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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晨报/吴全庆
我进入股市，实属无奈之举。1970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工厂，企业效益差，两口子总共100元工资，我换了一个工厂，被派往深圳，经常往来于京深之间。那时对股票感兴趣但又不愿碰，因为当时股票交易只分红利，而每股红利远不如商业利润，以至于我在深圳的同学劝我买点1.07元／股的深发展时，我根本就没听进去。1990年尽管股票没有上市，私下里炒 的价格又使我望而却步：黑市叫到120元／股。原来的经理要给我分一部分“深宝安”原始股，他是1.50元／股买的，3.5元／股卖给我。我从心理上承受不了：“涨了一倍，又不知道什么时候上市，不要。”1992年8月份去深圳，那位经理笑着对我讲：“老吴，幸亏当时没有把‘宝安’卖给你，现在30多元一股了，发了一笔小财。”恰逢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我下决心二次南下创业。在广西东兴，我办下执照，才感觉到经济紧缩的压力，倒闭公司比开业的还多，生意极不好做。不巧的是我又得了糖尿病，几笔生意赔了个血本无归，30万元打了水漂儿，但比起亏损几千万元后跳楼跳海的人来讲，我算是幸运的了。由于体力不支，朋友劝我介入股市，并列举了不少赚钱经历，我买了书认真研究，给了他15万元，买了“天龙、天桥、金杯、金顶”，每股也就4至5元，也不问股票好坏，名字叫起来好听就行，虽有分散投资之意，也带一点迷信色彩。1994年3月，我自己也开了户，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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