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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在一直颇受争议的全球化进程中，中国纺织业即将迎来“后配额时代”。“请大家切切不能过早的乐观评价ATC协议取消后对中国纺织工业的积极作用，更要看到对中国纺织品真正贸易自由化的时间是2008年而不是今年年底。”国家发改委研究部门的另一位专家强调，“特殊保障措施条款的存在，正如同非市场经济地位在反倾销案中的作用一样，为中国的产品打入国际市场设置了壁垒。”
事实上，中国纺织业后配额时代的故事，已经在家电、玻璃、家具、灯具、自行车、打火机等制造企业被控倾销时所面临的非市场经济地位“陷阱”里上演过了。由于中国不被认为是市场经济国家，所以中国的出口产品的成本不得不任由别人选择替代国市场进行核算，在最近的中国输美彩电案中，美国使用印度作为中国的“替代国”(过去曾用新加坡、土耳其作为“替代国”)，人为提高了我国几家出口企业的倾销幅度。它不仅使中国企业在反倾销诉讼中难以胜诉，又进一步刺激了某些WTO成员国对我国产品提起更多的反倾销申诉。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任何国家都可以以“倾销”起诉中国企业，但却不承担举证责任，而是要求中国企业自己举证证明自己的“清白”——这颠覆了诉讼中控方举证的基本逻辑，“反倾销”也成为外国企业可以随意揉搓中国企业的工具。而随着欧盟最近否决了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认定请求，随着美国公布其认定市场经济地位的6项标准：“货币与其他国家货币的可兑换程度”、“企业与劳工通过自由谈判确定工资率的程度”、“允许外国公司在国内举办合营企业或进行其他投资的程度”、“政府对生产资料所有或控制的程度”、“政府对资源配置以及对企业价格和产量决定权的控制程度”、“美国商务部认为适当的其他因素”，一些中国媒体已经对近期解决这一问题感到绝望——美国商务部有着太大的自由裁量权，“入市”可能和当年“入世”一样漫长。按照《中国加入WTO议定书》第15条之规定，非市场经济地位和替代国计算方法将最晚迟至中国加入WTO之日后15年终止。
不过，前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最近表示，对市场经济地位的“较真”是小题大做，他的论据是，中国2003年所受的反倾销和保障措施立案59起，涉案金额约22亿美元，而2003年外贸出口总额高达4383.7亿美元。因此在庞大的出口额中反倾销所涉及的22亿美元仅占0.5%。
但一些专家反驳说，一方面，针对中国的反倾销案已经越来越多，目前全球平均每7起反倾销案中就有1起涉及中国产品，中国已发展成世界上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和损害最大的受害国，美国更是一直频繁地对中国挥舞反倾销大棒。另一方面，龙永图的算法有些笼而统之，仔细分析外贸出口的构成就会发现，近几年中国的出口贸易中，外资企业占据大半壁江山，而且越来越大，2003年外资企业出口2403.4亿美元，增长41.4%，占全国总出口额的54.8%，增量却占总出口增量的62.4%；在2418.5亿美元的加工贸易出口额中，外资企业更占到78.7%。我们经常听到中国的家电、玻璃、家具、灯具、自行车、打火机、纺织品和服装等国内企业被诉反倾销，却基本没有听到中国的外资企业或“三来一补”在国外有同样遭遇。如此算来，中国本土加工企业出口额中反倾销所涉及的比例就可能已上升到4%左右。
当国人都沉浸在加入WTO的喜悦中时，无论是官员还是学者、或者是一些资深的业内人士，却很少有人提及庞大繁杂的“入世”条款中有关“非市场经济地位”那些对中国限制性字眼的真正含义，同样，这一幕今天也在ATC协议和纺织品配额问题上再现了。
“这对我国纺织品出口的影响毫无疑问是非常非常大的。”北京WTO事务中心的钟青博士用了两个非常来强调其重要性。他在考察中发现，影响最大的应该是珠三角、江浙及山东的纺织品企业，“这些企业来自国外的订单往往出口国比较单一，并且以美国为主，所以一旦遭到特限，打击会很大。如果企业不能正确认识到这一点，听说取消配额就盲目地投资或扩大生产，则势必会加大经营风险，造成损失。”
钟青认为，企业应分散经营风险，多开拓其他地区的市场，避免将出口国局限在某一个国家；或是采取将厂设立在他国生产的办法来躲开这种特限措施的打击。同时，由于特限大多针对数量倾销而言，因此应多开拓高端产品，提高利润空间，而不是仅仅在低价量多上取胜。同时，在宏观调控的层面上，政府可以采取主动配额的形式，利用经济杠杆来控制纺织品出口增长过快，从而在主观上避免他国采取过多的特限措施。
当然，被采访的大部分专家都强调，目前最关键的是，行业协会、媒体尤其是政府，应该大力宣讲，让尽可能多的纺织服装企业知道：2005年1月1日之后，对中国企业来说，配额的壁垒并没有消失。“这是最大的讲政治。”一位刚刚得知这一信息的纺织企业主说。(中国棉花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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