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通货紧缩真的来了

　　什么是通货紧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一单位货币量所代表的价值量不断提高就是通货紧缩。通俗说，物价持续普 遍下降就是通货紧缩。

　　9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存在着三个引人注目的重要现象。一是国民经济增长速度自1992年达到14 .2％以后持续下降，1996、1997、1998年GDP增长速度分别为9.6％、8.8％和7.8％，1999年 预期为7％。二是就业形势趋于严峻，特别是"下岗"人数从1993年的300万人猛增到1996年的891万人，此后 两年分别为1151万人和892万人，实际失业率一直巨高不下。三是物价长时间连续走低。到1999年6月底，生产资 料价格指数已经从1996年4月以来连续39个月同比下降，消费品零售价格指数自1997年10月以来连续21个月同 比下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自1998年3月以来连续15个月同比下降。

　　物价连续走低、失业状况严重以及开工不足、增长率下降，由此可以判断，中国在1996年实现了抑制通货膨胀的" 软着陆"以后正面临通货紧缩的威胁。

　　判断中国是否面临通货紧缩的严重威胁，需要回答三个方面的疑问。一是我国近年来货币供应量的增幅是否偏低。二 是仍运行于快速增长区间内的经济能否判断为通货紧缩。三是物价回落是否仅仅是对前期不正常上涨的一种"矫枉"。

　　第一，货币供应量增幅不断下降的趋势已经相当严重。

　　货币供应量是否偏低是当前关于通货紧缩判断能否成立的争论焦点之一。通货紧缩首先是一种货币现象。当货币供应 量与社会商品以及劳务的总供给量失衡，货币供给小于经济运行的实际需求时，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购买力就会持续提高。 在市场交换过程中，单位货币与实物量之间对比关系就会出现"紧缩"性的变化。从1992年到1998年，尽管货币供应 量一直高于同期经济增长和物价涨幅，但从总体看，增幅不断下降的趋势显然存在，且已经持续了数年。1992年至199 7年流通中货币M0、狭义货币M1和广义货币M2的年均增幅分别为21.4％、26.2％和29.4％，而1998年 的增幅分别为10.1％、11.9％和14.8％，均不及此前年均增幅的一半。从这一情况看，货币供应量难以满足实物 经济周转需要的因素不能否定。

　　第二，资本现象的紧缩形势比货币现象更为严重。

　　当前，我国的国民经济仍运行于快速增长的区间内，并未出现停滞，更未出现负增长，因而能否判断为通货紧缩？由 于各国所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经济增长速度所代表的经济活力与资源配置的优化程度差异很大。判断是否出现通货紧缩，不 能孤立地依据经济增长速度所处的区间，更不能依据是否已出现停滞或衰退，关键应看资源是否趋于充分利用，潜在增长能力 是否得到了充分发挥。从我国国民经济的运行情况看，"紧缩"还体现在市场交换过程之外的另外三个方面。其中，一是存量 资产普遍"缩水"。由于市场价格普遍下降，企业的资产价值实际上也在不断降低。资产缩水而债务不缩水，结果必然是企业 负债率急速上升。从理论意义上说，目前实行的"债转股"政策不过是资本被严重"套牢"于实物形态，资产无法变现偿债的 应对政策。二是资本收益率不断下降。财政部调查资料显示，1995年至1998年，在被调查的4万家国有企业中亏损企 业所占比重分别为33％、38％、43.4％和48.8％。从1996年5月15日至1999年6月1日，我国居民存 款利率降幅达79.51％，贷款利率降幅达46.72％。这其实是金融资本对产业资本的收益率普遍下降的必然反应。三 是增量资金找不到有利的投资领域。由于1999年上半年商品零售价格比上年同期下降3.2％，居民消费价格下降1.8 ％，当前储蓄存款的实际利率仍达5.45％或4.05％。由于各产业的资本收益率仍难以达到实际利率的水平，投资者从 执有实物资产转向执有现金资产。全国金融机构存款大于贷款的差额，1997年和1998年分别为7476.2亿元和9 197.8亿元，1999年上半年上升为12140亿元。实际上，从资本现象观察，中国经济的紧缩状况可能比从货币现 象观察还要严重得多。

　　第三，紧缩形势在实物经济领域也已经明显显现。

　　有一种意见认为，物价回落主要是对前期不正常上涨的一种"矫枉"，政策不应对价值形态的变化反应过度。这种看 法的片面性，一是把通胀－通缩的变化归结为了政策摇摆，二是对实物经济领域的紧缩状况估计不足。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国的经济发展的确呈现出一定的周期性波动。其中，1988年和1995年两次严重通货通 胀的成因及其随后的经济下滑也都与当时的政策措施存在一定内在联系。但过去的经验并不适于今天的情况。当前经济运行所 面临的困难并非仅仅是短期的波动。从深层次说，当前国民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的隐患已经潜在。1998年全国货运量总计只 相当于1997年的99.68％，1996年的98.11％；同年全国能源消费总量仅相当于1997年的98.43％ ，1996年的97.88％。这两项标志着国民经济活跃程度的重要实物量指标呈现为负增长，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从未有过 的现象。紧缩形势并非仅仅存在于价值形态，在实物经济领域也已明显显现。

　　二、趋于改善的环境基础已经具备

　　我国当前面临的紧缩形势是有着深刻的国际经济变化背景和体制性、结构性原因的。从外部环境看，亚洲金融危机以 后，世界性的生产能力普遍过剩形势已经明显显现。从改革进程看，对社会经济关系的深层次调整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人 们的未来预期。从发展阶段看，我国的产业结构与消费结构都正处于升级的过程中。但从1999年下半年的形势看，我们有 理由相信，改善的迹象已经出现。

　　从1998年增发1000亿国债和加大对社会基础设施的财政投资力度起，中国的反通缩政策正在不断趋于完善和 渐成体系。其变化，一是从一般地增加财政负债与加大财政支出转向运用货币手段与降低财政发债成本相结合，例如连续降息 。二是从非区别化地刺激消费转向与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相结合，例如开征利息税。三是从单纯地鼓励人们增加开支转向与促进 收入增长相结合，例如为公职人员加薪和提高城镇低收入居民生活费标准。四是从简单地增加政府投资转向利用财政资金带动 民间投资、从强化基础设施投资转向与结构调整和增强产品竞争力密切结合，例如财政技改贴息。五是在强调扩大内需的同时 加强对出口的扶持，例如提高多种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六是在努力调动居民金融资产存量的同时大力开拓信用资源，例如发展 消费信贷。七是在启动信贷消费热点上更密切地推进存量资源的优化配置、突破体制性障碍结合起来，例如改革住房制度和开 放住房二级市场等。

　　在政策不断完善和力度不断加大的同时，中国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也出现了趋于改善的势头。其表现，一是世界与亚 洲经济均呈现为增长加速的态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由于亚洲经济的复苏，1999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可达2.2％左 右，2000年可望进一步增加到3.4％。太平洋经合理事会预测，亚太地区1999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将从上年的1％ 回升至2.6％，2000年将提高到2.9％。亚洲开发银行的估计更为乐观，预测亚洲发展中国家1999年的经济增长 速度将从上年的2.6％提高到4.4％。二是部分重要物质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出现止跌回升，甚至大幅上扬的局面。到1 999年8月下旬，国际市场原油平均价格已上升了94％，北海布仑特原油价格甚至一度突破每桶25美元。在石化产品市 场，聚氯乙烯的价格已从2月的每吨400美元升至5月的500美元。聚乙烯、聚丙烯、聚苯乙烯、ABS树脂等均出现价 格反弹趋势。1999年，网络和通信业的大幅兴起开始带动半导体业的复苏。1999年6月份全球半导体销售金额比上年 同期大幅增加13.6％，其中亚洲市场较上年同期增长20％。与此同时，矿产品、有色金属产品的国际市场需求也出现明 显回升。三是随着亚洲经济形势的好转，国际资本重返亚洲的趋势已经出现。资料显示，1999年第2季度美国共同基金在 亚太新兴市场的投资额上升了39.17％。7月，亚洲大多数国家或地区的资本市场都出现了强劲回升势头。

　　在政策作用和外部形势好转的影响下，1999年年中，中国经济运行中的通货紧缩形势也出现了一定的缓解迹象。 其中，一是出口形势明显好转。1999年5月，外贸出口转为正增长，7月的增速达7.5％，8月更跃升为17.8％。 二是物价下滑幅度有所减缓。1999年7月的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月下降1.4％，商品零售价格下降2.6％，降幅分 别比6月份缩小0.7和0.8个百分点；8月份的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月下降1.3个百分点，降幅比7月份又缩小0. 1个百分点，商品零售价格下降2.6％，与7月份持平。三是市场销售出现回暖势头。1999年6、7、8三个月的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分别为4.4％、5.6％和6.0％。四是财政收入增长较快。1999年1－7月，国内财政收入 比上年同期增长23.7％，其中7月份比上年同月增长20.4％。五是货币供给状况正在趋于改善。1999上半年以及 7、8两月，流通中现金M0的增长率分别为11.9％、11.6％和12.5％，狭义货币M1的增长率分别为14.9 ％、13.5％和14.4％，广义货币M2的增长率分别为17.7％、15.7％和16.0％。均比1998年的增幅 有明显提高。

　　特别值得指出，一是对已出台政策的滞后作用不可小视。例如，开征亦被成为"资本利得税"的利息税，意味着储蓄 的性质已经从"消费节余"转变为资本，意味着与国有资产的资本化相继，私人财富的资本化进程又取得了新的突破。这个突 破实际上为私人投资的兴起奠定了一块坚实的理论与制度性基石。二是对第3季度日渐转旺的销售形势不可小视。这个看似偶 然的趋势意味着人们手里握有较为充足的机动性可支配收入，而且财富积累已经使消费决策过程变得简单；意味着相当一部分 人群正在消费结构升级的"门槛"前等候实现群体性跨越的"题材"。

　　三、仍需对关键因素采取断然措施

　　尽管外部环境趋于改善，政策作用开始显现，但我们仍不能过分乐观。一方面，亚洲与世界经济的增长前景仍存在着 许多不确定因素。韩国大企业集团的债务危机和日本金融机构的破产事件仍在此起彼伏。亚洲各国，特别是东亚地区的经济能 否在短期内走出衰退，目前仍有待观察。人们对美国经济中的"泡沫"成份是否会破灭、对发生全球性金融动荡的担心仍未消 除。另一方面，已经出台的各项反通缩政策都明显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局限性，而且贯彻过程中存在着很多实际困难，政策效 果可能有限。例如，扩大财政投资的政策可能会产生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降息潜在地增大着人民币汇率风险，利息税 尚未能跨越储蓄实名制的技术性难题，加薪遇到了地方财政与企业成本难以承受的阻滞并可能会导致社会就业岗位的减少，发 展消费信贷与个人信用系统不完善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从目前看，中国经济要真正走出通货紧缩，还需要有新的思路和进一步 的政策推动。

　　第一，消除刚性产品的供给剩余，抑制价格下滑。

　　从实践看，对抑制价格下滑来说，调整实物经济领域的供求失衡状态可能比增加货币供给更紧迫，抑制供给可能比刺 激需求更紧迫。1999年上半年，钢、钢材、10种有色金属、水泥和平板玻璃的产量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了7％、15. 9％、10.3％、13.9％和7.7％，电冰箱、空调、彩电同比增长达13.9％－46.2％。由于过剩生产能力的 普遍存在，需求增长为供给的更快增长所吞没，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为存货的增加所吞没。在这样的形势下，有必要实行更严厉 的压缩与淘汰过剩生产能力的政策。对有些消费刚性明显，对整体价格走势影响大的产品，例如粮食，应当考虑调整政策，采 取消除供给剩余的坚决措施。1999年，我国的存粮将超过2亿吨。这个供给剩余相当于全国粮食总产量40％，而且不可 能为收入增长或价格下降所消化。只要这个供给剩余存在，粮价就将长期压制而无法回升。建议将目前仍在向市场发出增产信 号的保护价政策调整为适度减产补贴政策。对位处工业再生产链上游的矿产品、原材料产品也可实行类似的政策。

　　第二，将政策资源与实物资源结合起来，真正启动新消费热点的边际购买力。

　　1998年以来，住房等新消费热点之所以启而不动，根本原因是政策资源与人们实际掌握的财富资源未能有效地结 合起来。在发展住宅消费上，关键是开放二级市场，推进公有住房上市，让人们用少量的边际购买力实现"小换大"、"少换 多"、"远换近"的要求。否则，住房价格与收入水平之间差距过大的矛盾短期内不可能解决。从实际情况看，可考虑出台公 有住房使用权上市流通的政策。我们得承认一个事实：因为由于没有租赁期限制，价值巨大的公有住房使用权实际上已经成为 私人占有的财富而不可能无偿收回。

　　第三，发行长期国债，充实社会保障基金，改善社会经济预期。

　　城乡储蓄存款持续增加的事实表明，在制约人们即期消费的因素中，社会经济预期是第一位的，收入增幅下降是第二 位的。改善经济预期，关键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关键是采取有效措施解决社会保障基金的"空账"问题 。建议发行20年至30年期的超长期特种国债，用发债收入充实社会保障基金。与此同时，实施工龄折抵保险缴费年限的政 策，彻底解决职工与企业解除劳动合同过程中体制身份转换的"福利清算"问题，真正消除人们的远期后顾之忧。

　　第一， 启动民间投资，实施"善待资本"的财政政策。

　　扩张投资需求，根本地是要扩张民间投资需求。收缩战线和调整国有资本的战略布局、鼓励间接投资转换为直接投资 等政策语言所描述的，就是要大力发展民间投资，包括私人投资。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就是要带来新的收益的那部分财富。 通俗说，要有利可图才会有人投资。而通货紧缩的最大危害恰恰在于资本收益的紧缩，在于实物资本向货币资本形态、甚至向 单纯流通货币形态的回归。从根本上说，反通货紧缩的财政政策应当是善待资本而不是剥夺资本的政策。建议采取新的财税措 施鼓励投资。例如对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收入减免所得税，包括企业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第二，继续加大政府支出，大力调整 公共产品的价格。

　　除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实施技改贴息、加大扶贫力度、调整国防预算外，从现实情况出发，增加政府支出的政策还应 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增加对政府机构履行必要职能的预算，消除滋生"乱收费"的制度性缺陷，改善消费环境。二是为道路 、桥梁、电子网络、信息传播媒介等具有公共性质的产品提供必要补贴，降低这些产品的消费价格。要鼓励而不是限制人们更 多地消费这些公共产品。因为物流、人流、商流、信息流不断增大的过程实质上就是投资不断扩张的过程。○陈 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