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发展的中国——金融创新

　　由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主办，全国青联中华青年交流中心和国际EMBA俱乐部承办的首届“青年华商峰会”于2005年1月7-9日在中国首都北京召开，以下是本次会议现场实录：

　　首届“青年华商峰会”

　　和平发展的中国——新世纪 新华商

　　时间：2005年1月9日

　　地点：北京嘉里中心饭店四层九龙厅

　　圆桌论坛B：金融创新

　　主持人：各位来宾大家早上好，我是路彬彬非常荣幸受到组委会以及中国最大的财经专业门户和讯网的邀请主持这个阵容强大的论坛，说句实在话主持论坛不下百场，但是没有阵容这么大的，这是两天的论坛以来阵容最强大的一个，组委会告诉我实在这个话题受到大家的青睐，大家先来点掌声好不好，给我也是给大家的，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台上几位重量级嘉宾，首先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易纲，香港科技大学工商感觉学院院长陈家强，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朱从玖，新加坡交易所CEO谢福华，泰康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陈东升，中信资本市场控股有限公司行政总裁张懿宸，美国友邦保险有限公司资深区域总监容永祺，非常荣幸介绍一下我们台下圆桌讨论嘉宾，星展银行(香港)有限公司中国区行长梁甜昭，ING Bank N.V.董事总经理麦纽文先生，美国赛维保险顾问公司总裁美丽的麦慧琪小姐，汇丰银行的联席董事张永康。我们时间很紧，大家看到我们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但这么多嘉宾，我们会把讨论的议程加快，为了迅速让大家认识一下，我希望各位用一句话讲一下你所理解的金融创新这个概念。首先是易纲先生，易纲先生是这两天一直在开会，很忙，由此可见中央银行的工作多么繁重。

　　易纲：金融创新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容永祺：要不断推出新的思想，新的产品。

　　主持人：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朱先生是我第二次见，他是内蒙歌唱得非常好，唱内蒙歌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想到，平时这么严谨的人唱歌唱得这么豪放。

　　朱从玖：我认为新的体制、产品和交易，只要是新的东西都是创新。

　　谢福华：(未翻译)

　　主持人：元旦的晚上我和东升一起过的，当然还有一百多人。

　　陈东升：彬彬是我们企业家圈里最受欢迎的主持人，当然他一打电话我就去了，我理解金融创新就是更准确，更迅速地贴近客户，才是我们创新的核心。

　　张懿宸：金融创新不是所有创新都是好的，创新是需要条件的。

　　主持人：这位是我今天的托儿，陈院长，我们昨天讲了讲大概的流程，大家不看这个简历大家可以猜猜他的岁数，论坛结束我告诉大家。

　　陈家强：我是经济学家，三句不离本行，我理解是经济和社会带来财富。

　　主持人：我想听了我的介绍，再加上各位的破题，接下来我们直接进入主题，最近这两年大家都在讨论，其实大家已经有了共识，金融创新是非常重要的，是非得要讨论的，而且要开始做的，而且大家都有共识，我们大家看到各个行业的领群人物今天都在，我们想今天的话题，我们直接从哪儿开始讲呢，就讲你认为按照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金融市场的环境，哪种金融创新是最迫切最重要的，我想这可能会把问题集中一点，也许我们会讨论更热烈一点，先有情易纲先生，你认为现在目前的现行情况是哪种最迫切最重要的。

　　易纲：我觉得刚才有位嘉宾讲，金融创新需要条件，不是所有的金融创新都是好的，这两句应该值得大家重视，我觉得金融创新的背后是一个金融机构和这些个人的创新动力，而这些创新的动力来自产权的明晰，金融创新需要控制风险，风险的背后是公司治理结构，公司治理结构的背后是产权的清晰，产权的清晰的背后是法制和社会的金融生态，就是你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而这个环境的背后是整个民族的素质，人们的道德标准，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在金融方面我们也一直试图在创新，我们说的这个创新，今天所的这个创新，大部分还都是模仿，真正原创的创新目前很少，我们模仿并不是完全模仿，我们是模仿人家的东西，把人家的东西结合中国的国情，在这个过程中也有很多创新的内涵在里面，就其主要方面来说，我们目前为止我们现在所说的创新大部分还是模仿，所以我刚才说有这么多的条件，在这样一个条件下再考虑创新这个问题，目前我自己认为，考虑更多的是金融生态的问题，法制环境的问题，道德标准的问题，监管的问题还有创新动力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创新，风险老是控制不住，背后有一系列原因，我考虑更多的是这些的原因，今天有这个机会和这么多专家在一起，我很高兴，我希望其他的专家能回答路彬彬的这个问题。

　　主持人：也就是说您没回答，是吗？

　　容永祺：我觉得我是从事人寿保险行业的，金融我不是专家，保险已经是一个金融创新的产品，人寿保险在几百年前他的起源是欧洲，很多人出外航海，他的家人在家里没有人照顾，需要一批钱去照顾他，慢慢变成了一个现代化的财务产品，风险管理产品，这个就是有思想概念，然后推出产品出来的，我觉得这是创新，我自己看我觉得创新是两方面，第一要在概念方面，第二是在产品方面。比方说人寿保险，其实是很普通的产品，有事情就赔款，保险公司当然是用很现代化的管理概念，通过经营获取他的利润，但是对客户来讲，从客户本身来讲，概念上，比方一个人寿保险产品，刚刚推出去，人是不会买的，你如果通过跟他分享，给他讲这是奉献爱心的产品，他会觉得我要爱我的家人，我要买这个产品。

　　从概念方面怎么变成人寿保险，不单单是很多普遍的家人，很多专业人士把人寿保险变成服务生意人的产品，在生意人做经营的很多风险，他通过人寿保险给他把关，有事情的话有一大笔资金给他公司做资金运作，另外也把很多商业行为通过人寿保险帮助一些做生意的人，为保全股东的利益，通过人寿保险赔偿给股东，当其中一个股东离开了世界，他拿到的股票不一定立刻变现，他有这个保险，他买两套股票，他继承的股东就可以拿到这批钱，这就是概念的推销，变成一个创新的举动，所以普通一个产品，通过概念的推销，概念的创新，就变成一个很有用的产品，我觉得创新就是这个概念的方面。

　　第二方面产品方面的创新，以前传统的人寿保险就是赔偿，有事情就赔偿，现在发展到保险本身已经跟金融投资挂在一起了，很多保险产品，我们刚才的很多嘉宾在台下已经聊过，跟基金有很多投资的关系，金融产品不但是保险了，变成一个投资的产品，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产品方面的创新，我觉得金融业是可以不断通过市场的需求，而有新的产品出来的，这是我的看法。

　　主持人：谢谢，我想政策、机构、市场、产品的创新都是创新的很多方面，朱先生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哪种是最重要的。

　　朱从玖：一定要我回答的话，从我从事的工作来讲，我觉得我们能够带给投资者更多的产品是我们最迫切的，这个话好象太狭窄了，我想对这个问题谈一点看法。从中国整体情况来看，金融业的发展已经滞后我们经济的发展，从2004年我们宏观调控带来的一些讨论，我们企业在遇到一些特定的比较困难的环境的时候，你很少有更多的方法解决资金的需求，或者其他方面金融服务的需求，致使我们很多企业走入很被动很困难的情况，这给我们金融业提出很多问题，你对经济的发展是不是提供足够的服务，回到金融创新这个话题，对我们现有体制、机制、产品的突破都是我们创新的需要，从这个角度讲创新是非常广泛地存在各个行业的，证券、银行、保险各个行业，不能说某一个产品，某一个机制，应该是在整个金融行业有一个大的需求，下一步就是对我们提出要求之后，我们整个金融业的创新关注什么重点，特别结合我们中国经济发展对整个金融需求考虑，和我们现有特定的环境所限制的方面来讲，我觉得有三个特别重要的方面需要我们特别关注。

　　第一个就是要放松管制，一定要对我们整个金融业放松管制，从过去我们若干年我们处置金融风险的经验来看，这个经验可能给我们管理机制带来不是特别积极的影响，因为有一些特别不合适的也在放松，我说总体上讲，这个必须要做一个非常清晰的界定，哪些是属于监管的内容，哪些是属于管制的内容，尽量把管制的内容放开，让金融产品自由交易，让合格的主体自由参与，我觉得这样一些管制上的限制是大量的存在于我们金融行业当中的，这是我想特别强调的，第一个在金融行业要突破的。

　　第二个一定要加强我们金融中介机构的中介能力，我们金融中介机构，他是一个中介，是把资金的富裕者的钱提供给资金的需求者，从资本市场这个行业来看，我们资本市场主要是证券公司，现在最主要的业务应当是投行业务。这块实际上在中国未来十几年的发展中这块的能力是比较弱的，我们实际上推销产品的能力上不是足够的，能满足我们市场需要的，中介、银行保险也是一样的，我们怎么把社会富裕的资金投入到需要的产业利。

　　第三个层面，我想是面对日益开放的市场，加入WTO以后，我们金融业也在进一步扩大我们开放的步伐，人民币的资产，我们中国的企业也好，老百姓也好都是持有人民币资产，人民币的资产会越来越多地受到国际因素的影响，这些国际因素包括贸易的因素，投资的因素，包括资本流动的因素等等，而且这些因素来自与不同的市场，来自于不同的主体，这些不同的市场和不同的主体一定对我们人民币资产的价格变成带来冲击，这要求我们金融结构能应对这样一个不断变化不断扩大开放的市场，中国在融入全球的的程度越来越深，在全球的范围内考察我们管理业务的能力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我想说的是我们金融的创新是在各行各业都是广泛存在的，都是非常紧迫的，同时我们要关注这三个方面的重点。谢谢！

　　主持人：谢谢，我们也请各位嘉宾记住他们的观点，我希望一会儿有嘉宾提问，特别是讨论嘉宾，有针对性的提问。接下来有请谢先生。

　　谢福华：我们应该变得越来越全球化，以前是这样，我们有很多全球化的机构，现在新加坡也变成全球化交易的场地，有很多不同类型的公司，所以在这个讲，我觉得这是很不同寻常的，新加坡继续变成一个得到新的资金，向海外传播，来投资，能够保证新的问题能够得到解决，而且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得到发展。所以这是一个全球各个公司所面对的不同的问题，但我们怎么样处理这个系统，并且吸引到全球化的资金，这是我们面对的很重要的问题。而且大家都知道，我们一直都能够从中国吸引很多的这种资金和公司，对于我来说，你会问一个老板，你会把你的投资放在新加坡吗，他会说是的，我会说大多数的中国公司在开始的几个星期对市场的回应不是特别好，但他们很快就会适应过来，而且他们很多的产品会获得很多利润的。

　　主持人：谢谢，新加坡交易所是全球交易所里面在国内推广做得最好的。

　　陈东升：我借易纲说的两个概念，过去有个很有名的笨蛋，说创新就是率先模仿，这主要指我们中国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后法优势的国家，实际上我们所有很多基本的东西创新，实际上是借鉴发达国家，再在这个基础上创新，这就是善于找最好的模仿，这就是我们中国人迅速作出一个公司，迅速让一个公司崛起的一个最好最妙的捷径，其实我就是这样一个理论的实践者，成功者，我做的嘉德拍卖公司，我们的总交易量，我们的利润，远远超过香港的 ，已经成为亚洲整个全世界，中国艺术品交易的头把交椅，很多人就认为这个记者是吹牛，现在纽约衰败了，纽约不再拍卖中国的书画，偶尔拍一点中国的艺术品，这个市场已经从纽约移到香港，从香港移到北京，为什么我到处讲，创新就是善于找最好的模仿，我经营泰康人寿八年的时间，也是一个模仿到创新的过程，西方寿险公司的组织形式，和保和赔的技术，我们基本的产品，我们基本组织的形式，我们基本销售的体系，我们基本训练的体系，这都是模仿来的，没得话说，在这些问题，你来创新，你就是等于是失败，因为这是人类花两百年，三百年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和代价积累的这些基本的经验、技术、技巧和成功的方法，这是一定要拿来借鉴的，为什么中国三大金融体系里，保险目前是最健康的，保险业的前途是最大的，保险业跟国际接轨是最彻底的，就是因为我们过去没有，直接把国外照搬过来，把国外的拷贝过来。所以我觉得，反过来保险业现在应该讲，我认为是比较健康，甚至我是充满前途，其他两个行业我不说，特别证券业的现状更不用说了，我想借鉴学习付出的成本是很小的，因为几个大老总在这儿，我当年也是小参与者之一，我们当年的证券市场是很中国化的创新，什么中国化的创新呢？我们一半流通股，一半不流通股，当年搞计划分配制，今年造成的结果都是当年我们所谓的中国式的证券市场的创新埋下的这个种子，我不谈论这些了。

　　但是创新是模仿，并不等于是没有创新，模仿并不是等于永远都是适合这个情况的，适合中国市场情况的，其实中国的国情不一样，中国的市场不一样，中国的客户不一样，中国客户对产品需求不一样，决定了中国的保险市场，没有创新是没有活路的，那些是基本的创新，这些是必须要创新的，在美国的寿险行业里，每一个中心都有体检中心吗，我们每个中心都有体检中心，很多优秀医生跑到我这儿来，在美国呢，医生所有人的工资高，保险公司开不起所谓的体检中心的工资，这就是创新，中国的保险公司，有机会到长安街泰康人寿大厦四楼，我们有大概有香港与这个四分之一的体检中心，非常漂亮，非常高级，而且真正去享受一下，这是创新，这在美国没有，在香港也没有。昨天结束了保险行业会议，我在会上也大谈了我们泰康人寿保险的创新。

　　思想理论的不创新实际上整个企业的产品服务的创新是不存在的，我们怎么进行创新呢，我们提出再用20年的时间在中国建设一个小康社会，我的理解就是，今天中国是一个新兴工业化社会，未来过渡到中等发达国家的社会，从一个新兴工业化国家，迈向一个中等发达国家，这个过程，实际上社会的经济结构，消费结构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实际上我们过去三代领导人，我们讲小康社会，温饱小康，高水平小康，这是中国人的语言，用西方经济学的语言就是农业社会到初步工业社会，初步工业社会到新兴工业社会，新兴工业社会过渡到中等发达国家社会，真正从一个新兴工业化到中等发达国家过渡，社会才发生剧烈的变化，这个变化有两个指标，一个是第三产业服务业要占到60%以上，这会发展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服务业未来出现高速度的增长，第二个就是城市过程，城市人口一定要在60%以上，服务业一定在60%以上，我认为这是最低的门槛，这个过程就是一个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的过程，就是中产阶级诞生发展壮大的过程，这个过程就决定消费结构，我一讲，我说我喜欢用老百姓的语言，毛主席的时候是老三件，手表、缝纫机、自行车，邓小平的时候有新三件，彩电、冰箱、洗衣机，现在我提出了新新三件，就是买车、买房、买保险。过去手表自行车到电冰箱都是物质消费，当接受保险的时候才是精神，安全风险分散的消费，这是一个工业社会到中等发达社会过渡的根本门槛。

　　我要提出来说傍着中产阶级发大财，今天中国做生意要发财，两个方面，一个是劳动力的优势，我也赞扬媒体的宣传，什么TCL，联想，我从内心也欣赏他们，也不欣赏他们，因为不是联想，也可能是他想，这是一个世界产业分工的必然结果，我们说中集集团了不起，韩国的集装箱没有我们的便宜。我是讲社会结构的变化过程，所以我在纠正我们一些媒体，他没有站在更深的角度认识这些问题，我还是欣赏他们的，他们也是很成功的，我就是讲我们自己创新吧。

　　我提出三大件，我提出中产阶级，那么我们有这个理论上的创新以后，我们的服务，我们的产品跟上了，所以泰康人寿你们发现没有，我经常讲，为什么我在机场花那么大价钱，你们都知道，你们坐飞机的时候，我会在机场跟你们招手，一路平安，当你们来北京的时候，我会说欢迎你们来到北京，一张保单保全家，家庭保险西方也有，在中国为什么没有做起来，这就是现实消费结构，并不是说所有的产品，美国有中国就有，中国有的美国就一定有，实际家庭保险计划，实际上讲产品，单个是没有差异的，我们的创新就是学西方人，点菜这是单个卖菜，后来发明自助餐，后来套餐，五十块钱随便吃。为什么我们家庭保险这么成功，就是符合了这个市场。

　　主持人：你还有几个产品？

　　陈东升：我就讲产品创新，服务创新。大家一想到保险就是保障，就是投资，我说这是一个基本需求，保险实际上是对未来生活的安排，为什么？你是分散未来风险。这是一个美满的新生活的安排，我们就创造了新生活广场。

　　主持人：你忘了跟我说五分钟了。

　　陈东升：那我就讲完了吧，什么叫模仿，什么叫创新，我就是讲这两点。

　　主持人：你是忘了我讲的五分钟了吧，他很有意思，我听他们讲，他们是每年的时候，从各地飞过来到北京，用大奔接，从机场想接元首一样接过来，我觉得你真绝，不许再说了。张先生吧。

　　张懿宸：陈总没说完，我替他说，大家讲了证券，因为我是做投资银行的，但是我先说一下，我不是做国内投资银行的，所以我可以批评，因为这和我无关，刚才大家多强调了一点，创新，中国证券市场本身的创新，我认为本身不是当务之急，当务之急应该是规范，在中国证券市场中出现了一些创新，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是我亲身经历的例子。我92年刚回国开始参与国内市场的时候，当时是应上交所的邀请，因为我在美国做国债交易的，把我请来设计国债期货，中国的国债期货是我设计的，第一批交易员是我培训的，92年12月正式发起，初期没有任何交易量，事实上我设计的时候，我就表示过这种质疑，在利率没有市场化的情况下设计一个国债期货有什么意义。但是95年，很多不规范的市场操作，造成了327事件，也在创新中间，上交所又抓了一个创新，把我改的每天市场的波动的幅度，涨停板和跌停板的概念，他取消了，他取消的当时我说你把期货本身的概念变了，你把这个一旦取消了，他不可能靠保证金能维持的市场，但是为了竞争他做了这个事情，结果最终出现了，差一点为这个事件破产，后来被中央停掉了，回想起来，我确实认为，整个这个事情，第一利率没有市场化，所以本身这创新就值得质疑，第二法律架构本身不健全，执行的过程中把法律框架都变了，这个创新有什么意义。

　　在国外也经常做一些金融创新，在法律框架，市场条件具备的情况下还会出现很多金融创新的问题，很多金融创新最根本的违背了陈教授讲的，违背了为社会创造财富，比如安然的事件，都是金融创新造成的，投资银行设计了金融创新的产品，让他能把真实的财务状况掩盖，或者是把债再转为股权，这样结构性的设计，他最终导致了公司的垮台，创新一定要注意，他是有条件的，如果用得不好是有非常大的危害性的，回到中国市场需要规范这个层面上，中国证券市场有了很多法规了，大体都是从国外模仿回来的，但是这些法规的执行过程中，最简单的，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南方证券的整个庄股的问题，最近报纸上可能看到了，我们一起投哈药，我们投哈药这个时候，刚开始仅仅对哈药集团，认为哈药集团对哈药股份有控股权，直到今年八月份，我们已经谈了一年半了，事实上南方证券持有哈药股份60.88%，远远高于哈药集团，这个一旦披露出来，违反了所有的中国证券的法律，这个事情出现以来，四个月我们就想看这个事情你究竟怎么解决，没有任何非常明显要解决的方案，但是我们投资不能等，而且作为哈药集团对哈药集团的控股权是没有什么争议的，南方证券得到这么大的股权是非法得来的，而且没有对外披露，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发动了中国目前为止最大的药业收购，47亿的收购，我们所做的这个事情，一是想通过这个事情让市场规范，同时我认为让他规范本身，就是一种创新，我就讲到这儿。

　　主持人：谢谢，待会儿大家再深入讨论，陈院长你对刚才大家的回答，你觉得符合原来的设想吗，你满意吗？

　　陈家强：对创新，我觉得有一个中国的情况和外国不同的，对创新是要条件的，这个是对的，但是创新的目的在哪里，刚才我们说这种创新最大的目的应该是为经济，为社会创造财富的，这是最根本的理念，我想到金融市场历史上最重要的创新是哪几个，现在我看我们这个市场要弄清楚，第一个是保险，不是因为我们两位保险坐在这里，我才说保险，保险其实是很重要的创新，他是把风险分散了，让社会上每个投资者，每个家庭人，让他按自己的安排。保险是很重要的一种金融创新。

　　第二个我觉得是期货市场的出现，期货市场的出现是把不同的投资机会带给投资者，投资者可用很少的成本，买一个市场，上升或下跌，通过投资期货期权的机会控制他的风险，当然你会问，期货市场和期权市场有很大的波动，有很多人操纵，你可以通过期货带来波动，理论上有这个可能，如果市场深入的话，你把这个机会带给很多的不同的投资者的话，其实对整个市场的波动，应该是只有减少，不会加大的，从国际金融市场，我们看历史，期权和期货市场有很多的投资机会是把风险公司成本降低很多的，有很大的金融创新的突破。

　　第三个创新，我看来是证券化，把资产证券化，这是金融市场很大的创新，为什么呢，你看证券化是什么东西，比方说在海外市场，很多时候你可以把银行的按揭集中起来，就是把这个按揭每月的供款，包括利息，包括回款，就是集中起来再卖给投资者，分散给投资者，买入的有可能是机构投资者，也可能是散户，每个投资者可以从按揭的款里收得他的利润，这样给很多投资者很多的机会，把基金引进证券市场。比方你还可以把证券里面，有一些产品是比较稳定的，你可以卖给对风险很敏感的投资者，比较能够承担风险多一旦的，你可以卖给能够承担风险多一点的投资者，这样的话你可以给市场不同的投资者不同的机会投资这个市场。这个也是在美国，在香港，香港最近也是谈这个东西，我们把一些资产证券化，还有把资产证券化以后，在香港股票市场上市，每一个小户投资者也可以买，这个是真正的民主化，把投资民主化了，谁都可以买了。

　　为什么我谈这几点呢，我是想说一下，金融创新有什么目的，第一个是把基金从社会中带到中介的角色中，通过证券化也好，通过其他的股票交易上市也好。另外一个是给市场，投资者工具来控制风险，没有控制风险的控制的话他对很多投资是不敢做的，他的交易成本很大。

　　回到中国的市场，我是站在外面来看的，中国市场对我来说最大的风险在哪里呢，其实中国市场跟很多发展中的经济是一样的，很多时候出现的问题在哪里，在银行体系，你看中国，我们中国的存款很多，储蓄率是最高的，投资没有出路，很多钱放在银行里，银行也不能给他很高的利率，银行的很多钱做很多很多投资，房地产也好，什么也好。很多投资者在银行拿不到很多的回报，他也把钱放在房地产。我们昨天说了中国三个投资过热，这个过热也是我们的投资体系出了问题，金融市场，金融本来的目的是为社会创造财富的，现在中国金融市场，我觉得可能是把财富消灭了，不是创造财富，是消灭财富，这是很大的问题。我们昨天有位嘉宾说的，我们投资的回报，每年的社会财富有多少，这可能不完全是证券市场的问题，也有管制的问题。从国家的历史来看，我们也知道，很多时候出现投资过热。

　　我们回到基本上看，我们怎么样深化我们这个市场，我们现在这个市场在监管方面也要创新，回到根本上看，怎么样把这个财富放到金融市场，发挥财富的功能，比方我们应该考虑一下，把价位方面让他更市场化，给市场多一些工具，来控制风险，当然也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很多公司，有些公司不能上市，反正有很多的问题，我们要求给有些公司都能上市，给这个市场很多机会。我们还要把存款从银行拿出来，投资到市场里，这个对银行的风险控制，和银行的基本利用是有很大效率的。我就说这些，谢谢各位！

　　主持人：我想把时间给台下的嘉宾，我知道麦纽文也很赞同陈先生的观点，我们听听麦纽文先生的意见。

　　麦纽文：刚才所说到的关于证券化，我认为进行证券化对于证券业的健康发展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对于投资者和银行都会有好处的，我认为在进行证券化的过程中需要，证券化这个过程本身当然需要时间，对于我们一些资产管理公司来说，证券化的量是非常大的，如果你看到中国市场的化，我觉得的确需要MPO的方面，但是有很大的要充足的资产的前景，像这些保险公司他们正在壮大，非常迅速，而且他们也是非常流动性很强的，他们缺乏投资，尤其这些保险公司，同时这些银行有非常大的组合力，而且他们有这种融合力，他们能够管理这种风险投资表，平衡损益表之类的，中国的需要就是，证券化的需要就是，我觉得从监管的角度看我们目前来讲，我们需要这种，的确是会计方面的，还有监管方面的功能，我觉得2005年的话，我们希望会有一些改变，而且我希望这些银行能够管理他们的平衡损益表，还有这些保险公司能够更加好地感觉好他们的投资。

　　提问：非常感谢各位的高见，刚才你们也谈到要推动创新，就是要有一个良好有效的环境，让这个概念可以顺利实现出来，我想请易先生谈谈关于政府和交易所怎么样可以支持和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易纲：这个是很重要的问题，当时主持人也问了什么样的创新更迫切，我现在作为一名中央银行的从业人员，我觉得政府的定位，最重要的就是维持和提供一个透明、公正的游戏规则，而我不是要怎么赢这个游戏，问我什么样的创新是最迫切的，我正确的回答是从政府的角度正确的回答是，最迫切的最需要的创新是由市场决定的，市场的主体、市场的参与者他们可能会发现最好的最重要的，最适合市场需求，最能为市场创造价值的创新，政府是要维持一个法制的环境，这样就是政府的正确定位，当政府说这样的创新是对的，这样的创新是不对的，这样的创新是鼓励的，这样的创新是限制的，政府的定位就不对了。

　　朱从玖：交易所在我们这个体系里，我们对重大制度的决策影响力是比较小的，但是交易所有自身的角色。我想回答你这个问题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提供更多的工具和带有机制创新的东西。第二个方面就是服务，服务的范畴非常广泛，交易所能做的就是咨询和信息，这是关于上市公司的，关于交易的技术数据，更合理更科学地提供给市场参与者，他们创新的时候需要大量的标准化的准确的数据，交易所可以这个方面做很多的工作。第三个方面我们要提供更好的环境，在我们这个体系里，交易所是一线监管的角色，我们对上市公司在信息披露上我们要求他更准确及时，我们在这个方面完善他披露的内容，告诉投资者，在市场交易方面，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打击一些市场操纵的案例，给参与者提供一个更放心的，更公平的交易环境，我们交易所主要从这个方面进行努力吧。

　　主持人：谢谢！

　　提问：我是听到各位嘉宾的发言，有一些想法，非常赞成易先生和陈先生关于在引进中，或者模仿中创新的概念，监管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我在美国工作十多年，在美国比较大的保险公司工作十多年，看到很多美国保险的情况，我觉得模仿和创新的进程，我那个时候是负责美国的华人市场，美国的华人市场，大部分都是新的移民，他们也不能用美国主流的那套，我在做的时候，从这个主流公司，他固定的一套里面，引进一些东西是适合这个市场的需要的，才能让这个市场不断可以发展，就是说，我们在市场是可以在五六年里面，在美国的保险业一直往下走的情况下是可以以双位数字发展，就是要有效引进他的概念，在不同的市场环境里面有效运用。

　　第二方面，在监管方面，美国是已经很成熟的保险的市场了，可是在九十年代末期的时候，美国发生了非常重大的事件，在保险业里面，几乎所有大的保险公司，都有联合的诉讼案，为什么，因为他们八十年代的时候，他们卖的一种产品，最流行的产品，他们卖的时候那些销售人员没有讲清楚，当时美国的利率非常高，销售员卖产品的时候说我卖你这个产品，你八年十年就可以不再交保费了，因为你们有足够的利率值，后来美国利率值非常低，以至于这些保单拥有者要十五年或者更长的时间交保费，这个时候公司出现了问题，整个行业出现了问题，因此美国的基本大的保险公司，因为这个原因也是做了很多内部调整，很多内部的监管，在中国的金融行业里面，其实可以看到别人已经走过的路，像易先生讲的摸着石头过河，可以在发展中缩短过程，让整个行业更快更健康地发展，我有一个问题，请问各位，在中国，我们也知道，法制意识不是很强，怎么样在监管方面可以让这些企业老总在这方面有更加强烈的建议。

　　易纲：这需要一个过程，中国在改革开放26年，虽然有很多的痛苦，但你总体看他的创新，总体看他的法制环境改善得是非常快的，有很多的批评，有很多痛苦我都接受，我自己深有体会，你回过头看，政府也好，老百姓也好，他的金融环境改善得非常快，中国大陆中国人在海外的中国人，在两地的中国人，在更加远的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的，你刚才说的那个问题，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我觉得从我们立法上，从执法上从很多环节上要做，比如说我们的执法为什么这么难，有可能是我们立法的工夫花得不够。另外有一个更加好的条件，就是中国加入WTO，我们对外开放的程度更高，来自外部的制约和外部的对你的，按照同一个规则行事执法统一的标准的压力，会使得中国在这方面的进步更快。

　　主持人：谢谢！哪位嘉宾想补充这个问题。

　　陈东升：你刚才讲的很对，在我们中国市场，我讲一个简单例子，在西方的话，你说买一张保单，保单持有人的签名，西方人敢说你代我签就完了，中国人没这个概念，保险最大两个问题，一个是误导，含糊其词，第二个跑到家里面要你签字，这种很多，你代我签就完了，代签是什么概念，这个保单不是你的，这个不是你的。我们就发明了一个东西，因为我们经常要求他做不到，而且老百姓也无所谓，所以后面我们发明了百分之百电话回访，没有保单我们打个电话回去，这个是我们代理人签的字还是你签的。这是一个过程，刚才你说的这个法制化是一个过程，过去我们没有这个习惯，没有这个经验，现在突然讲法律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提问：我在美国工作，回到北京的几天，我跟一些投资银行家和基金经理聊了一些，就是说在中国现在的金融体系下，这种产权结构下面，私有的那块东西可以做，投资银行的东西可以做，但是公开证券市场的东西还是尽量不要碰比较好，这涉及到两位的操作了。张懿宸和朱从玖总经理，你们对这个说法怎么评价？

　　张懿宸：事实上国内已经有很大的基金管理业，而且基金管理业在各个证券市场主要的储存部分中间，目前是发展最快的。对这个，我觉得你可能指的是在国内能不能做最终基金，就是可以做空，牵扯到的是另类投资，不是传统的基金业务，我估计国内的条件暂时还不成熟。

　　朱从玖：你刚才那个问题绝对是一个错误的概念，我不知道谁告诉你的，我可以跟他讨论的，事实上你可以看到，张先生讲到了，基金管理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产业了，到去年他的净值已经到3200多亿了。我们现在目前已经有将近三十多家，三十多亿美元的资金已经进来了，国际一流的大公司，花旗银行都是合格的境外投资者，他们在不断地要求，据我所知，他们在不断申请追加他们投资中国市场的资金的额度，这些资金都是投资到股票和证券市场的。第二个，当然任何投资都有风险的，中国也不例外，他是不是想告诉你一个信息，就是你不要投资那些比较差的股票，谢谢。

　　主持人：下面的嘉宾还有没有问题？

　　提问：我问一下朱总经理，这个话题可能是有点稍跑题，既然你是证券所的，我们今天谈的话题是创新二字，创我理解是开创，新是新奇，新方法，中国目前的上海证券市场和中国整个大陆的证券市场是什么样子的，能不能给我们回答一下，是成熟期还是稳健期，什么时候我们中国证券市场让我们百姓说这个市场

　　朱从玖：确实从近几年，我们整个市场是处于一个，我想刚才这位先生问的问题是很多人都想问的，就是我们对这几年市场的走势怎么看，去年整体市场表现确实不好，大概我们上证指数下跌将近15%，既然是下跌的市场，肯定投资者是不高兴的，我们也感到很悲哀，我们也是心情很不好，我想，从整体市场看，我们是在朝一个健康的方向走，在这种很困难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看到这样一个趋势，就是我一直在很多场合都讲的，其实市场有很多非常积极的变化，这个必须看到的，这个是对坚定我们未来的信心是非常有帮助的，去年年初在上海一个研讨会我这么讲，当时我们邓问我，他说你讲了以后，变化在什么地方，我觉得最大是三大变化。

　　第一个变化，九十年代中期的时候，我们这个市场，当时社会上有这种说法，就是无股不庄，结果就是恶炒一些股票，这个利润就只能从散户手里来，把价格抬到一定的程度，一些力量比较微小的散户就遭受一些损失，当然现在这种情况已经是非常少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第二个我们上市公司结构里引进了很多优质的股票，所谓优质的股票就是能够带来比较稳定回报的，这个稳定回报还是有增长的，根据经济的发展有逐渐增长的趋势，这几年我们国民经济是一些骨干的企业，使我们市场的结构正在变化，一些大的企业，包括招商银行，包括长江电力，包括中石化，还有联通一些骨干的企业已经成为我们上市公司了，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市场结构的变化会加固我们市场的稳定性。

　　第三个变化就是我们市场结构的变化，同时从2004年，大家关注一下，就已经发现了，中央银行都给了这个市场大力的支持，就是一些像保险，像陈总他们，像我们的社保，企业的年金这些机构都可以更广更深度地参与我们的证券市场了，可以直接投资到股票上来了，以前一直是限制的，我刚才为什么说要放松管制或者解除管制呢，这些举措就是在解除管制，如果这些大的投资者都不能进入市场的话，我想没有人会对这个市场有信心的，作为长期来看，只有一些主力的机构，他们的发展也是符合国家经济发展方向的机构，更深入地进入这个市场，这个市场才是让大家放心的市场，一个我回答你这个问题，我们确实处在这个发展中的市场，我们人民银行周小川行长给我们这个资本市场下了一个定义，就是新兴加转轨。第二个我们必须看到我们的趋势确实在向好的方向走，所以你必须坚定信心。

　　方方：多谢主持人，刚才主持人提出金融创新，我也在想，我的理解就是金融创新就是要用一种机制和人性当中的贪婪和恐惧两心理很好地调节好，变成一种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这里涉及到股票投资，涉及到保险，涉及到银行都是承担不同的风险，取得不同的回报，人永远在恐惧和贪婪之间摇摆的，从这个角度我想请教嘉宾，我们刚才谈的机制很重要，另外一方面对中产阶级进行更多的教育和灌输，让他们理解到，体会到他人性当中的贪婪和恐惧之间，他要把握在什么程度，这样可能对我们的整体市场有一个帮助。我们是不是也是要在这个角度做一些工作？

　　易纲：一直也是重视对投资者的教育，对老百姓的交易，这个也是比较漫长的过程，我们现在在上市公司的披露上，我们所有的机构投资者已经有几千家了，他必须有严格的披露，比如中央银行对数字的披露，在证券市场所有的透明度，会计准则的，还有风险提示上面的要求，我想一直都在做，你提得很好，这个方面也是一个过程，我们的投资者在最近这一段时间，我想进步也是相当快的。

　　陈家强：我看散户是比较懒的，香港对风险的理解很不够，这个问题是从怎么样吸引优质的股票上市，吸引好的机构的投资者，他们是专业的，起码有支股票你看定价是机构投资者的定价，而不是看散户的定价。

　　主持人：我最后问每个嘉宾一个简短的问题就结束今天的讨论，我看有人评价易先生，说你是从智囊向我想问你！您觉得经济学家和一个政府，或者一个监管部门的官员最大的不同是不是就是嘴要更严？

　　易纲：可能给外界的印象是这样的，其实在中国，学者和官员的鸿沟是比较大的，比西方，比发达国家都要大，在中国，如果要从一个非常好的学者，然后变成一个比较好的官员，可能是比较困难的，最大的差别应当是你能够对实际，对操作，对市场更有施展，我想随着中国的信息透明度越来越高，中国也会像许多发达国家一样，为学者向官员的转变提供更好的机会，同时也可以往回转。

　　主持人：我看到你的目标，你是希望以后还回去做教授是吧。

　　易纲：是。

　　主持人：容先生，您觉得泰康人寿哪个点做得最不好？

　　容永祺：我会跟他喝咖啡慢慢讲的。

　　主持人：就是现在不讲了？

　　容永祺：其实我觉得，我们国内的保险业中，发展从92年向外开放到现在，已经是逐步开放了，到现在已经发展得算不错了，我自己觉得。不过我有一点建议，我觉得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国际的保险公司要本地化，就是要拼几十年以后，所以已经有一部分本地人才培训出来的，以前他们的主要CEO都是从香港，从台湾聘请过去的。以前很难明的就是保单的利润，现在都是用法律条款圈出来的，本地的保险公司也有国际化，就是跟国际接轨，这个非常重要，跟国际的保险公司有更多的交流和合作，还有推动本地的保险行业参加国外很多大型的研讨会，比方每年在美国，在很多外地的很多大型的保险的研讨会，有很多的财务顾问师等专业的培训，他可以给从业人士很大的提升，提高服务，还有过多国际的管理团体也有很好的经验，像刚才泰康的经理讲过，就是无法创新嘛。

　　主持人：我觉得银行业的老总和证券业老总不一样，我觉得银行的老总每天蛮荣耀的，证券的朋友经常喝闷酒，在公园踢个足球什么的，我觉得中央银行在很多行业有交叉经营的现状来讲，跟您的银监会有一定的关系，我想让您假设一下，如果今天让您做周小川先生，或者易纲先生，您会给证券业一个什么样的政策平衡。

　　朱从玖：我会给证券业更多的钱。

　　主持人：谢先生，你除了今天参加这个会以外，接着拜见北京的哪几家公司？哪些客户要拉去上市。

　　谢福华：(未翻译)

　　主持人：东升，除了泰康人寿保险不可说，其他的都可以说。

　　陈东升：祝这个会议成功，祝大家发财。

　　主持人：谢谢，我也买了泰康人寿保险，不过那时候不认识东升。张先生，您给现在的中国的海待，说几句话，现在有很多海待。

　　张懿宸：找我啊，海待还有点用。

　　主持人：陈院长，据说您已经有五十多岁，是吗？

　　陈家强：我58。

　　主持人：我看内地的经济学家，他们都很多白发，为什么你可以这么年轻。

　　陈家强：我要请各位到香港科技大学，我们山明水秀，可能是很好的环境。

　　主持人：在香港你挨骂多吗，在陆地不说话你是经济学家，说话你就有很多问题。

　　陈家强：在香港很多媒体是很客气的，不说话也可以。

　　主持人：让我们再次掌声感谢各位嘉宾，我相信下一场论坛更精采，所以大家一定接着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