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广泛的政商关系和与博彩业有着深入接触与合适距离的正面形象，或是令何氏家族产业乃至澳门经济挺过一些澳门本地的阴谋论者猜测中的“外来攻击”的重要筹码。

　　今年5月，美国新泽西州赌博监管局指担任米高梅金殿总经理的何超琼是“不合适”的生意伙伴，因为其父何鸿燊被指与非法组织人士来往，“建议”米高梅断绝与何超琼的生意联系。“美国博彩业进驻澳门后，美国政治势力自然能更方便地干预澳门，这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上述澳门学者说。

　　在6月10日，新泽西州赌博监管局发言人George Rover回复本报称，该局发出的任何报告，都属于“极度机密”，无法就发出该报告的动机和后续行动进行任何说明。

　　这令人联想其澳博在2008年上市前夕，何鸿燊胞妹何婉琪发起针对他和澳博上市的一系列诉讼。这一豪门恩怨剧，在澳门的街谈巷议中，部分“版本”为“美国势力”的介入预留了角色——这些诉讼一度令澳博面临上市流产的风险。然而何婉琪发起的阻击战能造成如此大的影响，直接原因是澳博复杂的股权结构。

　　公开资料显示，何鸿燊直接持有的澳博股权仅7.63%，其得力助手苏树辉(目前任公司行政总裁兼执行董事)持有3.25%、吴志诚(任营运总裁兼执行董事)持股2.55%，何鸿燊“四太”梁安琪(任公司执行董事)持有0.72%，因此，何氏家族以及亲信对澳博的直接持股，不过14.15%。

　　作为持有澳博61%的大股东，澳门娱乐却是一个股权相对分散的集合体，一如其松散而多元的业务(持有澳门国际机场、澳门航空、澳门多家大型酒店与基建项目等的可观投资权益)。除了持有澳门娱乐4.99%权益的信德，何鸿燊亦直接持有32.2%权益，与其反目的何婉琪则持有7.35%。与何鸿燊私交良好的郑裕彤与郑家纯，则合共持股9.61%，此外，霍英东基金会持股26.6%，位居第二大股东。其中，由于与何鸿燊产生意见分歧，霍英东很早前就将自己拥有的澳门娱乐股份捐出成立慈善用途的基金会，他逝世后，长子霍震霆接手了对基金会的管理。

　　在这一潜伏着不稳定因素的股权结构之上的澳博职业经理人团队，由在澳门乃至葡语系国家都广受尊敬的苏树辉统领。他活跃于文华界澳门中华文化艺术协会会长、香港大学校董会成员等公职，同时还担任澳门中华拉丁基金会会长，与老板何鸿燊双双被视为拓展和维系与欧盟和葡语系国家关系的重要人脉资产。苏树辉此前亦在信德任执行董事，但在今年4月辞任，令澳博与信德的管理层进一步彼此独立。梁安琪亦能力出众，她在9月20日成功当选澳门第四届立法会的12位直选议员之一，同时与澳博的不同合作伙伴，包括杨受成与向华强，均有私交，打通政商界限。

　　要解除可能的政治风险，最佳策略便是令何氏家族的相关企业股权简单化，实现家族绝对掌控。

　　何猷龙就对本报记者表示：“新濠博亚的管理团队非常成熟而且独立，无论将来是否发生股权变动，均不会影响公司的运营。新濠国际与皇冠作为两个大股东，并不会直接参与对公司的管理。”他又表示，计划到2010年，新濠博亚有50%的管理层都将是中国人，很多外籍管理层将在公司运作数年后离开。

　　事实是，皇冠将不会参与到新濠博亚即将进行的筹资2-2.2亿美元事宜，这将令皇冠在新濠博亚的股份从当前的36.4%下降至33.5%。当然，现持有公司33.8%权益的新濠国际(00200.HK)同样不会参与这一筹资，但澳洲市场正猜测皇冠的实际控制人James Packer可能私有化皇冠，并以出售在新濠博亚的股权，作为套现收益与为私有化融资的一举两得之举。

　　资料显示，新濠国际由何猷龙持股43.82%，何鸿燊则持股11.37%。尽管新濠国际也持有包括IT、投资银行以及餐馆等资产，但在其财务总监日前离职后，瑞信分析师Gabriel Chan便在9月14日指出，新濠国际正变成控股新濠博亚的单纯工具。

　　在新泽西州赌博监管局关于米高梅与何超琼合资事宜的“建议”泄露前后，也传出何超琼有可能购入财政紧张的米高梅在合资公司中全部股权的消息。而在金沙集团与永利均宣布打算分拆澳门资产融资的7月，米高梅方面也继而表态，会研究将米高梅金殿单独分拆上市的可能，为未来可能的股权游戏埋下伏笔。

　　博弈政策

　　政策的变数已经重临。十一“黄金周”后，政策再现紧缩迹象。有旅行社负责人证实，目前广东居民个人赴澳签证，再次变为严格的两月一签。这是否意味着中央对澳门博彩业在9月超过50%的收益增长的回应？

　　已知的是，澳门政府在10月的第二周提出了针对博彩业发展的一系列意见，包括：将每位赌牌持有人的赌桌数量限制在1000张左右，或替代方案——每个赌场的赌桌不得超出1000张；将进入赌场的最低年龄从18岁上调至21岁；角子机赌场不得在居民区经营。

　　此前一度，在可操作层面上，广东居民赴澳门签证在9月由两月一签放宽至一月一签，而在7月，签证限制已经由此前的三月一签松绑至两月一签。“中央政府其实之前已经吹过暖风了，”杨道匡说，“温家宝总理就在数月前表态，澳门在发展博彩业的同时，要推动实现经济多元化。这是务实的态度，博彩业的持续微缩，无法促成新产业的形成，更会导致大家都不想见到的情形。”

　　他表示，政府也希望看到一个“更和谐”的博彩业，即六位赌牌持有人应检讨其在VIP业务上的佣马费大战。作为换取政府支持的筹码，六位赌场持有人均已踏出一步——在7月，澳门博彩业商会成立，何鸿燊获推举任首届会长，六位赌牌持有人原则上达成一致规范化佣马费标准的目标，也希望能一起向政府争取降低对博彩业征税水平，以应对区内新加坡与菲律宾新赌场开幕的挑战。

　　澳门特区政府在8月10日回应：公示了对博彩业佣马费的管理修正案，该修正案将在公示满30日后自动生效。但对于进一步的减税，澳门政府则表态目前不会作出调整。一方面，“澳门博彩业商会不会有什么大作为，我很怀疑，除了要求政府减少博彩业赋税，他们还能形成什么有效的共识。即使现在人人都说得很漂亮，表示佣马费要维持在健康合理的一致水平，我也认为未必持久，因为每个人都有打破这一共识的动机。”上述不愿具名的澳门学者说。

　　另一方面，澳门特区政府进一步让步的空间有限。“政府希望每月博彩收益不低于70亿澳门元，以40%的博彩税计算，这意味着政府的博彩业税收底线是每年340亿澳门元。”杨道匡说，即使如此，在澳门经营的博彩企业，利润仍然好于全球绝大多数同业，“这又说明什么？”

　　何猷龙对此称，一旦对博彩业减税，则市场规模会随之变大，澳门特区政府仍能得到增长的税收。

　　只是，由此涌入澳门的资本，将寻求兴建更大更多的赌场，而要填满这些新增的赌桌，签证政策也可能需要作出配合。内地政府是否已为此做好准备，仍是未知数。杨道匡提醒称，就方向而言，多元化尽管并非压缩博彩业的绝对收益数字，但毕竟应降低博彩业在政府营收中的所占份额。若实行对博彩业减税，由此倒推的利益方程式，意味着澳门将承受更大压力，要从“旅游业、经贸服务业以及区域合作这三驾马车(杨道匡语)”中寻找新动力，而非更多赌场。

　　如何驾驭暗流汹涌的博彩业和澳门经济大图景，将是何氏家族今后需要一一解答的大问卷。

　　对于何氏家族而言，维持家族内部的合力由此至关重要。好消息是，流有何鸿燊血脉的家族成员，都对没有把握的冒险毫不感冒。

　　“我从来不赌博，”何猷龙笑着说，“我爸爸也一样。我希望做自己能真正掌握的事情，而非靠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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