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报/叶永春

　　　有人说，中国的官里面证监会主席这个官最难当。此话不无道理。

　　　　参与股市的有中小投资者，机构投资者；上市公司，中介机构，券商；流通股持有者，非流通股持有者等。他们既有共同利益，又有各自利益，既统一，又矛盾，利益关系 错综复杂，一碗水端得平么？稍有不慎，不是得罪张三，就是得罪李四。

　　　　潮起潮落，股市开着总会有涨有跌，股市跌有人骂，股市涨也会有人骂，总是有人赚钱有人赔，有人欢喜有人愁。“剪不断，理还乱”，干预多了有人骂，干预少了也会有人骂，吃力难讨好，招骂处不少。“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老路还走得下去吗？痛定思痛……

　　　　中国股市发展至今，何去何从，众说纷纭，只有从理论上加以澄清，才有可能引导股市健康发展。比如，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那对本国的国民，只有首先承认黑人与白人的人权平等，才有可能制定出公平的法律；不承认黑人与白人的人权平等，制定出的法律会公平吗？回到中国股市，要搞法治，不搞人治，只有首先承认参与各方的权利平等，才有可能制定出公平的规则，才能要求“规则面前人人平等”；不承认参与各方的权利平等，制定出的规则会公平吗？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公平公正的具体尺度呢？“风险与利益成正比”，不管对哪一方皆一视同仁，“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如果我是证监会主席，在对待“与国际接轨”问题上，我不会犯傻。你那个市场的市盈率是20倍，我这个市场的市盈率就非得也是20倍？接轨是手段，不是目的；需要的是借鉴，不是照搬照抄；有必要保持清醒的头脑，重温“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些至理名言。什么价算泡沫？什么价不算泡沫？多少个泡沫算合理？多少个泡沫算不合理？这些问题让经济学家去讨论吧，有这个精力，还不如坐下来研究：已有的规则，对照市场公信原则，哪些符合的要坚持，哪些不符合的要纠正。要出台新的规则也是这个原则：“参与各方权利平等”、“风险与利益成正比”。既不会提“重点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也不会提“超常规发展机构投资者”，不搞政策倾斜。你要追求一定的利益，就得承担相应的风险，“天上不会掉馅饼”。取信于民，让参与各方形成共识：在这个市场里，尽可放心的不是包赚不赔，而是市场的公开、公平、公正！如此，市场自然会做大，“有所为，有所不为”，达到“无为而治”。

　　　　如果我是证监会主席，在对待“国有股减持”问题上，我不会迷惑。拿“参与各方权利平等”，“风险与利益成正比”的原则来衡量，一衡量不就清楚了。那如何解决社保基金缺口与一股独大问题呢？思路开阔些，办法总比困难多。来个抛砖引玉：另外成立个国有股、法人股交易市场如何？具体规则：交易的计量单位一手不是一百股，而是一万股或十万股，提高参与者门槛，同时也可考虑对外资开放；交易的价格不设涨停限制，由市场决定价格，同时T＋1可改为T＋5或T＋10；交易的方式为分轮挂牌制：卖方公开挂出最低卖价与相应股数，买方各自不公开输入拟买股数与价格，开牌时间一到，电脑按买价从高到低、卖价从低到高顺序自动撮合成交，并报出平均成交价与成交股数。从挂牌到开牌为一轮交易，时间可定为半小时或一小时，一个交易日可有几轮；不设分批上市额度，可上市交易的股数，就是上市公司的全部国有股与法人股，由拥有者自主决定上市数量……总的思路是：既要同股同权，又要尊重历史；既要解决社保基金缺口与一股独大问题，又要体现“参与各方权利平等”与“风险与利益成正比”的市场公信原则，以寻求共赢局面。

　　　　如果我是证监会主席，在对待“增发”问题上，我不会糊涂。你可以通过配股来融资，为什么要改为增发来融资？必须融资而又达不到配股标准的，你可向银行贷款嘛，或者搞资产重组嘛，办法多得很，为什么非要搞增发？你这样做，风险与利益成正比吗？对参与股市的其他方意味着平等吗？……取消增发，是会削减证监会不少权力，但有这个权力，说情的、施压的会门庭若市。出于公心，要这个权力干什么？不要也罢。

　　　　如果我是证监会主席，在各种压力面前，我不会退缩。在职权范围内，“武死战”：你作假蒙过了，可得利几百万、几千万；抓住了，只罚个几万、几十万，风险与利益成正比吗？！……在职权范围外，“文死谏”：证监会不是慈善会，市场公信基石不能动摇！中国股市要长治久安，必须坚定地维护市场公信原则；维护市场公信原则，实质就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万一哪天本人竭尽心血也做不到这点，很简单：“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如果我是证监会主席……好了，不要当真了，你这辈子是没资格当这个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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