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达沃斯遭遇气候压力

　　本报记者沈国飞 雷帆发自上海北京

　　2005年世界经济论坛前日(26日)在瑞士达沃斯开幕，气候变化问题跃升成论坛的焦点。出席论坛的“美国Pew全球气候变化中心”主席艾琳.克罗森(EileenClaussen)透露，为缓解世界各国在气候变化中如何承担责任问题上存在的摩擦，G8集团曾讨论过把中国、印度和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纳入G8框架，构成一个“G8＋”的体系。新“G8＋”框架将制订出长期计划，致力于全球气候变化的治理。

　　克罗森女士的此番表述无疑是在回应英国首相布莱尔在论坛开幕式上的致词。此前的发言中，布莱尔把“非洲”与“气候变化”勾勒成今年G8首脑峰会的两个关键问题。他认为，非洲社会折射出的贫困问题相当严峻，但国际社会对非洲问题的态度都相对趋向一致。相对而言，气候变化问题却未能在国际社会中达成共识。无论是在科学领域还是在政治层面，都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各国领导人都在担心，如要制止气候变化，他们将被迫采取不受欢迎的措施去降低经济发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

　　布莱尔认为，单纯放弃经济发展的机会去寻求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是不合理的，而且这也不会得到各国的普遍认可。他表示，国际社会应从科学技术中寻找突破口，在不损害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中国靠拢“京都”进程

　　谈及G8集团将采取什么措施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时，布莱尔首先表示他支持将于下月16日生效的《京都议定书》及其设定的目标和方向，并呼吁各国积极运用既有的环保技术，如可再生能源、清洁矿物燃料等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他还强调，G8需要与那些在经济上获得快速发展的国家，如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等进行有效的配合，为它们“低碳”经济的发展和增长开拓道路。本月21日，当时正在北京访问的英国外长斯特劳(JackStraw)就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英国外交政策中心共同举办的题为“全球挑战的多边应对”的研讨会上表示，英方认为中英间的合作目前应该集中在三个领域：联合国改革、非洲贫困问题以及全球气候变化问题。这与布莱尔首相此次在达沃斯的表态前后呼应、如出一辙。但斯特劳同时也表示，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不一定是一个零和游戏，就是说应当加强合作寻找在两者之间达成平衡的途径。《京都议定书》是1997年达成的限制影响气候的温室气体排放协定，在俄罗斯批准之后，将于2005年2月生效。

　　中国近年来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一直备受国际社会的压力。旨在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为缔约各国设定减排目标的《京都议定书》并没有把发展中的中国纳入其中，因为该议定书只面向发达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发展中国家一直以“历史责任”的挡箭牌把排放设限拒之门外。《京都议定书》设立的减排义务虽然并没有给中国带来法律约束，但随着温室气体排放的迅速增长，中国若想继续获得“豁免地位”将面临着较大的困难。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学者庄贵阳曾撰文说，“如果我国长期不承担温室气体控制义务，我国在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活动中遭受的压力将会越来越大，如处置不当，有可能影响我国的国际形象和地位。”

　　中国温室气体的排量大、潜力大已是不争的事实，中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位，占世界总排量的13%。排第一位的是美国，占总量的23%。而中国的甲烷、氧化氮等温室气体排放量也居于世界前列。虽然从人均排放量看，中国目前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据统计，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国将在2025年达到世界平均水平。2001年美国就是以《京都议定书》没有设定中国、印度、巴西等国应承担的减排义务为借口，退出《京都议定书》的。中国的“低碳”发展之路本届世界经济论坛联席主席之一、瑞士诺华(Novartis)制药集团的总裁和首席执行官丹尼尔.瓦塞拉也表示，他极为关注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背景下，中国所面临的经济和环境问题。

　　庄贵阳曾表示，那就是在为未来发展争取必须的排放空间的同时，继续化压力为动力，走“低碳”发展的道路。

　　中国政府实际上已经在减低温室气体排放等领域作出了一定努力。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就专门设有一个“气候变化办公室”。去年12月，中国曾与世界银行签署一项大型煤层气减排购买协议。这是世界银行的第一笔碳基金业务。该项目的开发商为晋城无烟煤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晋煤集团”)。该公司将回收煤层气，将其用于山西省晋城的寺河煤矿进行发电。由该项目产生的核证的温室气体减排量将由碳化基金(PCF)收购。碳化基金将在项目的20年周期内，购买450万吨等量的二氧化碳减排。

　　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杜大伟先生说：“这确实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不仅因为这是中国执行的第一个减排购买协议，而且也是世界银行碳基金业务中最大的一笔减排购买业务。”

　　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气候变化办公室的孙翠华处长说：“减排购买协议的签署对进一步促进类似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起到了示范作用。”中国气候变化协调委员会将煤层气项目列为《京都议定书》“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开发的四个优先领域之一。“清洁发展机制”(CDM)是《京都议定书》的一种灵活的机制，让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通过在发展中国家做项目的形式，实现其部分温室气体减排承诺。

　　碳基金参与方委员会主席及布鲁塞尔环境与创新组织主任让-可劳得.斯蒂芬斯(Jean-ClaudeSteffens)说：“这次协议的成功签署表明了所有碳基金参与方在中国开展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决心，也是对他们的回报。这是中国政府主管部门和世界银行有关人员不断努力，克服各种困难，对这种以改善环境为目标的新型合作关系建立信心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