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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诚(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宏观室主任)：
非常感谢会议的邀请。首先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特别是昨天电力这块的确是非常的陌生，从会上学习了不少新的知识。关于宏观经济问题，目前是中国政府，也是学界关心的一个重点。我来谈谈，结合社科院，以及经济所，我们研究的一些情况谈一谈自己的体会。我的题目叫做关于宏观经济形式与政策方向的初步分析。
关于宏观形式，状况如何？目前基本上大部分人的观点都认为形式是不错。但是也存在一些观点认为情况并不好。认为宏观经济好的呢，体现在通过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一系列指标，当然有些指标是一些研究的部门对于04年的一个宏观经济的一些估计，我把这些做了一个归纳。一个就是经济增长率9.2%，如果把这些宏观经济数据指标对比年初温家宝总理的关于200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这个目标来看，在增长率这一项就大了2.2个百分点。还有就是投资，估计是25%左右，这个也比上年低了1.7个百分点。所以这个投资方面是中国宏观调控要压低的一个部分，再一个就是中国消费不足，消费估计是涨到了13%，还有一个是进出口，这个很有意思，原来按照政府工作报告估计是比较低的，但是今年估计进出口的增长是30%，比这个报告预定目标大出22个百分点。这是相当可喜的一个情况。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登记失业率4.4%左右，这个比年初的目标低了0.3个百分点。唯一高一些就是CPR(消费物价指数)估计在5%左右，高于预定的2个百分点。还有一个不太令人满意的就是货币量的增长，估计增长是13%，这个比年初的目标差4个百分点，差得也不是太多，特别是这方面得到了一个是外国直接投资(FDI)，增长率大概15%左右，达到了创历史的600亿美元的记录，当然肯定也是世界第一的。那么外汇储备达到了5500多亿美元的规模。从收入方面来看情况也非常乐观，我们财政收入20%-25%。我们农民的纯收入等于6%-7%。城市增长7%-8%。那么这些就是我们从主要媒体看到的中国宏观经济形式的一些标志。认为情况不是太好的呢，主要是按照一些经济政策方面，这方面主要的观点是认为，从目前的宏观经济形式来看，效率是低的，公平也是下降的。这个主要消费反应在高消耗，这个指标已经说很多了，特别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在整个世界经济增长当中，达到了20%-40%的一个消耗量，包括原材料和能源等等。还有一个浪费，昨天关于电力煤炭开采的消费状况，还有一个是非常高的成本，这种高的成本在中国来说也是一个隐性成本很高，因为企业的生产成本是很低的，中国保持一个中间加工产品的出口优势，也是因为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很低，但是大量的隐性成本由中国的资源，环境，还有劳动者，甚至于居民都在承担。这个隐性成本包括环境成本，环境成本这个方面要计算起来的话，恐怕也是相当高的。就像刚才徐东华所说的，这个要好好研究环境方面，如果扣除这一块我们的GDP，或者说绿色GDP应该是多少。
主持人：好象有一个估计是好象是要节省10%。环境这块成本。相当于GDP的10%。
王诚：还有就是生态的平衡。我们国家的这种除了环境污染以外，生态的平衡问题现在也是非常严重，现在生态被打乱了，那么下一步生态环境会进一步恶化，还有一个成本就是工作者，劳动者的生病的成本，健康成本。关于生病的这个成本，昨天工商时报登了一个消息非常有意思，说到生命的警告，说到中国矿工的死亡率是每一百万吨的死亡率中国是美国的100多倍。就是说咱们100多条人命才等于人家一条人命。这个代价谁计算过，而且生命的代价是无价的，所以要把这个成本也估计进去。这是一个很高的成本。那么北京市最近做了一个登记，说北京市人口的历史寿命现在已经达到79.8岁。
孙孚凌：有这么高啊？
王诚：有这么高。这是平均数，但是以中关村地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寿命是53.3。
王晓鲁：他是怎么算出来的？
孙孚凌：他这是预期寿命。
徐东华：他是排除非自然死亡，被撞死了，或者意外这都不算。
主持人：有一个新闻，日本的百岁老人有两万人。所以这个生活质量确实还差得远。
王诚：所以这是一系列问题，还有社保的问题，还有银行的坏帐问题，所以中国的生产效率实际上是很低的。还有被占地农民的居所问题，好象这个问题很难解决，还有民工受损的问题，民工工作了没有工资，有些学者就提出来三年解决，没有工资，工资就是养家活口的，你说三年解决，那三年之后那人还在吗？所以怎么样能够及时考虑他们的生存需要，他们迫切的民生问题。然后还有拆迁，大量的城市化，拆迁的市民受苦，被拆迁的往往是一些弱势群体，这也是一个问题。还有在中国的发展过程当中出现大量的消费者的健康生命受到威胁，添加剂，掺假等等，这些都涉及到社会状况趋于恶化。这是宏观形式的两方面。那么05年的情况，如果是从产生这些形式现状的原因来判断的话，可以说基本上好的，明年恐怕仍然是最好的，因为我们的财政政策，尽管从积极转成了稳健，但是正如专家们分析的，这个背后的变化并不大，货币政策估计变化也不是太大。这个产业政策啊，可能还是如此。不好的方面估计改善的情况也不是太明显。所以就是说咱们的宏观经济的走势还是很好，就是面上的这些还是很好，特别是国际上对这种走势还是比较认可的。
最近我到韩国去了十几天，了解了各个方面的反应，对于中国威胁论，有些威胁就是反应一种心态，把中国的经济增长能力，把贸易比重加大也当成了一些威胁，就是把面上的中国的宏观经济指标都掺杂了一些在里边。
另外我再谈谈所谓的中国目前宏观经济发展的四大隐忧。一个方面就是三农的问题，三农虽然今年情况有所改善，但是基础并不稳固。基础并不稳固的问题一个就是农民的收入，今年上升，明年可能就是下降，农业产业实际上是一个弱势产业，大量的农村人口还是要靠农业来维持生活的话，这个问题是很大的。那么在这方面我提出来必须要加大二元经济结构的调整。那么大家在这方面说得也不少，那么调整的速度，之所以现在比较慢，整个的三农问题解决的速度远远低于，或者说滞后于国民经济的增长和国民经济的发展。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就是我们的转移支付。转移支付就涉及到一个，把钱多拿一点放在一些产业的投资，国有企业的支持方面，还是下大力气把这个重点转移到如何改变中国整个经济的结构，中国二元经济本来就是已经滞后于经济的增长，从改革开放以前，老的计划经济体制就是这样，现在改革开放二十年来这个方面的变化并不大，所以要加大力度。
第二个方面就是社会稳定。我做了一些就业问题和社会保障问题的调研，我们现在是一个信息社会，信息的公开性是挡不住的，这样的话处于不公平状态的这些弱势群体，他很容易产生一种对自己的现状不满，甚至反抗的情绪，这种情绪就会导致社会的动荡。那么这种动荡就会影响现在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所以中央政府的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但是在这方面我不排除，也赞成中央的各种通过政府，通过群众组织，通过社会各方面怎么样关心群众，送温暖，三下乡这种原来的一些做法。但是我们必须注意这方面，在这里关键是要弄清楚我们现在是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个体制下一定要明确政府和市场两个方面他们的定位。政府和市场要各司其职，不能相互替代。昨天我们关于电力方面的讨论，电力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一个方面就是电力企业的电力和非电力企业的一些投资的问题，要发改委来批。像这种是处于地方根据本身他掌握的市场信息，根据市场的信号进行投资和企业发展。但是国家政府管得太死，政府替代了企业的功能。另一个方面，政府必须出面进行协调全面发展这样一些功能，政府往往对于，我们现在搞的是市场经济，你地方的发展你要按照市场原则你自己去发展去。所以像这种政府有时候就推卸责任，最典型的就是黑龙江，他们的总结就是政府就是服务于社会的，政府是不管的。这个就典型的把政府的职能推给市场去了。在这方面，我们非常要注意纠正的就是过去中央给政策的这样一种做法。我中央没钱，你干什么事情，我给你一个政策，给政策的话，地方政府可以替代市场来做事情，那么从中获得利益。所以在这个方面如何保持社会稳定，需要做到社会市场各司其职，为了让政府和市场各司其职，必须要打破政府从利益取向来决定它的工作取向的这样一种现状。当然这个改革难度比较大，但是不改革的话，那么中国的社会稳定恐怕就不能从根本上得到保证。
还有一个担心的问题就是信息安全问题。信息安全涉及的问题就比较多了，特别是关于国际金融，像索罗斯这种金融大鳄，还有台海问题，这些问题有关方面也做了很大的努力。我需要强调一下，这些问题都是非常专业的问题，不能仅仅是一些上层的决策者凭借自己一些经验，或者一些常识来做出一些决策，恐怕这个要加大专家参与的深度，这些都是非常专业化的问题，要强化专家的参与和专家的研究。
最后一个就是通货膨胀问题，因为中央有一个观点认为通货膨胀是经济大起大落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要防止经济过热的一个最大的担心之一，从经济学来看，大家都知道通货膨胀有两个原因，通过增长方式调整来解决。另外一个方面就是需求拉动，需求大于供给，那么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控制信贷。控制货币量。那么我在这里提出来一个，除了这种信贷控制的这样一种最后的手段，实际上这种手段是一种硬着陆，我们要改善我们的宏观调控手段应该从这方面着手。一个就是从市场规则上做实供给，第二个要做实需求。所谓的做实，供给方面就是要提供符合效率，低消耗，低污染的市场供给，做实的需求，就是要有硬的预算，约束，制约的需求。如果具体在需求的几个组成部分，就是说在消费上，实的需求应该是有实际收入加上预期稳定收入的这样一种需求。投资方面，就是有自筹投资的基础，再加上有良性的投资预期面的这样一种投资需求。在政府支付方面要有税收基础和稳定的预期税收增长这样一种需求。在出口方面要有充分的成本价格，加上有国际市场购买力的需求。
在这个方面我具体区分了这四个方面，如果是做实的需求大于做实的供给所引起的通货膨胀，它结果就可以造成很快物价就会稳定下来。如果是虚的需求大于做实的供给的话，这种有可能导致滞胀。如果是虚的供给大于做实的需求，有可能会导致坏帐。如果全是虚的供给和需求，这样会引起通货膨胀的强烈的波动，这种强烈的波动是中国决策层最需要关注的，因为这会造成社会的混乱，导致的后果可能就是真正的硬着陆，就是真正的一刀切。所以在通货膨胀问题上，中国的情况的确跟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或者其他的一些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尽管我们对中国比较担心，但是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们还是要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谢谢大家！
主持人：这个宏观研讨会前些日子我们就开过一个，各个部门都来了，大家基本上形成这么一个共识，就是说04年从经济指标来看，可能不错，我们定的这个指标可能不错，但是存在着非常多的问题。大家最后就说这些问题的解决出路在哪儿？最后还是说改革不到位造成的。所以后来谈到温家宝总理就说05年是改革年。我觉得大家对04年最不满意的就是政府的行政色彩太浓，不是说你这个调控不可以用行政色彩，但是行政色彩太浓，那么温家宝接见了罗卡斯，在接见的过程里边，温总理就向他介绍了中国的经济情况，其中他讲我这次调控要解决问题。罗卡斯说据我所知你们通货膨胀并不高啊，按照国际标准你们的经济发展得很不错。他说他要解决几个问题，一个是农业粮食减产，第二个问题就是固定资产投资，然后就谈到一些结构的调整问题。但是他讲，他说我主要的目的就是采取这些措施不能影响经济速度，第二不能影响中小企业的利益。不能通过宏观调控把中小企业锁住，但是这一年看来GDP增长速度没有影响，这个预期目标达到了，大家第二个并没有达到就是中小企业的活力问题，所以大家对05年的宏观调控政策，无论从经济学家来讲，还是经济工作者来讲，都寄希望于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第一点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必须要透明化，第二点，必须要稳定化，第三点所有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应该是朝着市场化的方向发展。应该说罗卡斯这个思想还是非常明确的。我们政府在这三点应该说都存在非常大的缺陷，透明化不行，稳定化更差，所以我觉得05年的宏观调控一定会发生重大的转变。从现在来看就是利率上调，这是一个信号，那么明年的信号会不会是汇率，我觉得也可能就是汇率，因为第一个要做方案，第二个推出的时间是什么时间，第三个我们推出的时候要照顾相关利益。按照这三点来讲，也可能这是一个信号，因为大家对汇率的要求，原来我们入世的时候对美元汇率的伸缩性，对日元兑换的浮动这个原来都有规定，但是整个中国汇率没有弹性政策，这是不行的。那么下面我们怎样围绕今年04年政府的决策的转换，我觉得应该加强这方面的探讨。因为大家知道，04年年初1月13号在人民大会堂5千人大会讲话的时候，温家宝特别谈到一点，就是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他说你们都以为是包工头把钱拿跑了，他说不是，实际是政府在拖欠农民工资。所以他说04年应该是政府改革年，但是其实没有做到。
孙孚凌：其实是政府在拖欠？
主持人：对，他很明确。跟朱镕基一样，他现在一见你就说你说真话。所以今年上半年统计又出现了重大问题，所以大家就是一个改革都同意到加大改革，那么现在大家的困惑在这里，改什么，怎么改。我觉得利用这个非常短的时间我们来讨论讨论。因为04年的成绩大家也说得不少了，赞歌也唱得不少了，但是这种指标的衡量都是非常原始的，这不是社会经济统计指标，这是经济指标，而且是很简单的几个经济指标。所以真是按照经济社会指标来讲，其实你谈的几个问题都是社会经济指标，所以整个来讲，既然是改革年，大家对改革都很关注，那么改革的切入点在哪儿，怎么改，这是05年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所以底下我们能不能围绕这个来走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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