看看我们要熟悉的是发展经济，我们知道发展经济学的发展成果，一个国家增长不增长，发展不发展取决于经济学理论，后来这个观点又被否定了。现在发现这个理论如果放到经验上面，基本上没有办法得到证实。目前在发展经济学上面，提出来过去他们的研究都是错误的，你要去解释发展，现在这是最新的发展经济学的理论。问题就是说该发展最关键的是什么？有些国家长时间不发展，突然间发展速度加快了，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用几百年前的变量解释，没有办法用气侯条件来解释，造成这些变化的因素是什么，最重要的是政府因素。
另外转型也是一样，我觉得最终最有关系的这些发展的理论跟转型的理论目前还是很大的欠缺。我觉得我们对经济学最重要教的不是一个百科全书，让学生碰到问题的时候，到这里找答案，我们要教的是研究的方法。比如说林毅夫讲的市场是最有效的，或者市场扭曲人就会发生改变，市场是不是最有效，如果有垄断，信息不对称，是不是市场要失灵？简单的市场化、简单的私有化，现在造成的寡头经济，寡头经济是不是有效呢？我相信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我们经济学要教的市场是有效的，扭曲就会有，这个就会影响经济机制，最根本的是什么？我觉得一个人在面临选择的时候，他可能会选择他认为最好的，我想到最后我们要教给学生这些。其他任何理论、判断都是这样的一个命题在具体状况之下的示范。在这样的一个认识之上，我觉得本科生把原理教好是最重要的。
对研究生来讲，研究生当然还要强调这种方法，当然研究生要做研究，第一个观点最重要，不能因为数学不能表达，就放弃数学，现在所讲的新学派基本不用数学了，或者用非常少的数学。第二越严谨越好。数学我觉得可以决定几个问题，这个数据是不是可得等等。
第三，研究课题的选择跟前沿理论之间的关系怎么办？我个人看比题目必须来自现象，不是来自前沿理论。第二要知道自己的研究在理论当中到底有什么贡献，应该摆在什么位置，我认为这是教与学之间的主要问题。
陈雨露：感谢大家！在这八分钟里面，我着重讲一个问题，关于金融学专业的教学内容体系的设计问题。前面讲到了人民大学财经金融学院在四年来做一个金融实验班的项目，梁晶同志为这个项目付出了很多心血，是这个项目的执行主任。我想就这个项目的体会讲两点：
一、现在的金融学专业教学的课程体系究竟应该是怎么样的。
二、这样一个课程里面里面融入了一个什么样的理念，这个理念是不是正确的？
这个实验班是一个研究生的实验班，但是它要求了向前延伸，向后延伸，要求了本科阶段和博士生阶段一共五个模块的25门课程，实验班里面选过来的苗子，进入研究生阶段，但是在选拔的时候要求有两个模块的知识体系准备。第一个模块的五门课程，是哲学、史学、经济学、法律和心理学。这是选拔的第一个要求。
第二个模块是方法的基础。包括数学、统计学、会计、信息管理和计量经济学基础。这两个模块的十门课程在选拔的时候，面向本校和全国选拔的时候是一个基础。进入到研究生阶段以后，有两个模块的课程，第一个是专业的基础课要求，包括货币金融学，金融经济学，公司财务，投资学和计量金融学。第二个模块是专业后续课程，以应用课程为主，包括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国际金融、固定收益证券，在这里头硕士生毕业就业了，少数人进入到博士的学习阶段，看好了苗子选拔进来，进入博士以后有五门讨论课程，第一个是金融制度、政策与中国经济，第二个是资本市场、资本金融与中国经济，第三个是全球化与中国金融安全等等，这几个博士课程让博士生在讨论自己研究的方向，应该结合中国实际的研究方向。这样25门课程，在座的很多老师在这些课程的教学过程当中，都为人民大学的这个班帮了很多忙，再次我也表示深深地感谢。现在我想谈的体会是，这里面所融入的四个方面的思想，或者说叫理念。
理念之一就是金融学这些课程的配置，究竟是把它定位在经济学还是定位在商科里面，这是近些年来大家讨论非常多的。在国内是在经济学里面，在国外现在是商科里面，但是我觉得也许金融学发展到现在它就是金融学，它既不同于那两种，同时又兼容了那两种，这不是因为中国现在有1000个金融学专业或者相关类的金融工程、信用管理、保险类的金融类的转移，主要是考虑到它的历史沿革，还有学理上的逻辑。因为在国外也是这样，一直到上一个世纪初，在西方大学里面金融学还是视为经济学里面的一个分支，当然也不是一个独立的两个小学科，当时的金融学或者叫货币经济理论，在当时主要是以纯理论的思辨为主，而且多数停留在宏观层面上。到了大变以后，金融学就凸显出来，以政策为主。这种政策的研究对它的鼓励，使金融学逐渐在经济当中慢慢出来有两个重要的标志，一个是1939年美国金融学会正是从美国经济学会分离除开，单独成立，第二是美国期刊的出版，这两者现在大家觉得是在40年代前后金融学开始独立重要的标志。但是从50年代以后，或者说现在金融理论产生以后，金融学开始迅速背上了微观领域，也就是说专业设计上进入到了商学院和管理学院里面，也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现象。
但是我们结合中国的实践，同时要结合未来西方国家的金融学和金融实践发展的方向，也许强调金融学可能更有出路，就学理上来讲，一个方面是货币政策的研究，货币政策规则也好，货币政策有效也好，现在都非常强调微观基础，我们现在也看到在商科当中的金融，离开了宏观经济的知识，现在也变得面临很多的困惑，比方说全球化以后，研究金融的稳定性变成了金融的核心问题，那么金融的风险到底怎么从单个的风险变成系统性的风险，甚至变成一个国家的金融危机的呢？这个现在看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难的问题，现在还没有研究清楚，但是不研究清楚显然不能回答经济实践的需求和提出的问题。
我们讲也许把宏观和微观放在一起更重要一些。从国内来讲，中国金融学的基础是一货币银行式的基础，现在金融市场和金融产品，微观金融的发展现在是一重要的增长点，但是在国内我们说从微观金融替代了宏观金融，从客观上也可能造成国内的金融研究队伍和教学研究队伍的分裂，一定要把原来财经院校的老师们统统赶到金融院校里面去，也许不是一个好的宣传。第二个理念，这个课程体系里面，重视了现在方法论的教育，包括数学、统计学、计量经济学，特别是计量经济学，我觉得现在特别是重点大学的学生，计量学学的不少，但关键是他根拐棍，就是从数学向计量学转变当中的过程，这个过程通常是一个软肋，就是我们需要大大地给我们的学生补这个课，同时在上课的时候告诉我们的同学，数学仅仅是为了表达金融理论的思想工具而绝不是金融学本身。任何金融创新不管是产品创新、交易机制的创新等都可能迅速成为金融实践和研究的对于。只要这种创新在持续，金融研究的方向就在不断地扩展当中，所以要求金融学与史学、法学和心理学同时准备进行学科交叉进行学科综合化的知识准备。
最后一点，理念之四就是要在课堂上逐渐要求我们的老师，还有我们的同学做作业，或者在写论文过程当中，要讲中国的故事，要写中的故事，要从中国的积淀当中，从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解决中国现实当中的一些方法和智慧。这里面要求中国史学和中国国学要重视。最近人民大学成立了国学院，全学校的学生都可以宣传进入到国学院，要求转到国学院去学习，这个现象我们也在思考，为什么国学院这么热。
现在不能解决或者回答不了的问题，关于发展中国家市场化金融控制的问题，中国算做的比较好，我们能不能够发展它的金融理论，最后这里面讲中国的故事也有对教材的要求，现在的实验班是每个学生手里面有三个东西，一个是以《经济科学译丛》为基础的，国外的经典教材，另外一个是国内这门课程相对来说比较好的教材，还有一个是我们老师要求的阅读资料，但是我们也希望是不是能够教材在全国要求走向一个集约化的趋势，真正使有学问的人写教材，同时这个教材结合中国的实际，这样我们老师教起来可能更有底学生学起来，可能也更有前途。这是我想给大家介绍的几点体会。
陈雨露：下面的发言者是厦门大学张馨教授。
张馨：我是带着学生的心情到这里来的。这个问题在过去在座的都有考虑，我本人也有考虑，有时候想一想想不下去就不想了，今天到这里来，我认为我所讨论的这个级别因为讨论的是经济学在教学的体系和内容问题。这个问题集中起来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经济学只有一个的问题，到底经济学只有一个还是有多个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从理论上得到很多个大幅，但是我个人认为当我们在实际上安排教学体制和教学内容的时候，这个问题就不是抽象的，是一个具体的问题，这具体的问题归结起来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两个体系，不管什么经济学都有本土化的问题，本土化是跟国际化相联系的，现在大家都在讲国际化，真正本土化的问题到现在来讲还没有真正地解决。连我们传统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解决，现在讲到传统的资本主义这一块儿，面临着改革以来的冲击，如何重新解释，重新加以说明，这两个问题我认为一直没有解决。
今天到这里来，听了以后，我觉得到现在还是没有解决，但是我想这两个问题，跟着感觉走吧，一般来讲从经济学的教学体系上来讲，现在是两重体系，这个经济学在教，西方经济学也在教，想这样也好，想那样也好，都只能这样。原因就不用多说了。但是我这里还要多讲一个，这两个体系，我专业是搞财经学的，更多从我们自己的学科角度来讲，这两个问题如果从纯粹经济学理论来讲，到我们这里不止这两个问题，这个问题到我们实际上我们原来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
在教学上有一个要求，从我个人来讲，没有什么压力。这个问题最后学校有一个改革，叫做我们大量压缩教学分数，这样教学学分数压下来大量的课程要压缩，这两个体系有所压缩，最后的变化是这样的，从经济学的各个角度来讲，还是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个体系都有，政治经济学可能可时还有两个学期，每个学期每周六学时还是两个学时，但是这一个还不是大的，另外一个更主要的，我想说从经济学的分支学科。从我们来讲，像财经学、统计学的等等都有一种，原来是两个体系，在我们这个学科体系里面再两个体系，现在来讲至少在厦门大学，这些分支学科都压缩下来，基本上都没有，原来有社会主义财经学，另外还有一个西方财经学，现在基本上各个学校都汇合了，这个财经学的基本理论体系以西方财经学的理论框架作为支撑点，同时又把我们国内的应该保留下来的东西，应该吸收下来的东西融合进去了。
根据上面的介绍，我有三点体会：
第一，我认为维持现有的现状，现有的现状是我们在不停地思索、探索，一年又一年，各个学校、各个老师共同探索最后积累下来，现在一下子比如把金融学一门留下来，其他都砍掉，我认为是不现实的，以后怎么样走，我做什么样的跟踪，至少我们还处于转轨时期。
第二，是否在我们现有意义上的分支上先行一步。
第三，我们本土化问题，实际上即使像在金融学、财经学有很多问题，如何按照我们国内现有改革当中出现的问题，如何把它真正地容纳到我们的课程体系当中去，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我今天到这里讲的，因为我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我还是希望听听大家的意见。谢谢大家！
陈雨露：非常高兴张馨教授。最后一位发言者是张军教授。
张军：首先感谢梁晶上我来参加这个活动。《经济科学译丛》实际上从文章里面我也讲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上午很多发言人都谈到了，最后这个书的影响，作为教科书的统计非常重要。我现在要谈的一个问题是关于教学的问题，我觉得教学的问题是独立来谈，它取决于我们前面要谈的问题，就是我们培养什么人才，中国经济学教育体系怎么样变革等等，那些问题大家也没有得出共识，教学方面也就很难孤立地讨论什么样子的教学内容在中国应该这样做。
这个不是简单讨论一个课程表的问题，80年代，林毅夫教授提到世界银行核心课程这样一个做法，当年他们在9个学校组织起来，从中国大学发展项目，这个项目后来产生了一个课程表，他们叫核心课程，是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过这个教学大纲，但是这个事情后搁浅了，所以我想即使那个时候能够做一个课程表，但是更重要的问题还是涉及到中国大学教学制度的改革，这个事情搁浅没有阻碍中国经济学教育的发展，从80年代中后期以来，尤其是96年以后，包括很多大学做的体制上的创新等等，整个中国经济学的教育还在向前推，而且步子非常快，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中国经济学教育的体制在不断地变化，不断地偏离原来正统的苏联模式。
正好我们处在这个阶段上，我们反思经济学教育的使命是什么？在中国的高等教育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组织结构条件和改革等等。这些问题今天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大家来交流这样的看法，我回到一最基本的问题，就是白重恩教授讲到的，我们在教育里面都是从本科生开始，现在很大学都在探讨培养本科生的体系和模式，负担成立了文理学院，两年里面学生进来接受文理教育，不分专业。要达到这目的，在本科教育里面体现原理，再加上方法，我们就需要做一件事情，今天我觉得其实也有共识，前面有教授也讲到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要有一流的学者上原理的课，所谓一流的学者就是我们要有研究的学者上原理的课，中国的大学经济学教育水平上出现严重分离的重要原因。
我们很多学校出现了庞大的学生队伍，没有一流的教授在研究的第一线，这个我觉得需要有人做这个事情，需要优秀的研究人员。现在中国经济学优秀的研究人员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大学，这样对中国整个经济学的发展很显然是很负面的东西。我们要完成基础教育最重要的使命，我们需要非常优秀的一流人才走上教学岗位，这些人从什么地方来，将来从什么地方来？这个就涉及到我们研究生的教育，因为研究生的教育，我们要培养优秀的人才，这个就涉及到我们研究生教育的体制，从长远来讲，我们要有一个非常好的学校培养出非常优秀的经济学家。
我的看法现在的情况我们不能忽视开放条件下研究生资本体制的一个特点。我们现在更重要的培养研究生的资源是把学生送到海外最好的学校。中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研究生的培养方面，我们应该培养比较少的研究生，大多数的研究生应该送到国外最好的大学培养，这样经过若干年，或者几十年，研究生培养国外回流这是一个趋势，你现在看看日本、韩国他们都经历这样的阶段，大量国外一流学校培养的学生回到自己的国家教课，这个我们国内发生的还仅仅集中在比较少的学校里面，如果我们国内有20%的学校大量承一流的国外大学培养的研究生，我想我们研究生教育方面会有很大的起色，我们有比较好的国外一流大学培养的研究生，在国内比较好的大学指教，若干年以后我们培养自己优秀的学生，现在国内很多一流的大学里面，有一部分很好的学生是在国内接受教育，我们从现在30岁以下的学生来看，有一些非常好的学生在国内接受教育，但是我想大部分的学生还要送到海外接受教育，我想这是一个国际的循环、分工，我觉得我们应该加入这个循环，因为东亚的国家都走过这条路，这条路在短期里面我们还很难回避它，在博士生的培养方面我们要减少博士生的培养任务，大量的还要送出去，若干年以后这个培养才会有改善，有了这个改善以后，我们的研究生教育才会解决这个问题。这个要作为研究生教育的目标加以贯彻。
中国经济学教育的体制改革我们要强调的是要有一流的学者，在经济研究方面有成就的学者走到第一线，这个就要对大多数学校提出要求，我们现在大量的学校培养博士的方式，不足以解决我们的这个问题，我们要思考建立什么样的研究生培养体制，怎么样迎接海外研究生的回流。大量的学生送到国外去，然后回国这是一个我认为非常重要的提升中国经济学教育水平的工作。
陈雨露：下面是自由讨论时间。
李坤望：我来自南开大学，刚才听了几位专家精彩的发言，我非常有感受，我简单谈两个具体的感想，这也是在平常的教学和学生培养中非常有感触的两点。今天会议的背景是教材建设等。从我的体会来讲，教材的种类应该多样化，像刚才前面刘伟教授讲到，必须要规范化，经济学教材的引进对国内的经济学教育来讲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刚才刘伟教授提到，五花八门数量非常多，但是规范化上欠缺，缺少逻辑的体系和严密的框架，所以会出现教材偏离的现象，不适用现在思维理念以及研究方法等这些一些教学。刚才有教授提到，先有现象后有理论，这些特色也体现在西方的教材当中，这里有大量的案例和现象，但是与此同时，国内的学生在接受方面，由于观念和文化上的差异，知识的吸收方面感觉到有一定的难度，所以他们往往要求教师在消化国外教材的基础上，能够进行一下归纳和系统的梳理，既然有这样的要求，国内的教材建设实际上国内的学者在教材建设上也应该有一个自己的特色，借鉴西方好的传统，把优点吸收到国内的经济学教材建设方面。我觉得应该吸收国内外教材的长处。
第二现代经济学教学方法培养方面，应该注重经济学的思维和现代经济学的方法。经济学应该分层次，循序渐进，先培养悟性和思维，然后方法再训练，做到严谨，同时又实用。刚才提到与西方经济学接轨，现在在年轻这一块儿，大量谈到国情化、资源化这是接轨的一个重要体系。过去在我们国家这方面比较欠缺所以这方面补课是应该的，但是又丢失了一些好的方面，我觉得应该把这种经济学的思考和经济学的方法有机结合起来，我想起美国经济学家说过一句话，经济学的理论应该有这样的特点，简洁而实用，而不是过多地体现在细节方面。所以我觉得在研究生的培养中，应该把这两个理念同时灌输，应该告诉学生一流经济学家和普通经济学家的区别，不在于艺术水准，而在于技术水准。
宋逢明：我对刚才复旦大学张军教授的看法我有非常赞同的地方，但是也有不太赞同的地方。一个确实国内经济学薄弱，包括金融学，每年培养大量的经济学博士，但是这个经济学博士，可能老师就没有达到指导博士生的水平。这个对经济学界来讲可能以后会造成后遗症，所以张军教授说请国外的教授到中国讲学这个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不太同意的地方在于，实际上在美国二三流学校培养的经济学博士在就业市场上面找工作也是非常困难。尤其在中国像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厦门大学等这些最重要的院校还是要靠自己的力量培养优秀的经济博士。
金融学的问题就更突出，现在金融热，刚才有一位校长说，金融学的培养点有1000多个，我也接待过很多金融学教学的教授、系主任等，他们跟我交流的时候，这个教授和系主任对金融学有看法，这种情况非常普遍，当许多人带着经济学博士的帽子到市场当中，对我们的金融体制改革发表各种意见的时候，有时候负面影响还是蛮大。在经济学教育当中，我们经济学的教育机制有问题。在这一点儿，清华大学引进了一些一流教授，这方面有很大的改善。经济学博士课程大量的都在中间或者中间以下的水平，他们讲的是局部平衡，对非常基本的经济学理论很到教授没有搞清楚，国内的经济学教师队伍，实事求是讲就是学资本论，学马克思主义出身的，对市场经济学国内的教授训练是不够的，尤其原来文科的设置，让他们搞很明白确实很困难。这一点，无论对经济学来讲，对金融学来讲都是发展的阻碍，然后又大规模地进行实验，从这一点上来讲，我觉得经济学科的发展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这次能来参加这个会，我感觉很高兴，这次可以聚集了过类最优秀的经济学家讨论这些问题。
最后讲一讲，我们现在很强调中国的特色，我认为这个是不对的，我们要强调的是中国特色的市场，落点要落在市场经济上。中国的经济方面政治相当严重，但是这个也不能性急，要一步步来。以前的传统是比较偏重于宏观，现在有一种说法比较强调宏观怎么和微观结合起来。其实这个是很难的，我们也做过一些探索。在金融学教学当中，我同意中国广义的金融学概念。谢谢大家！
张维迎：本着我们这次会议的宗旨，能不能在一些方面达到共识，因为这边来的都是院长，我们自己的决策下一步怎么发展很重要。我下面着重谈一点，就是博士生的问题。能不能今天参加会议的院校，针对性地招博士生，而不现在大量地招博士，还有一些导师一人带几十个博士，像放羊一样，这个是很荒唐的事儿。过去的我们不管了，我们作为优秀的大学，我们的博士生项目真正展现学术导线，我们的目标就是培养优秀的经济学研究人员，而且在大学、银行、政府的研究机构工作。我不知道在这方面能不能达成共识。
所有的博士生项目，除非搞BBA。
第二，能不能废除博士生导师制，这一点儿我觉得也非常重要，废除了这个之后，首先招生的路口和平台就容易把握了。平均下来一个导师没有一个博士生，现在有好多新的年轻一代，他们不是教授，但是有足够的能力培养，一个就是招生的时候要废除，第二内部用人体制也应该逐步废除，这样我们有100多位教员，但是谁都有资格带博士，你只招30个，那怎么代。这个事儿能不能达成一个基本共识。我们整体的素质在逐步提高，应该说我们光华管理学院99年开始对这些东西都在改革。我们现在特别高兴我们有一些博士生的水准提高很快，昨天我们在重庆ces的评选，三位获奖人主要是以美国为主，竞争很激烈，很多的人竞争，一位是哈佛大学的博士，还有我们光华管理学院的博士等，我就根据这一点，这个问题能不能达成共识。
主持人白重恩：我们提一点具体的事情，大家能够做到的事情，小组讨论最后能得到什么成果，如果大家都泛泛而谈，逼着每个人表态，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儿，不敢这个事情有多大，最好能得到一个结果，这个很重要。
徐宽：我刚才听了很受启发，我觉得对中国的大学来讲，培养经济学学生，目前最最主要的还是解决规范问题，虽然这十多年来我们规范问题已经解决的比过去相比很不错了，但是对高水准的质量培养标准来讲规范问题还不够。我觉得主要还是两个方面，第一还是教要最基本的原理，经济学和其他称得上科学的学科将，经济学有自己的特点，观点和理论特别多，尤其教育本科生还是教最基本的原理，让他们知道经济学最基本的理论是什么？因为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大多数还是在银行、政府和企业工作。第二个教学科学方法，教他们怎么思考，怎么从现象里观察这个现象，然后对这个现象做一些什么分析，这个非常必要。我觉得对经济学学生要特别强调做习题，现在学生当中，大家觉得学经济学太好学了，不要做习题，大家讨论讨论解释几句就可以了，原来我们学校是理工科大学，学工程的相比经济学太好学了，我觉得从这一点上，布置一定的习题，包括硕士研究生，我觉得也要布置习题，对设置学科有什么内容，对他今后培养他研究的兴趣还是有很好的好处。这个跟我们培养目标还是有很大的关系，在本科方面没有必要划的那么细，还是应该进一步地宽口径，80年代我们读研究生的时候，还有价格的本专业，现在看这个都是很好笑的。
舒元：我们是讨论经济学教学内容体系，刚才讲经济学教育培养体系。刚才讲到全国很多人都在学经济学，特别是非常优秀的学生都在学经济学，据我了解在美国很多的学校，越名牌学校，越精英学校他们本科教育都强调经济学教育，我知道芝加哥大学他们都要求经济学课，我想对优秀的人才我们更加重视经济教育，他们希望以后在各行各业都做出贡献。另一个方面是职业导向的教育，很多学校介于这两者之间，我们这次招到好学生的学校都要强调多元教育。
从学生他们以后会做什么事情，我们的学生以后红从事各个方面的工作，中国50年代的生育高潮，又到了80年代小的生育高潮，这些年来硕士生扩招，他们毕业以后，很多人也不是搞经济学研究，所以在培养的过程当中，我们给学生要有一个选择，我们可以给他们以后培养精确人才的课程，以后他们从事其他方面的工作，我们也要给他们从事其他方面的培养，这样我们整个大学的培养能够对学生和社会更有利，关于经济学博士的培养，也可以看一下国外做的很好的经济学的学者，他们的本科、硕士可能也并不是经济学的，所以反过来讲怎么能够培养更好的学者。
方福前：我讲三个问题，第一，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学内容依赖于进口？我想这是我们在座的经济学学者们都值得思考的问题。无论叫做传统经济学也好，还是现在经济学也好，我们的经济学都是进口，传统的经济学也是进口，前一些年我们向苏联，马克思主义进口，中国的经济学为什么不能对主流经济学做出贡献呢？或者在主流经济学中间为什么没有中国经济学的声音呢？这都值得我们思考。当然过去流行的看法是，发达的经济学不可能建立在落后的经济基础之上，这个说法在马克思主义那儿可以找到根据，马克思主义当年是德国的经济学教授的学生，在落后的基础上不可能对自己的经济学做出贡献。但是我们看到印度的经济不比中国发达，但是印度有了自己的经济学家。这就值得我们思考，为什么我们中国的经济学人不能做出自己的贡献？
第二，我们现在教经济学，究竟教给学生什么？刚才几位发言人我听了很有启发，没有基本的概念和方法就没有办法理顺经济学问题。但是我觉得这样说还不够，我们要教给学生怎么样观察这些问题，关键要教给学生实际，从实际问题出发研究经济学，为什么我这样说呢？根据我教西方经济学的体会，我认为西方经济学重要的理论创新都是问题导向式，没有20年代英国长期的箫条和30年代的发达大衰退就没有西方经济学。所以我觉得我们在教学的时候，不能仅仅限于教微观经济学的原理，更重要是要教我们的学生怎么样研究问题，从书本出发还是从实际出发。
第三，由于我是人民大学长期教西方经济学，我也到兄弟院校教西方经济学，我跟同行交流比较多。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教西方经济学的比较多，尤其是拿西方经济学教科书教西方经济学的比较多，但是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研究分析的比较少，当然不是说没有，向是相对教来说偏少一些。在研究的论文中间，我发现一个现象，不加分析，不用中国的实际套用西方经济学的大有人在。我举一个例子，比如宏观经济学的is-lm模型，但是我们看到is-lm模型它的假设前提或者理论的前提应用是市场化的应用，因此货币市场发生变化这个利率就发生变化，在中国我们的利率是高度管制的，能适用吗？我觉得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分析。
沈坤荣(南京大学)：刚才谈到的课程体系和培养模式，我觉得在现阶段，刚才张军教授提到要把学生更多地放到国外培养，这种选择对中国整个经济学发展来讲是好的，或者说不能不选择的路径，但是中国的经济学要发展，两点也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对于本科生教育，刚才很多老师已经谈到了这个问题，应该一流的师资对本科生教育要承担起这样的责任，尤其是一年级、二年级经济学原理的教学，应该有非常好的师资培养，否则会耽误、扭曲经济学学生对未来的预期和他们研究的路径。所以我觉得我们这里要重视起来。像南京大学，我们从这几年来看，特别是很大的基础课程要强调要有研究的一流学者讲课，因为大学教育跟中学教育最大不同是大学老师要有研究，哪怕你教最简单的政治原理，你要站在研究的视角，那学生的受益也是无限的。我觉得可能在未来，现在已经并轨到这两个方面了，现在是不是要考虑并轨，形成一个真正的经济学，而不是人为地利用经济学，如果不能人为地划分，会形成很多的混乱。
第二关于博士生培养，刚才张教授提到，怎么样提高他的质量和限制人数。我觉得在经济学年会的时候，就谈到了这个问题。前天我在经济学年会上海外学者和美国的一些教授也问到这个问题。实际上会玷污我们中国经济学培养的声誉，如果不匡正这样的发展理念和模式，我们中国经济学模式含金量会越来越少，我觉得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从课程体系、培养模式入手要匡正这样一个体系。
主持人白重恩：非常感谢大家的发言，有很多非常精彩的观点。作为主持人，我用很短的时间，我做一个大家有共识的总结。
第一，大家都说了经济学原理教育的重要性，在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原理都是由最好的教授教。我想我们国内也要这样，让一流的教师担任这样的任务。
第二，科学研究的方法，这也是很重要的方面，不光是这个主题有人讲，刚上面一个主题也有人讲。这种科学研究方法能对各种理论和观点持一种批判的态度，然后用科学的方法给对这种理论和观点批判的态度。
第三，讲经济学基本原理的时候，有科学方法基础之上，结合中国的实际，因为很多中国的实际和观点，基于成熟的市场环境之下发展出来的，中国的经济有它的特点，基本的原理和基本的科学方法之上，我们要结合中国的实际，这一点大家也没有什么异议。
另外就是博士生的培养，我们的博士生能不能给他们更多的选择，进来的时候不要分导师，让他们学了基础课之后，知道他们学做什么以后，再分导师，这是一个具体的问题。这是我认为得到的一点共识，我没有听到多少的反馈，让大家反馈的时候没有多少人反馈，但是表态的时候大家还是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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