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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的商业实践，催生新一代企业领袖。——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他们具有什么样的领导力？他们将塑造什么样的未来？
新浪财经讯2003年12月6-7日，由《中国企业家》主办的“2003年中国企业领袖年会”在京开幕。主题为“新领袖—决定未来的商业力量”。新浪财经将对本次会议全程图文直播。
以下为文字实录：
中国企业领袖年会——金融家的时代
主持：王巍(万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主持人：大家早上好！我们今天论坛开始，我先自我介绍，我叫王位，是万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我今天非常荣幸给大家主持这个论坛。
今天上午我们分两个阶段，8个嘉宾，第一阶段我们主要讨论中国目前正在增长的金融家的创新空间，下一场重点是从全球的视野来看中国的金融市场和中国金融业的发展，我们一场半个小时，我希望大家讨论是随意性的，不宣传公司，主要是来交换一些观点，同时我们特别希望和台下的听众一起来互动，所以我代表各位嘉宾感谢大家的捧场。
首先我介绍这几位嘉宾，第一位是首创集团的总裁刘晓光先生；平安集团的总经理张子欣先生；中证万融的赵炳贤先生，……
这几位都是我们体制内的金融的企业家，再一个就是民营的金融家。谈到金融家，都是很含糊的，去年我们组织过这样的论坛，到底金融界能不能产生企业家，金融界有没有企业家，金融界和其他行业不一样，因为它是一个高度管制的行业，始终政府把金融界视为国家的机要部门，所以在各行各业各个部门的管制当中，往往金融界有一个扰乱金融秩序罪，所以金融秩序已经变成国事了。所以，大家一讨论金融界的时候，大家很难讨论金融界谁是大腕，你认为是大腕的，他自己不认为是大腕，因为他们都是政策执行者，都是大银行的行长，他至少不认为自己是个企业家。那么，被视为民间做了很多金融职能的企业，在金融圈认为都属于闲杂人等，按照社会的主流，至少在经济里面主流的观点，不是按照正规的渠道获得金融资源的，无论是通过收购上市公司还是拿到信用社、商业银行信托，这样就变成一个在金融圈里大家等于是欲说还休，那么实际上这种争论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我们想通过这几位嘉宾的讨论，使大家注意到最近十年来，中国无论是官方的金融家还是民营的金融家都能够走到一体，共同创造本土的金融市场。
首先我们请刘晓光先生讨论一下他发展的轨迹，因为这不是他个人得发展轨迹，他本身原来是北京市计委的副主任，是从官员做到首创集团的总裁，从官员到企业家，最近几年，他实际投资了证券、基金做了很多，而且在国内外资本市场有很多的作为，被大家公认为北方金融市场的大腕，我们想看他的经历能够给他们体现一个中国所谓官方金融家向市场化转轨的过程。
刘晓光：谢谢大家。我想我今天准备的不一样，原来我准备的是中国金融战略，我很关注这个问题。
今天让我说，我想这么来说，刚刚做的准备。今天实际上讲企业家、金融家到底有什么区别，我记得书本上写过，企业家是内科医生，金融家是外科医生，我觉得企业家和金融家没有什么太大本质的区别。企业离不开金融，金融也离不开企业家。像GE这个企业，他每年几十亿美金，他的产量很大，作为GE高级的官员们是企业家还是金融家？我想我把我们简单的过程回顾一下，说明一下企业和金融相交的过程。
我们的金融界大概是十年以前，当时我在开玩笑，我当时到了香港，到了瑞士，到了美国，看不起我们，你们是什么人？我认为船的西服很好了，因为没有钱，我就在中环广场买了一套西服，实际上是外表换了，对国际资本不了解。大概十年前我们杀入国际资本市场，就是刘姥姥进大观园。
94年我们做了第一笔资金，第二次我们发了一次债，但是失败了，4亿美金，当时把京石路和京昌路打包来发，就是京石路没有钱，京昌路有现金量，40亿美金，已经花出去10亿美金，当时我们的渠道变了，用我们香港的流动资金，但是我们首先在国际上有问题，没有做成中外合资的路，如果做成了，谁也挡不住，法律上成立。
95年，实际上我们首创集团那时候刚刚独立，大家在一起，政府授权给我来经营这个金融资产，97个亿，后来又增加了6个亿的资产来经营，那时候主要是进入资本市场，那时候没有钱，穷，六千多人没有钱发工资，那时候我们大量面对的是资金市场，那时候惨到什么程度？有个银行跟我说，借1000万资金，对我们的人来说，你告诉刘晓光，借给他1000万是靠他的信用，但是耗资为知。那时候我就想，你等着，早晚人你求我。
96年开始我们就收购国家政债，就是收购第一创业，第一次在金融领域当中收购金融集团，那时候金融企业都要金融牌，都想做金融业务，当时我们第一个动作就是收购金融牌，然后一个一个的接着做。
然后就是大讨论，我们做了电器肯定做不了海尔、长虹，做高速路做不过北京的高速路公司，做地产肯定打不过北京的地产公司，当时我们做什么？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优势，一批人是政府财政过来的人，一批是我们做项目计划的人，找资金的，这两批人能干什么？我们觉得能干金融。所以当时我们的定位，以都行业为先导，以产业为背景，用投行业产生的资金流打如我们的产业当中来，用产业支撑业务流。
97年开始收购广西虎威，收购名流中满，到后来就发债，那时候发债比较容易，人民银行批就行了，没有那么复杂。现在发债很困难，还要经过国务院的讨论。
到了2000年我们首创股份直接上市，2002年我们又成立了所谓正宗国际，把我们都组合在一起了，叫首创国际，证券、基金、担保、期货管理、保险，实际上做一个金融组的概念，但是实际上做起来非常艰难。
到了2002年，同时我们在国际上发起私募的海外的低产基金，首创集团提供项目团队和资源，尝试做海外的私募基金，2002接着我们做了MD保险，接着我们到2003年我们首创接着海外上市，实际上我们还做一个很大的动作，就是中国出现很多问题，我们想做一个中国本土化的地产基金，大约200亿。在基金过程当中有两难，一难叫发起难，一难叫回报难。200亿当中我们在设想有40亿发起人，10%是20亿，20%是40亿，大概中国是40亿。我们寻找最好的项目，比如说每个项目给我2亿，但是你必须给我提供一个15%净回报的在5年有流量的项目，他也愿意发起，我也有回报的都愿意。我要做这个事就是2-50家，投资公司没法做，用基金管理办法来管理。
到了2003年我们做了一个大的金融动作，因为大家已经看到了，非典基金我们和开发银行做了整个的战略合作，这可能是中国企业单比中最大的一笔，因为一般的小浪底水库、三峡等等都是国家行为，作为一个企业单比现金一百四十多亿是很大的一笔现金。第二个，我们预算是三个项目，水库、基础设施、轨道交通、小城镇建设，还有一个叫做用于商业化的基础设施建设，实际上这个概念是我们操作的，每一个商业的地产项目或者是一个小城的项目，大概前期的打包率非常高，用这笔钱进行运作，这是一个很大的出口。
2003年年底的时候，我们最近做了一个很大的事情，首创下一步的发展恐怕是制度性的，怎么办，我们这样的企业和民营企业合作是不太现实的，因为民营企业太小，和很多国有企业合作恐怕也有问题，在今年10月份引进世界级大企业进首创。然后，他占一定的比重比例，然后把一些无效资产剥离，重组以后变成新首创，流通股能在80亿左右如果是上市的话，这样我的融400亿现金很简单，我们在做这个动作，当然也很难，我们主要的概念是金融、地产、机械三项，一个混合的概念，不是一个专业的概念，如果是一个专业的概念不用费劲，很多的投资者都会来，投地产的、地铁的、金融的，我们想我们还是打包做，为什么？解决我们的制度问题，一步使我们的国有企业变成一个国际化知名的企业，一步把一个中国的法人治理结构变成一个国际的法人治理结构。这样我们直接做到首创集团可以直接上市，一半是海外的，一半是国内的，整体运作起来可能动作更大。
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首创担保、首创期货，还有我们在做的和美国GE、和IBM谈这些我们都在做。我想简单说明什么呢？在这些年，几乎能用到的金融体制我们都在用。为什么？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企业自身的重组，第二个市场重组。所以我们想各种各样的金融重组都做了，我们正在尝试新的金融重组。比如说地产的问题，李嘉诚做得非常好，几个项目打承包，现金不够，利润不够，然后海外发债，非常快的动作，资产还是你的，随时可以转，几十亿美金现金就进来了。下一步我们在中国内部运作过程当中遇到很大的障碍，但是我毕竟可以到国外上去运作，把国际上的自由资产形成我的资产，然后再去运作。
首创运作上是两个层次，一个是我们自身的需要，需要很多金融牌，比如我们自己发债、做资金、自己内部的上市、重组、顾问、上市、下市、并购、反投入等等。第二个我们需要大量的社会上的资本，我觉得我们的生存空间特别大。
当然我们也遇到了很多的问题，主要的问题是中国的金融管制非常严，我的证券公司由证监会管，保险公司是保监会，其他的业务都有非常严格的管理链条。第二个我们的法律环境、政策环境，我一直在讲在香港我们有两个上市公司，上完市以后基本上人家不找你茬，很简单，只要你不违规、不犯法律，你都是自由循环的，在中国上市公司就不是这样。
所以，现在我们也很苦恼，苦恼什么呢？不光是我，包含中化、中粮这些大企业是一样的，有很多金融资产，我们的目的是想集合起来，把每个金融链条运作到极致，综合来做，而且一道生意多少人在吃，比如说这是一个包装生意，我的顾问管理公司上、交易公司上、同行的同条公司上，每一个链条的管制都有很多，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你要想金融控股投资，管得很严，谁在批金融控股投资不知道是谁。
第三是很多大企业基本上转移了，有这个问题没关系，很多金融投资公司没有办法。
我作为一个开场白讲讲我们的立场、讲讲我们的经历，我们是金融家还是企业家，什么都谈不上，但是又什么都是。完了。
主持人：谢谢刘总这样一个简短的表白，他是政府官员做金融的例子，他也感到很多困难，这种困难包括法律环境没有，市场不够宽泛，融资也有瓶颈，一开始1000万到现在，都有很多困难，这种困难就是坐飞机和登三轮是不一样的。刘总刚才讲的一句话不愿意和民营企业合作。
刘晓光：我不是不愿意合作，因为是大量的，怎么合作法，我拿出200亿，你拿出多少。昨天我讲了，我有很长时间，资产很多，没有钱。
主持人：多年媳妇熬成婆了。那么像刘总这样非常有才干的，也有很多资源的都觉得这么困难，那么两位民营企业家怎么评价呢？
赵炳贤：
听了刘总这个创业的例子，我很受启发，也很受出动。我觉得刘总在金融体制下十年的时间，投资业务和公司业务有机结合起来，这是非常艰难的，这种艰难在体制上并没有给刘总一个平台，这种艰难同时更重要的是，在金融运作、投资银行运作方面在国内其实也面临着很多的挑战，我觉得首创发展到今天我也是非常认同的。
刚才刘总谈到金融家和企业家根本的区别是什么？我认为金融家当然主要是指做金融企业的这一类企业家。金融类企业主要是包括银行、商业银行这一块，包括投资银行这一块，包括保险公司这一块，主要是三大块都属于金融服务业。其实，做金融服务业企业的领导人当中，也分成两类，一类特点是叫金融投资家，就类似于巴非特形式，他主要是自己擅长做金融的投资，他并不擅长管下面的人，他主要的精力是在于自己判断投资项目、判断投资项目的价值，然后把钱投出去，他的着重点和着眼点是管钱、运作钱、分配钱。我不知道刘总主要的经营是放在分配运作钱上还是管下面的人，这是第一个层次属于金融投资家的层次，大部分精力是管钱而不是管人。
还有一类金融家实际上就是金融企业家，他自己其实并不对管钱、运作钱、分配钱很擅长或很感兴趣，他主要是通过体制、通过团队、团体下面的人来安排钱的投降。
像这样一类层次的金融企业家是比较多的，也是相对来讲比较容易做到的，因为前面的金融投资家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需要某种程度的天分和激情，第二种金融企业家主要是金融行业的一种管理才能，所以我觉得金融家实际上也分成两种不同的层次。
我刚才听了刘总的介绍以后，我也感觉刘总是一个金融投资家，他好象对资本市场和资本运营非常了解，而且在业务上也非常的精通。但是，有一点，我觉得刘总这次可能在这个体制下做首创这个事业确实非常艰难。但是，如果假如说刘总没有国有的背景，您的1000万都不一定贷得到，到现在为止我们也没贷过一分钱。
刘晓光：
我说英雄就别问出身了，你是民营企业、你是外资企业、你是国有企业，都无所谓。当然，不一样，确实我们当时占了一个优势，政府这张牌，理论上你是北京市政府的全资公司，下面都是独资公司，变了。我跑了，他转北京市去了，北京市长找我来了，我就挨倒霉。有这么一个循环过程。所以，我讲肯定我们有这个因素。但是，我们更重要的因素是完全市场化，我们这个企业非常有意思在哪儿呢？完全是市场化的企业。
赵炳贤：
你这个市场化是逐步的市场化，并不是一开始就市场化，是有了一定的资源积累之后才逐渐的市场化。
那么我们从90年开始创业，创业了十几年，就是从零开始，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做，一分钱一分钱开始积累的，当然做到现在没有您这么大的规模，但是这个过程确实是非常的艰难，他不仅仅是一个怎么样搞好资本运作，你还要面对整个市场环境不公平的待遇。我们没有任何的金融牌，您还有证券公司这张牌，还有期货，还有保险，还有担保基金，所有的牌您都有了。
刘晓光：
但是你有的我没有，你有最灵活的制度，最优秀的机制，另外无限的这种其他交易的运作空间，我没有。
赵炳贤：
但是，这一点在创业初期，其实每个人都有，但是每个人要想从这个什么都有的基础上创造一个企业，创造一个金融企业是非常艰难的。
刘晓光：
所以这就毛病，我们希望有面应企业这种制度体制的空间，民营企业需要有我们这种信誉的空间和政府的背景。
赵炳贤：
如果让我重新来一遍的话，我宁可到首创为您打工，我也不愿意从创业阶段一做做十几年，但是现在这个情况非常好，但是这个过程谁难以预料的，是否成功谁也不知道。所以，我觉得您那儿可能是非常不容易，但是和民营企业来比还是不一样的。
刘晓光：
我也很伤心，你们是被阉割的企业家，没有资产权。但是我也觉得挺冤枉的，我们做的所有事情到底为了什么，就是为了我们自己有财产权吗？我觉得有责任，我老说我自己，血管里的血特别红。
主持人：
实际上刘总是从一个好人证明你是个能人，这十几年来，首先你是党的人，是一个好人，需要证明能人是非常容易的。对于民营企业家来说首先从一个坏人证明是好人这是不一样的。
刘晓光：
我觉得没有好人和坏人之分，只有强人和弱人之分。
赵炳贤：
其实我做这13年，也都是从做金融投资开始做起的，都是一个项目一个项目的做，一个投放项目一个投放项目的做，做了十三年了，做了不到一百个项目，我们的做法不能像您一样把战场拉得这么长，我们只能挑有限的项目长期和客户之间建立信誉，然后把这个项目做成精品，有的项目我们从当初做到现在，一开始还不是上市公司，我们现在是两家上市公司，真是非常艰难，真是金融服务业重在服务。
刘晓光：
这个我们和里一样，产业需要投资者，我们也需要，如果你一个一个项目做得非常好，我们也可以一个一个去买。
赵炳贤：
但是您的体制里面什么都有，什么证券公司、保险公司都可以有，您可以自我经营，合作下面的牌。
提问：
听两位讲有非常多的感触，尤其是听赵总讲完感触更深了。我我也是从政府部门一开始工作，从交通部只身下海到深圳，我当时和招行的创始人首任王行长，他跟我说，说招商银行虽然说现在总资产是一千多个亿，相对国有大银行来讲很小。但是，招商银行的出现是把一种机制、一种文化引到了金融业来了，他说这个贡献是大的。由此我想刘总您这儿应该说可以说刚才这些做法，我感觉到您是一个能人，是一个强人，这个确实是这样的。但是，我更清楚更多的感觉到你这一块是在现有的体制优势下，现有的国有这种存量资产的情况下做出来的。
像我们中国招商这样的，我只身到深圳是赤手空拳，当时我非常赞成主持人说的这句话，我们做金融，我们是怎么样让人家把我们从坏人的现象变成好人的现象。我的赤手空拳是做一个方案，当时的基金还没有出台，中国招商是第一家在国内用投资公司的方式用基金管理公司的模式运作投资资本的，我们先做一个投资公司，然后委托管理公司进行管理。当时，我去到全国募资的时候，首先人家认为你是不是骗子，然后才认为你不是骗子之后，你可不可靠，可靠之后，能不能干，能不能做出业绩。好在经过我们的运作，三个月时间，我们赤手空拳募集了三个亿的风险投资基金。
最近我们又募集了3.5个亿的风险投资基金。人家把坏人排除之后，认为老单可能是好人，然后最后老单可能还有点门面，可能还是个能人，在这个角度上把钱交给我，所以我从这个角度上羡慕您这个平台。但是我感觉到您这个平台自身所存在的问题，包括你现在的思路和想法，我觉得跟我们民间这些机构还是有分别的。
主持人：
老单你感觉你认为的差别，您认为民营金融家和体制金融家的差别，操作的方式和手法怎么样？刚才刘总有暗示特殊的交易，从您的感觉。
单总：
我的差别非常的明显，我就感觉到刘总给人的印象是非常强势的印象，事实上刘总也是非常强势的。但是作为我们民间的人，像我就一团和气，为什么一团和气，所有的股东都是我的上帝，然后所有的客户都是我的上帝。我必须得面对两类上帝，一个是股东，所有董事，基金的股东都是上帝，我见到他们就像孙子见到爷爷一样，不这样不行，不这样他更不会把钱给你。项目公司也是这样，我把钱真正投到项目公司了，拿钱投到项目公司之后，我也把他们当成上帝、当成爷爷了，我在投资之前跟他们讲，投资人你只能做一次爷爷，什么时候呢？他想融资到你这儿来，我要钱的时候，等到你一开始投进去了，你就变成孙子了，要把把变成孙子，直到你最后成功退出。所以，咱们俩我就羡慕你这个状态，但是我觉得我要按照你这个状态运作的话，我要在民间金融基金这个领域肯定是一事无成，至少在中国目前这个环境下是一事无成。
主持人：
这是非常直觉感性的差别。我想我们能不能请我们的张总，也是在体制内，平安保险的总裁，然后讲他的一些观点，谢谢。
张子欣：
保险是一个高度精华的行业，我们有国有的，有民营股东的背景，有外资股东的背景，有合资股东的背景，我听了三位说得非常的好。我本人加入中国金融行业也是三年多的时间。
在这里我想分享的一点就是，刚才大家提到的好人、坏人，金融业未来的企业家是怎么样的，我想最后都要回到一点，就是里的诚信度在哪里，做金融的最后不管你是国营背景的民营背景的关系背景的，到最后我想整个经管环境慢慢与国际接轨的时候，慢慢未来十到二十年必然发生的改变。当然，中国金融业有他本身发展的步伐，有他的独特性。但是到最后全球一体化是要走到一体的。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最后能够做得好的金融企业，所谓金融业的企业家他能不能够得到认可，最后能不能发挥他很大的作用，最后这个企业能不能做大做强，最后发挥很大的影响力，最后还是要看的诚信度在哪里，为什么这样说呢？金融企业本身就是一个很特殊的行业，是高度监管的，为什么是高度监管？因为它是有管理风险的地方，像做服务业都是管理服务质量的，做生产的都是管理生产的，金融业最大的特点就是管理风险。
这种风险不管是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投资业等等，本身的风险是对未来预估。所谓未来的预估没有人说得出来，未来没有人说得很准确。银行贷款贷出去，我能够说100%这个钱能够收回来吗？做保险的，我能够说半年一年或者十年后，我一定赔款不超过我收的保费吗？没有人能保证我投了一个项目一定能够挣钱，我把一家公司上市，我不能保证他一定能赚大钱。所有的风险管理都是对未来的预估，客户凭什么相信你，我今天做保险买你的保单，我相信以后出险之后，你一定能赔我的钱，我把钱存在银行我相信我提款的时候一定能够把钱提出来。全世界最好的金融机构也曾经出现过很多预期之外的风险，或者是超过预期的风险，也会遇到很多的恩困难。所以，现在世界上诚信度最高的企业发展到今天，有百多年，到现在发展也有三百多年的空间，现在很多的企业诚信度非常高的大部分都是过去一百年间培养出来的，大部分都是走向全球化的过程，到最后就是要看你的诚信度，这也是我们在不断思考的问题。
我们有15年的历史，五我们在资本壮大的时候，允许我们能够承受更大的风险和过程里面，我们不断的考虑这个事情，我们对我们的客户、对我们的监管系统，对社会的责任，对老百姓，有没有足够的诚信度，能够让我们相信，我们在未来经营十年二十年一百年，我们能否经营得下去，每一份保单进来的时候，我们的责任是很重的。
比如一个25岁的客户买我们的保单，这个保单是负责他以后个人生命的保障，最后他可能要出国念书，要对他的健康负责，他退休之后需要有钱可以用，退休之后需要有一定的保障，让他可以相信他能够有一个安稳的生活，这其实买一份保单代表他相信我们公司在未来二十年七十年，如果他活到100岁的时候，都能够对大尽这个责任。所以，这个就不言而喻了，他本来就已经假定了这家保险公司有这么高的诚信度，我能够相信他未来的经营是好的，六十年后、八十年后他还能支付对我的责任，所以这个诚信度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相信他100年、60年之后还在，我们怎么和他做这笔生意。
而且我现在对我的小孩非常的关注，我为我的小孩一出生买一份保单，然后这个保单就是100年的，首先未来这个诚信度如果是一辈子的话，本身国家就是最可信赖的。随着刚才讲了体制在慢慢的改变，经管行业慢慢宽松的时候，国有的金融企业也会走向资本化，就是股份化，在国内、在海外上市的时候，对于本来是国有背景的金融企业，他未来得逞信度最大的挑战就是国家这一块可能慢慢会逐渐淡出的时候，他的诚信度根据在哪里？客户在行业里面会有看法，一旦没有国家这个股东之后，或者是国家不是最大的股东的时候，怎么维持这个诚信度，相信是最大的挑战，可能会有换人的情况。
就是从一般的好人，大好人，后来跟国营背景的实力一样的好人，走到这种诚信度相信有一个过程，但是也离不开这个诚信度。当然，还有外资未来的介入，外资是不是就是一个保证呢？我想也不是，只有老百姓客户的眼光是雪亮的，我也看得出来，很多国外的金融机构也出现过很多诚信度上面的问题，来到中国之后他们能不能向市场、向老百姓能够证明他们一样的好，能够有国有背景一样的诚信度，这是一个挑战。
但是，我相信在未来得发展空间当中，金融业的企业应该往哪里着眼呢？金融业很多都是看未来，对未来有预期。整个金融行业未来要做到的最重要的责任就是走在整个经济发展的前面。为什么会这样说？过去二十年其实整个经济的发展也提供了很多东西，不是现有老百姓的存款，哪来这么多贷款，哪有现有企业这么多的发展，所以，整个金融行业最重要是做一个资源的重新分配。所以，过去二十多年，国家在改革开放整个的过程里面，金融业扮演了一个能够让整个金融体系从一个相对比较低的起点往上飞，未来10-20年，我相信从这种相对比较低的起点往上起飞的阶段差不多基本上过了。未来10-20年是一个什么阶段呢？是高速增长的。
主持人：
我觉得您提得很好，您从一个保险角度提到中国的诚信问题，这是一个金融家生存的环境未来。在您展述未来之前，我们讨论一下，我们这么多年来为什么中国金融家没有产生？这是一个大的环境的问题，其中一个就谈到诚信的问题，我想诚信是一个基本稳定的环境，诚信是两个，一个是市场的，是属于技术判断，是非政治性的，是属于企业判断的。问题是中国的特色是政策风险，政策风险是政治造成的，这么多年来我们碰到很多的管制变化，很多程度也和诚信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前年国有股减持，突然这么做了，接着突然拉回来了，接着突然又放回来了，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诚信问题。
再比如说我当年也做过证券公司，刚成立证券的时候，很多公司做得很好，证券公司批准你的章程允许做拆借，允许做政融，那么后来国家突然间改变了，取消做拆借，取消做政融，那么这是政策不稳定。在这样一个政策不稳定的情况下，如何培养一个金融家守信用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想到现在为止我们还不能够说国家是可信的，至少从金融圈来看，长远来说前途光明、道路曲折。
目前，我想听听我们几位专家对目前要培养一代金融家提供可预测稳定的信用环境是一个双方面的问题，除了企业家问题以外，政府做出哪些动作，没有一个政策的稳定环境，好象金融家的带还为时尚早。
刘晓光：
你讲的问题，对于政府这一块我就不说了。但是，确实是，我们觉得很难。第一个有没有一个完备的金融法律？没有。第二个企业在金融方面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有没有一个完备的平台？没有。第三个你刚才说的政策随时发生变化，我们也没有变化，比如说资本市场，基本上两年我们没法动，一会儿来一个赌博市场，一会儿出台，一会儿又不出台了，一会儿又没法出了，不断的变化。
但是，如果我们企业洁身自好，所以我还真希望国家从金融角度来讲，从法律构架来讲，从企业运行的标准和政府的操作平台上，能够有超前的运作。当然第二，我们企业家要自己善思善行善果。第三个，我还是讲我原来那句话，没有什么救世主，全是靠我们自己，你光听别人的，永远是一事无成的。
完了。
赵炳贤：
我觉得确实是金融企业的立身之本就是信誉问题，其实信誉牵扯到环境信誉或者是政府的信誉问题。
作为比如说一个民营的金融企业来讲，我们政府也没有什么立场，十几年来包括我们企业家写的文章、发表的一些演讲，以及把金很多精力花到影响政府去做很多信誉方面的动作，不如把精力花在控制风险，控制环境变化给企业带来的风险。那么我们就保证很多大量的现金地位，就是不管怎么变，我们三年没有收入，我们的现金数量也足可以支撑我们企业的发展。
第二个，我们做事采取一种比较平淡的心态，把企业的发展放得长远一点，我们的目标不是一代人把企业变成比较广大的企业，我们是花两代三代的人来建，用时间化解风险。如果像刘总这样快速发展、快速扩张的话，战线拉长了以后，很多风险我就控制不了了。将来一旦出了问题，政府不会帮我的忙，只会帮刘总的忙。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只能一个脚印一个脚印的走，一步一步的做。这是从控制风险的角度出发、从信誉的角度出发，必须靠时间来逐步建立一个非常严密的风险内控的机制，建立一个比较成熟稳定的团队，这样我们才能确保在环境不可预测的情况下，我们的发展是可控制的，我们的风险是可控制的。
就像我们段总说的一样，只要活着，剩下来，其实就等于赢了。因为从90年到现在我们做了13年了，其实在股票市场、资本市场，每隔两三年都有做得非常好的企业，都非常有名气，非常有影响力，但是13年下来，分析一下，很多公司都销声匿迹了，但是原因就在于很多公司没有考虑长期的业绩。
单总：
金融家确实出现长期的环境不具备的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做。确实刚才刘总讲的独善其身我非常赞同。像我们这些机构、这些人来讲，在这样一个不诚信的关系里面做诚信的事情，本身就是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要不断的付出。但是在这样不诚信的环境下你做下去了，在长期当中才能展现我们的价值，才能把我们的根基打好。我做当然不像你做13年了，我98年到深圳，我自己现在做基金这一块实际上就是三年，中国招商管理公司实际上到现在正好是成立了三年的时间，三年时间怎么样把成信这个工业构筑好呢？我从几个方面来建设。
首先是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我觉得要忠义仁云，首先把人做好，所以中国招商把企业文化变成忠义仁云，这是文化建设，然后制度上安排。制度上安排我们基金管理模式，股东就基金可以用脚投票，管不好走了，不归你管了，然后制度安排，风险控制，我们包括道德风险怎么控制，我们这块有一个中国招商安排和别人是不一样的，所有的项目我要和对方签一个诚信责任书，而且要经过公证，这个公证书就是对方诚信如果出现了问题，提供的资料有问题，那么就马上中止这个项目，然后进行处理。那么如果是我方的人员收了人家什么好处，那么我就把这个人员受到处罚，然后在报纸上登了。这样你的诚信才能建立起来。
那么文化和制度是两方面，更重要的是你的业绩，因为基金很多，那么谁有业绩，中国找上整整做了两年到现在，那么我看什么业绩，今年我是15%净资产收益，去年是10%，那么明年可能是20%，那么这个定下来一定要做到，如果做不到比什么打击都大对股东。那么作为诚信来讲，是独善其身去做，这是一个根本的东西。
主持人：
我刚才听到赵总的一句话，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他愿意给赵中打工。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现在产权制度的安排私有制可能不可公有制，这就提出新的问题了，也是和我们金融有关系的，我们今天的金融家存在的基础是不是一定要产权上改变，大家现在各行各业都是产权改制，唯有金融业是不能改制的，不能私有化的。那么现在赵总提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中国金融家存在的产权基础，第一他是不是应当走社会化，或者是叫做民营化，或者是继续在原来的这种体制下能够生存，包括我们现在四大国有银行都在谈上市，都在谈改造，中国什么时候能够出现私人银行？这种和国际接轨的这样的银行，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我也想听几位发表议论。
赵炳贤：
我刚才说这句话的心理是这样的，如果说自己创业作为金融类的企业，他需要一代人两代人三代人的努力，而且要建立信誉就要花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而且这些年建立信誉化的过程不能有闪失，如果有一点闪失那么你前面几年建立的信誉就全部完蛋了。从这种程度来讲，民营的私营的企业是非常累的，压力也非常大。
提问：
有两个问题，希望晓光回答一下，不光关系你的首创，也关系我们的国家，第一个我们国内的金融机构，比如刚才里提到把并购和产业机构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我觉得这个思路不错。但是，有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国家的生存命脉、发展前景的，首创什么时候可以能够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更大的责任和更宽的视野呢？这个命题是什么呢？就在于我们国家目前被定位于世界工厂，世界制造业的中心。但是，工厂最需要的是什么呢？最需要的是能源、原材料、核心技术这些东西。但是，我们的国家13亿人口地大而物博，我的问题是什么时候我们的体制能够配合，让你们这些金融家能够把目光瞄准到对于我们的国家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进行海外的并购，把我们国家长期依存的能源、原材料这些公司的控股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让我们国内能源、原材料的供应获得一个稳定的保障和合理的价格，这是很重要的，这是很大的资源，这个目光要放在这里。
第二个，关于平台的应用，我觉得首创在国内可以说是相对来讲是天下无敌。但是，不客气的讲一句，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里面，你们还每年真正去放开手脚，什么时候你在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里面可以充分利用你在国内的背景和资源放开手脚，然后像李嘉诚一圈长江上市科技一搞就是一百多亿，达到在国际金融中心里面达到最好的平台，发挥最大的效果。
刘晓光：
第一个问题你说的非常对，中国的企业家将来可持续发展当中扮演什么角色？人家大量控制着石油，大量控制着水，大量控制着其他能源，包括在芬兰，他80个造纸厂分布在全世界，他自己的不用。实际上我们早就考虑这个问题，战略问题、能源问题，能不能在世界市场上索取资源，出不去，我们要100亿美金要经过国家计委，没有渠道。
所以您提到这个问题，芬兰的企业家就有这个责任，芬兰是一个强大的造纸国，造纸就要破坏森林，他就到别的国家，利用人家的资源。那么这不是我们企业家要解决的问题，我们需要一种通道、一种平台、一种政策，要用别人的资源，当然也要保护别人的资源，不能瞎用，要保证人类可持续发展。
第二个问题，香港我们不是没有做，一直在动脑筋杀进去，但是杀不进去，97年亚洲金融危机我是在要和李嘉诚动手，当时我们是想40个亿，三个月就回来了，但是我怎么进？进不去，第一我没有办法进去，第一国有资源、国有资产，第二是外币现金没法动，现在没有人配合我，没有这种条件，我也是无能的企业家。我也看到奥运好，他用1200万美金收一下就回来，我也看着好，但是没有办法。这是中国企业家处在现在的情况下想做的事情没有办法做。但是，别着急，现在中国的企业家我们敢说不，现在我到欧洲转了一劝，你的投资率是多少，我的投资率是多少，我说我敢投100亿，你敢不敢，不敢。那么现在咱们不一样了，你出钱我也出钱，我和德国的企业家沃尔沃，那么他说对不起，我卖了，顶不住卖了。那么中国的企业家也可以和国外合作。
那么中国的企业家在香港是有好处的，没有坏处的。
主持人：
什么样的体制比较合适？
刘晓光：
现在是民营企业认为好的，我们也认为好的，融合起来一起来，就比较合适。比如说我去占领其他世界资源市场的时候，又需要支持，当我遇到世界重大商业机会的时候，给我这种支持，允许我们比如到香港做一些投资。这样，我相信我们中国的企业家和其他国家的企业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我觉得我们中国非常的聪明，我们之所以有困难，是因为其他的条件限制我们。主持人：
赵总，刘总的呼应可以和民营企业更好的结合，如果是你的话，您怎么和刘总进行结合？您认为从民营角度如果和像刘总这样的公司怎么样结合，比较适合产生未来的金融家？
赵炳贤：
我觉得最根本的还是体制的变化，那么刘总这边也应该吸收一些民营的资源，我想刘总这儿不是缺资金，缺少的是民营的资源，缺少的是民营体制，那么还有外资，外资也是一种很好的选择，但是外资也会和刘总打架，因为是不同文化、不同理念、不同环境下成长的企业。所以，我认为刘总能够保证企业能够按照现在管理团队的意志发展，那么就要吸引民营，当然是三国演义，就是都要有。
单总：
那么刘总现在还在首创，他现在还是国有的，那么我如果冲着刘总可能不投，因为可能北京市一道调令就把他调去当北京市委书记了。但是我觉得和你第二个合作可以做成，刚才刘总也讲，像我们这种民营机制的管理公司，像我们有良好的团队建设，历史业绩也不错。这一块您有那么大的存量资产，你完全可以委托我们这样的机构来做，树业有专功，我这是信马由缰，但是这里面风险非常多，也有马失前蹄的可能，但是这种条件下，我们中国招商是想有一个整合产业基金，那么如果这种基金光是首创的基金就不是基金，你有整合金融产业的基金吗？中国招商我们说，整合像首创这样的龙头企业，组合成基金由我们这种民营企业做成专业化的管理。
主持人：
我们预祝你们能够合作成功。
提问：
我提一个问题，中国金融家产生的环境，我觉得是不是民营企业更有希望一些？反过来，像刘总这种企业，我刚才比较赞成单总提的观点，我们发展下去，我们是不是非要把这种所谓官方的或者是政府背景的机构改正好是不是我们的目标？如果改正得好可以，刚才赵总也提了，改正得好可以，如果改正不好，十年二十年以后，中国的金融家金融业和日本的情况一样，到时候官商、政府和金融界问题非常多。解放前中国已经有教训，那么解放前的银行当然做得好一点的都是民营企业银行，但凡出问题的都是四大官商的银行出问题。我们现在应该选择什么路？是不是非要这两个之间联合，或者是我们给更宽的空间，我感觉中国的金融家真正应该走的还是这种负责任的路线。现在真正负责任的像刚才赵总的，是这种精于管理、精于服务，靠诚信一滴一滴去积累的，那么中国政府当然也可以去做，但是这里面有很多危机在里面。最后政府都是国家的钱，最后国家必须买单，最后其实是用老百姓的税收来买单。如果重点放在这个地方的话，政府自动就负担了一种对他负责任的政策，那么这就是金融机构是官办机构的。
主持人：
谢谢你的问题。当年的广博投，还有当年的越海博投，到最后结果并不是很理想，国家买单。那么，我可以引申来说，像这样的结局，我想在座的嘉宾你们都来判断一下，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金融机构和什么样的金融企业家来避免这样的一种结局，或者是刘总来考虑这个问题。
刘晓光：
这个问题很尖锐，但是我很喜欢这个问题。我觉得第一个你们说得不对，我们都是国家的钱。我们都是自己挣来的钱，国家没有给我们钱，我们是自己打下的天下。当然和民营企业不一样，我们的第一桶油可能是国家有一定的支持。
第二个我想说，今天的投资企业我们也在变，在产权制度等等方面我们也在变。所以，我想不一定说金融家就一定产生在国营企业，也不一定说金融家就产生在外资企业，也不一定说金融家就产生在混合所有制的企业，这个可能下一步要磨合。这是我回答的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我倒认为中国不是什么官办背景的商人和民营企业，中国政府可能对商人有更大的支持，昨天我听到一个消息很可怕，沃尔玛办银行了，沃尔玛要办加油站了，沃尔玛要卖汽车了，很厉害的，他要办一个综合性的销售网络。我们中国是不是也可以发展几家像沃尔玛这样的企业。那么所以我想，民营企业家不一定产生不了非常好的精英的金融家，但是我想其他体制的金融企业也可以产生这样的人。
张子欣：
我想这里面有两个问题需要考虑的及第一个是监管者和经营者能不能彻底的分离。第二个我认为民营的比较空间过多的话，从中国金融业改制的发展过程中间来看，国有的发展空间，国有的退出是有很多历史遗留问题需要解决，在历史当中需要稳定的环境。所以，当然第二个问题如果要大量退出，应该是从经营的目的上，不管是国有的还是民间的资本，它的经营目的应该是完全一样的，就是为做好这个金融企业，而且做金融企业必须要在做好金融企业过程里面能够获利，不管是国家资本还是民间资本都是要获利的目的，目的清楚了，国有和民间的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都是要把它做好。
只要监管者和经营者本身能够有一个根本性的分来的话，我想问题也会逐步的得到解决。
赵炳贤：
我很赞成刚才这位先生的观点。我觉得如果说从理论意义上和本质意义上来说的话，这些金融企业最需要的就是应该从私人企业从做中做大，一步一步的来做。而且民营企业还不能像一般的民营企业一样，成立一家公司，一定要以这家公司的名义去控股民营机构，必须用他本人的名义，把他本人的信誉压到公司里，而且私人的资本最好占控股，占主导地位，当然这是利好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在我们法律的状态上一方面要支持这种私人的小银行，私人的投资银行、私人的保险公司。这样，中国实际上有一部分民营企业是有这样的实力的，但是他不能搞公司后面的股东还是公司，最后搞不清楚公司的终极股东是谁，一定要让自然人和金融机构的信誉绑在一起，要透明。他投资这个银行，他投资这个投资银行了，你用个人的钱去投，所有者和经营者在创业初期实际上是不能分离的，只有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才可以。
另外一个现实的问题是，我们现在大量的金融机构非常庞大，民营企业根本就进不去，或者是你进去以后，1%、2%、3%，其实是没有什么作用的，最后还是国有资本控股。所以，我想这部分企业只有先出发，股份制改造，先吸引一点，然后再慢慢上市，慢慢再稀释国有资本在金融企业的比例，最后把管理团队的利益也融合进去，只有这样逐步的私有化。说是股份化，实际上还是私有化。
单总：
我对刚才这位先生讲的非常赞成。实事求是带讲，刚才讲金融家和企业家这两个资本，那么产权上是占主导的，如果你是国有资本的，就要国有占主导，那么如果是金融家的话你可能是经理人，那么你在经理人这个层面上做通了，但是你不是金融家，真正的金融家是你民营资本进入，然后这个人在里面操刀，操刀几代人，然后操刀出这么一个盘子，这么一个有信誉的民营机构。从这一点上来讲，我也赞成主持人讲的，中国现在不具备产生金融家的外部环境。但是，在这些金融家的幼苗小草已经从地底下往上长了，我总讲一句话，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大时代，什么大时代呢？我们进入了一个资本时代，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时代，换句话说，我们金融了金融家时代。这个时代的核心就是说再过十年二十年，大部分人会成为资本家，大部分人会成为为资本家打工的人。第三种人就很少，包括像为国企做事情的人会越来越少，这样这个社会才会有进步。要不然像我们刘总这么优秀的人，还在为国企一无反顾的做事情，我觉得现在正常，将来不正常，将来他肯定需要迈入民营金融家的行列。
刘晓光：
我提一个问题，是不是企业家、金融家一定是产权所有者？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问题，因为我觉得我们对话首先一定是一种思想的会餐、精神的会餐，到底企业家金融家一定是产权所有者呢？
主持人：
刘总提的这个问题也是我想作为收尾的问题，那么我想金融家产生需不需要产权制度的改革？我想重要的我们不是解决这个问题，重要的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是需要在实践当中解决。那么我想在座的各位大家除了互相交流之外，可以在各种场合进行交流，那么我想今天的明星是刘晓光总裁，因为他已经证明了他的能力，所以我想如果金融界要可以进行管理层收购的话，单总，包括赵总，大家都会支持，如果有这种机会的话，我想这也是其中的可能性。
刘晓光：
如果当年就有这种条件的话，我想我可能就和他一样了，当然没有这种条件。
主持人：我们第一场的讨论到此结束。我们就不再休息了，感谢这四位嘉宾，同时我们请下面三位专家谈第二个话题，首先大家感谢这四位嘉宾给我们做了这样的精神会餐。我们有请刘梦熊先生，汪潮涌先生和赵涛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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