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序言

　　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年，中国人民终于踏上了一条义无返顾而且无比艰辛的改革之路。回首改革历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所有这些成绩的取得绝不是历史的偶然，所有这些成绩的取得又足以让12亿中国人民继续坚信自己的选择，继续坚持自己的信念，在这条路上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中国的金融界，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前沿， 同样加快了投融资体制的改革进程。这十年是中国改革成就最大的十年，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最明显的时期，当然也是各种矛盾和问题进一步暴露的阶段。双重体制并存、摩擦,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银行、证券、保险市场的培育……一方面开创性的成就显而易见，但另一方面我们的各种理论、政策、方针在实践中被反复检验，经过这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是非得失也愈发的清晰而准确了。

　　中国的金融界又到了思考问题的时候了。实现利率市场化，降低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和提高资本充足率，规范股票市场和发展其他直接融资市场，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中小企业融资，建立社会信用担保系统……许许多多的问题再次摆在了我们的书桌前

　　也许，人们总是在解决问题中不断进步，如果这个定理准确的话，那么改革的现实情况已经告诉我们，中国发展没有减速，更没有停滞不前。

　　在二十世纪最后的几年中，美国股票的市场价格在所谓“新经济神话”的刺激下节节攀升。正当人们习惯了道琼斯指数的履创新高，并开始心安理得地享受股市给他们带来财富的同时，耶鲁大学金融系的罗伯特希•勒教授对这种繁荣提出了质疑。在2000年3月出版的《非理性繁荣》(irrational exuberance)(本书的中译本于2001年4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希勒教授指出当今股市正处于一个非理性繁荣的危险状态，并进一步分析了这种状态存在的结构因素、文化因素和心理因素。此书出版之后，在经济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甚至一度排行最畅销非小说类图书的榜首。随后全球股市的新一轮下跌，以及全球经济的低迷，似乎更验证了希勒教授“可怕而惊人的结论”。

　　同时，作为一名宏观经济学家，希勒教授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发现，在今天的经济生活中，人们对股市的过分关注必将导致对经济实体风险的忽视。在他的最新著作《金融新秩序：二十一世纪的风险》(the new financial order: risk of the 21st century )中，希勒教授告诉我们如何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高级金融理论来化解这些实体经济中的基本风险，从而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增强社会稳定性、并建立一种可以实现理性繁荣的新金融秩序。这是一个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探索意义的问题，因而本书也被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评价为“在这个重要的领域中最重要的工作”。

　　无独有偶，在中国的经济学界，对股票市场的本质以及股票市场的理性与否同样存在着激烈的争论，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无疑是争论之中的焦点人物。

　　2001年初，吴敬琏教授指出中国股市存在着严重的非理性行为，与此同时，伴随着证券监管力度的加强，股价从1月15日起大幅连跌4天，甚至传出了“吴敬琏一言毁市”的流言。接着，颇有影响的《证券市场周刊》将其观点概括为三条：“中国股市是个大赌场”，“全民炒股”和“市盈率过高”，并刊出了“九问吴敬琏”的提纲。2月11日争论进一步升级，历以宁、董辅、萧灼基、吴晓求、韩志国举行记者恳谈会。随后，一场关于“投机”的大讨论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吴敬琏教授更是以其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在争论、流言与诘难中坚持着自己的观点。

　　抛开复杂的学术争论，所有的人至少会在这一点上达成共识，即在进一步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应当控制金融体系风险，提高金融体系效率，以促进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那么中国金融改革的方向在哪里?如何才能建立我们自己的金融新秩序？显然单独考虑股票市场又是不够的。债券市场、票据市场、银行市场、保险市场等等，作为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通盘考虑，

　　吴敬琏教授对当前中国金融改革又是怎么看的呢？何处再寻“大智慧”呢？市场经济是自由与诚信的碰撞，效率与公平结合，这两对矛盾统一体在金融领域内现的尤其明显。新世纪改革开放的环境，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一些突发事件更增加了一种不确定性。这种风险要求我们必须处理好他们之间的关系，建立一种什么样的金融新秩序，以及如何建立这种金融新秩序已经迫在眉睫。希望本次论坛能够在中西方经济思想与文化的碰撞中，留给我们一点启发，这就是本次论坛组织者小小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