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做法不符潮流

　　随着新生代企业经营人员的崛起，旧的企业老板及其企业本身正面临脱胎换骨般的变化。

　　亚洲地区的企业经营模式在新经济的推动下，出现了崭新的变化。特别是随着该地区一批新生代企业经营人员的崛起，旧的企业老板及其企业本身正面临脱胎换骨般的变化。

　　目前看，一些主宰亚洲企业事务的经济大亨，至今仍然能够忽视股东们要求明确清晰的公司治理结构，增加公司透明度的要求。然而尽管各家族事业至今仍呈蒸蒸日上之势，但是这些亚洲经济大亨承受的压力也不小，特别是股东们要求采纳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司经营模式的呼声越来越大。

　　事实上，亚洲地区的变化正在进行之中，许多亚洲公司已开始逐渐由过去的家族式经营文化模式向以美国、英国公司为主要标志的公司经营模式方向转变。为什么会出现上述转变呢？从综合因素看，主要是四大因素在起作用。其一，新老接替是历史的必然，那些最初创业获得成功的旧一代企业家现在正准备将其“帝国”传给其子女们，而他们的子女绝大多数从小在西方国家生活，接受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学教育和熏陶，远离他们上一代发家致富的法宝之一，即复杂的关系网络，这样新一代在经营理念方面往往倾向于西方公司的经营模式。其二，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的3年内，许多亚洲大型企业对西方发达国家及其公司的依赖度明显增大，特别是对英美资本的依赖更是举足轻重。由此，西方国家的股份制模式理念在亚洲大型企业内表现得尤为突出，股东的意识明显增强。其三，面对新经济的来临，许多老一代经济大亨竭尽全力将业务扩展到新兴行业，但他们发现，对他们而言互联网行业的产生所带来的威胁远远超过其带来的机遇。最后一点，随着亚洲各国地区的法律制度、监管制度及金融体系的日趋成熟，原先的旧一代大亨藉以获得巨大成功的基石之一———庞大的关系网将受到严重动摇和进一步削弱。

　　经济大亨历史产物

　　典型的亚洲大亨一般倾向于与其家族或朋友之间的关系网成员进行交易，而不大愿意与关系网之外的生意人直接开展交易。

　　其实，“大亨”一词源于日本，其本意为“大财阀”。亚洲的经济大亨不仅在做生意方面高人一筹，而且在其他方面也往往神通广大，表现出异常的与众不同，甚至让人有点害怕。有些人认为这些大亨拥有共同的价值观，使他们相互之间往往能不谋而合，这种想法一点也不错，毕竟这些大亨都有一种强烈的家庭观。其表现方式也相当典型，某一位家庭成员被奉为家长，在公司“王”国内拥有说一不二的绝对权威，由他具体安排其子女、侄子、女婿等亲属掌管公司的许多要职。

　　在经营公司日常业务时，典型的亚洲大亨一般倾向于与其家族或朋友之间的关系网成员进行交易，而不大愿意与关系网之外的生意人直接开展交易。银行家、供货商、购货商等在洽淡业务时往往操同一语言。这种情况在亚洲许多国家随处可见。同时，在圈子里进行的交易一般不用签订什么合同，互相以信诚为交易基础。相似的情况在资金借贷方面也屡见不鲜。大亨们在融资时一般依赖于关系网内成员，主要是相关的银行。通常，他们很少会向外界求助资金支持，除非机会难得。而且他们认为公司股票公开上市交易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获取现金。为了取得上市资格，有时他们不得不接受一些公众提出增加公司信息披露的要求，或极不情愿地接纳部分小股东代表参与公司的经营治动。而想要对公司业务进行审计则是天方夜谭。

　　实际上，亚洲大亨们的经营之道并非“亚洲人价值观”的必然产物，而是社会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产物。这种情形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曾经一度盛行，当时在英国许多企业也是由家族一手控制、操作。这些家族公司有的得以生存并不断发展、壮大，有的则日渐衰败直至消亡。有关这些公司的情况在西方经典著作中多有记载，一些家族公司如西门子公司等至今在世界上享有盛誉。美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类似的情况也出现过，比如曾经风光一时的“石油大王”、“钢铁大王”、“铁路大王”等，这些大亨公司最终也出现了分化，有的繁荣壮大，有的被淘汰出局。现在美国的一些大型跨国公司比如福特公司，其发家之初也是家族式公司，经过长时间的演进，最终成为现在透明度高，股东和睦、协调的现代企业。

　　子承父业变数多多

　　许多著名家族企业正面临权力移交的问题。公司经营管理层人事变动所带来的变化将是意义深远的。

　　“创业难，守业更难”这句话套用在公司发展历程中是再恰当不过的。家族型企业的第一代创建人靠白手起家成就了一番欣欣向荣的事业。当他们因年迈无力经营时，需要将事业交付给下一代时，这种托付、转交一般都是相当困难的，有时这种移交往往会成为一场灾难。比如，在亚洲地区以制造龙虎牌万精油闻名于世的“万金油大王”胡文虎一度在东南亚及香港地区建立了一个生意王国，除了万金油生意，还拥有规模巨大的出版业王国。但是，1954年胡文虎过世之后，胡氏集团的继承人为财产问题争吵不休，最后胡文虎的女儿胡仙获得了继承权，控制了公司主要业务。但是，胡氏公司经此折腾已四分五裂，迅速走上了下坡路。

　　许多亚洲著名的家族企业现在正面临权力移交的问题。显而易见，这种移交权力后，公司经营管理层人事变动所带来的变化将是意义深远的。韩国最大的商社之一现代商社曾在“掌门人”两个儿子继承权问题上一度闹得沸沸扬扬，直至近期，老头才决定由其次子出任“掌门人”，此举大出人们的意料，一反惯常做法，即由长子接替家业。在年轻的新老板就任后举行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新老板就宣布，现代集团的董事会将“大换班”，近一半的董事职务将由集团外部人士担任，今后公司的管理职能亦将由董事会全权处理决定，而不再由过去的高级部门经理决定。

　　其他亚洲公司在向下一代移交公司管理权力的过程中可能也会出现激进的变化，毕竟下一代中的许多人脑子里装满了西方现代企业管理的理论知识。李嘉诚可以由一个中国内地穷困的华人移民白手起家，从贩卖塑料、鲜花起步，最终成为一代经济大亨。他的两个儿子李泽炬、李泽楷都留学美国，满脑子都是公司财务、新经济之类的概念，与李嘉诚的想法有明显差距。同样，1990年香港某著名地产集团老板去世之后，继承父业的是其留学英国、美国的三个儿子，他们的想法基本上已西化了，比如最小的儿子去年就有意发展互联网战略，故在美国硅谷呆了一段时间，进行咨询等前期工作。此外，这种例子在台湾也不胜枚举。

　　当然，了解西方文化，并不意味着所有一切都将西化，香港一家贸易集团的老板维克多·方是香港工商界的精英之一。作为华人企业家，他认为，虽然亚洲新一代经济大亨中的许多人搬用的是西方先进的管理技术，但其本质上的文化还是儒家文化。但是，变化总归是有的。他回忆到，当初他放弃哈佛商学院教授职位回亚洲经商之初，痛苦之极，甚至想到要是从没学过股份制、股东价值和现代企业管理理论，该是多好啊！如今，情况已发生巨变。方老板认为，现在感到过去在商学院学习的知识在实际运用时越来越得心应手了。

　　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所起的作用也是惊人的，它迫使亚洲许多大企业的老板在管理、资金等多方面寻求外部的帮助。以前，大老板们完全可以独立经营一家大型公司。金融危机之后，大老板们再也不能仅仅简单地依赖其家族内部的力量经营公司事务，需要作出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决定。因此，外部专业人员的加盟是必然的。

　　正视挑战不得不变

　　亚洲各国和地区已开始拥抱“新经济”的来临。“新经济”对亚洲大亨们的地位和生意的冲击是空前的。

　　更为重要的是，亚洲各国和地区已开始拥抱“新经济”的来临。“新经济”对亚洲大亨们的地位和生意的冲击是空前的，对亚洲企业传统管理文化及管理模式的冲击是致命的。原因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它将削弱大亨们原有的生意模式的基础，这些基础则是建立在庞大的关系网及特殊的信息渠道之上的。第二，它将引入能够迅速崛起的市场竞争者。第三，新经济下的产业与关系网下产业的运作模式截然不同，它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风险投资家、市场投资人进行运作的，并以股票期权作为雇员的工资。所有这些都要求公司具有高度的透明性。

　　就威胁到旧经济生意模式的第一个因素来看，许多亚洲大亨走过的路基本雷同。他们大多靠商品交易起家，然后涉足加工业，最后再投身于房地产业、零售业和电信行业，成为一代工商精英。目前，他们的互联网发展战略常建立在其现有的生意基础之上。而且这项发展战略基本交由其子女去实施。但是，大亨们过去的成功经历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当时市场的低效率性，这种低效率性为市场上的买方、卖方提供了一种市场信息的溢价，谁优先获得信息，谁就能赚钱。老一代的亚洲大亨正是利用其关系网络获取了各种有价值的市场信息，由此收益不少，大发其财。然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经济时代的来临，使信息量达到爆炸程度、信息的传播速度更是快得惊人，关系网的作用日益降低。

　　此外，互联网的普及一举打破了进入大亨们可以独断经营产业的各种障碍。比如，在香港长期以来超级市场主要由李嘉诚的百盛超市连锁店和曼森的Wellcom连锁超市唱主角，具有一定的垄断性质。但是，近来一家叫作Admart的网上超市公司开始加入该行业，引发了一场价格大战。这一现象足以证明互联网对亚洲传统型大公司的冲击。

　　新经济所带来的市场驱动文化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比如，许多Dotcom公司可以以股权而不是举债筹措公司发展所需要的资金。而一旦这些Dotcom公司公开发行上市之后，其带来的收益高得简直让人难以置信。对此，亚洲大亨们早已注意到了。最近，李泽楷创建了网络投资公司Tom.com，该公司的股份认购活动在香港引发了认购狂潮。此举一方面表明投资者对李氏父子仍信心百倍，另一方面也表明李氏集团开始朝透明度方向发展。为了能够赶上互联网的浪潮，许多亚洲公司开始与西方公司(主要是美国公司)建成战略联盟，或直接聘用西方风险投资专家。其计划不外乎设立自己的风险投资公司，或者以股票期权方式吸引天才型管理人员。正如摩根·斯坦利香港公司的分析师古普塔指出的那样，越来越多的网络公司的出现意味着越来越多的股份公司、上市公司，这必将导致公司透明度越来越高。

　　顺应潮流前景光明

　　毫无疑问，亚洲的大型企业如果照此趋势发展，十年之内它们没有理由不会成为像美国通用那样的国际型跨国集团。

　　亚洲大亨自诞生以来，其权力受到最严重的打击可能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这场危机迫使亚洲各国政府在清理整顿本国金融体制、监管体系方面力度不断增大。比如关于内幕交易的法律更为严格，合同法规要求更加规范，市场竞争政策更为自由，资本市场更加有效。而过去亚洲大亨运用自如的建立在相互信任基础上的关系网的作用已今非昔比。关系网其实是以非完整的市场为基础的。而以信任代替一切往往是低效率的，特别是在网络时代，你不可能了解所有的交易对象、合作伙伴，仅仅靠相互信任已不足矣。

　　现今的亚洲市场规范程度越来越高，亚洲地区的生意人开始跳出原先仅与关系网朋友做生意的传统做法，与外界商人的交易量与日俱增，而且在开展业务过程中合同的使用频率和规范性越来越显现。正如香港的某位商人所言，父辈这代人做生意的时代，任何事情只要双方握手相约，就算成交了，一切以信诚为基础为保证。但是，现在时代不同了，新一代做生意的基础除了握手之外，更多的是依靠各种规范的合同文本，一切按法律办。尽管目前合同的严谨性与西方公司仍有差距，合同内还存在着歧义等问题，可总体上亚洲在进步。同时，在市场发育欠发达的国家，大亨们依靠原有的关系网考察潜在交易伙伴的做法也屡见不鲜，但不管怎么说，关系网正渐渐松散，其对外开放度与日俱增。随着一批留英、留美新生代接管亚洲大亨的权力，变化将会更大。

　　对新生代而言，网络时代可能造就一些新的关系网，比如香港的工商界精英与在硅谷的华人可能会建立起某种联系，然而这种联系与前一代在商品交易活动中发展起来的关系截然不同。

　　随着老一辈大亨们的关系网渐渐消亡，曾经培育出一代亚洲大亨的世界也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一些曾经风光一时的亚洲大亨创下的家业也出现了走向衰败的迹象，这再次证明中国的一句古话“富不过三代”确实有点道理。多数亚洲大亨的继承人将会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企业家一样逐渐成为新一代的现代企业管理人员，这已经是一个明显的趋势。他们再也不会成为过去意义上的“大亨”，而只会成为西方式公司老板。李泽楷就是其中最为典型的榜样，他已成为当代的工商骄子，这一点确凿无疑。而且，他还明确表示，他的工作目标就是增加股东的资产价值，将进一步注重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可能披露的信息将比港府规定的还要多，将更多地与西方公司直接进行项目洽淡合作等。

　　毫无疑问，亚洲的大型企业如果照此趋势发展，十年之内它们没有理由不会成为像美国通用公司这样的国际型跨国集团。届时，会计师的年度或季度审计将更频繁，其审计结果也将更被当作一回事。普通投资者和分析师将更容易地接触到公司的管理人员，而且独立的公司董事会在聘任公司高级经营人员时，对国际职业管理人员与家族成员会一视同仁，只论才能不论背景。小股东再也不会担心自己的利益会受到侵犯或愚弄。一旦亚洲企业真的能够发展到上述阶段，那么，这些公司的年会将会更加精彩。届时，这些年会值得所有股东都前往参加，共商公司的经营大事。(章力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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