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长达13年的曲折与反复，中美两国终于在11月15日签署了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双边协议，从而为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扫清了最后的障碍。

　　中国加入“世贸”，是历史的必然，也无疑将为世界进一步繁荣注入活力。然而，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也 须为此付出必要的代价，其面临的挑战还是很严峻的。

　　关于中国“入世”后能获得的利益，1997年4月，当时的世贸总干事（前意大利贸易部长）鲁嘉罗访问中国 时曾概括了三点：

　　一、中国将从与世贸组织130个成员国已经达成的关税减让等协议中获益，因为世贸成员国之间实行无歧视的 最惠国待遇；

　　二、中国将可利用世贸的多边争端解决机制；

　　三、只有作为世贸的成员，中国才能参与21世纪国际经济规则的制订。

　　这三点利益是十分明显的，但是，细细分析，这些好处并不会白白从天上掉下来，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中国 在“入世”后还须付出必要的代价，面临一系列的挑战，正如古人说的“一山放出一山拦”。

　　不能忽视：美国存在“国内法”

　　美国是一个极为重视自身主权的国家，其国际条约不自动具有国内法律效用。1994年6月14日，美国参议 院外交委员会举行“世贸与美国主权”的听证会，请最早于1990年提出建立世贸构想的密歇根大学法学院教授杰克逊（J ohn·H·Jackson）作证。美国国会于同年通过了“乌拉圭回合协议法案”，该法案第102条（a）明确规定， 当世贸协议与美国国内法发生冲突时，“以国内法为准”。

　　按照世贸章程，中国加入世贸后，美国理应给予中国永久性最惠国待遇，但这是和美国的一个国内法相冲突的。 该法即沿用至今的“1974年贸易法”中的杰克逊－凡尼修正案（“Jackson－Vanik”section402 ）。根据该修正案，美国总统不能给予非市场经济国家最惠国待遇；如果总统认为仍有必要给予该国最惠国待遇，则必须每年 申请国会的特殊批准。

　　这项规定是当年美国针对当时苏联限制犹太人移民而制订的，但时过境迁后，竟依然适用，成为一年一度的美国 国会审查中国最惠国待遇资格的法律依据。显然，在“以国内法为准”的美国，中国加入世贸后仍有可能不能获得永久性最惠 国待遇，除非美国国会修改“1974年贸易法”中的杰克逊－凡尼修正案。

　　事实上，许多美国法律专家早已预测，一旦中国加入世贸，美国为了保持乌拉圭回合协议法案和杰克逊－凡尼修 正案之间的一致性，可能会援引世贸中的“互不适用”条款，不给予中国永久性最惠国待遇。

　　美国贸易代表署于1999年4月8日单方面公布的美国的“要价”———《市场开放和规则承诺》中，特别强 调中国加入世贸后，美国仍将中国作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对待，就是为继续不给予中国永久性最惠国待遇埋下伏笔。

　　不寄厚望：“多边争端解决机制”

　　应该看到，多边争端解决机制的确比其前身“关贸总协定”时改进了许多，特别是取消了“关贸总协定”中接收 专家小组报告的一致同意原则。1994年8月1日《纽约时报》报道了美国“反世贸联盟”（Anti－WTOcoali tions）的如下说法：“世贸是第一个美国在其中既无否决权又无投票权的国际组织”。

　　自世贸于1995年成立以来，发展中国家向世贸投诉以解决贸易争端的次数大大多于“关贸总协定”时的贸易 争端，且不乏在与发达国家争端中胜诉的案例（如委内瑞拉投诉美国歧视其汽油进口而在世贸裁决中获胜）。为此，1996 年与克林顿竞争美国总统的共和党参议员多尔甚至提出一个议案，要求一旦世贸裁决结果连续三次对美国不利，美国就拒绝执 行并进行经济报复。

　　但是，我们不能对于世贸的多边争端解决机制抱太高的希望。上届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在他最近出版的回忆录中说 ，“美国几乎看不到外交的必要性，权力就足够了，只有弱国才需要外交”。这句话同样适用于美国的对外经济关系。正如曾 任“关贸总协定”总干事经济政策顾问的著名国际经济学家巴格瓦蒂（JagdishBhagwati）说，美国近年来奉 行的不是世贸的“多边主义”，而是“侵略性单边主义”（aggressiveunilateral-ism）。这个词 指的是在1988年修正的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和“超级301＂（Super301）条款：“根据这些条款 ，美国要求特定国家对它认为不能接受的‘优先’做法进行谈判，而不管这种谈判是否为关贸总协定和其他条约所禁止，并要 求别国在美国规定的短促时间表内取消这些做法，美国还在它认为必要时实行关税报复”。

　　鉴于前述乌拉圭回合协议法案明确的当世贸协议与美国国内法发生冲突时“以国内法为准”的说法，因此，当世 贸的多边裁决与任意性极大的“超级301”条款发生冲突时，多边争端解决机制可能作用不大。

　　差距不小：参与规则制订

　　中国“入世”后，可以参与21世纪国际经济游戏规则的制订，这确实是一条诱人的好处。但这需要中国培养大 量深刻理解国际经济、政治、法律和文化的人才。应该承认，中国距此还颇有差距。

　　中国的报刊杂志经常出现“与国际惯例接轨”的口号，但很少见到对该“轨”的来龙去脉和内在矛盾的讨论。当 前，对于世贸的国际学术研究有一个热点，即如何理解世贸各成员国内部体制和政策之间的“和谐”（harmonizat ion）。

　　美国曾因柯达胶卷在日本市场上不畅销而向世贸起诉，要求日本将国内销售系统改成与美国一样。最先提出建立 世贸构想的密歇根大学法学院教授杰克逊对美国的要求很不以为然，他认为，世贸的宗旨不应是要求各成员国内部体制和政策 完全一样，更不应要求其他成员国都向某一成员国的体制靠拢。世贸的规则应相当于联接不同电脑的“界面”，它使不同的电 脑能协同工作，但并不要求每台电脑的软硬件都必须一样。恰恰相反：越是高明的“界面”，越能使更多的不同软硬件的电脑 协同工作。

　　正是从这个角度，他极为重视1997年江泽民主席访美接受采访时对“中国是不是市场经济”这一问题的回答 。江泽民当时说，市场经济有许多种类，例如，德国有“社会市场经济”。在杰克逊教授看来，江泽民的回答与他关于世贸规 则的“界面”哲学是一致的。中国学者应积极参与关于世贸各成员国内部体制和政策之间的“协同一致”问题的国际讨论，抵 制单方面将某成员国的体制与政策强加于人的倾向，这样才能逐步真正地参与21世纪国际经济游戏规则的制订。

　　显然，对中国而言，参与制订新的国际经济规则是一个既需要实力、更需智慧的巨大工程，不是加入世贸本身就 能实现的。因此，世贸总干事所说的加入世贸的第三条好处，也不是立竿见影就可获得的。如仅仅知道“与国际惯例接轨”， 则参与制订新的国际经济规则就更无从谈起。　　知识产权：穷国向富国交钱

　　人们注意到，世贸现行章程原本在“贸易相关知识产权”和“贸易相关投资准则”方面对发展中国家是不利的。 比如，知识产权和投资问题，原本不在“关贸总协定”议题之中，因为它们不是贸易。在乌拉圭回合讨论建立世贸过程中，美 国提出以“贸易相关”为由，将知识产权和投资纳入乌拉圭回合谈判范围，并获得了发达国家（OECD）的支持。

　　正如巴格瓦蒂所说，“贸易相关”（traderelated）字头缩写（TR）应被理解为“贸易无关”（ tangentiallyrelated）才合乎实际。

　　在所谓“完全竞争”理想的“最佳”世界中，对跨国公司的出口比例的要求等等，将会带来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 ；但是，在市场扭曲严重的现实的“次优”（Second－Best）世界中，对跨国公司的出口比例的要求却可以增加效 率。

　　例如，当跨国公司在中国某些行业形成垄断之势时，对其制定出口比例的要求将减少其垄断利润和缓和国内市场 上的生产过剩。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罗德里克（DaniRodrik）在“次优一般均衡模型”中证明，对跨国公司的出口比 例和本地成份（国产化）要求，可以增加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国家的福利。但世贸的“贸易相关投资准则”却使改善这些国家国 民福利的努力不再可能，这是中国加入世贸的代价之一。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罗德里克进一步说，世贸的知识产权协议是最明显不过的世界财富再分配———从穷国向富国 转移财富。例如，美国本身的专利法规定专利期限为17年，而世贸协议规定专利期限为20年。又如，美国本身直到198 9年3月1日才加入伯尔尼（Berne）著作权国际公约（因为美国1909年通过的版权法只保护美国作者的版权，而不 保护外国作者），但却以“超级301＂（Super301）条款为武器，挟迫他国作出知识产权立法方面的让步。

　　但是，由于冷战结束后，发展中国家谈判实力急剧下降，最终的世贸章程规定成员国必须“一揽子”（sing le package）地接受世贸的所有协议。显然，此时加入世贸将使中国高科技产业受制于人（最近微软起诉中国亚都 公司即是一例），而暂缓加入世贸则会给中国高科技产业更多的生存发展空间。

　　金融开放：抗风暴能力降低

　　除了知识产权和投资问题之外，中国此时加入世贸的代价还包括：

　　一、放弃解决通货紧缩和失业问题的临时关税手段。美国贸易署4月8日单方面公布的“要价”———《市场开 放和规则承诺》中要求：“锁定所有关税，即中国进入世贸组织后不准再提高关税”。这是违背1993年12月15日乌拉 圭回合谈判所达成的保障措施协议的。该协议允许世贸成员国在受到进口“严重损害”时，采取提高关税和配额等保障措施。

　　中国从1997年10月起，消费物价指数已连续持续下跌，就业问题越来越突出，这很像英国1930年遇到 的局面。当时，经济萧条和失业困扰着英国。凯恩斯认为，从理论上说有3个解决方案：1、贬值；2、降低名义工资；3、 增加进口关税。但是，由于丘吉尔已于1925年在英国恢复了金本位制，故英镑不能贬值，这有些类似中国政府已作出的人 民币不贬值承诺。降低名义工资在当时的英国和今日的中国均难以行得通。凯恩斯因而指出，增加进口关税是所剩下来的解决 通货紧缩和失业的有效临时手段。如果中国放弃解决通货紧缩和失业问题的临时关税手段，在短期内不会得益。

　　二、金融服务业的大幅度开放等于改变了中国的资本帐户管理。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克鲁格曼认为，国际经济 体系有一个内在的“三元悖论”，所谓“三元悖论”，指的是下述三个目标中，只能达到两个，不能同时实现三个目标：一、 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二、汇率的稳定性；三、资本的完全流动性。中国选择“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故必须 放弃“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即只应开放“经常项目”，不应开放“资本项目”。

　　总之，中国在成功加入世贸后，应以扩大内需和国内投资为基础，努力贯彻“科教兴国”战略，并积极以双边谈 判改善中国的外贸条件和参与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真正而非名义上地参与21世纪国际经济规则的制订，实现中华民族“自 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对人类作出较大贡献”的宏伟理想。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崔之元)