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代尔：一位伟大的预言家

　　1999年10月13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将本年度的诺贝尔奖经济学奖授予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蒙代尔。他1932年出生于加拿大，1953年在英国的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硕士学位，1956年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硕士学位。瑞典皇家科学院的新闻公报称“蒙代尔进一步发展了开放经济下的宏观经济学理论，他建立的这一理论基础支配着开放经济下的实际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并且成为国际宏观经济学教学的基础课。”

　　蒙代尔被称为预言家，因为尽管他的重要贡献产生在60年代(那时仍是固定汇率时代，资本流动受到严格控制)，但他却在1961年的《最优通货区理论》、1863年的《在固定和浮动汇率制度下的资本流动和稳定政策》等论文中富有远见地预见到一个更为开放的经济体系中，汇率变动和资本高度流动对经济政策的影响，欧元的顺利出台更使他被誉为“欧元之父”。

　　经济学家能够成为成功的预言家吗？自亚当·斯密1776年发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之后，经济学逐渐以严密的定性和定量分析，运用代数、统计和计算机技术建立宏观和微观经济学大厦，力求解释现实经济生活，并且预测经济发展的未来，但在小阿尔弗雷得·马拉博的著作《迷惘的预言家》中指出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史就是一部充满了各种经济理论实践失败、各种预测失灵的历史。一些经济学家感叹：“这个世界要以我们向前预测六个月或一年的能力来评判我们专业，而那不是我们非常擅长的事情，经济简直就是不可预料的。”从近期来看，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几乎没有经济学家预测到会发生危机；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拥有1997年两位诺贝尔经济学获奖者莫顿和斯可尔斯，但却在投资于俄罗斯时惨败，这些对经济学而言是一个具有讽刺的结果，那么蒙代尔能够改写这样的历史吗？

　　“我也许是欧元之父，但也许只是几位欧元之父中的一位”，蒙代尔如是说，但无可置疑的是他关于最优通货区的研究提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匪夷所思的问题：一个主权国家是否有必要拥有自己的货币？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尽管他自己是支持欧元的，但他的理论却被作为反对欧元的基点。

　　本世纪60年代初，正式“美元双挂钩体制”的固定汇率制日渐式微之时，关于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的优劣之争开始日趋激烈，蒙代尔则开创性地提出；如果一个受到对称性冲击影响的地区之间的劳动力和其它生产要素是自由流动的，那么当出现国际收支不平衡时，劳动力和资本的高度流动性可以消除不平衡，而不必借助于汇率浮动来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达到这一标准的地区就成为最优货币区。后来的学者如麦金农(R·I·McKinnon)、凯南(P·B·Kenen)、英格拉姆(J·C·Ingram)、克鲁格曼(Kurgman)等发展了他的理论，进一步强调和拓展了最佳货币区的标准，包括经济开放度、一国产品的多样化、金融的一体化等，这些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为欧洲一体和进程(关税同盟、共同市场、《马约》的五项趋同标准、欧洲中央银行的建立、欧元诞生)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应该说蒙代尔无愧于“欧元之父”的荣誉。

　　但反对欧元的人根据蒙代尔的理论却认为欧元区不是一个最佳货币区，因为欧洲各国文化和语言上的差异以及政府的规定限制了劳动力的流动，而且欧洲各国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仅占欧盟国民生产总值的一部分，在面临外部冲击时无力完成调整任务，由于采用单一货币，各国政府因此而失去了汇率这一有力的手段，单一货币区弊大于利。虽然欧元如期诞生，但却违背了蒙代尔关于最优货币区的思路，连他本人也认为他是基于实践而不是理论上赞同欧元的。

　　欧元可以说是人类一个巨大的实验，蒙代尔的研究无疑是这一实验的理论起点，但现实生活中这一实验的初始条件和变量要比蒙代尔假设的复杂百倍，欧元不仅仅是一个最佳货币区模型的结论，而是欧洲人在二战之后谋求和平和发展，集合了政治家的妥协和争论(德法间关于欧元领导权的争夺直接反映在欧洲中央银行的人选之争上)，民众的选择和判断(各国的全民公决)，外部世界的冲击和影响(全球经济的区域化和一体化进程、美国和欧元的均衡)后的结果，从一定意义上讲，欧元的诞生更是一个政治性的结果，而非仅仅是一个经济现象。这也许集中体现了经济学的尴尬：经济学试图从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中抽象出规律性的东西，但这些“看起来很美”的形式和“合乎逻辑”的结论却严重脱离了现实而受到人们的怀疑和指责；经济学试图用“纯经济”的分析方法解释经济现象，却无法脱离政治的、文化的因素对经济的影响。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经济学注定不可能象自然科学一样通过实验来得出公理性的结论，它所涵盖的各种条件要丰富得多(地理的、文化的、政治的)，而且最关键的是它所要研究的是人作为个体的行为和人作为群体组成各种组织之后(如国家、企业)的行为，任何一个模型或方程式都无法准确的拟合如此复杂的经济活动，经济学家可以建立一个抽象的经济学模型，但在多变的现实面前，任何精致的模型都显得苍白无力。蒙代尔的矛盾也在于此。

　　“经济学始于亚里斯多德，中世纪时与道德和伦理学混杂在一起，亚当·斯密把它重新分离出来，瓦尔拉斯使它数学化，凯恩斯使它流行，萨缪尔森使它动态化，但经济学不会停滞不前，它的内容涵盖了货币和贸易。生产和消费、分配和发展、福利、行为、语言、音乐、甚至战争，经济学需要重新定义。”

　　——摘自蒙代尔1968年发表的《人类与经济学》一文

　　蒙代尔形象地描述了经济学的发展，而他本人就是一位经济学的继承者和开拓者。他的贡献包括：

　　一、与弗莱明一起建立了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将对外贸易和资本流动导入封闭经济的IS-LM模型，在米德关于国内平衡和国际收支平衡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政策的委派问题(assignment problem)，即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应该被分别用于内外平衡，并且指出不同汇率制度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不同──“在浮动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的作用强，而财政政策的作用弱，在固定汇率制度下则恰恰相反”。如果考虑到本世纪60年代仍是一个固定汇率和资本受到严格管制的时代那么蒙代尔的研究无疑是前瞻性和预性的，而且对分析目前我们所处的资本高度流动，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各自都占有自己领地的现实社会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二、将资本项目纳入国际收支分析中，建立了动态货币模型来解释国际收支长期失衡的原因和作用机制，即被后来广泛应用的国际收支货币分析法。这一方法突破了原来仅仅基于经常帐户的国际收支分析，而且由于此方法中假设资本的流动仅仅取决于两国的利率差，而忽视了原有资产存量在资本流动中的作用，后来的研究者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发展，形成了关于资本流动的存量理论，如资产组合理论。

　　三、在国际经济学领域的其它贡献。如他认为高通胀会使投资者增加世纪资本而减少自己的现金持有，预期的通货膨胀也会产生世纪的经济效应，即蒙代尔──托宾效应；即使对外贸易会受到贸易壁垒的限制，国际资本的流动也会使国际间的商品价格均等化，因此贸易壁垒会刺激劳动和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

　　事实上，从60年代至今，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与全球化的发展，产品、服务、尤其是资本可以通过贸易和投资大规模的跨国界流动。在一个更为开放的经济体系中，一国的货币主权和财政政策效果更多的受到外部世界的制约，宏观调控能力下降。经济学越来越难以对经济前景进行预测，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传统的宏观和微观经济学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面临新的挑战，可以说蒙代尔关于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国际经济学的研究正是在迎接这样的挑战，他是一位伟大的先行者和预言家。

　　蒙代尔曾经提到他是如何对经济学感兴趣的，“在中学时老师试图解释货币贬值，但却无法给我一个满意的答案。而且我所阅读的所有报刊上都没有。”正是这样对未知领域的好奇推动了人类的发展，经济学也是如此，即使蒙代尔尚无法准确预言未来(他预测当美国经济疲软时，欧元将达到1.05-1.15的水平，但他的言论并没有对货币市场产生多大的影响)，但经济学将会在一代代经济学家预言的失败中继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