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角色与责任

　　由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主办，全国青联中华青年交流中心和国际EMBA俱乐部承办的首届“青年华商峰会”于2005年1月7-9日在中国首都北京召开，以下是本次会议现场实录：

　　时间：2005.1.9下午14：30

　　地点：北京嘉里中心饭店 二层大宴会厅3

　　主题：全球角色与责任

　　主持人：饶猛志 道琼斯中国首席代表

　　参与嘉宾：Terry Alan Farris，刘二飞，田行娟，杨壮

　　主持人：今天下午的小组讨论马上就要开始了，我先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我是道琼斯公司的驻华首席代表叫饶猛志，我们今天要谈的题目是《全球角色与责任》，今天上午和昨天我们已经谈到了很多华商企业遇到的一些问题，但是大部分都是谈内部的问题，比如文化的不同、管理方面的问题，经营方面的问题，如何融合多种文化等挑战，那么我们今天下午这个题目，要把它再往前推一步，当华商企业走到其他的国家，面临品牌建立、形象建立的问题上，怎么去成功的克服这些挑战，还好我们有很多专家参加我们这个论坛，可以提出意见，但是我希望我们在座的各位也可以帮我们提提问题，跟我们分享一下各自的经验，因为毕竟大家都是成功的华商企业家。

　　我先简单地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在我左边Terry Alan Farris先生，他是梧桐财富管理亚洲公司的慈善服务主席，富通这个公司是一个财富管理的服务公司，为事业成功的人士和家族提供财富管理的咨询服务，包括组织结构、投资、信托和企业服务，金融、房地产和保险，它是伏特斯集团的子公司，Terry Alan Farris有13年在机构管理的经验，他为香港的赛马俱乐部等45家亚洲的非政府组织和大学提供咨询，做慈善资金管理服务；在左边的刘二飞先生是美林证券的亚太地区，还有中华地区的主席；这边的田行娟女士是博雅公关中国董事总经理，他们提供的服务包括政府关系、危机管理和企业传播品牌、CEO定位和企业社会责任等项目的服务；最左边的是杨壮老师，他是北大国际MBA的美方院长，刚才已经做了介绍。

　　我想我们从第一个问题开始，中国的华商企业，在异国面临不同的文化和环境，他们有没有扮演着一个特别的社会角色，我想这第一个问题请刘先生做一个回答，华商企业在其他的国家有没有背负着一个特别的社会责任。

　　刘二飞：我想企业的目标是盈利，股东价值的最大化，这是企业唯一的目标，我想我们中国的企业从中国走向海外的时候，我想做一些公益的事情，利益最大化不是只看眼前，也看长远，做一些公益性的活动，一些社会责任的活动实际上有利于企业长期的利益最大化，我想我们的企业到海外去，在中国这个企业往往有一些爱心活动，一些社会捐献活动，是应当有的，那么到海外去也要根据当地的国情去适当地做一些公益活动，但是社会责任感也要有的，但是前提是要不影响企业利益的最大化。

　　外国公司到中国来是一样，比如美林公司到中国来也是要有一些公益性的活动，虽然它的目标是赚钱、利润、股东利益最大化，我们在中国也有一些捐献活动，那么反过来讲，像最近住了海啸之后，很多企业都捐钱，华尔街的一些大银行很多都捐了，美林在出事第三天就宣布捐一百万给灾民，所以我想中国企业到海外去也要这样在不影响企业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去做一些有社会责任心的公益活动。

　　饶猛志：那么你的意思是说企业本身的核心业务还是最主要的，可以再加上一些其他慈善性质的，或者对社会有意义的活动，比如说美林要进入中国这个市场，有没有一些特别的项目？

　　刘二飞：具体项目有不太好说了，因为在没有公布之前我也不太方便说，我今天来这里是为了讨论问题，不是为了宣传美林公司，但是我想目标是一样，美林公司到中国来捐款有时候还受到限制，因为什么呢？企业一方面它有自身的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另一方面也要促进公益活动，如果把两个又结合在一块儿，结合得不好的话会适得其反，结合得好，两面都有促进，比如两三年以前我们要给清华大学捐五十万美元，后来我们花了半年的时间，我们的律师费已经花过了五十万美元，这五十万美元还没捐出来呢，因为当时朱熔基总理是清华大学管理学院的院长，美国的律师就怀疑我们捐款是不是为了贿赂中国政府，所以我们花了很多钱也没有捐出去这笔钱，所以我们最近捐款的学校肯定是跟政府没有太多的关系，公益就是公益，中国有句老话“不要又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这两件事情一定是要分开的。

　　饶猛志：我想问一下田女士，很多公司到中国来都面临这样一个问题，虽然我们的道琼斯是国际公司，我们在全球各个地方都有一些业务，但是在很多人眼里我们是一个美国公司，我想很多公司到中国来也是带着国家性的定位，但实际上如果要推出一个真正的国际品牌，还是要做很多工作的，那么您在中国的经验很丰富，其他的公司为了适应国内的大环境，可以采取哪方面的措施？

　　田行娟：实际上很多国外的企业，无论是来自美国还是欧洲，来到中国之后，首先是要了解国内的环境，尤其是整个中国政府的大政策，其实我们观察到很多成功的公司，成功的企业，最重要的是他能够把自己的整个生意的发展，自己业务的发展跟中国的大环境、政府的政策结合起来，这样才是最有利的发展，从很多的海外品牌在中国建立的经验之中，我们觉得中国的企业其实有很多可以借鉴的方面。

　　比如说刚才谈到社会责任，我们看到尤其是近年来在一些海外企业出现不合法规的运营情况之后，实际上无论是在海外还是在国内，人们对于企业的要求越来越高，所以人们衡量企业不仅仅看你的业绩怎么样，而且看一个企业对于整个社会的环境，社会的贡献是怎么样，这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可能大家如果到一些很多跨国企业现在的网站上去看，尤其这些搞能源的企业，比如BP、SHRAP，他们自己都有社会责任报告，那么他们的社会责任报告不仅仅包括一些慈善方面的事业，而且还有很多自己作为一个企业如何运营，如何对环境进行保护，如何促进这种可持续性发展方面的努力，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近几年来，我们也观察到国内的企业在这方面有越来越多的作为，特别是那些希望到海外去拓展的一些企业，我觉得在这方面可做的工作是特别多的，而且在这方面的责任也是特别大的，这确实牵涉大我们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形象，有的时候国内企业在上市的时候也替他们做一些传播方面的工作，我们也了解到海外的这些投资者对国内企业的了解特别少，觉得我们整个企业对外的传播，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形象，我们CEO是什么样的形象，都不是特别清楚，我们的价值观念是怎么样。

　　饶猛志：您指的是国内企业走向全球？

　　田行娟：是。其实在这方面做的还不太清楚，刚才刘先生讲到，在海外如何去参与社会责任方面。

　　饶猛志：我想对Terry 提一个问题，昨天聊天也提到，很多公司在建立本地化、培养自己的管理班子，劳动队伍的时候，我说他觉得这个社会责任这一块是起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所以麻烦你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对这个问题的想法。

　　Terry Alan Farris：我对公司或者企业利益相关者的期望是应该对环保有一定的贡献，我觉得现在利益相关者，他们对于全球的公司都提出一个问题，比如说你们对于人权、环境、政策、对于公司在这方面的贡献是什么，或者说对于社区和公司治理的方面非常看重，对于中国的主要公司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对于这些跨国公司的供应方来讲，指的就是人们从他们那儿购买产品，并且从你们那儿得到服务进行使用，同时他们会看一下你这个公司内部的价值是什么，因此，我们一方面在不断地进行我们的业务，另一方面也要来打造自己企业的文化，因为它对于你这个公司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不管是中国本地的公司还是今后要向全球发展的公司。现在对于年轻人来说，他们正在寻求在亚洲的工作机会，他们会找一些有着非常良好社会责任的公司来就职，因为他们觉得这些公司有着非常良好的工作环境，对他们今后的工作是有着健康的意义的。在一个星期之前，我有机会见到来自UBS银行的几位同仁，他们来自于新加坡，他们提到了在现在加入银行的时候被经常问的几个问题，就是你们对社会有哪些贡献。这主要是因为，对于社区工作的参与会影响到这个公司如何来对公司员工进行培训的，在这儿我也可以告诉大家，在这一方面我们是对于以往所打造出来的这些文化价值非常欣赏的人。

　　饶猛志：我想请问一下刘先生是不是也有同感，你们在亚太地区招人才的时候，公司的价值观，对社会的贡献是不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刘二飞：我想这可能是美国公司的不一样之处，对社会的贡献，在招人的时候是基本上不考虑的。我觉得来美林的人也没有任何人问过我美林对社会有什么贡献，我想在商业化的组织里，最核心的，在上一场有个人讲过，在美国的公司里首先加入到一个公司里的雇员，假定是为了他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来加入到这个公司里来，但是每个人的利益可能有互相冲突的时候，这个时候它就是靠一种文化和制度来压抑一些负面的东西，弘扬一些正面的东西，来调动积极性，所以我想雇员参加美国这类的公司，包括美林公司，我也参加过其他的多公司，最主要看这个公司在竞争力中能不能取胜，这个公司是不是个赢家，这个平台他是不是能发展，如果他觉得能发展，那么他就会参加。但是不是说美林这种公司没有责任心，大的公司为了自己的长远利益，他会在自己所做业务的地方，尽他应尽的社会责任，所谓回馈社会，所以你会发现美林公司在东南亚有很多运营，你也会发现，很多大的公司对东南亚海啸的赈灾，他的捐款比例是和他的业务量成正比的，美林在东南亚的业务相当多，所以我们马上就有反应，反映出它一方面有社会责任心，另外跟它自身的利益还是有相当关系，但是在招收人才的时候这不是一个标准，我一年至少面试几百个人，我到目前为止没有遇到一个人问美林有没有社会责任心，都是问我美林有什么竞争优势，能不能打败竞争对手，这都是虚的，主要都是问，付多少钱，我来是做什么工作，如果下一次炒人会不会炒到我等实的一些问题。

　　饶猛志：杨老师也对这些问题做了很多的研究，是不是美国公司本身就是讲利益讲的最多，而慈善这一块是一个附加的项目？

　　杨壮：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个蛮有趣的事情，有趣在哪里呢？一个企业要做一个我们所说的品牌企业，我们所说的一个国际化的企业，我们所讲的大家可以信赖的企业，那么它的企业在整个经营过程中要有一个基本点，它要有一个基本的文化和制度，包括人的行为准则，我觉得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国内，第一条我觉得应该注意的就是品德、品行，我为什么讲这个呢？这几天我们一直在学西点军校，发现他们强调一个点，他强调的不是这个人的军事素质如何，这个人的体能素质如何，他强调一个点，就是这个人是不是有一个基本的品行，它包括诚信，包括品德，包括品行，这些都包括，为什么要说这个话？我觉得一个中国的企业，如果我们的企业要走出国门，在自己的基本行为举止上就没有把自己完全纳入到一个国际准则上，我觉得谈社会公益是一个无的放矢的问题。我们中国的企业打到国外上，实际上报到交管的帐都是假的，很多老总我其实都认识，现在这些老总在香港出问题，在美国也出问题，你想一想，如果我们谈社会责任感，我们企业在基本行为举止方面，在基本诚信点，在基本不造假帐，在质量上保证过关，这些都没有，那么我们到国外拿出一笔钱捐给社会这是毫无意义的事情，这就是我们讲的做秀。

　　因此要回到基本点，这里有两个案例，比如我们这个长虹，长虹就有一定的问题，现在长虹已经欠债，但是我觉得长虹打到美国去，美国A派克斯公司欠了它很多的帐没有给它，长虹的产品到国外去退换率很高，我不是说长虹产品不好，我们要打价格战的话，当你廉价把产品卖出去的时候，你想想你还没有做社会公益的时候，美国社会的公民会对你这个公司怎么想？便宜，还有一个意思，很差，那么你的形象是什么形象呢？你产品的形象很差，你自己想我去捐一笔钱给社会给你带来效益，我觉得不可能。

　　还有一个南韩公司，叫现代公司，花了二十年，到今天才真正在中国的街头，全世界的街头看到南韩的汽车，在1986年我正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南韩出现两个车，也是像我们一样，这个车的质量极差，但是把价格降得很低，南韩的车是五千块，南斯拉夫的车是四千块，美国人很实际，大家买了以后，南斯拉夫这家公司全部破产，南韩这家公司里面出现了大量的问题，南韩就从美国市场撤出去了，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我们在讲诚信之前，我们在讲社会效益之前，要做出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别人，对得起社会的事情，你连基本点都没有，我今天拿出一笔钱，明天到社会上来骗你，那你在这件事情上付出代价相当大，他们这件事情出现以后，花了二十年的时间，把南韩的企业家带到美国，一个真正的企业家不应该骗人，应该拿出最好的材料做出最便宜，做出最好、最经用的产品卖给别人，当你的名声一旦败坏之后，估计可能会花上十倍二十倍的时间，你看南韩的公司现在这么好，但是它其实也是经过了很多的教训。我们中国的企业一定要在品牌、品质上有着自己一系列的坚固性。

　　饶猛志：我想我们大家都能理解。

　　田行娟：我想补充一下杨教授刚才讲的这几点，我觉得杨教授讲的特别好，有一点我想补充的，现在整个国际上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解不是一个过去比较狭义的理解，就是企业慈善方面的工作，而是刚才杨教授讲的，你对于你的员工，对于你的客户，对于你的股东，所有这些人的责任，如何去负责任的运营，这就是一个企业责任，就是要更加宏观的来看一个企业责任，所以目前的这种概念已经是超越了，所以刚才您讲的跟我们探讨的华商企业的社会责任实际上是不矛盾的，就是首先要把这些最基本的点做好，这个我特别同意，但是我觉得国内现在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解偏于狭义，应该是更加广义的去理解。

　　饶猛志：所以是一个各方面，公司本身核心业务的运营，我们去卖高质量的产品，对手下员工提供特别好的福利，平等对人。

　　田行娟：我们确定这个方案，企业的定义，社会责任，如何去运营你的公司，其实这方面的要求，我们发现不仅在海外有很多要求，我们过去两三年在国内做过调研，发现人们去评估这个企业是否成功，它的品牌怎么样，很多方面都是企业社会责任方面，你对员工怎么样，你对社区怎么样，你是不是真正对股东提供最大价值，为客户提供最好的产品。

　　饶猛志：就是说要把核心业务做好，产品质量有保证，不能骗客户，不能骗社会，这都非常容易理解，但是不管是美国公司到中国市场来，还是中国公司到美国市场去，除了本身核心业务以外，还有哪些措施来建立一个好的品牌，而不是一个坏的品牌，各位有什么想法，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杨壮：刚才讲的我想补充一点，不是我们说简单把产品做好，如果说一个企业家，因为我觉得谈社会责任感特别要跟企业的综合行为结合起来，昨天我们在跟西点军校的军官谈这个事儿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如果这个领导人是一个武断专行、飞扬跋扈、没有基本素质，同时他在课堂大讲领导力，那么这样的领导人能给你带来什么呢？他给你带来一种假象，这种假象是什么呢？假象是纵容你说一套，做一套，想一套、行为又是另外一套，这种情况是对于在当前这样的情况下极为不利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要做一个社会公民，我们首先要从自己的事情做起，我是一个企业老板，我要当一个什么样的老板，我对我的企业员工有一个什么行为举止，我对消费者有一个什么责任心，我是骗他呢？还是采取低廉价格把产品价格降低从中获取短期利润呢？还是采取其他方式？

　　跨国公司在中国，很多公司都做类似这样的社会责任的贡献，但是有一家公司，我倒不是说为他的公司吹捧，就是IBM，IBM这家公司，因为我们班上有IBM，有摩托罗拉、有HP的员工，这三家公司都很好，但是IBM有一个学员，我们有一次探讨职业生涯的时候，说你在公司的内部职位已经升到这么高了，你为什么还不去跳槽？他就讲，他说我是在其他企业都做过，在IBM做了十年，每当猎头公司找到我的时候，跟我说“陈总，你换个工作，你将来的工作会比现在高出一倍”，我每次都心动，但是我每次都没动，原因是什么？在IBM这家公司，我感觉到公司的老板不断给我提供价值，而这种价值来源于什么，来源于每年不断的科技、技术、管理、人文行为准则方面的培训，我在这个企业里我感觉到我的价值在不断提高，因此，我不愿意离开，因为我到了其他企业以后，我感觉到，我到这个企业以后，特别是包括中国的国企和民企，他只是用，把我用干了、榨干了一脚踢出去。我想一个企业没有基本点，你怎么去做这个社会公益，当IBM拿出一笔钱给了清华、给了北大，他说这件事情，我接受这笔钱的时候我会想到，IBM对待顾客、对待社会、对待学校、对待教育都是一个目标，一句话，那么我就会对IBM肃然起敬，我在买产品的时候我就会买他的产品；相反，一个企业内部事情搞的一团糟，对员工也非常糟，在中国老板中，尤其是民营企业中，我经常发现这种情况，他们在捐钱的时候很大方，给外面一种虚假，我觉得这是中国老板在社会责任感中很不值得做的一件事情。

　　饶猛志：你们你觉得这些中国的企业在国外建立一个品牌，要做哪些措施？

　　杨壮：我觉得首先要知己知彼，从上午的论坛上，很多人都讲的很清楚，应该明白好的企业，我们应该学的企业，常青的企业，从卓越到优秀的企业，这些企业的企业文化企业形象怎么建立起来的，我觉得中国有些企业不是不想建，而是他不知道，不清楚，因为中国的国情，大家都说中国特色，在中国的国情下，我习惯就成自然，做法，做来做去就是一种方式，但是你到国外去看看其他企业，我觉得现在外国企业给中国企业一个很好的经验和教训，他来这儿，技术转让，还有很多不错的方式和主意是应该拿来学的，怎么样建立一种文化，一种体系，一种制度来保障，从这个角度第一点应该向外国学习，第二点，企业确实应该派人多到外国把情报弄出来，我的论文是《日本企业在美国》，日本企业对国外情况也不清楚，但是大家知道，日本企业在建造一个品牌，比如日本的高档车，他花了十几亿的美金，派了一个大的团队，83年决定，89年成功，6年时间他到那边派出他的队伍，首先了解什么叫做高消费者，什么叫做品牌车，什么叫做奔驰，奔驰车里面到底存在什么内涵和外延，宝马车大家为什么要坐，坐的人是什么人，他去了一个群体，还去了加州，去了解什么叫做高消费者，明白之后，他做一个车，如果这个车做出来之后不三不四、不伦不类，这个车肯定不行，最后他经过反复的调查，91年出来的时候，一下，一举成功给美国市场，我觉得这个经验很值得中国借鉴，中国要有一个社会责任感到国外看一看这个企业到底怎么经营，国外的市场怎么回事，国外的经营理念是怎么回事，法制法规是怎么回事，然后再进行具体的人才招聘，找到最合适的人做最合适的工作，这样我觉得我们失败的概率就会降低，我们成功的概率就会增高。

　　饶猛志：刚才提到一句，公司也好，培养或者是留下非常好的这些员工，为什么IBM的人不走，他觉得他从IBM这个公司里可以得到很多东西，技术方面的培养，非常好的待遇，对我们华商企业走到其他国家的时候，他们应该怎么留住这些比较好的人才，怎么招到这些比较好的人才，我想问一下在座的三位，不知道你们有什么建议？

　　刘二飞：我想接着杨壮的话说，中国的企业到海外，无论是能不能留住人，还是要尽应尽的社会责任，最大的社会责任就是要把自己的核心产品做好，品牌做好，你要留住他们的雇员，比如联想收购了IBMPC，短期留住了他，你可以告诉他，你的工资待遇不会变，你的品牌不会变，IBM还是它的品牌，管理还是由当地人来管，一切文化都不变，但是长远来讲，能不能留住那些人，取决于你的产品能不能继续维持下去，能不能在原来的基础上做的更好，而不是做的更差，就是在于你对社会最大的责任就是把你的产品做好，刚才杨壮老师讲的也很对我们很多国内的企业家这边在向社会捐款，那边在卖假冒伪劣商品，这样的话实际上你就失去了慈善的资格，这就是对社会慈善最大的讽刺，而不是对社会的贡献，实际这个初级事情都没做完之前，我倒不鼓励中国的企业到海外搞慈善捐款，因为这个力量还没到，而且国外市场对中国的公司也没有这种预期。当然在国外有些社会责任，比如在美国，不能轻易炒人，你要遵守当地的劳动法，不能轻易的把他炒了。第二点来讲，中国人的企业内所谓的尊重个人就没有美国和欧洲那么好了，往往谁犯了错误，总经理可以把他叫到办公室来骂一顿或者羞辱一番，但是在美国如果你把一个人叫到办公室随便来骂一顿，那就不行，他就会告你了。还有就是不能歧视妇女，中国经常在工作场合里说一些笑话，不能登大雅的笑话，在美国，往往这样别人会告你性骚扰，往往都会这样，我在中国的团队里说的话，我在美国团队里可能很多话都不会说，因为文化完全不一样，所以就是入境随俗，到一个国家，一个最基本的责任由于要尊重当地的法律、人情、适应当地的文化，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把你的产品做好，这就是最大的社会责任，也是最大的能够留住你的员工的唯一手段，要不然完全靠钱来维持，那么你的成本就会高，你的竞争力就不如别人，长远来讲，这个企业做不好。

　　饶猛志：Terry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Terry Alan Farris：我非常同意您的观点，如果我们看一下在招募当地员工的时候首先我们应该看一下中国的那些情况，因为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回报中国，我们看一下国际市场，我知道在美国以及在其他国家，他们可能不需要这样的帮助，我知道有很多的美国公司他们也向中国捐款，有一些也对他们的社会给了更多的支持，我想这一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在全球范围内我们都应该这样做，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更好地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

　　田行娟：我接着Terry 刚才所讲的话，其实中国已经是国际市场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现在在考虑问题，不仅仅是想到中国的企业到海外如何规范我们的行为或者提升我们的行为，其实在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国际市场，那么我们自己在这个市场如何去运营，已经非常重要了，而且这个水准应该提上来，刚才我提到在我们的调研过程之中，发现无论是消费者，还是政府、股东，其实对企业的期待已经是非常高了，我们现在要提升，要从国内开始提升。

　　饶猛志：我们现在还剩差不多半个小时的时间，我想可以把时间交给在座的各位，首先是圆桌上的讨论嘉宾，第一个是美思糖果集团行政总裁何志豪，还有巴拉歌集团董事及高级副总裁，你们二位有没有什么想问的话题？

　　何志豪：我是何志豪，我是香港美思糖果有限公司的总裁，今天我们讲的是社会责任，我想公司对现在中国大陆贫富悬殊有什么责任，因为现在贫富悬殊越来越厉害，比欧洲，比美国更要厉害，企业最重要是盈利，我们不可以说怎么样加薪，不可以说跟美国、欧洲同一个薪金，可是看北京，好象张学友演唱会来的是3000块一张票卖完，可是也有多贫穷的人，公司来讲有什么责任？或者说国家有什么责任，国家家加税，或者是公司的税收才好，我想听一下你们有什么意见，谢谢。

　　饶猛志：谁想回答这个问题？

　　杨壮：对这个问题我没有很深入的思想，但是我谈一点自己的想法，我觉得关于贫富的问题，我感觉跟中国的宏观政策很有关系，企业也可以做很多事情，学校也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我觉得在政府的宏观政策上，特别是通过发达国家的经验，看来在一定情况下，可能在税收上，所得税或者其他税上尽量做一些调整，这样社会的整个发展比较均匀，可能很多事情、矛盾不至于发展到一个冲突化的地方。

　　第二，即便如此，我觉得政府在当前的责任不可能完全代替企业和我们学校的一些责任，我觉得企业和学校在整个中国，使中国的贫富能够不至于悬殊过大的过程中，都可以起一定的作用。举一个例子，我们在北大MBA办学，我们从1998年到现在，已经六年了，这六年的过程中我们经常有一些社会公益活动，到底学生多少钱很难说，因为很多人是很有钱，但是大部分人是没有钱，我自己亲自参加了两次学生的拍卖活动，学生晚上把自己所有的东西，自己认为比较珍贵但是愿意舍掉的东西到一个场合进行拍卖，拍卖三四个小时，拍出两万到三万块钱，这个钱送到哪儿了？知道中国贫富差距很大，但是我们的四川省，还有我们西北很多省市的学生没有钱去上学，那么拍完钱以后，就把这个钱拿到四川省的农村交给了当地的学生，这件事的效果是相当好的，不仅能在社会上起一点微薄的作用，他对于一个教育者，特别是增加一个人的慈善心，一个经理人在你致富的时候，你还要想到，这个社会是不公正的，人人生来是不平等的，对这些人你是有一部分责任的，我们北大已经成立了一个分会，大家知道我们北京大学改革之后相当相当贫穷，因此，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网球场就很差，我们看到今天上午坐在这儿的耿健、坐在这儿的王志泽都是我们北大MBA的学生，他们一个人捐了二百万在北大建了一个网球场，正好张德培来了以后才到北大用了那个网球场，他在心理上也给我们的学生带来一种价值，一个中国人，很多东西，财富是应该平均一点的，无论有一句话“人聚财散、财聚人散”，一个企业家要真想把事做大，你不应该是一个守财奴，一旦把财分下去，你可能会做一个很强的事业，很大的事业，这是我们做事业的眼光。

　　最近我们又连续搞了三次这种拍卖和捐钱的活动，最近搞的这次是2003和2004班搞的，一个晚上拍了三万多块钱，加上其他的钱，这个钱又捐到社会里去了，我没讲企业，因为我不在企业搞，但是我们学生都不是企业家，但是他们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对于中国走向国际化，对于一个真的国际化的准则起了一个很好的作用。

　　Terry Alan Farris：刚才你提到了贫富之间的差距，对于一个公司来讲，富悬殊从自己的员工开始，看自己手下的人有什么需求，比方说建立当地孩子学校的奖学金，或者是对员工所住的区域建一所学校。比较有名的一句话“给一个饥饿的人一条鱼，他可以吃饱一天，但是教他怎么钓鱼，就可以解决他一辈子的问题”，很多企业都是采用这种方式，比如一家企业是做航运，他们自己在他们员工这个地区建立了一个航运学校，培养了一批人才，住在这个地方的人本身没有这个方面的机会，但是有了这个学校以后他就有可能学会很多新的才能，而且这个公司可以从中得到一些新的员工，所以这是一个互利的例子。

　　问题：我想问一下Terry先生，随着中国加入WTO，现在很多大的银行都进入中国银行，我想问一下你们想进入中国的市场，面对外国的很你们有一些什么好的策略，还有，外国公司进入中国，你们面对的最大问题和困难是什么？谢谢。

　　Terry Alan Farris：我并不是银行的最高管理人，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就是要了解当地的市场，现在我们在中国被允许进行银行业务，我们在全球有一些有关资金，这是我们主要的业务，对任何一个外国的企业来说，最大的挑战是要来了解当地的市场和当地的需求，对于个人来说他们的需求是什么，而且对于较小的银行和大型的银行相比较，如果在竞争的时候，他们有着较好的人际关系，对于我们来讲，对于这些家庭的基金来说，我们面临的挑战是怎么来保证这些家庭的福利，而且对于企业家来讲，他们也要看一下，我们怎么来保证我们这些所负责家庭的福利，而这正是我们的专业所在，我希望我这么解释能够让大家明白。

　　问题：你好，主持人、各位嘉宾，我非常荣幸向杨教授提个问题，我觉得企业不是企业家一个人的，它是个有很多相关利益群体，有共同目标，共同理念的一个群体，员工也是企业的一部分，但是我现在发觉，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交流的时候发现现在的员工越来越难管理，比如说现在有很多大学生我们去招聘的时候，发觉他们的素质很差，或者是他们来到企业以后很不安分，要求特别多，他们同样地对企业产生一种责任，我发现现在这个问题在高校，杨教授，这么多知名的教授，全去教EMBA、MBA去了，那个薪酬高，容易出名，我发现很多基础教育的老师越来越差，他们根本不懂得怎么教学生，这样的话，我们这些企业的员工素质跟国际化的企业员工素质就产生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招好员工的成本越来越高，要不就是员工的流动性越来越大，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我们不可能负担这样的社会责任来做，我们的责任已经够累的，环保、税，这样的东西太多了，政府是否应该考虑考虑，或者学校应该考虑考虑，他们应该为企业负担什么东西？谢谢。

　　杨壮：这个是一个大的问题，今天这个时间很短，因为我在这个问题上有自己很多的想法，因为我觉得中国的教育本身，和中国近几十年来政治上的动乱、文化上的反差、西方企业经营理念，麦当劳观念等等进入中国，包括我们中国的年轻一代，自我的这一代出现完全有关系，跟我们的独生子也有关系，我觉得最关键点跟我们的教育制度和社会经商的大环境，影响他们，没有一个模范，没有一个榜样很有关系，你刚才讲的我们也经常遇到而且也很头疼，在教育的过程中，包括EMBA，素质教育是很重要的一点，甚至我们请了各式各样的人，包括柳传志，到我们这儿来不讲经商，讲人生，他的人生到底是怎么过的，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学生心目中没有榜样，有些人感到很枯燥，谁是你的榜样？毛泽东，或者是周恩来，或者谁是你的榜样？比尔盖茨，迈克尔.乔丹，完了，其实你的榜样很多，你周围的人都可以是你的榜样，在我们中国社会里，两种极端的事情，跟中国的社会发展、理念存在着一系列政治、文化、理念方面的混乱很有关系，所以教育对我们来讲，我们感觉到任重道远，很多事情，我们最近在招聘过程中，我们六年招聘，我们的学生，最好的学生并不是考试全优生，很有意思，不但在北大，在全中国都是这样，考政治、语文、数学、历史进入MBA项目，这个跟你的行为到底有多大关系？基本上跟你的行为没有多大的关系，在很多方面你忽视了它的行为举止，包括品德教育，以前也搞政治思想教育，你讲的东西不是他要的，他要的东西你又给不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在教育领域出现很大的文化反差，而且我们现在认识到，我们的很多学生真正的为跨国公司，好的国营企业，像联想这样的企业，联想最近招了我们四个人，真正好的人去的是什么样呢？就是在学业上属于不一定是A的学生，第二，这些人一般情况下是通才，所谓通才，他不是书呆子，每天坐在屋里一直干，这些人往往爱好社会活动，两类，一类是愿意参加社会活动，有一点领军人物的素质；第三，这些人往往是交流比较好，他们的个性过程中没有很多坏毛病，坐在一边不说话，或者说出来话让人觉得不中听，该说的时候不说，该听的时候不听，这种情况都给跨国公司的很多人造成很多困难。最近美林等公司都到我们那边去招生，已经以后就说杨老师真可惜啊，说大学生我问的两个人都是这个班的尖子，可是我们都没有要，第一个人一进去，往那儿一坐，门大敞开，后来面试者就问他，你为什么不把门关上？他反问一句，我为什么要关门？这是北大的大学生，高材生，班上第一名，在对话过程中遇到了大量的文化反差，另外一个人到了那个地方以后，是一个女生，她进去以后发现她可能好几天没有洗澡，她的头皮到处乱掉，在屋子里还跑来跑去。

　　问题：对不起，我觉得这样的学生不能被你们称为高材生，你这样称呼不负责。

　　杨壮：我想说的是基本素质，基本行为举止，基本教养都没有，企业要的是什么人？在这儿很多跨国公司给我讲的他们的体会，所以我们要把跨国公司和联想这样的公司把他们的信息反馈给我们的学生，因为我们的教育制度下制造出的学生就是最好的学生，拿最高的分数就是最好的学生，但是这是企业要的吗？不一定是他们要的，真正能够为企业创造价值的人是这些人吗？不一定是，我刚才讲的是小事，我还没有给你讲到我们在这里面一些学生的作弊行为，即便在北大，学员照样作弊，比如写文章，他们多次作弊，在上面写到“这篇文章是我做的，我保证”，但是你做完了以后，现在科技很发达，你做证，你去抄，很容易就可以抄到，我的助教一上网，几个字一打进去，一看就是一篇拼造文章，但是在学校他不认为这件事情是事情，但是在学校你不认为这件事是事的话，到企业就犯大错，而我们要把学生提供给企业，那你根本不要去想到国外竞争，你简直就是开玩笑，在班上经常讲，跨国公司到处都是玻璃窗，任何国家到任何地方都愿意招本国人，但是你讲这一点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有哪些东西没有做到？我们的学生在谈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经常发现在行为举止过程中，包括作弊过程中，你会发现，他讲最多的人实际上他可能在这个过程中来作弊，我们搞社会公益，决定不能说一套做一套，在国内做一套，国外做一套，这样会给我们中国人的人格进行一个最大的扭曲，所以我认为在当前的情况下中国人应该很好的进行反思，在这方面加强修养。

　　刘二飞：我记得在哈佛商学院二十年以前上课的时候，我们有位非常年轻的老师，因为她怕镇不住学生，所以就经常问那种非常刁钻的问题，学生答不上来没人举手，他说你看这么简单的问题都没人举手，我家里的狗都知道怎么回答，有一天上一门关于中国的案例分析，他提出来，在中国这么多人，到海外去都很成功，为什么在中国就不能成功呢？我就举手，我说你的狗都知道答案，为什么呢？中国这个环境和体制当时有很多问题，这个体制不能完全怪学生，我们到中国来招生，我觉得中国的学生质量很高，除了一些观念要调查，往往在美国待一年，马上观念就调整了，其实他的素质是很高的，我们招生假定，他不是热爱企业，企业对他有什么好？他凭什么热爱企业？他是爱自己，个人个性最大化的一种表现，这是我们原来国内经常批判的，叫个人主义，其实个人主义有什么不好呢？大家都强了整体都强，假定说我们通过强调团队精神让这些个人的价值得到实现，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企业本身来说，你一进来就要叫他非常热爱这个企业是不可能的，我觉得是靠我们给他提供的环境，给他一个薪酬机制，给他未来设定一个曲线，让他安心工作，在文化的层面上，上他遵纪守法，让他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从这个角度，我看中国的这些大学生，至少我面对的，我在复旦招，也在北大招，我觉得这些留学生一点点都不比美国的差，在美国招的反而回来了以后水土不服，自己洋化了，第一，写中国的文字写不清楚；第二跟中国的客户打交道，客户问你是外国人是中国人？现在由于中国跟西方教育产业上的文化融合，我想我们并不是唯一，很多美国、欧洲的公司都逐渐把招收的重点转到中国，你作为一个中小企业或者民营企业如何提高你的竞争力也是你的一个责任，你不能老抱怨学生对我的企业不热爱，不关心，他有更好的选择他凭什么留在你这里呢？我个人也是这样，我对别人有要求我首先要为自己有要求，我提一些不客气的话，你要自己的话，你随便参加一个企业，中国人都是想我干两年，好就走，不好就到别的地方去，然后再壮大了再干自己的事情，都是这种事情，想把这些人留在美林、留在摩托罗拉，是很大的一个挑战，谁能留住人才，谁的企业就能做大。

　　杨壮：我加一句，二飞讲的这点我也很同意，我们在学校也是这样，因为我是教育工作者，所以从学校的角度讲我们对学生的教育比较高，所以我们经常反省自己，希望他们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但是社会责任问题应该从三个方面，一个是政府，一个是学校，一个是企业，企业怎么走我只是想讲一个案例，供中国企业借鉴，五年前，十年前，1994年我到日本东京，东京的银座下有无数的年轻人，为了标榜自己区别于其他人，他手里抽着骆驼香烟，左手拿着可口可乐，头发是黄、绿、红色表示个性，我当时去跟松下谈，我到了大阪以后，见了日本的老板以后我就说，我说现在的年轻人可不行啦，不是像你们以前的日本人的那种原来的那种规规矩矩、服服贴贴的日本人了，这些人西化的厉害，将来你们日本的这种模式还能不能管住他们？日本人说了一句话给我印象很深，大家可能看过电影《小兵张嘎》，里面有一句话“别看你今天闹得欢，让你们将来吃金丹”，日本人说，“让他们去闹，但是我松下有一套理念、一套系统，可以让他们将来进入松下以后，一年就变成松下的奴隶。”我们敢这么讲吗？我们要不断反省我们自己，提出严格的要求标准，使我们学校能够成为高素质高质量的学校，但是作为企业来讲，也确实是应该把自己提到一个高度，企业内部行为举止能够有凝聚力，能够吸引一批人来，来了以后，这些人不愿意走，就像他们留在IBM。

　　刘海：我是随着美国华商会来的，刚才接着杨教授的话题，关于高材生，由于他进来的时候不很礼貌，之后就没有录取他，刚才刘总已经讲了，如果作为EMBA，作为北大这样有名的学校就采取这种简单、果断的措施，把他给排除掉了，我觉得这不是作为国际EMBA培训的风格；另外作为我的经验，在国外，有的老板可能喜欢这样的人，而且还非常喜欢这样的学生，因为他有个性，个性代表什么？就是因为他有自信在里面，他觉得他没有做，你没有写让我关门，我为什么要关门。当然这个就扯得太远了；另外非常感谢饶猛志给我这个时间说话，我希望像青年华商峰会这样的论坛以后应该经常开。

　　问题：刚才你已经提到有关捐赠的问题，我在这里存在着一个问题，海外公司对于环境问题做了一些什么呢？我们都知道有很多的公司，实际上他们造成了一些对环境的污染，我也知道现在您所进行的是一个慈善事业，您是这方面的主席，所以我也希望您是否能够提醒其他跨国公司也更多地注重这些环境方面的问题，这也就是我要提问的观点。

　　Terry Alan Farris：我想在我们谈论这个环境问题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好的出发点，我们都知道对于你们的社区来说环境都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和当地的组织共同合作来解决这些问题，有些公司会关注水资源的问题，有些公司也在设法降低他们对水的利用，以生产出更多的产品，也有很多国际的非政府组织致力于这方面的事业，所以我们要在国际范围内与很多组织合作，共同来解决这些问题，来解决当地的环境问题，十年二十年之前，我们都知道，我们已经开始做更多的工作，明天我要去印度尼西亚，我会与当地的公司来处理一些相应的问题，这些公司包括一些纺织公司以及其他的一些公司，来探讨一下他们如何解决环境的问题。

　　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是企业家，我想今天你们公司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要保证你们的企业家精神，也可能你们是家庭的企业精神都已经存在了三到四代，人们都说三代的企业家精神可能就会消失了，所以您要努力地促进企业精神这方面的发展，以促进企业长期的发展，今天有很多大学生，我们应该帮助他们考虑一下到底什么是企业家精神，我想对于教育来说，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他们应当从全球的角度来看一下，来全球他们的合作伙伴，来找一下和您有共同思想、共同精神的人，这样的话可以促进公司的共同发展。

　　饶猛志：今天时间已经到了，我想再次对台上各位表示感谢，谢谢你们提出建议，跟我们分享你们的想法，另外还想对青年华商峰会说一声感谢，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我们希望今天下午的小组讨论能够让大家有所收获，另外想宣布，论坛结束之后，记者可以到四层九龙厅与愿意接受采访的嘉宾进行进一步的交流，今天的小组讨论到此结束，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